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人大都不太了解所谓"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是怎么回事。简单说来，这两项运动都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占中国大多数的无土地农民阶级向有产的地主阶级发起的重新分配土地权利的强制运动。"减租退押"运动里，"减租"是指减少地主向农民收取的地租；"退押"，是地主退还给佃户租种土地所支付的押金。而土地改革则是更进一步的运动，是将地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土地所有权归于国家。
1950年到1953年，是中国改天换地的几年，旧社会要全部打碎葬入历史坟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要顺利地过渡到新的历史阶段。新旧交替以革命的形式来实现，全国上下都投入轰轰烈烈的"辞旧迎新"变革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新的位置，有兴奋的，有忐忑的。这不是一个稳定的时期，社会形态如此，人们的心态也如此。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对旧社会的改造难免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1951年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减租退押和土改工作就是这样。
各种社会改造运动如此频繁地此起彼伏，是褚时健没有想到的。"哪里会想到运动这么多？而且波及面这么大。"但工作实在太忙了，几乎每天都有大事发生，褚时健没有更多时间去思考更深更大的问题。"听党的话跟党走"是那个时候共产党的干部们统一垂直的思想。
风起云涌的运动
1951年，大西南地区的征粮工作宣告结束，但农村更为火热的革命还远未到高潮。在完成了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成分划分后，全国农村又掀起了减租退押和土改的运动。这一次的革命对象，是地主阶级。
完成了征粮工作，褚时健旋即又投入"减租退押"和"土改"的工作中。1952年，因为工作出色，他成为华宁县盘溪区的区长。
又是几月过后，褚时杰牺牲在进藏途中的消息也传来。褚家为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又贡献了一个年轻的生命。那时，褚时健正埋头于华宁风起云涌的征粮工作中，他是华宁县有工作能力、有思想、懂政策的干部，风华正茂、年轻有为。弟弟褚时佐、妹妹褚时英在母亲死后便跟在大哥褚时健身边，"我走哪里就带他们到哪里"。
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这两场运动里，地主阶级是"阶级敌人"的身份，是镇压对象。正因为此，文化水平、出身各异的干部们在执行中央的"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政策时，出现了堪比战争时期的你死我活的激烈场景。抄家、吊打地主、地主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事情频繁发生。
那大概是褚时健自出生以来最黑暗的几天，对于一个不到23岁、没有成家、早年丧父的小伙子来说，母亲意味着世间所有的温暖、希望和归宿，于褚时健而言，还有一份怜惜----对苦难生活中一直坚韧支撑家庭的母亲的怜惜。而今这一切全都烟消云散，他自己的情感世界似乎也塌了一半。本来就不擅长表达感情的褚时健越发不敢直视内心，他本能地让自己变得粗心一些，他尽量不去想母亲，不去想自己的几个弟弟，不去想堂哥褚时仁。生命之痛、之烦恼在年轻的他那里已经慢慢累积成茧，做事，工作，不断地工作，成了他往后的生命里最大的精神寄托。
褚时健的做法不一样。"共产党的干部不能走到这一步。基本人性我们还是要有的。"
仅仅几个月后，只有47岁、内心折磨的褚王氏因为腿上的毒疮，不治而逝......
干部们在带领农民向地主索要土地权利的同时，也要求地主交出财产，即所谓"浮财"。褚时健领导的工作组曾经负责收取一名地主的浮财，有农户指这个地主藏了100两黄金，地主不认："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金子，哪里有？"工作组的成员急了，觉得老地主太不老实，三下五除二就绑了起来，地主急了要自杀，自然被拦住了。工作组的小伙子有冒进的，把老地主带回村里，把磨面的石磨挂了一块在地主脖子上："你给我犟嘴，明天再不老实交出金子，枪毙你！"地主挂着磨盘被绑在柱子上一夜，第二天工作组的人信心十足地带着褚时健去开院子门："今天该是要交出来了！"打开门，地主歪在地上，磨盘斜在地上，地主竟还在笑："谢谢你们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戴过这么大的玉。"
"妈，你们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住？"褚时健问母亲，母亲憔悴不堪，回答大儿子："你兄弟死了，我去干什么？！"褚时健不再问，他能体会母亲的心痛。
褚时健脸沉下来了，告诉手下的工作组同事："你们过分了，哪有这么搞的？"他理解同事们的革命热情，但方式方法的确太过火。
"褚时候从小不太爱和我玩耍在一起，他性格和我不一样，他个性也强，什么事都有主见。我不在家时，都是他帮着我妈。所以他死了，我妈也活不好了。"80多岁的褚时健说起弟弟，有着回忆往事时惯常的平静语气，但他的眼神不期然变了，有些滞然和茫然。然后，他拿起茶杯，喝下一大口。
他没想到还有更为极端的。另一个地主也因为不交出工作组认定的浮财，晚上被工作组的十几个人拎到村口，咔嚓嚓12支枪亮出来对着地主，枪响了，其实是对空打，吓唬地主的；回头看地主，早就吓晕过去。
赶回家的褚时健看见绝望的母亲，听到旁人说起弟弟死前的情形，悲痛不能自抑。母子俩相对饮泣，父亲过世时那种愁云惨雾又一次笼罩着这个家。
"这么搞，达不到工作目的。农民还都同情他，这下人心也没了。"褚时健说。
但怎么瞒得过去？褚王氏得到消息，几乎发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她沿着江流，一路喊一路找，几天时间，几乎走到了开远地界，但儿子的尸体始终未见。
褚时健自己去找地主们谈，给他们讲形势，告诉他们现在的政策就是要没收他们的浮财。如果家里真的有，现在不拿以后也要拿出来，熬几年，吃苦的是地主自己。
周兆雄得到消息，赶紧给褚时健送信，让他立即回家。褚时健叮嘱周兆雄先不要告诉母亲这个消息，以免她受不了。
褚时健也注意在没收地主财产时，不武力不暴力，适当给地主留下生活费。"何必做得那么绝？都解放了，还搞阶级对抗？如果一刀切，那就成了整个阶级都是打倒对象，共产党的政策是争取大多数，这样做不合共产党的政策。"
7月的云南，南盘江正是涨水的时节，褚时候就此被吞没在从小伴随他长大的江水中。
褚时健有心得，开展任何工作，前提是要大家心服口服、心甘情愿，所以思想工作很重要。他习惯站在对方立场去分析事情利弊，得失也讲清楚。地主们早已被解放后的革命风雷吓破了胆，有褚时健这样耐心的干部给自己解释政策，厘清利害关系，大多数地主都愿意接受这个年轻人的安排。
当晚，褚时候即被带着前往西山。一行人仓皇赶路，准备过了南盘江后翻山到西山与叛匪大部队会合。经过南盘江上的糯租大桥时，叛变人员发现后面有解放军的护路部队追了过来，警卫班班长认为带着褚时候麻烦，于是令人将褚时候手脚打断，从几十米高的大桥上扔下南盘江......
