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职工在下面悄悄地说："厂长的心还真是硬......姑娘刚死......"然后就马上被其他人喝止："没看厂长都开始穿黑衣服了吗？人家想什么要告诉你？！"
领导们都在谈对褚时健的评价，但褚时健没提到自己。他依然在谈未来企业的发展，这是他擅长的话题。
一直很爱穿灰色西装的褚时健，在1996年的正式场合上，很少再穿灰色，更换成了黑色。
褚时健的发言依然是他个人的特色，他说："我们企业现在并没有达到顶峰，而是在蒸蒸日上。我希望集团久盛不衰，但是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强大的对手。就原料、技术、管理水平上看，我们有坚实的基础......我个人对集团发展充满信心......"
关索坝工程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超过4000名建筑工人三班倒换着不停地在打造褚时健内心的理想工厂，80亿的新设备随时待命准备入驻。再过一年多，这里就可以全部竣工。
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郁源培说："褚时健作为带头人，多年来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
只是这一切，极有可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时间进入1996年1月，红塔集团召开了董事会。会上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说："褚时健同志善于抓住机遇，勇于拍板决策，带领全厂干部职工真抓实干，使玉烟有了今天的辉煌......"
最孤独的时候
之后的一年，褚时健的工作一切照旧，他依然偶尔选择在换班时间到车间去走走，看看工人们做得怎么样。只是工人们觉得厂长和以前的确不一样了，以前爱在裤兜里揣一把花生，走路时走着走着，看见路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就一脚踢飞它。现在厂长似乎不爱说话了，走路也缓慢了很多。褚时健怎么能和以前一样呢？即便是旁人看他的眼光，不也彻底变了吗？
1995年，红塔集团得到好消息：连续六年在国家统计局按利税总额排序的"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名列前十强、1995年度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第二名。
他依然接待外宾，还见到了一次左天觉。老朋友见面，褚时健显得特别高兴。更多时候，他喜欢叫上张启学，把车开到烟田去，在那个地方，他能待上很久。张启学说平时厂长已经不爱说话，唯独到了烟田，他能拉上张启学说上好多。
这是褚时健人生中最脆弱的一刻。骨肉分离，人生至痛。他经历过兄弟的死，经历过父亲的死，经历过母亲的死，但如何能经历女儿的死？！褚时健的内心被彻底击倒了。人生走到68岁，他第一次深刻体会了什么是"内心滴血"......
他有时候很想拉上红塔集团成立后新加入的工作搭档们去烟田看看，玉溪卷烟厂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玉溪卷烟厂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他希望年轻人能掌握要义，这样红塔集团才能一直保持发展的步速。但他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他想的一样，对玉溪卷烟厂、对红塔集团，对他和同事们是一条走过的布满荆棘的路，值得一再养护；在更多人看来，则是现在的风景。
褚时健见到律师马军，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一直掉眼泪。"我对不起姑娘，她一直喊我退休了、退休了。映群自杀了，我对不起姑娘......"马军说："厂长的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褚时健曾计划在关索坝工程完成后，继续提高工厂的生产能力，把名优烟的质量、品牌再次提升，特别是历史不长的玉溪烟，作为定位最高档的香烟，它的发展显然没达到褚时健的满意程度。他把这个发展阶段称为第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让玉溪卷烟厂摆脱困境，第二个阶段是技术改造，搭建软硬件。前两个阶段他花了17年业已完成，随着关索坝工程的落成，他本可以开始第三个阶段的拼搏。
"我女儿一定不是自杀的。"马静芬一直这么说，"她是生病了。"
但在1996年，关索坝工程落成的那一年，他已经陷入了各种被调查之中，烟厂的很多事情都已经无力顾及。
她离世时，她的母亲马静芬就在同一个看守所里，但却浑然不知。她不知道那个和父亲一样长着异域色彩的鼻子、神情和自己很相像、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偶尔和自己吵吵嘴、给自己生了一个漂亮外孙女的女儿，已经和自己天人永隔，而且就在她的眼皮下。直到两年后，她见到了律师马军，才知道一切。
他不时挂念老伴儿，新厂区门口摆着的五针松就是马静芬用烟串换回来的，但这恰恰也是她被带走接受调查的原因之一。褚时健每次带客人参观新厂区，经过这些五针松，心里都要被刺痛一次。
褚映群出生于1956年，离世时只有39岁。所有了解当时内幕的人都对她去世时的情景三缄其口，并非忌讳，乃是不忍。褚映群的过世只留下几个让人心酸的细节：两行字的遗书、粉红色的棉衣、冬天、看守所、异乡河南......
