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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动荡的岁月之动乱来临

袁隆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感?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端的年代。这时的袁隆平预感到了自己未来的不幸。

因为他的家庭决定了他有这样的预感。

就连袁隆平发表在《科学通讯》上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也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学说的“罪证”。

那个曾经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又在风雨中挺立前行的家,那个曾给他温暖与无限向上力量的家,此时此刻,似乎已成了他人生路上的羁绊。尽管他从来都为拥有这样的家庭而自豪,尽管家庭对他来说从来就是精神的支柱,而现在家庭似乎变成了他的累赘。

批判袁隆平的大标语、大字报和漫画足足有100多张。

他的父亲袁兴烈在当时已经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他那学识渊博、温文尔雅、善于讲故事、曾在旧社会读过洋书受过教育的母亲也被定为了“反革命”分子。因此,袁隆平被划为了“黑五类狗崽子”。特别是他想到自己在无意之中犯下了“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一切都使他不寒而栗。

“砸烂袁隆平的狗头,砸烂资产阶级的盆盆钵钵!”

那么,“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这项“滔天罪行”从何说起呢?

“向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那是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公布不久的一个春天,上级指示,必须提前完成稻谷播种。时值北方寒潮南移,许多公社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不顾天气提前播种,结果秧苗全烂了。袁隆平感慨地说:“古人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谷也……遵古训,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时’字,好让那些指挥生产的人都知道‘不误农时’的重要性。”

东方魔稻之父袁隆平传不久,大字报铺天盖地向袁隆平袭来——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把“八字宪法”变成了“九”字,这不是篡改“最高指示”、反对伟大领袖吗?一个好事者将袁隆平当年的话,悄悄地记在了本子上。“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这个好事者便向造反派提供了这颗“打倒袁隆平”的重量级炮弹。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各种油印小报雪片似的漫天飞舞。一天,学生们看见一张丑化袁隆平的漫画:只见袁隆平坐在一株水稻上,嘴里叼着个旱烟袋,那烟雾随风四处飘散。他的手里捧着一本孟德尔的《遗传学》,眼睛好像是斜着的。这幅漫画似乎想把袁隆平丑化到底。可不知为什么,漫画中袁隆平的形象,学生们看了非但不觉得丑,反而还成了许多学生崇拜的偶像。

明枪暗箭就这样无情地向袁隆平袭来!暴风雨就这样向他倾盆而下!

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半个月后,那个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公布了。有人悄悄地戏谑袁隆平说,你们的小五一是在一个错误的日子投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家庭。袁隆平听后只是微微一笑,小眼睛里散发的光芒却是坚定不移的,那种眼神是坚毅的,是不会退缩的。

客观地说,当时除了几位真朋友之外,除了几个弟子之外,其他许多朋友、许多弟子都远离了他。

这个日子对袁隆平夫妇来说更是非同寻常——就在这一天,袁隆平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他与妻子的爱情结晶终于在这一天降临人世。激动之余,袁隆平对妻子邓哲说:“5月的头一天是个好日子,又是国际劳动节,我们的儿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就叫‘五一’吧!”

这一切曾使他感到沉重,感到难以防范,乃至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里,他感到杂交水稻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因为与这些绿色植物打交道不必设防,无须揣测。人是靠它们养活的,它们才是与人为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