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给我最初的印象相当不错，虽然它没有像今天这样迷人的秀丽夜色。当时，泰晤士广场还没有灯光照射、水花四溅的人工瀑布。城市的上空还没有梦幻般的星空——那是夜间数百万人工星光和天空中的繁星互相交织而成的。市容及交通还缺乏像今天这样大胆的宏伟设计，因为新的建筑艺术仅仅在个别的高层建筑上尝试运用，还没有多大把握。橱窗的陈列和门面的装潢争奇斗妍的景象才刚刚起步。从一直微微晃动的布鲁克林大桥向港口瞭望和在石块铺成的大马路上徒步行走，足能使人心旷神怡。当然，两三天以后，这样的兴奋感就被另一种强烈感觉所代替，那是一种极度的寂寞。我在纽约无所事事，而在当时，无事可做的人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千万别去纽约。因为那里没有可供消磨一个多小时的电影院，没有方便的小型自动餐厅，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艺术商店、图书馆和博物馆。文化设施和文化生活比我们欧洲落后得多。当我用两三天时间走遍了所有的博物馆和重要的名胜后，我就像一条没有舵的船在冰冷的刮着风的街道上打转。我在大街上游来荡去，百无聊赖；那种寂寞的感觉迫使我想办法去加以解决，想个门道把走街串巷变得更有趣一些。我发明了一个自己玩的游戏。由于我是一个人在纽约闲逛，我设想自己是一个远走他乡的人，就像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一样，不知干什么才好，而且身上只有七美元。我心里想，他们不得已干的事，我倒可以自觉自愿去干。我对自己说，你可以这样设想，最迟三天以后你必须去挣钱糊口。那么你必须考虑到，作为一个举目无亲的外国人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挣钱的差事！于是，我开始从一个职业介绍所逛到另外一个职业介绍所，琢磨贴在门上的各种广告。有的地方招收面包师，有的地方要招一个会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临时抄写员，有的地方要招一个书店伙计。对假设中的我来说，最后一个位置适合我。于是，我就爬上三层回旋铁梯，打听能挣多少钱，再与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去租一间在布朗克斯区的住所价格作比较。经过两天的“寻找职业”，理论上我已找到能够维持我生活的五个工作。这样比我无事闲逛好得多，我可以确切地知道，这个年轻的国家为每个求职的人提供多大的活动范围、多少机会——这一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还像逛大街似的从一个办事处到另一个办事处，通过自我介绍，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神圣自由在办事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在求职过程中，没有人问我的国籍、宗教信仰和出身，我不带护照就可以四处走动，这对于我们那个处处要盖手印、看签证，还要警察局证明的世界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在这里是工作等人，不是人等工作，这才是唯一重要的。现在的美国已处在神奇的自由时代，一分钟就能签订一份合同，国家和贸易联盟等机构都不会用繁琐的表格手续去干扰它。通过这种“寻找职业”的方法，这几天时间我所了解的美国要比以后逗留的全部时间所了解的多得多。在后几周，我作为一个愉快的旅行者，徒步漫游了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唯有在波士顿，我拜访了查尔斯·莱夫勒(10)家，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他曾为我的几首诗谱过曲。在其他地方，我都是一个人。仅有一次，一件意外打破了我隐姓埋名的旅行生活。这件意外我依然历历在目。那是在费城，我沿着一条南北向的大街散步，在一家书店的橱窗前站住了，为的是查看一下书的作者有没有我认识的和熟悉的。突然我惊呆了，在橱窗的左下角陈列着六七本德语书，其中一本跳入我的眼帘，却是我的名字。我像着了魔似的，并且沉思起来。在这里没有人注意到我，毫无目的地在异国的大街上漫步，也没有人认识我，更不会有人重视我。而现在，自身的我竟与书上的我在这里相遇，我的寂寞感顿时消失。想必那位书商将我的名字记在纸条上，我的书大概要用十天时间，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当我在两年后重游波士顿时，还情不自禁地去寻找那家书店的橱窗。
我对新大陆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我今天这么说，并不觉得不好意思。对于我来说，美洲就是沃尔特·惠特曼。那是一片有新节奏的土地，也是一片正在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土地。到美国以前，我再次阅读了那部伟大的长行诗《卡美拉多》，以免我走进曼哈顿的时候，带着欧洲人那种傲慢态度，而是怀着友善、宽厚的胸怀。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问旅馆里的门房，沃尔特·惠特曼的墓在哪里，我想去看一看时，我这个要求使那个可怜的意大利人极为难堪，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已经失去了去旧金山的心情——那里还没有好莱坞。但我至少还有观看太平洋景色的愿望。自童年以来，由于最初那些环球航行的报道，我对太平洋十分着迷。再说，有一个观察点已经消失，如今看不到了，那个地方是开凿巴拿马运河所处位置的最后几个山丘之一。当时，我坐小船绕过百慕大和海地到达那里。我们这一代由维尔哈伦培养出来的诗人们，对当时的科学奇迹赞叹不已，热情之高如同先辈们对古罗马文化的宠爱。但在巴拿马运河区看到的情景却使人难以忘怀。机器挖出来的河床呈黄褐色，像镜面一样，就是戴着墨镜也感到非常刺眼；到处是蚊子，密密麻麻不计其数，被蚊子蜇死的人埋在公墓里，一排接一排，没有尽头。开凿巴拿马运河可谓是一项残忍的游戏。死于这项由欧洲开始最后由美洲完成的工程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这项工程历经三十年的灾难和绝望才得以完成，只剩下最后几个月闸门的扫尾工程；然后只需一按电钮，自古以来相隔的两个大海的水就要永远汇在一起。我可是那个时代清清楚楚地看到两个大海仍处于分离状态的历史见证人之一。目睹美洲这个最伟大的创造性的业绩，是我向美洲最好的告别。
