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现在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好笑，甚至会不相信，不理解，但当时确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代新生资产阶级正是双轨制造成的。邓小平当年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真正凭劳动致富与普通人拉开差距很难，并且也不会把差距拉大，真正使差距拉大的，正是这种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就是同样一件商品，有两种价格，一种叫计划内价格，一种叫计划外价格，计划内价格比计划外价格便宜很多，因此，谁能搞到计划内的商品，谁就等于白拣到了人民币。
当时这种制度被称为改革，也确实是改革。双轨制是从生产资料的计划调拨向市场交换的一种过度。在这个过度时期，为了维持关系到国计民生主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一定时期内必须有一部分生产资料继续维持原来的计划调拨价格，否则很多经济活动就没有办法运行了。
彼时中国的社会生产资料供应实行“双轨制”。
举个例子，当时市场上钢材的价格是一千五百元人民币一吨，而计划内价格是八百元一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不这样，那么生产火车轮毂的工厂就要停产，而轮毂厂一停产，整个铁路就要瘫痪。原因是，轮毂厂供应给铁道部的火车轮毂价格就是一千元人民币一吨，而这个价格如果也调整，那么火车运费和火车旅客票价也必须调整，否则铁路部门就要关门。国家能让铁路也关门吗？而铁路运费和铁路旅客票价的上涨又涉及到汽车、民航、水运、差旅费报销标准、物价、税收甚至是国家职工的工资标准和各种补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政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因此，“双轨制”其实也是社会转型期间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过度政策。
安小元为特区能源集团搞的这批煤比市场价低，不仅为能源集团解了燃眉之急，还替能源集团节省了成本，所以劳天容才非常感激安小元。但事实上，这第一批煤是安小元自己花高价从市场上购买的，然后再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能源集团的，因此可以说，安小元是地地道道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当然，她不是傻瓜，安小元这样做是有目的就是取得劳天容的信任和好感，正式建立自己与能源集团的业务关系，着眼长期发展。安小元年纪轻轻的就有这种胸怀和眼光，说明她这几年是动了脑经的，她与港商们泡在一起是有收获的。
“双轨制”虽然必要，却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如果有人能利用特权特批到计划内物质，比如钢铁或煤炭，那么他马上就发财，就成为老板，就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人”。事实上，当时确实就有一些人能够特批到计划内指标，所以就真的发财了，真的成了老板。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高干子女。所以，曾经有一个时期，有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说苏联的改革是“休克”式的，一夜之间把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平均分配个全体苏联人民，每人分配七千卢布的“资产券”。说这种改革看起来合理，也比较公平，其实对社会稳定不利，对社会资产的最有效利用也不利。学者说中国的改革比苏联成功，主要体现在渐进和优选两个方面。渐进不会引起社会的巨大震荡，优选可以照顾一部分人的利益，使这部分人成为中国改革的收益者，这样，他们就会支持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这部分被“优选”的人就是高干及其他们的子女。此种说法是不是科学值得商榷，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中国确实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双轨制”发财的，发了大财。比如安小元。
