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想想，褚时健一辈子都在云南的小地方生活工作，以他的才能，身处任何一个大的环境和背景，应该更能做一番大事业。但是，小地方给了他很好的回报，在新平的糖厂和玉溪卷烟厂阶段，因为山高地远，政治氛围并没有那么浓重，以他直率的个性，还可以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全力施展他的经营之才；到了人生低谷期，小地方固有的温暖人情、仗义扶弱又给了他极大安慰。褚时健注定和玉溪有着不解之缘。
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派了一个司机和私人保健医生照顾他，司机还是以前的张启学，这让褚时健很安慰，人老了，故交更让人踏实。在病情稳定下来后他就让集团把保健医生取消了，因为他觉得既然都已经回到家，身体的事情慢慢养着，不必浪费公司的一份人力。
任新民在褚时健回玉溪后就希望他们搬离烟厂的旧居，到5公里外的大营街去居住，一来他和家人可以就近照顾褚时健和马静芬，二来也可以远离市中心----那里无论是人和物的环境，都太嘈杂了，对于刚刚走出风浪期的褚时健，并不是一个好的居住环境。
从回来的第一天开始，褚时健的家又开始宾客盈庭，热闹情状比他任烟厂厂长时更甚。他虽然更希望安静休息和治疗，但新朋旧识们的到来也给了他另一层安慰：他并不是人走茶凉。到了人生如斯境地，还有人记挂他关心他，之前四年间的所谓争议、审判，他觉得都可以消解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营街在任新民的带领下，已经成为富裕安定的"云南第一村"，而这，都来源于褚时健时期玉溪卷烟厂的扶持。任新民觉得邀请褚时健到大营街度过人生晚年，是对褚时健最好的回报。
家中已物是人非，褚时健觉得离开家远不止四年多这么一点时间。
早年任新民任大队支书，带领大营街大队的建筑队给玉溪卷烟厂修宿舍时，因为保证质量，时间上也快速，让褚时健很是欣赏。他带着建筑队给玉溪卷烟厂修了7年的房子，褚时健对任新民的评价是："认真负责，做事踏踏实实，聪明用到实处。"任新民对褚时健的评价是："做事公正、干脆，实实在在，特别有能力，对玉溪对云南贡献很大，称得上民族英雄。"
在医生的建议下，褚时健保外就医。5月15日，他离开监狱，回到玉溪家中与马静芬重聚。
大营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出了名的贫穷，因为人多地少，人均尚不足三分地，玉溪当地人都知道大营街有五难：吃粮难、喝水难、住房难、行路难、娶媳妇难。"文革"结束，任新民做了大队支书，带着村民们出外打工，情况好了好多。特别是帮玉溪卷烟厂做了几年基建后，大营街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大营街
2001年，褚时健在狱中晕倒数次，最厉害的一次是5月间，他前几分钟还在厨房里帮着做菜做饭，后一分钟猛一站起来，立即天旋地转，晕倒在地。医院检查出他的糖尿病已经到了严重阶段。"我以为我都不行了。"褚时健说。他一个月内瘦了七八斤，如果继续在狱中，恐怕病情只会加重。
大营街真正富起来是在1986年后。在此之前一直用串换的方式得到优质制烟辅料的褚时健想在玉溪本地扶持一些厂家生产辅料，一来烟厂可以更便利地得到辅料，近距离控制质量，二来也能扶持一些本地企业。玉溪卷烟厂需要的辅料量很大，对于任何辅料生产厂家来说，它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米饭班主。因为对任新民的信任，褚时健当时在大营街的三个村扶持了滤嘴棒厂、水松纸厂和铝箔纸厂。玉溪卷烟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其固定业务也提携着大营街大踏步向前。在90年代初期，大营街又发展起了家具厂、铜材厂等大型乡镇企业。到1995年，大营街乡镇企业总产值超过了10亿元，成为云南省村一级行政区划中产值过亿的第一个村。
谁能想到，硬梁寨子竟是褚时健命运的下一站。
