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I。”
“你在哪儿买的？”雷克斯问我。
“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有满意度保证的，会给你免费换鞋。”
“但是我现在没法儿买新靴子了。我没钱了。”我终于能毫不羞愧地承认自己没钱了。
“真的？”
“我觉得你得买双新靴子了。”当我把脚伤给他看的时候，他竟然跟格雷格和布伦特的反应一样。
“打这个号码，1-800。”
他叫雷克斯，大个儿，红发，自来熟，同性恋，38岁。不过最让我吃惊的是他是那种会给人很多熊抱的人。他走进商店，买了三瓶啤酒，一边喝一边坐到我身边，跟我聊到晚上。他现在住在凤凰城，在公司工作，但是干什么我不明白，他也解释不清。他在俄勒冈州南部的一个小镇长大。春天的时候，他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一路徒步到莫哈维，然后停止徒步。他停止徒步的地点，就是我上路的地方，而时间竟也差不多。他回到凤凰城，待了六周，处理完商务上的各种事宜，然后又到老站重新开始旅行。所以，他正好躲过了雪灾。
我和雷克斯在商店后面露营的时候，这件事就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第二天，在去麦克阿瑟–伯尼瀑布州立公园的路上，这个念头让我加快了脚步。好在路程只有12英里，对我来说不算挑战。到那儿的时候，我立即从特许经营商店里取了我的补给箱，快速走到附近的公用电话前打电话，让接线员转接到REI公司。不到五分钟，听电话的女人就答应给我寄一双新靴子，大一码，用快递给我寄过来，而且不收任何费用！
“嘿！”打招呼的时候，他红扑扑结实的脸庞上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今天在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真是热得够呛，是不是？”
“您是说真的吗？”我反复问她，当然，也没有忘记喋喋不休控诉靴子太小给我带来的麻烦。
我把所有的硬币一股脑儿地掏出来给她，忙不迭地感谢她，然后拿出一瓶走到外面的门廊。每吸吮一口，我的心里就狂欢一次。我两只手都握着瓶子，想要尽可能吸收瓶身的冰凉。不断有汽车在商店前停下，有人下车，进店，然后又出来，开车离开。我就这样看着他们一小时，享受着柠檬汁带来的快感。过了一会儿，一辆皮卡车停在商店前。一个男人从后座上下来，拽出身后的背包，向司机挥手致意。车一溜烟又开走了。那个男人转身，看到了我和我的包。
“是真的。”她很温和地回复我。好吧，我现在要宣布：我爱死REI了，而且甚于卖给我柠檬汁的那位女士！我看着还没打开的补给箱上的公园商店的地址，然后念给她听。挂掉电话，要是我的脚没事的话，我肯定要高兴地跳起来了。我急匆匆地打开补给箱，里面有20美元。我排到一群游客的队伍后面，暗暗地希望他们不要闻到我身上的臭味儿。买了一个冰激凌甜筒后，我坐在野餐桌旁边，一边傻乐一边享用。这个时候，雷克斯走了过来。几分钟以后，特里娜和她的狗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们高兴地拥抱，我把她介绍给雷克斯。原来她和斯泰茜是前一天赶到的。她决定不再继续在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而是回到科罗拉多州，然后在夏天结束前在她家附近的地方徒步旅行一下。但是斯泰茜会按照计划继续旅程。
“我刚才看到你在外面数硬币，”那个女人发出爽朗的笑声，“你有多少？”
“你要是跟她一起的话，她会高兴坏的，”然后特里娜又补充道，“她明早就走。”
“谢谢，我想我会的。”说话的时候，我仍然盯着那些冷饮。心里禁不住想，拿一瓶在手里也无伤大雅，我只把它顶在额头，就一会儿也好。打开冰箱门，我拿出一瓶粉色柠檬汁，冰冰的，好像要冻掉我的手一样。“多少钱？”我还是忍不住问。
“不行呀。”我有些遗憾，然后给她解释我需要在这儿等我的新靴子。