安小元跟劳天容的合作正式开始。在这次“合作”中，安小元一分钱好处没有得，还倒贴了钱。倒贴的不仅是一件意大利鹿皮大衣，还有更多多。可以说，第一次合作安小元完全是做了一次赔本买卖。
安小元不是高干子女，没有办法特批到计划内煤炭指标，但是她又决意要跟能源集团建立商业关系，所以，她第一批供应给能源集团的煤炭只好按计划外的价格购买，然后用略低的价格再卖给能源集团。不过，这样的赔本买卖只能在特定的时期特殊的情况下偶然做一次。现在，她的目的达到了，虽然陪了一点钱，但是她终于跟能源集团正式建立了业务关系，并且取得了劳天容的信任与好感，她要施展自己的第二步计划了，就是设法搞到计划内指标。
9
安小元虽然不是高干子女，但她是大同本地人，她能摸到路。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鱼路”是大路，就是直接从中央拿到计划内指标，这对于安小元来说，“鱼路”走不通，只能走“虾路”。“虾路”就是各产煤地自己都有“自留地”，是为支持地方经济服务的。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之外，多生产出来的煤就是“自留地”，归地方上支配。并且上行下效，地方上也在“自留地”上搞起来“小双轨制”。安小元现在就打“小双轨制”的主意，因为打“小双轨制”的主意相对容易一些。事实上，上次回来她已经打探出“虾路”来了，目标就是自己以前的中学老师李必恒。
樊泰章点点头，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姚书记也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李必恒也算是高干子弟，严格地说是大同本地的高干子弟，或者说是“小高干子弟”。李必恒曾经在矿务局子弟中学当过一段时间的语文老师，虽然没有直接带过安小元的课，但安小元毕竟是文科班学生，而且后来考上大学了，加上安小元出类拔萃的漂亮，安小元相信李老师能记得她。
“樊书记您放心，”劳天容说，“既然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就一定会做好。我知道，这个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看见外商的投诉我就知道不能失败，看见街上店铺自备的‘嘭嘭’响的小发电机我就不敢失败。”
李必恒由于是“高干子弟”，所以早就不当老师了，调到矿务局总调度处。仿佛语文老师这类的工作只能是平民百姓的子女做的，如果是高干子女做，哪怕是“小高干子弟”，当教师太委屈了。彼时，老师不如现在吃香，至少不如当官或当调度吃香。所以，李必恒在安小元上大学的时候就从矿子弟中学调到总调度室。
“是啊，”樊泰章说，“不管我们来特区之前是怎么想的，现在看到这种状况，容不得我们想了。从我这边说，政企分开后，必须探索政府对国有资产新的管理方式，我们没有选择，硬着头皮也要接受任务。从你那边说，现在连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在正常工作的时候都拉电，我们还能有自己什么想来不想来的资格吗？”
不久，李必恒的爸爸从矿务局副书记的位置上退居二线，李必恒被提拔为副主任。矿上曾经有人传说这是一种“交换”，但传说仅仅是传说，不可全信，因为李必恒后来又当主任了，而此时他爸爸已经退居二线好几年了，拿什么交换？所以，关键还是靠自己。李必恒从中学老师调到矿务局总调室或许主要靠他父亲，但当上总调室主任则更多地是靠他自己。
劳天容说完，樊泰章脸上也严肃了。
李必恒当然主任后，赶上矿务局机构调整，总调室变成总调处，李必恒从主任变成处长。矿上认为这一个调整非常必要，这不是李必恒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矿务局的级别问题。之前，矿上各个部门叫“室”，负责人叫“主任”，对内无所谓，可对外的时候，就矮半截，因为“主任”很容易与“班主任”或“妇女主任”混淆，而“处长”则明显带有官方性质，很容易与政府各部门的“处长”平起平坐，所以，矿务局的本次“改革”，不花一分钱，就能对全矿的中层干部“全面提拔”，不仅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还能使本矿在今后对外的联络和和作用处于更加有力的位置，堪称一次“最成功的改革”，因为，之后的一系列改革都有阻力，都遭受诟病，唯有那一次，没有任何人反对，上上下下加大欢喜，据说很多中层干部从主任变成“处长”后，还弹冠相庆，轮流请客，不亦乐乎。
