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为闲置的资金找出路，发挥它的效用；一方面也要继续扩大发展玉溪卷烟厂，我们那个时候处在全国第一的位置上，不进则退，只能往前走，不能停步不前，更不能后退，因为全国人民都看着你。所以我们决定投80亿进行新工厂的建设，这就是关索坝的工程。80亿的预算投资，光是进口设备就是4亿多美元。完整的一条生产线，制丝、卷烟、包装，一下就把生产能力扩大了两倍。
做事终究是难的，特别像我们那个时候，很多政策都不明朗，新旧体制交替，做企业领导的，往往左右不是。要么你干脆不做事，明哲保身，要么你就要鼓起勇气闷头往前闯，不小心前面就是一面墙，撞个头破血流。唉，难哪！
结果出了麻烦。
做事情哪，有所为有所不为。投资的多元化项目，我们不懂行，只投资不参加具体管理。烟草配套的生产项目，我们懂，就参与管理，发挥自己的长处，藏起自己的短处，这样你才不吃亏。
新厂房在热火朝天地建设，工地上四五千人，三个班、24小时地干活儿。突然国家计委通知我们停掉这个工程。这个咋个停？停不得嘛！而且国外设备都订了，如果毁约，按国际惯例，要罚我们总价的15%，那就是五六千万美元。这才真是闯大祸了，一旦果真如此，我的罪名就是给国有资产造成重大损失，追究起来就不简单了。
还有一些围绕卷烟生产的配套工程，我们最开始的一些辅料，卷烟纸啊丝束啊滤嘴棒啊都是通过串换或者进口。后来我们自己有经济实力了，也想着是不是干脆在玉溪扶持本地企业来做，质量我们帮着把控。所以，大营街就这么发展起来了。我们在大营街几个村分别扶持了几家企业，各自承担一部分辅料的生产，算下来，比以前进口时便宜了30%。大营街赚一半，玉溪卷烟厂赚一半，就这一半大营街就富起来了。直到今天这些工厂还在生产。
我们赶紧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是国家计委相关部门把一份20年前的老文件翻了出来，文件上说，扩大生产不能超过原有资产的30%，超过就违规了。但关索坝工程不知超了多少倍。
我们当时搞的那些多元化项目，基本上都赚钱。后来的人东搞搞西搞搞，精力耗费不少，挣钱不多或者干脆没挣。我说："那些补皮鞋的事你们莫做了，一个单车搞个小斗篷出去带带人，这些小生意说淘汰就淘汰，不要做了。"我的意思是既然公司账上那么多钱，要做就做点给公司带来合适回报的项目，不要白耗精力。
我一听心里太着急了，这个文件我连听都没听过。如果按照国务院的14条，我完全合乎规定，谁还会记得20年前有这份文件，更何况20年前我也没听说。但计委的人不认这个，他们只拿着老文件说事儿。
这个项目还闹出了个笑话。我们在两年前已经和国家电力总公司开始合作了，因为电力总公司在国家没批准之前无法贷款，但我们可以用自有资金先干，所以我们先期就投入了30多亿进去，修了两年后项目签字批准了。《云南日报》公布了消息，说大朝山水电站项目获得批准，但大家不知道，其实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两年多了。结果头天消息报道说项目批准，第二天又发条消息说大坝合龙了。闹笑话了，人家说你们怎么建得这么快，一天就把大坝建好了，他们不知道当时政策就是那样。
我只能去找更上一级领导了，好在那时还能找到一些国家领导和他们直接对话。我就去找当时国务院负责管计委的副总理邹家华，我挑了晚上的时间去，想着能安静点说话。我先和他聊了些工厂的发展，说到我们取得的成绩，他问我："发展这么好了，你怎么没想到要把规模扩大？"哎呀！这话就问到点子上了，我赶紧说："邹副总理，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我们发展遇到问题了。"然后我把情况就汇报了，邹家华的第一反应是："你们用自有资金发展，不用国家掏钱，这有什么不让干的？"
然后就是电能的项目。我们的人做了调查，广东正在大发展，需要电，我们西电东送，决定和国家电力总公司合作，投大朝山水电站项目。我当时想，这个项目不污染环境，电力公司参与搞，大坝不会垮，最重要的是，电不愁卖。这个项目两全其美，沿海缺电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钱也找到了出路。
他这句话一出来我的心放下了一半。我又把早就准备好的报告掏出来，说："你事情太多，容易忘记，我们这件事又不能停。你看报告我都拿来了，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字？"邹家华一下笑起来了，他说："你个老褚，你大晚上上我家套我一晚上，原来你是连报告都写好带来了。"我很不好意思，一股劲儿解释我是着急了。邹副总理也是好脾气，也说他是开我玩笑。然后他给我在报告上写了两行字。
先是昆玉高速，这是和云南省交通厅合作的项目。昆明到玉溪这条路当时车越来越多，路很烂不好走，经常堵车。我们红塔集团总公司投入了13亿，很快就把这条高速修起来，现在一年他们的毛收入平均6亿，每年也就五六千万的维护成本，纯收入就是5亿多。
