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过去，全村只有吕江山的娘饿得高度浮肿后去世，他呢，也就成后来这“麻秆”了。不过，全村大人孩子全壮壮实实地活着，上缴国家的公粮也差不多如数完成了，只是老人们叹息，常议论吕江山的爹“入党，当干部，图啥呢”？他们全清楚邻村那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尽管他的村子一个个饿死人，可他家，就连那头横卧半拉猪圈的老母猪吃的都是豆腐渣子，那时候这东西真如玛瑙般金贵呢。可这位一把手竟然因1958年报“高产”赫赫，又为1959年反“偷分瞒产”坚决而屡受表扬，后竟提拔到公社当起了脱产干部。很多人摇头，叹息吕江山他爹心眼“整”，“傻实在”。要不是有官衔，一些人就差说跟他儿子一样是个“俏货”了。
灾祸是从1959年起来的。那时候，村里分到手的口粮根本不够糊口。结果，全村几个生产小队都在打谷场上分黄灿灿的“秕谷”，满街面都是往家背这救命粮食的人，可唯独没吕江山家的人，他爹愣挡在院门口不让家里人去。尽管如此，到最后他还是为全村“偷分瞒产”背了个党内处分。那时候，人们去地里干活，下工后全往回捎没成熟的玉米棒子和高粱穗，有往裤腿、裤腰里掖，再扎住裤脚的；有放进挑土的筐里，再压上猪草的；可就是没他家的人。有一回，一个老汉可怜他，塞给他一个玉米棒子，他欢欢喜喜拿回家，结果差点儿没被爹揍死。当娘的不依了，跟爹撕打起来。半夜里他躺在炕上，蒙眬中听见爹跟娘说，咱不敢呀，要是咱也干，全村还不犯抢呀。那回，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见爹哭了，爹边哭边扇自个儿的耳光骂：“操你娘，我操你娘的，你当这个干部挠球呢？”
艰难过后，他爹也像是慢慢明白过来了。地头干活歇息时，不管多远，他也要蹒跚到妻子坟头前独坐，细心拔去坟土上冒出的每一根茅草尖。有几回竟伸展双臂，宛若还在拥抱亲爱的妻子，就那般趴在坟头上昏昏睡去。每逢这时，没一个吆喝大家起身干活的小队长敢去喊醒他。
平时吕江山总想：人有十年旺，神鬼不敢傍。我，总有顶天立地的一天。可就是不敢往下想：单凭自己这身子骨，又怎能“顶天立地”呢？
一年一度的征兵到了。吕江山和大家一样，全清楚这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他随村里人到县医院，刚一照面，接兵的指导员便连连摇头。果不其然，还没体检完，医生就签下“不合格”。当下，他再也压不住心头怒火，大骂起领队的爹来，脱口而出憋在心底多少年的话，骂爹“为图自个儿好名声，毁了全家”。
记得有一回，一个半大小子瞅着他叫了声：“幸（福）的。”流露出对这轻松劳动的无比艳羡，可这一声竟像刀子戳在吕江山心上。当时他面无表情，好似根本没听见。忽然，他双手一托殿后的那只老驴的屁股，一下蹿到这刀棱一般的脊背上了，两腿再狠狠一夹这鼓胀的两肋，旋即一仰头，大声唱起了梆子戏，“沙里澄金杨六郎……”竟扮起村中人人敬仰的忠肝义胆的“杨家将”，一时心中也好像扬起冲天的豪气，就是没料到，这一下反而燃起了满街筒人们的哄笑。
这时，指导员正被围在不合格的人堆中，急赤白脸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听到这边叫骂开了，便扯开众人急忙挤了过去，然后一挥胳膊，撸了这个敢跟领导叫板的赖小子一个跟斗。紧跟着才明白这是儿子呛老子，而他老子居然是这个公社唯一没在刚刚进行的“四清”中下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这时同村来的人也为这逆子七嘴八舌地抱不平。指导员糊涂了，还是公社总领队武装部长给他讲了实情，说这当爹的早年还跟日本鬼子交过手。那次，整整一个区小队就活下他一个，是带伤从死人堆里爬进崖缝的，要是爬得慢也没命了。吃了大亏的鬼子们冲过来后，连战死的游击队员们的胸膛都一个个剖开了。听到这些，指导员又看见，当爹的倒是一声不吭，先是有些古怪地背朝大家，后来就低头急急出了医院。指导员什么都明白了，而后掉转头便找主管医生，插上门就磨，可医生“不弄虚作假”。指导员不死心，体检一完，又红头涨脸去了县武装部，到最后，竟跟个较真的科长拍桌子打板凳急了眼，硬将吕江山塞进了部队。
那些年，每当太阳刚刚冒出山尖，他就跟在驴群后面，挥着那根深黄色的用细竹梢拧成的鞭杆，叫着“嘚嘚”，从驴圈前面的街面上走过时，总觉得头顶压了块大磨盘，怎么也抬不起头，总觉得站满街两旁等候出工的人们全瞅他，一个个在背后唧唧喳喳：这家伙，啥也干不了，只能放毛驴。这时他又看到几个年老出不了工的老汉蹲在墙根，往身旁半人多高的青石墙基上磕磕旱烟锅，彼此缓缓对脸。对烟后再瞅他，同情又充满睿智地预言：“这孩子，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那一双双深陷在层层叠叠核桃皮般的眼中射出了从心底流露出的同情。
