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送礼是一门学问。什么时候送礼，送什么样的礼，以什么理由和什么方式送礼，都是有讲究的。在安小元看来，选择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方式送对方最想要的礼物，就是送礼这门学问的核心。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比如对劳天容，她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外人知道吗？既然不知道，那么实践这门学问的前提就不存在。幸好，外人不知道，安小元知道，所以，安小元就等于掌握了在劳天容身上实践这么学问的诀窍。
安小元第一次为能源集团提供煤炭的时候，虽然做了赔本的买卖，但是仍然坚持给劳天容送东西，而且送的巧妙，巧妙到虽然劳天容接收了鹿皮大衣，但是感觉不到那是在“送礼”，而更像是安小元替劳天容抱不平，既然石化集团的老总程万里能用公家的钱为自己武装，那么同样作为国企老总的她为什么不行？这样，鹿皮大衣穿在身上就更加理直气壮。但相同的理由不宜使用两次，所以，这次劳天容事先明确打了预防针之后，安小元就没有再把从友谊城买来的礼物送给劳天容。这就叫“度”，这就叫“分寸”。
根据这个“诀窍”，安小元这次不但没有给劳天容送礼，反而还给劳天容添“麻烦”。
安小元表现的很乖，这次报销完之后果然就没有再给劳天容送东西。安小元觉得，既然劳天容真心不想让她送，那么她就不能送。如果她再坚持，那就过分了，就可能搞的劳天容不敢跟她继续打交道了。安小元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都必须有一个“度”，都要掌握一个“分寸”。根据这些年当领导秘书的经验，领导同志都怕跟做事情没有分寸的人打交道。做事没有分寸的即便热情，即便能为领导同志两肋插刀，但也不受领导同志的欢迎，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捅娄子。当领导的人最怕下面的人给他捅娄子。
这次临走的时候，安小元对劳天容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大姐。
同样，这次劳天容还要感谢安小元，因为安小元又为能源集团搞到了煤炭，而且搞到的煤炭价格仍然低于市场价。这次劳天容又让安小元拿点发票来报销，并且一再强调：这次一定要给你自己买。
“什么事情？”劳天容问。
安小元为能源集团提供的第二批煤炭的价格与第一批一样，仍然比市场价略微低一点。但是这次她没有亏本，不但没有亏本，而且还赚钱了，因为这次李必恒给她搞的煤是“三七价”。所谓“三七价”，就是百分之三十是计划内价格，百分之七十是计划外价格，这样合起来，平均价格还是比市场价低不少。由于量大，所以即便如此，安小元也有的赚。
劳天容这样问就表明她具备了做领导的素质。如果不是领导，而是一般的“大姐”，肯定还没有弄清楚对方要麻烦什么，马上就先答应“没问题”。事实上，轻易承诺的人，也往往轻易爽约，当领导的，不能轻易承诺，这样他们才能一诺千金，才有威信。
11
“我每次经过北京的时候都感到不方便，”安小元说，“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小彤帮着订个机票什么的。”
后来的发展证明，姚中诚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上，不要说当时了，就是后来能源集团成了气候之后，集团领导的综合待遇远远好于政府机关公务员之后，当市政府正式下文撤消特区能源办的时候，还是有人坚持要留在机关，宁可要机关的低工资，也不要企业的高工资。当然，也有人选择了第三条路，就是既没有跟劳天容去企业，也不留在政府机关，比如劳天容的秘书安小元就是这样。
小彤就是郑小彤，劳天容的儿子。
劳天容的这个“您”不是随便喊的，她是真的服了姚中诚。领导就是领导，水平就是高，考虑问题确实周到。“有个过度”，这话说的非常好。
“没有问题。”劳天容说。
“好！”劳天容说，“就按您的意见办。”
