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身来，都忘了喝茶：“当然，我会和他说说话。但我不能留下，有个飞行员在塞伦盖蒂的某个地方失踪了……”
“他想和你说话。”艾伯特说，“他听到了飞机的声音。我告诉他你可能要在这里待上一天，明天早上走。他可能都活不了这么久，但他想和外面来的人说说话，我们南格威这儿的人都有一年多没去内罗毕了。”
“噢！”艾伯特很失望，从他的表情看来，他和那个病人一样，因为得不到“外面”的消息——来自内罗毕的消息而怅然。而在内罗毕，人们只想知道伦敦来的消息。
“有什么可以效劳吗……”所有的话在这种场合都是陈词滥调。惟有那些老套又无用的话才最可靠：“非常难过”，还有，“有什么可以效劳吗……”
无论你住在哪里，仿佛都必须获得来自别处的消息，来自更繁华的某地。所以这个人，躺在维多利亚湖边的沼泽地里行将就木，却并不关心来生，而更关心此世新近发生的事情。正是这点让死亡如此艰难：尚有好奇心未满足。
我永远都不曾知道，那段航程中有多少小时是和一具尸体同行的，当我降落的时候，那人已经死了很久。
假如对死亡的蔑视可以被理解为勇敢，那么艾伯特这位垂死的朋友是个大无畏的人。
一定还有些别的话可说，但我不知说什么了。我所能想到的是，我曾将一名患黑水热的病人从大象聚集的马松加莱尼运送到内罗毕的医院。
他躺在行军床上，盖着一床气味难闻的薄被子，面目模糊。疟疾和黑水热症状对他身体的影响，就像埃及人用药物处理尸体的手法。
“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说。
我曾见过生动物皮被撑在木杆上，放在阳光下晒干，但艾伯特让我在小屋内看到的濒死躯体比那些皮毛更加干瘪无肉。
“对。”我将茶杯放回桌上，记起得黑水热的人要是被挪动就会死亡，但如果被单独留下，基本上也一定会死亡。
这是间小茅屋，有扇围着铁丝网的寻常窗户，寻常的茅草屋顶像棵腐坏的树般掉着叶子，寻常的泥土地面上散落着烧过的火柴梗、纸张和烟草屑。
“我们这儿有个人，”艾伯特说着将茶递给我，“得了黑水热。请你帮忙带氧气来要救的那个人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这个人没可能了。医生无计可施，也不能移动得了黑水热的人。”
污秽似乎从没有存在的借口，但有些时候，比如现在，就很难为整洁找到理由。“贫穷，”有句老话说，“是肮脏而非羞耻。”这里的贫穷是缺乏女人的帮助，缺乏希望，甚至缺乏生机。据我所知，小屋里可能埋有大把黄金。即便如此，那也是最为贫瘠的慰藉。
那是阴郁气氛弥漫的黑暗时光。童年时代的所有微小快乐：游戏、与纳迪玩伴之间的友情，全都黯然失色。光阴变成了重负，直到尸体都被挪走，青草重新在墓地的新土中扎根，女人们清扫干净死者留下的空屋，直到能重新看见阳光。
病人名叫伯格纳，或许是荷兰人，又或者是德国人。不是英国人，我想，不管他曾有过怎样鲜明的种族特征，如今都已从他皱缩的头颅上那张近乎恐怖的面容上消逝了。
我从椅背中直起身来，将烟头在泥土地上踩熄。我的记忆闪回到恩乔罗农场的童年岁月。正是在那些时日里，“疟疾”与“黑水热”这类词汇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意识中，随之而来的是晚到一步的果阿或是印度医生，当地土著们惊恐地散播瘟疫的传言，死亡，还有黎明到来前，在我们硅镁矿和围场边雪松林里进行的无声葬礼。
只有他的眼睛看来还活着。它们很大，在眼窝里移动的时候好像不受身体的约束。它们从病榻上凝视我的样子流露出趣味盎然的意思，几乎算得上忍俊不禁。它们好像在说：“要如此这般才能得见一位内罗毕来的年轻姑娘啊——但你瞧，世事真难料！”
