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了那个叫“农家乐”的乡村旅游点，走进田处长约我聚会的农户。
从那以后，李江陵就想离开筹建处了，他也看透了，田处长一门心思琢磨的就是怎么从工程中捞钱。终于，李江陵忍不住了，跟主办科长发生了冲突，李江陵拍桌子叫道：你们胆儿太大，也太狡猾，太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啦。后来，田处长出面了，约好要跟李江陵好好谈谈。
这家农户坐落在一条新开的沙石公路旁，家境不太好，一溜儿四间土坯房坐北朝南，朝阳一面的黄泥房顶上一片金黄，晾晒着玉米棒子，似乎是这农户唯一的收入。院门是木条钉成的栅栏，歪歪扭扭倚靠在黄土院墙上。一头小黑猪正用嘴头拱着院门，长一声短一声号叫，想出去找食物。我用鞋底顶住那个饥饿的嘴头，推开院门，斜侧着身子挤了进去，再用力将院门拉紧。一条黑白花的小狗从屋檐下蹿了出来，昂头冲我叫着。我扬起腿来，求援地向屋里望去。房屋门窗密密的木格上糊着泛黄的白麻纸，好多窗格都是窟窿，垂落下一绺绺纸条，就像在风中摆动的面面小旗。滚滚蒸汽从这些纸窟窿中冒出，仿佛蒸汽轮船上根根生火待发的烟囱。
后来李江陵观察到，其实田处长和他手下都是些不学无术之徒，要放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都是没有半点谋生技能的人，可他们的发财欲望又偏偏极大。于是这些“党员干部”便对自己所在的党充满仇恨，完全明白这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正是压制他们最强烈欲望的最大敌人。于是，结成联盟就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而且一定要推出头领来对付共同的威胁。
小狗继续狂吠着。这时屋里传出骂声，“你个扬丧！”接着屋门开了，一片白汽随之涌了出来，一位老大娘走出来。小狗扭头便跑，边跑边用聪明的黑白分明的眼珠乜斜我。老大娘站在门槛外的台阶上，手放在眉眼上，挡住迎面的阳光，看清是我，她脸上浮起讨好的笑容，说：“他大哥，来啦。”然后急急走下石阶，忙不迭地问我路上好走不好走、长途车上挤不挤。屋中拉风箱的声音也停了。
后来，我也是看完描述黑社会的书后才知道，这并非只是让田处长舒坦，主要是让这圈子的人死心塌地跟随他，相信他田处长有上天庇佑，会逢凶化吉，从此为他赴汤蹈火。再后来我才明白，所有这一切，不过是田处长一手导演的驭众把戏。
我走进屋去。外屋的灶台上，大锅已掀起锅盖，一圈金黄色的玉米面饼子贴在锅边上，发黄的蒸锅水在锅底嘶嘶作响，灶口露出了一把玉米秸秆，灶里发出燃烧的噼啪声。
尽管这里早实行了火葬，可这墓穴宽敞讲究，灰砖条石外箍着坟墓，墓上还有四门八窗，好方便田处长父亲的红松寿材能径直送入。墓外栽植了大片花草树木。众人祭拜之前，那位阴阳先生还跳来蹦去，宛若虎群中的一只猴子。他挥剑作法，嘴中念念有词，口里说着：挖墓挖出青石板，天神再降福祉，佑田处长再飞黄腾达，子子孙孙都达官贵人。然后他又像电视歌星那般唱起：田处长大福大贵有神像，浓眉大眼，阔脸宽面门，关公爷下凡附体，嘴边的黑痣更是天神品相，永受玉皇大帝照拂。田处长那些厅里的哥们儿全洗耳恭听，一副深信不疑的样子。
里屋传来田处长热情的招呼声。
他升正处后，先给他去世的父亲选择“寿域”，请他老家颇有名气的阴阳先生寻丧葬宝地。也不知他花了多少钱，这阴阳先生摆出使出全部看家本事的架势，跋山涉水上百里，搜寻“祥光寿域”，最后敲定一座小山说：这就是九龙脉气汇合之地。田处长和他父亲的生辰八字都相合，丧葬此地，子子孙孙洪福齐天。迁坟丧葬那天，我也跟着他们去了，见到在场的竟然还有县委书记、县长等一行领导，给足了这位掌握着实权的省厅处长的面子，眼下这县正搞水库工程，需要省厅拨付巨额资金。
我撩开蓝布门帘进去，炕中央摆着一张深红色的油漆面炕桌，漆面已然剥落，剥落处油黑发亮，桌上摆着一个柳条盘，里面放着高高一摞焦黄的玉米面贴饼子。炕下的铁炉上放着一个砂锅，冒尖的粉条、冻豆腐和白菜萝卜正噗噗冒泡。我盘腿坐了没一会儿，腿就麻了，只好移坐到炕沿上，让双腿耷拉到炕下。田处长笑了起来，“到底是去过美国的富贵人，可不像咱国内的老农民。”