当然没有问题。安小元事先就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麻烦”是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劳天容手中的权力无关，只要是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她手中的权力无关，那么劳天容当然就会说“没有问题”。这是领导同志的共性，至少是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的共性，或者说，是比较谨慎的领导的共性。比较谨慎的领导同志，最怕身边的人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只要身边的人不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像安小元这样给他们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麻烦”，他们反而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感觉不欠你的了，或者是不用担心你在其他方面给他添麻烦了。现在劳天容就是这样。劳天容是个不想占别人便宜的人，现在安小元帮能源集团跑煤炭，而且价格比市场价低，等于是帮了能源集团的忙，也等于帮了劳天容的忙，所以，如果反过来能够帮着安小元做点事情，劳天容反而安心一点。另外，既然安小元要去北京“麻烦”儿子，就等于替她看望了儿子，劳天容当然高兴。所以，劳天容不但把儿子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安小元，而且还专门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可能关照安小元姐姐。写完了之后，又觉得不妥，安小元喊她大姐，怎么能让儿子喊安小元“姐姐”？于是就想改。
“再说这样过度一下也好，”姚中诚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一个能源办那么多人，只要有一两个处长想不通，不愿意离开机关，到时候你就很被动。”
“不用了，”安小元说，“他不喊我姐姐喊我什么呀？称呼是不能类推的。”
姚中诚看着劳天容，好象还是没有拿定主意是不是把“再说”说下去。
劳天容想想，也是。于是，专门找了一个信封，装起来，交给安小元。
“‘再说’什么？”劳天容问。
劳天容在把信封交给安小元的时候，有点庄重，仿佛是交给了安小元的一个托付。
突然，姚中诚迟疑了一下。
劳天容好长时间没有写信了。今天写起来，突然找到了与打电话不一样的感觉。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但是她知道，那时一种似乎有点遥远的包含着母爱的温馨的感觉。
“要不然这样，”姚中诚说，“你们悄悄地撤出去，按照集团公司的方式运作，但是并不撤消能源办这个机构，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只要机构在，办公费就在，编制也在，工资就能保留，你那边没有工资压力，比一次性支付三年办公费不是更好？再说……”
“要不要给小彤带点东西？”安小元问。
劳天容一听，也确实有道理，如今的领导变化快，干的好要提拔，干的不好要免职，对于特区这样一个每天都在变化的城市来说，一把手是不是能干三年还真不敢说。既然不敢说，姚书记当然就不能把可能是后任的办公费先支付出去。
劳天容的眼睛活泛了一下。
姚中诚微笑了一下，看着劳天容，说：“三年时间太长了，三年之后我自己还不知道在不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敢先把办公费支付给你？”
“算了，”劳天容说，“北京什么都有。再说这么老远你带起来也不方便。”
“为什么不行？”劳天容摆出据理力争的架势。
“买吧，”安小元说，“北京虽然什么都有，但是他一个男孩子，哪里想起来去买呀。”
“好！”姚中诚说，“行！我在下次常委会上提出来，撤消能源办，全班人马划到你的能源集团。不过，一下子支付三年的办公费不行。”
安小元这样说就表明她对劳天容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了解到她丈夫是研究美洲历史的，经常在国外，这时候北京的家事实上只有儿子郑小彤一个人在留守。
机构精简了，编制当然也就下来了，但是，后来在实际运行中发现太精简了也不行。有些机构还必须有，没有这些机构机关运作就不畅通，没有这些机构就不好对口。比如中央有机械部，省里面有机械厅，而特区没有机械局，那么，上面机械部或省机械厅下发的文件归到哪个口子？国家机械部或省机械厅下来的人归口哪个部门接待？如果全部归口的经济发展局接待，是副局长出面接待还是正局长接待？如果是副局长出面接待，上面的人肯定不高兴，而上面的人一旦不高兴，稍微为难一下特区，那么造成的麻烦肯定比接待一下更麻烦。如果是正局长接待，由于各局全部都归口过来，要是省机械厅跟省冶金厅的领导都来了怎么办？事实上，一天来两拨三拨甚至更多的拨的情况经常发生，是不是要准备一把斧头，把局长劈成几块？