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走着瞧吧！
哼！
他就是抱着这种气哼哼的心情和满肚子仇恨到了日本侵占下的旅顺，而当上了敌人股掌之上的所谓"寓公"的。
都浸在血红的斜阳返照之中。
但他在这段"寓公"期间内，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来当他那关起家门的"王爷"，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玩弄和操纵下，去干那唯恐国家不乱的阴谋颠覆活动。
中原一带的河山，
其中最突出的罪恶表现是，在日本大隈重信组阁的时代，由大隈替他勾搭上当时的财阀大仓喜八郎，替他拿出一百万日元的组织叛乱经费。于是，就在这位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以及前清的陕甘总督升允三人的联合行动下，收买了蒙古族的败类巴布扎布，使他率领着携有山炮两门和日本人八名参加的千余名匪徒，高举着前清的黄龙旗从哈尔滨的河畔侵入了海拉尔，一直打到了郭家店，才被当地的讨伐队给顶了回去。最后是以巴布扎布为他部下的起义士兵所杀而告终。这次的武装叛乱事件一直闹了一年左右。在这次叛乱之中，善耆曾把他的第七子宪奎（金璧东）和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扎布互相交换以为"人质"。后来，善耆的第九子宪贵又和巴布扎布的女儿结了婚。这就是善耆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利用，犯下危害祖国人民严重罪行的概略经过。
啊！
最无耻的是，据说大仓喜八郎之子喜七郎，在伪满卖国汉奸政府成立以后，曾一度亲身到东北来找当时的关东军，还厚颜无耻地来索取他父亲的那一笔血腥的一百万日元的欠账呢。结果是，他因此窃取了我国东北的不少非法利权。
看到了那些通向北京的无数烽火台，
从这件事中，不独可以看出封建王公的反动罪恶本质，同时也可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为侵略不择手段的卑鄙贪婪本质，还可以由此看出资本主义财阀的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吸血本质来。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事事狼狈为奸的同一反动阶级本质来。
勒转我的马头，
至于那个恭亲王溥伟，也是和善耆一样，始终对我国的辛亥革命抱有顽强反对态度。据说是清朝封建势力已处于总崩溃的前夕，溥伟仍是和善耆站在一起，在当时的隆裕太后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席上，对于让出政权一事，做了极端的反对。后来由于我父亲以及庆亲王以次的各宗室王公，都在人民革命力量面前低了头，又由于袁世凯暗杀手段的厉害，他于是也卖身投靠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而脱出了北京。不过他投的不是日本而是德国帝国主义，所以他就到青岛去做德帝势力下的"寓公"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主义就趁着德帝国主义无暇顾及东方的机会，抄了德帝的后腿，而把青岛又攫窃在自己的势力下。这在溥伟看来，只不过是又换了一个新主人而已，于是，便又立即倒向日帝的怀中。等到青岛在我国人民的正义力争下，物归原主的时候，这位恭亲王便在这块祖国领土上立不住脚，于是也就立即跟着他的主子退到了大连，而和善耆一样受着日帝的长期豢养。他在这段被豢养的期间，也曾给他的主人，卖了一些力气。他还和善耆组织了一个"宗社党"，专门计划推倒民国、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除了"巴布扎布事件"，就是在"九一八"时，他曾在日帝浪人的操纵之下，想要和我分一杯羹，尝一尝当汉奸头子的滋味哩。
走着走着，
那就是在日寇于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他也大肆活跃起来，例如，组织"四民维持会"和换上了前清亲王的礼装拜祭沈阳的北陵东陵，等等，足足也大闹了一气。后来虽然是由于没有我的"道行"大，没有得中日寇"最高利用品"之选，但也一直到他死时为止，每年都在受着由日帝方面供给他的万余元的特别豢养津贴呢。
我在嘴里哼着小调儿离开它就算了！
至于其他在北京的所谓一般前清王公，其绝大多数都在过着花天酒地的阔人生活。有的因为挥霍过度债台高累，致盗卖祖坟，而做了囹圄之中的贵客；有的甚至拉上了洋车或是变成了烟客和吗啡鬼。只有极少数洁身自好的人以及少数虽然是循规守法、安分守己地过着并不能算坏的生活，但由于贵族习气犹存，不能从事正当工作，只靠着典当押卖来过那有今日无明日的"信天翁"式日子，致变成为无数落魄公子，这便是前清王公的归趋的概略。
这又有什么关系！
以下我想再谈一谈所谓的"大臣"。
丢了就丢了吧，
"遗老"和"大臣"在其反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严格界限，只是在旧社会里所谓地位和影响上，有着大小不同的差别。所以，在这里只把所谓"大臣"中的一个特别的例子，作为聊供类推的重点介绍。
