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处的工作人员连忙打电话叫来医生，并把老者抬进地头的庵房里，给老者挂上了盐水瓶。医生检查后说，老者是一个癫痫病患者。这时，一个围观的，十岁左右的小孩说：“这老汉羊羔疯又犯了，鼻子下面扎一针就好了。”医生问：“你怎么知道？”小孩说：“村里人都知道，隔三差五就犯一次。”
村民中有人喊：“打死人了！交通局打死人了！”
老汉听见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围在身旁的医生和项目部的同志，没等盐水吊完，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不好意思地离开了庵房。
就在这个时候，村里的一个白发老者突然口吐白沫，浑身颤抖，倒在了地上。
傍晚，满身泥泞的王军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中，匆匆吃了晚饭，换掉沾满泥巴的衣服，冲了个热水澡，一头栽倒在床上，鼾声随即而起。
这时很不巧，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瓢泼大雨把在场的每个人都浇淋得宛若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而土地经过雨水的浸泡，则成了稀泥一般。淤泥埋没了半条腿，每前行一步都是那么地吃力。
“叮铃铃……”突然枕边的手机响了，王军瀚迷迷糊糊地抓起电话：“喂，哪位？”
混乱中，王军瀚拨通了110。约半小时后，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十几名警察赶到了，他们用话筒喊话，用摄像机、照相机取证，并当场抓获了打砸推土机玻璃的两个青年，方才平息了事态，制止了这起闹事行为。
手机里传来项目处一位女同志的声音：“不好了，村里一个拆迁户的妇女喝农药了，现在正在市中心医院抢救。”
就在开工那日，钟秦州和王军瀚邀请村民到碾麦场里开会。他们想用自己的真诚打动村民的心，从而换来开工的顺利。场里汇聚了二百多个村民，但很多村民道理已经难以听得进去。他们经不起个别人的煽动，大声嚷嚷着，喊着，骂着。就在推土机开进田野的一瞬间，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一百多号人，拿着锄头、铁锨、石头、砖块朝推土机围堵过去。他们砸烂推土机的窗玻璃，有的人还躺卧在推土机的链轨前面。在场的钟秦州和王军瀚等人，很快就成了村民的活靶子。纠缠，撕扯，推推搡搡，打打闹闹，场面极其混乱。
“啊？！我马上就到。”王军瀚睡意全无了，他立刻穿上衣服匆匆离开了家。
罗星县的牛嘴村是征地拆迁中最为难啃的骨头，因为大桥西段的引线要从该村的土地经过。
到医院后，项目处的同志告诉他，这个妇女长期待在将要拆迁的用来看守果园的庵房中，死活不走，今天傍晚宣称自己喝了农药，被几个村民送进了医院。王军瀚叮咛医生一定要全力抢救，并守候在病房，目睹医生给妇女洗肠洗胃，一直忙碌到后半夜。
多数村民当月就领到了钱，一晃四个月了，却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按兵不动。王军瀚一次次地往村民家里跑，每一次，他都不空着手去：要么提着烟茶，要么拎着水果，当然口袋里也装满了香烟。见了村民的面，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很低，不是把这个叫大伯大妈，就是称呼那个为大哥大嫂。嘴唇磨烂，好话说尽，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事实证明，他们不过是虚惊一场。妇女也许是在撒谎，也许农药是假的，所谓的农药根本没有伤及她的身体。当王军瀚要离开病房时，这位妇女拦住他，看了看周围没有人，悄声说：“我看你是个好人，为我忙活了半夜，说实话，阻挡你们修路不是我们的意愿，是有人指使的。”
村民们似乎对村干部掌控补偿款不放心，项目处就采用“现金直通车制”，成立了由干部和村民代表参与的兑付领导小组，一个窗口对外，所有的村民可以直接领取款项。补偿金额以表格的形式，贴在村上的宣传栏里，方便群众查询。补偿表被一些村民撕掉，项目处又重新把它贴上。
“什么人指使的？快说。”