再说局长如果一天到晚忙于迎来送往，那么还抓不抓特区的经济发展？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局的基本职责是经济发展，而不是接待。但是接待工作也不能不做，特别是特区挨着香港，彼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给人的感觉跟挨着美国差不多，所以上级部门包括中央各部委的中层领导和省里的领导特别喜欢来特区视察和考察，而且每次视察都要到中英街看看，没有人陪肯定是不行的。再加上国家正在渐渐开放，出国考察日益增多，而特区是国门，从这里出境的各级领导不少，对口接待的任务相当繁重。如果加上各兄弟省市的各级领导极其夫人们，说每天都要接待几拨人丝毫没有夸张。对此，曾经有人建议，干脆特区的经济发展局设五个正局长，一个副局长，真正管事的是那个副局长，五个正局长专门应付中央、省和兄弟省市的各级领导。这个提案当然没有获得通过，既然没有获得通过，那么问题就并没有解决，于是，本来被“精简”掉的机构，现在又悄悄地恢复起来。比如特区原来没有能源办公室，但是特区的电力供应这么紧张，紧张到中央领导来视察的时候都不能保证开路灯，不专门成立能源办公室行吗？再比如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如果不专门设立一个部门，不是拿基本国策不重视吗？还有各级领导来特区考察之后，发现这么大一个城市连“精神文明办公室”都没有，明显地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反应了，于是这个部门当然也要恢复。还有诸如国防建设，教育，环境保护等等，认真追究起来，哪个部门都不能没有。如此，“小政府”就成了一句口号。为了不让“小政府”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这些部门在重新设立的时候，都悄悄地进行，不声张。姚中诚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一把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那么其他人干脆把两只眼睛全部闭上，但是，一涉及到编制问题，姚中诚的两只眼睛马上就睁开了，因为编制涉及到工资，总不能闭着眼睛发工资吧？所以，从姚中诚这个角度看，眼下编制问题是他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正因为如此，刚才劳天容一谈到“机构”，他马上就想到了“编制”，连劳天容在“机构”两个子前面加上的“撤消”都被他忽略了。
劳天容被说动了，因为安小元没有说“这是做母亲的心意”这类的话，而说男孩子生活马虎，想不起来买，这样一说，劳天容的大脑里马上就勾勒出了一幅儿子在北京生活一团糟的画面。
这些天姚中诚最头痛的问题就是编制。当初成立特区的时候，中央明确要他们试行“小政府大社会”，所以机构是能精简就精简，精简到几乎所有与经济有关的局全部都合并到一个经济发展局中，并且这样合并似乎也很合理，因为所有的“局”，包括冶金局、化工局、建材局、煤炭局、纺织局、轻工业局、二轻局，机械局、电子局还有七七八八的局，它们不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的嘛。
“走，”安小元说，“我陪您一起去。”
姚中诚也忍不住笑起来。
俩人来到天虹商场，一顿采购。要不是考虑安小元路上确实不方便，劳天容差不多就打算把整个商场买下来。
“我说大书记呀，”劳天容说，“您是不是也急糊涂了。我这是撤消机构，并不是成立机构，原来的机关编制不要了，并不是新增编制，编制办高兴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有‘怎么办’呢，等着他们放炮仗吧。”
在超市出口买单的时候，本来安小元站在更方便买单的位置，要是换在平时，她肯定就会把单抢着买了，但是今天她没有。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她觉得为儿子买东西是母亲的权力。安小元虽然还没有结婚，当然就没有做母亲，但是作为女人，她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母性，她对于母亲还是能充分理解的。她不想剥夺劳天容作为母亲为儿子买东西的权力。
劳天容笑的更加厉害，笑弯了腰。
到了北京，见到郑小彤，安小元才发现郑小彤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首先郑小彤并没有考上正规的本科大学，只是在社科院内部办的一个电视大学的教学点上了三年的电视大学。其次是他现在的工作也不理想，只是在社科院系统下属一个相当于照顾家属性质的家用电器维修部搞电器维修，所以，一看就是不顺心。
