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褚时健贷款买了MK9-5，提高了自身的生产技术，对原料的胃口就变得越来越大，也就是给自己出了极大的难题：政府明显不心疼玉溪卷烟厂这样的后排企业，怎么办？
褚时健在参观国内一些规模大的烟厂时，心里曾冒出一个问题："同样的体制，他们怎么就比玉溪卷烟厂要发展得好？"机器设备肯定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扶持。这一点褚时健很明白，从行政的角度讲，各地都希望自己地域上有一个明星企业，一个代表当地工业形象的企业。这个需求更多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因为有这个需要，在同类企业共同争取某一项优惠政策时，规模稍大的企业自然会得到政策的倾斜，由此造成企业发展越来越大。小的企业得不到扶持，在很多方面天然就短缺了一块，对于各个烟厂则表现为某些国家专卖资源得不到满足，比如盘纸，比如束丝。
对于后排企业而言，此时就是谁脑子快、动手快，谁就赢。
串换来的辅料
机器迎进了门，也迎来了新的难题：怎么才能让这套设备发挥出最好的状态？摆在褚时健面前的，首先就是原料问题。盘纸、滤棒，怎么才能实现这两样原料的进口？
褚时健坐在丰田皮卡车上，想到了广东商人。
一台MK9-5，让褚时健了解了邱建康的才能，褚厂长的收获也很大。
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绝对是个神奇的地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封闭后，中国的国门首先从广东开始打开。因为有香港的便利，已经做了好几百年生意的广东人极其娴熟地就从北美、欧洲、日本，经由香港找到各种内地紧缺的商品，然后在国内赚取丰厚的利润。在那个年代，大量需要紧俏物资的企业都有过和广东商人打交道的经验。烟厂特别需要高级盘纸、束丝、滤棒等原料，而广东商人手里有丰富的资源。问题在于敢不敢和他们做生意，因为这是一个政策边缘地带，往左可以被视为投机倒把，往右则是自由贸易搞活经济。香烟的两级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品质好的香烟在两级市场上的价格差距非常吸引对利润敏感的广东商人。红梅和红塔山作为云南香烟，此时已经发展得较有名气了。
制丝车间的邱建康每天围绕这套机器观察，他的收获也堪称巨大。一次褚时健将新建一个车间的任务交给邱建康，邱建康本来不是一个爱找领导反映情况的人，这次褚时健找到他，他自然就有话讲了："厂长，新建车间要克服传统车间杂乱、效率差、浪费大的问题，你看我们制丝车间现在满地都是烟丝。我发现有一项新的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褚时健高兴了："早不说，什么技术？"邱建康告诉褚时健，英国莫林公司这套设备，其实有一个真空送烟丝的功能，用真空送烟丝到每一台设备，烟丝不够时机器会自动打开门，迅速装满后迅速关上，一点不漏，车间很清洁，现场非常整齐漂亮。不会像当时那样用木桶装了送到每个机台，搞得烟丝满地，灰尘又大，很脏。褚时健一语不发听邱建康表述完，很惊奇地问邱建康："邱建康，小伙子你不错啊！怎么总工程师他们竟然不知道！"邱建康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可能忙。"褚时健听得倒有点生气了："汽车拉了半车图纸来，谁不忙啊？怎么就你弄懂了，他们一点没发现这个功能？"
褚时健选择了和广东人做串换。褚时健拿出出厂价，广东商人则用低于国家调拨价的价格把各种高级辅料串换给玉溪卷烟厂。两边相得益彰，皆大欢喜。
关于这套机器的后续故事，简直是褚时健治下玉溪卷烟厂的一曲科技之歌。乔发科和一众技术员因为跟着英国专家两个月，对其性能已经非常熟悉，再投入使用后，对MK9-5进行了50多次小改革，而且都成功了。比如改进了机便板，每天两班就可以节约烟丝近400公斤，在当时价值1600元，一年就是48万元。为了降低烟叶消耗，只用了20多天就制成一条配合MK9-5的加湿处理回收烟丝的新流水线，烟丝回收率提高了10%，填充能力提高了12%，长丝率提高了54%，每天可多回收烟丝40公斤。每个数字，都意味着财富。先进的机器激发了先进的技术，褚时健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迷恋技术的厂长。有了这台MK9-5型卷接机，玉溪卷烟厂的技术提升了好几个台阶，技术员们也得到了最好的培训。