日记又描述了田处长的另外一些事情。
我俩边吃边聊起来。老实说，我也不想跟这位实权人物把关系搞僵。我也看出来了，田处长也有团结我的欲望，毕竟我是筹建处的技术负责人。我俩又像回到当初相识时，他对我既亲热又尊敬。我觉得，彼此关系终于建立在不打不相识的尊重上了。
最后一句，他杀气腾腾地说出，接着满座肃静，都明白他说到“老子不收拾你不算人”。打这之后，这帮所谓的“党员干部”就更加亲密了。
田处长说，一开始他就把我当作最好的朋友和大哥。知道我对那些人有意见，其实，他也看不起他们，一堆垃圾。
“二天再莫打门神，再莫牵票子，再莫拿梁子。谁若醒二活三（不听招呼），我老烟认得圆的认不得扁的（后来我常听他说这句话），老子不毛你不是虾。”
看出我的诧异，田处长呵呵笑了，说自己不过是利用那些人而已，今天的中国充满机遇，抓住，就能在历史转折中乘风而上，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为金钱。
大家又忙不迭地点头，看来全懂得他的告诫，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不再是底层混事的了，以后说话行事都得注意，给他这头子留点面子。
我不能不说了。
“今天咱哥们儿一干子都摆摆渡，过了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指在座的各位都已成为共产党干部），都要给老烟留个粉壳壳。”
我说，其实共产党对你们不薄，你们的生活水平早高出一般人了。在我看来，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心中的坦荡，让你一上床就能睡着。你们能睡着吗？不怕你们的纪委吗？
那帮人鸡啄米般连连对他点头。我想，是要大家听他的招呼。
田处长心平气和道：“几代中国人都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可现在我们成了这样，为什么？不就因为看透了共产党的宣传，不愿意自己和家人跟着它殉葬。好好看看吧，在苏东剧变中吃大亏的，不都是真信共产党的吗？不信的，反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所以到如今，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把共产党的钱，尽量往自己兜里塞，趁它没垮台之前。”
“哥们儿一干子张耳闭嘴，你我前有缘后有故，落在一窝。哥们儿一干子千万要整住。”
我不禁直愣愣看着他。
他又说：
他笑了，夹起菜，伸手示意让我一起吃。
大家笑了，纷纷给他敬酒。我明白“举住”就是要他们支持。
我思索一下，还想劝他，就说台湾曾经流行一个故事：三个商人在酒吧聚到一起，聊起什么是幸福。美国商人说：幸福就是圣诞夜冒风雪回家，皮包里放着一份签好字的明年订货合同，然后全家围坐在一起，听我讲获取这全年订货的奋斗过程。日本商人说：这算什么幸福？幸福就是到台湾办商务，有位风情万种的台湾小姐陪同，临分手，她为怀孕而流泪，我却一去不回头。台湾商人说，你们都错了，真正的幸福是：半夜我被敲门声惊醒，一开房门，外面站了一片蒋经国手下的检侦人员，领头的吼：姓赵的，你犯了官商勾结重罪，被依法逮捕。我说，敝姓钱，赵先生在楼下，一年前到大陆发展去了。
“在下请列位将就喝黄汤（指酒），捧莲花（我想是指杯盏），拈溜溜（说的是夹菜），造粉子（吃饭）。我是识相的，给列位丢个拐子（他抬手敬了个礼），图爬龙背们给在下举住。”
田处长听到这儿呛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田处长提升为处长后的祝酒词。