一进新兵连，吕江山立即成了大家讪笑的“软秧子”，只是有所察觉的“俏货”还没谁敢出口。果不其然，新兵连一解散，一宣布下连队，他便被分在人人看不起的炊事班。新兵们兴高采烈，议论着以后的入党、立功。他呢，耷拉着头坐在大通铺的边沿上，几个新兵围着他，龇牙咧嘴嬉笑，宛若他们进新兵连后平生头一次见公园的猴子。看着面前的这几人，再看看满屋子人，吕江山脸上千变万化，忽而猛吼道：“他爹我，算是从屎坑挪进尿坑了。”在一片哄笑声中，他见到了刚刚进门的指导员，不过，他非但没闭紧嘴巴，反而更瞪圆那牛蛋一般的眼珠子。
吕江山不敢还口，却在心里悄声骂起父亲来，一个心眼儿认定：自己，还有全家的灾难，都是这个土改后就当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是“村党支部书记”）的爹故意造成的。
到了炊事班，不知为什么，一等饭熟，班长便下命令一般要他多吃，有时竟吃得他一整天连腰都弯不下来，笼屉也抬不了，到晚上还躺在铺位上直哼哼，吓得班长半夜爬起来喊卫生员，再让他满把填山楂消食丸。一些家属来连队，炊事班给上好吃的，尽管没连长和指导员的份儿，可班长每次都扣给他一海碗。不知不觉，一年下来，就跟气儿吹似的，他身子板宽了，脸蛋也渐渐红润，快赶上只苹果了。他欣喜若狂，心想这回不会有人看我麻秆了吧？之后，只要一跟司务长上街采买，他就挺起胸膛东张西望。是啊，他军装崭新，仪表堂堂。如今，哪个敢再叫自己“俏货”呢？一到出操，他的瞳仁也老转向眼角，扫荡四周，准备接受大伙的顾盼，却就是没一个人觉得他稀罕。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看出：到了部队，这一个个正长身体的农村孩子，全跟发豆芽使上了尿素，没多少时候便忽悠忽悠猛蹿个子。不过，他仍一个心眼儿认定是指导员暗中给自己使劲，便在心中千遍万遍地叨念着感恩。要不是部队有纪律，他真想扑过去，跪下给领导们磕几个响头。所以当他再被分到步兵班，不光逮住空儿就举砖练臂力，眯起左眼瞄前方，还事事冲到前面，一心想报答党。党，也就是他心中的指导员，后来就连其他连队首长们一见他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好感。
有一年，他有意不戴父亲当宝贝似的郑重交给自己的解放战争军帽，让自己生生在大太阳底下烤了多半年，希望肤色多多少少像同伴那样，可过后依然像浸在臭水坑中的麻秆——剥开那沤得发黑的青皮依然是耀眼的白皙。结果，一些顽童见了他就叫：“咳！麻秆，麻秆……”之后一见他转脸便撒腿就跑，因为这时他脸都变绿了。回家后，吕江山碰得盆碗叮当乱响，还扬脚叫家里的“银行”——那几只受宠的老母鸡张着翅膀，满院子咯咯地惊叫乱跑，也招得那头金红夹黑的老公鸡逼上前，宛如下战书一般从喉咙深处发出断断续续的威胁声，而后忽然张翅扑来，在他鞋头钻出的大脚趾上猛啄一口，再狠扭一下。吕江山不由尖叫了一声。惹得坐在灶前急拉风箱烧锅的父亲骂：“操你娘的，撒什么毛驴呢！”
很快，1964年来到了。直到现在，吕江山看一些书籍和报刊文章才知道，当年自己所在的工程兵部队就是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来到中国南面的一个国家，在这国家北部的海岛构筑军事防护工程。接着，世界各大通讯社竟然报道：“中共志愿军”，“接管了”正陷入战火中的这个国家“各岛屿和沿海的防御”。
那时候，只要一听这外号，他直想冲那些歪嘴笑自己的家伙撞去，尽管也知道自己没理。因为在村里，谁有劲儿，能“受”（干活），谁才能赢来大家的尊重。可他呢，细高、瘦削、面皮寡白，身子骨单薄得好似一阵风就能刮倒，还时常出乖露丑。
多少年来，吕江山就认定自己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还不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子，绝没半点“特殊材料”。可他转念又想，为什么当年几乎所有干部，都没如今儿子说的这种“天性”呢？我们非但没贪污腐化，反而搞出一个个即便今天看来依然是那么辉煌的事业，就像当年搞“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那时候最好的营养品竟然是发了霉的窝窝头，这又怎能不让全世界肃然起敬呢？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那时代的人又的确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五十多年前在家乡，大家都管吕江山叫“俏货”。这是当地土语，是傻瓜的意思。那时候他在村里放毛驴，一些二愣子当面就这样喊他，直到他十八岁穿上军服。
吕江山又想到了自己，是的，就连自己这么个小人物，一个村民们看不起的“俏货”，后来却在那个国家干出那么大的事情，至今仍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