“要是你今天不走的话，欢迎你在商店后面的平地上露营，”那位女士很友好地对我说，“所有在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的人都能在这儿露营。”
“在帽溪沿我们还担心你呢，”她又补充道，“那里没……”
“明尼苏达州。”我下意识地回答，身体往前挪，目光却在一排冰箱玻璃门后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冷饮上游移。有冰镇啤酒、汽水、矿泉水、果汁。但是当我走到码得整整齐齐的斯纳普柠檬汁前时，再也迈不动步。我把手放到冰箱的玻璃门上，柠檬汁触手可及——有黄色和粉色两种颜色的。但是，它们现在对我来说就像钻石，只能看，不能摸。
“我知道。”我们一阵唏嘘，有些后怕地摇摇头。
“家是哪儿的？”
“跟我来！”她对我和雷克斯说，“我带你们去我们露营的地方。走20分钟就到，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她厌恶地指了指游客、快餐店和商店。“而且，那里也更自在一些。”
“嗯。”我边说边给她一个大大的微笑。
现在，每次休息完起身赶路的时候，我的脚就会更痛，而且各种各样的酸痛会卷土重来，让我不得安生。我一瘸一拐地跟在特里娜和雷克斯后面，沿着森林小路，重新回到太平洋屋脊步道的路线上。大树之间，有一小块儿空地。
“你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徒步？”柜台后面的女人问我。
“谢莉尔！”斯泰茜看到我，忍不住大声喊起来，跑过来拥抱我。
到下午的时候，我想一鼓作气晚上到达麦克阿瑟–伯尼瀑布州立公园的愿望已经完全破灭了，因为我的双脚肿着，满是水疱，而且气温又太高。所以我就从原定路线上绕了一下，因为旅行手册上说在卡塞尔有一家杂货店。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下午3点了。我被热得有点神志不清，摘掉包后就瘫坐在商店前老式门廊的木椅上。阴凉处的大温度计上显示现在是102华氏度。我掏出所有的钱，数了数，差点要哭出来了。因为我明白我现在的钱都不够买一瓶斯纳普柠檬汁。但现在我就想喝柠檬汁。买一瓶柠檬汁，得9毛9，或者1块零5分，或者1块1毛5——我并不知道确切的价格，但我知道我浑身上下只有7毛6，肯定不够。但是我还是走进商店，能看一看也好。
我们开始热烈地讨论帽溪沿、炎热的天气、整个行进路线和缺水，以及快餐店晚饭供应什么。我把靴子和袜子都脱下来，穿上凉鞋，把帐篷支好，然后一边跟他们交谈，一边欢快而有条不紊地把供给箱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斯泰茜和雷克斯很快成了朋友，决定第二天一同上路。到需要走回快餐店吃晚餐的时候，我的两个拇指已经红肿得像俩水萝卜了，疼得不敢再穿袜子，所以我就趿拉着凉鞋蹒跚地走到快餐店。我们坐在野餐桌旁边，点了热狗、炸芝士青辣椒和烤干酪辣味玉米片，上面的奶酪泛着透明的橙色，从两边往下滴。这感觉像是一场盛宴和一场庆祝。我们举起装满汽水的纸杯，祝起酒来。
第二天早上爬出帐篷的时候已经8点半了，这对我来说有点晚，相当于我之前睡到中午，而且这里的8点半感觉也很像以前喝酒到凌晨后醒来的中午。我半站着，看着周围的一切，像是宿醉刚醒。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尿意。收拾好行囊，把水瓶装满“脏水”，我又顶着大太阳向北迈进了。今天比昨天更热。上路不到一个小时，我又碰到一条响尾蛇。尽管它也摇晃尾巴给我警告了，但我还是差点踩到它。
“为特里娜和欧迪能回家干杯！”我们欢呼着碰杯。
我突然回过神来，一边疯狂地又蹦又爬又跳，努力地扯着包、防水布和防水布上的所有东西跳进上面的灌木丛，一边使劲拍打着头发和衣服褶里面的青蛙。在挣扎的过程中，有几只青蛙不幸被我光脚踩死。转移到安全地带以后，我站着看它们又小又黑的身子在月亮下泛着光，执着地朝目的地蹦跶。我检查了短裤口袋，防止还有漏网之“蛙”，然后又把东西都搬到一小块能支起帐篷的干净平地上。从包里抽出来帐篷，甚至都不用去看，翻转之间，就已经支好了。