他说：“不怪你，咱俩受的教育不同。你在国外听的是基督教义，什么富人想进天堂好比骆驼钻针眼；我的父辈听的是‘为人民服务’。可我们呢？当年高三准备考大学，县委书记亲自来校勉励大家，在礼堂讲话没拿稿，讲他当年考学的心路历程，说：我们要头悬梁、锥刺股，豁出命来也要上大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就要做大官，做县委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省委书记、省长。为什么做官呢？就是为了发财。发财就要发大财！顿时，全场哄堂大笑，他这才明白在座的还是堆生瓜，便找补道：当然，做官也是为人民服务。到现在多少年过去，我们一开校友会还回味他这话，都说这父母官实在，没打官腔，是真正地为我们好。当然，我没考上大学，后来托关系使钱千方百计进了机关。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班的那么多大学毕业生都明白了——当官是为了什么？所以，反腐败？他纪委反谁去？我和大家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哪个没些人事关系啊，有什么麻烦我们摆不平的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怕出事儿，可看看周围一片和谐，想凭什么就我出事呢？再说，我还有帮哥们儿姐们儿，还有个用重金撑起的保护伞。所以，就凭个小小的纪委书记，能奈何得了这一片吗？至于‘党员群众’，更是扯淡的事儿，顶多年终考核时提出个‘希望’。所以，腐败根本没事儿，水库工程也根本出不了事儿，甭怕。”
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图个新奇开开玩笑；可后来，读了一些讲反腐败和黑社会的书后才明白：这是个心机很深的做法，从此就将这些始终深怀恐惧的腐败官员紧紧黏合在了一起，决心以黑社会为榜样，“团结一心”对抗党纪国法。这些黑话暗语，还能让他们消除彼此间的隔膜戒备，生出“生死兄弟”般的亲密感，还能营造出加入一个秘密团体的自豪感。
我说：“大家都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是知足者常乐吧。”
我跟他们来往了一年，从此大开眼界。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崇拜的对象竟然不是共产党树立的榜样，却是所谓“成功人士”。田处长多少次向他们大讲特讲旧中国和港澳台的黑社会头子们是如何一步登天的，说自己最佩服的人就是当年的东北王张作霖，说那可是个真正的人：靠着牢牢把住一块地盘，再拉上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一圈人，打下了组织基础，再目标坚定地问鼎东北。他还多少次讲过张作霖的发家史，讲张作霖怎么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绑票盛京将军的三姨太，再以上好酒菜和鸦片烟款待她，再当着这婊子的面痛骂手下胆大妄为，然后好言好语安慰她，显得知书达理又聪明干练，还无比地忧国忧民。他又请来名医治这婊子吓出的旧病，名医还不断讲张作霖如何仗义疏财和扶贫济难，又时时想着救国救民。到这位沈姨太起程时，她便称赞他是个有理想有热血有作为的好青年。后来，在她的帮助下，张作霖被收编为马步游击营管带，向称霸东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之后田处长还给自己这些小兄弟分发从港澳台买来的黑社会书籍还有厚黑学，要他们“必须学懂弄通”。结果，酒桌上便屡屡上演滑稽戏：聚拢在他周围的这些干部竟一个个不熟练地笑称自己是“歪人”“棒客”，笑说他们是“爬龙背的”，称田处长是“天王”，叫主办科长是“舵爷”，全是那些书里的土匪称谓。在酒桌上，他们也谈论时事，只要省纪委开会部署反腐败，就议论“风高了”；省直纪工委一查谁，便说“风紧了”；哪个贪官被揪出来，就说“滑了”“窑变”。有时他们也议论水库工程建设，都说要“推大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土匪们谋划行动的暗语。
田处长狞笑起来，砰的一下将碗放到桌上。
