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拉开抽屉，取出两个塑料杯和一瓶水。她倒了水，把一杯从桌子上推向他，这是和解的表示。他安静地看着她，觉得异常疲惫，支离破碎。他不得不惊讶地承认她把他剖析得如此精确。她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了下去。
“还不止这些症状，”她继续说，“你拒绝离开不能住的房子，是拒绝身边现实的一种表现。还有身体上的症状，你近来照过镜子吗？不用问也知道你喝酒喝得过多。还有你的手。你的手不是榔头敲伤的，是夹着烟睡着烫伤的，我可以用我的执照打赌，你的伤是烫伤。”
“我说的这些都显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术语中，我们说‘后’，表示压力已经过去，可是你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洛杉矶，做你这行，哈里，你是在一个持续不停的压力锅里面，你应该给自己一个能够呼吸的空间，这才应该是你休假的目的：呼吸的空间、一段让你休息和恢复的时间。所以，你不要对抗它，应该利用它，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好建议。抓住这个机会，拯救你自己。”
她停下来，可是博斯没有开口，他觉得她的话还没说完。果然。
博斯重重吐了一口气，举起那只包了纱布的手。
“谢谢你的回答，我不是要逼你。我问这些东西的意义，以及我说到的这个城市社会、文化方面——甚至地质上——的碎裂，是要说明你经历的比一般人多得多，这还不包括你从越南回来后可能有的后遗症，以及你个人的感情问题。可是不管原因是什么，极度压力的症状很明显，就在我眼前，清清楚楚。你随时爆发的脾气，你不能接受一点点挫败，尤其是你对上司的攻击。”
“你的执照可以留着。”
他大声吐着气。
“谢谢。”
“恐怕不止‘很多’……”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她用一种安慰的口气继续对他说：
“很多。”他终于小声说道。
“你要知道你不是唯一有这种问题的人，不必觉得不好意思。过去三年中，警察濒临压力临界点的案例显著增加，行为科学部向市政府要求增加五名心理学家。我们的案例在一九九〇年是一千八百例，去年的时候翻了一番，我们甚至给这种情况起了个名字，叫蓝色忧虑。你现在已经染上了，哈里。”
他用手揉着他的脸，心里只希望能躲开她。
博斯笑着摇摇头，仍然紧抓着他最后一点否认的力量。
“你看过多少尸体？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多少尸体？你告诉多少女人她们丈夫死去的消息？你告诉多少母亲她们孩子被害的消息？”
“蓝色忧虑，听起来像威鲍克的小说，是不是？”
“我不要找什么借口，我告诉过你我做的是我自己想做的，那跟暴乱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没理他。
“市里经过的这些大小风暴，每一次都逃不出暴风中心的是谁？是警察。他们是必须对危机做出反应的人。他们不能留在家里，躲起来，等到风暴过去。我们从这个大环境来看个人，你，警探，你已经在这些危机中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同时你还有自己日常工作中的战斗：凶杀，警局中压力最大、最紧张的工作。告诉我，过去三年，你到底调查了多少起凶杀案？”
“所以你是说我不会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了？”
“我也是，新闻里有的。”
“不，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我说的是我们下面要做的工作相当多。”
“我说正经的。”
“我觉得我已经被一个世界级的选手打倒了，将来我审讯的时候要是碰到一个不肯开口的家伙，能不能打电话请你帮忙？”
“你漏了杀人蜂。”
“相信我，肯开口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听我说完，警探，行吗？我们只要看一下事实。过去几年中，在洛杉矶还有比当警察更紧张、压力更大的工作吗？从罗德尼·金的案子开始，到那些反反复复的审查，还有暴动、大火、水灾、地震，每一个警官都得过压力舒缓这一关，当然，我指的是压力失衡。”
“我需要做什么？”
他没有说完，只是摇着头。他伸手把领带松了松，好像需要更多空气。
“我要你愿意到这里来，就是这样，不要把这看作一种惩罚。我要你同我一起努力，而不是反抗。我们谈话时，我希望你什么都说出来，随便什么。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要遗漏。还有一件事，我并不要你完全戒酒，但是你必须少喝，你必须头脑清楚。你一定知道，前晚喝了酒，酒精的影响第二天还在的。”
“老天……”他摇着头说。他在椅子上转了个身，不再面对她和她的书架。他透过窗户瞪着外面的天空，天上没有云朵。“你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根本不知道……”
