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实践中，索罗斯的理论似乎与事实相悖。柏林墙倒塌的头两天，德国马克也随之贬值。人们相信，赤字会继续上升，但是赤字的增长会损害德国马克。虽然如此，德鲁肯米勒遵循了投资大师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德国马克上建立了20亿美元的仓位，并且斩获大笔利润。
新赢得的独立对德鲁肯米勒来说是及时的恩赐。索罗斯不在，德鲁肯米勒为量子基金做了他的第一笔大交易，他确信柏林墙倒塌后，德国马克会变得坚挺。尽管索罗斯不在视线之内，但是他在德鲁肯米勒的脑子里。这位年轻的基金经理人回想起《金融炼金术》的内容，特别是索罗斯关于货币的理论。该理论的一部分内容认为，如果随着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又出现了巨额的赤字，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会升值。这是下注德国马克的正确时机了。
德鲁肯米勒相信，日经指数上涨得太高了，他知道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正在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看到这个不祥之兆，德鲁肯米勒在1989年后期做空日本股市，量子基金再次命中，获利颇丰。
索罗斯的说法是：“1989年夏天，我告诉德鲁肯米勒，他必须全权负责基金的运作。自那以后，我们没有什么困难了，我成为教练，而他是参赛者，我们的绩效提升了。”
1991年早期，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美国和日本的货币市场上建立了30亿美元的空头，在美国和世界的债券市场上也做空头。这一年的头两个星期中，美国正以战争恐吓伊拉克，一旦战争爆发，市场似乎会一落千丈。
几个月后，1989年稍后那段时间，德鲁肯米勒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通过非暴力的柔性革命，东欧发生了剧变。那年11月，柏林墙倒塌，索罗斯每天都关注东欧的局势。德鲁肯米勒眉开眼笑了：“因为索罗斯去了东欧，他不能干涉这里的事情了，即使他想干涉也不行。”
德鲁肯米勒却不同意这一看法，他将量子基金在标准普尔期货上的空头改为多头，他在股票，特别是在银行股和不动产股上都持有很大的空头。战争爆发的时候，量子基金已经完全是多头了。事实证明，德鲁肯米勒的猜测是正确的，尽管在刚进入1991年1月时仓位不太合理：30亿美元的美元对马克的空头，加上日本和美国债券的巨大空头。调整后，量子基金在1991年1月末保持了正增长。
德鲁肯米勒自作主张建立了一个债券的仓位，而在没有与德鲁肯米勒商量的情况下，索罗斯就卖出了这些债券，这是索罗斯第一次背着德鲁肯米勒操作。德鲁肯米勒气炸了，两个人对彼此说了很多气头上的话，最后，索罗斯平静下来，承诺他会保持一定距离。
那一年，量子基金的收益增长了53.4%，总资产达到3157259730美元。基金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一年，我们真的很幸运，我们没有这么好过。我们在股票、货币和债券上都挣了钱，像这样在每一样上都取得了高收益是很不常见的。”这一年较早时期，海湾战争之后，投资市场看涨，但是那一年的后来，索罗斯的基金经理认为将是熊市，抛掉了几十亿美元的短期和长期国库债券。
到了1989年8月，德鲁肯米勒加入量子基金将近1年，两个人终于第一次公开交锋。
德鲁肯米勒最大的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次投资是1991年投资了120亿美元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债券和货币市场上。这一年的八九月份，经济衰退、债券上涨，量子基金赚了几亿美元，在生物科技股上的投资回报也不错，量子基金在墨西哥电话和其他股上赚了2亿美元。由于德鲁肯米勒的投资业绩极为出色，索罗斯成为1991年美国收入最高的人，赚了1.17亿美元。
但是对索罗斯的唯命是从最终激怒了德鲁肯米勒。好像不应该对索罗斯说出的任何事情提出异议，但是德鲁肯米勒又不想只做一名办事员。最后，他告诉索罗斯：“一山不容二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索罗斯口头承诺会改变，但实际上却没有改变什么。有一段时间，德鲁肯米勒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德鲁肯米勒表现得相当突出，他终于赢得了索罗斯的称赞，索罗斯称他为“另一个我”。