"调查就调查我，你们莫搞我老伴儿了。"褚时健有一次几近失控地对调查人员说。
褚时健当天就在令狐安家的客厅里得到这个消息，专案组正好打电话过来。褚时健几乎当时就崩溃了，在老熟人令狐安面前，褚时健痛哭失声。这是褚时健成人后第一次在人前失控。
但任何人都看不出他心情的起伏，他不对任何人讲，也没有什么人敢问他。那个时候那种情况，人与人之间的屏障似乎不可逾越。但如果有家人在身边，也许又会有些不同。但褚时健恰恰没有，儿子褚一斌远在东南亚，听说家里出事，好几次买好机票准备回国，身边的朋友几乎要把他捆绑起来才拦下了他。即便褚时健，这时也不同意儿子回来，伤痛，不敢再有第二次。孙女褚楚和妈妈生活在广州，褚时健每次到广东出差都会去看看小孙女，但现在也有心无力了。最让他难过的是圆圆，在亲戚家暂住的外孙女已经10岁。家里的一切，其实她都懂了吧？
痛失爱女
1995年12月，亚热带的玉溪也很冷。从河南传来噩耗，褚映群在看守所自杀。
褚时健每每想到这些，只能在家中沙发上静静地坐一会儿，让自己平静下来。1996年中秋，马静芬已经被带走一年。律师马军去探望褚时健，楼下司机小丁和小丁的爱人在看电视。马军走上楼，刚进门就心酸不已，褚时健独自一人半躺在床上，卧室里的电视开着，他显然没看，也没睡着。马军军人家庭出身，本也铮铮铁骨，但那一刻，他只想流泪。
工作还是要继续，尤其是那么密集的工作。很讽刺的是，在马静芬被带走的几天后，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的成立大会召开，会上宣布褚时健同时任两个集团的董事长。他依然是往日的神情，没有人看出他在想什么。
中纪委对云南烟草系统，主要是对褚时健的调查是漫长的，恰恰是这个漫长期极其折磨人，对褚时健是这样，对中纪委调查组的人也一样。在通海一个烟田种植村，调查组的人在村里询问了系列有关褚时健的问题后道别时，村主任对调查组的人说："同志，本来你们这么远来应该请你们吃饭。但你们今天这个意图，我们就不想请了。褚厂长是好人，你们莫整他。"
马静芬和褚映群都被关押在河南，但她们俩不能见面。褚时健想到这里，心里尤其痛苦。马静芬不在家，他觉得家里不只是少了一个人，还有所有有关家庭的感觉。司机每天都陪着褚时健，他越来越沉默。
1996年，玉溪红塔集团继续高速发展，工厂里生机勃勃；但生活的另一面是，面对中央的调查，所有人似乎都开始惴惴不安，似乎都在等待一天的到来，那一天是好是坏？谁都不知道。
褚时健幸或不幸？在这个行业浸染了十几年，荣耀辉煌经历之后，没想到路的前方等着他的是让他不堪忍受的景象。
边境被扣
1996年12月，褚时健打算到新平去散散心，那个他待了将近20年的地方，总给他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感觉。但因为新平领导知道后准备隆重接待他，一心想安静的褚时健决定临时改道去红河州的河口走走，同行的都是他身边亲近的人：司机、助理、朋友。
褚时健也感觉到了压力，那一段时间他变得有些沉默，在家也很少说话。烟草这个行业，本身就带着原罪，加之国家又实行专卖，在这个行业挣到钱，拿到高额利润，成就感大抵也是要打折扣的。褚时健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他只是一个纯粹的企业经营者。当命运安排他进入这个行业时，他并没有对它另眼相看，只是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就如他自己所说："闷头在做。"十几年过去，猛然回头看一看，他才醒觉自己一直行走在悬崖边，看尽人间百态。烟草，的确就是高危的行业。
河口是云南省红河州的一个边境小县城，和越南的老街隔红河相望，一条中越大桥连接两地。
所以，褚时健难以避免地陷入了各种调查之中。在一种"先假定有罪，然后取证以证明无罪"的调查过程中，被调查者的日子显然不好过。
其实中纪委已经对褚时健下了限制令，不允许他离开云南，特别是境外和港澳。但大家都对河口没有想太多，云南本身就是边境省份，去境外且当天来回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赶一次集，来来去去早就习惯了。褚时健其实是有足够政治理解力的人，但也许所有的敏感都放在了商业上，他却生性对政治不敏感，所以想到以前去过的河口老街，安静中有一份活力，他就想到那里去走走。