“我会努力，所有你提到的这些我都努力去做。”
“警探，过去大家认为这个症状通常出现在参加过战争的人身上，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任何紧张的环境——任何一种——都会引发这种精神障碍，而我必须说你正是这种障碍的典型病例。”
“我的要求就是这些。既然你现在变得比较情愿了，我还有个提议：明天三点那个疗程的人改期，你能来吗？”
“当然，我听过。”
博斯有点迟疑，没有回答。
他看着她，知道接下来会说到什么。
“我们好像总算有了进展，我想你来会有帮助。我们越早完成我们的疗程，你就能越早回到工作岗位。你觉得怎么样？”
“既然如此，那就接受它，”她的口气很坚决，“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为了帮你，我们必须谈论你，你接受这点我们就可以继续。现在，接着刚才的说，我问起战争的原因是我想知道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没有认识？你听说过吗？”
“三点？”
“这本来就是目的，不是吗？你有侵犯的特权，我能怎么样？”
“三点。”
“我很抱歉触到你的敏感区，”她终于说，“我的解释是……”
“好，我来。”
“对不起。”他说，让她知道他的意思。
“很好，我们现在回到主题，你来开始，好吗？随便你想说什么。”
她久久没有出声，手里握着笔，但没有动，好像只是在等他的怒气过去。他摆摆手，希望让她意识到他很抱歉，现在没事了，他们可以继续。
他身子向前，拿起杯子，一面喝，一面看着她。他把杯子放回去，说：“我随便说？”
“我看过两军交战吗？是的，我看过，我自己也参加过，我甚至还亲身经历过肉搏战。为什么大家老是问你‘看过’两军交战吗？好像他们把你送到那里去看他妈的电影一样。”
“随便什么都行，你生活中的事，你脑子里想到的事，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想或多或少是的。我看你的记录里写越战时你在陆军，你看过两军交战吗？”
他想了一下。
“每个人不都是这样的吗？”他的声音控制得很平稳。
“昨天晚上我看见一只美洲狼。在我家附近……我猜我醉了，可是我确定我看到一只公狼。”
她的话一下子使他怒火中烧，可是他知道如果他表现出来就印证了她刚刚的判断。他想这也许是诱导他做出这种反应的技巧，于是他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
“为什么这个事件对你有意义？”
“你似乎，”她一边写一边说，“对挫折的耐力非常低。”
他试着找一个恰当的回答。
她停下来在笔记本上做记录，这让博斯觉得他刚刚说的话很重要。
“我也不清楚……我猜是因为城里的山上已经没有几只了——至少我家附近。所以我每次看到一只，就觉得这说不定是最后一只了。你知道吗？最后一只美洲狼。我猜如果真的如此，如果我再也看不到下一只，我会很遗憾。”
“他迟疑了一下。队友的关系不是这样的，队友应该是随时守候对方的，就像婚姻那样，可是我没结过婚。”
她点点头，好像他在一场他不知如何去打的球赛中进了一分。“我家下面的山谷中从前有一只，它……”
“他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是公的？你怎么确定？”
“我不是气他有新队友，我不知道，我气的是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方式和后来我打电话给他时他的态度，我真的觉得我已经是局外人了。我要他帮我做一件事，他……我不知道。”
“我并不确定，其实我不知道，我只是猜的。”
“所以他有个新队友是必然的，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可是你还是很生气。”
“好，那你继续说。”
“不错，我觉得有队友比较安全。”
“哦，它——它住在我家下面，我隔一阵子就会看到它。地震之后，它不见了。我不知道它现在怎么样了。昨天晚上我看到的这只，晚上的雾和灯光有一点……它的毛看起来是蓝色的，看起来很饿，有一点……好像是有点哀伤，可是同时又具有一点威胁性。你懂吗？”
“你自己的经验是怎么样的？你在工作时有队友一起，会觉得比自己一个人出勤要安全吗？”
“我懂。”
“我想是吧。”
“反正，我回家上床后还想到它，我就是那样烧到手的，我在床上抽烟，迷迷糊糊睡着了。不过我醒来之前做了个梦，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做了个梦。也许有点像白日梦，好像我又有点醒着。梦里面，我又看到那只狼，可是它跟我在一起。我们好像在一个山谷里还是山坡上，我实在也搞不清楚。”
“你说得不错，但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好，我们先不谈这个。我要问你，你是不是应该想到你的队友会有新搭档呢？警局不是规定警探一定要两人一组吗？你目前休假，时间多久还不知道。他有新队友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呢，不管是不是永久的？”