“你听说过黑水热吧。”艾伯特突然说。
我微笑了一下，笑容有些苍白，我想。然后向艾伯特转过身去：他刚才还在那地方。艾伯特施展出可媲美最高阶印度苦行僧的敏捷身手，没了踪影，留下我独自一人和伯格纳相处。
他把托盘放在长木板上，摸索着从架子上拿下一罐饼干。阳光，浓郁而强烈的阳光，开始为小屋内寡淡的色调增添暖意。我俯身吹熄了防风灯内的火焰。
我在屋子中央站了一会儿，忘记自身，体会着当一个人听见墓穴门在自己身后关上时感觉到的那种恐慌。
我从飞行服口袋中掏出一支香烟，点燃，想要试着摆脱袭来的睡意。但这只是徒劳，好在艾伯特不久就回来了，端着放满茶具的托盘。我睁开眼睛，看着他忙碌。我注意到他的神色再次变得忧郁而深沉，好像在他离开这间屋子的时间里，某种旧的愁绪，又或者是某种新愁绪开始在他的脑海扎根。
这比喻如今看来有些言过其实，但事实上，我这一生都对疾病心存厌恶，几乎到了恐惧症的程度。
那条胡狼让我想起一个并不让人宽慰的结论：在非洲绝无半点浪费。尤其是死亡，从来不是浪费。狮子留下的会成为土狼的盛宴，之后的残羹冷炙则会成为胡狼、秃鹫，甚至蚀人烈日的佳肴。
这事毫无缘由，不是怕感染，因为非洲已经让我见识过疟疾和其他疾病，时不时地，像是获得某种补偿一样，我能抵御这些疾病。我的恐惧是身体上对病人不可理喻的抗拒，而不是抗拒疾病本身。
我回到座位上，情绪低落，还有些许忧虑。我又想到了伍迪——起码是对伍迪的事觉得纳闷，因为实在没什么事情好想。
有些人一想到蛇就会觉得毛骨悚然，我对疾病的惧怕如同这些人想起树眼镜蛇、巨蟒、鼓腹毒蛇，还有它们的兄弟们，它们都是我生活中的常客，要么出现在林间小路上，要么出现在捕捉大象的时候，又或者，出现在我儿时游荡的灌木丛里。但当我学会了躲避蛇类，我自认为也从此具备了相关的第六感。我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能够镇定地面对树眼镜蛇，却无法镇定地面对一个被包裹在腥甜疾病气息中、死亡只在须臾之间的病人。
我起身走到窗前，窗户不比一只小茶盘大多少，下半部分装着铁丝网。阳光下，零落的灌木与丛生的野草在地上投下交错的阴影，就在阴影最浓密的地方，一条胡狼正在垃圾堆里满怀希望地搜寻食物。
身处这间小屋，站在这个缠绵病榻的陌生人身边，我必须苦苦挣扎，才能不让自己夺门而出，冲过跑道躲进避难所一般的机舱。一个念头随之而来，如果伍迪依旧奇迹般地活着，那随着太阳每上升一英寸，气温每升高一度，我多耽搁一小时，即便我的拜访能带给伯格纳安慰，也无法冲淡可能产生的悲剧。
我看见装着黑砂的罐子，砂里应该含有黄金，或者含有如此的希望。别的罐子上标着我不认识的神秘符号，但怎么看都是空的。一面墙上钉着张设计图，一只蜘蛛从茅草屋顶上垂下来，然后又回到它呈完美几何图形的网内，并未被打动。
那一刻，在南格威的另一端，某个地方，小个子医生想必正将氧气输进另一个人的肺部，假如这个人还活着的话。
有台无线电，但想必已经静默了数月：真空管、电线、电容器以及调节器都带有频繁却显然不见效的修理痕迹，最后一股脑堆在板条箱里，箱子上写着：途经蒙巴萨。
我拖过一把椅子，坐到靠近伯格纳床头的地方，想要找些话说，但他先开了口。
防风灯放在被当作桌子的长木板中央，烟囱破了，布满煤烟。长木板由两个反扣在泥地上的大桶支撑，木板后面的架子上稀稀拉拉地摆着些牛肉罐头、蔬菜罐头和罐头汤，绝大多数是美国出产。木板一头堆着几本旧《笨拙》，在我座位对面的椅子上放着一本《伦敦新闻画报》，上面的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十月。
他的声音轻柔克制，而且非常疲惫。
他消失在房间后面的出口，我靠在椅背上四处打量。
