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小元也不完全是演戏。说实话，有些东西靠演戏是演不出来的。比如身体敏感部位有节奏的痉挛和紧缩，就不是靠表演能装出来的。假如真是装出来的，那么，安小元也算是有特异功能了。事实上，安小元下海成立自己的公司之后，刻意脱离了之前与港佬圈子，脱离了靠做中介赚取“茶水费”的生活，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零距离接触异性了，所以，今天在李必恒面前的表现，尽管确实有表演的成分，但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这种表演与真实的叠加，给予李必恒前所未有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李必恒膨胀，使他心甘情愿地为安小元付出一切，更不用说一点平价煤。
李必恒真干的时候，才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安小元与他老婆不一样，与他曾经有过这种经历的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一样。主要是安小元显得特别激动，甚至比他都激动，不仅仅是迎合，仿佛是她主动把李必恒拉进自己身体的。在最激动的时候，安小元张着嘴，目光呆滞，嗓子眼里发出奇怪的声音，体内产生如痉挛一样的有节奏的颤抖和紧缩。
李必恒给了安小元所需要的煤。“三七价”的煤。
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李必恒听了之后当场不能自制，不要说给煤了，给命都干。
这次安小元又回大同，当然回来还是要煤的。不过这一次不是安小元主动开口“要”的，而是李必恒自己打电话主动说给的。
在这种意思的感召下，安小元把嘴巴跟李必恒的耳朵贴得更紧，嘴唇几乎碰着李必恒的耳朵，小声说：“是因为想你，想得受不了了，自慰的。”
事实上，在安小元回特区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李必恒几乎是每天一个电话。刚开始是电话问好，后来就问她什么时候再回来，再后来就说他想她，最后是求安小元回来，赶快回来，说回来就给她煤，不是“三七价”的煤，是“四六价”的煤。
由于俩人的脸贴得太近，所以点头的幅度非常小，小到也就是那么个意思吧。不过，只要意思到了也就行了。
安小元的电话里面还是那句话：我不要煤，要你，不是要“一次”，而是要“多次”。撩的李必恒恨不能顺着电话线里面钻过来。
李必恒一边把安小元楼稳实，一边点头，说：“行，我发誓。”
尽管如此，安小元这次回来也没有摆什么架子，不但没有摆什么架子，而且还专门给李必恒带来了一套最好的行头。当然还是在友谊城买的，发票拿到能源集团报销了。尽管报销了，但是东西应该算是安小元自己买的，跟上次送给劳天容那个鹿皮大衣的性质一样。不过这一次安小元没有买鹿皮大衣，而是皮带、领带、钱包、打火机。不要小瞧这四样不起眼的小东西，样样都是男人身上少不了的，样样都是最高档的名牌，样样都是大同根本买不到甚至见不到的。加在一起，价值也不一定比一件鹿皮大衣低。
李必恒这时候也不问了，而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安小元的眼睛。两双眼睛挨得很近，以至于如果再这么看下去，必然双双成了斗鸡眼。为了不让双双成为斗鸡眼，安小元只好善解人意地把自己的嘴巴贴着李必恒的耳朵，轻声说：“我告诉你，但是你不能得意。”
安小元这一招是跟“小香港”学的，东西不在大小，关键要在最好。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能用得着的东西，只要是好东西，别人就会喜欢，甚至喜欢一辈子。比如“小香港”给黄大卫买的那个水晶眼镜，估计到现在还戴在黄大卫的脸上，甚至可能戴一辈子。安小元现在送给李必恒的这四样东西，也希望李必恒一直带在自己身上。只可惜李必恒不戴眼睛，否则安小元一定问清楚度数，在特区买一个最贵的送给他。
说着，李必恒也借着酒劲，摆出一副武力征服的样子，抓住了安小元的手腕。样子很凶，但使力不大。不过，安小元已经太弱不禁风了，还没有等李必恒使力，就自动就势一倒，靠在了李必恒的怀里。
果然，当李必恒见到这四件东西的时候，差点忘记他本来想要什么的了。
“告诉我，”李必恒说，“现在就要告诉我！”
“我知道你不缺钱，”安小元说，“但这些东西内地是买不到的。”
“就不告诉你，”安小元说，“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好，”李必恒说，“别的东西我不敢说，腰带我肯定是天天扎在身上，你不解别人解不开。钱包天天装在兜里，装进去的钱全部属于你的。”
“就要你告诉我！”
安小元笑了起来，不是激动的笑，而是嫌他说假话都不会说的笑。
“就不告诉你！”
“你不相信？”
“告诉我。”
“鬼才相信，”安小元说，“别的不说，就说着皮带，我在这里两天可能你是不让别人解，我一走，你还不让你老婆解腰带？”
“我不告诉你。”
“真不让她解。”李必恒说。
但是他想知道。这样的话题任何男人都感兴趣，都想知道。事实上，当一男一女俩人在一起能谈论这个话题，就表明他们自己也准备演义这个话题了。
安小元没有说话，只是喉咙里面哼了一声，表示根本不相信。
李必恒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安小元虽然说起来是他的学生，其实自己并没有教过她的课，再说，就是教过，李必恒也不知道自己的学生为什么不是处女啊。
“你别不相信，”李必恒说，“就是没有你，她也不会解我的腰带。”