褚时健很享受这种做生意的过程，大家都把利益拿捏得刚好，对方足够受益，自己也得利。
45天后，MK9-5型卷烟机终于顺利投入生产，褚时健松了一口气。
有了这些串换，褚时健就已经赢了。在MK9-5卷接机开机短短两个月后，玉溪卷烟厂便已经赚回了包括机器买进、原料采购等项的全部投资4875.7万元。
"我选第二种解决方案。"他说，"必须保留电子质量监控，这是我们买这台机器的意义。"
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玉溪纪委因为褚时健串换辅料，视之为"投机倒把"，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褚时健沉默了几天，没做任何申辩。"想想我们赚的钱，这个罪名我扛了。"
褚时健当然不会进口烟丝，他告诉英国专家："我要是烟丝都进口，云南的烟叶咋个整？"但是他告诉对方，他的确要进口滤棒和盘纸。
玉溪卷烟厂开始大踏步往前了。
第二个选择就是要褚时健再往前走一步：提高原料品质。不仅烟丝，包括盘纸、滤棒，最好都采用进口的。
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
设备上了，原料有了。褚时健这时就像站在船头等待东风的人，他的脑子里现在只缺少车间里热火朝天的画面了。尤其是得知在新设备和优质原料的配合下生产出来的红梅和红塔山烟在市场上好评越来越多、越来越畅销时，褚时健已经迫不及待要把工厂的生产迅速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英国专家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放弃机器的电子质量监控，由人工来代替机器进行烟叶质量检查，给一些过不了机器一关的烟叶放行；或者将MK9-5型卷接机自动检测的标准调低一些。不过，这些选择显然会影响出来的烟的品相和质量。
要提高效率，要增加生产量，要充分利用优良设备的作用。在和褚时健沟通了好多次以后，乔发科适时拿出了一份工时调整计划：把以前工厂传统的三班倒改为两班倒，以前一班工人工作8小时，调整后工人一班工作11小时，中间还可留下两小时用于换班休息和检修机器。因为换班频率减少，换班所需时间自然减少，生产率大大提高。
褚时健派了乔发科和另一个叫陈志华的技术骨干配合英国专家一起研究这台机器。褚时健也常在晚上陪着两人在机器边转来转去地观察，一个触点一个触点地摸索。
这个调整非常符合当时褚时健的心态，他需要的就是生产量和生产率，他迫切要把玉溪卷烟厂的红梅和红塔山在全国打出响当当的名声。
经过几天的仔细排查，两位专家找出了问题所在：这套机器有一个电子质量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对原料的排查非常仔细，如果原料达不到机器设置的质量指数，机器便会自动停下来。也就是说，机器会突然停，是因为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质量不过关。
新的工作时间迅速被执行，全厂2000多名职工习惯不习惯都必须按照此工时进行。劳动强度的突然提高让一部分工人有点吃不消了，但是，玉溪卷烟厂此时呈现出了一种昂扬向上的生产热情，谁都不好意思说累；况且褚时健厂长除了出差，几乎天天都在车间待着，这是一种比制度还强有力的震慑，也是一种有力的安慰。
职工们在两位英国专家的指导下对MK9-5型卷接机进行安装和调试，并很快将开始投入使用。但是，这套新设备似乎有些"水土不服"，安装好不久后，就频繁发生故障，经常突然就停机。而且在产量上的表现也远不是设计能力5000支那么高----一半还不到。这让两位英国专家非常尴尬，也非常着急。
如此大的劳动强度让玉溪卷烟厂提前三个月就完成了整年的生产任务。按照国家制度，这意味着余下三个月的生产利润将有很大一部分归玉溪卷烟厂所有。
几个月后，英国厂家运来了一套MK9-5型卷接机，伴随机器到达的还有两位厂家的安装调试工程师。全厂上下都非常兴奋，但没高兴几天，意想不到的问题就接连出现。
但是，褚时健忘了，他这种过于纯粹的市场行为冒犯了神圣的劳动管理办法。他的确有点太着急了，向来中国人批判资本家就是用劳动强度大作为最大罪证，这一次，他触碰了阶层底线。
最后投票，领导班子同意了褚时健的提议。
他被告到了云南省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也陆陆续续收到了告状信，痛斥褚时健损害玉溪卷烟厂2000多名职工的合法利益。