“我希望，你不介意到这儿来。”他说，“我离开内罗毕已经四年了，也没什么信。”他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努力想挤出个笑容。“人们都善忘。”他接着说，“一群人很容易就忘记了某个人，但如果你身处这样偏僻的地方，你会记得你遇见过的每一个人。你甚至会为从未喜欢过的人挂怀，你开始想念自己的敌人。这些是所有能想到的事，所有有益处的事。”
艾伯特带我走进最大的一间茅草棚，许诺要去沏茶，满怀希望地表示，我或许不会觉得茶太糟糕，因为，仅在八个月以前，他的仓库刚接到来自基苏木一家印度商店的补给。
我点了点头，看着汗珠从他的前额流下。他在发烧。我情不自禁地猜想，下一次不可避免的神经错乱会在何时带走他的神志。
我没看见妇女，也没看见孩子。在毒辣的非洲烈日下，这片土地没有人类社会的暖意，整个区域甚至没有笑声。
我不知道黑水热的专业说法，但非洲居民对它的称呼再恰当不过了。
灰色的光线正要撕开黑暗，不消片刻我就能看清显现在荒凉的开阔与几乎无畏的孤寂中的几间茅草棚、几件老旧的仪器，还有瓦楞铁皮盖的储藏室。瘪着肚子的狗无精打采地在尘土中伸懒腰，穿过周围那些刺柏树纠缠的树枝，旷野像遭遗弃的舞台背景，污秽泛黄。
患疟疾的人可能经历数年的折磨才去世，承受着寒冷、高烧和噩梦。但是，假如某天，他发现自己的尿液变成了黑色，就知道自己再无可能离开那个地方了，无论他身处何地，也无论他想去往何方。他知道前面有怎样的日子在等待自己，漫长、乏味、无始无终，昼与夜只是交替，不分颜色，不分声音，也找不到意义。他将躺在病榻上，感觉分分秒秒都像由无尽痛苦交织而成的绸带般，经过他的身体，因为彼时，时间本身已成为痛楚。光亮与黑暗也成了痛楚，他所有的意识只为感受这痛楚而存在，任其一次次不间断地侵入他的意识，事实简单明了：他要死了。
我看见飞机稳妥地停在跑道上，接着，我和艾伯特一起经过火把走向停靠点，晨曦中火光已变成萎靡的粉红色。
床上的男人正在这样死去。他想说话，因为通过交谈才可能忘却自身，如果只躺着思考，就不可能做到。
如此悲观的预言似乎并没有答案，但我觉察到，说这话的时候艾伯特至少带着近乎酸涩的微笑。我又想起了伍迪，寻思着在回内罗毕的路上是否有哪怕渺茫的希望能够找到他。或许没有希望，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一旦可以得体地抽身，我就立即离开。
“海斯廷，”他说，“你一定认识卡尔·海斯廷，他曾当过猎手，然后在恩贡山西面的咖啡种植园里住了下来。我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他曾说过永远不结婚，但没人相信他。”
我们听着福特车的声响渐渐消失。“医生试了所有办法。”艾伯特说，“节食、药物，甚至巫术，我想。现在又是氧气。生病的家伙是个挖金矿的，肺完了，心脏很弱。他还活着，但上帝知道还能活多久。他们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又陆陆续续地死掉。这儿是有金矿，但不会兴旺发达的——除了丧葬业。”
“然而，他结婚了。”我说。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撒个有关这位素未谋面的卡尔·海斯廷的小谎似乎也无伤大雅——甚至，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再给他安排个妻子。
据艾伯特——我的这位依旧带着歉意的东道主说，小个子医生起码还要开一小时的车才能到达真正的南格威矿场，他的病人就躺在那儿的茅草棚里，病得太重，无法移动。
在伯格纳离开的这四年里，内罗毕迅速发展，像成熟的果实般鼓胀开，它再不像过去那样小巧宜人，不再鸡犬相闻，互为知己。