“知道个鬼，”安小元说，“你不知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是处女的吗？”
“真的？”
“知道知道。”李必恒说。
“真的。”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灌我的酒，”安小元以酒卖酒地说，“你以为我是小孩呀？告诉你，本小姐上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你是我的梦中情人，是我的初恋偶像，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我想高攀你。你是山西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我是北京师大中文系的。你是处级，我们主任是地市级，我这个秘书也相当于副处级，要是不下海，现在恐怕已经是办公室主任了，和你一样，正处级，或者是给市长当秘书，打个括弧，还是正处级，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这样？”
安小元见李必恒给她弄傻了，真想笑。联想到刚见面的时候那个神气劲，难免有点得意，感觉只要她愿意，就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男人。
“我也不知道，”李必恒说，“好象生了孩子之后就很少有那种事情了。我忙，忙工作，忙应酬，她也忙，忙着带孩子，忙着打毛衣，忙着上班。后来好象就不好意思做那种事情了。反正很少，几乎没有。”
安小元这样一说，反而闹的李必恒不知道说什么了。正像他自己说的，长这么大他还没有见多这么爽快的，现在已经不是爽快了，而是生猛，更没有见过，所以一下子还适应不过来。
安小元自然还是不信，既然是夫妻，哪能没有这种事情呢？既然没有这种事情，哪怎么是夫妻呢？
“是啊，要你。”安小元说。
虽然不信，但安小元也不跟李必恒较真。根据安小元对男人的了解，说谎是男人的天性，至少是跟她交往的男人的天性。据说某些电信商为了满足男人的这种天性，正在开发一种新型的手机，里面储存了许多“背景声音”，当男人需要对老婆或情人说谎的时候，“背景声音”会自动配合。明明是在跟女孩子幽会，接到老婆的电话，硬要说自己在机场，马上就要登机起飞了，这时候，只要按下某个键，手机里面果然就发出机场的“背景声音”，老婆不信也信了。李必恒现在是当面说谎，当然没有“背景声音”，也没有办法使用“背景声音”，好在安小元关心的是煤炭，而不是他老婆到底是不是解他的皮带，不计较李必恒的态度，只在乎最终结果。
“要我？”李必恒怀疑自己听错了，不敢相信。
“皮带我可以替你解，”安小元说，“但是钱还是你自己留着。公家的事情是说不好的，今天你在这个位置，把钱可以不当钱，但是正因为如此，还不知道多少人眼红呢。还是趁在位，多攒一点钱，谁都不要让知道，包括你老婆。”
“我要你。”
说着，安小元就真的帮李必恒解下皮带，但是解下皮带的目的不是要跟他做爱，而是换上她这次为他带来的新皮带。
“不要煤？那你要什么？”
尽管安小元自己也等不急了，但是她还是要忍着，忍到李必恒主动的时候，她才半推半就。她觉得半推半就是女人的武器，也是女人的味道，如果是女人自己上来就自己脱衣服，那么就显得贱了，妓女在男人心中为什么那么贱？就因为妓女没办法半推半就，就因为妓女自己脱衣服。安小元不想让李必恒觉得她很贱，所以必须忍着。
“我不要煤。”安小元说。
不知是不是忍得太辛苦的原因，安小元在替李必恒解皮带的时候，还费了一点劲。所谓费点劲，就是解了半天都解不开。她觉得很奇怪，现在男人和女人的皮带构造都是一样的，自己天天解自己的皮带，一解就解下来了，怎么现在替李必恒解皮带，就这么费劲呢？她想起来了，凡是提别人解皮带的时候，都比较难解，就像自己开自己家的门，一开就开开了，而同样的锁和同样的钥匙，交给别人开，可能半天也开不开一样。安小元甚至记得当初黄大卫解她裤子的时候，第一次就楞是没有解开。
“多少次都行，”李必恒说，“不就是煤嘛，支援特区是我们的义务。”
解不开，当然着急。不但安小元着急，李必恒更急。终于，李必恒的忍耐超过了极限，他赶紧动手把自己解开，并且一下子就解开了，一点都没有费劲。
“就打算犯‘一次’错误？”安小元问，“要是我想多犯几次呢？”
李必恒自己解开后，并没有马上换上安小元给他买的新皮带，而是急不可耐地动手替安小元解。尽管也费了一点劲，但男人毕竟是男人，没要安小元亲自动手，就把她的皮带解开了。不但解开了，而且还脱下了。脱下之后才发现，安小元早已经春意荡漾。李必恒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和老婆断了这种事，原来，自打老婆生了孩子之后，即便他们偶尔为之，也像列行公事草草收场，哪里见到老婆这样春意荡漾水漫金山的情况，而女人的春意荡漾水漫金山就是男人的最大春药，李必恒在“春药”的刺激下，经历了比上次更有收获的经历。
“好！”李必恒喊道，“爽快！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这么爽快的！说吧，你要多少煤。冲着你这个爽快劲，就是为你犯一次错误，认了！”
好女人是男人的老师。
李必恒听了当场就一炸，酒不醉人人自醉了。感觉这特区回来的人就跟内地不一样，怎么上来就敢这样说？看来侦察都多余的了。
这是李必恒事后的结论。
“没有，”安小元说，“但也不是处女了。”
他感觉自己不是安小元的老师，相仿，安小元是他的老师。能给男人带来“性福”的女人，就是男人的“老师”。
上次在大同，她跟李必恒吃饭的时候，吃到一半，李必恒提议喝酒，并且借着酒力搞火力侦察，问安小元成家了没有。
从安小元的身上，李必恒终于“开窍”，他自认为理解了男女之间的真谛。为这样的好女人，为自己“老师”，付出得再多李必恒也舍得，甚至不惜为她犯错误。
