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牢记古人的教诲：是非审之于心，毁誉听之于人，他只管理智地面对人生。
“人生在世，岂能尽遂人意，但求无愧于自己的良知。”
袁隆平就是抱着这种坦荡超然的态度，和数十名刚刚获释的“黑帮”一起奔向低庄煤矿，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既然校革委会作出了要我离开学校的决定，我就该服从。”他无奈地说。
袁隆平被下放到低庄煤矿以后，他和其他教师都分散住在当地农民家里，过的是军事化的集体生活。白天下煤矿挖煤，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到夜晚，便是无休止的“斗、批、改”。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抓“五一六”分子。
“袁老师，你是杂交水稻科研课题的主持人，我们离不开你，你也不应该离开课题组，你应当向上级请示，你不应该走。”尹华奇焦急地说。
袁隆平因为与北京农大几位教授常有书信往来，眼看着他即将第二次被隔离审查。幸运的是，他再一次化险为夷了。
“我将要下煤矿劳动锻炼，进行思想改造，这是校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决定，我应当服从。但是，杂交水稻的研究你二人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是省里批准组建的，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是省科委立项的。所以，我们不应放弃。好在我们保留了南繁雄性不育材料，我们终将会取得成功！”
原来，袁隆平被下放到低庄煤矿以后，省委派来一位权威人士夏某到安江农校搞科技大检查。他下车伊始，便说：“水稻自古以来自交不衰退，杂交无优势。”
命运尽管跟袁隆平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但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始终情有独钟。在下煤矿挖煤之前，他召集两位弟子开了一个三人小组会议。他说：
尹华奇和李必湖听说后，找到这位权威人士，说：“夏老师，请随我们到田里去看看水稻杂交到底有无优势。”
1969年6月，袁隆平与刚刚解放的“黑帮”们一起被下放到溆浦县低庄煤矿去劳动锻炼。
夏某看过杂交水稻试验田的禾苗以后，说：“禾苗长势虽好，但产量不一定高，怕是只增草，不增禾。”
可是，在安江农校，再也没有袁隆平的安身之地了。
这位权威人士的话意味着对杂交水稻这项科研课题的全盘否定。
他要用科研成果报答人民，用笔、用手去抗争。他不为现实所摆布，他以为被现实所摆布是一种耻辱。
没过多久，杂交水稻科研小组的科研经费被取消了。
人是卑微的，但他不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命运向他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为了给自己的科学研究讨回一个说法，在妻子泪眼的注视下，他书写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
接着，尹华奇和李必湖的微薄工资被停发了。
每每听到邓哲的话，他会很自然地想到儿时母亲讲过的京娘和萤火虫的故事。他想，邓哲便是京娘，邓哲便是一只萤火虫，在关键时刻为他引路。
总不能饿着肚子搞科研啊！两位年轻人情急之下，给国家科委发去了求助电报，给省科委也发去了一封信反映情况。
一席话，使袁隆平的一颗心变得平展展、舒坦坦的。
国家科委对尹华奇、李必湖的求助电报非常重视，当即派了一位专家赶赴安江农校。
某些人借权威的理论肆意败坏袁隆平的名誉，诬陷他是“科技骗子”，袁隆平心中自然很窝火。邓哲说：“你是个有志气的人，犯不上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要看开一些。”
这位年届半百的农业科学家翻山越岭来到安江农校。可是，当年的校革委会和工宣队，却以尹华奇和李必湖越级告状，“违反组织纪律”为名，把这位老专家拒之门外。
所幸的是，袁隆平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很长时间以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无法诋毁他，因为他们不懂得他，所以他们无从下手。可这下好了，权威人士被他们请来了，权威人士说话了，权威人士被他们利用了。
于是，这位北京来的大科学家“沦落”为尹华奇、李必湖私人的客人。那么，两个囊空如洗的穷教师怎样接待这位驰名中外的大科学家呢？
因此，真理从最初被发现的那刻起，就注定要遭受被诋毁、被歪曲、被践踏的命运。
他们将这位科学家安排在学生宿舍八人间的一个空床位上。傍晚，他们找来一把钳子，借了一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天一擦黑，他俩便一同去池塘夹青蛙。他们在池塘边悄悄行走，手电筒的光圈在池塘边缓缓搜寻。青蛙一旦被手电筒的光圈罩住，就不动了。两个青年人手拿钳子，夹了一只，又夹一只，夹够了一盘菜，二人便打道回府。
因此，人们也乐于宣称别人发现的不是真理。
次日，他们凑了一元钱，买了一个西瓜。就这样，一盘青蛙、一个西瓜招待了北京来的大科学家。
因此，人们乐于宣称自己发现了真理。
他们边吃边谈，边哭边说，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他们为袁老师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倾诉，为他们从事杂交水稻事业的艰难处境而申诉……
有一位作家这样说过：人生来具有权力欲，即人生来具有支配欲和控制欲，人们永远在谋求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或超越他人的优越感。谁发现了真理，就意味着真理的发现者优于他人。
老专家走后没过多久，湖南省科委和湖南省农业厅派来工作组，尹华奇和李必湖向工作组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后，提出了三条意见：