本来就不是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国土。
在一些前清的大官之中，最被认为顽固到底至死不变的典型人物，就得算是升允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曾身任陕甘总督的要职。他听到武昌起义后，便带领着他手下的倾巢人马，举起了"勤王"的大旗，开到了陕西。这时清朝退位的"诏书"也来到了这里，他便跪在"诏书"的前面，大哭了一场，离开了军队，只身取道帝俄的边境逃到哈尔滨，然后就在日帝既扶植袁世凯又扶植清朝反动统治残余势力的两面手法侵略阴谋政策下，和日本的浪人工藤铁三郎和斋藤源内等互相勾结起来，亡命到日本去了。他就在这段所谓亡命的时期内，曾作了一首既博得日帝浪人间的传诵又赢得"遗老"们赞叹的所谓"咏志"的诗：
河北的北京一带地方，
"老臣犹在此，幼主竟如何？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
如果是拿现在的语言，把这首公然向人民挑战的"反诗"译出来，那么，它的大意就是这样的：
后来他便从日本回到了天津，在罗振玉等的扶助下，过了不少年老不安分的日本租界寓公生活，一直到他死为止。
从这寥寥二十个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位脱出他久惯施展威风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根据地----北京以后，抱着无限凄凉、无限愤恨的"笼中王爷"，在那急忙逃命的一路之上，曾是怎样在咬牙切齿痛恨着革命势力，曾是怎样地在口中嘟囔着不肯认输的空口大话，同时也是怎样地表现了他那卷土重来的梦中野望的啊！
像是尔后罗振玉和工藤铁三郎的互相勾结，以及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们的非法阴谋活动，等等，穷本溯源，都是由这个升允的一脉贯串的顽固反动思想而来的。如果是在"九一八"当时，他不病死在天津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大汉奸中的一个有力分子的。关于和他的反动思想相辅相成而来的一些后话，当在后项中再做缕述，现在姑且把它介绍到这里。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四、太监
太监这种存在，就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最不人道的产物。在古代所谓的"寺人""阉人""阉宦""宦官"，都是对受过"宫刑"的罪人的一种称呼上的沿革。在古时是使用这些人来做那些看门或是洒扫苦役的。后来由于帝王宫中的后妃、嫔嫱、姬妾、宫女之类愈来愈多，使用一般男子充当仆役，便有了很多不便之处，于是便逐渐广泛地使用起太监来。到了这个时候，当太监的人，已经不再是那些受过"宫刑"的人，而是由普通的人来充当了。有的自幼就为贪图富贵而不顾儿子终身幸福的父母所摧残，也有的是自己本人为了要向上爬，致不惜残害自己肢体去找那寻求富贵的捷径，而甘心去当太监的。
据说他从北京出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奔赴旅顺途中时，这位"王爷"尚不知他自己现在已经身入日寇的樊笼之中，还慨当以慷地勃发了诗兴，吟出一首《出都口占》的五言绝句诗。诗如下：
不过是当了太监，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享到自残生理的所谓"酬报"。有的当了一辈子太监，却永远处在层层压制之下，去过那牛马一般的苦生活，也有极少数的人，凭借着偶然的侥幸机会，得到了皇帝等统治者的看中，而去过那富比王侯的生活。像是在清宫中，曾和那小德张一同进宫的洪兰泰，就是当了一辈子的苦太监，最终潦倒而死的一个实际例子。
在辛亥革命，公然挑出了反对共和制度叛旗的，在北京当时的几十家王公中，则有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两个。善耆是极力反对清朝的所谓"逊政"的。所以在袁世凯掌了政权以后，他便感到了身边的危险。为了一姓的尊荣，他竟不惜要和人民革命的势力为敌，充分发挥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同病相怜的反动阶级本质，竟和包藏祸心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在天津互通了声气，最终搭乘了日本的军舰而到了旅顺，成为彻底供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可耻工具。
据说在明朝曾是太监极盛时代，太监的数目，最多时竟达到十万名。像是在明朝的有名太监魏忠贤、刘瑾、王振之辈，都是在当时不独威震宫内，而且是威震全国的人。他们都有操纵皇帝生杀大权的莫大势力。
