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没有大矛盾。”郑永刚重复着郑啸风的话。他很明白，县长是个总揽全局的人物，如果班子出现问题，那可能就是县长的原因了。郑永刚当然不能给上级以“领导不力”的印象。不过，他还是明确地看出了罗小理在郑啸风心目中的份量，这给他带来了几分尴尬和不安。他特别强调说：“目前我们政府班子基本上还是团结一致的。不存在人心分散的问题。”郑永刚还是很讲究用语的，他没用“涣散”而用了“分散”。
郑啸风说：“好了好了，我看你们没有什么大矛盾，只是观点上的分歧。你要计较，就是你的不对。”
郑啸风欣慰地说：“只要团结就好。有些时候，一个领导集体的意志是不能绝对一致的，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对决策的正确性是有好处的。所以，在与个人私利无关的情况下，班子的矛盾也是一种团结方式。”
郑永刚连忙辩解道：“哥，我并不认为他跟我对着干。他也没这个胆量。问题在于，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比如财政开支一支笔，是县政府制定的旨在约束领导干部的一个硬性制度，目的就是压缩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减少空口表态。我们需要开支的地方确实很多，而钱又非常少。可是，当一个大镇的政府办公条件已经到了非改善不可的时候，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吧？”
两人从领导班子的严峻话题中慢慢走了出来，话语也变得轻松了。郑永刚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在下面扎扎实实再干两年，把三省边界公路修好，把那里的旅游项目搞好，形成初步规模，然后就让我回市里吧？”
郑啸风自然不会相信弟弟的一面之词，他用比较严厉的口吻说：“告诉你，罗小理的做法也许是对的。在政府公信力受到削弱的时候，只有建立政府的集体权威，才会有政府领导个人的威权。依我看，罗小理还是从政府决策的执行力上着想的，更多的考虑的是政令畅通，他并没有跟你对着干的意思。”
郑啸风没有答应郑永刚的要求，当然他也并不是反对弟弟回到市里。而是很客观地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再说，你要回来，你也得干满一届吧。”
郑永刚从祁洁电话里得知了母亲住院的消息。他第二天就赶到了市政府，先向郑啸风汇报了全县工作情况，然后说到与政府班子的团结问题。特别提到了与罗小理的关系。他说罗小理有时很不听话，有些固执己见。财务和人事工作是罗小理分管的，他是一管就管死，有时要调进来的人调不进来，想提拔的人也提不起来，想用的钱用不了。重要事项都让他这个常务副县长当家作主了，要我这个县长什么用？郑永刚给郑啸风说这件事，起源于前不久的一件事。某乡的女干部多次找到郑永刚，想往县城调动，她自己联系好了到县工业局工作，郑永刚也答应了。谁知罗小理一直软顶着。罗小理的说法是，现在机关严重地人浮于事，吃皇粮的一大群干部，真正能干事的就那么几个人。工业局确实需要人，但需要的是管理干部和业务干部，她一个乡妇联主任能干什么？仅仅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吗？罗小理顶着不上人事专题会，人事局就不敢调人。这让郑永刚感觉很没面子。他堂堂一个县长，答应调个干部都成了困难，那他这个县长还有什么威信？怎么取得别人的信任？于是一气之下，郑永刚直接给人事局长打电话了，告诉他，不就是调个人吗？调也得调，不调也得调，出了问题我负责！先把调动手续办了再说。人事局长也感到为难啊，他是听县长的话，还是听常务副县长的话？按照通常的官场游戏规则，当正副职出现分歧的时候，办事人员就只能听正职的了。于是人事局就把某乡的妇联主任调到了县工业局。当然，县长说要调人，强行的，调了也就调了，罗小理心里不满，但也毫无办法。郑永刚虽说取得了最后胜利，心里还是堵了一口气，总认为罗小理是故事跟他顶撞。还有一件事是钱的事。前不久郑永刚下乡检查工作，某镇的镇长哭穷，说他们镇上的办公条件太差了，简直还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副镇长刚刚新婚的第三天，新娘子帮他想收拾一下办公室，站在办公桌上擦墙壁高处的灰尘，结果桌子不堪承受之重，卡嚓一声垮塌下去了，副镇长从桌子摔来，当场摔成了骨折。新娘子在镇政府又哭又闹，嚷嚷着要公家赔偿她一个健康男人。郑永刚听后很难受的，同情之心顿生，便答应给该镇政府一万元作为改善办公条件的专项费用。谁知这事他在给财政局长打招呼时，财政局长说，这是预算外开支，要经过主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同意。郑永刚一听就火了，我一个县长表了态的，难道就不算数吗？你先把款给我拨下去，出了问题我拿你试问！财政局长迫于压力，也只好把款先拨付了。可这两件事情都弄得郑永刚不开心，隐隐感觉到罗小理的权力似乎比他大。他甚至产生了重新分工的想法，把人事权和财权都抓在自己手上，让罗小理这个常务玩个空壳权力。郑永刚在给郑啸风的汇报中，越说越生气，郑啸风感觉他是在打小报告，而不是在汇报工作。郑永刚还要继续说下去，被郑啸风一挥手，毫不独犹疑地打断了他的话。这似乎是一个否定的手势。
