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莱斯基写道，索罗斯承认从英镑崩溃中赚了10亿美元，“他虽有些尴尬，但无法掩盖恶作剧式的自我满足感。”
凯莱斯基的文章开头实际上是这样将索罗斯介绍给读者的：“乔治·索罗斯是个知性的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教育慈善家，他在东欧度过了很多时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货币投机者。在黑色星期三之前的两周内，索罗斯先生和英国政府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具风险的一次扑克牌游戏。”
在解释黑色星期三之前的举动时，索罗斯告诉凯莱斯基：“我们确实在英镑上做了大量的空头，我们也确实赚了很多钱，因为我们的基金规模很大。在欧洲汇率机制解体之前，我们可能是市场上最大的投机者。到了黑色星期三，我们整个仓位价值几乎达到100亿美元。我们计划卖出更多。实际上，贬值之前，当诺曼·拉蒙特表示他会借贷150亿美元来捍卫英镑时，我们被逗乐了，因为那就是我们想要卖出的量。”
如果说没有人听说过索罗斯，这并非完全正确。然而，如果说几百万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索罗斯的人，包括许多投资界之外的人，他们现在知道了索罗斯，这是很正确的。
“但事情进展得比我们预料的要快，我们没有能够建立满仓。所以，我们的利润估计是10亿，单位不是英镑，而是美元。”
一小时后，索罗斯给凯莱斯基回了电话，他想约《泰晤士报》的编辑下午过来和他谈谈，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凯莱斯基去了，关于自己如何策划这起对英镑的狙击，索罗斯第一次接受了采访。对凯莱斯基来说，1992年10月26日出现在《泰晤士报》上的采访是把乔治·索罗斯塑造成为公众人物的一个转折点：“从那篇采访开始，索罗斯在全国成了名人，在此之前，没有人听说过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和他的办公室核对过，发现现在英镑仓位的流动利润已接近9.5亿美元，但他的收益仍在继续增大，因为他把钱投资到了其他非英镑的货币上。在9.5亿美元的利润中，索罗斯个人占了1/3。索罗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利率期权上做多头，在意大利里拉上做空头，这样一来，估计他的利润将增加到20亿美元。
“我考虑考虑。”
当被问及如果首相梅杰在黑色星期三之前早一点提高利率，情况是否会好一些，索罗斯的回答是：“完全扯淡。如果利率提高，这会鼓励我们加速抛出英镑，进程会加快。事实上，我们预料本周末会发生贬值。但是在黑色星期三利率被提高，我们意识到不能再等了。必须要加快抛售、建仓，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凯莱斯基建议他不要跟门口的任何一个记者说话。“如果你想公开地说明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写一篇文章说清楚，或者我过去跟你谈谈。”
在和笔者的一次面谈中，凯莱斯基回想起10月的那个周六下午他与索罗斯的对话，他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索罗斯似乎非常平静：“他看起来一直完全不带任何感情，对赚钱总是持着探讨理论的态度。我那时当然不知道赚钱对他是否有情感上的重要性，但在索罗斯的身上，这真的看起来只是保留得分的一个方法。索罗斯显然对自己这次完美的狙击感到非常骄傲，这也是为什么他决定在采访中跟我讨论这次出击。”
索罗斯很快答道：“是的，大体上是真的。”
“他很高兴自己敏锐地判断出将要发生的事情，能够挑战当局，挑战英格兰银行，并且最终获胜。他也乐意通过宣传让人们看到他在东欧地区在慈善方面的努力。”
在提出建议之前，凯莱斯基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个报道是真的吗？”
这次狙击英镑恰好印证了他的金融理论，这让索罗斯感到很开心。欧洲汇率机制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金融混乱之一，而索罗斯对这一混乱很着迷。
“我的房子被记者和摄影师包围了，我想出去打网球，但我没法出去。我应该怎么办？你有什么建议？”
索罗斯的理论之一就是所有的事情都由认知造成，错误的认知能够引发市场的反身性行为，因为有了这一理论，在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前夕，索罗斯能够辨认出一个关键性的误解：即德国中央银行会在任何情况下支持英镑。当德国中央银行充分地表明，不会屈服于英格兰银行的意志，不会降低利率时，索罗斯下注了。
“是的。”凯莱斯基开始明白怎么回事了。
索罗斯的理论也使自己相信，其他投机者的行为将是随波逐流，为市场的反身性行为创造条件。正如他所说：“在一个自由波动的汇率机制中，投机交易将越来越有分量，投机在性质上变得更加随趋势而动，进而导致汇率的更大波动，最终汇率机制崩溃。”
“我在伦敦，”索罗斯答复道，他的声音有些激动，“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见了《每日邮报》的那篇报道。”
这是乔治·索罗斯职业生涯的转折点。现在，每个人都想知道，这位策划狙击英镑的人到底是谁。从狙击英镑的新闻出现那刻开始，索罗斯就被人们称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索罗斯没有打垮英格兰银行，但是他确实耗尽了英格兰银行的宝贵资金。