劳天容略微停顿了一下，表情突然严肃起来，说：“那天书记和市长找我谈话的时候，谈着谈着就停电了，搞的大家都出了一身汗，像是接受批判。”
安小元去找李必恒的时候，并没有入乡随俗地说找“李处长”，而是说找“李必恒”。换上其他人，说不定连门都不让进，但安小元不一样。第一，安小元是美女，年轻漂亮动人的美女；第二，安小元虽然是大同本地人，但离开大同去北京来深圳多年，穿着打扮说话口音和整体气质像大城市人；所以，守大门的一看安小元在来头和称呼，不但没有轰她走，反而屁颠屁颠地把安小元带进去。
“噢？为什么？”樊泰章又回到他们谈话刚开始的状态，连语调都一样。
其实安小元是说漏嘴了，否则，她至少会叫“李老师”，“李必恒”是她们女同学背后的称呼，当面还是喊“李老师”的。背后称“李必恒”的原因是李必恒其实比他教的同学大不了多少，并且长的目清眉秀，象个书生，安小元她们喜欢对比她们大不了多少的目清眉秀的男性老师直呼其名。
但是，“没有多少心计”的劳天容并没有如樊泰章想象的那样把什么都“完整”地说出来，而是再次红了一下脸，说：“不过我后来还是决定来了。”
安小元这次见到李必恒，发现李老师已经一点没有书生的味道，反倒象个杀猪的，整个人发胖了，脸盘变的贼大，胡子没刮，酒气没退，整个脸是泡起来的，象是刽子手上场之前抢着喝了一碗酒，或者象电影上的大刀会。
樊泰章这样问的时候，就亲切了一些。他突然感觉，眼前的这个女同志其实并没有多少心计，至少并不是太有心计。樊泰章不喜欢太有心计的人，特别是不喜欢太有心计的女人。女人太有心计了，就让樊泰章联想到武则天或慈禧太后，不是好印象。
安小元不敢认。
“那么完整的是什么？”樊泰章问。
“安小元，怎么是你呀！”刽子手叫起来。
“我说的是真话。但是没有说完整。”
李必恒这样一叫，安小元就确信此人正是李必恒，因为人虽然变了，但声音没变，还是当年李老师的音质，只是比当年洪亮了而已。
劳天容脸红了一下，仿佛自己心中的秘密被别人戳穿了。
安小元见李必恒居然还认识她，就有点激动，差点又漏嘴。
樊泰章说：“真要是想在机关享清福，在北京不是蛮好的嘛，干吗跑到特区来？”
“您好，李必……李老师。”
劳天容这样一问，就真的有点撒娇的味道来了。仿佛他们俩不是上下级在谈工作，而是两个老朋友在聊天。但樊泰章对这种聊天式的谈话方式并不反感。
“哈哈哈哈……”李必恒一阵大笑，问：刚才你是不是说找“李必恒”的？
“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心里话？”劳天容问。
安小元红着脸点点头，算是说“是”。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樊泰章说。
李必恒自然又是大笑一阵。笑的非常爽朗，象领袖。
樊泰章笑想，到底是女人，这样的话可以当作是撒娇，这要是男的，并且是一个司局级领导，打死他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安小元发现，李必恒不但形象变了，连说话的声音和笑声都变了。安小元记得，李必恒当年说话轻声细语，好象没有什么底气，而且笑不露齿，好象根本就不会这么大笑。
“老女人了，”劳天容说，“当然希望在机关坐办公室，谁愿意放着好好的政府能源办公室主任的不做，跑到企业当老总。”
李必恒笑足了之后，说：“幸亏你找‘李必恒’。”
也不怪樊泰章把“哦”字拖得老长，因为劳天容跟程万里反差实在是太大了，程万里是积极争取这个角色，甚至到了低三下四的程度，而劳天容上来就以“我本来是不想来的”为开场白，仿佛是存心要给领导一个杀威棒。
“为什么？”安小元问。
樊泰章的“哦”字拖的很长，仿佛是京剧唱腔的尾音。
“如果你要是找‘李处长’或‘李老师’，那么肯定被挡驾了。”
“哦？为什么？”樊泰章问。
“是吗？”
“我本来是不想来的。”劳天容说。
“是，”李必恒说，“没办法，凡是找‘李处长’或‘李老师’的，准是要煤的。我手里哪有煤呀。”
劳天容比樊泰章想象的年纪大，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漂亮。本来按照樊泰章的想象，凡是女人能当上司局级领导的，第一条就是漂亮，女人要是不漂亮，看上去就烦，哪个领导赏识和培养她呀。现在再看看这个劳天容，虽然不是那么漂亮，但也绝对不属于看上去让男人烦的女人，基本上属于相貌端庄而且还有点灵气的女人。相貌端庄是指劳天容长的方方正正，或者说是大大方方，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而且鼻子和眼睛之间距离恰当，不像有些女人，为了节省脸盘，把鼻子眼睛眉毛嘴巴全部使劲往中心长，一看就是小气相，也不像有些人女，脸部器官分布过广，看上去显得脸盘很大，没有凝聚力，没心没肺的样子。说劳天容比较有灵气，是指劳天容眼光有神，像火炬，你跟她说话，感觉她很用心地听，并且听懂了。另外，劳天容身上有一种正气，是那种刚正不阿但也不会很挑剔的正气，这种女人让人比较放心，既让领导放心，也让丈夫放心。樊泰章马上就有一种感觉：行。