“干一两年就提拔了的领导干部多的是呀！”郑永刚掏出烟盒，好像只有两支烟了，正好一人一支。他递给郑啸风一支，并帮他点燃，自己的那支也点燃了。两人吐出的烟雾往一起交合，给人以亦真亦幻的感觉。郑永刚用质问的口气问郑啸风：“同样是原则，为什么在我这里就是原则，在别人那里就不是原则？”
两人在电话中开了几句玩笑，又叮嘱了对方几句，便挂断了。郑啸风又马上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在电话中的声音很精神，也很慈祥，说祁洁通过省卫生厅打了招呼，医院方面照顾得很好的，专门安排了高干病房和特别护理人员，老毛病，不要命的，用不了几天就出院了。郑啸风知道，母亲通常不会让他回去的，知道他工作繁忙，不会轻易打扰他。所以有时，母亲即使身体不好，也总是强打精神，伪装出一副硬朗的样子面对儿子。这让郑啸风非常感激。电话结束的时候，郑啸风说让郑永刚回家看看，母亲说，永刚他忙就算了，你们都是国家的人，我不图你们什么。钱有花的，房子有住的，保姆也很好，一切都有人侍候，日子过得很幸福啊。只要你们干得好，我就高兴，就很满足了，精神也会好许多。郑啸风说，祁洁说你那里没钱用了，是这样吗？母亲说，有钱的。是她担心我不够花。应该是够了。郑啸风笑了笑，原来如此啊。不过，郑啸风还是给办公室打了招呼，让他们从他的工资卡中给母亲划五千块钱去，而不是原先承诺的一万。
“你不要说这个话。至少在我这里，原则对别人是原则，对你也是原则。你首先得在那里好好干。至于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市里，你不要着急。着急也没用。”郑啸风最不喜欢干部的镀金意识，这样常常会出现一些短期行为。干部新到一个地方，情况还没完全掌握就想着下一步的打算，如同走马观花一样，这算什么事呢？可镀金意识几乎是许多下派干部的通病，是一个多年没能克服的顽症。当初，郑永刚想到下面当县长时，也是信誓旦旦的，发誓要干出一番事业。这下好了，才刚刚去了一年，就想着调回市里来。
郑啸风说：“我想你是愿意的，我已经提前把订单签下了嘛。”
郑永刚见郑啸风并不想给他开方便之门，便不再强求了，说：“我也不跟你争了。我要回去看妈妈。你不看我还得看呢。”
祁洁嘻嘻一笑：“你自我感觉太好了！你不问问我下辈子是否愿意找你做老公呢。”
郑啸风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咱们共同一个妈妈，你看我看不是一样嘛！只是我比你繁忙一些。”
郑啸风说：“谢谢你这么孝敬，好媳妇！下辈子我还找你做老婆。”
郑永刚有些不服气地说：“那是的。你是市长，我是县长。你是哥哥，我是弟弟。你当然永远比我繁忙了。”
祁洁说：“你搞清楚。不是给我，而是给你母亲治病！也不是划给我卡上，而是划到你母亲的卡上！”
郑啸风笑了笑，他觉得郑永刚说话的口气不象县长，而象一个赌气的小孩。小孩才争你长我短。郑啸风看看手表，下午有个开工剪彩仪式，他要准备一下西装革履。便说：“好了好了，你快走吧，我有事。”
郑啸风说：“你不要生气，我让办公室从我工资卡里划一万给你！”
郑永刚摸摸口袋：“有烟吗？”
祁洁哼了一声：“那你就等她还钱吧！”
郑啸风从柜子里取出一条烟，郑永刚顺手接过，装在手提包里，雄姿英发地出门了。跨出一步之后，又回头补了一句：“我回家给妈妈告状！”
郑啸风说：“帘子说将来要还的。”
这句话真把郑啸风逗乐了。一下子把他带到了童年时代。小时候他们兄弟俩经常发生摩擦，给妈妈告状就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两人在年龄上差七八岁，郑啸风年长，要谦让许多。郑啸风把糖果给了一同玩耍的女孩子，郑永刚不服气，扬言回家要向母亲告状。郑永刚与同伴发生厮打，郑啸风劝阻无效的时候，就强行地把郑永刚抱走或拉开。再不听话了，就只有说去叫妈妈才能管用。而郑永刚小时候最难改正的一个毛病，就是喜欢玩鸡鸡。他一个人坐在门前的石凳上，见左右没有小朋友了，就掏出鸡鸡自娱自乐。刚刚吃过糖的小手上也会把糖份沾在鸡鸡上，蚂蚁们便闻风而至，象啃骨头一样围着他的小鸡鸡。