第一次到海外旅行之后，过了一些时间，我便开始第二次跨海旅行，到美洲去。这次旅行无非是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我们未来的一角，别无其他目的。远渡重洋到这个新大陆来的作家极少，他们不是为了生活来赚钱，就是来贩卖美洲新闻。纯粹为了旅行来见识一下这块新大陆，印证一下自己对美洲的印象，这种人极少。我相信我正是这样一位作家。
(1)雅各布·瓦塞尔曼（1873—1934），德国作家。
不久，事实证明，他是系统和全盘考虑重建德国强国地位的先行者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学杂志。在一个新运动开始之初，我并不理解其中的深奥含义。我真诚地认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研究和观察各个国家势力互相作用的一门科学，即便谈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间”——我相信这个词是他发明的——我也只是按施本格勒(9)的意思，把它理解为一个国家在循环交替的时代里，一般都会释放出一种与时代有关的、不稳定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费尔的主张：要仔细研究各民族的性格特点，建立一个常设的学术性指导机构，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近。也许豪斯霍费尔的本来意图并不是政治性的——但现在我不能这样说了。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他不少著作（他的书里还引用过我的话呢），我从未产生过怀疑；我听到各方面的客观反映，都认为他的讲课很有启发和教益；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治服务的。也没有人指责他，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新的论据。可是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有人就好像发现了怪事似的对我说：“啊，他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第一，因为豪斯霍费尔的妻子出身种族不纯，使得她的两个儿子（很有才华又讨人喜欢）经不起纽伦堡犹太法的追究；其次，我也看不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思想邃密的学者怎能和一个以自己最狭隘、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鼓动家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呢？但是豪斯霍费尔的一个学生鲁道夫·赫斯在他与希特勒之间建立了联系。希特勒这个人很少采纳别人的建议，而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目的的一切思想和建议，他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因此他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极端自私的强权欲望虚伪地掩盖起来，“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为国家社会主义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有哲学依据的伪装。这个词的解释具有多意的不确定性，表面上是一个无害的口号，实际上却能够为哪怕是最霸道的吞并提供借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理的、符合人种学的需要。由于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为他吞并他国找出了理论依据——最初这个理论只限于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协调，后来蜕变成这样的口号：“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世界属于我们！”——于是，我那位旧时的旅伴今天罪责难逃。这个事例说明，一个简明而又内容丰富的提法它本身就是一股力量，能够转化成行动和灾难，就像以前的百科全书派关于“理性”统治的提法一样，最终走到自己的反面，蜕变成恐怖和群众的情感冲动。就我所知，豪斯霍费尔在纳粹党内位置并不显赫，甚至还不是纳粹党的党员，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躲在幕后出谋划策、尽给元首出坏主意的狡猾“谋士”，就像今天那些耍笔杆子的记者一样。毋庸置疑，不管他自觉或不自觉，他的理论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狭隘的国家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就这一点来说，他比希特勒那些粗暴的顾问影响更大。也许后世会比我们这些同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献资料，届时才能对这个人物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