“发生了什么事情？”《泰晤士报》的编辑问道，他听到电话那头有点骚动。
对于大多数英国的公民来说，索罗斯成了民间英雄。“没有预料的敌对情绪。”凯莱斯基回忆说。“相反，英国的公众以一种典型的英国人的方式说道：‘对他来说是好事，如果他从我们愚蠢的政府那里赚了10亿美元，那么他肯定是个精明的家伙。’”
《每日邮报》那篇关于索罗斯的报道出现在一个周六的上午，当时，《泰晤士报》的经济编辑安纳图·凯莱斯基（Antole Kaletsky）正和女儿一起走路回家。路上，他们停留了片刻，在一个糖果店买巧克力，这时凯莱斯基看到了这个醒目的标题，他感到很震惊。凯莱斯基买了报纸，直接就在店里看了起来。一小时后，凯莱斯基家里的电话响了，是乔治·索罗斯打来的。
伦敦华宝证券（S.G.Warburg Securities）的首席国际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表示：“一些媒体报道说，这里有一位有眼力、有见解的金融家，不说大话，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反之，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被惩罚，因为他们对正在发生着的事情置若罔闻。而在另一些媒体的报道中，索罗斯被看作是不择手段的投机者，从政府身上获利，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
《每日邮报》的这篇报道中还配了一张索罗斯的照片，照片中的索罗斯满脸笑意，手举酒杯。报道的导语是：“一位国际金融家从上个月的货币危机中赚了将近10亿美元。”不到5个星期，英国的公众以及全世界都知道了索罗斯的举动。
索罗斯看起来很喜欢他新赢得的名声。现在，或许他能够让人们注意到他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他一直都想宣传的部分：他的知识思想和他的慈善事业。
1992年10月24日，伦敦《每日邮报》将索罗斯的赌注公之于众，《每日邮报》的头版头条用了巨大的、黑体加粗的标题：英镑崩溃，我狂赚10亿。
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罗兰·杜马（Roland Dumas）说，“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投资者，指的是像索罗斯这样的英国和美国的货币交易者，他们削弱了欧洲的雄心壮志。他指责道：“你必须看看是谁从这个罪行中获利。”
其他人也在英镑贬值上大赚了一笔，但是他们的利润没有被报道。卡克斯顿公司（Caxton Corporation）的布鲁斯·科夫纳（Bruce Kovner）和琼斯投资公司（Jones Investments）的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也是大赢家。科夫纳的基金估计赚了3亿美元，琼斯的基金赚了2.5亿美元。拥有大量外汇操作的美国大银行，也从中赚了钱，特别是花旗、摩根大通和美国纽约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ing）。在第三季度，美国的银行在货币交易上的收益比它们正常的季度收益多8亿多美元。
如果英国媒体的目的是希望让索罗斯为他获胜感到内疚的话，那他们并没有成功。尽管英国人都把10月16日称为“黑色星期三”，索罗斯却把这一天称为自己的“白色星期三”。对那些批评，他一概置之不理。“我知道会有负面的结果，但我根本不会去想它。不能想。如果因为道德上的顾忌而从某个行动中退缩，那么我就不会是一个有效的投机者了。”
乔治·索罗斯看起来像个天才。
“对于从英镑贬值中赚钱，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悔恨。正如事情发生的一样，贬值可能还是件好事。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我并不是通过投机英镑来帮助或者伤害英国。我这么做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赚钱。”
随着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消息传来，在纽约交易市场，一开盘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就跌至2.7以下，比欧洲汇率机制限定的2.7780低了7铜币。这年夏天，英镑危机又有了新的脚注，欧洲汇率机制将浮动汇率范围扩大为中心汇率上下15%的区间内，但这已毫无意义。
英国媒体可不会就此放过。索罗斯的利润难道不是大不列颠的损失吗？索罗斯不是让每个英国纳税人损失了25英镑？让每个英国男人、女人和小孩损失了12.5英镑？
英国的利率回到了原来的10%，意大利紧随英国，也将本国货币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英镑兑马克的比价立刻暴跌到2.70，接着稳定在了1英镑兑2.65德国马克的水平，比之前最低水平降低了5%，最终定在了比黑色星期三那天的比价低16%的位置。英国不是唯一贬值货币的国家。西班牙的货币贬值了28%，意大利的货币贬值了22%。
索罗斯说：“是的，这对英国来说是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对手是谁。在任何一笔交易中，总有人赢，总有人输。但是在一般正常的事情发展中，你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完全没有负罪感，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1992年9月17日，星期四
