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周学斌，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但是，因为我爸爸的一个姐姐，也就是我的一个姑姑，1949年跟丈夫去台湾定居，造成了我父亲的背景里存在一段"海外关系"。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污点"，他在17岁时没有通过招飞政审，飞行员之梦就此草草终结了。从此之后，我的父亲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在日后变成了一个保守严厉的父亲。
革命氛围之下的启蒙教育
我是1970年10月4日在河南出生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国家机关干部。
高考过后，他成了武汉测绘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专业是航空摄影和测量。填志愿时，他以为那个专业是学习怎么在飞机上拍摄图片，然后画出测绘图的，这样一来，学校还是得先教开飞机。谁知道，武汉测绘学院的校园里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飞机。整个大学期间，他只亲眼见过两次真飞机，喷洒农药的那种。据说飞机上噪声特别大，味道很刺鼻，在飞机上待一会儿，他的头已经晕得要炸掉了。
童年时，我的行动没有受到约束，想象力也没有任何限制，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段充满好奇的旅程就悄然无息地开始了。
从做这些小玩具开始，我动手能力的基础在无形当中被奠定了。在制作玩具中，我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到了后来，这种动手能力逐渐升级，再长大一点，我可以自己改造无线电，还可以改造双卡录音机。上了中学之后，我爱上了组装和拆卸，经常邮购各种零件自己去组装和拆卸，家里散落着各种零件。当然，长大之后我就开始玩计算机了，有一段时间还帮着别人攒电脑。我对动手这类事情从来没有发过憷，这和我童年时就开始利用各种天然废料做手工不无关系。
儿时和爸爸在一起
我可以用缝纫机将剩下的木头线轴、橡皮筋和一团蜡做成小车。做法是：我在木头线轴上抹上蜡，然后再用橡皮筋缠到线轴上，然后轻轻一松，小车就自动地向前慢慢滚动了。因为蜡可以给小车提供摩擦力，所以小车不会滑动得很快。另外，我还会用铁丝自己做弹弓枪，然后用废纸揉成纸团做成子弹打来打去。
大四最后一年，武汉测绘学院的校园里开始闹"文革"，到处上演着武斗、侮辱教授的场景，我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和那时激进的青年们相比，他选择了在长江里学习游泳，一个月后竟然可以自己横渡长江了。这样的选择让他可以顺利从大学毕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河南驻马店测绘队。一年之后，他与武汉测绘学院中专部毕业、同样被分配到驻马店测绘队的我的母亲胡少先相遇。
也许正是因为物质生活的匮乏，造就了当时小孩们一种普遍具备的动手能力，各种自制发明层出不穷。对于我来说，也许好奇心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喜欢自己创造的感觉每天都在生长。我喜欢各种各样的收集：纺织厂里的小铁片、院子里捡来的剩木头、大家丢剩下的冰棍棍儿、各种各样的玻璃糖纸。而慢慢翻看夹在书页里的糖纸，成了当时的一种享受。随着我收集东西的增多，我逐渐成了一个喜欢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做简易玩具的孩子。
对于频繁经历政治风波的我父亲，他对我的成长要求格外简单。他只要我们好好学习，做一个成绩好、不惹麻烦的孩子就行。他深知成绩是改变命运的出路，因此对我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我很早就开始读书识字了。
露天影院是如何被小孩复制出来的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小孩用毛笔和墨水把玻璃片上涂抹上各种图案，然后再用手电筒进行照射，把光投射到大屏幕上。现在看，这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幻灯片。小伙伴用这些幻灯片编成故事，有人拿着手电筒，有人负责换玻璃，有人负责在旁边照看着，有人在旁边讲故事。就这样，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后来我们还讨论过要不要卖票，不过因为设备简陋、故事粗糙，问津者寥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
那个年代不仅物质稀缺，精神产品也不丰富，但是我从小就开始认字了。作为70年代生人，我认字的方式都和现在不太一样。和利用手边的废物制作手工一样，我认字也是就地取材。各种革命大字报是我的识字卡，"文革"标语和刷在高墙上的各类口号成了我的教科书，我最先认识的字都很"革命"。
那个时候，大院里晚上总会放露天电影。每当到了夏天傍晚，大家早早地拿着小板凳来占一个位置，我们一边听着知了的声声嘶叫，一边等着电影开演。当时经常反复播放表现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的电影，因此《地道战》看了很多遍。也在那个时候，我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动画片，名字叫《渔童》。这些露天电影是当时的重要娱乐项目，也是我受到的最初的电影启蒙。在精神产品并不丰富的70年代，我在这些影片里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很多当年的主旋律台词，我已经烂熟于心。