现在安小元已经到了车上。北京到大同比到太原还要近，当年日本鬼子攻打太原，就是先占领大同，然后与石家庄的鬼子形成钳形夹击之势，对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发动进攻的，所以，现在需要安小元忍耐的时间并不长。
20
19
劳天容在采用“BOT”的方式与外商合作建设电厂的时候，程万里也在紧锣密鼓。
当然，樊泰章的这种转变，是不是与安小元的悉心“协助”有一定关系，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程万里并没有被自己的暂时领先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与能源集团比较起来，他的石化集团虽然实力雄厚资金充足，但也有不如对方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市场。
也就是从这一件事情开始，樊泰章才从心里相信“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才对劳天容的个人能力正式认可。
离开政府机关到企业担任一把手，一个最大变化就是“脚踏两只船”。作为国企老总，并没有完全脱离官场，但是同时，企业毕竟是企业，作为企业的负责人，就必须关心商场，时刻警惕地关注着商海的风云变幻。为适应这种变化，程万里强迫自己看了不少关于管理和经济方面的书，他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谁真正拥有了市场，谁就拥有了未来。在拥有市场方面，特区石化集团远不如能源集团。
七十万千瓦的发电厂在今天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还是个稀罕物，特别是允许外商在中国特许经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在全国都是一件大事，引起轰动，甚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
能源集团其实是专门生产电力的，而当时的特区的基本状况是“开三停四”，属于严重缺电。对于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来说，严重缺电当然是坏事，但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或者说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严重缺电对于生产电力的企业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因为能源集团生产出来的产品供不应求，不愁销路，完全是卖方市场，不但生产出来多少就能卖出去多少，而且还能适当提价，还能享受“免二减三”的税收减免政策，难道还不是好事情吗？
最后，终于与香港著名投资商胡应湘达成协议，由香港合和电力公司投资完成设计、咨询和施工，享受十年的特许经营权，用电费回收投资，偿还债务，赚取利润，十年期满后，产权和经营权无偿移交给特区能源集团。如此，一个总投资四十亿港币，装机容量为七十万千瓦，全套引进日本最先进的设备的现代化发电厂迅速拔地而起，一举缓解特区用电紧张局面。
今天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大多数的人都能给出正确答案，但是在当时，程万里能够看透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
在后来跟外商的谈判中，樊泰章亲自出马，帮着劳天容出谋划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顾问。有几次，对方甚至认为他是劳天容的副手。不过他也不吃亏，劳天容非常善解人意，凡是樊泰章亲自到场的时候，必让安小元协助，搞的樊泰章每次都精神饱满。
程万里又分析了石化集团的状况。特区不产石油，不但不产石油，而且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也不可能在特区发展大型炼油厂或其他石油化工企业。程万里是“老石化”了，他对于石化行业非常了解，知道石化行业的特点是越大越好，只有大才能综合，只有综合才能充分利用石油，因为石油本身并不是“油”，而是一种稠状有机混合物，越是综合性的大型石化企业，越能充分提取里面丰富而宝贵的成分，如果仅仅是把石油当作“油”烧掉，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特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地皮，环保也通不过，所以，如果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石化工业，在特区来说肯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程万里想了很长时间，想到最后，不得不承认，假如一定要找出特区发展石化行业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成品油走私，事实上，特区及其周边地区的许多个体户就是这么干的，并且还真的发财了，但是，作为堂堂的国营集团公司，是绝不能把发展的前景建立在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情上的。再说，企业是国家的，犯法是个人行为，从自身利益和自我保护的角度考虑，程万里也犯不着这么做。