再者，索罗斯相信捐钱是一个善举，特别是因为西方没有人愿意帮助东方。
英国允许英镑自由浮动。黑色星期三这天，英镑收于1英镑兑2.71德国马克，仅仅下降了3%（然而，到了9月底，英镑下滑到1英镑兑2.5马克）。
由于成功狙击英镑，1992年对乔治·索罗斯和量子基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年。
星期三下午7点半
让索罗斯增光添彩的是，他被称为华尔街收入最高的人，1992年他的个人收入是6.5亿美元，是他1991年收入的5倍多。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1987年创造的5.5亿美元的辉煌纪录不再是最高纪录了。
拉蒙特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但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秒。他用右手拨了拨挡在前额的几缕头发，然后沉重地说：“今天是一个极度困难、极度动荡的一天。巨大的资金流持续地扰乱欧洲汇率机制的运作。与此同时，政府决定，只有结束我们在欧洲汇率机制中的成员国身份，才能保障英国的最佳利益。”
《金融世界》编辑了一份清单，列出了华尔街收入最高的人，索罗斯从基金的利润中获得了4亿美元，还有2.5亿美元的管理费。排在索罗斯之后4位的是斯坦利·德鲁肯米勒，这位39岁的交易员在1992年赚了1.1亿美元。
宣布的时刻最终来临。诺曼·拉蒙特出现在镜头前面，承认自己被打败。他看起来筋疲力尽，面容憔悴。《经济学人》杂志说他是“不幸的”。他将手放在背后，好像自己是一个双手被绑着的囚犯。
这一年底，量子基金成为领先的海外基金，总资产达到了37亿美元，增长了68.6%。如果某人在量子基金创立时投资10000美元，以后红利继续投资的话，那么到了1992年底，这个人可以获得12982827.62美元。
星期三上午7点
引人注目的是，业绩最好的6个基金里，有4个属于索罗斯基金：量子新兴增长基金排第三，增长57%，恒星基金国际排在第四位，增长了56%，配额基金排在第六位，增长了37%。索罗斯在4家海外基金中运作的资金超过60亿美元。
约翰·梅杰召集内阁，得到他们的同意，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意大利明确表示会紧随其后。现在，英国和意大利的货币可以自由浮动了，他们的中央银行无须继续在开放市场上依靠“全部买入”来捍卫本国货币了。
索罗斯是如何做到的？除了9月份从欧洲汇率危机中赢利之外，索罗斯从国际证券市场上也赚了很多钱，特别是1992年上半年在日本的股市上大捞了一笔。他从美国证券市场上也赚了很多。
星期三下午5点
对于索罗斯来说，1992年是辉煌的一年。不仅是因为索罗斯赚的钱让人眼花缭乱，而且索罗斯被公认为能够创造奇迹的人。这一年年底的一天晚上，在布拉格为知识分子举办的一个晚宴上，人们谈话的内容总是围绕着索罗斯总共赚了多少钱这个话题上。索罗斯和他最喜欢的那些人坐在一桌，他说，如果他个人的高调能够帮助自己在东欧的慈善事业的话，他很高兴，即使这样会损害他在西欧的利益。索罗斯现在是名人了，他忙于给群众签名，在5磅的英国纸币上签上他的名字。但索罗斯寻找的是一些仍然难以捉摸的东西：尊重。
英镑对德国马克的比价跌了2.7%，在纽约交易上的比价是1英镑兑2.703马克，远远低于之前欧洲汇率机制的下限水平。
突然之间，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人们希望得到他的亲笔签名，媒体想刺探他的职业和生活，想描述是什么激励着他，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对索罗斯来说还不够。即使捐钱也不能完全让索罗斯心满意足。
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赢家笑了；像约翰·梅杰和诺曼·拉蒙特这样的输家只能沮丧地认输。英格兰银行的官员们和欧洲其他中央银行的成员进行电话会议，传递这样一个消息：英镑已经退出欧洲汇率机制，自由浮动。
他想要更多。他一直渴望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且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要得到这样的尊重。他从来没有公开阐明自己的目标，只是私下偶尔提起过，他的目标就是能在华盛顿行使权力，但不是通过选举或者是被提名，来担任一个重要的内阁职位。如果在国家资本方面能得到总统和其他显赫政客的注意，索罗斯就心满意足了。
黑色星期三的下午，气氛越来越阴沉。英国认输，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索罗斯常常给人感觉，他是一位民主党人，1992年11月，民族党人比尔·克林顿被选举为美国总统。索罗斯知道，要想引起这位新任总统的注意不太容易。许多积累了很多财富的人都认为他们在华盛顿政府有话语权。什么能让索罗斯觉得，他比别人更有资格呢？他如何能让自己与众不同，使他说出来的话有人倾听呢？“我必须要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他告诉同事说，“因为我不想只是成为另一个有钱人，我有话要说，而且我想被人倾听。”
1992年9月18日，星期三下午4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