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后，我回到纽约生活。我去看望父亲，他说想去吃寿司，只有我们俩一块儿去的。
探病
那时，我知道他得了癌症，他变得很瘦。
“这是他第一次承认这件事，”我对保罗说，“谢谢你能开口问他。”似乎，一个名人的秘密，需要另一个名人才能打开。
前一个月我才想到，虽然我不知道他病得多重，但趁着为时未晚，我应该对他好一点儿，而且我认为他很快就能康复。
我看着父亲的脸。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为什么现在才承认？Lisa当然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我当时如此想道。现在看来，他以前说的谎言简直荒谬可笑。我觉得听到这句话后，自己强大了很多，挺直了胸膛。
“你知道吗，从某些方面来说，你的性知识是很渊博的。”我夸赞他。性是我们父女俩之间最轻松的话题。在我上高中时，父亲曾教育我说：“戴了子宫帽，你就有时间三思并做出抉择。”他并不要求我吃避孕药，也没有直言担心我会怀孕，而是让我感觉到他相信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对。”父亲回应他。
“你说这些事时，也没让我觉得尴尬。”我说。
“我想也是。”保罗说。
“对，对！”他兴奋地说道。他坐在我旁边的驾驶座上，有些得意忘形，上下抖动着他的一双细腿。我们坐在车里，车子已经熄火了，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商场的寿司店门口。“我尽力地避免让你尴尬，”他说，“你知道吗？你失去处女之身后，第一个告诉的人就是我！这太好了，谢谢你这么相信我。”他要是不说，我倒是把这件事给忘了。我们下了车，一起朝寿司店走去，他说：“与我的另外两个女儿相比，我对你的了解更深。”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我有些震惊，因为我是长大了才见到他，而两个妹妹却是一生下来就跟他在一起生活的。这不可能是真话，我这样想着。
听到这句话，我直接站了起来。
当天晚上，我去他楼上的卧室里看他，他正在看连续剧《法律与秩序》。他突然问我：“你打算把我写到你的书里吗？”
父亲犹豫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眼前的盘子。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是的。”
“不。”我回答他。
一时间，世界变得静悄悄的。我坐稳了，安静地等着父亲回答。
“很好。”他说，转过脸去继续看电视。
保罗问父亲苹果公司开创时的情况。比如，当初创立时，团队是否有朝气，他们是否胸怀大志、准备改变世界？父亲回答，在制造“麦金塔”电脑时，他们的确是这种心态。波诺说，当初他和自己的乐队也是如此。两个不相干领域的人，竟然有着相同的体会，真是神奇。接着保罗问我父亲：“那台电脑Lisa，是不是以她命名的？”保罗看了看我。
母亲生病了，鼻窦和鼻骨感染，最初并未诊断出来。因此她不能工作，也没钱付房租。几年前，她不顾我的反对把厄拉米达·德·拉斯·普尔戈斯路上的那栋房子卖了，拿这笔钱出去旅游，把钱全部花光。绝望之中，我给努艾瓦的一个朋友的父母打电话求助，他们在旧金山有栋闲置的房子，我请求让母亲过去暂住几个月。另外一些朋友也借钱给她，用来支付手术费用。手术过后，她的脸肿了起来，像被蜜蜂蜇了似的。
我们在靠海的一个大封顶阳台上吃午饭，我跟父亲之间隔着几个座位，他和保罗并肩坐在餐桌的一端。侍者为我们端上饭菜。
几周之后，我到孟菲斯的一家医院去探望父亲，他刚刚在这里接受了肝脏移植。之所以到孟菲斯来，是因为这边刚好有个可移植的肝脏。他和劳伦娜是在晚上乘私人飞机过来的。有一次他要小便，护士让我回避一下。
他带我们参观他的别墅，似乎不相信这豪宅是自己的。屋子的窗户正对着地中海，屋里到处都是孩子的玩具等用品。他把我们带到一间空荡荡但是光线充足的八边形房间，告诉我们，甘地(10)在这里住过。
“没事，不用出去。”他说。接着，他把一个塑料便盆放到病号长袍下面开始小便，我则站在旁边陪他说话。他好像一秒钟都不愿我离开。他在医院里有两个房间，一个里面是病床，另外一个里面有一个沙发和几把椅子，就像小学里的接待室似的，还摆放着树脂人体模型和金属腿骨模型。有人来探视时，我们就得挪椅子，还得把这些人体模型和金属腿骨搬到一边去，每当如此，病房里就稀里哗啦一阵乱。有一次，我跟父亲、姑姑、继母坐在接待室里，父亲突然有些喘不上气，脸都憋紫了。我们都吓坏了，四下里查找问题根源。我瞥了一眼自己的脚下，心中顿时一阵惶恐：原来是我的椅子腿压住了他的氧气管。我赶紧把椅子挪开，他的呼吸又重新正常起来。
父亲要见的朋友原来是保罗(9)，那栋别墅正是保罗的别墅。他走到房子外面迎接我们父女俩，穿着牛仔裤、T恤衫，戴着跟照片和专辑封面上同样的太阳镜。他平易近人，一点儿都没有名人的架子。
丽莎，对不起
27岁时，我已经不在银行工作，而是去了伦敦的一家图形设计公司。父亲邀请我一起乘游艇到地中海玩，同去的还有劳伦娜、弟弟、妹妹，还有一位保姆。他起初对我说，只需要陪他们周末两天即可，可是两天过完后，他又恳求我多待几天，随后他又让我多留了几天。我总共陪了他们两周的时间。在法国南部海岸，他说要在滨海阿尔卑斯省（Alpes-Maritimes）稍作停留，他要跟一个朋友共进午餐，但他却不说那人是谁。我们坐着一艘小艇上岸，又坐面包车去了埃兹小镇的一栋别墅。
肝脏移植后不到一年，在瓦沃勒街的家里，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股骨上方以及内脏边缘。“那里叫什么？”我问护士伊尔哈姆。
Lisa……那台电脑
“叫‘浅筋膜’。”她回答。我想象着一个裹着肠子的小袋子，不知怎么，在我的想象中，它发着磷光，像个水母似的，或者是像在飞机上俯瞰下面的城市灯光，外缘是光亮的，内部却是暗的。在医院里，父亲化名为强尼·艾特。有时候，他靠舔吗啡棒棒糖来止疼。他躺在床上睡觉时，从某个角度看过去，像是一堆黄骨。他已经不能下床走动了。“他感觉不到疼。”伊尔哈姆安慰我。根据核磁共振扫描显示，父亲的大脑尚未被癌细胞影响。
大学毕业后，如果条件允许，我一年会见父亲一次。我的幺妹伊芙是在我上大学期间出生的，但在随后几年读到的几本杂志里，在父亲公司网站的简介里，他都说自己一共只有三个儿女，而非四个。有时候他是和颜悦色的，却会突然冒出几句刻薄话来。在他身边时，我总是带着戒备之心。只有不在他的身边，我才过得轻松快乐。在我大学毕业几周之后，母亲让凯文和桃乐茜列了一份清单，上面详细地列出了他们为我花过的钱，包括机票、书籍、度假、衣服等。她把这份清单寄给了父亲，不久之后，父亲把这笔钱全还给了凯文夫妇。