“为斯泰茜和雷克斯旅行干杯！”然后又是一阵欢呼。
每只青蛙也就有薯片那么大。这支皮肤滑溜溜的两栖蹼足大军，正在举家迁移呢，而我就挡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中间。它们又蹦又爬又跳，活像小肉团儿，努力地从水库往一块平整地上迁移——看来它们把那儿当成自己的私人沙滩了。
“为谢莉尔的新靴子干杯！”最后我们喊起来。
这些小小的凉凉的滑不溜秋的黑青蛙，正要从我身上跳过去！
我神情庄重地干了这杯汽水。
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冰凉小手不是手，而是上百只小黑青蛙！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空地上只剩下我自己的帐篷了。我走到官方露营场地为宿营者设立的洗澡间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回到驻地，在营地的椅子上坐了几个小时。吃过早餐，一口气读了半本《夏日鸟笼》。下午，我步行到快餐店旁边的商店去看看我的靴子到了没有。但是柜台后的女工作人员告诉我邮包还没来。
然后我想起来，自己醒了是因为有一些冰凉小手一样的东西轻轻拍我，而且正在拍我！
我心里一阵怅然，趿拉着凉鞋慢悠悠地沿着一条小路去看瀑布。公园因瀑布而得名。伯尼瀑布因一年中大部分时候水量丰沛、气势磅礴而享誉加州，而眼前的景色证明其绝非浪得虚名。注视着瀑布轰鸣奔腾而下，我感觉自己要被淹没在人潮中了。游客们人手一部相机，系着腰包，穿着齐膝短裤，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坐在长凳上，看着一对情侣把一整包薄荷糖全都喂给了一群不怕人的松鼠。而旁边的标志牌明明白白地写着：不要给野生动物投食。看他们这么做，我有点儿恼火。但是我也意识到，我生气不仅因为这样会让松鼠养成坏习惯，而且因为他们成双成对。看他俩相互依偎，十指紧扣，在路上相互温柔地拉扯对方，简直让人受不了。我既感到腻味，又感到妒忌。他们的存在似乎证明，我的爱情就是个悲剧。几天前，在老站给保罗打电话的时候，那种满足感很强烈。但是现在我再也没有这种感觉，这让我平静的内心再次翻腾起来。
我先是看到了月亮，意识到自己露天睡在防水布上。
我一瘸一拐地回到营地，仔细检查了两个备受折磨的拇指，轻轻碰一下都痛得受不了。我甚至能看到脚趾在跳动——血在规律地涌动，让脚指甲一会儿白一会儿粉。因为肿得太厉害，两个脚指甲感觉随时都会脱落。我突然想到，把它们扯下来可能会是个好主意。我捏着其中一个脚指甲，使劲一拽，然后一阵钻心的痛，指甲掉了，然后就是完全的解脱感。过了一会儿，我又如法炮制，把另一个拇指的脚指甲扯掉了。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我隐隐觉得有一些冰凉的手在温柔地拍打我，感觉很是舒服。双腿、胳膊、脸、头发、双脚、脖子、手上，都能感觉到。我甚至能感觉到这些手压在我的胸膛和肚子上，隔着T恤给我一种凉凉的感觉。“嗯……”我低声抱怨着，还稍微侧了侧身。然后我突然睁开眼，脑子开始缓慢地反应：
我意识到，在脚指甲这个问题上，这是我跟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对决。
喝饱水之后，天已经黑了，一轮明月悄悄升起来。我实在没有力气搭帐篷了，其实平时也就需要两分多钟，但是现在感觉比登天还难。实际上我也不需要帐篷。除了上路前几天下雨了，一路上就没碰上过雨天。所以我穿好衣服，把睡袋打开铺在防水布上。天太热了，只能躺着。我累得不想看书，即使睁眼看月亮都有点费劲。到水库的几小时内，我就消灭了128盎司“水质可疑”的水，但还是没有尿意。要穿越帽溪沿，我竟然蠢到只带了这么点水。“以后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我对着月亮默默发誓，然后就迷迷瞪瞪睡过去了。