郑啸风发现了就打手，然后在裤裆里给他捉蚂蚁，把糖汁擦掉。还吓唬他说，蚂蚁是世界上的大力士，蚂蚁多了就把你小鸡鸡搬到洞里去了，作为冬天的食物了。可郑永刚根本就不相信哥哥的话，他的鸡鸡多次让蚂蚁骚扰，从来就没搬走过。郑永刚玩鸡鸡的毛病一直持续到上了小学才改掉，为此，郑啸风会把郑永刚打得哇哇大哭。有次甚至用绳子把他双手捆绑起来，直到他求饶了才给他松绑。郑永刚怒目而视地看着哥哥，然后说：我给妈妈说，打你！兄弟俩出自两个父亲，外貌相去甚远，但为同一母亲所生，同为一个母亲所爱，总有一个会偷偷地向母亲打小报告，母亲总是装成一副判官的样子，站在主持正义的立场上，假惺惺地说，你说的我知道了，他不对，等会我吵他，再不听就打。告状的便兴高采烈地走了，以为母亲真的要吵人的或打人。其实，除了他们真的有错，母亲是很少吵他们的，更不会打他们。只是哄他们高兴。他们整个童年时代，就是让母亲哄过来的。自从上了高中之后，他们就不再告状了，因为都懂得了小时候告状的可笑。
祁洁说：“我从来不反对你的任何善举。但是，这有个度的问题。你出手就是一万，就是太多了，这是白给，有三五千块钱就足够了。再说，你给多了人家反而会认为市长多么有钱，八成就是贪官污吏了。”
郑啸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郑永刚回家，真的向母亲告状了。郑永刚回家的第三天，母亲就打电话给郑啸风，说：“你弟弟想早点回到市里工作，你还是为他考虑一下。你是市长，毕竟好说话。”
郑啸风说：“帘子没有其他路了，找到我，我是市长，我能见死不救吗？”
郑啸风见母亲开口了，就是搬太上皇出动了。原来郑永刚不是跟他说着玩的。便对母亲说：“妈，我听你的，等待时机给他调动。”
郑啸风就把昨天给帘子钱的事说了，祁洁有点不悦：“你倒是很大方嘛，出手就是一万。你自家的母亲病了却没钱了！”
“你可不要敷衍我。”母亲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不谋私利的人。但是，这可是你的亲弟弟。人亲骨头香。再怎么说，你都得为他考虑。”
祁洁说：“让你拿点钱就手头紧张了？万把块钱就行了。不要多了。”
“不是敷衍你，是告诉你实情。这种事，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他是县长，不是普通职工。”
郑啸风说：“钱嘛，我手头紧张。”
这么一说，母亲就相信了，充满期待地说：“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全体也只有一个呀！”祁洁说：“你打点钱给老人家。”
郑啸风趁机把话题扯远了，说到了母亲健康的问题。郑啸风明白，对待老人家你就不要讲原则，因为那一辈人的原则性比谁都强。你对她讲原则，只会让母亲伤心失望。因些，最能温暖人心的话还是哄。老人家一哄，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说小孩子是父母哄大的，老人家就是儿女哄死的。
事有凑巧，就在郑啸风给帘子一万元救命钱的第二天，祁洁打来电话说，郑啸风的母亲病了，她已经带儿子石头回家看了老人，目前正在医院治疗，她希望郑啸风或郑永刚抽空回去看看母亲，再带点钱回去。郑啸风一听说祁洁带儿子回去看望老人家了，就很感动。祁洁总是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色，不是象个儿媳妇，而是一个乖巧孝顺的女儿。平时，祁洁每隔一两天都要打电话回来的，但每当家里有事的时候，她能处理好就处理好了，并不打电话惊扰他。就是怕他着急，影响工作。郑啸风听说祁洁回去看母亲了，心头涌起一股幸福感来，连连说了几声谢谢。还说了句俏皮话：“我代表你的全体老公感谢你！”
寒潮一浪浪袭来。人们普通增加了衣服。每当这个时节，就是郑啸风最操心的时候。他担心偏远山区的贫困户。他必须身体力行地地抽查贫困人口的过冬物资兑现问题。以前是大规模地检查。越是搞大行动，越是做假的多。有时是乡村做假，现在是政府做假。把公路沿线的农户都装扮成小康之家。而偏远高山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则充满饥寒。现在，饿死人的情况是不会出现了，但吃不饱穿不暖的事情还是有的。郑啸风发动市级机关的五百名干部深入边远乡村进行抽查，并要求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拿出一个月工资捐献给贫困户。郑啸风给他们赋予了职权，凡是发现在救济物资上进行克扣占用的乡村，检查组的同志有权送上“黑名单”报送当地县纪委，将给党政一把手和分管领导进行严肃地党纪政纪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