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勇埋头吃着。他的话不多，但现在他非常矛盾。他想：你反腐败——严明纪律，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闹几个小萝卜头儿？不对，最终目的是为了挽救像老大哥这样一大批的好干部，“恢复被钱毁掉的人的本性”。可是，他们愿意恢复吗？他想到了迟瑞成奢侈的家，跟着又想到曾小妮的豪华别墅。看着老大哥自得的荡漾着笑纹的脸庞，钟勇不禁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反问起自己来，慢慢地，他眼前一片黑暗。
他俩一进去，欢乐的气氛就像波浪袭来，所有木桌前几乎坐满了人，角落里有张桌子，一对男女正离开座位，迟瑞成彬彬有礼地询问并得到允许，他俩坐了下去，这对男女走出时还祝他们好胃口，迟瑞成再回过脸来向他们微笑答谢。然后，迟瑞成点了这个店的名菜，还要了一瓶法国佳酿。他告诉钟勇，每次到这个国家，自己总要到这个有名的餐厅享受生活和消磨时间。
满餐厅的人们正纵声高唱这个国家的饮酒歌，很多人一面挽紧胳膊，一面随着音乐和歌声左右摇摆，每唱完一节，很多人就把大玻璃酒杯高高举起。钟勇犹豫了：是的，或许任何人都不能理解——你为什么非跟同事们甚至是领导们过不去呢？如果有些干部一心要走前苏联的路，就随他们走好啦，你一个人抵抗又有多大用处呢？七千多万党员呢，哪差你一个呢？你一个人对抗腐败分子们，甚至还可能冒生命危险，实在是太没必要了。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撒手不干，什么痛苦都不会有了，而且，还会像老大哥那样活得这般滋润，曾小妮也会回心转意的，王丽萍会更狂热地追求自己。过去，听厅里干部们说笑话：迟厅长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一心“反腐败”，只要一开干部大会或者党员大会，他都抢先发言，张口闭口骂“腐败”，怒不可遏，可不到一年他就彻底蔫了。
这天下午全团自由活动，迟瑞成带钟勇到世界有名的时代广场“开阔眼界”。晚上，迟瑞成领着他漫步到广场拐角的一家餐厅，餐厅的红瓦屋顶上冒出的袅袅炊烟升入夜空，餐厅前还有个平坛，上面摆放着盛开着各色鲜花的一个又一个花箱。
吃完这顿昂贵的饭菜，钟勇正犹疑着要不要跟老大哥诉说心中的痛苦，迟瑞成却起身去卫生间了。他漫不经心地往前挤着，忽然挤到了人，被他撞到的那个五十多岁的人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他。钟勇怕老大哥遇到麻烦，赶忙站起，却见那人一把抓住迟瑞成的胳膊。
会议讨论决定：对“恐龙”作最后一次考察，尽可能挽救他，或许他还能成为情报局历史上的示范案例。
“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他用纯熟的中国话说道。
主管用手指轻轻地弹着面前摊开的红色文件夹，又扫了一眼里面打满字的纸页，那是北京站关于代号“恐龙”的这位年轻共产党人的研究报告。
之后，有些醉意的迟瑞成跟这人拥抱起来。
“干掉他！”布雷兹肯定地说。
然后，三个人围坐到桌边。
“干掉他？”主管问。
迟瑞成招了招手，侍者走了过来，鞠个躬，再次把菜单放在桌子上，用悦耳的声调说：“请。”迟瑞成给钟勇介绍起来，然后不容分说，替不期而遇的好朋友——钟勇去过的那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兼汉学家点起菜来。
“‘恐龙’是中国一个战争英雄的儿子。所以，应当没什么背景对中共内部的腐败分子们怀有这么深切的仇恨，并死死追查不放。当然，如果‘恐龙’是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他会得到国会荣誉勋章，成为我们的国家英雄。我国和西方的强大，正因为始终发掘和褒奖这样的人。可在他们国家，‘恐龙’却是十足的堂吉诃德先生。尽管北京站通过各种渠道坚决明白地警告过他，要他放弃追查，可他依然不加理睬。现在，中共内部的腐败分子们准备处死他，这使北京站多少感到遗憾，但他逼得我们别无他法，必须这样做，不得不结束这场试验。”
三个人热烈地聊了起来，慢慢地，迟瑞成打起盹来，只剩钟勇与这位老教授探讨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布雷兹交叉起双手，露出阴郁的笑容，知道“恐龙”案例引起了在座诸位的兴趣。
这位“老教授”就是布雷兹。餐厅这幕，是他在会议结束就跟迟瑞成安排好的。
在座的人们轻轻笑了。