“是吗？”安小元问，“那么我这次也是白跑了？”
樊泰章略微想了一下之后，觉得现在听到的这个“不中听”也“中用”，而且可能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中用”，因为整个社科院的背景比某个高官更牢靠，尤其在这种转型期间，今天是高官的，说不定明天就是“二线”，而社科院这张大网显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扯破。这么想着，樊泰章又高兴了。于是，电话里面说着笑话，又互相吹捧了几句，心里的决心也就下定了。
“怎么，你也成了倒煤的？”
樊泰章有点失望，与他估计的“不中听”不一样。按照樊泰章的估计，“不中听”的话可能是说劳天容有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她有一个相好在中央担任高官。如果那样，虽然“不中听”，但是还“中用”。
安小元一听，怎么这么别扭，真想回敬一句“你才倒霉呢”，但还是忍住了。
“还有就是我们社科院系统在中央和地方上当官的多，将来要是找起人来可能比较方便。哎，我不是小瞧你们呀，就事论事。”
“你不要见怪，”李必恒说，“这里都这么说，就是倒腾煤炭的意思。”
“说！”
“我不倒腾煤炭，我是政府采购。”安小元说。说着，呈上名片，自然还是“特区人民政府能源管理办公室”那张名片。
“那我就说了？”
李必恒接过名片，认真看了看，说：“好，政府采购好，政府采购你直接拿着煤炭部的批文到销售处就行了，用不着找我。”
“说说说，一定要说，我就是想听不中听的。”樊泰章来劲了，仿佛《地雷战》上的渡边小队长终于探到了八路军地雷的秘密。
“去过了，”安小元说，“刚刚去过。但是听说李老师在这里当大处长，顺便来看一眼。怎么，当上大处长了连看一眼都不行？”
“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还有就是说出来不中听了。”
安小元到底是从特区回来的，大人物见的不少，现在回到内地，对付处长一级的官员还行。再说处长也不是什么大官，安小元要是不下海，在秘书的位置上熬几年，下来至少也是办公室副主任，跟处长也就差不多。起码是副处。所以，安小元并没有把李必恒这个“处长”看的多了不起，要不是为了“倒煤”，还难得理睬他。
“说嘛，”樊泰章，“不方便说啊？”
“厉害。”李必恒说，“到底是特区来的。好，中午我请你吃饭。”
主任一犹豫，樊泰章就更加有兴趣。似乎越是不好明说的越是有价值。
中午吃饭的时候，安小元温柔了许多。其实安小元只要想温柔，还是很会温柔的。毕竟，有黄大卫那碗酒垫底，又在有钱的香港人里面逛过一圈，知道男人吃什么。
主任有点犹豫。
“您变了很多。”安小元说。
主任接着说：“还有就是她就是学电力的，以前在电力设计院干过，好象还参与过三线建设，对建设电厂是内行。另外……”
“是，变老了，变粗野了。”
樊泰章说：“我听着呢。”
“那倒不是，”安小元说，“其实您现在这样子倒更像个男子汉。哎，你怎么一下子就认出我了？”
对方停顿了一下，仿佛是确认樊泰章这边是不是在听。
“你基本上没变。”
樊泰章没有说话，在听。
“一点没变？”安小元歪着脑袋问。
“能干，”主任说，“能力强。你想呀，社科院这些人哪个是省油的灯？而机关事务管理局又是个得罪人的部门，她一个女同志硬是能玩得转。”
李必恒向后仰了一仰，仿佛是调整眼睛的焦距，调整好了之后，说：“变了，长大了，变洋气了，变富贵了。”
“怎么对了？”樊泰章又问。
“老了。”安小元说，“难得你还记得我。我以为你不认识我呢。”
“对了。”主任说。
“怎么会不认识你，”李必恒说，“谁都不记得也会记得你呀。”
“对了？”樊泰章问。
“是吗？”安小元说。
“那就对了。”主任说。
说着，脸红了，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不好意思。大约是没想到李必恒这么快就能把话往那上面引。这时候见李必恒竟然面不该色，暗想，真是士别三日呀。
樊泰章停顿了一下，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
“怎么不是，”李必恒说，“那年搞诗歌朗诵，你获得了第二名，后来整个子弟中学文科就你一个人考上北京，我这个语文老师难道还能忘记你？”
“怎么想起来问她呀？”主任说。
安小元记起来了，高二那年学校是搞过一次诗歌朗诵会，她是得了第二名，而且那次诗歌朗诵会就是李必恒组织的。想起来之后，多少有点失望，因为她本来以为李必恒会说是因为她漂亮才特别记得她呢。