“你笑什么？”姚中诚问。
但是北京人就是北京人，即使不富贵，不顺心，也还有一种皇城根脚下八旗子弟固有的豪气和大气。接收了母亲千里迢迢从特区代来的一大堆慰问品，又扫了一眼母亲写给他的信，郑小彤坚持要请安小元出去吃饭。
劳天容愣了一下，突然笑起来。
“可以，”安小元说，“你请客，我付帐。”
“政府能源办撤消了，那么原来机关的编制怎么办？”姚中诚只好把问题说的更明白一点。
“凭什么？”
“什么编制怎么办？”劳天容没有听懂。
“凭我比你大，”安小元说，“凭我比你有钱，凭我是老板。”
“编制怎么办？”姚中诚问。
比他大自然不用说了，一看就比他大。比他有钱也能看出来，参加工作比他早，再说特区这边的工资比北京高，当然比他有钱。但是说到“老板”，郑小彤就不明白了。难道是特区那边的新说法，说“姐姐”是“老板”？
劳天容向姚中诚提出：既然已经成立了能源集团，并且能源集团的董事长和是政府能源办公室主任是她一个人，干脆撤消市政府能源办，把原能源办的全般人马一起划到能源集团。这样人的问题首先就解决了。另外，最好能将三年的办公费一次性支付给她，并且给她一个与原来能源办公室面积相当的办公地点。
“你不是我妈同事嘛，”郑小彤说，“什么时候成老板了？”
一个集团公司董事长为办公地点和办公经费发愁，境况肯定不比一个吃不饱肚子的人强。
“那是以前，”安小元说，“以前我给你妈当秘书，你妈是老板，现在我下海了，自己开公司了，所以我就变成‘老板’了。”
劳天容正在为办公地点和办公经费发愁。
“下海？真的？”
此时的劳天容面临的不仅是振奋的问题，一个连肚子都吃不饱的人是顾不上精神的。劳天容现在就好比那个吃不饱肚子的人。
“当然真的，”安小元说，“这还能骗你？”
确实，特区现在太需要振奋了，投资管理公司更需要振奋了，但是，最迫切需要振作精神的，还是能源集团那边。这时候，樊泰章甚至有点后悔，后悔没有把劳天容也叫来，让她也振奋一下。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没有骗这个小弟弟，安小元还掏出一张名片。但是这个名片跟上次在大同的时候给李必恒的那张名片不一样，但都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老板”身份。上次给李必恒的名片上印的是“特区人民政府能源管理办公室”，头衔是秘书，因为政府机关的首长秘书相当于是“老板”，这次给郑小彤的名片上面印的是“特区能达贸易有限公司”，头衔是董事长，因为企业里面董事长是老板。
樊泰章现在与姚中诚这样的大领导并排站在主席台上，一左一右是两个美丽绝伦的少女，前面是一张张笑脸和一大片掌声，背景是鲜花和振奋人心的胜利进行曲。不用看，樊泰章肯定也是满面红光了，而且很自然地就挺胸收腹，精神抖擞。于是，樊泰章又暗暗佩服程万里的能干。这样搞一下，确实可以起到振奋人心和制造声势的作用，就像战场上军队发起冲锋，一定要吹冲锋号，并且战士们齐声喊“冲啊——！”一样，谁也不能说安排专人吹号是浪费人员，更不能说喊“冲啊”是浪费精力。再看看包括姚书记在内的领导一脸兴奋的样子，樊泰章简直就有点感谢程万里了，因为自打投资管理公司成立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让市领导这样高兴过，这样开心过。别的不说，单就从领导这个高兴劲来说，程万里的张扬就值！樊泰章由此就感悟，人的性格无所谓好坏，关键看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他自己行事低调，所以就不太喜欢行事高调的人，今天看来，喜欢高调未必是缺点，在整个投资管理公司，或许还真需要几个像程万里这样行事高调的人，否则，需要振奋人心的时候，怎么办？需要让上级高兴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这些当领导的，一生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不就是让上级领导高兴吗？
“真是老板呢，”郑小彤笑了，“行，你请客。你请客我就要往大的点。”
樊泰章刚才还对程万里的这种做派反感，现在一旦自己站在了台上，马上就领略其中的美妙了。
“可以，”安小元说，“把女朋友也叫上吧。”
这种创新的另一项突出的好处是可以容纳更多的领导同时剪彩。表面上看是每两朵大红花之间就可以站一个握剪刀的领导，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红花旁边可以同时站两个领导，事实上是只要有多少朵大红花就可以站多少位领导。这样，不但市领导都可以上，而且连樊泰章也有幸被邀请上台参加剪彩。
