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能毫发无伤地将自己安顿在这片无穷无尽的泥泽中（它的气味在你距离一千英尺开外时就已经扑面而来），再假设你的飞机上装有无线发射器，通过它和喀土穆联络，告知你的方位和其他具体信息，然后，如果你够天真的话，就可以开始期待会发生些什么。但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根本没可能。
如果你能想象一片一万两千平方英里的沼泽，它就像是一只史前熔炉，里面翻滚、蠕动着半成型的生物，那你就对苏德有了初步印象。它是尼罗河不太吸引人的副产品，这地方配得上“凶险”一说，而“阴森”和“奸诈”则可以作为补充。现在你该对苏德有了更明晰的印象。从空中看下去，苏德的表面是平坦、碧绿的，很吸引人，如果你因为被催眠或是被迫降落在那里（而且尽管没什么可能，你的飞机还是奇迹般的没有翻成底朝天的话），你的机轮会即刻消失在污泥中，而你的机翼则很可能会搁置在由腐烂的植物纠结而成的、缓缓移动的厚垫子上——它们还活着，它们到处存在，有些高达十五英尺，下面则是快速流动的黑水。
船只无法在苏德航行，飞机无法降落，人类无法穿行。过段时间，飞机会抵达，盘旋几次，投下食物。如果飞行员瞄得够准确，他带来的“吗哪”会正中你的飞机，否则你会一无所得。即便他投准了，你的所得也依然有限。
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女人比男人更缺乏躲避危险的能力，但我还是觉得其中包含的绅士作派可能要多过理性。我在内罗毕和伦敦之间总共飞过六次，其中四次是独自完成的（在这之前要向英国皇家空军证明自己的实力），另外一位女士也完成了同样的飞行。事实上，飞越苏德时最大的判断失误是一个男人做出的：已故的厄内斯特·乌代。他在旱季飞越这片土地的时候，耗尽了燃料，不得不迫降在一处坚硬的山脊上。经过几天焦急万分的等待，汤姆·布莱克终于找到了他。汤姆对苏德的了解让他愿意花费几天时间尝试着把一个人从那里解救出来。这次经历对乌代来说已经够糟糕了，但他的机械师却差点死于蚊子叮咬。
可以想象，以轰炸的方式投来足够的食物可以让你活到很老，并悄悄地独自完成生存的终极任务。但更有可能的是，蚊子，那些烦人的小小游吟诗人——更别提魔鬼派出的水陆两栖舰队（苏德地区到处有鳄鱼出没），早在你头发变白之前，就已让你灰心丧气。这一过程，我想，大概需要两周时间。
这样规定的理由颇为冠冕堂皇：迫降在苏德长满纸草的沼泽中，就像迫降在冥河之畔一样；迫降在苏德之外，落在苏丹人和丁卡部落的地界上，就意味着给英国皇家空军带来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搜寻工作。而弥补这项花费的可能，就和寻找到失踪飞行员的希望一样渺茫。
总之，得到英国皇家空军认可并得以挑战苏德的飞行员们，由于早对这种悲惨的前景有所预期，所以变得十分谨慎，因此，即便发生死亡事故，数目也非常少。
不知道现在的飞行条例是怎样的，但在那时候，如果女飞行员无法获得喀土穆皇家空军总部的许可，就不能独自从朱巴飞往瓦迪哈勒。
我们的飞行并未给苏德带来新的传奇，在飞越苏德的四小时里，我和布里克斯几乎没有说话。“豹蛾”的机舱是封闭式的，交谈很容易，但我们都没有这兴致。
我们没吃早饭就出发了，在前面等待的土地需要我们拿出大把时间来应付。飞越这片土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飞行体验，但如果怠慢它，就可能以悲惨的飞行事故收场。
我们的沉默并不是如履薄冰的沉默，只是长时间悬浮在平坦的蓝色天空和平坦的绿色泥沼之间，让我们绝望得无言以对。那几乎都不像是飞行，而像是坐在一架飞机里，这飞机用铁丝悬挂在缺乏想象力的舞台背景当中。
我在清晨起床，发现布里克斯已经离开了他的房间，在飞机前面来回踱步，而飞机围在绳子和木桩搭起来的围栏里，机身是黄色，机翼是银色。天色微明中，它看起来与其说像鸟，不如说像罕有的彩色昆虫，已经死亡，却被保存在厚纸板上。
我们离开朱巴不久，布里克斯从深受我欢迎的睡鼠姿势中起身，完全清醒过来后，喃喃地说：“我闻到苏德的味道了！”接着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我们经过苏德，闻见沙漠的味道。
第一天就很劳累，但只是因为出发的准备工作让我疲惫。夜色在朱巴城找到了我们，我们住在客栈里，虽然看着很像监狱的牢房，却提供了基本的舒适。有一张床，还让我免于蚊子的侵害。