我猜，通往南格威的道路会宽阔敞亮，沿途设有加油站；维多利亚湖边会布满休闲度假村，由铁路与内罗毕和海岸相连；竞争激烈的铁路公司大概会大肆宣传自己为卡韦朗多线或者基库尤线。未开发的乡野将由蛮荒之地变成满是郊区民宅、海滨小屋与热门沙滩的乐园，在炎热的天气里，它们全都散发出芬芳气息，那种欧洲式的微妙香气。但变化的精髓所在是时间，我们只能等待。
“我就知道你认识他。”伯格纳说，“所有人都认识卡尔。你再见到他时，告诉他他欠我五英镑，某个圣诞节我们在蒙巴萨打过赌。他打赌说永远不会结婚——反正不会在非洲结。他说，你可以到处吹嘘，自己活在一个男性的国度，但你甭指望会在那里找到一个能娶的女人！”
我不由得想到，要是有如此体格的卡韦朗多人具备与之相应的智慧——或者我该说，和他们的白人兄弟同样的狡猾，非洲将会是什么模样。
“我会告诉他的。”我说，“我可以让他通过基苏木公路把钱送来。”
我用斯瓦希里语让他解释这个笑话，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根本没有什么笑话，他说，只是飞机这么光滑，机翼又这么有力，让他想笑！
“对啦，从基苏木公路送来。”
我运送的氧气卸下了，然后看着这么一群高大强壮的人将我的飞机团团围住，带着叫我受宠若惊的好奇打量着机身上的条纹。其中最高大的那个，张嘴盯着飞机足有一分钟后，突然仰头大笑起来，那声量要是没让最靠近的土狼惊起，也让它颜面无光。
伯格纳闭上眼睛，薄毯下的身躯因为痛楚而颤动。他就像是个被困在暴风雨中的人，在迎面而来的飓风中寻找到一道庇护的墙，然后继续快步赶路，直到下一阵狂风将他驱赶向另一个藏身处。
虽然卡韦朗多人并无种族意识，却有起码的知足常乐意识，且单从这乐观的认知中就能获取源源不断的快乐。他们是非洲的脚夫、全能劳力、享傻福的傻人。其他更有信念的部落指责他们不仅不实行割礼，还吃未经过合法屠宰的肉。他们带着温和的漠然。他们对白人文化入侵的抵抗是消极的，主要策略就是痛快地吃、尽量地生。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这才是令人生畏的妙计。
“还有斯坦利酒店的菲利普，”他说，“和汤姆·克劳斯莫尔。你该认识他们两个，还有乔·莫里。我还想问问你好几个人的事情，但不急在这一时。艾伯特说你要在这里过夜。当听见你飞机的声音时，我几乎想祈祷你爆了胎，或者飞机上的什么东西出了问题——祈祷一切机缘能让我见见新面孔、听听新声音。这不厚道，但你要是住在这种破地方就会变成那样——或者是死在这种破地方。”
他们的原始居住地边界模糊，原本自埃尔贡山向南，延伸约两百英里，直到维多利亚湖东岸，但他们四处迁徙，一路交友、打工、欢笑，使得原本偏僻羞怯的小部落成为现今到处可见的种族，眼力不好的游客到了东非，还以为所有土著都是卡韦朗多人。这种误解本身并无害处，但最好别被纳迪人、索马里人或者马塞人这些火暴脾气撞上，这些人的种族主义虚荣心可绝不亚于英国人最引以为豪的自尊。
“你不会死在这里的。你会康复，到时候我回来接你到内罗毕。”
正是这种身体的强壮和对劳动的自愿，让卡韦朗多人成了东非最驯良可靠的劳动力。
“或者干脆到伦敦。”伯格纳微笑了，“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巴黎、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纽约。我的前途越来越广阔。”
在陷入深思的小个子医生的帮助下，我们解开了氧气瓶的带子，从前排驾驶室将它抬了下来，放到地上。它虽不是重得可怕，但卡韦朗多人欢快地捡起它朝福特车走去的样子，让那只厚金属做的气瓶看起来轻得像一卷铺盖似的。