后来，我跟田处长熟了。他很尊敬我，常问起美国的一些事情，还打听我在大陆有什么熟人。看到他强烈的求知欲，我对他挺有好感，把知道的都说了，还有怎么来厅里的。其实我没什么背景，只在省里刚刚建立的人才市场投了份简历。从此，他一脸的真诚和憨厚就消失了，所有的小心翼翼和拘谨都烟消云散，但对我更加亲热起来。后来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发现田处长周围已经聚拢起厅里的一圈干部，大概，这就是一身正气的常务副厅长吕江山也不敢动田处长他们的真正原因吧。
“我的信仰是：必须毫不留情地扫除横在目标前的障碍，出人头地，扶摇直上！也就是我们县委书记的话：做官就要做大官，发财就要发大财。”
看到这儿，钟勇起身，一口喝完了早已变冷的茶水，然后沉思着走到窗前。落日的余晖正在那幢建设中的黑压压的大厦顶端弥留，远处高速路上道道疾驰的车流在余晖里呈现出美丽的流线。他想：原来如此，主办科——筹建处——人事处，早在一起密谋弄好处，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结合体。他久久凝视着眼前这美丽的一切，再返身拿起日记。
我俩对视起来。我的身子不禁微微发抖，他的口气又缓和了，说：“也不奇怪，人生目标不一样。不过，我一定会抓住历史机遇，还会毫不手软地铲除敌手。”
那时，水库工程筹建处的主办科长跟我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他在里间，我在外间。那时，老有一个人在他办公室里待着，关住里间房门密谈。只要我一接近门边或者进入里间，他俩要么不谈，要么聊起别的。开始我还没在意，以为是个搞推销的。到工程开工，我搬出办公室去现场办公，就再没见到这人了。偶尔，我在水库工地门口还能跟他照面，彼此点点头。后来这人调到筹建处当副处长我才大吃一惊，才知道他竟是人事处的田副处长，不知为什么，他要那般鬼鬼祟祟地回避我。
说完，他像大人看小孩那般斜着脸，带着戏逗看起我来，笑盈盈地道：“先有成功的张作霖，后有那位县委书记，这么多实在的好榜样，我们又怎能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呢？我们还不用像张作霖那样挖空心思找门路，吃力地由匪变官，我们本来就是官，所要做的不过是别人不敢想和不敢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会说官话，叫上级认你是‘优秀党员领导干部’。”他极其轻蔑地说出这个词，“最后，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推翻这个社会，就像苏共干部们那样，掌控天下！”
日记断断续续记述了李江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美国自费留学后，回国到厅里，担任水库建设工程技术负责人的经过，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噩梦。
我吓了一跳，看着田处长不知说什么好。无奈之中，我用食指在碗里蘸了一下，在桌上写下个大大的“淡”字。他侧转脸来，一旦看清却没头没脑反问我一句，十分突兀。
钟勇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
“不‘和’啦？”
钟勇送走技术员后，翻开了这本旧书。原来这不过是个封皮，里面却是李江陵的日记，断断续续，一直记到来机关纪委反映情况之前。或许他有什么预感，在他神秘失踪的前几天，偷偷将这本日记交给了好友，也就是前来见钟勇的这位技术员，还告诉他：如果他出什么意外，务必交机关纪委书记钟勇。
我忍不住又劝他。
技术员第一次笑了，“里面，里面……”
我说人生如戏。你们这些干部也就看淡人生吧，当回好公民吧。
他抬起脸来，疑惑地看着面前的技术员。
对于他们，我只能提这种最起码的要求了。
钟勇看着摆在面前的这本塑料薄膜封面的三十二开本书籍有些疑惑，这是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的书，在《大陆生死劫》的书名下面，画着一张惊恐的人脸，人脸下方是一辆疾驰的警车，很像那个时期在书摊上流行的所谓的通俗书，不仅俗气，还充满耸人听闻的编造。