因此，对于这些过去的王公亲贵以及他们的子弟，从全面看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些人则多数是成为孤芳自赏、自视甚高的文学艺术家，经常以画几笔画，吟几首诗，或是研究一些经史子集，甚至佛学之类，来自得其乐，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社会上的当前现实等，则很少有关心的了。特别是在其中，像是狭隘民族主义以及消极心理等，更是相当普遍。还由于清朝二百余年来的所谓"家法"的限制，致使他们在那过去的长时期中，连随便出京四十里的机会都得不到，而只能在北京的府中称王，所以广见世面的机会，在他们是不容易得到的。例如，恭亲王溥伟携带家属到了大连以后，其家中的某"宝眷"曾向人发表过这次旅行的感想道："真想不到咱们城（指北京城）外，还有这么大一片水（指海而言）哩！""宝眷"如此，王公的子弟可知，所以他们在旧社会里，所见到的所谓"世面"是有限得很的，远远比不上那些曾以"赶考"起家的所谓一般"遗老"。
清朝的太监虽说较明代为少，但在最多时亦曾达三千余名，尽管清朝鉴于明季宠任太监的流弊，曾由历代君主三令五申地严戒太监的干预政治，但在慈禧时代的皮硝李（李莲英）和隆裕时代的小德张，却也都是结交大臣、贪赃纳贿的有名太监，都曾闹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总之，因为那些当太监的人，他们是有机会能够每日接近君主，而收到近水楼台之利的，并且他们的思想知识，又都是在普通人的水平线下的居多，所以他们的假势欺人、营私舞弊的事，是自然会不断发生的。
固然，他们也都曾饱受了封建统治制度的种种熏陶感染，满脑袋顽固的反动思想，特别是腐蚀人的纨袴习俗和靠天吃饭的消极怠惰习性，更是长期地成为他们的膏肓之疾，所以，除了善于摆空架子坐吃山空，便什么本领也没有了。
在清代宫中的太监，也是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其他阶层一样，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例如，"都领事"（即都总管），他便是统辖宫廷中的四十八个单位的太监头子。据说清代皇帝在祭天上表文时，照例在表上要写上皇帝和最高级大臣以及都总管的名字，并说这是意味着"一君一臣一奴"的意思，也就是代表全般社会的意思。在都总管下，尚有大总管、二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小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最下层的"地方打扫处"太监等之分。总管便有权责打其管下首领以次的太监，依此类推，也是和封建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一个样，都是在宝塔形的一层压一层的等级制度下，显示出家长宗法制触须的到处延长。现在想讲一下，关于从我眼中所看到的，我耳中所听到的关于太监的几个实例。
就连一般的宗室觉罗和八旗人等，尚且由于过惯了二百余年来的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成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人中废物，何况是比他们的享受生活还要超过不知要多少倍的"王公"，自然更是被那二百多年的荣华富贵给弄得不成个样子了。
（1）"钱粮名字"和"御制名字"
凡是够得上王公爵位的人，不用说都是过去清朝的贵族。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反动统治势力垮台以后，他们仍是在"优待条件（乙）"的作用下，仍然都过着不减昔日的剥削阶级寄生生活。
从前在宫中的太监额数，虽然有固定的限额，但在无形之中，仍是有一种严格的自然限制，那就是认师父的制度，一般是在入宫时须得认一名宫中在职的太监做师父，自己再以徒弟身份拿出一些倾家之有无的钱来，买个名字而进入宫中。所以，在当时的宫中，例如有一个叫李德顺的太监，他的本来姓名根本就不是李德顺，而是王庆平，而现在他所顶替的这个李德顺的名字，甚至是几十年或是百年前的一个人的姓名。他既是顶替这个有名无人的姓名入了宫，他便得丢掉自己的真姓真名，而以这个沿用已久的旧姓名，变成为有册可稽的宫中太监李德顺了。当时把这种名字叫"钱粮名字"。其次是"御制名字"。这是当某一太监，能够在偶然幸运下，被选中为伺候君王的"御前太监"时，那么，他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赐名之恩。当时把这种名字叫作"御制名字"，不过是当时过境迁老病物故之后，这个"御制名字"便又成为供后来者"冒名顶替"的所谓"钱粮名字"了。
不过是，所谓的"大臣"，差不多也就是前清的"遗老"，只因为这帮所谓的"大臣"，都是曾在清末做过相当大的职位，所以他们的党羽也比较多，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和影响也比较大。现在先从"王公"说起。