“你忘了好莱坞。”
“是‘短袜’这个词，”他说，“让我们弄不明白了。我们没法想象，一双像样的袜子脚趾上会有洞——就算是风向袋也不应该啊！”
“没有忘。我只是觉得，一口气期望这么多太过奢侈。”
我向艾伯特解释了这个技术性失误，在火把暗淡的火光中，满意地看到他的脸庞放松下来，展露出我怀疑是许久以来的第一个微笑。
我留意到，尽管他意志坚强、勇敢无畏，但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越来越不确定自己的音量。他仅仅依靠意志力支撑着自己，这努力让小屋内的气氛紧绷着。
走近些我才发现，风向袋的底端用针线尽可能牢地缝住了，如此这般，作为一件本该用来指示风向的工具，它还真不如一条睡裤来得有用。
“那么，你会留下来过夜的吧？”他的问题带着突如其来的紧迫。
在这样的风力下，风向袋应该完全鼓起，但相反，它藐视基本的物理定理，只是垂着，对风力与风向显示出不知羞耻的漠然。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必须离开，感觉到他不会相信我的理由，因为神志不清和顽疾带来的猜忌，会让他以为我只是想逃跑。
“我们还装了个风向袋。”他扬手指向一根纤细的杆子，底下围着半打火把。杆子顶部挂着一个由廉价“美国”棉布缝制的圆筒，颤巍巍的，看着像条被锯下来的睡裤腿。
我嘟哝了几句，说什么能留下来该多好，如果我能，我会多待一段时间，但还有别的事情——一个飞行员坠机了，飞机要补充燃料……
“干得不错。”我想让他宽心，“比我料想的要好。”
我猜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些话。他再次开始出汗，双腿在毯子下猛烈抽搐。唾沫涌上他的嘴唇。他开始说些毫无意义的断续话语。
我点点头，看向一张清瘦而黧黑的脸庞。
我不能听清楚所有他说的话，但即便是胡言乱语的时候，他也没有怎么哭泣或抱怨。他喃喃地说着些微不足道的事，他认识的朋友、非洲的一些地名，有一次他几乎用清楚的句子说到了卡尔·海斯廷和内罗毕。我必须靠近病榻，俯身聆听，感到自己体内涌出阵阵不适。为了让他安静下来，我说着话，但这努力白费了。他伸手抓住我宽松的飞行衣，想拉着衣摆从床上起来。
“我们修理了跑道。”他说，“尽我们所能。”
我想叫艾伯特来，随便什么人都行。但我什么都不能说，也没人会听见。所以我坐在那里，双手按着伯格纳的肩膀，感觉他肌肉的颤抖传过我的指尖，听着他残存的生命从毫无意义的断续语句间流逝而去，未带走任何秘密——或许他根本没有秘密。
他高大瘦削，穿着带污渍的灰色衬衫与打了很多补丁的宽松灯心绒裤子。他的语气中带着道歉的意味，好像我这个来自遥远而浮华的内罗毕文明的访客，有权觉得自己受到的招待逊色于预期。
最终，我离开他，蹑手蹑脚穿过小屋的门，反手快速将它关上。
“你来得很早，”艾伯特说，“很及时。”
后来，伯格纳可能还活了一段时间，还有南格威那个小个子医生为其订购氧气的人也是一样。但我自此再没有去过那里，所以也无从得知。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转过身，嘟哝着去料理患者了。夜色中，箱型福特车正缓慢踉跄地穿过跑道，过来装载氧气。在他的带领下，走来半打卡韦朗多人，随便哪个都强壮得足够拎起小个子的医生，其实单手就能抄起他，就像抄起只小山羊。但他们都尽职地垂首站在他身后，相隔一小段距离。我想这距离保持得如此精确，一定是出于纯粹的畏惧与诚挚的敬重，这两者完美地掺和在一起。
数年后，我确实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遇见了一个叫卡尔·海斯廷的人。在那种场合，遇见的人与说过的话到晚饭时间就已从你的人生和记忆里消失。