“还要怎么说透？”樊泰章说，“这就是同意了，赶快回去跟外商谈吧。”
程万里想到了多元化。或者说特区石化企业的前景逼着他想到了多元化。程万里从西方经济学的论著中学到一个理论，简称“鸡蛋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中”。西方的这个理论是告诉投资者规避风险的一种方法，现在程万里还不是规避风险的问题，而是要为石化集团长期的发展寻求出路。
出来之后，劳天容还有点没有转过弯，总觉得好象还有什么话没有跟姚书记说透。
程万里毕竟是学工科的，对经济学虽然自学了一点，掌握了一些原理和概念，但是并没有吃透经济学的灵魂，或者说，还没有养成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所以，他在寻找新的投资方向的时候，还是局限于工业产品的范围。这时候，程万里明显地感觉到了一个现象，就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特区，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干部和职工，基本上都比较富裕了，一些以前在内地属于奢侈品的东西，如冰箱彩电空调等，在特区已经成了家庭生活必需品，而且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向内地蔓延，从特区内蔓延到特区外，从沿海蔓延到内地。如此，如果石化集团腾出一部分资金和精力生产家用电器，应该说是非常有前途的。
樊泰章听到姚中诚这样说，马上就告辞，说不耽误领导时间了，我们回去落实。
程万里把自己的想法对樊泰章谈了。或者是向樊泰章汇报了。樊泰章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他也想不起来特区的石化工业下一步到底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向地下挖石油肯定不行，因为特区的地下根本就没有原油。建设炼油厂也不行，不仅没有地皮，环境保护这一关就过不了，就是不考虑特区的环境保护，也要考虑香港的环境保护，要是在香港旁边搞起了一个大型炼油厂，刮北风还好，要是刮南风，香港肯定受不了，基于特区这边基本上是常年刮南风，如果真要在特区建设大型炼油厂，说不定就要影响到将来的香港回归，这就涉及到政治问题，涉及到基本国策，这样的责任，不要说他樊泰章，估计姚中诚也承担不起，甚至连特区市委都承担不起，这种事情当然不能干。考虑到特区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还没有一个大型的制造类企业，如果石化集团能够成功地转化为一个大型的家用电器生产企业，不仅填补了特区的一项空白，解决石化集团的出路问题，还有利于调整整个特区的产业结构，带动至少几十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可谓一石数鸟，当然是好事。于是，樊泰章对程万里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企业是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投资管理公司只是石化集团的大股东，只能站在股东的立场监督投资回报，关注国有资产的保值升值，并不干预你正常的经营活动。至于石化集团投资家电行业的事情，如果是小打小闹，你自己决定就行了，如果想大干一下，你先整理一个材料，送交各位董事，到时候开董事会研究一下。”
这次没有越过樊泰章，而是拉了樊泰章一起去找姚中诚。姚中诚的答复是：先跟外商谈，谈具体一点，不能只是一个概念，如果是一个概念，我没办法说行还是不行，我不能“批准”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是一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并且这个具体项目有利于特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能解决特区的用电问题，我就可以特事特批。
“当然要做大，”程万里说，“石化集团是大企业，不做则已，要做肯定就要做大。”
劳天容马上向上面汇报。
“好，”樊泰章说，“既然做大，那么还是赶快整理一个可行性报告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获得成功的不确定消息，也让劳天容兴奋得要死。她马上又撒了一片网，咨询什么叫“BOT”，并问“BOT”的方式可以不可以用在特区的电厂建设中。得到的回答归纳起来有两条。第一，“BOT”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法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国家合作开采石油的过程中采用过类似的方式；第二，目前这种合作方式在中国肯定是没有，但是特区作为“特区”，如果要尝试，或许可以。
可行性报告很快就编制出来了。
彼时还没有电子邮件。为了抢速度，劳天容是用电话加传真发布这个询问的。本来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但是很快，人大经济系那边就传来了一个消息：一九八四年土耳其总理厄扎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没有钱建设电厂的设想，就是由发达国家出钱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电厂，发出来的电就地卖给第三世界国家，一定期限之后，比如说卖电力的钱足以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且取得一定的利润之后，再将电厂无偿地移交给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建设——运营——移交的方式简称为“BOT”。但这仅仅是一个设想，当初土耳其总理虽然提出来了，可是最后并没有运做成功。