他把手举起来。
“我不认为你懂，你必须是我才能懂我的感觉。”
“那时我感觉到烫伤。”
“我懂。”
她点点头，但是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我想我觉得深受打击。”
“你怎么想？”他问。
“他怎么样？”
“我很少解释梦，老实说，我不太肯定那有什么价值。你刚刚告诉我的那些，我真正看到价值的地方在于你愿意跟我聊，我看到你对我们疗程的态度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那个梦的意义，我想很明显你认为你自己就是那只狼。也许，像你这样的警察也没有几个了，你觉得你的生存或者你的使命也受到同样的威胁。我并不知道。不过听听你自己的形容，你说它既哀伤又有威胁性，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你听到我的反应了，气得要命，我想每个人都会生气的。之后，我打电话给我的队友，他的态度好像我已经是个踩过的鞋垫了。我教过他很多……他——”
他开口前又喝了一口水。
“你对这事的感觉如何？”
“我以前觉得很哀伤，但我已经习惯了。”
“在你打来之前，我刚刚知道我的队友——我是说这些事发生之前的我的队友——已经有了一个新搭档，已经有人代替了我的位置。”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阵，想着刚才的对话。她看了一眼手表。
他只说了这一句，可是她并没说什么，他决定再透露一点。他必须承认他对她有点好感，她没有给他压力，他也相信她是诚心实意地要帮他。
“我们还有时间，你还想说别的事吗？也许和你刚刚说的有关的？”
“不，跟那个不相干。”
他想了一下她的问题，拿出一支烟。
“那么我们谈一下昨天好了。我打电话给你，提醒你今天的疗程时，你显然在为什么事生气，那是你敲到手的时候吗？”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想不出什么来。”
“随你，别管时间，我想继续。”
“什么都没有？”
“你说过你的使命，你也叫我想一想我的使命，你刚刚又说了使命这两个字。”
博斯没有开口，他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卡门·伊诺霍斯的铅笔在黄色笔记本上敲了一阵，她才又开口。
“不错。”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看待我们的关系，博斯警探，我不是你的上级，我的角色只是帮你谈你想谈的，把你积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他有一点犹豫。
“随便，你做主。”
“我在这里说的话是受到保护的，对吗？”
“告诉我，你今天想谈什么？”
她皱起眉头。
她问博斯要咖啡还是水，他什么都不要。他们的疗程就开始了。
“我不是说一些不合法的事，我的意思是，不管我在这里告诉你什么，你都不会告诉别人，对吗？我的话不会传到欧文耳朵里去。”
“我了解。”
“不会，你的话绝对不会有第三者知道，我可以保证。我告诉过你，我给欧文局长的报告非常简单，只说你适合或者不适合回到工作岗位，就那么简单。”
“不，我……我只是照平常的习惯。虽然我现在不去上班，我还是穿得跟平常一样。”
他点点头，又有一点迟疑，最后他决定告诉她。
“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整齐？我不希望你认为到这里来要这么正式。”
“你说到你的使命、我的使命那些话，我想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使命，只是我自己以前不知道，我是说……我自己没有接受，我不承认。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对，也许是害怕或是别的原因，我一直拖着，拖了很多年。反正，我现在要说的是我已经接受了。”
“死不了。”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哈里。你必须说出来，告诉我你到底在说什么。”
“真不是好消息，我希望伤得不重。”
他低头看着他面前的一小块灰色地毯，他不知如何面对她说出来，只能对着地毯说：
“被榔头敲到了，我在修房子。”
“我是个孤儿……我不认识我父亲，我母亲在我小时候被杀了，就在好莱坞。没有人……那个案子没有逮捕任何人。”
“你的手怎么了？”
“你在找凶手，对吗？”
卡门·伊诺霍斯坐在桌子后面。她双手交握，桌上的笔记本是摊开的。她似乎小心翼翼，以免任何言语动作影响到他们的对话。
他抬头看着她，点点头。
“很好，你跟朋友出去很好，我认为这对你有好处。”
她脸上没有一点惊讶，这反而使他有点诧异，她好像在等着他说出刚刚那些话。
“不见得。我和一个朋友在市区吃午饭，吃完就过来了。”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你今天到得早，这表示你愿意到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