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解读为经济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这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而对其背后更宏大力量视而不见，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对事件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真实情况。本书主要关注危机中超越国界的方面，试图纠正这种误解。书写历史是一项挑战：在某地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别处往往鲜为人知；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表现，在细节上不免天差地别；哪怕是最投入的读者，面对大量的统计数字也会兴味索然；针对汇率和银行监管的国际谈判，各种细枝末节令人心烦意乱。然而，如若缺乏国际视野，我们对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理解就是肤浅的或不完整的。
这本书以我个人的经历开始。1973年石油危机时我正在联邦德国读书，我经历了周日无车的狂欢，也目睹了暴躁的司机排队抢购汽油的情景。在那个年代，联邦德国的工作岗位远远多于可供雇用的工人，所以我的许多同学并不特别迫切地想要参加工作。作为学生，学费免费，住房便宜，所以有传言说政府打算限制学生最多能够注册的学期数——这也是学生抗议爆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大多数同学的想象中，未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经济奇迹中幸福地生活。然而，他们被粗暴地唤醒了。
在此，我要感谢国际清算银行、英格兰银行、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档案员和图书管理员，感谢他们对我的研究提供的帮助，也感谢许多人多年来抽出时间与我讨论这个故事的方方面面，或对本书的部分内容提出意见。或许名单会有遗漏，在此我要特别感谢Ralf Ahrens、Richard Baldwin、Alex Brummer、Bill Cassidy、Martin Chick、Peter Cooke、Charles Freeland、Charles Goodhart、John Heimann、Louis Hyman、Doug Irwin、Torsten Kathke、Henry Kaufman、David Lascelles、Danièle Nouy、Julia K. Ott、 Arturo Porzecanski、Brian Quinn、Richard Sylla、Stig Tenold、Laurent Warlouzet和William R. White。美国历史协会、商业史会议、波茨坦当代史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德国历史学院和敬政小保中心（Keizei Koho Center）都为我提供了宣讲写作中的作品的机会，在此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有益的意见。也感谢我的代理人泰德—温斯坦，感谢他坚定不移的指导。对于事实或解释错误，责任由我一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