"按我的理解，解放了，和平了，革命工作虽然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是刀光剑影。"
他没有想到，他所在的滇越铁路跨江大桥大花桥警卫班及沿路几个警卫班的铁路警察也都叛乱了。甫一回到，褚时候即被下枪，五花大绑起来。叛变了的班长问褚时候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到华宁西山参加造反，褚时候只回答："不去。"
"无论什么时代，基本人性都还是要的。"褚时健说。尽管解放前在昆明读书期间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但褚时健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在解放后，在屡次政治运动中。褚时健似乎不同于同时代的年轻人，并不蒙着头一股脑就扑进政治运动中，他更冷静，更有自己的选择。他当然拥护中国共产党，就像他所说，这是他的信仰，为此他的亲人付出了生命，他会心甘情愿地、执着地把这个事业进行下去。但除了对政治的理解，他也有对人性的基本理解。这种理解，有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善意，也有在昆明读书期间领悟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诚挚和公平。这些，是政治所不能包含的。尽管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么多，也没时间想这么多，但这个朴实寡言的年轻人已然这么选择了。
褚时候一路躲着土匪赶到县政府，顺利把情况汇报给了上级后又赶紧返回糯禄乡。周兆雄告诉他这里已经非常不安全了，让他回家躲避。褚时候告诉周兆雄："我不回家了，我回警卫班去，你如果有什么事，再去那里找我。"
他也从来不习惯把自己的思想弄得紧绷绷的，即便是革命气氛最为紧张的几年。"减租退押"和"土改"工作的间隙，他会抽空叫上几个同事，到县城附近山林里打几只麂子。云南的山林里麂子多，但这种动物很灵活，并不好打。不过对于枪法很准的褚时健来说，不是难事。彼时华宁县委书记是一位从山东南下的干部，常叫勤务兵拎着一个竹筐来装麂子肉。"哎呀没想到他们吃那么快，隔个十天半个月就来扛半筐。"
褚时候当时是一名铁路警察，因为征粮工作紧急，褚时健多年的好友周兆雄正任华宁糯禄乡的乡政府主席，于是抽调褚时候也参加了征粮工作。华宁的局势正混乱复杂，因为一位南下干部武力征粮，糯禄乡的一名叫黄庆华的民兵队长在南盘江对岸土匪的挑唆下，某一天突然造反，和土匪一起袭击了乡政府。土匪和黄庆华手里都有枪，乡政府的干部死的死伤的伤，不多的枪支弹药也被洗劫一空。周兆雄受了重伤，眼看事情危及，周兆雄让熟悉地形路段的褚时候赶紧到县政府报告危情。
1951年，政府要给每个人定家庭出身、家庭成分，这一政治身份在后面几十年对个人命运至关重要。给褚时健定成分时，工作人员问他："你自己说吧，定个什么好？"在别人看来，褚时健从小吃了不少苦，家里并不富裕，自己的学费还要小小年纪的自己烤酒卖才交得出，顶多也就定个"富农"的成分。但褚时健仔细想了想，他觉得自己家有两亩水田，十几亩只能种点苞谷的旱地，按国家政策规定，属于有产的人家。"人要实事求是。"他说。于是他给自己报了个"小地主"的成分。或者，在他的理解里，这就是一件简单的"实事求是"，"地主"身份，他并不觉得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兄弟时候
1950年7月，褚时健正在没日没夜地进行征粮工作时，家里出了大事。小褚时健两岁的弟弟褚时候牺牲了。
褚时健领导的工作组在"减租退押"、"土改"工作中卓有成绩，县上的领导非常欣赏这个有思想有办法的年轻人。1952年，褚时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褚时健进入云南省委党校学习，从此离开华宁。华宁县的人对褚时健印象深刻，20多年后，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已经工作一年后，华宁县委托玉溪行署的人转达邀请，希望褚时健再回到华宁，做县委书记。因为当地汉族和回族、彝族出现了一些民族矛盾，他们希望"让老褚来，他一定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