郑小彤难堪了一下，脸都红了，摇摇头，说：“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传统的剪彩是一条红绸缎让某个领导从中间一剪两半开，表示“开张”了。但程万里不是这么搞。程万里搞了很长的一条红绸缎，每隔一两尺就扎了一朵大红花，每个大红花旁边站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每个少女都穿了鲜艳的大红旗袍，每个鲜红的旗袍胸前都斜挂了一个条幅，每个条幅都把一个少女两个高耸的胸脯分隔开来，仿佛是少女的两个胸脯“开张”了，或者仿佛是为了让人们分别鉴赏。樊泰章将目光从少女胸脯向下移，才发现少女手中还托了一个金色的盘子，这样，传统的一条红绸缎一剪两半开就变成了两个领导同时剪下一朵大红花献给美丽的少女了。如此，领导同志剪彩的行为，就具有了某种遐想的意境，很容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抛绣球发生联想。并且，领导同志在剪彩的同时，还能顺便欣赏美女，包括欣赏右边少女的左胸脯和左边少女的右胸脯，以至于领导同志的中枢神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剂，当场腰板更直，小腹更收，脸上更加红光焕发。
安小元的心突然紧了一下，有点同情起小彤来。她没有想到社科院的子弟也有考不上大学的，她没有想到小彤连女朋友都没有，她甚至不理解像劳天容这样风光无限的人，家庭生活这样的糟糕。说实话，郑小彤目前这个样子正是安小元原先所希望的，因为越是这样，就越便于她的计划顺利实现。但是，当她真的发现郑小彤的生活如此糟糕的时候，安小元似乎又忘记自己原先的计划了，又觉得有点不公平了。她突然感觉，自己的下海是对的，要不然还在政府机关，或者还在国营单位，将来做的再好，充其量就是达到劳天容这个水平，那又怎么样？
剪彩之前，樊泰章还暗暗担心，或者是暗暗得意，想着这么多领导来了，看你程万里让谁剪彩。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证明樊泰章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不但担心是多余的，而且得意也是多余的。因为程万里是个热衷于创新的人，首先对剪彩就搞了个创新。
这次来找郑小彤其实是安小元事先策划好的，安小元打算把郑小彤带到特区去，作为“大礼”送给劳天容，给劳天容一个意外的惊喜，以进一步巩固自己和劳天容的关系。她知道，劳天容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少亲情，具体地说，就希望儿子小彤能在她身边，但是儿大不由娘，郑小彤不知道是对特区有偏见，还是不想让母亲在身边管着自己，反正死活就是不愿意跟劳天容来特区，劳天容也不能强迫儿子，因此，儿子的事情一直是劳天容最大的心病。如果安小元能够帮着劳天容消除这块心病，那么她们的关系就更不一般了。
也难怪樊泰章不愉快，程万里太张扬了，在投资管理公司内部张扬还不够，还要张扬到市委市政府，居然还邀请了包括姚中诚在内的市委市政府领导出席石化集团的挂牌剪彩仪式。既然姚书记都来了，那么石化集团的成立当然就成了本市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所以各大媒体全部都来了。说实话，樊泰章真有点不高兴了，不知道是因为对程万里的过分张扬不高兴，还是程万里事先没有请示他而越级请了市领导来不高兴。但樊泰章没有将这种不高兴表露出来，既然姚书记都来参加开业典礼，那么他就是再不高兴也不能表露在脸上。不但不能将不高兴表露在脸上，而且还要高高兴兴地出席。这就是当领导的基本素质，或者是当领导的必要水平，这就是城府。当领导的没有城府不行。
安小元策划郑小彤去特区的另外一个打算是让郑小彤跟她一起做生意，这样，她就把自己的利益和郑小彤的利益绑在了一起，而与郑小彤绑在一起，也就等于是间接地跟劳天容绑在一起，只有跟劳天容的利益绑在一起，她的生意才能做大，才能做长久，才能做的不费劲。
本来樊泰章对石化集团的开张是想低调处理的，但是他只是心里这么想，并没有说出来。他觉得作为部下的程万里应该具有猜测和揣摩领导意图的本领，当领导的要是什么想法都说在明处，那么轻则显得领导没有水平，重则说不定什么时候在哪一件事情上就会陷入被动。但樊泰章他没想到这么精明的程万里这次没有揣摩出他的意图，或者是揣摩出来了，但是装糊涂，就是要大张旗鼓地搞一下。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樊泰章都有点不愉快。