苏德过去就是沙漠，空无一物，只有绵延三千英里的沙漠，没有任何城镇可以为它的虚空辩解。对我来说，沙漠有着黑暗的特质：你看到的任何形状都不会持久。如同夜色，它没有边际，无从慰藉，无始无终。如同夜色，它挑逗你，却不给解答。飞过一半沙漠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失眠者等待黎明的绝望，但这黎明只在抵达失去了意义的时候，才会到来。你永不停息地飞着，因单调的景色而感觉厌倦。当你终于摆脱它的单调时，你丝毫记不起它的样子，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可以被记起。
布里克斯已经安顿下来，舒适地在机舱内打着盹，脚放在身边空着的位子上。这究竟是航程的开始还是结束，对他来说没有差别。睡神从不是他的主人，布里克斯才是睡神的主人。想入睡的时候，他就召唤，睡眠应声而来。如果他不想睡，睡眠就会远离他，无论有多晚，无论那天有多劳累。
沙漠过后，就是海。但在我们抵达海洋之前，布里克斯和我都已经发现，人类比覆盖地球四分之一面积的沙漠和海洋更让令人厌倦，也更加碍事。
当我们向伦敦出发，盘旋上升着寻找迷雾的最高点时，“豹蛾”玩起了它的小游戏。方向舵的踏板抗拒着我的脚掌的踩踏，操作杆几乎以盛气凌人的态度违抗我的手。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坚定的触碰安抚了想要抵抗的冲动，很快我就控制了局面，我和我的飞机同心协力地飞着。
马拉卡尔、喀土穆、卢克索，对他们的居民来说只是寄居的城市，对我们来说却是获得重生的仙岛。我们在这些城市停靠，在每一个城市里，我们都得到了所有旅行者的三件恩典：热水、食物和睡眠。但到了开罗，我们却因为太多这些恩赐而感到腻烦。三天内飞过三千英里后，我们被意大利政府杰出的工作效率扣留在开罗。阿卜杜拉·阿里忘了预言这场意外。
飞行员与飞机之间需要逐渐培养出默契。机翼并不想听从操纵它的手，去不偏不倚地飞，它更愿意追逐风而不是飞向遥远的地平线。它的性格中有种自暴自弃的气质，它喜欢与自由嬉戏，向往独立，但它会慢慢舍弃自己的渴望。
阿卜杜拉·阿里是开罗机场阿勒玛扎海关办公室的负责人，他也管理着一个叫做“预知未来”的小部门。他会算命，而且算得很准。他对飞行员怀着父亲般的疼爱，以他的方式给飞行员指引，常常会让指南针都甘拜下风。他很高，瘦得像长矛，黑得像木乃伊，而且高深莫测。他翻看着我们的证件，朝我们的行李瞥了几眼，盖了所有需要盖的章。然后他带领我们走出海关办公室，这时，官方的微光渐渐在他眼中淡去，取而代之的是那种闪耀在所有预言家眼中的奥妙之光。他跪在机场的沙地上，开始用一根光滑的木棒在上面画出符号。“离开之前，”他说，“女士必须知晓她的命运。”
布里克斯一声叹息，忧愁地看向城市的方向。“我都快渴死了，而他要算命！”
时钟记录着时间，如果你定时，它就会响。但它是多么令人伤怀的替代品，声嘶力竭的铃声替代了那把柔和舒缓的声音，它会在日出时分说：“你的茶，门萨希布。”或在很久以前，它曾说：“莱克威尼，该去打猎啦！”
“嘘！这是亵渎神明。”
现在我还留着这件礼物，一只裹在人造革中的旅行用时钟。后来我才知道，鲁塔为了买它，收集了五百张被我丢弃的香烟优惠券。他不声不响，耐心地在废纸篓、游猎帐篷和停机棚的碎纸片中收集到这五百张优惠券。
“我看见一趟旅行。”阿卜杜拉·阿里说。
我点了点头，螺旋桨转动起来。鲁塔熟练地退到一边。我没有听见他说“克瓦赫里”，只看见他的嘴唇说出这个词。我也说了声“克瓦赫里”，感觉到他刚才悄悄塞进我储物柜的礼物是一件扁扁的小东西。
“大家都在旅行。”布里克斯说。
鲁塔走到飞机前面转动螺旋桨，我把手放到油门杆上，眼睛探究地看向迷雾，但这不过是出于习惯。我对内罗毕机场的大小、瑕疵和边界，比自己拥有过的那些地毯还要熟悉。疣猪洞、斑马群和火把的时代早已是陈年旧事，如今已是跑道、停机库，再没有人来围观半夜的降落或是清晨的起飞。再没有基库尤孩子注视着鲁塔忙活他伟大而神奇的工作。如今这一切都已是稀松平常。好莱坞出品的电影胶片中开始出现内罗毕的探险故事，专业丛林冒险家们拍摄的照片引发了探险风潮，人们经由内罗毕前往世界的另一端。这正是离开的好时机。
“女士将独自飞越一大片水，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
他抵达机场的时候，随身行李不比参加周末旅行的小学生更多。他的面孔在一堆严肃灰暗犹如哥特雕塑的面庞中，显得天真无邪。当我们都准备好之后，他爬进“豹蛾”机的后座，吹着口哨，抚摸着膝盖上一个长形圆管装的物体，它包在纸中，动起来嘎嘎作响。
“这预言太容易了点吧，”布里克斯喃喃地说，“地中海就在前面。”