再者当太监在宫中当差时，固然是有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尊卑上下之分，但是在宫外，他们却有一种"行会"式的互相扶助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也有相当的公积金，供作他们之间的养老、埋葬之用。这是本着他们之间的"同类爱"而做出来的互助义务组织。都是在有钱者多摊，无钱者少摊或不摊的精神下，积年累月设置起来的。例如，在北京西郊海淀附近，就有一个"太监公墓"。其中所埋葬的并不只是清朝时代的太监，还有不少明朝太监的坟墓也在其中。不过是，阔太监的坟要大些，墓碑也讲究些，而一般的太监则是按照个人的身份财力各有大小之不同而已。并且在那里还有专门负责看守坟墓的人（不是太监），一直到了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仍是如此。
"王公"就是指着前清时代的宗室中的"王、贝勒、贝子、公"等来说；"大臣"就是指着在清末职位高的官员来说。
（2）"替僧""打手"和"牢狱"
先从"王公"和"大臣"的定义来说。
在清朝旧制中，每一代皇帝，照例要有一名太监替皇帝去当喇嘛。这种"太监而喇嘛"的人，当时叫他作"替僧"。凡是当了"替僧"的人，虽然不能套用"太监而喇嘛"的公式而去享有太监加喇嘛等于皇帝的"福分"，但是他却有太监加喇嘛加皇帝等于"替僧"的资格。所以，凡是选中为"替僧"的人，他便可以经常在相当优厚的待遇下，过他那一辈子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我在宫中时，就有一个照例的"替僧"。他的任务是除了按照规定一个月念上几遍藏经，其余的日子就是以"替僧"的资格，身上穿着喇嘛的服装，手中提着鸟笼子，到街上游逛消遣的。
现在再说一说所谓的"王公"和"大臣"。
宫中还有一个专门保管内廷档案，抄缮年节等日的礼节单子并掌管打人的单位，叫作"敬事房"，除了普通的师父打徒弟用不着劳这帮正规化打手的大驾，像是总管责打其管辖下的太监时，特别是君王责打太监时，照例就得劳他们亲自下手了。例如，皇帝发出厉声"传敬事房"的口头命令时，这些专业打手便"雄赳赳"地把满装竹竿或竹板的黄布口袋拿了来。当听到责打多少的吩咐后，挨打的人，便须柔顺地趴卧地上，高耸双臀恭敬候打。而"敬事房"的太监这时便"狐假虎威"地从袋中抽出打人的工具，同时更叭的一声，把满盛笞具的布袋用力掼在地上。然后便按照吩咐下来的数目，用力笞在受笞者的双臀上面。同时还有人站在一旁高声"一、二、三、四......"地喊出笞打的数目。这就是清宫中以太监打太监的概略情形。
我还认为相当于这一类型的人物，也可以作为"遗老"之中的一些"殿军"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起的遗老作用比较小些。
在宫中除了"敬事房"这帮御用打手，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惩罚机关，就是在内务府大臣管辖之下的宫廷专用监狱----"慎刑司"，凡是被认为应从重严办的太监，便交到这个"慎刑司"里去加以审讯、监禁和行刑。"慎刑司"这三个字从表面上看来仿佛是个好字样，因为慎重用刑谁能说不好呢？不过这也如同在过去专制时代从那嗜杀成性专制魔王口中所喊出来的"刑期无刑"一个样，其表面的字句和内容是完全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就拿"慎刑司"来说吧，它并不是什么"慎刑"，而是专门看着主人的颜色，秉承主人的意旨，而专门蹂躏人权和草菅人命的机关。当然，在那清朝统治的二百余年之中，只由于专制君主的一喜一怒一爱一憎而在这"慎刑司"中受过淫威滥刑的太监等，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的了。
此外，像是相当于这种类型的所谓"遗老"的人，还多得很，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两个例子，其余以此类推可也。
（3）"灯火小心"
另外，还有一种不同类型的所谓"遗老"。那就是有一些颇有"冒牌"或是"挂名"之嫌的人了。当然这些位老先生，也差不多都是饱受孔孟之毒的老前辈，要不然就是些曾在清末时代，做过一些不甚大也不太小职位的官僚。他们为了要提高在当时所谓社会上的地位，或是为了要借以抬高自己在当时社会上的所谓名声，甚至有的则是为了要借着过去的"探花""状元"之类的久已过了时的空头资本，来弄些不劳而获的收入，便"不熟假充熟"来和那些所谓"老牌""名牌"货的"遗老"靠靠近便、套套交情，以便能在那专门练习开倒车的"遗老"园地中，分取一席地位。固然那些画饼充饥的"太保""少傅"和那些"文忠""文肃"之类的身后虚文，说穿了都是些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可以作为"生荣死哀"的廉价剔庄货。还有的人则是纯粹为了吃饭的问题，不得不钻一下当时社会新旧交替、思想混乱的空子，靠着自己混来的旧社会地位，可以拿"不费之惠"的文章笔墨给人家写个许褒不许贬的墓志铭，或是在人家的神主牌上点个"主"，或是作一部只谈过去的书籍，等等，作为一种糊口的方法。例如，过去在北京曾以"梁疯子"闻名的梁巨川，就是为了要博得一个"清代遗士"的名儿，便写好了所谓递给当时小朝廷的"遗折"（给皇帝的遗书，在过去叫作"遗折"），而投入到积水潭内自杀身死。究竟为了什么自杀，总不得知，但在"遗折"内自称"殉清"则是事实。