我上次来时，他还能吃点儿东西（父亲依然挑食又偏执，如果碗里有两种不同的杧果，他就拒绝吃）。这次来看他时，他只能吃流食了，这叫作TPN(11)，晚上则是静脉注射，根本增不了重，只能靠这种方式，每小时给他提供一百五十卡路里的热量。
“跟他说说。”母亲怂恿我。我咕咕哝哝地跟他说了，“我在伦敦的一家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当分析员。”这份工作并不对口，因为我学的是英语专业。我觉得自己很傻，因为我跻身世俗的喧嚣，成了父亲偶尔会嘲笑的那类人。但在“施罗德·所罗门·史密斯·巴尼”(8)工作，我就能拿到签证，就能在伦敦生活、工作，并且养活自己。
那次我去探望他，他说我身上有一股厕所味。此后又过了几个月，我仍然在父亲的家里四处偷些小物件，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我最近的所作所为。我希望她能宽恕我，我想让她在“不准偷东西”的规矩上破例，一次就行。我想让她对我说：“亲爱的，没事的，都留着吧。”
我很不好意思，不愿意回答父亲。因为我知道他一直看不起银行业，他将其称作“直线和箭头”。其实，我对银行业也没有什么好感，而且，我怕他知道以后对我说三道四。
可她却对我说：“把东西都还回去。这事情很重要。你不能偷你父亲的东西，就像珀耳塞福涅(12)一样。”用神话故事来教育我，的确是母亲的一贯风格，“还记得吗？那个吃了石榴籽的神。”
“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找到工作了吗？”他问我。
我记得，珀耳塞福涅去了冥界，她什么都不能碰，但她忍不住吃了石榴籽，作为惩罚，她就得在冥界滞留一段时间。这就是人间冬季的由来。我使劲回忆着，就是想不起她吃了多少石榴籽。
典礼上，父亲和劳伦娜溜到温斯罗普（Winthrop House）后面，看我走上台接受学位证书。下台后，我找到母亲，发现父亲和劳伦娜也在她身边。“这让我有点不相信遗传学。”我们刚打过招呼，父亲便脱口而出这句话。他偶尔会说出这样出人意料的话，有时候他却说人类的基因是多么强大。我不知道该如何应答。
“吃了多少并不重要，”母亲告诉我，“重要的是，她偷吃了石榴籽，所以才会被困在冥界。她在冥界偷了东西，还吃光了，然后就受到了惩罚。”
后来，谈到毕业典礼那天的情景时，父亲多次跟我说：“你妈妈那天真优雅。”有一件事他不知道，而我知道——母亲早算好了要跟父亲说的话，最多跟他说二十五个字，一个字都不多说。
“然后呢？”
母亲原本担心自己负担不了此行的花销，但最后她在惠普公司找到了一份咨询工作，并且报酬颇丰。她买了机票，定了酒店房间，还买了一件漂亮的黑色棉裙，裙子的下摆展开像降落伞似的。
“你要是把从你父亲那里偷来的东西据为己有，你就会被困在那栋房子里。它会把你牢牢拴住，你将永远无法挣脱。”珀耳塞福涅的故事也是母亲的故事，因为女儿消失了几个月，她的母亲伤心欲绝，把人间的大地变成了贫瘠的冻土。
我还邀请了凯文和桃乐茜。他们本打算来，但得知我也邀请了父亲之后，他们很伤心，因为他们为我付出了太多，而我父亲什么都没做。最后他们决定不来了。
我把偷来的东西陆续还回去，因为太多了，一次拿不齐。我把碗裹在枕套里，以防其叮当作响。我把唇膏放回卫生间的架子上，把护肤霜放回楼上的柜子里，把鞋放回衣橱里。我发现，在不被撞见的前提下把偷来的东西放回去，跟当初把它们偷出来一样难。
“但是他是你爸爸。”他说。杰米一直劝我，说我父亲的过错并不要紧，说乔布斯终究是我的父亲。当父亲的难免有错，但理应受邀出席儿女的重大事件。要是我不邀请他来，以后我会后悔，却无法弥补。我很矛盾，但最后我还是给父亲和劳伦娜寄去了两张票和一封信。
这次来探望时，父亲似乎并不热心于见我。他让我离开他的房间，不要妨碍他和我弟弟一起看电影。他已经不能走路，不能正常进食，我却妄想他能活很久。他病得太久了，我都没有注意到他是何时病入膏肓的。我尽量不去他的房间，只是偶尔进去看看，还盼着他是睡着的。探望结束时，我想，我应该不会再来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既无诚意又无意义。
“不可能。”我告诉他。我把父亲的种种劣迹都告诉了他。
可是，一个月后，他给我发来短信（他很少给我发短信），让我周末去他那儿一趟。那时，劳伦娜和弟弟、妹妹都不在家。我从纽约坐飞机去了旧金山，又在机场乘火车去了帕洛阿尔托。
“你应该请你爸爸来参加毕业典礼。”他对我说。
外面空气清新，月台上光线明亮。纽约的空气很单调，要么什么味儿都没有，要么就只有一种味道，或者是垃圾味，或者是雨的味道，或者是香水的味道，或者是汽车尾气的味道。不像帕洛阿尔托，这里的风凉飕飕的，能感觉到空气中的水分。雾气笼罩着起伏的山丘，空气中有桉树、青草、香草蛋糕和薄荷的气味，还有湿土和干土的气味。
留学快结束时，我跟一位英国律师交往，他叫杰米（Jamie），有一头高耸的金发。
我怀疑这次探望将与其他几次并无不同。很久之前，蒙娜就叫我“小信的人”(13)，母亲现在还这样叫我，用来打趣我。
那一年，伦敦眼(7)建成，就在我的宿舍附近。
我在加州大街下车，小镇似乎没什么变化，公路像一条笔直的跑道直通绿色的山区。我从阿尔玛街的地下通道穿过，从阳光照射的另一端出来，又经过了一座公园和一片松树林，这里的房子都处于树木环抱之中。
我已经决定大四那年去伦敦，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留学，凯文和桃乐茜都极为支持我。
半年以来，我一直在吃氯硝西泮(14)。这是一种抗焦虑的药物，据说能缓解人体内杏仁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15)，每天服用0.25毫克即可。尽管（或许是因为）父亲执意让我试试大麻或者摇头丸，可是毒品对我来说一直没有吸引力，我从未服用过毒品，也不想试一试。但是现在，每个月都坐飞机过来看他，还要修完我的研究生学业，母亲在生病又经济拮据……千头万绪，我已经难以集中精力。我的日常举止和语速都变得越来越快，我快疯了，希望能用药物帮我分分心，让我清静清静。我紧张不安，战战兢兢，感到很不自在，生怕父亲会说些骇人的话，然后就咽了气，什么都解决不了。
毕业典礼
在电影里，人死前总是会说一些惭愧的话。可是这不是电影，是现实生活。
他告诉我的母亲：“放心，丽莎终究会发现，她无法更换父母。凯文和桃乐茜也会发现，金钱买不到女儿。”
我穿过房间，在父亲书房（现在已经改成他的卧室）的门槛处停了一下。书房里有张哈罗德·埃杰顿(16)拍摄的照片。照片上，一个苹果被子弹打穿，弹孔边缘是炸开的。
得知我的这些想法之后，母亲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咨询。