群众希望自己利益最大化不难理解，但一些群众的阻挠，对大桥的顺利开工，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我不敢说，说了我这个寡妇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部门之间的问题就这样一件一件解决了，但和农民打交道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没有哪个村民认为修桥是坏事情。大家都翘首期盼着大桥，苦苦等待修大桥通车。但在修建大桥中，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他们却又呈现出了另一种姿态。用王军瀚的话说：“一个国家一个旗旗，一个百姓一个脾气。要叫人人满意，只有下跪了。”其实下跪也未必能解决问题。这些人中有通情达理的，也有胡搅蛮缠的。客观地说，大多数群众显得宽容和理智，他们对拆迁采取了比较合作的态度，但总有一些群众，因为文化素质偏低，经不起煽动，又深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于是以补偿款太低为由，抵制拆迁。他们抵制拆迁的办法只有一个字：闹！
王军瀚这才知道这位妇女是个寡妇。寡妇自然有寡妇的难处，他理解她的苦衷，就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其实在这个沟里有文物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职责，这种职责对其他部门往往就是一道红线，谁也不能逾越。但把事情绝对化，按部就班去做，那许多事情就寸步难行了。有些部门还把这种职责当成一种特权，他们会拿出各种文件规定，说得振振有词，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遇到此种情形，有的人会强词夺理，据理力争，甚至拍桌子瞪眼；有的人则放下架子，讲明利害，顺应对方，求得支持。党森林深谙此道，他采取的是后者。
拆迁不顺利，直接影响着大桥的建设进度，这是压在党森林心上的一块石头。这天，他把钟秦州和王军瀚叫到办公室，商议和分析了拆迁的情况。大家认为：阻碍工程进度绝不是一般的群众行为，一定是有人在幕后组织策划。但是谁在幕后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党森林想出了一个无奈的办法。
郝局长看着这位比她年长几岁，同样在基层多个岗位上摸爬滚打几十年，两鬓已经花白，额头皱纹增多，一脸疲惫的党森林，心生一种莫名的怜悯。这种感觉是惺惺相惜，还是同僚相恤？甚或是女性特有的怀柔之情？她也说不清楚。但此刻，她的确被党森林低调、谦虚、真挚的诚意感动了，当即叫来文物科科长说：“交通局的工程是市上的重点工程，时间非常紧，可以采取跟踪施工法，如果发现文物立刻保护起来。”然后叫科长先行为其盖了章。
这天傍晚，他领着钟秦州、王军瀚和几名工程技术人员，扛着测量仪器，来到了牛嘴村的村口。党森林随便指了指村边的一片苹果园说：“就从这里开始测量，一直测到大桥连接的地方，能绕多远就绕多远。”
听完郝局长的讲述，党森林说：“我要向你学习啊！”
技术员们煞有介事地开始测量了，他们边测量边打桩，一直走了三公里多路，终于到了大桥连接处。测量中途，有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黑暗中时隐时现……
郝县长回去后，又马不停蹄往省发改委跑，不久，国家发改委居然专门给秦州市渭华县追加了水窖项目资金，共五百万元。
第二天早晨，奇迹出现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在交通局技术人员测量过的苹果园里，海市蜃楼般地出现了十几栋楼房，有两层的，有三层的，有的还在继续往上加盖，都是用干砖垒起来的，楼板也是临时性架上去的。单薄的墙体在空旷的野外摇摇晃晃，仿佛随时要被大风刮倒。在没有庄稼的地里插满了各种树苗，用手轻轻一拔就出来了，其实只是一根根树枝而已。
她拿着文件，拿着山区群众衣衫褴褛、满脸泥垢下深沟挑水的照片，拿着因吃山沟里的水而得了大骨节病、粗脖子病的病人照片，通过在北京工作的亲戚，几经周折踏入了国家发改委的大门。国家机关一般是不接待基层官员的，但郝县长硬是好说歹说见到了主管此项目的一个女处长。女人之间的沟通自有女人沟通的方法。郝县长先是赞美女处长的长相、服饰，再赞美其风度、气质，然后把渭华县山区群众吃水难的照片拿来出来，一一展示给处长看，再接着介绍农民吃水困难的现状，特别是说到山区缺水，农民一年都不洗一次澡时，女处长惊得目瞪口呆。她问郝县长：“那如果有了水窖，农民可以洗澡吗？”郝县长回答：“也只能解决吃水的问题。”女处长说：“那为什么不安装自来水呢？”郝县长看出这位处长是北京城里长大的干部，于是就西部地区山大沟深的现状，农民吃山沟的水后得大骨节病、甲状腺病后生活的形态，绘声绘色地进行了描述，直听得这位处长唏嘘不已。最后女处长让她把申请项目资金的材料放下，回去等候消息。郝县长看到了希望，又给这位处长介绍说：“渭华县还是革命老区，是红军长征在陕北落脚的第一站，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女处长站起来握着郝县长的手说：“知道了，老区的县长，你的真诚让我感动，我一定会向领导详细汇报的。”