结果便以一条命换来了一个"文忠"的谥法。又如清末最后的一个状元刘春霖，就曾以他那过时已久的科举资格，换取了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的重礼厚聘，从北京到上海都在杜的隆重接待下，尝到了比过去当状元还要威风的滋味。到了上海之后，他便穿上了从京剧班戏箱中找出来的清代衣冠，坐上了特制的八人官轿，在牌伞骑从等前后簇拥之下，进了杜氏宗祠，然后就用朱笔在神主牌上点了一点，于是这场"庄严隆重"的"点主"仪式便算是"礼毕如仪"。这位末代状元也就饱载而归。这岂不是由于这些"挂名"的过去头衔，而得到了"废物利用"的好处了吗？又如曾在小朝廷末期当过几天"内务府大臣"的金梁，不是也曾靠他的所谓"遗老"的资格，写出一些清代的零星掌故来作为不无小补的收入的嘛！此外，他还曾大吹大擂地宣称，说要著作一部清代的《循吏传》（也许是附在他所著的《光宣小纪》之内的一篇？现已记不清了），于是就把预定将要收入列传中的人物姓名发表出来，而向那些预定的"光荣人物"去索取因人而异的"润笔费"。即使预定人选中有谁死去，也不成问题，因为仍可以向他的孝子贤孙去信索取。只要该子或孙希望其祖或父能够"名列金史"（不仅是清史）的话，便不愁他们不把这笔"人传费"拿出来。所谓"金史"的价值和作用就在于此。
在那人间天上的"紫禁城"中，每当夕阳西下，暮色苍茫的时分，便可以在那静悄悄的"乾清宫"周围，听到一种神秘而带有凄厉的呼声，那就是从康熙时代起，每日无缺地一直狂喊了一百多年的一个同样声音。所喊的内容是"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九个字。"搭闩"就是说要在门上搭闩，"下钱粮"就是说要把门上了锁，"灯火小心"就是提醒注意火烛预防火灾的意思。因为按照清宫定例，每天到了天色黄昏的时候，除了各处的太监和在乾清宫东侧"日精门"值夜的侍卫并值夜"侍医"，其他一切男性工作人员，都须完全退出"乾清门"之外。到了这个时候，便有一名"敬事房"的太监绕着"乾清宫"的周围走廊一周，边走边喊上记的九个字。并把"小心"两个字的声音特别拖长，于是各处的太监（如"上书房""南书房""懋勤殿""日精门""月华门"......等处的太监之类），每处都有一名太监站在自己单位的门口，当"敬事房"太监走了过来喊到"心"的时候，他便也随声附和地喊出一个"超长音"的"心"字来。这便是他们一天最后的一次照例"差事"。
我既是痛恨我自己的过去，就得痛恨我过去的自己，同时，我也痛恨这帮由始至终拖我下水的万恶"遗老"。
这种定例，据说是创始在康熙时代。
在我那位陈宝琛师傅推荐了郑孝胥和罗振玉后，在当时，我确曾觉得郑、罗二人是和那些气息奄奄的遗臣不同。尤其是郑在谈天论地时的唾沫乱飞和他那擅长表演的声泪俱下的激昂态度，更是吸引了我，这就是使我对他另眼相待的一个最直接的基本原因。所以，我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就破格地特派他为小朝廷内的"总管内务大臣"，位在旧有的绍英、耆龄和宝熙以及我的岳父荣源之上。后来又添了一个金梁。于是就在那小朝廷的小小范围内，还曾掀起了一场狗争食的小风波。后来在老髦圆融的所谓"陈宝琛老太傅"的居中调停下，我才把这个最不安分的郑孝胥改派为"懋勤殿行走"，同时也把罗振玉派在"南书房行走"。于是，又在陈、罗的呼朋引类下，在"南书房"除了原有袁励准和罗，更添了朱汝珍、景方昶、杨钟羲和王国维等人。这样，把我层层包围在中心的遗老网就形成了完全合围的新形势。一直等我到了天津，还是在这换汤不换药的包围圈中，使我过着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式生活。不但在天津如此，就连我后来从天津而旅顺，由旅顺而长春的汉奸生活中，也是和郑孝胥、罗振玉辈的积极"帮忙"分不开的。
有一天康熙曾吩咐太监到了晚间关门时，必须各自点查一下门上好了闩和锁没有，并须加意预防火灾。于是便相沿成风，经过了一百多年，虽然是每天晚上都照例实行，从无一次间断，但却愈来愈形式化了。到了后来，简直变成为一种完全形式上的滑稽行动。只是随帮唱影地喊出一个"超长音"的"心"字来，便算是完成了"门禁"和"防火"的任务，至于什么"闩不闩""锁不锁"的问题，反倒成为次要的东西了。
我现在再算一算这些遗老曾经怎样包围我的一笔总账。
从这里不独可以看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家长制度的遗风来，同时也可以看出清朝统治阶级，不但是在政治生活上已经腐败得到了臭不可闻的程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是腐朽到了只剩下一个形式上的空壳的地步。从前对于推陈出新曾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赞词，但是这里却可以拿"变腐朽为滑稽"来作为结论了。
例如，陈宝琛并没有赞成我去东北来做日寇的汉奸走狗，可是郑和罗呢，则是不但赞成我往这泥坑里跳，并且还千方百计地替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平心而论，顽固的程度、罪恶的程度，郑、罗比陈要严重得不知有多少倍。至于他们二人则是五十步和百步的程度，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