我绕进他的房间，父亲正倚着枕头坐着。他的腿又细又白，像两根毛衣针。五斗橱上摆着很多相框，每个都对着床的方向。五斗橱的抽屉都一样宽，后来我发现，每个抽屉里都放着他归置好的画和照片。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他醒着，似乎是在等我。看到我，他笑了。
有时候，我真希望这两位可靠而负责任的邻居就是我的家人，而且，如果我的渴望足够真诚，他们会乐意当我的楷模，并乐于接受我的仰慕。他们会经常开玩笑，会教我生活之道，会教我家人之间该如何互动，教我不要插嘴，教我什么问题是粗鲁的，教我如何用言语保护自己，教我如何看待那些只知奉迎我的父亲和继母、却对我视而不见的人。我时而想变得像他们一样，时而又想做自己，而且，会想象他们来当我的父母并且对我宠爱有加。或许，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心怀成为一家人的渴望。
“真高兴你能来。”父亲说。他的热情令我心软。他流下泪来。父亲生病之前，我只见他哭过两次，一次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另一次是在电影院看《天堂电影院》，影片结束时，他哭了，我还误以为他是在颤抖。“这是你最后一次见我了，”他对我说，“你得让我走了。”
母亲说，她曾打算卖掉房子为我付学费，但时间太紧，一时找不到买主。她还说，她仿佛看到凯文和桃乐茜家的上方有个巨大的金色天使。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这样想的话——钱来自天使，不是凯文和桃乐茜的——他们对我的恩情就容易接受一些了。这份恩情太大了，我想自己永远都无法偿还。
“好的。”我回应他。话虽如此，但我并不太相信，也绝对想不到父亲在一个月之后就会去世。我毫无头绪，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我坐在床上，陪在他旁边。
大四那一年的学费，是凯文和桃乐茜为我付的。
“你小的时候，我没能陪你，”他对我说，“真希望我们能有时间多相处一些。”
这是赤裸裸的事实。
“没事。”我告诉他。此时此刻，他不仅身体虚弱，情感也很脆弱。我躺下来，面向父亲。
我想母亲可能真的不懂。我试着接受这个念头，父亲并不爱我，这就是他总是那样对我的原因。
“不，不对。我没能多陪陪你。”他继续说道，“我应该多陪陪你。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当然有关系。”她说。
“都过去了。”我劝他。话虽如此，我却并不确定。我最近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很幸运，因为我认识父亲的时候，他还不是举世闻名，那时，他的身体很健康，还能带我出去滑旱冰。我曾以为，他陪伴别人的时间都很多，唯独陪我很少，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他看着我的眼睛，流下泪来，说道：“我对你有亏欠。”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他。在那个周末，他对我一遍遍地絮叨：“我对你有亏欠，我对你有亏欠……”我在他小睡醒来时过去看他，他每次都会哭，每次都会重复这句话。而我想要的，我认为他亏欠我的，是在他的家人中，我应该有清晰的一席之地。
“可‘爱’是个动词，”我问母亲，“再说了，他爱不爱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除了每六小时就轮班的护士之外，家里只有我们父女两人。有几个人过来探望他，都是以前的同事。还有几个父亲不认识的人也来看他，有的拿着包，有的空着手，在院子里徘徊。有个身穿纱丽(17)的人请求见他一面，有个人径直走进大门，说是乘飞机从保加利亚专门来看他。侧门处聚集了一群人，先是聚在一起说话，后来就四散离去。
“凯文怎么能说那种话？乔布斯当然是爱你的。”跟母亲打电话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这样跟我说。
“你能记得自己做过的梦吗？”我问他。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我说，仔细考虑凯文的话，起初我还有些扎心，可真的承认了，反而让我解脱了。
我躺在他的床上，他时睡时醒。
“他不爱你，”凯文告诉我，“爱是要看行动的。”
“能。”
凯文到波士顿出差时，就会带我出去吃饭。我喜欢跟他出去吃饭，这样能稍微减轻一些我大学生活中的孤独感，也能让我像其他同学那样，有陪父亲在外吃饭的感觉，尽管凯文并不是我的父亲。有时候，凯文似乎总拿自己跟我父亲作比较。“他有好车，”吃饭时，凯文如此说道，“但是他不会开。”凯文解释说，好的驾驶技术，应该让乘客坐得舒适，感觉不到汽车的速度和加速。倘若他说的是真的，那父亲的驾驶技术的确很差，坐父亲的车，胃里总是翻江倒海，他总爱漂移着转弯。在父亲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一举成名之前，凯文说父亲不懂得经营之道，说NeXT经营不善。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父亲不再花钱买东西了。我边听边点头，但与别的富人相比，我父亲一向不爱花钱买东西。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人、最差的司机，但这些事都并不能减少我对他的关心，也不会影响他在我心中的重要性。
“你都能记得清吗？”
“是的，”他说道，“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大多数吧。”
“这么说，我得退学了？学校帮不了我？”
“你都梦见什么了？”
“哈佛的助学金是按需求评定的。”他解释道，而我父亲的情况使得我没有申请资格。
“大部分是工作的事，”他答道，“梦里，我总是在说服别人相信我。”
我原以为助学管理处应该跟发展事务处有些类似，都是钱来钱往的。事实上，这间办公室，还有这位工作人员，似乎都很窘迫，仿佛是告诉我，哈佛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有钱。我被他一本正经的说辞给激怒了，不行，一定会有办法的。我想，学校总是会帮我的，会把我留下来。而这个人说不能，只不过是他的职责所在罢了。
“相信你什么？”
我在大学里打了两份工，一份是在ESL(6)当老师，另一份是在大学发展事务处。“发展”的意思是，通过筹款人、广告等方式为学校筹集资金。
“相信我的想法。”