这规模，这速度，没有一定的严密而有效的组织，是不能够做到的。
那年，一个世界妇女儿童基金组织，到我国西部贫困地区调研。他们惊讶地发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许多贫困山区农民吃水还非常困难，要到很远的深沟里去挑，条件好一点的农民靠打水窖蓄水吃。他们把调研情况给国家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于是国家决定，每年给贫困地区解决一部分打水窖的资金。由于资金分批拨付，每年只给西部各省安排两个县的水窖工程，这就存在一个“僧多粥少”的问题。郝局长当时是渭华县的副县长，分管妇幼、教育和农村扶贫工作，她对山区农民吃水困难是了如指掌的。国家计划下达后，各县区都往省上跑，郝副县长也不例外，省上有关部门的门槛她跨了无数次，见人就递材料、赔笑脸、说困难。但最终，渭华县还是没有被列入当年的计划。她不甘心，决定到北京去找国家发改委。
党森林心里有数了，他和王军瀚一起来到了牛嘴村。他们径直找到了村委会主任牛金汉家。
“见人多说好话，别人不理解、烦你了，厚着脸皮再找呗！”郝局长打开了话匣子，讲起了那年争取项目的事情。
这是一个有四层小楼的院子，门楼很高，和周围建筑相比有鹤立鸡群的感觉。敲开门，一个四十多岁、面黄肌瘦的女人迎了出来。王军瀚问道：“这是牛主任家吗？”
“怎么讲？”
女人说：“是的。人不在家里，找他有事吗？”
提起水窖项目，郝局长眼圈红了，她有一肚子话要说，有一肚子委屈要诉，但她此刻只说了四个字：“嘴甜，脸厚！”
王军瀚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郝局长过去在县区和乡镇担任过领导职务，她知道干一项工程，通常要找十几个部门，盖二十几个章子，这种过五关斩六将的艰难滋味，她是有切身体会的。党森林清楚地记得，郝局长在渭华县当副县长时，就凭着对山区老百姓的一腔热情，无数次跑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硬是把一个叫“母亲关怀”的水窖项目争取到手，解决了当地农民吃水难的问题，受到了群众的高度赞扬。这件事，当时在秦州市影响很大。党森林说：“那年你是怎么把几百万元的水窖工程项目争取到渭华县的？谈谈经验。”
女人没好气地回答说：“好几个月都不闪面了。昨天晚上回来了一下，屁股没暖热就又走了，现在也不知道钻到哪个婊子的被窝里去了。”说完“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
“是楚楚动人的郝局长把我吸引过来了啊！”党森林笑着说道。接着他高度赞扬了文物科科长的责任心，说交通局的同志要像文物旅游局的同志学习；然后说，如果在施工中发现文物，将立刻保护起来，并及时报告文物旅游局。
党森林和王军瀚在村里走访了几户群众，特别是走访了几名老农户和去年卸任的老村委会主任后，对牛金汉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文物旅游局局长姓郝，是个文静的女同志，看上去四十多岁，穿着朴素大方，长得白净端庄，给人一种亲和善良的感觉。她见到党森林的第一句话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什么风把你这个大局长吹到我们这个清水衙门来了？”
牛金汉身高一米八二，虎背熊腰，人高马大，喜欢武刀弄棒。初中毕业后一直在村里闲逛荡，那年征兵，他因为有偷窃行为被派出所审查过，政审时被刷了下来。后来他就在村里纠结了几个游手好闲的哥们儿，专门干偷鸡摸狗的行当。他喜欢穿警察的旧警服，最早是上白下蓝的那种，后来变成了橄榄绿的，现在又成了藏青色。由于牛嘴村距离县城比较近，又是从秦州市区到县城的必经之地，罗星县的大部分工程建设所用材料都要从他们村经过。这样，牛金汉就和他的几个哥们儿私下里组建了一个建材供应公司，在村口自家的责任田里圈起了围墙，专门堵截外来的运输车辆，实行强买强卖。所有经过这里的水泥、沙子、钢材、砖瓦等，都会被他们截获，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如果谁不愿意贱卖给他们，他们也要强行卸下来一部分，顶作过路费。时间不长，他们就赚了很多钱。后来有人举报，有关部门也进行了调查，他们有所收敛，但对那些零星而势单力薄的外地过往车辆，还是照讹不误。