海南农管委主任接到樊泰章的电话非常高兴，高兴得有点兴奋。双方自然要相互祝贺、鼓励和吹捧一番，交流了当初一起的几个人的动向，一比较，差不多，相对来说樊泰章还算是掌握实权的。于是，说话顿时有了底气，敢于邀请主任并请主任转告厅长，有空的时候来特区“检查指导”。最后，樊泰章当然没有忘记“顺便”打听一下劳天容的情况。主任说知道，女同志，蛮能干的，本来是照顾夫妻关系调到社科院的，没想到她居然能从“家属”干到基建办公室主任，然后一直干到机关事务管理局长兼党委书记。
“当然，”李必恒说，“还有，还有就是你这么漂亮，是校花，谁都能忘记。”
樊泰章首先给厅长打电话，但是，大约是文体卫厅管的面太广了，所以没有找到厅长大人，于是又给主任打电话，这下找到了。
这下安小元的脸更红了，仿佛是自己心里想的秘密一下子被人家看透了。
这时候，樊泰章突然注意到劳天容是社科院出来的，而当初他们“三峡省”的筹备班子当中正好就有两个人是社科院的，“三峡省”下马之后，他们都去了海南，一个在省文体卫厅当厅长，一个在农管委当主任。于是，樊泰章马上就给海南那边打了电话。樊泰章知道，很多事情从材料上是看不出来的，必须向曾经与她一起工作过的人打听。
李必恒没有想到安小元在北京和特区呆这么多年反而变得腼腆了，听人家表扬漂亮就脸红，难道特区那边比大同还封建？
看了这些材料，樊泰章对市委的决定似乎理解了一些，或者是他为市委的决定找到了一点理由。樊泰章想，这次市委推荐劳天容来组建特区能源集团，可能正是看中了她是专业背景和实际管理经验。毕竟，她是学电力的，在调入社科院之前，一直从事电站的设计建设工作。毕竟，管理的实质是管人，劳天容既然能玩转社科院那些大爷，估计应付特区的这些年轻人问题不大。但是，特区不是社科院，更不是当年的“三线”，所以，樊泰章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能源不比石化，特区的电力紧张是老百姓天天都要亲身感受并怨声载道的事情，所以能源集团的一把手是一个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角色，容不得半点的闪失，而如果这个人选本身不合适，那么就等于闪失一半了。
“你们当老师的也知道‘校花’？”安小元问。
劳天容，女，广西灵山县人，1943生，1965年毕业于长江水利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同年分配到水电部西南电力设计院工作，由于正好赶上国家“三线”建设，参加工作后不久即投入到在一座座电厂的建成投产过程中，先后参与四川攀枝花、泸州、乐山、江油、绵阳及河南洛阳等地火力发电厂的设计和施工工作，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1977年担任了设计室副主任。1978年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凭着自己在一线工作培养出来的能力和工作作风，也得益与在西南电力设计院获得的副科级身份，很快就从一堆老学究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地从技术人员转型为管理干部，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计划基建局副局长、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局长、局党委书记等职。
“老师不是人啊？”李必恒反问。
樊泰章看了劳天容的个人材料。
“但那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老实的呀。”
说实话，樊泰章真想找姚中诚好好讨教一下这个问题。想了，但是并没有真的去找。如果去找了，就说明对领导的安排怀疑了。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樊泰章：不要轻易怀疑上级。上级比自己站的更高，看的更远，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上级的决定是没有错的。尤其是针对特区目前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的局面，市委市政府一定非常清楚，更加着急。在这种情况下，市领导是不敢开玩笑或任人唯亲的。
“我现在不老实吗？”