因为富裕，任新民在大营街建立起了"理想国"。大营街的幼儿进入幼儿园吃住都免费，每年春夏秋冬免费发给四套衣服。学生进入中学、中专、大学都会给予奖励。住房方面，大营街的民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施工、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五统"政策，人均居住面积达到50平方米。而且在大营街，职工54岁就可以退休领取退休金，最高可达11000多元，每月还可以领取150~500元的养老金。
褚时佐跟褚时健说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新平临近戛洒镇的水塘镇硬梁寨子，当年褚时健在新平做红糖厂副厂长时常去那里看甘蔗的种植，如今褚时佐就决定到那里承包农场种冰糖橙。
任新民一直说，大营街发展得这么好，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政策好，另一个就是因为有褚时健。于任新民而言，褚时健不仅是大营街的恩人，还是与他个人一直互相欣赏的忘年交。外界一直说任新民是褚时健的干儿子，他从来不主动去说明。在他看来，褚时健出手扶持，让大营街改天换地，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干儿子"的身份实在过于简单了些。"以前他在烟厂，要报答他的人太多，他也不需要。他遇到了难处，正是我们表达心意的时候。"任新民说。
再之后的几次探监，褚时健和褚时佐聊天的内容就全是有关冰糖橙的了。褚时健心里又记挂上了一件事，再出门到山上或操场上散步，他便开始用步伐计算果树之间的株距和行距，心里再算算一亩地的投入与收成。
褚时健答应了任新民的安排，自己已经不是烟厂的一员，远离烟厂未尝不是好事。
褚时健来了兴趣，他建议弟弟大量种植这种橙子。"资金不够我可以托朋友帮忙凑点。"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做，我能出去更好，不能出去，就算是支持你了。"
任新民在大营街自己开发的一处别墅区为褚时健安排了一幢两层楼的别墅，因为褚时健坚持要买，任新民便让财务算了一个极低的价格给褚时健，让他象征性地买下。褚时健住进房子之前几天，任新民在家和自己的妻子念叨，说房子太新，恐怕有些湿冷。他和妻子商量：我们两个先进去住几天，把炉火点一点，房子暖了再让他们住进来。
褚时佐告诉他，是原产湖南的一种冰糖橙。
于是任新民和妻子带着简单行李在新房子里住了一星期，打扫了几遍，开了几天窗，炉子上的火点了几天，感觉房子已经有点人气了，才安排褚时健住进来。
褚时佐一次带了些橙子来看兄长。80年代，因为华宁成立了云南第一家柑橘研究所，大力发展柑橘种植行业，褚时健便介绍弟弟也去引一些果苗到新平种植。这些橙子，正是褚时佐从华宁引进的一种原产湖南的冰糖橙。褚时健切开尝了尝，很是清甜，有一种别样的果香。他问褚时佐："这个品种很特别，和别的橙子不一样。是华宁的果苗？"
褚时健就此在大营街安下家来。
弟弟褚时佐也带着侄子来看他。褚时佐在新平一直做种植和养殖，80年代初期还做过新平县戴着大红花接受表彰的第一批"万元户"。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工作期间，因为强调家属不要沾自己这个厂长的光，褚时佐和兄长很少往来，加之一个在玉溪，一个在新平，兄弟俩有很多年都没有坐下来好好说过话。现在褚时健身陷囹圄，倒让他们有了一些聊天的时间。
任新民显然是一心要报答当年褚时健治下的玉溪卷烟厂对大营街的一力扶持，他不仅把褚时健邀请到了大营街，后来还把与褚时健同案的罗以军和乔发科也安排到了大营街居住。尽管烟厂许多老职工在电视上的审判现场看到总会计师罗以军指证褚时健而对他愤愤不平，但几年后，他们在大营街又看到了褚时健和罗以军在街边偶遇时停下来聊天的场景，大家也都释然了。
所有人都看到了一点希望。
2003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再次获得减刑；2004年，褚时健获准假释。