布雷兹跟钟勇谈起了人生，一边谈着，还一边向钟勇敬酒。钟勇虽然一直控制着，可碍着这位西方老知识分子的情面，却也只得一口一口浅抿下去，渐渐地他头昏脑涨了。
“不明白，不过，当然会有动机的。北京站分析后认为：‘恐龙’追查的那些人，”布雷兹有些不情愿地说，“无论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尤其是在我国，都会理所当然地被送上电椅，可在‘恐龙’所在的机关，这些罪犯却是‘恐龙’的同事甚至是他的领导，这自然引起‘恐龙’的强烈不满。但是，难以理解的是，‘恐龙’根本不接受自己的顶头上司为这事所作的解释，甚至也根本不害怕他们针对他采取的行动，一心要伸张正义。当然，他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好打抱不平的好汉，其实那种人除了撒尿放屁、瞎吹一通是什么也干不出来的。”
“老教授”愉快地微笑着说：“刚才，我听迟厅长说你是一位纪律检查干部，是吗？那你一定是最出色的一个，肯定是个有名的办事认真、非常执拗的人。”
布雷兹皱起眉头，耸耸肩，还像上次会议一样，表示自己也搞不清楚。
钟勇有点儿意外，却也点头了，说：“出色谈不上，执拗是有的，招不少人反感。”
“究竟什么原因呢？”主管发问了。
“老教授”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和蔼地凝视着钟勇，“我相信你有理由知道，中国人最珍视的是团结，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这回是北京站运气不好，遇到了莫斯科站从没遇到过的麻烦。但是，通过对‘恐龙’的研究，我们就能推断：当今中国究竟能有多少这样的抵抗力量？如果数量大，中共内部的腐败分子们是无法像苏联那样发动一场反共政变的。再就是‘恐龙’的动机值得研究：他似乎是个怪角色，聪明、机警、固执，一心要对腐败分子们进行一种个人报复。”
一听这话，钟勇不禁瞠目结舌了：他可从来没这么考虑问题，只想着“纪检工作”，根本没想到要跟那些搞腐败的人讲什么“团结”。结果，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跟这位西方“老教授”说出了自己没跟任何中国人说过的缘由。
布雷兹和乔治不约而同地一起点点头。然后，布雷兹耸耸肩，接着却流露出惋惜的神色，道：
他说，一切一切，都是从他小学五年级看了中国电影《上甘岭》后开始的。从那之后，他就千方百计寻找有关上甘岭的书籍、连环画，立志像上甘岭战士们那样保卫自己的国家。因为，他很小就听母亲和父亲的战友们讲，唯一能毁掉祖国的，就是腐败。然后他反问了一句：“难道不是吗？对你们国家来说，也同样如此。”他再告诉布雷兹，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唯一的业务爱好就是搜集上甘岭战役的材料。而后，他似乎害怕“老教授”理解错误似的，赶忙解释道：我并不仇视西方，只感到这个战役最能凸现中国人民的精神，尽管后来这精神越来越被消解。
“可是这一回——情况不同？”东京站站长轻声问。
钟勇说：上甘岭战役之后，中国军队就再没遭遇美军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三十八度线上。从那以后，无比骄横的美国才把新中国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因为西方的标准是：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击败过另一个强国的军队，而我们击败的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说到这里，布雷兹又解释一句：“当然，如果不是牵涉到‘烈火计划’，我们完全可以不注意他，息事宁人，不去过问。”
说到这里，钟勇不由激动了，为不在“老教授”面前丢中国公务员的脸，他索性用起自己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的内容，侃侃而谈：
“这么个小事，应当说，是没必要报告的。但是，北京站认为：‘恐龙’预示了‘烈火计划’实施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却是当年莫斯科站从没遇见过的。众所周知，两千万苏共党员没一个出来抵抗，但在中国，仅仅是在一个小小的机关，却出现如此顽固的共产党员，并不顾北京站组织的中共内部力量对他实施的一系列打击。遗憾的是，效果都不明显。”