（4）受过我连累的可怜的太监们
固然是我把陈、郑、罗三人都列在同一类型内，但在同一类型之中，他们三个人仍是有各自不同的地方。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天在御花园和隆裕太后一同散步。那时当太后走路时，照例得有两名太监分为左右搀扶着她。不过是，我在这里非要附带加几句注解不可----太后既非老态龙钟也非腿上有毛病，而是由于以下两种原因：其一是清朝贵族中的一种惯性排场，其次是满族妇女都穿有奇厚的鞋底，没有人搀扶可能会有跌倒的危险。这时，我也在太后的身边走着，搀扶着太后前进中的两名太监中之一，名叫陈德的人，一个不小心踩了我的脚，我便哭了起来，于是这位"爱子心切"的太后，便唤来敬事房，即刻责打了他几十大板。
再说那个臭名仅次于郑的罗振玉，他从见到我时起，便经常不断地向我兜售他的既顽固又荒唐的一贯谬论。例如说："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连年内战，还不是群龙无首的缘故！没有君主，便不可能希望中国的统一。"并且还不惜旁征博引地说："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在它国内有了'天皇'这个中心，有了'明治维新'。"甚至还大言不惭地拿着梦呓当真话来说，而对着我讲："列祖列宗（指我的历代祖先而言）二百余年的'深恩厚泽'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就是到了现在，人心之中仍然思旧。"最后他的结论，也总不外乎是："皇上春秋鼎盛，又为人心所向，将来一定能够'中兴'无疑。"
陈德固然是不幸，但由于他的粗心，踩了皇帝的脚，挨了几十板子，在那封建专制的清宫中，姑且可以算是尚属说得过的事情吧？可是还有比他尤其不幸的太监受过我的连累呢！
所以，就在他当上了伪满第一任汉奸总理之后，虽然在日寇的种种拘束压力下，他不能不把多少年来深藏于心的所谓"计划"，极力加以改头换面和缩小，但是什么"门户开放"和"利益均等"的字样，仍然一度曾出现在伪满当时的宣言内，或是送入到他的记录唱片内而成为永久不可磨灭的铁案罪证了。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渐渐地懂得爱起时髦来。于是，我就经常令身边的两个姓李的太监，到街上店铺里给我买些洋袜子、皮鞋之类的东西。不料事被端康太妃知道，她认为皇帝穿洋袜子、皮鞋那还了得，于是把我叫了去，大声训斥了半天。这还不算，她更把给我买东西的两个人，每人重责了二百大板，直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不能行动，并且还把他们从我身边撵走，罚在"地方"充打扫苦役。
他的胡说本领还不只此。他还经常痴人说梦般地发表他那个自画自赞式的"治国平天下"的杜撰理想，甚至在自吹自擂时，自己把自己感动得声泪俱下。例如说："要想中国能够富强统一，首先就必先实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等'，这样才能使各外国列强在我国西北投资开发，这样才能使中国西北的无限资源，供世界多少多少年之用。开发了大西北之后，将来便可以把'中华帝国'的首都分设在北京、南京和帕米尔高原之上，这样中国的前途，真是洋洋无穷尽的了。"
（5）我曾收拾过太监的"残局"
他还经常好以夏朝的"臣靡"自居，常说"臣靡"年已八十余，尚能逃到有鬲氏那里，终于凭借着有鬲氏的力量，恢复了夏朝，而使少康得到中兴。好个"臣靡"，好个有鬲氏，更好个夏少康！像他这种惑乱人心的胡说八道，我在当时还认为他确有"志气"，确有"见解"，确和一般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不同，确实不辜负陈宝琛的推荐，于是也就把他认为是我的"股肱心膂"人才了！
我由于年岁的增长和所受的唯我独尊空气的"潜移默化"，我的脾气也就与日俱增起来。因之任凭自己的喜怒责打太监的事情，也一天天地多起来了。同时，历代专制君主所经常爱犯的"独夫疑心症"，我也未能例外，发完脾气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疑心生鬼，总害怕受到责罚的人会怀恨和图谋报复。于是，就在察言观色之下，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者，真是除了自己，差不多到了别无可信之人的程度。
郑孝胥更是如此。因为他的虚荣心比陈宝琛更大得多，大得到了形成政治野心的程度。他是不以有名无实的"太保""太傅"之类作为满足的，而是以积极图谋恢复清朝封建统治，而使自己能成为"中兴功臣"为一贯梦想目标。例如，在他的出庐第一炮中，就是以怂恿我勾结吴佩孚开始的。他不但经常吹嘘他的拉拢吴佩孚之功----虽然没有什么效果----还经常居功地说，段祺瑞曾要把某部总长的椅子给他，他都没有接过来坐，只是愿意在我身边帮助我来做"恢复祖业"的"不朽事业"。