“25岁。”他说。我听到他的回答，顿时就泄气了。
“做梦时想到的想法吗？”
“法定成年是多大？”我问他，我希望是21岁。
“有时候是。在梦里，通常我无法说服他们。他们太笨了，理解不了我。”
“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得退学，直到法定成年为止。”他告诉我。
“你的想法都是这样来的吗？在梦里。”
我向他解释，尽管父亲付得起我的学费，但他现在已经不打算继续为我付学费了。
“是的。”他答道，接着又睡着了。
第二天，我走进一条蜿蜒的地下室走廊，去找哈佛大学助学管理处。工作人员坐在桌前，面对着门。在他的身后，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天花板上的一块瓷砖掉了，一块绝缘层也松了。
第二天，我陪他去医院输血。这件事几乎用了一天的时间，因为他太虚弱了，无法走路，只能坐轮椅。上车，到医院；下车，坐轮椅；输完血，再坐轮椅；上车，到家；下车，再坐轮椅，上床。血袋里的血又浓又暗，像吸血鬼之类的电影里的道具血浆。在医院时，他们从一个冰箱模样的机器里给他拿来加热过的毯子。因为父亲身上很凉，盖上毯子就会暖和一些，可是随后又变凉了。
两年前，我在马戏团之夜搬出去之后，父亲就不再为我学费之外的所有事项付款——包括来往学校的机票、书本费，连零用钱都不给我了。我的钱都是靠打工以及给凯文和桃乐茜帮忙赚的。
我坐在房间的椅子上陪着他，耳边是机器的嘶嘶声。我不知道他输的血来自何人。我想问，却不愿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引到血袋上来。他每过十天就要输一次血，每次要输好几个小时，每次输完血，他的气色就会好一些。
大三暑假，我留在剑桥，在一家名叫“咱们走”的哈佛大学导游公司工作，职务是东南亚导游指南的助理编辑。暑假过半，我收到哈佛大学的邮件通知，说我下半年的学费还没交。
“他可能很冷。”输血快结束时，我对护士说道。
那时，父亲又开始去苹果公司上班了，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大三那年我去伦敦留学之前，彩色iMac的首波广告面世，哈佛校园里的公交车上纷纷贴上了广告。
“没事，我不冷。”他说。我坐在房间角落的椅子上，等着他。
“他会离你而去，”她解析道，语带怜惜，“或许有一天他会意识到，他对待你的方式，恰恰是他（亲生）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我大吃一惊，她竟然立刻解了我的梦。而我认为，她解析得如此快又如此简短，一定是错的。可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似乎又是对的。我以为我的家庭怪象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其实根本不是。而我惊讶的是，如此明显的事情，我竟然一直没看清。
几分钟之后，我再次对护士说：“他可能感觉到很冷。”我能感觉到房间的通风孔吹出一阵阵冷风。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找她辅导过几次。年底，最后一次心理辅导时，我跟她说了前一天晚上做的梦：我坐在悬崖上眺望大海，父亲正坐在书桌前，身子罩在圆锥形的灯光里。书桌像个木筏，他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他和桌子都在海上越漂越远。
“没事，我不冷。”父亲再次说道。我有事出去了一趟，后来护士叫我进去，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护士拿给我一条毯子。
那年春天，我围绕自己的眉毛写了一首非常深刻的维拉内拉诗(4)，并将其投稿给学校的文学杂志。不久之后，我去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那里接受免费心理辅导。我在登记表上写下名字，预约了一个小时。心理辅导老师是个女的，很瘦，声音很细，头发也很细，脸很瘦，鼻子瘦长，就像莫蒂里安尼(5)画中的女人。她面容平和，波澜不惊。
“你父亲说你觉得冷。”护士对我说。我自己都没发觉。
“不，”教授和蔼地看着我，说道，“他的力量源于坚持。”
“我没能多陪陪你，对不起。”他躺在床上，又说道。
“特罗伊勒斯太悲惨了，”我在研讨班上说，“他始终无法忘怀克莱西德。”
“可能是你工作太忙，所以才不给我回邮件、回电话吧？”他很少给我回邮件、回电话，也不记得我的生日。
在哈佛，我决定主修英语。大三那年，我听了一次讲座，主题是乔叟(3)的《特罗伊勒斯和克莱西德》，主讲的教授是一位魅力非凡的英格兰乔叟学者。他的牙齿不整齐，耳朵里长着一簇白毛。故事里，克莱西德离开了特罗伊勒斯，但特罗伊勒斯始终无法忘记她。
“不是，”他说道，又停顿片刻，“不是因为工作忙，是因为我气你当时不邀请我参加哈佛的周末。”
退学危机
“什么周末？”
桃乐茜站在母亲身后，口述了一封电子邮件：“史蒂夫，省了你那套道貌岸然的狗屁话吧。”母亲打着字。桃乐茜教她“道貌岸然”怎么写。我为桃乐茜的回应以及这个新词激动不已。
“入学周末。我从你那里得到的只有一张账单。”他说道，突然有些呼吸不畅。
“我不想跟你谈，也不愿意见你。”他在电话里对我说道，“你不愿意照看里德，可我爱里德，既然你不愿意拿出时间陪伴我爱的人，我也不愿意为你浪费时间。”
父亲说的是我的新生入学仪式。我后来记起来了，当时我还精心安排了一番，因为我的父母不愿意同时出席，所以，我请教了心理医生，又跟他们达成共识：母亲出席入学仪式的那个周末，父亲则晚几个周末再来。当时，他还觉得这样安排最好。
一天下午，凯文和桃乐茜到母亲家里来，恰逢我和母亲惊慌失措。因为父亲刚刚打电话过来，怒吼着要我过去照看弟弟，又给母亲发来一封恶言恶语的电子邮件。在邮件里他写道，我又坏又自私，逃避照看弟弟的责任。我和母亲心烦意乱，不知该如何回应。我想，从某个角度来说，一定是我错了。我在电话里、邮件上一遍遍地回复父亲，说我愿意照看弟弟，只是想跟他好好谈一谈，但他似乎根本听不到后半部分内容。
“可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
那年暑假，父亲还是不跟我说话，但执意要我去照看弟弟，弟弟一直都很想我。我去过父亲家几次，帮忙照看弟弟，希望父亲能跟我说说话，可他只是无视我。后来我对他说，他要是不跟我谈谈，我就不去照看弟弟了，但是父亲拒绝了，还反过来说是我抛弃了弟弟。
“因为我不擅长跟人交流。”
母亲用新鲜的龙蒿叶和莴苣做沙拉。窗帘是她用法式线(2)缝的。她在后院里种了西红柿，却忘了浇水，叶子都变黄枯萎了，结的西红柿却格外甜。