应该说，在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安小元还是比较清醒的，她知道，如果不想办法把自己跟劳天容绑在一起，那么她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牢靠。靠送礼，靠讲贴心话，当然也可以建立一定的关系，比如目前这种关系，但是，目前这种关系是脆弱的，是经不起风浪的。如果市场形势发生逆转，煤炭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安小元还能够凭她跟劳天容的关系让能源集团继续买她的煤吗？或许可以，但只能照顾一单两单，绝对不能长久。这种市场发生逆转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安小元知道，根据市场规律，正因为现在煤炭是紧俏商品，所以各地煤炭工业都在大干快上，小煤窑如雨后春笋，将来煤炭市场实现供销平衡甚至煤炭生产过剩也完全有可能的，而一旦煤炭生产过剩，煤炭市场的供求关系倒了过来了。所以，安小元必须趁早跟劳天容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什么叫“牢不可破”呢？利益绑在一起的关系就是牢不可破的关系。凭安小元对劳天容的了解，她要想直接跟劳天容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安小元太了解劳天容了，或者说她太了解像劳天容这样当领导的了。凡是当领导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事业心，为了事业，他们不惜大义灭亲，不要说一般的朋友了，而对于领导来说，所谓的事业，就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是绝不会为了朋友而丧失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手中的权力的。所以，安小元必须在她和劳天容之间添加一种强力粘合剂，这个强力粘合剂就是劳天容的儿子郑小彤。
劳天容这边还没理出头绪，程万里那边已经热热闹闹地开张了。
能够在卖方市场的形势下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出现的买方市场局面，并且提前做好准备，说明安小元大学没有白上，说明“小香港”给她的教训没有白费，说明她这些年在特区政府机关没有白干，说明她在香港商人圈子里面没有白混。总之，说明安小元现在已经具备一个成熟商人的必要素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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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小元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郑小彤跟她南下。她知道，在说服郑小彤去特区的问题上，劳天容那一套不行。劳天容的基本思路是她为郑小彤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让郑小彤衣食无忧，让劳天容天天能够看着他茁壮成长。总之，一切由劳天容安排好了，儿子郑小彤就等着去享福吧。但是，郑小彤是那种等着靠父母的照顾去享福的人吗？说到底，这是代沟问题，是劳天容这一代人不了解郑小彤这一代人真正的想法的问题。但是安小元不一样，安小元跟郑小彤之间没有代沟，至少没有很深的代沟。
如今的领导换得勤，不像建国初期那样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一贯制。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当然是一种进步。而对于特区这样一个先锋城市来说，一把手更是像走马灯，相对于特区成立之初来说，现在的领导实在难不便有长期打算，只求维持稳定，顺利升迁就行。
虽然还没有谈实质性问题，但安小元已经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就比如吃饭，如果是劳天容回来，郑小彤可能不会跟她出来吃饭，就是跟她出来，也是勉强的，至少不会这么开心，这么随便。而现在，郑小彤就非常随便，非常开心。看着郑小彤开心，安小元也开心，因为她知道，离成功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