显然，调查的矛头已经越来越逼近褚时健。马静芬之后，接着就是已经人在商场的褚映群，在她被送到河南的看守所后，新华社的报道称她"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但直到最后，在法律上褚映群依然没有坐实罪名，因为在那个年代，倒卖烟是合法行为。在父亲褚时健的了解里，女儿的确与他人合作倒卖了香烟，并不存在"索要钱财"。
几个人几乎是空着手走向边境检查站要求办理短期过境手续的，有了这个手续，他们就可以去河口老街逛一逛，然后就回来了。
然后就出了河南林正志的案件。这件事直指褚时健的枕边人：马静芬。最直接的事件是马静芬用烟与河南三门峡烟草公司串换了几盆价格昂贵的五针松盆景。在串换这项经济行为里，有太多所谓的"漏洞"可抓。在没有完善的法规政策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被赦免，一切都可以被提起罪名。玉溪卷烟厂绿化科科长马静芬正好就处在这个政策真空之中。
边境检查站的人的触角显然比任何人都要灵敏，中纪委的名单其实早就下达到了各边检站。但褚时健出现在边检站的门口，几乎在同一时间，消息就传递到了云南省纪委，紧接着便马上到了北京。
大概因为阎建宏案影响太坏，而且烟草行业是出了名的利益集中的地方，红塔山那几年的财富形象又实在太深入人心，中纪委这次到云南后的调查力度之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褚时健作为玉溪卷烟厂的负责人，自然首当其冲。
当褚时健发现情况不对时，简单说了句："我明白了，我不适合办，那我们就不去了。"他转身正准备往回走，边检站的工作人员伸手拦住了他："褚老板，先别走了，我们领导想和您坐坐。"
普朝柱自信云南省的领导干部没有以权谋烟的行为，他自己就很清白干净；褚时健也自信这么些年自己从来没有在对方许可证不全的情况下乱开出批条。的确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来批烟，而且手续齐全，在需要的量不是很大的前提下，褚时健有时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批了，但他总是会说上一两句："娃娃，懂点事，莫要把你老父亲害了。"
一个正在被调查的人出现在边境，这个嫌疑显然太大了。
无论是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还是褚时健，都没太在意这件事，因为以往中纪委和审计局也有例行检查的时候。所以普朝柱仅仅和王德瑛见面吃了一顿饭之后就下去检查工作了。褚时健则是中纪委到工厂后第二天才赶到，因为办公室通知晚了。
褚时健就此失去了自由。
1995年初，国家审计局派出工作组进驻玉溪卷烟厂，深度查账。
家中监视居住
在河口短暂扣留几天后，中纪委的人带着褚时健转移到昆明附近的安宁，继续扣留。其间，除了无休无止的问话，还是无休无止的问话。
中纪委索性将调查从贵州延伸到云南，直接的目标就是云南烟草系统，中纪委的王德瑛副书记带队到了昆明。
一个月后，为办案方便，褚时健被送回玉溪，在烟厂生活区家里监视居住。小楼有院子，褚时健可以出来散步，其余时间都在小楼内接受问话。
事出有因
1994年，中纪委接到举报，检举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的夫人，时任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阎建宏贪污及收受巨额贿赂。中纪委立即派工作组进驻贵州，一查再查，牵出了阎建宏的系列犯罪活动。在系列罪名中，有一条是阎建宏利用自己和丈夫的职权，通过云南烟草系统的领导，在玉溪卷烟厂拿到了1000件红塔山香烟的批条，转手倒卖指标后得到40多万元的分赃款。这一条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关于领导子女亲属利用职权受贿、谋取经济利益的事一直都有人举报，红塔香烟一张批条价值上百万上千万的也早有耳闻。
关于"褚时健准备出逃，在边境被抓"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玉溪城里掀起震动。任新民在大营街自己的办公室里得到了消息，他哭了。
冷静下来，他细想一下，其实不祥的征兆早就有了。
厂里的职工经常到小楼的院墙外看看厂长，因为不能说话，只能放下送给褚时健的东西就走。他们看到散步时的褚时健，似乎没有太多异样，依旧像平时一样走来走去，只是走得慢了很多。