掌管学校大权的工宣队和刚成立不久的校革委会轻信了这些“高人”的判断。从此，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名存实亡。
第一，把袁老师从低庄煤矿请回来，继续主持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
“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也的确没有前途。否则，袁隆平为啥搞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成果呢？所以他自毁秧苗，自寻台阶下的可能是有的。”某些“高人”抛出了如此“高见”。
第二，水稻雄性不育科研组的经费必须得到保障；
恰巧，这期间，一位搞常规水稻育种的学者来安江农校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的中心议题是水稻乃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因此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没有前途。
第三，水稻雄性不育科研组0.5亩试验田的面积应给予适当扩大。
究竟是谁制造了“五一八毁禾案”？给袁隆平带来如此大的打击的小人是谁？这个疑案很快又被一些小人“破解”了。他们传出风声，说袁隆平是“科技骗子”，“五一八毁禾案”是袁隆平自己所为。说他以科研为名，骗取名利，连续几年不出成果，骑虎难下，无法向上面交代，便以自毁秧苗嫁祸于人，为的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两位年轻人的合理要求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写到贝多芬遭小人谗言时，曾动情地说：“看到巨人受难，是让人痛心的。”是的，只要是有良知的人，当年看到袁隆平的遭遇，都是会心碎的。
于是，又一次峰回路转！袁隆平从低庄煤矿重新回到安江农校，重新开始了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的研究和培植。
在现实生活中，每每英雄与小人遭遇，小人总是暂时的胜利者。英雄忍辱负重追求事业，锲而不舍，且不拘小节；小人却心狠手辣地去诋毁英雄。这些小人虽然在业务和学问上全无造诣，但是他们在陷害贤才、作践好人方面却颇有招数。
当袁隆平被诬陷为“科技骗子”而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在他最需要勇气和支持的时候，他的弟子们站出来了，再一次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厚礼。
看着那十棵残缺不全的秧苗，袁隆平忆起了母亲的教诲：“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这使他感悟到，人生总不会是完美的。这话语虽含有某些无奈，但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正因为他时常想起母亲的教诲，当他遇到挫折时，从不怨天尤人，而是用理智与挫折、苦难进行周旋。
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交往活动，而维系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活动的基础便是相互信任、相互理解。袁隆平与他的弟子们深厚友谊的基础正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
然而，西西弗斯终于成功了，那巨石终于屹立在高高的山顶上。而袁隆平就是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那个西西弗斯，杂交水稻的研究尽管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还是挺起脊梁继续干下去。
有一位学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友谊是独立于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我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人生的意义。所谓朋友，就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磨难，这个总给伟人出考题的专家，它毫不吝啬地用它所有的精力来对待袁隆平这个天之骄子。
记得法国作家加缪在叙述西西弗斯遭受上帝惩罚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诸神让西西弗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又从山顶重新滚下山去，而西西弗斯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将巨石重新推向山顶。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磨难如狂风暴雨，一次又一次地拍打袁隆平那坚挺的脊梁。
在袁隆平的身体里，可能有一种抵抗挫折的遗传基因，他周身密集的伤口证明了他的超越与勇敢。
磨难如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一直寻找机会摧残袁隆平那坚实的心。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想干成一件正事真是难上加难！也曾有人劝他放弃；当然，放弃比坚持容易得多。可是，当袁隆平忆起那两具饿殍，当他想到粮食短缺的祖国，再想到大有希望的杂交水稻事业，他的筋骨又坚挺起来了，他的眼前便又出现了一片生机蓬勃的绿茸茸的雄性不育秧苗。
可是，袁隆平的志向，袁隆平的信念，袁隆平的脊梁，向磨难证明：任何羁绊都不能使袁隆平消沉。他会沿着自己想走的那条路前进的。即便那条路非常泥泞，甚至布满荆棘，他也始终坚信在路的那头，在山的背后，一定会有鲜花灿烂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