“那时候，中国没什么大炮，就连手雷也不够，上甘岭战士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配一颗，因为它‘一炸一片’，可是，我们造不出来，也没有那么多钱向苏联进口。美国人可以用B-29炸一辆自行车，我们的手雷却只能留给敌人的坦克，炸碉堡就是奢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战士——没任何奢求，不会因为没有炮兵火力就放弃进攻，也不会抱怨没有仅仅能够维持生命的给养和弹药。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放弃阵地，每个人随时准备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然后，按照主管的要求，布雷兹介绍了“烈火计划”，还有北京站对代号“恐龙”的中共党员典型例证的研究，他说：
“在上甘岭三点八平方公里的狭小面积里，一天落弹三十多万发。一万多名志愿军要对抗六万多‘联合国军’，几乎没有炮火支援，弹药也常常补充不上，一桶水、一箱弹药、一个萝卜常常要牺牲好几条人命还不一定送得上去。可是，我们胜利了，这奇迹就来自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战后到上甘岭，随手抓把土，可以数出三十多粒弹头，一面红旗上有三百八十一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干上，嵌进超过一百个弹头和弹片。上甘岭的战士们用自己的粉身碎骨验证了人类的勇敢精神。”
布雷兹带头拍起手来，会议室里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老教授”点点头表示同意，“是的，在范弗里特上将的作战计划里，上甘岭应该第一天就被攻下来。”
主管说：“因此，我们要继续在中国釜底抽薪，绝不让中国政府打压房地产的政策成功。在经济上，我们要继续大力组织巨额游资进入中国，给中国的房地产业火上浇油，并继续鼓动西方大企业利用合资机会挤垮和吞并中国本土的制造业。当然在政治上还要培育第五纵队，也就是中共无比仇恨的腐败分子，这样，就能创造出我们在前苏联的辉煌。一百多年前，中国就是因为腐败和没有制造业——尽管它的GDP已经占据世界三分之一，却依然在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直至险些被西方瓜分。但不幸的是，后来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有它铁的纪律和强大的理想精神，更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弹一星’，使得我们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计可施。所以，情报局坚信：只要消灭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并继续让他们的房地产升温，进而造成他们支柱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业疯狂化，这样，再加上“烈火计划”建立起的第五纵队，中国就一定能够在内外夹击中衰亡。”
钟勇高兴了，说：“所以，来你们国家我很受启发，觉得真该学习你们：坚持立国根本不动摇，两百年来始终如一。所以，为了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这种精神，我们对腐败分子必须严惩，就像对待癌那样，绝不允许扩散。其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一直这样做，新加坡才成为了亚洲最廉洁、最富裕、最公平的国家。”
没出布雷兹所料，主管给大家讲了“烈火计划”，介绍了北京站正在进行的工作，最后结论道：“北京站的成就将比当年莫斯科站更加伟大。”他胸有成竹道，“现在，“烈火计划”的可行性越来越明显，以前我们西方最害怕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纪律，可现在这个忧虑越来越少。他们埋头国民经济，而这个经济又是以房地产为支柱的……”听到这里，会议室里发出了窃窃私语，还出现几声忍不住的嘲笑。在座的人们都知道：只要是大国，哪能以房地产为国民经济支柱呢？这只能造成整个国家人心惶惶，甚至是分崩离析，所有强国都是以制造业和信息业为国民经济支柱的。
听到这里，“老教授”的目光却变得冷峻了，他也带着自豪说了起来。
主管说：“早上好。”