(2)沙洛姆·阿施（1880—1957），二十世纪犹太文学的杰出代表。
我在印度遇到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对我们当代的历史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尽管不是公开的、明显的影响。我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中南半岛，在一艘沿着伊洛瓦底江向上行驶的内河轮船上，我每天都要和卡尔·豪斯霍费尔及其妻子相处好几个小时。当时他正作为武官出使日本。他挺直细长的身材，瘦削的面庞，尖尖的鹰钩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不言而喻，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间或与军人有过来往，他们都是一些友好的、热情的，甚至是一些快乐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由于家庭生活所迫，不得已穿上军装，试图通过服役寻找自己最舒适的生活。而豪斯霍费尔则相反——我立刻就感觉到这一点——他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我记得，他的父亲发表了不少诗歌，还在大学里当过教授。豪斯霍费尔在军事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他的使命是去实地研究日俄战争。因此，他与他的妻子一起事先都学习了日语和文学创作。我从他的身上再一次看到，任何一门学科，即便是军事科学，如果想博大精深，就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整天忙个不停，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每一处，记日记，写报告，翻词典。我很少见到他手里不拿书。他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又是个很不错的表达者。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不少东方之谜。回国以后，我仍与豪斯霍费尔一家保持着联系，我们互相通信，并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互访。因为身染严重肺病，他在瑞士小镇达沃斯或在阿洛沙住了一年，由于他离开了军队，反而使他有时间去钻研军事科学。康复以后，他又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一名指挥官。德国战败以后，我常常以极大的同情想起他，他一定很痛苦，在战胜国的日本有他的不少朋友，这更使他羞愧难当。我也想到，像他这样的人，一定会参加德国的强国重建工作，说不定，以看不见的隐蔽方式参与战争机器的工作呢。
(3)《玫瑰骑士》是霍夫曼斯塔尔编剧，理查德·施特劳斯作曲的一部三幕歌剧，于一九一一年在德累斯顿首演。
通过与这两个姑娘的初次相遇，我的目光开始变得敏锐起来。一个欧洲人到这里来旅游，譬如说到锡兰的亚当峰去，必须要有十二名至十四名用人陪伴，他们把白人尊为神明，其余一切都在他的“尊严”之下。我怀着愧疚的心情，享受这种对欧洲人的崇敬，其实这种崇敬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在人的心目中已经消失。我们在欧洲那种舒适和平的环境里根本不会想到人们会对欧洲人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我一直摆脱不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未来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里，这种状况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我在印度目睹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不同意皮埃尔·洛蒂(8)所描写的印度，他给印度涂上一层“浪漫主义”的粉红色，而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警觉的国家。当然，我指的并不是金碧辉煌的庙宇，风蚀雨刷的宫殿，也不是喜马拉雅山的风光——虽然这些在旅行途中给我最深的印象，而是人，我这次所认识的人，是另一个世界的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一个欧洲作家在这里遇到的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人。在当时的欧洲，人们收入不多，生活节俭，还没有组织像厨师那样的人出去旅游的事。凡是走出欧洲去旅行的人，大多数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如果是商人，就绝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小商人，而必定是大商人；如果是医生，必定是个真正的研究者；如果是世袭的企业家，必定是一个开拓者，他们敢于冒险，慷慨豪爽，无所顾忌；纵然是一个作家，也是个好奇心较强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收音机，我只有与旅伴们交流来打发漫长的旅途。在我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交往中，我了解到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这种学习胜读百本书。随着离开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心中的评判标准也在不断变化。过去我把某些狭隘的事当作重要的事来看待，旅游回来以后，我不再把欧洲视为我们这个世界围着旋转的永恒轴心。