2001年，因为褚时健在狱中的表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刑事裁定后，将他的刑期减为17年。
一段刻骨往事，总算关上门扣上了锁。
这一切，褚时健都知晓，但他只能在监狱里孤独地数着日子过。对于一个闲不下来、热爱做事情的人，监狱的确是最大的煎熬。人的心情直接影响身体健康，在心情苦闷特别是孤独的情况下，褚时健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还得了一次带状疱疹，疼得他难以忍受，觉得自己这次可能扛不过去了。但很幸运，他又一次扛了过去。不过，糖尿病的各种症状已经开始在他身上出现，向来健康好动的褚时健人生第一次有了无奈和无力感。
朝着圆满目标向前一步
出狱后的褚时健身体状况一直很糟糕，70多岁的他比60多岁时消瘦了太多。尽管已经出狱，家中也只有他和老伴儿马静芬，夜深人静时两位老人相对而坐，难免显得孤清。
"让她跟你姓吧，我写信问过老头子了，他也是这个意思。"有一天，马静芬对任新民说。于是，圆圆有了一个新的大名：任书逸。
身边的人都看得出来，他的身体健康医院还能帮上些忙，但心情的低落却谁都使不上力。
外孙女圆圆在1997年就被任新民接到了家中，视同己出。家中巨变后，十来岁的圆圆已经没有人照顾，无论烟厂还是大营街的人说起圆圆，都很唏嘘，父母离异、丧母、爷爷奶奶失去自由、孤单一人。圆圆的生父后来告诉她，自己当时第一时间就想把圆圆接走，但考虑褚时健、马建芬两个老人丧女之后，恐怕再难承受外孙女离开的局面，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此种情况下，任新民几乎是毫不犹豫就把小姑娘领回了家，让她像一个小女儿一样在自己的大家庭里生活。为了让圆圆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在圆圆念高中时送她去了广东一家私立高中。任新民的计划是先让圆圆在广东念几年，大学时把她送出国留学。
儿子褚一斌在新加坡知道了这一切。在父亲牢狱之灾的几年，褚一斌也过着不稳定的生活，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几地颠沛流离。国内的一切似乎和他越来越远，女儿褚楚和母亲在广州生活，平时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但毕竟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不用太担心；老父亲和老母亲那边，在最糟糕的消息过去后，依然没有太多好消息传来。褚时健出狱后和儿子的每一次电话里，褚一斌都感觉父母的状态不佳。这时，他的第一个儿子在新加坡出生，他觉得找到了安慰父亲的最好方式，赶紧一个电话打到玉溪，告诉褚时健："您有孙子了！"
马静芬说那个时候她不敢去想褚时健到底能不能回来。"政府怎么安排，我们怎么遵守。"她说。两个老年人，对未来又能如何企望呢？
褚时健果然非常激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有多重啊？"
她做主并操持将女儿的骨灰正式入土安葬在距离玉溪较远的昆明郊区一块墓地，在场的人都对当时马静芬坚毅的神情留下深刻印象，"老太太不是一般人"。
褚一斌迅速安排了一次褚时健、马静芬和孙子的见面。在深圳，褚时健抱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孙子。他向来以宠爱第三代被亲友共知，在孙女褚楚和外孙女圆圆都不在身边多年后，褚时健又一次感受到了自己血缘传承的幸福感。
尽管监狱方在生活上很照顾褚时健，但监狱就是监狱，更多时候，他是一个人孤独地在图书室里想各种事情。想得最多的，是老伴儿马静芬和外孙女圆圆。马静芬已经在1998年从河南被移交到云南。1999年，褚时健被判刑后，马静芬被允许回家，指控她的罪名是"投机倒把"，但新的刑法里已经没有了这一项罪名，她就这样被不了了之地放回了玉溪卷烟厂曾经的家中。四年多的牢狱生活，马静芬苍老了很多，但所有见到她的人都感觉到她的平静，不哀不怨不怒。褚时健曾经说起当年喜欢上马静芬的一个原因："大大方方，不像那些小市民。"琐琐碎碎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已经把马静芬的原生气质磨灭殆尽，但家庭发生的巨大变故，又激发出了她骨子里的大勇和大气度。她自己把平静归功于在监狱里看了不少佛学书籍，有人说她在监狱里不吭不声，有空就默默练功是因为疯了，她也不做太多辩解。她被保留了烟厂退休职工的身份，工厂有些福利还是照常发给她，但她从来不去领取。她只安静地生活，沉默但有力量地每天过着平淡生活。