“亲爱的年轻人，听到你来我们国家后的感受，我很感谢也很自豪。知道我们国家为什么无比强大吗？就是因为我们的立国目标和立国精神永远不会动摇，始终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点起火焰，让我国一直进军到世界的最前头。至于我们的立国目标和立国精神为什么能够保存下来，始终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有纪律，有管理才能，这是除了精神之外——我国最宝贵的财富。所以到今天，能把繁荣昌盛带给世界的，只能是我国，因为我国永远也不会放弃胜利的武器——精神、纪律和管理才能。”
会议室里，身穿笔挺服装的男女三三两两站在一起，低声交谈着，见到他俩进来，很多人上前跟布雷兹握手，却没理会他身后的乔治。布雷兹差不多都不认识他们，也不知这是什么缘故，不过他马上意识到这些高级情报官可能都听说了“烈火计划”，所以今天第一个议题很可能就是北京站的。这时，驻外工作站主管进来了，身后还跟着两个胳膊下夹着红色文件夹的男子，活像两只听话的猎犬。人群开始迅速向自己的椅子走去。主管坐下，环视着会议桌四周。
他的两眼闪闪发光。
会议室中央摆着一张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四周摆满皮椅。会议室门口的长桌上放着一个又一个咖啡壶，旁边堆满炸面包圈和小点心，预示着这次会议将开很长时间。每张椅子前的桌面上还放了一瓶矿泉水。
钟勇沉默地听着他的高谈阔论，怀着越来越大的惊讶的心情看着这位“老教授”，敏锐地听出了“老教授”话语中隐隐有种不太友好的语调。钟勇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好坐着，瞪眼看着，直到他把话说完，但他一说完，钟勇立即跟了上去。
会议室里，墙上镶嵌着世界著名情报人员的青铜浮雕，甚至包括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他准确搞到了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和日本不准备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有前苏联间谍“阿贝尔上校”的浮雕，他先在希特勒身边搞情报，后到纽约、华盛顿窃取了大量西方核心机密，后被他喜爱金钱的副手出卖。“阿贝尔上校”在美国出庭受审时，整个法庭竟然起立向他表示敬意，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还感慨道：“真希望我们在莫斯科也有一位‘阿贝尔上校’。”
“我非常感谢您，您提醒了我：就应该像你们国家那样，始终不渝地坚持精神、纪律和管理才能，这是你们强大的真正的秘密，而不仅仅是什么GDP。”
会议特意安排在大会议室举行。会议室门口一左一右立着两根旗杆，分别挂着国旗和州旗，会议室外的走廊墙壁上镶着深色木板，上面挂满历届总统接见情报局和驻外工作站高官的彩色的或黑白的照片。
顿时，一股怒火从布雷兹的脖颈慢慢升到脸上了，他感到自己被这个中国小子耍了，非但没动摇他的信念，还让他把祖国为什么如此强大的秘密套了出去。这时，他眯缝起眼睛直直地看着钟勇。
他俩在楼内安检处出示了证件，存好提包，在会议登记簿上签了字。
“你不蠢，年轻人，不像我接触过的中共干部。可是，你干的是蠢事，就像是那种老被所谓‘良心’支配的家伙。我推断，你在中国，是一个人跟一个世界作战，这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狂热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你应该永远记住一位老专家的忠告，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就不能循规蹈矩一些呢？”
他俩一路坐车过来，布雷兹话很少，乔治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快，他自己也不想说话。
钟勇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突然冒犯了这位“老教授”，不过他也有些冒火了，便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为人民的事业奋斗到底。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至少我是这样的人。”
布雷兹再次中断休假，快步走上驻外工作站大楼的台阶，身后紧跟着从北京飞来的乔治。
而后，俩人互相瞪着眼睛，彼此距离才不到半米。迟瑞成睁开眼睛了，赶忙拉住钟勇的胳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