这份可行性报告虽然是集团计划处起草的，但是基本上代表了程万里个人的思想。
这个咨询听起来简直是逻辑混乱，没有钱怎么能建设发电厂？所以，劳天容在询问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把握。她抱着“有鱼没鱼撒一网”心态，广泛撒网，不仅向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本部撒网，而且还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这样的单位撒网，甚至把网直接撒到国务院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因为这些单位都有“社科派”。反正是熟人，反正也不用花咨询费，碰碰运气也好。
报告先是以居安思危的精神分析了特区石化集团未来将要面临的严峻现实，然后引用以多元化为核心的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强调石化集团开辟第二战线的必要性。接着，报告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数据入手，说明家用电器在中国正由奢侈品向生活必需品转变，在沿海发达地区，比如特区，这个时代已经提前来临。最后，报告认为，特区石化集团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和资本优势，背靠大陆面向香港，开发家用电器的生产是完全可行的。
还是像当初樊泰章向海南的那个老同事打听到的情况一样，在关键时刻，劳天容社科院的背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就在樊泰章对劳天容的能力产生怀疑的时候，劳天容已经向社科院这个关系网发出了一个咨询信号：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怎么能建设一个大型的发电厂？
报告很快得到投资管理公司认可，准确地是说得到樊泰章的认可，因为早在报告起草之前，程万里就已经想樊泰章谈了设想，并且基本取得了樊泰章的认可，甚至这份报告本身就是樊泰章授意程万里写的，所以得到樊泰章的认可理所当然。而得到樊泰章的认可就等于是得到了投资管理公司的认可。因为投资管理公司虽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产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产物，但是它本身是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所以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即首长负责制，特区投资管理公司的首长就是樊泰章，既然首长都认可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而石化集团基本上就是投资管理公司一个股东，投资管理公司认可了，也就等于是董事会“一致通过”了。即便召开董事会，也完全是走过场，图形式。说起来是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办事，其实质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说法。
樊泰章这样想了，就说明他对劳天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或者说他对于女人是不是适应这种需要冲击力的工作产生了怀疑。但是，劳天容的表现很快让樊泰章消除了疑虑。
尽管如此，樊泰章还是有意识地尽可能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比如，投资管理公司只是原则同意石化集团开辟家用电器战线，但是具体上哪个家用电器，还是冰箱彩电空调一起上，或者是先上一个，然后逐步展开等等，并没有做具体地指示，以便让石化集团自己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市场的需求灵活掌握。
劳天容的压力传导到樊泰章那里，因为电力供应不足是影响全局的事情，解决不好，无论什么理由，樊泰章都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于是有一段时间，樊泰章开始怀疑起劳天容的能力来。他甚至想，如果当初是安排程万里来担任能源集团的董事长，凭他那股冲劲，没准特区的电力状况会比现在好一些。樊泰章这时候忽然发现，作为国企老总，是不是精通本专业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冲劲，像程万里那样有冲劲，甚至包括好大喜功和张扬的性格。在非常时期，冲劲和性格似乎比科学和理性更重要。