李江陵的日记又讲述了他后来的遭遇，讲之后他俩并未翻脸，还碰杯喝了酒，李江陵实在不想把关系搞僵。他想：举报他们，他们势力这么大，厅里一个小小的机关纪委奈何得了吗？几盅酒下肚，他天晕地眩了，不由自主瘫倒在炕上。不一会儿，他下身竟一阵阵如激流涌动。蒙眬中，他见田处长出了门，不一会儿，一个高个儿农村姑娘走了进来，看样子不过十六七岁，可胸前的衣服被顶得高高的，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薄薄衣服里耸立的与她年龄不相称的乳房。她上了炕，三下两下脱光全身的衣服，一个光洁健美的浅褐色胴体展现在李江陵面前。田处长大笑起来，一面看着目瞪口呆的李江陵，一面用一只手用力揉捏起姑娘的胸脯来，另一手却帮着她脱下李江陵的裤子。然后，她趴到李江陵的身上，动作起来。尽管李江陵的神志已不大清楚，可依然知道她抓紧自己的双手，在她乳房上划下了几道血痕，再将她前胸已然磨透露小窟窿的花汗衫一把撕破，而后姑娘跨坐到李江陵的身上。李江陵无力地喃喃起来，“不要，不要……”接着却身不由己了。屋里弥漫起一股怪异的腥味。然后，田处长上前，紧紧抱住她，再接吻抚弄缠绵了好一会儿，这才急推她下炕，这姑娘将一只手护在两条光腿之间，另一只手匆匆穿起衣服出门了。不一会儿，外面进来几人，将赤裸着却动弹不得的李江陵架起，扔进另外一间屋里。半个多小时后，渐渐清醒过来的李江陵听见院门外传来吉普车急刹车的声音，一些人嚷嚷着“强奸”，一个姑娘正万分委屈地哭哭啼啼着。
“天下？无产阶级专政？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他拉开夹克衫拉锁，一个塑料小包用黄胶带绑缚在胸前。他用力地撕扯着，再打开层层包裹着的塑料薄膜，双手捧着将这小包递到钟勇面前。
我冻得瑟瑟发抖。院里走进一些人，一进屋就劈头盖脸打了我一顿。我越分辩，他们打得越凶。我低头抱紧全身哀叫起来，徒劳无益地躲闪着。后来我再一次听见吉普车的轰鸣，这些人出屋了。我顺着敞开的屋门向外望去，看见几个着不同便服的年轻人从那辆北京吉普上下来，领头的那个三十多岁的人神情凶狠，唇上有颗醒目的黑痣，显得愈加凶悍。一个衣着与众不同的很像是村干部的人迎了过去，对他急急地说了些什么。他们匆匆走入我和田处长吃饭的房间。不一会儿，屋里频频响起闪光灯的咔嚓声。这几个年轻人走进来，那个领头的先冲我点点头，倒像是有点儿好感。我像看到救星，喊“这是圈套”！可万万没想到，他一抬腿把我踢倒在地，再凶狠地命令我穿好衣服。刚套上衣服，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将手铐一下铐在我双腕上。这时院里院外站满了人。我一出屋，一些妇女就扑了过来，边打我边骂牲口、畜生。一个老汉抓起院中一截截断的树干，狠打在我脊背上，我不由自主朝前一扑栽倒了。那几个年轻人拖起我来，扔到吉普车旁，再七手八脚将我塞进后座。
这位怯生生的技术员一下透露出对这位纪委书记的轻视，仿佛他生活在真空中。
车子开到乡派出所。一进去，我被架到屋正中的固定在地的木椅上，面前是三张桌子，田处长和领头的汉子坐在后面，这汉子手中玩着一把铅笔。一个小伙子坐在另外一张桌后，拉出抽屉，取出一沓白纸，放到桌面上。
“不可能！谁有这么大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这领头的汉子介绍自己说是所长，和蔼地说：“强奸，招了吧。”
尽管有预感，但钟勇还是险些跳了起来。
我又嚷起来，述说着被陷害的全过程。听着我的讲述，田处长直乐，不断地说：“对，对，没错。”不等我说完，所长打了个大大的哈欠，重复道：“招了吧，强奸。”
技术员吃力地咽了口唾沫，“就是说，很可能已经死啦。”
我再说。
“不在了？什么意思？”其实，钟勇已经料到是什么意思了。
所长一脸厌烦，打断我的话说：“铁证如山。有现场勘察，有医学鉴定，有人证，有物证，就连你那堆精液都有。交代吧，田老板准备跟你私了，以后你就闭紧嘴巴，好好配合他工作。不服？你看看，该判几年？”说着，他把一本书丢在桌上。
“李江陵可能不在了。”