布里克斯和我出发的时间很适合起飞，但那天的天气却并不适合飞行。大雾在晚上从天而降，清晨时迷雾已经笼罩了内罗毕和阿西平原。城镇、日出和船只都被无边无际又静止不动的云雾隔绝开。它们铺撒在地面上，像悲伤停驻；它们拽住人们不放，像过早抵达的苍白寿衣。布里克斯却觉得它们喜气洋洋。
“她会独自飞行。”阿卜杜拉·阿里说。
向正北方向飞行，你必须先穿越整个英埃共管的苏丹、整个埃及，以及利比亚的昔兰尼加沙漠。然后你会到达班加西，并为抵达该地而欢呼雀跃。但在那之后，等着你的还有锡德拉湾、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和地中海，而那之后，则是法国。不管你是准备欢快地完成这段六千五百英里的航程，还是漫不经心地将其称为英国之行，你都该明白，事实上那根本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伟大的远航。你必须确定航线，必须对天气了如指掌，还必须考虑所有的不利因素。
布里克斯转向我说：“如果你要丢下我，柏瑞尔，你可以把我丢在酒吧附近吗？”
无论是从速度还是时间来说，那都不是一次创下纪录的飞行。我们不慌不忙地飞着，忽略所有没有必要的停靠，但那不是一次乏味的航行。即便当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的三月，意大利人美其名曰“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无耻行径已接近尾声，但要从内罗毕飞往伦敦依旧不是一件寻常事。尽管沿途有很多机场，但它们之间的地形——或者说绝大部分，都一样遥远偏僻，就像透过望远镜看到的月亮表面一样，带着虚幻的意味。与月球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危机四伏，但这些地方人迹可及；与月球的相似之处在于，它同样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架势。
阿卜杜拉·阿里对这些无礼的回答充耳不闻。他继续用魔杖画着圆圈和三角形，揭露着我的未来，好像它们早已是我的过去。他的红毡帽上下颤动，他修长的手指在沙地上忙碌着，就像在雪地里喂麻雀。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也没有和命运在一起，而是置身于建了一半的狮身人面像下，在它的阴影中划着沙子。
所有曾引领过我的地图都没有丢失，也没有被丢弃，我把它们都装在一只大皮箱里。我保留着驾驶飞机来回英国时用过的地图，保留着和布里克斯同行时的飞行日志。
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光滑的木棍消失了，一支铅笔取代了它。阿卜杜拉·阿里也消失了——或者是变形了。那个身穿灰色制服、头戴红色毡帽、弯腰进门的清瘦埃及人，只不过是个海关人员。
这是你的地图，摊开它，跟随它，然后将它抛弃，只要你愿意。它只是一张纸。它只是一张印着墨水的纸，但如果你稍加思索，如果你稍作停留，你会意识到，这两种事物的组合很少能成就这样一种文件，它如此谦逊，又如此充实，记录下历史久远的希望与传奇的征服故事。
“你相信他吗？”布里克斯问。
然而，看着它，感觉它，指尖滑过它上面印着的线条，它还是一件冷漠的东西。地图无趣而乏味，诞生于测量仪与绘图员之手。那一道用扭曲的红线标识出的崎岖海岸，并没有标出沙滩、海洋或岩石，没有谈及船员们在沉睡的汪洋上扬帆远航时，为留给子孙后代而写在羊皮纸或是木板上的珍贵记录。那个代表高山的棕色圆点，在漫不经心的人看来毫无意义，尽管曾有二十个、十个或是只有一个人，为登上它的顶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里是山谷，那里是沼泽，还有沙漠。这是一条河，曾有一个好奇而无畏的灵魂，像握在上帝手中的铅笔，拖着流血的脚步第一次丈量它。
一辆出租车匆匆驶过机场，接我们到谢菲德旅馆。我钻进车内，在皮革座椅里放松下来。
确实如此。如果某个不怀好意的人将世界上所有的地图都毁尸灭迹，每一个人都将再次盲目，城市与城市之间也会变得陌生，每一个地标都将成为没有意义的标识，指向虚空。
谁会相信算命的人？我想，是小姑娘和老妇人。我两者都不是。
地图在对你说：“仔细阅读，紧紧跟随，永不怀疑。”它还说：“我是你掌心的地球。没有我，你会孤独会迷失。”
“照单全收。”我说，“为什么不呢？”
飞行员手中的地图代表着对一个人对他人的信心，它象征信任与信赖。它不像那些写满字的印刷品，含混不清、矫揉造作，让最相信它们的读者——甚至它们的作者，满心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