这位副处级领导在一名科长面前低声下气了半天，还是碰了钉子，只好回去给党森林诉苦。党森林听后，知道此事延误不得，只好亲自去敲文物旅游局局长办公室的门。
去年村上换届选举时，牛金汉组织他的哥们儿带着现金和烟酒、洗衣粉等日用品挨家挨户走动。除了给他们的亲戚、朋友打招呼外，他们给每户村民都送去了礼物，给那些看不上日用品、日子过得比较富裕的人家直接送去了现金。
钟秦州知道这位科长是在为难他，但又不好发脾气，只好一边递烟，一边说明情况。最后文物科长说：“我知道交通局的工程是市上的重点工程，但我们也要对工作负责，不能敷衍了事，之所以让我们盖章，就说明有盖章的必要，文件先放下，我给领导汇报一下再说。”
选举那天，牛金汉把他的十几个哥们儿分布在会场的人群中和会场的各个角落，密切注意选举动向。在选举大会上，牛金汉宣读了竞选报告，这份报告是他花五千元叫人代写的。报告有理有据，慷慨陈词，把牛嘴村的前景描绘得一片灿烂，无限美好，很有煽动性。
文物科长看了看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厚厚的考古文献书籍，一边翻着，一边很专业地说：“秦州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文献记载唐朝几代皇帝都到这个沟里打过猎，怎么不可能留下一些物件呢？如果发现一只箭头，那可就是一级文物啊！前几天还有群众反映，在沟里发现了宋代的瓷片呢！”
最终，多数村民在牛金汉哥们儿的监督、威胁下，糊里糊涂地投了赞成票，牛金汉以高票当选了村主任。
钟秦州强压住火气说：“涝淤沟是一条多年被水冲刷的沟壑，怎么可能有文物呢？”
担任村主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在国家征地拆迁时，强行进行阻挠，表面上是给群众争取利益，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和几个哥们儿捞取好处。当然群众的生活也因之而有了一定的改善，他们都认为这是村长有本事，带领他们争取来的。这次修桥征地时，王军瀚他们找过牛金汉，他口头答应得很好，但施工进地时他却躲得远远的。阻拦施工的大多都是老头老太太们，偶尔看见几个年轻人，就是他的几个哥们儿。他们拿着手机，随时向牛金汉汇报着现场的情况。
“快则一个多月，慢则半年到一年。费用嘛，当然是交通局出了。”文物科长不紧不慢地说。
情况了解清楚了，党森林决定亲自找到牛金汉。
“勘探需要多长时间？勘探费用怎么办？”钟秦州问。
但牛金汉能在哪里呢？这时王军瀚想到了喝农药的寡妇。那次送她回家时，王军瀚去过她家，于是他很快就找到了寡妇家。到大门口后，只见大门半开着，寡妇一个人在院子里洗衣服，见王军瀚来了，忙招呼进屋。
有一天，他拿着文件找市文物旅游局，希望在文件上盖个章，证明施工地下没有文物。他知道涝淤沟是个被水冲刷多年的沟壑，不可能有什么地下文物，盖个章也就是走个过程。接待他的文物科科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接过文件后对他说：“我们要进行勘探才能决定是否盖章。”
寡妇名叫徐风娥，长得还算漂亮，除了肤色较黑一点外，胸大，腰细，腿长，两只长长的辫子耷拉在屁股上，从背影看，绝对是一个美人坯子。她丈夫几年前在煤矿上患了矽肺病，后来治病花了很多钱，但还是没有留住性命。她拉扯着两个上小学的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异常艰难。那时候牛金汉还没有当村主任，三天两头往寡妇家里跑，时不时地送一些米面油和零花钱，每次送钱都是几十块，多不过一二百。时间长了，寡妇也就有了依赖性，牛金汉如果长时间不来，她还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牛金汉不会做亏本生意，他知道长时间的付出该有回报了，于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溜进了寡妇家，顺理成章地遂了心愿。