“我真希望能重来一次，调整一下你和妈妈来的顺序。”我告诉他。我们父女俩交恶，竟然是因为我的新生入学仪式？不太可能吧，这甚至有些荒谬。我不信！他是很聪明的，但人之将死，想要理顺俗事，不可能做到清醒的反省。我不相信一次邀请、一个周末，就能令他怀恨在心，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都对我不理不睬，还拒付我在大四的学费。
大二那年暑假，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基因实验室找到了一份工作，跟高中时打工一样。这就是我在帕洛阿尔托度过的最后时光。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自己的手相。我能过上好生活，我的掌纹就是这么说的。
几个月后，父亲同意了。母亲在门洛帕克找到了一栋待售的房子，甚为符合他的条件：跟他的房子离得不太远，不超过40万美元。房子位于繁华的厄拉米达·德·拉斯·普尔戈斯路上，是木质结构，薄墙，两间卧室，后院很漂亮。他说，选的房子必须离他家很近，这样他就能提前过去看看。可是直到最后，他一次都没来看过，便以母亲的名义把房子买下了。
我记得一年前，母亲来纽约看我。她的病已经好了，但身体虚弱，听力有些受损。傍晚，我们俩出去散步。
现在有可能成，以前也有可能成——即使我希望母亲能从他那里要到房子，但还是被这个念头吓到了。
西四街（West Fourth Street）和查尔斯街（Charles Street）的交会处，是砖结构联排住宅。我们俩停下脚步，看着夕阳中的房子。那段日子里，我们开始感觉到——终于熬出头了，以后的生活将是幸福快乐的。
之前，母亲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从小到大，父亲从未给我们母女俩买过一栋房子，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要是他有这个想法，早就给我们买了，哪会等到现在？我不知道她为何觉得现在能跟父亲要到房子，尤其是我现在已经长大离家——而且他现在还对我不理不睬。还有，如果她能做通他的工作，为什么不早点做呢？
“哎，还有手相的事。你真的会看手相？”我鼓起勇气问母亲。
“那我就追着他要，直到他给我买为止。”
“会一点儿。”她告诉我。我发现她浅浅一笑，我就知道她是在撒谎。
那时，她仍然住在男朋友家里，我放假回去时住在凯文和桃乐茜家。“他不会给你买的。”我告诉母亲。
“我的意思是，你遇到过手相大师吗？”我想让她说是，说她曾在印度遇见过高人或者读过秘籍。
“我要让史蒂夫给我买栋房子。”我上大二时，母亲在电话里如此说道。
“那时的你需要指引。我们需要彻底改变命运。除了杜撰一些空话，我别无他法。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母亲对我说。
道貌岸然
那天晚上，我回到父亲家。他用平时召唤护士的虚弱口吻叫我：“丽兹……”盛着TPN的背包呼呼作响，像轨道上的玩具火车，浓浓的液体注入他的血管。他倚在枕头上，双膝屈起。他瘦得吓人，我看着他，满眼都是他瘦长的四肢和憔悴的脸。
暑假余下的日子里，我重复着相同的模式：住在凯文和桃乐茜家，到农场工作，去看母亲，猜父亲在做什么、想什么，桃乐茜做饭给我吃。我不断地用积极的事鼓舞自己，因为消极情绪总是不断涌现。起初并不频繁，后来逐渐减少，等到暑假结束时，绝大多数无情而苛刻的声音都从我的脑中消失了。
“那天说的事……”他说道。上次，我们谈到了情感，他此前从未对我提及这个话题，很令我惊讶。“我想跟你说一说，我都不怪你。”他开始哭起来，“只怪我们当时不懂得如何处理，想不到那么多。我不怪你。我想告诉你，所有的问题都与你无关。”他一直等到自己时日无多时才向我道歉，而这正是我期盼已久的话。那感觉就像烧伤处淋了冷水一样舒服。
父亲没给我打电话，也不回我的电话。
“丽莎，对不起……”父亲一边哭着，一边摇着头。他坐直了身子，双手抱着头。他瘦削了很多，显得手特别大，而他的脖子却太细了，几乎支撑不住脑袋，就像罗丹《加莱义民》雕像中的人。“真希望我们能回到从前，把一切都改过来，可是太迟了。现在还能做什么呢？太迟了……”他哭着，身体在颤抖。他的呼吸里掺杂着抽泣，我听不下去了。接着他又说了那句话：“我对你有亏欠。”我不知该如何回应，只是坐在床上，靠在他的身边。即使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他说的话。我想，倘若发生奇迹，父亲康复了，他就又会重归故态，忘了生病时悔过的这些事，他仍然将刻薄地对待我。
当晚，我睡在凯文和桃乐茜的家。桃乐茜在我卧室的床上放了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俄式茶点，上面有糖粉，用塑料纸包着，一壶花草茶，还有一张欢迎我的纸条。第二天早上，正当我准备去农场工作时，却发现我落枕了，这让我一整天都歪着脖子。
“没事的，都过去了。”我劝他，“如果能再来一次，我们会成为朋友吧？”这是个轻微的打击：我和他只是朋友而已。而事实上，在这次探望之后的几周里，以及父亲去世之后，我伤心的也是我们错过了成为朋友的机会。
“走吧。”一切妥当，凯文对我说道。
“好。”他应道，“太对不起了，我对你有亏欠。”
身为邻居，他们为何要帮助我？多年以来，他们对于父亲如何对待我表达过极其不满。早年间，桃乐茜的父亲也是个杰出而有魅力的人，但同样对她不好。他们很有钱，所以在经济方面有能力帮我。他们认为，我的父亲有钱，身边的人对他逢迎有加，但他不能对自己的孩子如此刻薄。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多次问过他们，我该如何回报他们的恩情，他们说，等到我有能力时，以善偿善，去帮助别的孩子就行了。
我把原先从父亲家偷走的东西都还回来了，此后虽然再也没有偷过，但我仍然惦念着几件想要的东西。直到此刻，我的念头才全部消失，我再也不想偷他的东西了。
“写上你去了什么地方。”凯文说。“我住在凯文和桃乐茜家。”我又写上了凯文家的电话号码，最后写了“我爱你们”。与下午跟他打电话时相比，搬走时说“我爱你们”似乎没什么诚意。我想显得轻松一点儿，但又不敢太过轻松，怕凯文以为我惯于接受别人的帮助。
家人都回来了，家里变得热闹起来。晚饭过后，我和劳伦娜两人坐在厨房的桌旁。以前过来时，我总会自告奋勇地去刷碗，但这一次，我坐着没动。“他跟我谈过了，”我说道，“都是些推心置腹的话。我感觉好多了。”我以为她会问我谈话的内容，但她没问，而是站起身来，走到水池边开始刷碗。
我在纸上写道：“亲爱的史蒂夫，你说我要是不陪你们去看马戏，就得搬出去，所以，现在我搬走了。希望你明天能给我打个电话。”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我不信那些话。”劳伦娜说着。