这位新人不想顶撞老板，所以，当索罗斯提议某事的时候，德鲁肯米勒就照做。毫无疑问，他被这位指导者所震慑，他一直将这个人描述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投资者”。
从分工上说，德鲁肯米勒依然是12位总经理之一，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在负责整个基金的运作。而量子基金的增长惊人：自从德鲁肯米勒接管量子基金以后，基金净资产价值年均增长40%，比索罗斯从1969—1988年间30%的年均增长还要高。1989年，在德鲁肯米勒领导的第一年，量子基金增长了31.6%，1990年增长了29.6%，1991年增长了53.4%，1992年增长了68.2%，1993年增长了72%。
正如德鲁肯米勒担心的那样，刚开始的6个月很严酷。尽管两个人可能拥有相似的投资哲学，但是他们实施这一哲学的策略却不相同。德鲁肯米勒想要独立地进行操作，不想让索罗斯在一旁监督，批评他的每一步操作，而这正是索罗斯对之前的经理人詹姆斯·马克斯的一贯作风。对索罗斯来说，他不想在一开始就给德鲁肯米勒很大的自由。德鲁肯米勒必须靠自己来赢得这些自由和独立，然后索罗斯才会考虑是否将决定权交给他。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接受的为数不多的采访中，德鲁肯米勒将自己的辉煌业绩归功于乔治·索罗斯。他遵循了索罗斯的哲学——关于如何建立长期回报，以及如何实施。
1988年9月，德鲁肯米勒接受了这份工作。索罗斯找到了他的接班人。现在，德鲁肯米勒要做的就是用行动证明，他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德鲁肯米勒解释说，索罗斯主张建立长期回报的方法就是“保持资本和成功。当你赢利的时候，你可能变得更加有闯劲。但大部分的经理，一旦增长达到30%或40%，他们会变得保守起来，也就是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会谨慎地交易，这样不会威胁到已经取得的好回报。”
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吸引德鲁肯米勒，索罗斯全面紧逼，甚至在正式雇用德鲁肯米勒之前，就将他称为“我的接班人。”德鲁肯米勒既感到受宠万分，同时又觉得恐惧。“当我走进他家接受面试时，索罗斯的儿子告诉我，我是他的第10位‘接班人’，其他人没有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而第二天当我走进索罗斯的办公室时，工作人员都叫我‘接班人’。他们也觉得这很好笑。”
“要得到很高的长期回报，你需要苦干，直到达到30%~40%的增长，如果你有信心，就继续朝着100%的方向努力。如果你连续几年保持近100%的增长，没有一年亏损的话，那么你就会取得可观的长期回报。”
当德鲁肯米勒向投资界的朋友提及，自己正在考虑进入量子基金时，所有人都建议他不要接受这份工作，但这并没有困扰德鲁肯米勒。会发生什么？最坏的情况不过就是，他在量子基金只待了1年，就被索罗斯解雇；但在那1年期间，他至少可以学到很多，而当他重回杜魁斯基金时，这1年的经历对他来说有利无弊。
德鲁肯米勒表示，索罗斯教给他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问题不在于你是对是错，关键在于，你对的时候挣了多少钱，错的时候又损失了多少钱，索罗斯很少批评我，仅有的几次批评，是因为我对市场判断正确的时候，却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个机会。”
关于索罗斯的传言，德鲁肯米勒早有耳闻：索罗斯可能心血来潮地炒人鱿鱼，但量子基金的收益却十分惊人。
在量子基金开始工作后不久，德鲁肯米勒就学到了这点。他对于美元不是很热心，于是做了美元对马克的很大的空头，这个仓位开始对他有利了，他对自己的判断很高兴。索罗斯来到办公室，顺道去看他，并且和他讨论了这桩交易。
索罗斯邀请德鲁肯米勒见过几次面。德鲁肯米勒不知如何是好，他应该回到杜魁斯基金吗？抑或冒一冒险，为这位投资大师效力？
“你有多大的仓位？”他问道。
德鲁肯米勒在运作战略进取投资基金的成功，引起了乔治·索罗斯的注意。根据索罗斯的说法，德鲁肯米勒对《金融炼金术》一书很有兴趣，然后他找到了索罗斯。当时，索罗斯正在寻找最佳人选，而德鲁肯米勒看起来出类拔萃。尽管德鲁肯米勒一直想着回去全职经营自己的基金，但是索罗斯是他的偶像：“索罗斯似乎早我20年就在实施我采用的交易哲学。”这种交易哲学就是保持一些关键的股票多头，另一些关键的股票空头，然后运用信贷杠杆来交易标准的普尔期货、债券和货币。