这就什么都解决了。我拿着这份报告去国家计委，他们还笑我："老褚，有事好商量嘛，你怎么通天去了。"我心想我要是不通天，我就背大事儿了。
研究来研究去，这么多钱怎么才能有效地花出去？后来定了交通能源和卷烟生产配套这两个中心，就围绕这两个方面投。其他的我们就不搞了，曾经有人建议我们做PVC（聚氯乙烯）管生产。我说：你也不睁大眼睛看看，广东人搞这个强得很，我们不是人家对手。
哎呀真是处处险境啊，那时我偶尔就想，还是人家做私人企业的比较轻松，就算闯祸也大不到哪儿去。
1994年，我们在外投部分做了很多尝试。最开始我想做汽车，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这么迅速，以后汽车肯定会普及，而且云南曲靖就有一家现成的汽车制造企业，生产品牌叫"蓝箭"的汽车。我当时想，我们资金丰富，一年能生产40万辆左右来卖。1992年朱镕基副总理来我们厂视察，我向他汇报了这件事情。朱总理也坦率，他说："我劝你不要搞，不容易搞好。"他给我分析，说如果是和国外有名的汽车企业合作，还有成功可能性，否则就要失败。我想朱总理代表国务院，他的意见我要听，所以赶紧住手了。好在是听了朱总理的话，后来蓝箭汽车搞到年产6000台的时候就销不掉了。
家里人也跟着我担惊受怕。1994年我已经近67岁了，早就过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但省委省政府一再延迟了我的退休年龄，后来干脆无限期延期了，退休就想都不要想了。我女儿劝了我好几次，说退了算了，总干下去也不一定是好事。
1993年12月，财产关系上隶属玉溪卷烟厂的红塔集团总公司挂牌成立。这个公司和后面的玉溪红塔集团不同，这个公司负责经营玉溪卷烟厂自有资金的外投部分，实行多元化经营，目的就是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和不断增值。
我确实应该回家多照顾一下家庭，之前几十年我都一心扑在企业上，家庭几乎没有顾上。两个小孩一直以来的生活学习，都是我老伴儿在管，她自己身体也不好，想想这些我心里也还是有些内疚的。而且那几年我两个小孩的婚姻状况都不太好，儿子离了婚，孙女被妈妈带到广州去了。儿子去了日本，后来又去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美国、新加坡到处都停过，也是个年轻时比较让我操心的孩子。女儿的婚姻状况也不太好，外孙女几岁的时候她就和丈夫离了婚，自己也从学校辞了职，和别人合作做起了生意。好在她把圆圆留在了身边，我们还不至于太孤单。两个孩子都离了婚，我心里还是觉得是我的责任，我以前顾着工作太多，对家庭比较忽略。到现在我是明白了，实际上一个人的人生乐趣最终都是从家庭里找。
那个时候，中央对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放得宽，有一条规定是企业如果投入什么项目，不用上级主管部门签字，只需备案就可以。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放开手脚了，可以多给玉溪卷烟厂找一些赚钱的途径。
1995年我女儿和老伴儿就都出了事，早知道她们会是那样的人生安排，我应该早一些退休回家，陪伴她们。
那几年我们税后利润平均每年都有60多亿人民币，留五六亿做技术更新和改造，还有60多亿，三年就有180多亿了，所以我们在银行经常趴着100多亿的钱。说玉溪卷烟厂是中国在银行里放钱最多的企业，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别的企业要发展，都想尽办法要贷款，我们不用，自有资金就可以。我那个时候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怎么给钱找出路。
唉，1994年，是玉溪卷烟厂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但1995年我们一家就开始陷入另一种人生。大概盛极必衰，我其实也还是天真了。
1993年12月的时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到玉溪卷烟厂来视察。视察结束后，临上车时他转身和我握握手说："老褚，我知道你们做企业有许多不容易的地方，坚持自己做企业的想法，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我听了心里特别感动，胡书记实在体察民意。1993年玉溪卷烟厂已经发展到巅峰时期，当年创利税达到85亿元，差不多是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但是，同时我也面临了许多对我们企业高速发展的非议，什么说法都有。我自己倒也想得开，做事总是要面临各种议论，除非你什么都不做在家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