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夏初某夜晚，在清宫西北角方面发生了很大的火灾，就在几小时之内，便把"建福宫"附近的"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华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晖堂""香云亭"等地方都烧成一片焦土。
我记得陈宝琛在七十寿辰之前，在毓庆宫给我授课时，他忽然无意中看到了"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两句诗，他便本能地想起了自己的办寿大事，同时也想起了满足自己虚荣的妙法，于是就向我说："臣生日时，就请把这两句写成对联赐臣作寿吧！"他得到我的点头之后，便向他的老同事朱益藩说："皇上在念书时，看到了'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两句诗，就说：'这两句诗恰像老师，老师过生日时，我就把这两句写成对联给老师吧！'既是皇上这样说，就请你把这两句写成对联请皇上照着写吧！"固然在他办寿之日，他对他家中的广大贺客曾做出这样的吹嘘来，我在紫禁城内是无从听见，不过是他对他的老同事尚且如此不老实，那么，对其他贺客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虽然在当时只以"失慎"二字了事，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由于我在"建福宫"西花园内"敬胜斋"小戏台内看了电影，所以才使电线走的火。但是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在那里看电影，而且平日又不开电灯怎么会有漏电之可能？所以，我总疑惑是有某些太监盗窃了其中的古物珍品之后，为了灭迹才放的火，所以尽管在当时并没能够究查出什么原因来，但我对于太监的疑团却愈积愈深。
还有一种，就是顽固纵然顽固，所受的儒学毒素也很深，但他们认为要做一姓家奴也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东西。何妨拿"遗老"之名，博取一个所谓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如什么"太子少保""太保""太傅"之类的头衔。这些有名无实的头衔固然在当时已显得过了时，并且也不会由此而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实惠，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些仍是在死后"出讣文""续家谱"时的"光荣资料"。他们不但是把那些"南书房行走""毓庆宫行走"以及什么"懋勤殿行走"的有名无实的老古董头衔当作是生前必争的事业，就是对于死后的"谥法"，也都是这些位老先生斤斤计较和寤寐以求的最后目标。例如，赵尔巽在死后，就曾拼命托人请我给予他"谥法"。还有康有为在死后，也曾由于我身旁另一派学究们胡嗣瑗等认为康曾"得罪"过慈禧，死后不应"赐谥"，于是康的弟子徐良等，便声言要和阻挠赐谥的老头子以老拳相见。就连我的启蒙老师陈宝琛和那臭名扬溢的郑孝胥等，我都认为他们确是属于这一类的。
不久，又在我所住的"养心殿"东套院的东厢房"无逸斋"的窗户上，有人在夜间塞上了一团棉花，点上了火，幸被另外的太监发现，立即把它扑灭，未致延烧成灾。这时越发使我认为这是太监因为怀恨而干出来的。
有的是因为受了孔家店的遗毒深，在他们头脑之中，再没有一点点空隙来容纳新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恰恰像是书籍中的蠹鱼一个样，完全变成了一些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例如，闻铁路而伤心、见电杆而陨涕的清末某御史；如为了争取给同治立后而以"尸谏"闻名的吴可读；以及到了民国以后尚且在光绪陵墓处"庐墓植树"好几年的梁鼎芬，等等，我认为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因为他们认为甘心去做一姓家奴就是"忠"，清朝就是自己的国家，皇帝就是他们唯一的主人。所以凡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他们的外形表现是：至死不肯剃掉辫子，绝对不肯做中华民国的官......可以说是除了碰到马列主义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科学阳光，他们都是些死不回头的盲目殉教者。
不料却又听到一种完全出我想象之外的怪话：有些太监竟在我背后偷偷传说这次的火，是我自己放的。我听了这样的话以后，已不是再生太监的气，而是害怕起太监来了。我想：太监既是把我恨到这种程度，谁敢说他们不能聚众谋乱或是对我施行暗害呢？我更想：既是如此，倒不如先发制人，把太监一齐驱逐掉。
