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两级领导的支持和首肯之后，劳天容右手拽着特区委市政府，左手抓住中国社科院这个关系网，上窜下跳，与各境外银行广泛接触，终于争取到日本三和银行、富士银行、住友银行、荷兰银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等六家境外银行的贷款共计三千万美元，各种费用算在一起，平均利率不到百分之七，属于能源集团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劳天容就利用这些钱开始了她的“借鸡下蛋”计划，建设了妈湾电厂，总算使能源集团从“无产”变成了“有产”，顺利地实现了零的突破。并且以此为基础，迅速扩张。
“是是是。”樊泰章和劳天容俩人异头同率、异口同声地点头称是。
妈湾电厂一期工程还没有完成，劳天容就开始张罗二期工程，重点还是张罗资金，没有资金，一切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好，”姚中诚说，“有创新好呀。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创新。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没有现成的规律可遵循，它不同于我们过去搞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所以就要我们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框架之内，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创新。”
劳天容还是打算利用外资，尝到了甜头，又有了成功的经验，做起来更加有干劲，也更加有信心，并且领导也更加支持。曾经有一段时间，樊泰章甚至亲自陪着劳天容跑北京，姚中诚也以各种方式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特区用电紧张的严峻形式以及急需资金建设电厂的特殊情况，加上劳天容社科院关系网的鼎力相助，最后，国家计委终于原则同意妈湾电厂二期工程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指标两亿五千万美元，用于引进关键技术和设备及一部分工程材料。为特区能源集团的发展和以后的资本运作奠定了基础。
樊泰章感到自己这次希望很大，或者说这次是一个机会，一个成功率很大的机会。当然，也可能是他仕途上最后的机会。只要上了这个台阶，那么同样的年龄，他又是“年轻干部”了，就还有继续上的可能性，如果上不去，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最多再干一届，他就要“超龄”。“超龄”是非常可怕的，当领导“超龄”跟当老百姓“超生”一样，相当于政治前途被判了死刑。根据中国国情，中央领导六十岁算年轻的，省级干部五十岁算年轻的，地市级干部四十岁算年轻的，樊泰章快五十了，如果继续呆在地市级的位置上，很快就属于“超龄”了，只要能再上一级，马上又变“年轻”了。冲着这个“年轻”，樊泰章也要争取再上一级。这叫生命不息，革命不止。在这种情况下，他迫切需要出政绩，也迫切需要劳天容这样有分量的部下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敲不留痕迹的边鼓，所以，樊泰章多少有点感激劳天容，并且想，一旦自己当上副市长，马上建议由劳天容担任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实在不行就担任总裁兼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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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儿子，樊泰章就一个儿子，已经去了美国，并且打算在那里定居，之所以准备在那里定居，据说就是因为美国的生活比中国好，至少在儿子眼睛里比中国好，既然比中国好，那么在中国的父亲肯定就不必给他寄钱，所以，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对党和国家的感情，樊泰章是真的不想捞钱。捞钱没用，不但没有用，而且还担惊受怕，神经病呀？要说樊泰章这一辈子有什么追求，那就是追求进步，政治上的进步，具体地说就是党政职务的升迁，对于眼下来说，就是要当上副市长这个职务。
安小元估计的没有错，劳天容对郑小彤去安小元的能达贸易公司上班确实不是很高兴，刚开始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后来找到一个机会，还是说了。
樊泰章是真的不想捞钱，并且他也不知道捞钱干什么。樊泰章的父母已经去世，去世之前都是离休老干部，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是国家出的，正像父亲当年说的，党是最大的靠山。现在父母去世了，党仍然是靠山，是樊泰章的靠山，将来樊泰章要是死了，不用说，丧葬费肯定也不用他儿子掏，肯定还是国家包了，而国家掏就等于是党掏，因为党是执政党，并且长期不换，写进了宪法，所以，党能代表国家，要不然，国家的救济款发放到灾民手上的时候，灾民为什么要说“感谢党”？