乔发科现场算了一笔账：每分钟卷烟5000支，是以前的4倍；单箱卷烟耗烟丝45公斤，以前是60公斤，省烟丝15公斤，按每公斤5元计，一箱烟节约人民币75元。各项算下来，使用这种机器后，如果每天生产50箱烟，每月将节约8.5万元。加上一个过滤嘴后，红塔山的价格会调高3角钱，从5角1分钱涨到8角1分钱，一条烟的卖价能增加3元钱......乔发科最后给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启用这套机器，加上节约的人工成本，只要短短三四个月，就能还清贷款。
因为玉溪地委和云南省委保持了沉默，大概他们看到褚时健一路下来为工厂做的工作，知道事情绝非褚时健盲目加大劳动强度，有意损害劳动者利益。但是，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国务院也知道了此事。
褚时健讲完，呵呵笑："你们慢慢想想。我让乔发科给你们算笔账。"
褚时健的确心急做了错事，中国的国企改革毕竟不是资本原始积累，这是一个成型的社会，有着各种约束。企业家管理企业犹如管理一个小社会，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国企。
最后开决策会，褚时健先给大家讲了个故事。一个人正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发呆，有人敲门。屋里人问："谁呀？"门外又敲，并回答："快开门，我是机会。"屋里人想了想，回答："不开，你不是。"门外再敲："再不开，我走了。"屋里人说："你走吧。"门外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机会？"屋里人答："你敲了三次门，机会只敲一次。"
不过褚时健是幸运的。适逢国家大力推行国企自主权的阶段，尽管中央派一名政治局委员组成了调查班子进驻玉溪卷烟厂，最终调查班子还是让玉溪地方政府自行处理此事。不过，调查班子也向职工们一再强调：厂长承诺会把大家的休息时间在三五年后还给大家。
在玉溪卷烟厂，褚时健不是第一次碰壁，他要想办法说服他们。他找来卷包车间的副主任乔发科，和他一起算了一笔账后，发现引进这套设备并不会给厂里带来多大负担。
工时事件，成为褚时健管理生涯中极少受人微词之处。从这件事，能够感受到在80年代初期，国企改革的一线操作者们带着一腔热情，进行各种大胆尝试，有的甚至头撞改革橡皮门，伤痕累累，但也因为此，为以后的改革闯出了一条大道。
总之，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同意。
褚时健本人经历此次有惊无险的风波，也开始思考作为企业领导者，如何在带领企业发展的同时，恰到好处地照顾到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处理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显然，不是确保他们高收入就万事大吉了。
还有领导班子成员算了一笔账：一套MK9-5，能买差不多60台"新中国"。如果我们不贷款，增加10台或者20台新中国，是不是更划算？
在1982年之前，和所有国有企业一样，玉溪卷烟厂的工资制度是1949年以来实行的计时工资加奖励工资。这种工资制度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消除阶级差别的政治需要，但它的弊病特别明显：在分配方面实行了平均主义，完全不体现奖勤罚懒，对促进生产毫无益处。这样的分配制度是"大锅饭"形成的最大原因。
另一个说："这东西是进口的，厂里的职工会操作吗？这是未知数啊，太冒险！"
在1981年到1982年间，虽然政府已经开始推动国企改革，但是在分配制度上因为涉及太多敏感问题，并没有太多企业去触碰它，因为它上接现行经济体制，下接个人的利益得失，稍不留意就会踏进雷区。
那个说："设备是不错，但是太贵了，我们要负债经营，压力不小呀。"
1982年，国家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包产到户"，也即分田到户。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政策变革，打破了旧有的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这项政策对生产的促进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在率先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当年一年的粮食总量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这个说："厂里没有引进过新设备，这个问题还是要斟酌一下。"