(4)塔玛拉·卡尔萨温娜（1885—1978），俄国著名芭蕾舞演员。
印度给我的印象比以前我想的更可怕更令人苦恼。那里的人骨瘦如柴，黑眼珠里散发着悲愤的神色；他们的悲惨生活和极单调的景色使我感到吃惊。更使我吃惊的是阶级和民族之间顽固的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我在船上已经体验到了。有两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姑娘坐在我们船上，她们黑眼睛，身体苗条，很有教养，谦虚文雅，穿着讲究。可是第一天我就发现，她们有意躲避他人，或者说，她们被一条我看不见的线隔开了。她们不与别人交谈，也不跳舞，只是坐在一旁看她们的英语书或法语书，到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才发现，不是她们回避英国人的社交圈子，而是英国人躲着这两个“欧亚混血儿”，虽然这两个姑娘的母亲是法国人，而她们的父亲则是波斯血统的印度大商人。她们在洛桑女子寄宿中学和英国的女子家政学校上学时，曾度过了几年与别人完全平等的生活。可是一到了开往印度的船上，立刻就受到冰冷的社会歧视；虽然这种歧视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不能说它不残酷。在这里，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狂热鼓吹种族偏见的作为正像瘟疫一样危害我们的世界，其恶果不亚于上几个世纪中的真正瘟疫。
(5)瓦斯洛·尼任斯基（1890—1950），俄国著名男芭蕾舞演员，他的足迹遍及欧洲、美国、南美等地，有“舞圣”之称。
与他谈话，不仅开拓眼界，而且振奋人心；就谈话的思想丰富和明确清楚而言，这种谈话只能和霍夫曼斯塔尔、瓦莱里、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的谈话相媲美。我的视野从文学扩展到当代历史，应当归功于他。我应该感激拉特瑙，是他首先鼓励我走出欧洲。他对我说：“如果只了解英吉利岛，您就不会了解英国。同样，如果您从未走出欧洲，那您也不会真正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您是一个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这种自由！搞文学创作是一种特别好的职业，因为这是一种不紧不慢的工作。要出一本好书，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所谓。您为什么不去一次印度和美国呢？”这些偶然说出来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于是我下决心按他的建议办。
(6)博托·奥伊伦堡爵士（1831—1912），曾出任普鲁士总理，当时与帝国首相卡普里维发生政见分歧，德皇于一八九四年突然将二人同时免职。
我之所以在这里叙述这些细节，是为了更全面地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这个十分忙碌的人总能抽出一点时间写文章或者会见文友。在欧洲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我还见过他，而且在热那亚会议之前，即在他被暗杀的前几天，我还坐在他的小汽车里，同他一起驶过大街。他就是在这辆汽车里，在这条大街上被暗杀的。他是个大忙人，但他把自己一天里的每一分钟都预先安排得十分妥当。他大脑的应变力很强，随时都可以很轻松地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就像一台精密的快速运转的仪器一样，我从来没见过其他人身上有这种特点。他说起话来非常流利，好像是在念一张看不见的讲稿，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形象、清晰，如果把他的讲话速记下来，便可以立刻复印成一份报告。他会说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而且说得像他的母语——德语——一样好。他的记忆力从来没有让他遇到过麻烦。他从来不需要为一份材料去特意准备。我同他谈话时，我觉得自己很笨拙、缺乏修养和自信，而且思路混乱，他恰好相反，他对面前的一切了如指掌，善于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我感到他头脑清晰，思路敏锐的同时也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譬如他的宅屋里摆着最好的家具，墙上挂着最美的画像；他的才智像一台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住宅像一座博物馆。他住的是封建时代路易丝女王的宫殿，这里秩序井然，一尘不染，视野开阔。可是让我待在里面，绝不会感到温暖。不论何物都像玻璃一样透明，那是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几乎把什么都看透了，因而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从他的表现中，我深切感觉到这位犹太人的悲哀。他的头脑尽管清醒冷静，却埋藏着深切的不安和无把握感。我其他一些朋友，例如维尔哈伦、埃伦·凯伊、巴扎尔热特，虽不及他十分之一的聪慧，不及他百分之一的博学和对世界的了解，可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总觉得拉特瑙聪明过人，他的双脚始终不着地。他的整个生活始终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矛盾。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权势，却不愿做他的继承人；他是个商人，却视自己为艺术家；他是个百万富翁，却愿意发挥社会主义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却向基督教献媚；他想的是国际主义，却又崇拜普鲁士精神；他梦想的是人民民主，但是受到威廉皇帝的接见和询问时，又感到莫大的荣耀。他深知皇帝的弱点和虚荣心，可他知道自己不是有虚荣心的人。因此说来，他的从不休息的工作也许是一种鸦片，用来麻醉内心的烦躁不安和摆脱内心深处的寂寞。当一九一九年德国军队崩溃以后，历史的重任落到他的肩上，在这个时刻，他的各种潜力才发挥出来。从一片混乱中重建遭到破坏的国家，使之具有生存的能力。他的天赋才干，他所献身的理想：拯救欧洲，使他成为一个名重一时的人。
