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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回答世界的质疑之实践与创新

由于袁隆平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杂交制种技术已从技术人员手里转移到了寻常百姓家,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自1976年至1988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说,袁先生善于创新,敢于对旧观念提出质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善用直觉思维,把握灵感顿悟;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指导科研实践。这些构成了袁隆平科学思维的四个典型特征。

袁隆平在示范基地查看超级杂交水稻的长势

阅读文献,专心致志

袁隆平在示范基地查看超级杂交水稻的长势

袁隆平阅读文献,专心致志

许多农民每当看到杂交稻田“金镶边”、“银镶边”的夏收景象时,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杂交稻是“幸福稻”、“翻身稻”!

新的研究机构成立以后,袁隆平驰骋在广阔的田地里,一如既往地倾心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回到斗室,他便专心读书,几乎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古今中外关于遗传学的著作。他博学精思,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写出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1976年,农业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袁隆平的专著《杂交水稻》和《杂交水稻简明教程》(中英文对照)。1977年,《中国农业科学》杂志发表了袁隆平的学术论文《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与理论》。他在这篇论文中这样写道:杂交水稻应用工程技术的研究,现在已知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美国。在我国,由本人于60年代之初开始立意,1964年正式投入研究,1966年首次发表初步研究报告,提出设计思路,到1967年国家正式立项,以至全国的协作研究,至今业已16度春秋。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向世界宣告,这项工程技术已由我国先于世界正式完满地研究成功,并同时先于世界投入实际应用。这是党和政府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党的阳光雨露哺育出来的祖国科技花苑中的一朵科技奇葩。研究杂交水稻应用工程的学术理论基础,是经典的遗传学说,即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染色体遗传学理论体系。但是,处于同一理论体系中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某一研究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对于杂交水稻研究来说,最有羁碍的理论,莫过于所谓“显性学说”论者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无杂种优势”的错误论断。植物有无杂种优势,并不取决于它们固有的生殖方式,水稻和其他植物的杂种优势,受共同的规律所支配。水稻有无杂种优势或优势大小,关键在于选配亲本。这与异花授粉植物具有很大的共同性。在这篇论文中,袁隆平以流畅的语言、深刻的思想,认真总结了十几年来研制杂交水稻良种的丰富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明杂交水稻研究中的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他批驳了持“显性学说”观点的某些学者。与此同时,他也论述了选育杂交水稻“三系”的基本原则。他在文章中写道:从选育水稻“三系”和利用其杂种优势的目的出发,我们要求的不育材料应该是所谓核质互作型,因为这种类型比较容易做到“三系”配套。而用远缘杂交进行的所谓核置换,是创造核质互作型雄性不育的有效方法。并非一切远缘杂交的核置换都能造成雄性不育和实现“三系”配套……运用核置换方法求取雄性不育和“三系”配套的实现,必须把握两点,一是亲缘关系的远近(即细胞分化差异程度)要适度;二要以在系统发育上处于低阶段的品种做母本。即细胞质要比较原始,而细胞核要比较近代化,核置换才易于获得不育系。这篇论文的发表,对于杂交水稻的发展、扩大“三系”杂交稻的成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湖南省有一位农民说:“我们解决吃饭问题靠‘两平’,一靠邓小平(生产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水稻)。”

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了,袁隆平被任命为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杂交水稻科研队伍日渐扩大,在袁隆平的率领下,这支队伍上下一心,加快了杂交水稻研究的步伐。

这是种田“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形象化语言。这位普通农民的朴实语言,说出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