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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改革 1

“什么……那,车上的号码是怎么回事?”

汉英:“对,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没到之前,那些黑恶势力就知道了,所以做了安排,先恐吓群众不许胡说八道,又把他们都赶走了,你昨天夜里见到的那个青年根本就不是什么卖甜菜的群众,而是黑恶势力的成员。”

汉英:“那是恶势力画上的,标明了哪辆车交了钱,他们破坏时,就不破坏那辆车。师傅,得抓紧解决这个问题,你想想,群众卖一车甜菜要等上三四天,还要交保护费、进门费,一车甜菜让他们拿走四五百块,农民还挣什么钱。”

我说:“我上当了?”

什么,卖一车甜菜要三四天,这么说,昨天晚上那小子在这件事上也是瞎掰呀!

汉英听完笑了:“师傅,你也会上当啊!”

我恨得直咬牙。

“没有啊……”我把去糖厂现场调查的经过说了一遍。

更让我生气的是,我去糖厂摸情况,那些黑恶势力怎么事先知道的?当时,我只带尉军一个人去的呀!

汉英说:“有群众给我打电话了。你调查出什么了吗?”

我把尉军找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愣了一下也气愤起来,说怎么会有这事。然后告诉我说,他跟我去之前,跟队里值班的同志说过。

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没有往下追。因为我知道,这件事不可能追查出结果来,你找治安大队值班的,他可以说,又跟某某人说过了,再找某某人,某某人可能又跟另一个某某人说过了。何况,这个值班的到底听没听尉军说过都令人怀疑。

第二天一早,我又接到汉英电话:“师傅,你昨天夜里去糖厂了?”

所以我没有往下追。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对尉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让我认识了他是怎样一个人,这样的人想提拔重用,只能等我不当局长的时候了。此时,我也对耿才竞争治安大队长的选择,有了更明确的态度。我更明白了,在糖厂的事情上,不能指望治安大队了。

我转身走了,有点安心、有点疑惑地走了。

我把周波找到办公室,要求刑警大队出动,务必查清黑恶势力敲诈卖甜菜农民的内幕,掌握证据,从速从重打击,以产生震慑作用。

青年:“没关系!”

周波听完后,说了自己的分析,让我吃了一惊。

我松了口气:“对不起,打扰你了!”

他说:“我怀疑,这里边有贾氏兄弟插手。”

青年:“这……啊,也快,慢的要等上一宿,快的当天就卖上了!”

“什么?”我问,“贾氏兄弟还在乎这点儿小钱吗?”

我随便又问了一句:“卖一车甜菜,你们要排多长时间哪?”

周波说:“这不是小钱,几百辆车,连进门费带保护费,一天就能收入几万,如果历时一个月,会收入多少钱?这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想通过这事,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也就是树立他们的权威。而且我想,他们还有更深层的意思……”

真是奇怪。既然没有这事,那个举报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周波不说了,我追问:“说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和尉军分析的相同。我不甘心,又问他,在卖甜菜的时候,有没有敲诈勒索行为?青年说:“没有啊?哪儿来的这种事,谁瞎说的呀!”

周波:“我听人说,他们兄弟当时想买下这个糖厂,但是,出的钱很少,条件也很苛刻,所以县里没同意,从外地引来了商家,他们兄弟心里能痛快吗?对,他们已经放出风来了,这届县委、县政府不买他们兄弟的账,他们兄弟也不给这届班子面子……”

青年终于缓过神来,他说:“啊,这是我们排队的次序,大家商量好的,不写,该有人乱加塞儿了!”

难道,他们这么干,还有给汉英、贺大中捣乱的意思?

尉军抢过去话头:“什么随便写的?随便写这个干啥?说,到底怎么回事?”

周波离开后,我给汉英打去电话,说了周波的话。汉英说:“师傅,你们这个周大队长挺有政治头脑啊,他说得对,你一定要重视!”

我出示了证件,声明了身份,问车上的粉笔字怎么回事。他看一眼尉军,支吾着说:“啊……没事,是随便写的。”

我说:“汉英你放心,有师傅在,他们就别想欺负你!”

模糊的光线中,我注意到,这是个身体强壮的年轻人。

我再次找到周波,精心研究行动方案,告诉他,要借着这个机会,给贾氏兄弟点儿颜色看看。

在一辆卡车前,我发现驾驶室里有人在睡觉,敲起车门,里边的人不太情愿地打开车门,问我有什么事。

周波却不乐观,他说:“严局,这种小事,贾氏兄弟是不会亲自出手的,我们很难追查到他们身上!”