钟秦州把自己为大桥建设做的前期工作归纳为两句话：拿着文件找人，拿着香烟求人。他自己不抽烟，但每次出门，他的口袋里都不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文件，一是香烟。不管心里是否高兴，钟秦州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为办工程前期手续，他跑了十几个单位，有的单位竟然跑了几十次。逢人先微笑，见人就敬烟。有的单位的干事，官不大，僚却不小，训斥起他来，就像幼儿园的老师训斥犯错的孩童，但他并不意气用事，为了办成手续，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总是笑眯眯的，洗耳恭听。跑，让他身累，更让他心累。
后来，牛金汉强买强卖赚了大把的钱，再加上当了村主任，寡妇这个半老徐娘也就“退居二线”了，但她还是受制于牛金汉，为了阻挠交通局施工，那次寡妇喝农药的闹剧就是牛金汉一手导演的。
此刻，他想到了三个人：一是交通局副局长钟秦州，一是老局长魏凡海，另一位就是他当年的工友王军瀚。钟秦州真正是经历风雨之人，他身经百战，参加过多个项目的建设，有亲身带领施工队施工的丰厚阅历，更有着对事业负责的一颗火热滚烫的心，而且是局里唯一的高级工程师，让他全面负责大桥工程是最合适的人选。魏凡海是全省数得上的公路桥梁专家，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公路桥梁专家，退休后被湖南省交通厅一个重点项目重金聘请，但党森林一个电话，就把他从湖南召了回来。有魏凡海这样既有高超技术又有极强责任心的人当技术总监把关，大桥的技术和质量就会使人放心。王军瀚虽然是机关的汽车司机，但他事业心强，在多个与普通群众发生纠葛的场合，他都能让群众沸腾的怨愤得以平息。王军瀚懂得怎样用群众的语言和群众说话，懂得怎样与群众接触，更懂得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忧所盼，他主抓拆迁工作，党森林放心。
那天，牛金汉给寡妇送来一瓶农药，告诉她：“这农药是兑了水的，喝了有农药味但毒不死人。”她犹豫着说：“万一出了事怎么办？”“不会的，你在果园的庵房里喝，马上就会有人救来你。”牛金汉说完就走了。
怎样才能组织好这个“大合唱”呢？党森林知道，领导纵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包打天下。他要把最合适的人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从而让所有的鲜花都绽放，让所有的星光都灿烂。
黄昏时分，寡妇看了看表，按牛金汉说的时间一口气把农药喝完了，喝下去后，她感觉到头晕眼花，半天也没有一个人来救她，便摇摇晃晃扑倒在门口，有气无力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
党森林知道，钞票不光用于买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不光用于付工程款，还要用于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因为修建大桥不是单弦演奏，而是一个聚集众多乐器的集体大合唱。不说别的，单说拆迁，就足以让懦弱的人望而却步。拆迁是近些年社会的焦点和热点，是公众集中议论的热门话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大桥建设的拆迁涉及附近两个村委会和五百多户村民，其矛盾的盘根错节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因为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与农民的心理预期相距太远，因此利益的纠葛甚至冲突的隐忧，早已潜伏，只是等待着时机浮出水面。
其实，牛金汉事先安排了几个救寡妇的哥们儿，但这几个人因为喝多了酒，把救寡妇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幸好一个过路的村民听见了呼救声，才喊来人把她及时送到了医院……
开工后的工程犹如老虎巨口，日日都要吞咽巨额钞票。
今天，王军瀚来到她家，打听牛金汉的去向，徐寡妇开始还有一点儿犹豫，但想起牛金汉让她喝了农药却不及时来救她，而且从医院里回来后，也不来看望她，心里越想越来气，就把牛金汉怎么样让她喝农药的事情告诉了王军瀚，并且把牛金汉经常落脚的地方也告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