劳天容这样一说，安小元马上就肃然起敬，觉得劳天容不愧是当领导的，不愧是君子。如果不是真君子，即便心里面不高兴，也绝不会直接对安小元说，而是背后做儿子郑小彤的工作，然后私下里替儿子另外张罗一个更好的单位。凭劳天容的实力，帮别人不敢说，帮自己的儿子，在特区找一个更好的位置易如反掌。但是，劳天容没有这么做。她没有背后做儿子的工作，而是直接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对安小元说了，这说明她确实是真君子坦荡荡。
另外，樊泰章是个非常廉正的人，并不打算在现在的职位上捞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既然不打算捞什么个人经济利益，那么占着那个位置就更没有任何意义。正像他的一个当剧作家的同学对他说的那样，“不捞钱你占着一个有实权的位置干什么？”
但佩服归佩服，原则归原则。安小元绝对不会因为对劳天容肃然起敬而放弃自己精心制定并且已经开始实施的计划。
在樊泰章看来，能够进政府班子担任副市长当然比现在的位置好。首先是好听，按照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好传统，各级政府部门对于各级领导的称呼一律都采用简称，就是把“副”字精简掉。比如副市长，一定称为“市长”，副书记一定称“书记”。“市长”当然比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好听，因为现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舍得花几千块钱，找中介公司注册一个什么狗屁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上就可以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董事长”三个字，这还是胆子小的，胆子大的，即便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司，也可以印上一盒名片，明目张胆地骗，并且在名片的左上角还印上一个烫金的国徽，或者是代表特区政府机关的拓荒牛的图案标志，仿佛他是政府机关的“直属董事长”。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根本看不出这种“直属董事长”跟樊泰章的区别，说不定还以为他比樊泰章官大。而市长就不一样了，即便在市长前面强行加上一个“副”，一听也就知道比任何董事长都大。所以，樊泰章在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和副市长之间，当然更倾向于当副市长。
“我当时就是想把他带来，”安小元说，“没有想的太多。您不知道，你在北京的那个家已经不象‘家’了，小彤在北京过的日子更不象是‘日子’。所谓的‘工作单位’，其实就是社科院下属后勤部门搞的家电修理部，跟过去‘家属工厂’差不多，我看了都心痛。我当时想，您这么成功的女人，虽然不能说日子一定要过的比普通老百姓好，但是也不能过的比一般人差呀。但是事实情况是，不但您自己过的比一般人差，而且小彤也跟着受罪，何苦呢？我知道你克己奉公，不会因为自己家的事情麻烦组织，所以，没有跟您商量，我就自作主张地把他带来了。我还以为您高兴呢，想给您一个意外的惊喜。”
樊泰章在这个时候能有这样的感受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知道，马上又要换届了。并且他还进一步知道，姚中诚不是去江西担任常务副省长，就是去国务院担任一个什么办公室的副主任，而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是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的，所以，如果是去国务院，姚中诚差不多就相当于部长了，至少相当于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假如要印名片，那么，名片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写上“副主任（主持工作）”或“副主任（主任为国务院总理）”。不管怎么写，都是实事求是，都经得起检验和推敲。然而，不管姚中诚是担任常务副省长还是担任主持工作的副部长级副主任，反正市委班子又要重新调整，而只要市委班子重新调整，那么政府班子也必然重新调整，这就叫“保持一致”，只要保持一致，樊泰章就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比如出任副市长的机会。
“谢谢，谢谢！”劳天容说，“这个我知道，你确实给了我一个惊喜，我也真心感谢你。但是，你不觉得小彤在你公司当副总不合适吗？”
按说，劳天容和樊泰章现在都是企业的负责人，应该不属于官场上人，但是，根据中国特色，他们其实都还是官场上人，因为他们都有可能随时回到官场上。比如现在，樊泰章就完全有可能回到市政府担任副市长。正因为如此，樊泰章对劳天容这番不经意的恭维就非常顺耳，非常受用。顺耳和受用的原因并不表示他自己浅薄，想听恭维话。其实，像樊泰章这样级别的领导，又处在这样一个有实权的位置，假如要想听恭维话，是听不完的，因此他并不稀罕恭维话。樊泰章之所以觉得劳天容不露痕迹的恭维顺耳、受用，是因为他相信这番话姚中诚已经听进去了，并且印象深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樊泰章这也是顺领导所顺，受领导所受，跟“急领导所急”差不多。