经济界显然也面临要打破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在全国各大烟厂里，湖北的襄樊卷烟厂率先开始实行了计件浮动工资的改革。褚时健马上派了几个人过去考察取经，他已经开始谋划玉溪卷烟厂劳动报酬制度的大改变。
但几位领导班子成员听到贷款的消息后，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褚时健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他的人生经历里，提报酬、谈收入是一件羞赧的事。共产党人讲的是贡献和觉悟，是个人在后，集体为先。但是，褚时健是一个注重实事求是的人，他多年在基层工作，平均主义带来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在新平糖厂期间，他就开始尝试按生产量来计算工人的奖金。事实证明，没有所谓自动自觉、牺牲个人的觉悟，人的劳动积极性必然和自身利益挂钩，才有长期持久性。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里，毕竟是生存、安全需求为先，自我实现是最后一个层次。所以必然是个人满足在先，然后才是集体获益。
贷款的成功走出了第一步。然后是第二步：争取工厂内部同意贷款购买。
1981年11月，几乎是以第一个吃螃蟹的姿态和勇气，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第二车间开始了他的改革。
要得到贷款，首先要过云南轻工业厅这一关。不过，云南轻工业厅向来只支持当时云南烟草业的老大----昆明卷烟厂，对类似玉溪卷烟厂这类在后排的工厂并不是很在意。但褚时健志在必得。他本来是一个很不愿意和领导谈太多的人，不过，偏偏他发现自己和领导沟通起来还颇有技巧。当云南轻工业厅的相关领导一次次接待了褚时健，并且在他表达出"上级部门应该响应中央政策，支持国企工厂的发展，而且应该放开思想，让企业在竞争中发展，才能让云南烟草业有发展得更好的可能性"这样的想法后，轻工业厅的领导终于点头："老褚，你回去。我们支持你，希望玉溪卷烟厂发展壮大。看你们的了。"
他从农村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得到经验，提出了"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的分配改革，这项名字复杂的改革方案其实内容简单：工人按完成的工作量领取工资，细化到每一箱烟对应多少工资，且对应到生产车间，然后再分解到机台，最后分解到个人。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一句话：工资、奖金与产量挂钩。
大概所有相关的人都在这么想。
这一次褚时健谨慎从事。在实施此项改革之前，他先取得了玉溪地委和省劳动部门的同意，在内部也征求了领导班子的意见。在上下都一致支持的前提下，褚时健开始试水。
谁也不知道当时褚时健心里的想法，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购买。每个人都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机器起的作用并不是100%。261万元的机器必然也要有与之配套的技术和管理，才能发挥出261万元成本的作用。玉溪卷烟厂并非一流的烟厂，它能成功发挥这台机器的作用吗？换言之，揽了这个瓷器活儿，褚时健是不是有这把金刚钻？
就像当年《光明日报》社论的名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褚时健推出的"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在1981年12月就立即收获成效。1981年12月，玉溪卷烟厂当月产量达到1140箱，比上一月增加了140箱。不仅数量增加，当质检科的人检查质量时，打出的分甚至比以前还要高。"这才是积极性。"褚时健说。生产了1140箱，意味着这一个月，第二车间的工人将获得1140箱香烟对应的工资数量。
褚时健决定买，他决定通过贷款来买。