有这个可能。

我说:“追到哪儿算哪儿,打他的手下,也疼在他们心上。”

我问尉军是怎么回事。尉军说,会不会是农民卖甜菜排队的次序?

周波说:“可以,不过,事情一旦贾氏兄弟插手就麻烦,我担心很难查出酸甜来!”

我继续向后走去,每走到一辆车跟前,或者在车轮胎上、或者在车的保险杠上,或者在某个部位,都会发现一个阿拉伯数字。

我生气地说:“周波,你怎么没等动手就说这些,熊了?”

我用打火机向驾驶室照了照,里边也是空的。

他说:“不是,我是让你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我看看车斗,车斗里装满了甜菜,小山一般,上边没有人影。

周波说得没错,他的行动还没开始,糖厂那边就恢复了平静。周波说,有群众反映,就在他们出动前十分钟,黑恶势力们忽然齐刷刷地就没了影子。

这是什么意思?

我亲自前往糖厂了解情况,果然一片平静。群众告诉我,那些人再没出现,夜间也没人收保护费砸车了。

车轮胎上写着一个不大的粉笔字:23。

看来,他们是预先知道刑警大队要出动,或者说,公安局这边刚一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我停下脚步,拿出香烟点燃,想琢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我借着打火机的亮光,在身旁的车轮胎上发现了点儿什么。

这就是黑白难辨,这就叫无间道,这就叫敌中无我,我中有敌。这样的队伍不整顿,怎么带它打黑除恶?!

我和尉军一辆辆车查看着,好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现。看到的是一片平和安详景象,确实不存举报反映的事情。

我让周波继续盯着,三天后他告诉我说,糖厂那边确实没事了,他们刑警大队案子紧,不能天天派人看着。我就把他们撤了回来,再次找来尉军,要他们大队和辖区的红房子派出所联手,确保卖甜菜群众安全。在部署任务时,我对他们指出,改革就要开始了,这个任务是对他们的考验,完成得好坏,关系到改革时对他们的使用。尉军和房和平都信誓旦旦,保证不会再出事。

而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下旬,在这高纬度的北方,已经十分寒冷,夜里就更不用说了。好在农民确实比以前富了,排队的多是机动车,有汽车,也有胶轮车,还有手扶拖拉机,送甜菜的农民兄弟都钻进了驾驶室里。

还行,头一周真的没出什么事,我也稍稍放了心,正想表扬一下他们,可没想到这时又接到群众举报电话:“严局长,你还是把你们警察撤回去吧!”

再看看糖厂,大门紧闭,他们早已下班了,要明天天亮才能继续过磅收购甜菜。农民就要这样在外边熬上一夜。

我问举报人什么意思。他说,既然警察跟黑社会一样,那还要警察干什么,还不如他们把钱直接交给黑社会呢!

车队黑压压的,看不到头,大概总有几百辆吧。尽管已经入夜,可是,车队依然在排着,等待着。

我生气地问到底怎么回事,举报人把情况告诉了我,我顿时怒火中烧。正要打电话询问,周波的电话先打进来,他告诉我:“治安大队和红房子派出所的人打起来了!”

来到糖厂,我顿时体验到,为什么上级总是强调领导要深入基层,亲临一线,当我看到糖厂外的车队时,感到了强烈的震撼。

我有点没听明白,还以为他们把谁打了呢,问了问才清楚,是治安大队和红房子派出所在糖厂值班的警察之间打起来了。我听明白周波说的真相后,可真气坏了。

我心里的气一股一股往上涌。

原来,治安大队和红房子派出所民警到糖厂值班,头几天还像个样子,可是,几天后就开始出事了,有卖甜菜的农民一算,多等一天,人吃马喂的,少说也搭进去一两百元,如果找人提前把甜菜卖了,自然就把钱省下了,于是就给值班的民警塞了二百块钱,求他们帮忙,让自己先进入糖厂,把甜菜卖了。这个成功了,那个自然仿效,于是,迅速就形成了规矩,谁想先卖甜菜,需要给值班的民警二百元,不用多说,一天放上十辆八辆车,就能收入两千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到糖厂值班一下成了香饽饽,也就因为这,治安大队一个叫步青的民警跟红房子派出所的徐涛打起来了。原来,徐涛在换班前多卖了几个号,还没等放车,换班的步青就来了,他还想自己卖号呢,哪能买徐涛的账,徐涛钱已经收了,当然要履行承诺,于是,就跟步青闹翻了,两人还动上了手,要不是别的同志拉开,没准儿会动枪呢!