褚一斌后来每逢假期就把孩子带到褚时健身边，他说，只要孙子孙女们在身边，感觉老父亲的精神要爽利得多。
他的确是个特殊的罪犯，第二监狱因为他显得很是热闹，几乎天天都有好几拨人申请来看望他，其中不乏社会知名人士。老朋友们更是三天两头都有人来，邱建康、任新民还有司机张启学和小丁，都是隔一阵子就会到监狱看望他。当年在业务上有往来的商人们也来探望，走时还悄悄留点钱给他，褚时健也没在意，随手就把钱放在了图书室的书架上。后来他离开监狱时，把书架上的那些钱拢过来数了数，竟然将近100万。联想到他的罪名，此情状颇有些讽刺。
总要做点什么
从走出监狱那天，褚时健就打定主意要做点事情，尽管他的"监外执行审批表"上写着他的病情是：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Ⅱ级、陈旧性心肌梗死。他已经离不开胰岛素，药片也一天不落地必须吃。但他还是坚持要做点事情，一方面是他天性中的闲不住，每天无事可干让他浑身更不自在。马静芬说，如果没事可忙，褚时健能在家里楼上楼下来回十几趟。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在玉溪卷烟厂发展到巅峰的时候他被拽下领军人的位置，心里还有许多宏图没有完成。这些宏图最核心的内涵当然就是人生的"成就感"。褚时健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伴随着这三个字，这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亦是他的精神支柱。他需要通过做事，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
有了一点自由活动的空间，褚时健便在不用值班，也没有人来探望的时候，常常往监狱后面的小山上走走。山上有一户人家，大概是帮着监狱干点活儿的。褚时健发现这户人家后，每次散步就走去他家聊一聊，有一次聊高兴了，还把这户人家养的鸡杀了一起吃了，因为褚时健说他做的辣子鸡很好吃。
马静芬的回答要实际得多："我们要吃饭，要养外孙女。我还有烟厂发的退休工资，他什么都没有，坐吃山空怎么行？"
他平时的工作就是整理图书室的图书，登记一下借出和还回的书名。因为还有一名小伙子经常帮他的忙，所以这几乎是一项若有若无的工作。不值班的时候，他很喜欢到监狱后面的山上去走走，这也是给予褚时健的特殊权利，允许他在两三平方公里内自由活动，但必须要有人跟着，因为担心褚时健想不开做冲动的事情，监狱方无法交代。
周围的亲友大都反对他们再出来做点事，统一的理由都是："年龄"。而且在他们看来，钱不是问题，有太多人伸着手愿意帮助当年威名赫赫的褚老板。
最开始的探监不容易，冯德芸第一、第二次去，申请了差不多一个月，探望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在边上监看，见面气氛并不轻松。但慢慢就越来越放松了，监狱的管理人员不再跟着，有时他们还能和褚时健聊上两三小时，这大概和褚时健的情绪平稳也有关系。冯德芸有时会拿上几条烟和十几箱自己村里种的水果给褚时健，他们的褚大爹一般会让他把水果留下，烟带回去。因为他的小房间里已经放了不少烟----在探望他的人群里，烟草界的人占了大多数，他在这个行业的威名一直都在。水果他会留下，然后回头招呼给自己做饭的小伙子或者狱友：搬几箱走！拿去吃。
褚时健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年龄，但所谓的寿命、晚年，都是一些未知数，他已知的是自己迫切要找到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忙碌的生活状态，如果闲下来，"我会病得更严重"，他说。