我看着那本写着《刑法》的封面，急了，喊：“你们合伙，串通一气，我告你们诬陷。”
这位不到三十岁的技术员坐在办公桌对面，钟勇盯着这不觉流露出淡淡忧郁的白皙面孔，这才把那本自己看了又看的工作证交回他，然后起身倒了杯茶递给他。钟勇从抽屉中取出硬皮封面的《纪委来访记录本》，打开摊在桌上，等候他开口。
他向我的身后使了个眼色，没等我明白过来，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后来我才知道是聘用的“警察”，迅速将我和臀下的椅子紧紧捆在一起。所长笑盈盈走来，手里继续玩弄着那把铅笔。两个警察接过这些铅笔，一一放进我十指之间，然后捏紧我的手掌，狠狠一用力。顿时，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剧痛遍布我全身，我不禁惨叫起来。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男子进入他的办公室。
所长骂了句“软蛋”。田处长也走来，从他手中接过电警棍，一面狞笑着一面不断推动电警棍的开关，警棍的漆黑端头噼噼啪啪冒出蓝白色的火花。我叫着，哀求地看着他，想自己刚才也没翻脸，他应该念旧情。田处长像根本没看见，满脸奸笑，说：“你老二够硬，滋得比水枪都高，小金花直嚷嚷，说她这回可受不了啦。”
钟勇细心收拾起证据材料，回到办公室，小心锁进档案柜中，再锁好新近换上的多重保险的门锁，乘电梯急匆匆下楼去了。
满屋人全笑了起来。
钟勇立即紧张起来，知道这个节骨眼儿上自己一点儿差错也不能出，田处长他们狗急跳墙，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他警觉地问起这人的身份来，手机中答道是那个水库工程的技术员，“有个很重要的证据。”
突然，他将电警棍径直插入我两腿之间。我不禁惨叫起来，使劲往上一蹦，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到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躺在院中的水洼里，全身上下水淋淋，旁边几个警察拎着空桶。田处长和所长弯下腰来，冲着我的脸哈哈大笑。我的身体好像已不属于自己，全身上下没了知觉，一动也不能动……
复印材料一叠叠变高，这时，他衣兜里的手机响了，拿起一听，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钟书记，我有些证据交给你。”
钟勇终于看完了这本日记，明白了田处长他们逼迫李江陵干了什么，如果李江陵再不举报的话，他们还会要他干些什么。
钟勇想：全套的伪造公文一复印完，自己立刻上报纪工委，田处长起码会受重处分。到那时，厅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员群众可能就再没什么顾虑了，就有可能站出来，水库建设中的腐败问题就能大白于天下了。
钟勇向窗外望去，大片大片的乌云黑压压的，翻卷涌动着，仿佛一浪又一浪的波涛，正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地滚滚逼来。
这天，他在机关打字室复印证据材料，嗅着移动着复印光亮的机器发出的淡淡的烘烤气息，他却轻轻地哼起了歌曲。他想：尽管前面道路万水千山，困难重重，可这个案子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当年，田处长乘调动之机，在人事处的配合下，将自己正科级伪造成副处级，还伪造了省委组织部的任职公文，已经触犯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165条。
钟勇大声自言自语起来，“咱们斗上一斗。豁出性命，我也要扒下你们的大红袍，叫你们得到应有的下场。”
钟勇继续调查，决心不惜跟所有人撕破脸，包括昔日自己最大、最有力的支持者——吕江山。他想，必须实践中央纪委要求的“七不怕”，破釜沉舟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