当前比分6比4，但双方分差越来越小。
坐在蓝色的防水布上，我一口气喝掉两瓶水。水热乎乎的，喝起来像铁和泥的混合物，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我甚至能感觉到水在我身体里流动。虽然一口气喝了64盎司的水，但还是感觉口渴。奇怪的是，我仍然不饿。就像刚上路那几天，身体累得要命只想睡觉一样，现在我的身体只想喝水。我又把两个水瓶装满，等碘片净化之后，一饮而尽。
夜幕降临，另外四个在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徒步客也来到营地。他们到的时候，我正点着《夏日鸟笼》剩下的几页书给小铝质平底锅加热。两对伴侣跟我一般年纪，都是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一路徒步过来，当然他们也绕过了内华达的积雪山区。他们两对伴侣分别出发，但在南加州碰面后开始一起旅行，一起穿越荒原，绕开雪地，就这么过了几周的“四人约会”生活。约翰和莎拉来自加拿大的艾伯塔省，上路的时候约会还不到一年；山姆和海伦已经结婚，来自缅因州。他们第二天在此处休整。我跟他们说，新靴子一到，我就重新上路。
我看看表：把碘片放进水里已经27分钟了。通常到了傍晚我会饿得难受，但是现在吃东西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只想喝水。
第二天，我打好包，把靴子系在包上，穿着凉鞋走到商店，坐在附近的一张野餐桌旁，等候邮包到达。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上路，不是因为我喜欢徒步，而是因为我必须这么做。要想在大概估计的那一天拿到每一个补给箱，我就必须按行程表行进。尽管因为财力和天气原因有各种变化和绕道，我都必须按照计划，在9月中旬完成旅行。我拿出供给箱里面的新书——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坐着读了几个小时，等着我的靴子寄到。人流来了又散，有时候会有一些人注意到我的背包，围在我身边询问关于太平洋屋脊步道的问题。回答问题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对当初选择的怀疑在某一刻一度消失殆尽，甚至忘了自己曾经怎样蠢笨到家了。沐浴在身边关注的眼光里，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背包客，还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女王。
我要等碘片完全溶解杀毒30分钟后才能饮用。我口渴得有些抓狂，只能给第二个水瓶装水，借以转移注意力。水装好以后，我把防水布铺在岸边的空地上，站在上面迅速脱个精光。微风吹过，似乎带着暮霭的光芒，吹得屁股上火辣辣的疼的地方渐渐凉下来。我甚至没想万一有人出现怎么办。因为一整天，我连个人影儿都没看见。再说了，即便有人来了，我又渴又累，意识涣散了，根本不会在意。
“我建议你把这个写进简历里，”一个脸色红润、浑身珠光宝气的佛罗里达老妇人突然开腔，“我以前在人事部门工作。用人单位就喜欢找有这样经历的人。这表明你有个性，与众不同。”
我拿出净水器，把这可疑的水灌进去。这净水器跟我第一次在金橡泉用的时候一样难用，用来净化这里的水则难上加难，因为水里有一半都是泥浆。等到把净水器装好水，手都累得抖起来。我找到急救箱里面的碘片，放了两粒到水里。之所以会带碘片，就是想在不得不喝这种脏水的时候有个保障。在肯尼迪草原的时候，艾伯特狠心帮我扔了很多东西，但还是没扔碘片。不过，扔东西第二天他却因为喝了脏水生病了。
邮递员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了，联合包裹公司的快递员一个小时后也来了。但是他们都没有我的靴子。我心里一沉，立即走到公共电话亭，给REI公司打电话。