“怎么不合适？”安小元说，“您知道，我这公司刚成立，正好需要人，请谁不是请。是不是您觉得我是私营企业，庙小了，委屈小彤了？”
正是这种不经意，显示出劳天容政治上的成熟，或者说拍马屁的技巧成熟，成熟到一点都不露痕迹。拍马屁能够拍到不露痕迹，就表示拍的技巧成熟了。这种成熟，在官场上非常有用。
“那倒不是。”劳天容说。
劳天容说：“当初樊书记提出这个思路的时候，我还以为行不通，咨询了有关方面之后才知道其实是可行的，并且还是改革开放的又一项新创举。看来，我还是要加强学习呀。”
“那是为什么？”安小元问。
既然樊泰章支持了，那么就等于是投资管理公司支持了，而且，劳天容还拉着樊泰章一起去见姚中诚，并且当着姚中诚的面，借专家学者顾问之口，继续给这个新思路戴高帽子。当姚中诚对这个新思路已经有了明确的印象，并表示原则赞同之后，劳天容又在不经意间，轻描淡写地暗示这个思路的始作俑者是樊泰章。
劳天容没有立即回答为什么，而是想了想，或者说是思考了一下，才说：“你以前一直给我做秘书，现在自己下海开公司了，又跟能源集团有业务往来，如果小彤不在你公司里面，这也没有什么，但是现在小彤在你公司做事，人家不会说闲话吗？”
不用说，樊泰章这里是百分之百支持了。因为与其说樊泰章是支持劳天容，还不如说是支持他自己。哪有自己不支持自己“思路”的道理？
经过考虑的话说出来就是不一样，比如劳天容现在说的这番话，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又丝毫没有伤害安小元，足见说话水平不一般。
樊泰章终于想起来了，并且想起来之后，马上就为自己的“思路”又添加了一条理论根据，说明境外的贷款除了利率合理之外，贷款周期也合理，如此，仿佛他当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并不是偶然想起来的，而是深思熟虑的，于是，作为领导，樊泰章在劳天容心目中的形象又高大了许多。假如说一开始劳天容说“还是领导有水平”这句话多少还带有一点恭维的味道，那么，现在她就真的佩服起自己的上司来，以至于她忍不住又多奉送了几顶高帽子，直到把樊泰章的脑袋压得摇晃起来，才罢休。
“身正不怕影子斜，”安小元说，“其实就是小彤不在我公司做事，别人还是要说闲话的，而且说不定闲话更多。”
“啊，噢，那好，好事情呀，”樊泰章说，“国外银行的利率低，而且贷款周期长，不像国内的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只适合投机，不适合投资。好，好。能在国外融资最好。”
“喔，是吗？”劳天容显然不信。
劳天容见樊泰章没有反应，知道他肯定是想不起来了，于是干脆自己点题，说：“专家认为您的思路非常有创意，并且说，只要政府支持，境外银行对于用于中国基础建设的项目是愿意给予贷款的。”
“当然是，”安小元说，“有些事情您可能不知道，其实也只有您一个人不知道，其他人都知道。”
樊泰章愣了一下，一时没有想起来他提出过什么思路，或者说他作为特区投资管理公司的一把手，下属十几家集团公司，几乎每天都能碰到劳天容这样的请示汇报和报喜者，每天都可能提出一两个提出类似的新问题，他也可能每天都针对具体的问题发出一两句感慨或想法，假如这也算“思路”，那么，所谓的“思路”太多了，所以劳天容猛然这样一说，他还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思路”。
“哦？”劳天容立刻想起了英国王妃戴安娜，查尔斯王子在外面有情人，全世界都知道，唯独戴安娜本人不知道。
“还是领导有水平，”劳天容说，“您上次提出的那个思路我咨询了有关的专家和顾问，得到的答复是可行的。”
“当然是，”安小元说，“如果不是我供应能源集团的煤，其他人供应，尽管其他人供应的煤炭比我价钱贵，但是有些人还是喜欢其他人供应，不喜欢我供应。”
劳天容立即向樊泰章做了汇报，并且把功劳算在他的头上。
“为什么？”
果然，樊泰章这个问题点燃了劳天容大脑中的思想火花。或者说樊泰章的问题给了劳天容一个大胆的启发，一种强烈的暗示，还包括强有力的鼓励。于是，劳天容突然感觉自己一下子找到了兴奋点，马上就进入了状态，立刻开通她的社科院关系网，广泛咨询了一番。获悉，像港口、铁路、电站这样属于基础工程的项目，只要有中国政府的明确支持，国外银行是愿意放贷的。
“因为其他人给回扣，我不给回扣。”
樊泰章既像是问劳天容，也像是在问他自己。但是，不管他是问劳天容还是问他自己，只要能够这样问，就表明他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领导。
“有这事？！”
但是，樊泰章似乎又不甘心，于是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国外获得贷款呢？”
“有这事。”安小元说，说的非常肯定。说完之后，还嫌分量不够，又补充道：“其实现在只要花钱的地方就有回扣。”