“把需要的拿上，”凯文说，“再给他们留张纸条。”
幺妹伊芙过生日时，我们开了一个派对。我溜达到院子里，闻见了多肉植物、天竺葵、水的气味。一群小女孩聚在草坪上玩，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空中残留着一点儿光亮，像马格里特(18)的画似的。
“你知道吗？”他对我说，“你跟我们住在一起那几年，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听到他的这番话，我不由得惊呆了，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对我来说，那段时间很艰难，我原以为对他而言，那也是很糟糕的一段经历。
伊芙在蹦床上绑了绳子充当缰绳，模仿骑马的动作，和伙伴们爬在蹦床上跳来跳去。几只鸟飞入房檐，家里的哈巴狗呼呼噜噜地拱闻着蹦床的支柱。
我二十五六岁时，有一次，父亲到伦敦来看我。我们俩步行去了格林公园（Green Park），在一条长凳上并肩坐下。“等我老了，我每天都要出去，坐在这样的长凳上。”他说道，四下里看着。但当天上午没有老年人出来活动，别的长凳上也都没有人。
“你是谁？”一个小女孩问我。她比伊芙高几英寸，跟我的鼻子齐平，头发像稻草似的。伊芙从蹦床上爬下来，站在她的旁边。
上大学之前我又跟母亲生活了半年时间，接着就出门去上大学了。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他觉得是自己被我抛弃了，甚至觉得我背叛了他。这么说可能不公平，却是事实：我小的时候，他不关心我，没有时间陪我；现在，轮到我离开他了，他却生起气来。在当时，我的解释是：他恨我，几乎注意不到我的存在，所以，失去我并不会激起他的怒火，我不足以让他留恋。然而，直到我三十多岁时，我才意识到：他生气，是因为失去了我。他冰冷的愤怒，源于我离家去上大学。很多父母能在多年的时间里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早已习惯了他们渐渐远离自己的怀抱，而父亲在这个方面却是个新手。
“我是小寿星的姐姐。”我告诉她。小女孩一脸不解的神情，或许是因为我和伊芙有21岁的年龄差。“我比她大很多，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妈妈生的。”我解释道。
等父亲回来，发现我已经搬走了，他会怎么样？似乎他会挺伤感的，接着，他会感到之前打电话时绝对想象不到的——震惊。可能他并不想逼我走，他不愿失去身边的人，却一手促成了此事。生活中本可以有人向他解释这种“失去才懂得珍惜”的情况，可他连他们都留不住，即使留住了，也不可能把他们的话听进去。
“哦，”她明白了，说道，“很高兴认识你。”
黄昏时分，我到凯文家里与他会合，然后开车去一个街区外的父亲家里搬走我的物品。我拿走了自己大多数的衣服和鞋、化妆品、一些私人信件，没拿CD。我知道父亲此刻正在看马戏，距离家至少有30分钟的车程，但我总觉得他随时都会回来，会当场抓住我们。凯文也没心情磨蹭，比往常要严肃很多。我把自己的东西都装进了大包里。
“我爸爸一时糊涂，所以才有了她！”伊芙大声说道。
这正是我想要的回答。
这句话听得我一阵眩晕，赶忙抓住她的肩膀以稳住我的身子。她在我身前，背靠着我的胸口。“你不应该说这种话。”我在她的耳边悄声说道，然后在夜色中走回屋里。
“你可以先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说道。
厨房的桌子上有一个蜂蜜罐，我俯身看着罐子上的标签。标签上有五只蜜蜂，每只蜜蜂下面有一个家庭成员的名字：史蒂夫、劳伦娜、里德、艾琳、伊芙。图上方写的是：乔布斯家庭农场。
“然后呢？”他知道我母亲正在搬家，而我没有别的住处。
第二天，我在桌布下面的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摞这样的标签，背面都是胶纸。我猜这是要贴在礼物上面的。标签太多，紧紧地堆在一起，像扇子一样展开，仿佛用耙子耙在一起的落叶。我盯着标签，在蜜蜂中搜寻我的名字，觉得我的名字也应该在列。记得上大学时，在舞会厅里，一个女生半开玩笑地问大家：“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啊，我怎样才能嫁入豪门呢？”身在家庭幸福圈外的我，感到了同样的忧伤。
“就今晚，趁他们去看马戏时。”几年前，凯文帮助桃乐茜从她父亲的家里搬了出去。他从她父亲的手里拯救了她，两个人很年轻就结了婚。
几年前，我到了纽约，在班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读艺术硕士，后来在一家设计公司从事咨询工作（这家公司为MoMA设计和编辑网站内容），跟一个心爱的男人同居，有望结婚。我已经长大了，我的生活在继续。然而，当我回家探望病重的父亲时，我竟然伤心于他的生活里仍然没有我，为此我大为吃惊。
“什么时候搬？”
回家探望他，往往会令我想起，当年跟他一起生活时，我希望自己变成别人。在他病重的那几年，我大约每个月都乘飞机回去看他，每次探望都让我感到五味杂陈。在那段时间，在一次探望中，站在前门的茉莉花丛前，我突然灵光一现，仿佛开窍一般，就像长久以来压在我身上的巨大包袱突然间消失了。蜂蜜罐上没有我的名字，这无关紧要。我不是某人一时糊涂犯下的错误。我不是米饭里的沙子。我听说，人的呼吸并不是平稳而规律的，人不是节拍器，呼吸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只取决于每次呼吸需要多少氧气，能吸收多少，肺里能装下多少。当时我只觉得，我不会用任何一段人生经历与别人交换，哪怕是那些令我难过万分、希望自己未曾存在的时刻，我也不愿将其交换出去。倒不是因为我的人生多么正确、多么完美、多么好，而是因为无数个选择铺成了我的人生之路，这些都独一无二，深入我的肌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被这个念头环绕包裹，如此亲近，就像我的皮肤一般，它已经足够好了。
“那就搬出去好了。”凯文说道。
父亲去世后
“他让我搬走。”我说道，“要是今晚不跟他们去看马戏团，我就得搬出去。”我喜欢这种开门见山说话的感觉。“我该怎么办？”
在父亲的葬礼上，以及他去世后的几年时间里，很多人都想跟我说他们与父亲生前有多亲近。
我当即给凯文打电话，就是父亲的那个邻居。
“他喜欢给我的儿子提真知灼见，”有人如此说道，“他们俩关系很好。”
“好。”我说道，挂断了电话。听到他的这句话，我顿时一身轻松，似乎从一间黑暗的小屋里走了出来，走进了春光明媚的田野里。