“1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回答说。
6年之后，1986年，德鲁肯米勒被德莱弗斯公司（Deryfus）聘为基金经理，但同时他还可以继续经营他的杜魁斯基金。在德莱弗斯，他经营股票、债券和货币，在市场上买进卖出，既做多头也做空头。他的才能得到了高度赏识，德鲁肯米勒被委以重任，负责几个特别为他建立的基金。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基金就是成立于1987年3月的战略进取投资基金（Strategic Aggressive Investing Fund）。在接下来的17个月里，该基金一直是业内运作最好的基金。
“你管那个叫‘仓位’？”索罗斯嘲笑地问道。这个问题成为了华尔街民间传说的一部分。索罗斯暗示德鲁肯米勒将仓位翻一番，而德鲁肯米勒照做了，正如索罗斯所预测的，量子基金因此大赚。
1977年，德鲁肯米勒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匹兹堡国民银行（Pittsburgh National Bank）担任股票分析师，年薪10800美元。不久，德鲁肯米勒被提升为股票研究的负责人，年薪也上涨到23000美元。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成为部门经理，年薪48000美元。两年后，即1980年，28岁的他离开了银行，开始创立自己的资金管理公司。促使他采取这一行动的是一家证券公司高管打来的一个电话，他们愿意给德鲁肯米勒月薪10000美元，只是想跟他谈谈投资。德鲁肯米勒将自己的公司命名为杜魁斯资金管理公司（Duquesne Capital Management）。
德鲁肯米勒说：“索罗斯教会我，当你对一桩交易很有信心时，你必须要直击要害，你需要勇气。通过巨额的信贷杠杆来获得利润需要勇气。对索罗斯而言，你对某事的判断正确的时候，赚再多也不算多。”
索罗斯挑选的这个人就是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出生于费城的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一样，他早期的职业生涯基本上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他是个投资能手，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他以优异的成绩从缅因州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毕业，获得英语和经济学的本科学位，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但是他发现课程过于量化和理论化，很乏味，似乎很少强调现实世界。
量子基金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相信，是时候开几家小公司了。于是，1991年和1992年，索罗斯扩大了业务。正如量子基金一样，建立于1991年的恒星基金（Quasar）投资范围广泛，从货币到初级产品。恒星基金由15位外部经理运作，索罗斯负责该基金的货币交易。
1988年的秋天，索罗斯毅然决定挑选一个接班人，这个人不仅接管基金的日程运作，甚至将来有一天会接管整个基金，这个人必须能够对广泛的投资领域做出恰当的决策。找到这个人，并且让他掌舵——这是索罗斯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1992年，索罗斯建立了量子新兴增长基金（Quantum Emerging Growth Fund）和配额基金（Quota Fund），可以在美国和欧洲投资，可以在货币和债券上投资，但前者更多关注的是亚洲和拉美地区的新兴股市。配额基金又被称作“基金的基金”，投资是由10位外部经理来负责。到了1993年初，所有的基金资产组合价值总计500亿美元，德鲁肯米勒直接控制量子基金，同时监督其他小的基金。
乔治·索罗斯把主要心思都放在了东欧和前苏联，他越来越没有兴趣继续打理量子基金的日常运作了。他有足够的资本分心做其他的事情，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量子基金的净资产价值已经达到了10亿美元，索罗斯正在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但此时的索罗斯却希望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放在推动东欧的开放社会上，并尽可能地少为赚钱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