不过，在当时的成千成百的所谓"遗老"之中，也并不都是同一类型的老古董。也就和他们之中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一样，他们想当"遗老"的心情和动机，也并不是能等量齐观的。概括地说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在我想要决心驱逐太监的前两三天，我真是愈想愈怕、愈怕愈想，简直弄得我连睡觉也睡得不安稳。于是我便对我妻子婉容讲，叫她在夜间不要睡觉，要坐在屋中看守着我，并叫她注意听风，如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立时唤醒我。我还在我床边放有一件应变的武器----木棍以备万一，这时我的庸人自扰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他们为什么要以"遗老"二字来做标榜呢？就是那些在清朝时代曾以"八股文""试帖诗"起家的老翰林，或是享尽了封建时代为官之乐的学究官僚以及一些由人而"进化"成为书中蠹虫的食古不化的家伙，在他们的唯一显亲扬名的老靠山----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在革命浪潮之前倒塌下去之后，他们既无从认识到为什么要革命的起码原理，也未能认识到旧的东西为什么要被淘汰的客观原因，尤其是不可能认识到在今后应走的道路究竟在哪个方向，所以，只能意气用事地在"小我范围"内来否定一切的新东西，来仇视所有的新事物。再加上纲常名教的旧毒素和儒家正统思想从中作祟，结果是在种种不如己意的俨然事实面前，便只能是拿过去曾在殷末周初，因为不肯去吃周家的粟饭，而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来标榜自己，借此姑且作为安慰自己的麻醉剂和提高自己声价的骗人招牌而已。
于是，我就在这两三天的"杯弓蛇影"之后，终于在某一天下定决心，就以看我父亲载沣为名，到当时的醇王府去搬救兵去了。当我把这一决意告诉了我父亲之后，这个胆小怕事的醇亲王，在一起初，大摇其头，只是拼命地劝我先回宫去，慢慢再做商量。于是在他那满头大汗、气急败坏的神情中，我看出了他的弱点，原来他所怕的，就是我赖着不走啊，我就以"如不答应即日驱逐太监，我便待在这里，决不回宫"来做要挟，结果，他屈服了，就由"内务府大臣"通知了当时的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和步军统领聂宪藩以及警察总监薛之珩。他们来了之后，我就请求他们帮助进行遣散太监的工作。他们便都应允了我的要求，表示准备在必要时帮助宫中护军维持秩序和协助办理遣散太监回家的工作。于是，就在当日一天之内，除了在三位太妃及我妻子处留有少数太监，把宫中几百名太监都遣散了。至于他们被遣散之后，如何还乡和维持目前的生活，我是连想也没有去想，只是把他们一概逐出宫门完事。我等到太监都已遣散完毕后，才如释重负，回到宫中。后来由于三位太妃对我说太监太少不够用，我遂把三位太妃处的太监，每处更多留下三十余名。
三、"遗老"和"王公大臣"
一提起"遗老"和"王公大臣"几个字样，我仿佛就觉得嗅到一种霉烂腐臭的气味而感到头痛。北京有这样一句谚语："一度经蛇咬，三年怕井绳。"我真觉得对于"遗老"和"王公大臣"这两个过去的名词有些害怕。当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前半生的无数过错和罪恶，都推到"遗老"和"王公大臣"的身上，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遭连累者"，也决不能把我过去利用他们，倚靠他们的事实，来个干脆不认账。不过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来做客观上的分析，这些位至死不肯剪辫发，或是即使剪去了辫发，但见了我必跪倒称臣的所谓"遗老"----连后来所谓的"遗少"也包括在内，他们的的确确是水泄不通地包围了我几十年，并且是毫不客气地用手捂住了我的双目，使我看不到一些带有新生命的活活泼泼的新事物；同时更是毫不留情地堵上了我的两耳，使我听不到新生命的呼吸和脉搏的声音；还塞住了我的鼻孔，使我辨不出什么是香什么是臭，而且还用有形和无形的"法绳"（家法之法）紧紧地捆住了我的手足......使我怎能不怕这些道貌岸然、别具心胸的遗老！至于那些位所谓"龙子龙孙"的王公和"三代家奴"的大臣，纵然对于我，起不了像"遗老"那样的"向后----转！"作用，但是在"偶像我""神化我"方面，确是起了不少的促进作用。我就是在他们这几十年来的"磕头请安""皇上奴才"的空气中，被捧到高空中以致几乎把我跌死的。我对这帮好像粪里蛆虫一样的"王公"和"大臣"又怎能不从心里怕他们？现在分门别类地先从"遗老"说起。
不料我这种神经质的疑神疑鬼病所引起的驱逐太监的这件事，却被当时各报纸当作一种引人入胜的好材料，竟自把它大加美化，做了好些不符实际的渲染和赞扬，差不多都刊出大字标题，写着"废除了几千年以来太监制度的英明举动"等的字样。真是天知道！我的内心深处所藏的东西，是和这些"英明"之类的字句无有任何相同之处的。可是在当时，我对于这种预料之外的不虞之誉，丝毫也未感到什么受之有愧，反而竟自我陶醉在这些赞扬词句之中。居然也竟自恬然无耻地大得其意，认为自己的这一手，干得很"漂亮"，自己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维新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