(7)让·保尔（1763—1825），德国小说家。
回信的不是哈尔登，而是署名为瓦尔特·拉特瑙的人。从他的来信和其他方面我可以断定，他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柏林电气公司总经理的儿子，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业家、无数家公司的董事，他是德国“放眼望世界”（借用让·保尔(7)的用词）的新型商人之一。他在信中以非常诚恳和怀着感激的心情对我说，我的信是他接到的第一封对他的文学尝试做出赞许的信。虽然他至少比我大十岁，但他坦率地向我承认，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书来出版，他真的没有什么把握。他说：“我毕竟是一个门外汉，迄今为止，我的全部活动都是在经济领域里。”我回信真诚地鼓励他。从此，我们的通信联系一直保持着。后来我到了柏林，先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的回话有些犹豫。“啊！原来是您呀，可是真不巧，我明早六点就要去南非……”我打断他的话：“那我们下一次再见面吧。”他边思索边慢慢地说：“您等一下……让我好好想一想……下午我要参加几个会……晚上我要到部里去……然后还要到俱乐部参加晚餐会……那么，您十一点一刻到我这里来，您是否方便？”我说可以。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早上六点钟他就出发到南非和西非去了——后来我才得知，他此行是奉德国皇帝的派遣。
(8)皮埃尔·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作品中充满异国情调。代表作有《冰岛渔夫》等。
属于后者的人中间，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瓦尔特·拉特瑙，他是在一个极其悲剧的时代驾驭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前十一年第一个被纳粹分子暗杀的人。我和他的关系称得上亲密，这种关系是以很奇特的方式开始的，而且还要牵连到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我在十九岁时做出的成就，要归功于哈尔登。他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最后几十年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哈尔登是由俾斯麦亲自推到政治舞台上的，他也甘心当俾斯麦的喉舌和挡箭牌。他把俾斯麦以后的大臣轰下台，促使奥伊伦堡(6)事件爆发，使得德皇的宫殿每个星期都要在不同的攻击和揭露下瑟瑟发抖。尽管如此，哈尔登的个人爱好却是文学和戏剧。一天，《未来》周刊发表了一组格言，作者的笔名现在我记不起来了，可是格言写得特别机敏，语言精炼，给我很深的印象。我是该周刊的固定作者，便写信给哈尔登：“那位新作者是谁？我已多年没读到过这样精练的格言了。”
(9)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
当时的时间过得好像比今天快，是否因为我们的青年时代充满了彻底改变世界的事件呢？还是因为按部就班的埋头工作，所以我对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生的事件记忆相当模糊？当时，我写作并发表作品，在德国人们已知道我的名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我的名声已传到国外。我有了支持者，他们对我的作品都能够说出一定的特点来；但也有了反对者。帝国的所有大报都供我使用，我不用再向它们投稿，而是它们来向我约稿。但是，今天我心里才明白，过去我写的一切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当年的一切抱负、忧虑、失望、怨恨，在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必然改变我们的眼光。倘若几年前开始写这本书，我就会提到我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阿尔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戴默尔、皮兰德娄、瓦塞尔曼(1)、沙洛姆·阿施(2)、阿纳多尔·法朗士等人的谈话（与法朗士谈话本来就是愉快的；这位老先生可以给我们讲一个下午不正经的故事，却是以一种非常严肃和极其高雅的姿态）。我也可能记叙那些了不起的首演盛况：古斯塔夫·马勒的第十交响乐在慕尼黑首演；《玫瑰骑士》(3)在德累斯顿首演；卡尔萨温娜(4)和尼任斯基(5)的首演。因为我是一个热情而好奇的人，我能够作为许多历史和艺术事件的见证人。但是用我们今天较为严格的观点来看，这一切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没有任何联系，不足挂齿。在我今天看来，年轻时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的那些人，已不如把我的目光引向实际的人来得重要。
(10)查尔斯·莱夫勒（1861—1935），美国作曲家、小提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