“他们俩很亲近。”另一个人如此描述她儿子跟我父亲的关系。
“如果今晚你不来看马戏，就从这边搬走吧。”
“他就像我父亲一样。”另一个人含泪说道。
“我想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啊！”我说着，浑身发抖。
类似的谈话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我不仅是谈话的参与者，更是见证人。他们从不问我父亲的事，而是热情洋溢地对我讲述，仿佛我的聆听是对其补足，是酵母，能赋予他们的故事以生命。他们像背诵讲稿一样把父亲生前和他们的逸事讲述完毕，然后就离开了。
“丽莎，你不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成员。”他说道，“说实话，我们觉得你很自私。”
他们这样说，是想让我觉得受到了尊重吗？父亲对待他们也像一位爸爸一样——听他们如此表白，我似乎应该回答说父亲是“以父爱待人”的，他就是如此地伟大。
“我要住在妈妈这边了，我要吃饭，她给我做了些吃的。”我解释道。母亲在厨房里，目带关切地看着我。
人们有时会谈到或者写到父亲的刻薄，他们有时候会把“刻薄”与“天才”挂钩。也就是说，天才总是有点儿邪性的。但在我看来，忙于创新时，他才会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善解人意、合作、有趣。在这方面，那些与他共过事的人应该比我更清楚。或许，他的创造力都被刻薄的表现所遮掩，所以，想用刻薄来表现天才，就如同模仿他口齿不清，或者模仿他假装与人亲热——转过身去，自己抱住自己，上下移动手臂，发出呻吟声——以表现他的成功一样，其实都是很愚蠢的。
“你必须去。”他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是否在场对他如此重要，充其量是照看弟弟，带着他在马戏团圆形的帐篷里绕圈。
“看那些云彩。”父亲病重但是仍能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指着窗外晴空里的云彩，愉快地对我说道，“那些云彩大概离地一万英尺，大约长两英里。要是咱们步行的话，我们俩，每英里需要走二十分钟。”
“我今晚去不了了，”我在母亲家里给他打电话，“爸爸，对不起。”
“走四十分钟就能走完了。”他说道。
可是，那天晚上父亲弄到了几张太阳剧团(1)的票。自从放假回来，他几乎不跟我说话，也不看我，但是他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去看马戏，也念念不忘我照看弟弟的事。我又瘦又忧郁，像个布娃娃似的。我想要取悦他，却有心无力，于是我决定不去了。
塞格尤仁波切对母亲说过，如果父亲能多活两个月，只需要再多两个月，他就能为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找到完美的解决之道。
傍晚，打包结束后，我坐在她的书桌前，她给我做晚饭吃。几天来，我终于有了一种舒适安心的感觉。我知道，我很快就能好好吃饭，马上就能健壮起来了。我不愿再离开她的关照。
可是，谁知道呢？
“帮忙打包。”她指挥我。可是我无法区分哪些东西要带走，哪些要扔掉，更不知道什么东西该装进哪个箱子，我的腿都站麻了。很快，她就不再指望我能帮忙了。
现在，再回家看母亲时，待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离不开她。我连小便时都开着卫生间的门，好方便继续跟她说话。我们俩就像两个吸盘，一旦吸住，再难分开。有时候我们俩也会吵架，不在一起时——她在西海岸，我在东海岸——我会忘了两人在一起的样子，有时相处愉快，有时则吵吵闹闹。她到纽约来看我时，我们俩一起去看画展。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的艾格尼丝·马丁(19)画展上，我们从上面开始沿着螺旋楼梯逆人流而行，如此一来，她的作品就是从老年看到青年，越看越年轻。看完画展之后，我们走到外面穿过第五大道，去中央公园。“看！”她指着黑色沥青上的白漆道线说，“那边还有一条！”
在一个星期六，我过去的时候，母亲正在家里打包收拾东西，有几个朋友在帮忙，我也应该帮帮忙。她一会儿指挥交通，一会儿在车库与房子中间的那条紫藤廊下的小路上来回奔跑，阳光穿过紫藤架，光影斑驳。“丽莎，动手帮忙。”她对我说。我站在大大小小的箱子、一堆堆书、衣服、锅碗瓢盆之间，根本挪不动脚。眼前的这一切都是我们母女俩的生活，是我们俩的过往。
在我出生之前，父母有一张合影。照片是在早晨拍的，他们俩站在火车站里，父亲要乘火车去里德学院。母亲的脸庞还很圆润，她穿着牛仔裤，父亲虽然脸色苍白，但是露出很甜蜜的神情。他们俩那时可真年轻。我觉得，母亲的一生总是在失去——失去房子、失去物品、失去我父亲。但是，她一直留着这张照片，并将照片传给了我。后来，我搬家时不知将这张照片遗失在了哪里。最近，母亲给了我一张画，那是她上高中时画的，还得了奖。
母亲当时跟一个在瑜伽课上认识的软件工程师交往，那个人还是空手道黑带。她打算先搬到他家里住一阵子，等找到房子了再搬走。他在偏远的门洛帕克有栋小房子，就我的理解来看，所谓的“偏远”，意思就是公路两侧不是人行道而是排水沟，树木茂密却不成行成列。他对母亲说可以一直住着，直到找到新房子再说，但他的房子太小，没有可以容纳我的地方。
“他跟着你呢，你爸爸。”父亲去世后，母亲过来看我时，如此说道。
在我上大学以后，父亲的会计杰夫·豪森定期寄给母亲用于付房租的支票就停了，母亲拿不出林科纳达那栋房子的房租，不得不搬家。
“他的鬼魂？”
暑假里，我在“世外桃源”农场打工。几年前，母亲在这里教过美术课。我在这里当营队辅导员，学员是来此学习畜禽和农场知识的孩子。
“是他。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我能感觉到，他在这儿。你知道吗？他跟你在一起时特别快乐。他喜欢陪着你，总是跟在你屁股后面。哪怕只是看你往面包上抹黄油，他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去找莱克医生做心理辅导，却发现父亲已经不再为此付费。直到进了诊室，我才得知这件事。莱克医生说：“谁都无权不让你接受辅导。”他把费用减为每次25美元，是我自己付的钱。
我不信，但我喜欢这种故事。
暑假结束时，我心情压抑，又轻了十五磅，已经瘦得不像话了。食物到嘴里，全是塑料味或粉笔味。不知什么原因，我只能吃家里做的食物，否则就会喉咙发紧，难以下咽。
(1)Cirque du Soleil，又译“索拉奇艺坊”“太阳马戏团”，加拿大娱乐演出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戏剧制作公司，1984年创办，被誉为加拿大“国宝”。