事情显然很糟糕了。
丁连祥在1996年新年前曾和褚时健约着一起在戛洒抓鱼，他等了一个月也没见褚时健从玉溪来。他的小儿子是在褚时健身边工作的，也没有电话打到家里来，好像消失了一样。丁连祥在戛洒觉得不安生，褚映群自杀的消息传到戛洒时，丁连祥和家人都哭了一场，自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怎么就死了呢？他和老伴儿在自家后院悄悄给褚映群烧了点纸，算是告慰一下映群的亡灵。丁连祥越想越不对劲，就带了点自己种的菜坐车到玉溪来找。
褚时健就是抱着"我是说得清楚的"想法回到了云南。
进了工厂丁连祥就听说褚时健和自己的小儿子都被抓起来了。他直接找到褚时健的家，按了门铃后，出来的是一个陌生人。丁连祥看见屋子里有不少人，自己一个也不认识，心里有点害怕。屋里的人问他找谁，他说找褚厂长。对方又问：你是他什么人？从哪里来？丁连祥说："我是戛洒糖厂的工人，以前和褚厂长在一处，今天我来给他送点苦菜和紫甘蓝，他喜欢吃这个。"屋里的人说："吃的就不用了，人快走吧。"门口看守的人大概不落忍，问丁连祥："你从戛洒来？有多少公里？"丁连祥说："要170多公里，看了他我就回去了。"门口的人说："这么远不让你见也不合理。可以见，但是一不准握手，二不准多说话。"
香港的朋友都劝褚时健不要回去了，他们预感褚时健回到内地将会面临危局。褚时健摇摇头："我肯定要回去，我老伴儿还在那边，不回去不行。我不怕，我是说得清楚的。"
丁连祥赶紧答应了。
马静芬被带走时，褚时健正好不在家，也不在玉溪。他正好从美国出差回来途经香港，按计划要停留几天。玉溪的同事很快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褚时健。褚时健听到老伴儿被带走的消息，大脑有些空白。女儿被带走的消息传来时，他固然震惊、难受、着急，但他总觉得仅仅是个调查，很快映群就会没事的。但这一次是老伴儿，是已经62岁、与自己相伴业已40年的老伴儿。
一会儿，褚时健被几个人从屋里带了出来，丁连祥一看，心里早就明白了。他本来想问很多话，但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说："厂长我没什么事情，就是来看看你，你千万保重身体。"褚时健也没多话，只点点头。丁连祥随后就告别了，他走到院门口时，褚时健喊了一声："丁连祥，你经常上来耍嘛！"
9月，不幸猜测被言中，中秋前夕，河南警方将马静芬从家中带走。
丁连祥觉得自己有点走不动了，他在院子里停了停，抹着眼泪当天就回了戛洒。
此时，玉溪卷烟厂已经一片哗然，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位当年的职工说，当时想的是：不会牵连到厂长吧？
定罪
1997年6月，中纪委决定将褚时健移送司法机关。他被从玉溪移送到了昆明的云南省看守所。
8月，褚映群也因同样的案件从珠海的家中被带走。
1997年9月，专案组决定异地看守褚时健，将他从云南省看守所再次移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南京看守所。直到1998年1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时，褚时健又才被送回云南。
5月，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因为牵涉林正志案，被河南警方从昆明带走。
云南省检察院对褚时健提起诉讼的罪名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出事
1995年3月，一封递给中纪委的检举信让河南三门峡市爆出一起投机倒把案，主案人是一个叫林正志的河南人。
褚时健作为玉溪卷烟厂的厂长16年，玉溪红塔的董事长1年，17年间，玉溪卷烟厂的卷烟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共实现利税9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3.93%，最高年份达到222%。在褚时健治下，玉溪卷烟厂做到了一公斤烟叶最高时为国家贡献225元利税，而即便是最接近玉溪卷烟厂利税高度的同行，最高时也不超过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