试水第一个月，成功。1982年，褚时健立即在全厂推行此项改革。当真金白银兑现到工人手里时，激起的踊跃效应不言而喻，各个车间之间的竞争自然形成，职工争相上工。早年"上班要人喊，出工不出活"很快转变为"早来晚走，争分夺秒"，全厂日产量由过去的每天不足千箱上升到1700箱，几近翻倍。而每万箱卷烟用工由过去的85人降至65人，质量合格率连续几月保持了100%。
"MK9-5，要多少钱？"他问卷包车间的副主任乔发科。"261万元。"乔发科回答。大家都不出声了，这是天价。
某一日，领导班子开会，褚时健装了一盘子散烟到办公室，让大家吸一吸。副厂长、总工程师们都不知道褚时健想说什么，褚时健呵呵一笑："没什么，就是拿来我们一起抽几口，品尝胜利果实。"
褚时健听完技术员们的话，狠吸了一口烟后把烟头使劲灭在烟灰缸里。"人家是飞机大炮，我们是小米步枪。"
因为极大调动了工人上班做工的热情，褚时健又把11小时两班倒的工作时间方案拿了出来。不过这次他不想来硬的，"没有任何意义，自愿是最好的"。他把工作分为8小时工作制和11小时工作制，让工人自由选择，但二者的工资报酬肯定不一样。很有意思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工人愿意上8小时的，全部在11小时这边报了名。褚时健一日在交接班时到车间查看，上一班工人不肯下工，接班的工人急了：你快点你快点，我都来15分钟了，该我的了，该记我的账了。
1981年上半年，他带着几个车间主任和技术员走访了上海卷烟厂和昆明卷烟厂等几个全国规模大、产品名气大的烟厂。回到玉溪后他问这些同事："找出什么差距没有？人家为什么比我们做得好？"技术员们异口同声："人家机器好。"这话说到了褚时健心里，这也是他走访时最有感触的一点。这些优秀的烟厂几乎都有一套先进的设备：昆明卷烟厂1973年就引进了国内第一台美国产的MK8F卷接机；1974年，长春卷烟厂得到了一台来中国展览的英国MK9型卷接机；"文革"结束后，天津卷烟厂引进了日本MMC卷接机，每分钟卷接香烟2000支。而玉溪卷烟厂用的还是25年前的老设备----"新中国"牌卷接机，这种设备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欧美等发达国家淘汰了。当时比较新型的英国莫林公司的MK9-5烟支卷接机每分钟能卷接出5000支香烟，足足是"新中国"的4倍！而且因为工艺精良，卷接出的烟丝紧致，外形和吸味都很好。仅仅从外观上看，这台进口设备卷接出来的香烟比红梅和红塔山要高出几个档次。
玉溪卷烟厂焕发生机。因为质量过关，市场上的销售反应越来越好。1982年全年，玉溪卷烟厂上缴利税达到1.824亿元，利润1103万元。这是玉溪卷烟厂从未有过的好成绩。
褚时健当然也在琢磨这件事。在经历了前两年内部各种整顿之后，褚时健觉得应该回到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来：抓产品质量。"云南的烟厂不生产好烟，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他有点开玩笑地说。
但是，在中国，凡改革就意味着付出代价。在玉溪卷烟厂蒸蒸日上的同时，同在玉溪的其他企业不满对比后自己的糟糕状况，又一纸状子把褚时健告到玉溪地委，罪名是两样：损害工人利益，增加工人劳动强度；物质刺激工人，奖金派发过高。
能突破30万箱当然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设备更新的能量如此之大也让整个工厂颇有些轰动。
玉溪地委又一次表现出了对褚时健的信任和支持，明确表态，只要生产效益好，政府愿意承担风险。
英国莫林公司的MK9-5
1981年，玉溪卷烟厂的技术员邱建康得到了100元的奖金。以当时社会的平均收入和物价计，这是一笔巨款。邱建康得到奖金的原因是他前一年动手改造了工厂的一台机器，准确地说，是他设计改造了一台机器。正因为这项改造，玉溪卷烟厂1980年的产量突破了30万箱。邱建康说，其实自己只是对机器做了一个小小改造。烟厂里制烟丝有一个环节是将叶茎粗的那一半烟叶分离成叶子和叶梗，这个流程在打叶机里完成。传统的打叶机是单刀设计，能切的烟叶有限，所以完成的量一直有一个上限值。而当时玉溪卷烟厂在制丝车间只有一条生产线，这就更限制产量。邱建康一直在琢磨这台机器，1980年，他尝试将打叶机里的单刀换为双刀，并且把机器模具也做了彻底改变，让打叶机能吞进并吐出更多的烟叶。
这段时间，担任玉溪地委书记的正是普朝柱。这位老友平时与褚时健很少见面，但对褚时健的每一个改革举动都做出了支持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