“我是医生。”他说，“是我发的信号。”他朝站在他手肘边的另一个白人侧了下头：“这位是艾伯特。有什么需要都找他：茶、食物，随便什么。都算不上好货色，但你请便。”
“有个叫伯格纳的人，”我开口道，“是你的一个朋友……”
这张脸的主人微笑着伸出手来，我握住了。
海斯廷先生高大潇洒，仪表堂堂。他举起酒杯，在杯沿后皱起眉头。
我靠在机身上，看着一个矮胖的人在摇曳不定的火光中走来，他的脸逐渐变大，最终定格在我的面前。那脸长在灰发下，肌肉松弛，一双棕色的眼睛像是困在皱纹织成的蜘蛛网里。
“你是说伯纳德？”他说，“拉尔夫·伯纳德？”
有辆老爷车在某处轰鸣着发动了引擎，老旧的活塞和轴承的声音像敲击的鼓点。炙热的晚风在空地周围的刺柏和灌木丛间徘徊不去，夹杂着沼泽地与维多利亚湖的味道，还有野草丛、酷热旷野与纷乱灌木丛的气息。它抽打着火把，紧攥住机身。但这风里还夹杂着孤独以及迷惘，仿佛它的经过只是无果的过场，甚至都没带来有关雨水的承诺。
“不是。”我摇了摇头，“是伯格纳。你一定记得，蒙巴萨的圣诞节，打了一个关于结婚的赌？我在南格威见过他，是他告诉我的。”
我爬出驾驶员座舱，看着一群模糊的人影背对跳跃的火光走近。以他们的举止和衣着判断，我能看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黑人——卡韦朗多人，他们半裸着健壮的大腿。跟在他们后面的两个白人则踩着更为快速迫切的步伐走过空地。
“嗯。”海斯廷先生抿了抿嘴唇，苦苦寻思起来。“关于人的事情很有意思。”他说，“非常有意思。你遇见那么多，记得的却很少。如今说到你讲的这个人……你刚才说他的名字叫巴克？”
因为生命正消逝其间，所以空气凝重不堪。人声穿过跑道传来，越来越响。习惯了飞机深沉的轰鸣，它们听来就像芦笛尖锐的颤音，或是竹林里的哨声。
我的手边有一托盘的鸡尾酒，所以我伸手拿过一杯。
轻轻牵引油门，让引擎发出放松的低鸣。我将机头对准指路的火光，直到地面在机身下渐渐加速，然后机轮触到坚硬的土壤，在一团混乱的烟尘和闪烁的橙色光芒中，飞机被猛然推向跑道。我熄掉引擎，在座位上稍作休息，让耳朵适应寂静的空茫。
“干杯！”海斯廷先生说。
我盘旋了一周，看着火焰屈服于渐长的风势，以推断风向。移动的人投下阴影，交错在空地上，变幻不定，最终定格。
我抿了一口酒，记起从南格威起飞的情景，再次看清它的样貌，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距离破晓还有一小时，南格威的空地出现在地平线上。隔着一千英尺的距离看来，摇曳不定的火把光只不过划出了一条窄窄的跑道——蔓延不绝的广袤原野上一条细小的伤疤。
那里有帮忙抬氧气瓶的卡韦朗多人，有依旧带着歉意与些许失望的艾伯特，还有那个无精打采的风向袋，它的下端依然被缝着，从木杆上耷拉下来的样子仿佛它是某个小领地可悲的旗帜，那领地太小了，都没人会多加理会。
当穿越黑暗的飞行结束之时，有种已成定局的决然感。在数小时远离尘世的轰鸣声中与你切肤相伴的一切，戛然而止。飞机前端向下，两翼紧拽着地面上更牢不可破的气流帘幕，机轮触地，然后引擎叹息着陷入沉默。当生长在世俗世界里的牧草与盘旋的尘埃出现，在蹒跚而行的人类与扎根的树木无限的耐心面前，飞翔的梦想突然消失。自由再次弃你而去，片刻之前你曾拥有的双翼不亚于猎鹰，甚至比鹰翼更为迅捷，如今它们再一次还原为铁与木，呆滞而沉重。
在这一切之上，是足够的风力与太多的阳光，还有飞机强有力的轰鸣。再过一小会儿，斯皮克湾就将出现，像天空一样深且蓝。然后，就是塞伦盖蒂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