犹如当年被打成"右派"，褚时健在很短的时间内协调了自己心态一样，这一次，他对生活的钝感力再度帮了他的忙。
做什么呢？有烟厂邀请他做顾问，一年给出的顾问费就不低，他没有一丝考虑就拒绝了，既已离开，就彻底告别。"何苦回头呢？"他说。在他的案子之后，全国掀起了关于国企领导待遇的激烈讨论，最终关于国企领导年薪制的申请报告被递到了朱镕基总理的办公桌上，朱镕基大笔一挥，从此一改国企领导低收入的局面。许多人都认为，这样的变革多少和褚时健有着关系，但他本人却做了牺牲。
老家矣则村的村委会主任冯德芸带着几个同乡拎着水果去监狱看他，说："褚大爹，你要保重，千万不要有什么不好的想法。"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家乡人、自己童年玩伴儿的儿子冯德芸，摆摆手。"不会不会！"他说，然后用云南方言狠狠地撂了一句："搁球不住（我心里才不放这些事情）！"
21世纪最初的几年，矿山的开发也是一门生财之道。褚时健也被建议不如去搞搞矿山开发。可是，这是一项高投入的生意，"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只好作罢。
他生生地咽下了自己的不平之气，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或者可以做做小的生意？马静芬回到玉溪后，在任新民帮助下，曾经承包了大营街的20亩地种植百合花。这是她擅长的事情，而且云南气候适合种花，百合花长得很是不错。到花开的时候，她就请人拉上成捆的鲜花到昆明附近著名的斗南花卉市场去卖。种花赚不到什么大钱，只有小小的利润，但马静芬倒也很知足，因为总有点事情忙，不至于每天想东想西。就这么做了一两年，褚时健回到玉溪后，觉得种花不痛不痒地做着意思也不大，就把地退了。
褚时健历经风雨几十年，意志力在风雨里锤打了几十年，他显然不是一般人。仅仅几天后，他就平复了自己的心情。"既然是全国影响最大的经济案件，我觉得我上诉也没用，也没有任何意义。我70多岁的人了，能活几年？不折腾了。好好把监狱日子过平静，也就算了。"
褚时健又想着是不是可以去卖卖米线，但很快也打消了念头。玉溪街上一个卖米线的摊档，一碗1元钱的利润，一天大概能卖上千碗，天天出工的情况下一个月平均能挣3万元。但卖米线耗费的精力太多，褚时健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而且米线摊搞连锁不容易，很难标准化。这显然不是褚时健要做的事。
所以判决后的最初几天，他的心情无比沮丧，每天吃饭、休息都显得困难。监狱方其实对褚时健很照顾，正式进入监狱后就安排他做了监狱图书室的管理员，住宿就在图书室上面的一个小单间；因为考虑他年纪比较大，还安排了一个小伙子专门给他做饭。褚时健知道，这不仅仅是监狱方对一个老人和曾经的国家经济建设功臣的照顾，一定还有外面自己曾经的下属和朋友们的各种奔走打点。
把眼前这些似乎能涉足的行当都排除后，褚时健还是把心思落到了在监狱时和弟弟褚时佐谈过的冰糖橙种植上。从新平糖厂期间对甘蔗的种植，到玉溪卷烟厂期间对第一车间烟叶的种植，褚时健天然对土地有着亲切感，也有足够的自信。"做什么事情，如果心里没有把握，就不要去做。"他说。尽管几乎没有种植橙子的具体经验，但对于土地、对于农作物的种植，他心里是有数的。
无期徒刑，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包括褚时健自己。"我预估过好几个刑期，从没有想到是无期徒刑。"
"是不是随便搞个三五十亩种种算了？不要搞那么大。"无论是身边的任新民还是远在新加坡的儿子褚一斌，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希望褚时健有点事情做，但也只是希望这点事情打发打发时间，如果要来真的，他们就觉得实在没必要。"何必累着？"褚一斌说。
狱中
判决之后，褚时健放弃上诉，他被送入云南省第二监狱开始服刑。
但褚时健当然要来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