樊泰章不说话了。都是搞经济工作的人，当然知道年率百分之十三的年利率意味着什么。做工业的，特别是重工业，投资回报率能够达到百分之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贷款利率百分之十三，回报还不够偿还银行利息，这个项目当然是没有办法做了。不仅这个项目没法做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项目都没办法做了。
“真的？”
“利率不一样，”劳天容说，“胡应湘是在国外贷的款，利率只有百分之三，而我们只能从国内贷款，利率至少也要百分之十三，怎么偿还？”
“当然真的，”安小元说，“要不然怎么花起公家的钱大家那么起劲？你没听人家说嘛，钱一姓‘公’，就不是钱了。就是因为有回扣，所以花钱不心痛。花钱是公家的，回扣是自己的，所以大家才起劲。”
“怎么不一样？”樊泰章问。
劳天容不说话了。其实安小元说的情况她也不是一点不知道，这些年随着能源集团的发展，每次遇上投资项目，比如购买设备和基建工程等等，总有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想给她回扣，但是劳天容每次都坚持招标，至于招标之后，是不是还有人给回扣，给了多少，给了什么人，她就不清楚了。但是有一条，她自己没要，既然她自己没有要，所以她就不知道这里面的具体情况了。不过她相信，多少会有。
“不一样。”劳天容说。
“其实，小彤在我公司反而闲话少一点。”安小元说。
樊泰章特意用了“我们”，并不是真的打算为劳天容分担责任，而仅仅只是说的让劳天容好接受一点，或者，纯粹是当领导的说话习惯，这叫与属下打成一片。
劳天容仍然没有说话，但是认真地注视着安小元。安小元知道，劳天容这是在等待她的进一步解释。于是，安小元就进一步解释。
劳天容的“借鸡生蛋”计划实行不下去，不仅她自己着急，樊泰章也跟着着急。这一天，樊泰章终于忍不住问劳天容：“为什么胡应湘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就做不到？”
安小元说：“由于我不给回扣，我就是给他们回扣他们也不敢拿，所以，不论我以什么价格给集团供应煤炭，都肯定有人要说闲话。而且您看，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最后的结果就是把我排挤出去，让其他能给回扣，他们也敢接受回扣的人进来。说实话，我请小彤来公司担任副总也是有自己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获得平等的机会。只要小彤在能达贸易公司，想拿回扣的人就是心里有闲话，也不敢说出来，或者说，看在小彤和您是小彤母亲的份上，也不敢把我们排挤出去。但是，大姐，我向您保证两条，第一，我的煤炭绝对质量可靠价格合理，我不需要您的任何特殊关照，只要您给我‘同等优先’的机会；第二，我绝对不会亏待小彤，我等于是把给那些乌龟王八蛋的回扣省下来给小彤，给小彤我心里平衡一些。我还要给小彤股份，本来准备给他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后来计算了一下，只能给百分之三十，因为大同那边我还要打点。”
这个机会是樊泰章启发来的。
假如说刚才安小元佩服劳天容是君子的话，那么听了这番话之后，就该劳天容佩服安小元是君子了。说实话，劳天容自己心里也不平衡。能源集团本来就是一个概念，现在经过大家的努力，当然，最主要是经过她的努力，已经由概念变成了一个实体，但是她劳天容还是劳天容，如果说要有什么变化，那么就是她肩上的胆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或许安小元说的对，自己是党员，为工作吃点苦理所应当，但是有什么理由让儿子也跟着吃苦？如果当初不是为了工作废寝忘食，能腾出一点精力多关心一下儿子，多抓一下儿子的学习，凭她和郑品浩的遗传基因，儿子郑小彤也不至于连一个普通全日制大学都考不上。现在儿子连个正式单位都没有，将来找对象组织家庭生老病死都没有保障，如果再不赚点钱，那么不是一无所有？自己今天在这个位置，利用这个位置可能还能帮一帮儿子，也算是对儿子的一种补偿吧，说不定哪一天就不在这个位置了，到时候想帮也帮不上了。当然，不管自己在什么位置，或者不在什么位置，总是国家干部，总有饭吃，但是，中国的“国家干部”不是英国贵族的爵位，是不能作为遗产留给儿子的，假如哪一天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或者职务有个变动怎么办？所以，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儿子跟着安小元后面做点正经生意，趁年轻挣点钱，攒点钱，也不是坏事。联想到中央和地方上那么多的大首长大领导，他们的儿子女儿不是出国就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他们凭什么？他们可以，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就在程万里等待地价继续上涨的时刻，劳天容也终于等来了她的机会。
这么想着，劳天容就不说话了。
25
劳天容的不说话是一种沉默，“默认”的“默”，“默许”的“默”。
根据中国国情，中央领导六十岁算年轻的，省级干部五十岁算年轻的，地市级干部四十岁算年轻的，樊泰章快五十了，如果继续呆在地市级的位置上，很快就属于“超龄”了，只要能再上一级，马上又变“年轻”了。冲着这个“年轻”，樊泰章也要争取再上一级。这叫生命不息，革命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