可是,秋天到了,农民来卖甜菜了,黑恶势力们也上来了。举报的人说,黑恶势力在糖厂大门外设了卡,凡是要进入厂内卖甜菜的,每辆车必须先给他们交二百元,否则不能进入。更令人气愤的是,因为卖甜菜的车辆太多,糖厂每天过磅收购的甜菜有限,农民的车辆不得不在糖厂外过夜,一排就是几百辆。在这种情况下,黑恶势力又想出发财的一招儿——保护卖甜菜的农民兄弟车辆的安全。即,每辆车每天夜里收费五十元,让他们负责安全,如不交费,出了事概不负责。果然,一夜过去,交费的车平安无事,没交费的有好多辆风挡玻璃被砸,车轮胎被扎。这样一来,没人敢不交费了。大家想一想,每辆车五十元,每天夜里几百辆车,是多少钱?整个收甜菜的季节一个多月,他们会收入多少钱?卖甜菜的百姓会付出多少钱?就这样,县委、县政府好不容易搞成的富民项目,却成了黑恶势力的发财渠道。

怪不得群众反映,这成什么了?跟黑恶势力有啥区别?

这个糖厂是华安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兴建的,规模很大,当年曾红极一时。可是,改革开放后,它迅速衰落了,不但导致几千名职工下岗,还欠外债几千万元,成为华安的重大包袱。汉英和贺大中上任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引来外资注入,改变机制,更新设备,改进管理措施,使糖厂恢复了活力,每年生产量达到几百万吨,安排就业三千多人,年上缴税收几百万元,而且,经县里宣传发动,扩大了全县农民种植甜菜的面积,比种粮增加收入一点五倍,所以说,这是个利县、利民的好项目。

我把尉军和房和平找来,两个人都一副无辜的表情,都说没听说过这事,同时也都表示气愤,要回去调查。我让他们查清楚,给我个回话。

气人。那头电话一放下,我立刻又给尉军打电话,要他换上便衣,跟我一同前往糖厂了解情况。

回话很快,他们调查后都说,没有这回事。

既然这样,只能暂时作罢,我让尉军回去了。可是,当晚,我又接到了同一个人的匿名电话,他说,警察去调查的时候,黑恶势力都躲了起来,警察一走他们又出现了,群众害怕他们的淫威,不敢向警察提供线索。还说了句:“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

不可能。难道,周波会说假话?那个举报群众会说假话?

这可怪了!

我对徐涛本来就没好感,胡连有的礼他都收,这种事还能干不出吗?这下看出来了吧,啥叫害群之马?我们公安机关凭什么要养着这种败类,就是让他来败坏形象吗?人民群众凭什么拿血汗钱来养活他?对,党委已经定了清调他,是尉军求我给他三个月时间找接收单位,我心一软同意了,所以他这期间继续到派出所值班,哪知道他又干出这种事来。

尉军立刻带人行动,但是,忙了大半天后,一副疲劳的样子来见我说:“严局,我们调查了卖甜菜的群众,他们都说,从来就没发生过什么敲诈勒索的事。”

我指示督察大队,一定要把此事调查清楚。

这种事,在未查明的情况下,既可以由刑警大队受理,也可由治安大队处理,我想了想,就把尉军找了来,让他调查一下,如果真的如举报群众说的那样,立刻采取措施,给敲诈勒索的黑恶势力以打击。

可是,两天后,督察向我汇报,步青和徐涛两个人都不承认有这回事,别的民警也不证明,而当事的群众又卖完甜菜早走了,所以没人能证明这件事。

我正在将信将疑的时候,汉英的电话打过来,口气焦急地说他也接到了同样的举报,要我一定重视起来,抓紧处理,绝不能让黑恶势力侵害群众。

我可真气坏了,指责督察无能,要亲自抓这件事。这时,梁文斌找来对我说,这种事,一时半会儿是查不清的,我们应该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整顿队伍,也就是改革的事情上来,有些问题,可以在改革中一并解决。

这天,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是一个到糖厂卖甜菜的农民,遭到黑恶势力的敲诈勒索,问我们管不管。我说当然管,他就把情况大致说了说,但是,当我问他真实姓名,请他站出来作证时,他却把电话撂了。等我打回去,已经没人接了。

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是啊,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整顿队伍,就是要把徐涛这样的人清出去,那就先这么着吧,等改革开始再说。于是,我把精力全部转到改革的事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