樊泰章想象不出市委为什么推荐这样一个女同志来担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樊泰章的心目中，组建能源集团的事比组建石化集团要重要的多，也迫切的多。石化集团搞还是不搞，搞的好还是不好，对特区目前的发展来说最多就是个锦上添花的事，而这个能源集团，将直接解决特区目前面临的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电力相当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心脏，心脏不工作了，或者说工作不得力，其他一切部门都要受到直接影响。现在特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几乎每天都有香港老板来特区开设工厂，香港那边已经把特区视为自己的后院，很多老板都把写字楼留在香港，把工厂建在特区，在当时，这种经济形式是特区的主流经济，被称为“三来一补”，而所有这些“三来一补”工厂都需要电力，电力不足已经成为严重制约特区主流经济发展的“瓶颈”。迫不得已，市里面已经同意港资企业自备发电机，但是，这显然是个饮鸩止渴的措施，由此涉及的环保问题和电力市场管理问题哪一项都是隐患。再说，“开三停四”还涉及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影响，所以，相对于组建石化集团的锦上添花来说，成立能源集团属于标准的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当然比锦上添花重要，也比锦上添花艰难。像这样重要而艰难的差使，交给一个四十几岁的女同志，行吗？
“你现在老实吗？”
首先，当时特区的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实行“开三停四”。就是一个礼拜七天，只能三天正常供电，另外四天要停电。甚至有时候“开二停五”，一个星期只供两天电。其次，拟建中的“能源集团”仅仅是一个概念，不要说像石化行业那样有几十家企业和二十亿资产了，能源集团当时连一个落脚点都找不到，因为当时的特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电力工业，特区的电力都是从广东电网上输送过来的，而广东省当时的电力供应本身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上改革开放，广东先行，经济增长和用电增长都走在全国的先例，自己都不够用，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特区这么大的用电需要，因此，无论是谁来担当这个角色，都必须具备在短时间内迅速白手起家的本领。第三，最关键的是市委推荐的这个劳天容是个四十几岁的女同志，虽然也是司局级干部，但是在北京的时候不是在水利电力部任职，而且是在跟电力部门一点都扯不上边的部门担任与能源工作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工作，具体地说，她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兼书记。
安小元这时候给了李必恒一个媚眼。
不对，应该说要大许多。
借着媚眼的提醒，李必恒提议：喝点酒？
与程万里组建石化集团相比，劳天容组建能源集团的难度要大一些。
“好啊。”安小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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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小元知道，光凭师生关系是不会搞到计划内指标的，哪怕是“小计划”内的指标。要想搞到计划内指标，还必须加上其他东西，比如加上钱，但李必恒现在这个样子显然不缺钱，小钱肯定打不动他，给大钱就意义不大了，两头一折扣，还有赚吗？所以，安小元决定加上其他东西。安小元觉得即使加上其他东西，只要能搞到计划内价格煤炭，也不吃亏。李必恒是自己的老师，黄大卫也是自己的老师，想当年，把自己的第一次都献给黄大卫了，结果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得到“小香港”的侮辱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今天，如果能得到计划内煤炭指标，跟李必恒那样了又怎么样？安小元已经彻底想开了，女人既然想开了，那么事情就简单了。漂亮的女人只要彻底想开了，那么事情就彻底地简单了。
女人能当上领导，第一条就是漂亮，女人要是不漂亮，很难得到上级的赏识和培养。常言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肯定有一个伟大女人，樊泰章则发觉，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必定站在一排男人。试问，哪个男人喜欢站在丑女人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