比如当初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如果按照科学和理性去认真计算，怎么算都会是全军覆没，但是刘伯承、邓小平有冲劲，及时提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最后还真的冲进了大别山，在国民党心脏安插了一颗钉子，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后来的最终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说决策权力的下放是一种进步，比如石化集团具体要上哪一种家用电器，决策权下放到石化集团，而不是集中在特区投资管理公司，这就是一种进步。但是，具体下放到石化集团之后，事实上又集中了，集中到程万里这里来了，可石化集团这个企业并不是程万里个人的，而是国家的，国家的企业交到个人手里，让这个个人来决策它的投资方向，这种“进步”是不是科学就很难说了。假如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比如换成张三的钱交给李四去花，随便他怎么花，那么，大家一听就知道有问题，不科学，现在张三相当于国家，李四相当于程万里，人们就熟视无睹了，就觉得非常正常了，而且还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应该大力提倡。因为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厂长一支笔”，把这两个口号连在一起，正好就是“扩大厂长决策权”，相当于“扩大李四对张三钱的支配权”，这就有问题了。即便李四的人品非常好，还是有问题，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有问题，结果就必然有问题，如果结果没有问题，那只能是巧合，是偶然现象。现在，石化集团就有问题了。
通过实行电价浮动和鼓励社会资金办电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用电紧张的局面，但是离真正满足这个新兴城市用电需要，还相差甚远。特别是特区的经济发展相当快，每年都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增长，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电力供需之间的矛盾，必须建设大电站，而建设大电站必须要做大投资。劳天容是内行，知道这个“大投资”到底有多大。不要说建设大电站了，就是新建一家十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中小规模的电厂，总投资也有好几个亿，莫不说当时的特区政府没有这笔钱，就是有，从当时奉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出发，估计也不会拿来投资电厂，因为同样数量的钱如果用来开办一般的工商项目，可以办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况且当时特区的缺电情况远远不是一两个十万千瓦装机容量的发电厂能够解决的。所以，劳天容当时面临的实际是：既要快跑，又不给吃草。
在具体上何种家用电器的问题上，程万里是认真思考过的，思考的结果是上空调。理由是：受温室效应的影响，全球的气温正在上升，而世界的经济正在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是远远快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所以，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空调需求量高速增长的十年。再说即便以特区自己的情况看，人口和经济都是每年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递增，空调的需求量至少也应该达到这个速度，单就特区自己的市场容量来说，也足以支撑一个空调生产厂的生存与发展。
劳天容现在面临两个任务，第一是解决特区严重缺电的状况，第二要让能源集团迅速壮大。
程万里决定上空调的经济考虑是：当时中国的彩电生产线已经开始过剩，重复引进导致彩电成产能力超出市场的实际需求，而冰箱的制造工艺比空调复杂，但售价却比空调低，因此对产值和利润都比不上空调，所以，上空调最有利。
劳天容感到了一种压力。
为什么会想到“产值”呢？按说，“产值”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有概念，如今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了，这个词用的比较少，至少比“利润”要少，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不是利润，而是“产值”，可见，程万里虽然已经从司长变成国企董事长了，但是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还把“产值”作为投资回报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后遗症，不能不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必然阵痛。
劳天容也知道程万里那里钱用不完，并且她也知道程万里的钱是从银行贷款得来的，她甚至打听到程万里从银行贷款的诀窍，但是她学不来，因为她这个能源集团虽然“级别”跟石化集团一样，甚至市委市政府还跟重视一些，但是她并没有什么资产，既然没有资产，那么连包装的主体都不存在，怎么学？