那年暑假，回到家之后，父亲对待我很古怪。他不跟我说话，张嘴就是训斥，还带着蔑视。我太瘦了，劳伦娜跟她朋友说我得了厌食症。其实我不是不想吃东西，可是店里买回来的食物实在味同嚼蜡，我又不会做饭，而劳伦娜又总是买三明治回来。
(2)将两片布的重叠位置缝合后翻转过来重缝一次，以遮蔽布边。
大一那年，父亲来学校里看过我一次。在去宿舍时，在楼梯上，他跟在我的后面，说：“你得减肥了。”他对我的室友说，她的自动调味微波炉爆米花闻起来“跟屎似的”。尽管父亲的脾气不好，但他自带着一丝忧郁气息，还在一家名叫“Agnès B”的高档服装店里给我买了件皮夹克。我没要，因为这件皮夹克似乎很贵。皮衣沉甸甸的，似乎带有别的意义，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我也很伤心，因为没有他的陪伴，独自一人在这儿。
(3)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0—1400年），英国中世纪著名作家。
选课时，我只选了自己感兴趣的——人类学。这门课在一栋木楼阴面的教室里上，整栋楼里到处都是骨头标本。还有电影和文学课、儿童保护法课，还有美术课，课上我们要画两手相扣的素描。我还加入了校报、文学杂志社，并且在本地的一所学校里做社区服务。
(4)又称“十九行二韵体诗”，是起源于法国的一种精美的诗歌形式，由若干个三行诗节和结尾的一个四行诗节组成。
其他人则说：“会好起来的。”“会过去的。”“出去散散心就好了。”
(5)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年），意大利表现主义画家与雕塑家。
“真正的心痛，是一个美丽巨浪的退去。”而母亲如此说道。
(6)非母语英语课程。
“第一次失恋，是人生伤心事的开始，”父亲告诉我，“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大损失，但是吃一堑长一智。”
(7)London Eye，坐落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是世界上首座，也是截至2005年最大的观景摩天轮，是伦敦的地标及著名旅游观光点。
关于失恋的事，父母分别给出了相同的建议。“喜怒哀乐都得经历，这样的话，下一次爱情才会意义重大。”
(8)Schroder Salomon Smith Barney，伦敦一家投资银行。
我满怀悲伤。
(9)保罗·大卫·休森（Paul David Hewson），1960年出生，音乐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爱尔兰摇滚乐团U2的主唱兼旋律吉他手，艺名波诺。
大一期间，我每晚都要跟母亲通好几个小时的电话，听听她的见解，感受她的关怀，这里的文化环境陌生得超出我的预期。我跟约什分手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恋，无论是漂亮的大衣还是刷马桶的技能，都无法让我应对这次变故。
(10)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年），尊称“圣雄甘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
“我会想办法的。”我问她时，她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我能把事情处理好。”
(11)全胃肠外营养。
我担心母亲的情况，她能付得起房租吗？
(12)Persephone，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与丰收女神德墨忒尔的女儿，后被冥王哈迪斯掳走。德墨忒尔失去女儿后非常悲伤，离开奥林匹斯到处疯狂地寻找女儿，因此，大地上的万物都停止了生长。哈迪斯让珀尔塞福涅吃了四颗石榴籽，迫使珀尔塞福涅每年有四个月的时间重返冥界（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冥界，剩余时间则是在人间与母亲在一起）。她在人间的时候，便是春季和夏季，在冥界的时候，人间就成了秋冬两季。
秋天来了，新大衣无法御寒。我只买了几双棉袜，还不知道羊毛衣物的重要。
(13)语出《圣经》，形容信仰不够虔诚的信徒。
“这就是东海岸思维的写照。”他评论道。
(14)主要用于治疗癫痫和惊厥，也可用于治疗焦虑状态和失眠。
大一的前三个月里，父亲还会回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我在电话里向他抱怨波士顿没有什么可看的，这里的一切都平淡无奇，没有景色可言，我的眼睛都乏味了。视野里满满当当的，全是建筑物，“不管到哪里，眼前都是各种楼房。”我在电话里如此说道。
(15)Fight-or-flight response，心理学、生理学名词，1929年，由美国心理学家怀特·坎农（Walter Cannon，1871—1945年）所创建，其发现机体经一系列的神经和腺体反应将被引发应激，使躯体做好防御、挣扎或者逃跑的准备。
离开学还有一周时，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哈佛，为了参加新生户外活动。天气又潮又热，我在一顶白色帐篷里排队，等待报名登记。可轮到我时，等我报上姓名，一位女工作人员就把我拉到一边，说我的学费还没有付。她似乎怀疑我无权登记，我跟她说，这一定是个误会，但我很尴尬，觉得自己是个异类。她说我的住宿登记和注册登记都得延后了。我找到公用电话，打电话给父亲的会计杰夫·豪森，他说他会尽力补救。第二周，等我参加户外活动回来时，学费已经交上了。
(16)Harold Edgerton（1903—1990年），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教授，高速摄影先驱，第一个拍摄彩色高速照片的摄影师。
“爸爸，对不起”
(17)印度妇女传统服饰。
——范妮·豪《不可分割》
(18)Magritte（1898—1967年），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
如果你的心中还有渴望，就说明时辰未到。当你得偿所愿之后，你的渴望会消失，闲暇会增多。欲望越少，就越能保护你免受失望。但最保险起见的，莫过于选择窝囊度日。
(19)Agnes Martin（1912—2004年），加拿大裔美国极简抽象派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