"四个伟大""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很多标语用宋体写成，标准规范。当时我爸的一项日常功课就是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买菜，然后路过标语时对着这些字教我逐一朗读。凡是墙上有不会的字，我就要追问怎么读，我爸告诉我一遍，我就跟着大声念一遍。等买菜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熟练掌握这些字了，不但可以把这些标语正着读一遍，还可以倒着念了。于是，"粮积广，洞挖深"经常是我发神经时对着天空喊出的六个字，听着莫名其妙的音节，我自己也被自己逗乐了。
现在回想一下，孩子们的好奇心层出不穷，除了制作泡泡糖，小院里自行发起的发明创造其实连绵不断，孩子们甚至自己复制出了一个露天电影院。
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打倒了"四人帮"，印象中当时人们都在上街游行，大家踩着高跷，扭着秧歌，非常欢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的时候，人人都拿着一本书的模型去街上游行。从那个时候开始，街上、墙上的标语也逐渐多了起来，我的识字卡也开始无处不在了。我的启蒙教育就是这样在革命的氛围中不经意完成的。
那白色的糖片如同变魔术一样，放到嘴里嚼一嚼，就变得软软的，一会儿就能吹出一个大的泡泡。那泡泡通常会在空中膨胀一下，形成一个白色的圆球，然后啪的一声迅速炸开。对于我来说，这个过程简直太神奇了，大家也都感觉极其增长见识。为了把这种神奇的糖复制出来，大院儿里小朋友们的动手能力被激发了出来，纷纷开始研发泡泡糖的制作秘方，一时间，院子里好不热闹。最终，一个孩子把终极秘方研制了出来：先拿一个破搪瓷盆把一坨面放在水里，然后用手不停地揉洗，直到面被洗成了有弹性的面筋时，再在面筋里加一点白玉牙膏，泡泡糖就做好了。得到了真传，我回家将秘方如法炮制，试了试，面筋果然放在嘴里也是泡泡糖的味儿，而且还能吹出小小的泡泡。这个小发明，一时间在小院里竞相传颂。孩子们奔走相告，纷纷在院子里开展"洗面"活动，也没有人去争夺一下产品的专利权。
虽然父母对我的期待之一----努力学习这一条我完成得不错，但是在养育一个省心的孩子方面，我似乎从来没有让大人得到过满足。从小我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很少消停。
那时候，我们迷恋上了来自上海的产品。在我印象当中，如果一件东西来自上海，就意味着新鲜和时尚，意味着一种让人心里痒痒的新奇感。我第一次知道泡泡糖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一个小朋友的家长从上海出差回来，带回来了这种神奇的糖。
我经常会捅出让家长不高兴的娄子，偶尔会因此遭遇一顿打。那个时候年纪太小，没有政治敏锐性，有时我犯的错误让家长大惊失色。记得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年，我妈在家里扎花圈，我搞不懂为什么突然每个人都要阴沉着脸，还哭。我才不管那一套，四处摸摸，到处看看，觉得花圈里的小白花特别好看，就偷偷地摘下来几朵自己拿着玩，后来我妈发现了如临大敌，赶紧把我揉搓的那几朵小白花烧掉了。
小院的节日随着"爆米花人"的到来而到来。做爆米花的人总能引发我们的兴奋点。他一到，会把随身携带的风箱呼呼拉得巨响，然后，空中某个时刻忽然发出砰的一声爆炸声。这个时候，白花花的一团东西从黑色的风箱里稀里哗啦地倒进旁边的麻袋。白色泛黄的米花热气腾腾，一股腻腻的甜味就飘了出来。这个过程总是让我很开心。与其说是爆米花好吃，不如说是这一套流程颇具观赏性。因此，只要爆米花人一来到我们大院里，小孩儿们就纷纷管父母索要一个5分钱钢镚儿，人人端着一碗米等待着去爆破，这个场景蔚为壮观。
生于70年代
小时候的理想当解放军
这种闯祸模式后来延续到了我的学校生活。如前面所说，我经常在学校课间和小朋友追跑打闹，有的时候抓烂了同学的衣服，老师就让我把弄坏的衣服拿回家，让我妈妈缝补好。这个时候，我妈妈不但要给全家做衣服，还得加班给我的"客户"补衣服，工作量瞬间加大很多，这经常触动我爸的"龙颜"。
现在回想起小时候，一切如同一部怀旧电影：阳光洒落在郑州市测绘局家属院里，那正是我长大的地方，一群孩子正在嬉笑打闹，我们玩的是一些当时很大众的游戏----滚铁环、弹玻璃球、摔泥巴、叠纸飞机。因为我太瘦，所以没有成为孩子王的可能，而是成了跟在别人身后的"跟屁虫"。
有一次，我作文比赛得了个奖----一个灰色的小书包。等我斜挎小包，器宇轩昂地跨进家门时，爸妈的脸上没有丝毫高兴，而是一种风云突变的感觉----原来，他们以为我又抓烂了谁的书包拿回家修补。这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小时候我留着平头，身体干瘦，经常穿着我妈用脚踏缝纫机做出来的布衬衫。现在看当时的照片，我的眼睛瞪得浑圆，懵懂又不服一切。印象中，我经常因为追跑打闹把同学的裤兜拉开了线而遭到老师的训斥，最后的结果通常是，我不得不拿着同学的衣服回家，让我妈用缝纫机重新缝好。
我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我之所特别欣赏那部完全用儿童视角制作的电影----《看上去很美》，是因为它把儿童世界里的新奇、无奈、搞笑和懵懂全部拍出来了。导演对方枪枪这种从来得不到小红花的孩子充满了同情和关怀，也让我这种非主流儿童心有戚戚焉。
从小我就算是一个非主流的儿童，有点像电影《看上去很美》里的主人公方枪枪，小小年纪就在自我意识与正统世界之间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方枪枪使了吃奶的劲也得不到秩序社会里的几朵小红花，最终对他向往的世俗世界不屑一顾。现在看来，我也不是传统价值观的社会会青睐的孩子。"听话"这个评价，从来没有被用在我的身上。
90年代，我回到家乡重新看自己儿时居住的地方，发现原来印象中大院的房子竟然是那么低矮、陈旧。但是，这里竟然发生过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它承载了70年代生人独特的记忆。
生于70年代
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那代人一样，我们基本都是被放养长大的。虽然物质生活还不怎么丰富，但是放养却给了我们那代人近乎奢侈的人身自由，没有互联网网瘾的绑架、没有电子游戏，我们的天性却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得到了最大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