另外，之所以决定上空调而没有上彩电或冰箱，还与主要决策者本人的知识结构有关。程万里是学石油的，对机械还多少懂一点，而对于电子，则只记得PN结，PNP结和NPN结，也就是二接管三接管工作原理和基本电路图吧，至于计算机，记得的也就是二进位制等最基础的知识，并且在他的头脑中，感觉电视机基本上就是电子类产品，而冰箱至少有一半是电子，不象空调，主要技术是隔热和压缩膨胀，其实是个机械产品。按照“不熟不做”的规则，程万里也倾向于选择空调而拒绝选择电视和冰箱。
彼时能源集团刚刚脱贫。通过电力价格浮动制，占能源集团同时也是特区政府能源管理办公室之利，劳天容刚刚从这些浮动价差当中提取一点管理费，勉强满足工资及办公费用，日子过的紧紧巴巴，要想像这样从香港订做专门的精美挂历是不可能的。劳天容现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可是正因为缺钱，她就又发现什么都缺。以前无论她是在设计院还是在社科院，或者是在政府能源办，劳天容都没感到钱的重要，而现在，当她从政府机构脱离出来，组建一家国企之后，作为国企老总，她才忽然发现钱是那么的重要。她甚至认为自己的认识很“俗”，但又不得不“俗”。不“俗”，怎么给手下的人开工资发奖金？不“俗”，甚至连本挂历都印不了。劳天容忽然发现，从机关到企业，第一步就要把自己变“俗”。
于是，一个经过充分论证，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模式决策的新项目正式上马了。
没心没肺的安小元还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拆开那幅挂历，并且引得同事“哇”、“哇”乱叫。挂历上是港台明星泳装照。在那个年代，泳装给人的感觉比今天的裸体还有刺激，“哇”是必然的。这个“哇”声刺激着劳天容，她差点就过去训斥安小元，费了很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劳天容强迫自己承认：年轻人没有错，错在实力，错在自己领导无方。
程万里是个一心要干大事业的人，心里又揣着一定要赶超劳天容的现实愿望，于是，空调项目从一开始就立足于高起点和大发展，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中国家电企业的龙头老大，甚至还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就在程万里暗暗地把劳天容当作自己的竞赛对手的同时，劳天容也不知不觉地把程万里当成了自己前进中的一个参照坐标。这时候，她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了程万里的后面。别的不说，就说春节送挂历，石化集团几乎给特区所有的单位都送了挂历，包括送到能源集团的劳天容和安小元手上。其实劳天容不稀罕挂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挂历，但是，当她接到程万里派人送来的挂历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差距，甚至感觉到了难堪。首先，这一年能源集团根本就没有印制挂历，收到别人的礼物而不能回赠是难堪的，其次，即便当年能源集团也印制了挂历，那么也肯定不可能印制的这么精美。挂历质量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反应了公司实力的差距，甚至可以间接地反应两个集团公司老总之间的差距。
考虑到特区本身就濒临香港，而香港就是国际大都市，所以程万里这种想法并不是好高骛远。事实上，程万里不仅这么想了，而且也真的就这么做了。这首先从空调的名称上就能看出来。程万里给自己的空调取名为“蓝波空调”。首先，蓝色是冷色，想起来就凉快。其次，特区是海滨城市，而海水是蓝色的。第三，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好热播一个电视节目，叫“第三次浪潮”，里面专门提到了“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新概念，并且从颜色上将东方文化归结为“黄色文化”，而西方文化归结为“蓝色文化”，程万里把石化集团新上市的空调取名为“蓝波”，一听就与时俱进，暗含“新浪潮”的意思，联想到当时美国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正在打口水仗，而百事可乐及时提出了“蓝色——新一代的选择”，仿佛是在替程万里的“蓝波”空调做免费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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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切都向着程万里预想的方向发展，“蓝波”空调虽然还没有出世，就已经显示了王者风范，风头强劲，大有盖过劳天容的“BOT”电厂之势，在公共场合俩人再见面的时候，程万里也敢主动地大声上前与劳天容打招呼，而且声音和动作都比较夸张，明显就是一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的架势。
程万里从西方经济学的论著中学到“鸡蛋理论”，就是“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中”。该理论是西方人规避风险的一种方法，程万里则要用它为石化集团的未来发展寻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