我停下脚步，注视着它。所谓的水库，实际上只是个网球场大小的满是污泥的水塘而已，但是里面毕竟有水。当我深一脚浅一脚地下了斜坡，摇摇晃晃到了水库边一小块平地的时候，禁不住要高兴得笑出来。今天是我第一次徒步20英里。我把“怪兽”解开，放到平地上，然后走到泥岸边，蹲下来把双手放进水里。水是灰色的，暖暖的。手移动的时候，底部的软泥就会像水草一样漂浮上来，把水搅浑。
接电话的是个男人，他很有礼貌地告知我，他们还没有给我邮递靴子。因为他们无法用快递给我寄到州立公园这边来，所以想用平邮，但是又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联系我，所以就什么也没有做。“我觉得您不了解情况，”我尽量压着火，“我现在在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旅行呢。我晚上就睡在森林里，你们当然没法儿联系上我了，而我也等不了……对了，我的靴子用平邮寄过来需要多长时间？”
我承认，很有可能已经干涸了，但我还是“加速”向那个方向迈进。考虑到双脚的情况和背包的重量，我所说的“加速”只是步伐快了一点点而已。我感觉自己好像从帽溪东沿俯瞰到整个世界：脚下是一条宽阔的河谷，一直延伸到远方，被南北两座树木葱郁的火山夹在中间。即便现在我有点心慌意乱，但是仍然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我是个蠢货，我承认，一个最终会因为脱水或中暑而死去的蠢货。但是至少我死的地方很漂亮——虽困难重重，却靠着自己的双脚一路走到这里，来欣赏眼前的这一切！我一边自我安慰，一边继续行进。现在口渴得有种想吐的感觉，而且体温也在升高。“会没事儿的。”我告诉自己。每次直起腰的时候我都对自己说：又近了一点儿。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水库才出现在视野里。
“大概5天。”他语气平淡，并不为我的埋怨所动。
除非，这个水库也干涸了。
“5天？”我反问道。我又不能发火，毕竟他们是免费给我邮寄一双新靴子，但是我仍然感到心烦意乱，甚至有些慌张。除了按照计划行进，我还需要把包里的食物留着完成下一段旅程——83英里，目的地城堡岩（Castle Crags）。如果我待在伯尼瀑布等靴子，我就得吃掉一些食物。而我现在最多只有5美元，根本没钱在公园的快餐店吃5天。我从背包里拿出旅行手册，找到城堡岩的地址。我不敢想象自己穿着小一号的靴子在烈日下行进83英里，但别无选择，只能请求REI公司把靴子寄到城堡岩去。
《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里说，最近的“可靠的”水源在15英里以外的岩泉湾，但是书里也说实际上有一个更近的水源，但是因水质“可疑”，强烈建议不要喝。要到水库，需要再沿线路往北走大概5英里。
挂掉电话，我一下子泄了气，也没了女王的良好感觉。
我从短裤口袋里抽出已经散页的旅行手册，仔仔细细地又读了一遍。现在的感觉不是上午的那种“害怕”，总是疑神疑鬼身边埋伏着什么东西。准确地说，现在的感觉是“恐慌”。而且这也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事实：现在100多华氏度，我离水源还有数英里。我清楚地知道这才是我上路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情况——这比横冲直撞的野牛更具威胁性，比积雪更让人苦恼揪心。我需要水，立刻就要，现在就要！我感觉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要水喝。我突然想起来艾伯特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问我每天小便几次。从我那天早上离开老站以后，我就没小便过，也不需要。我喝的每一滴水都用来维持身体运转了。现在我觉得自己口渴难忍，甚至都吐不出唾沫。
我用祈求的眼神盯着靴子，就好像我能找到解决方法似的。鞋子用红色布满灰尘的鞋带儿绑在包上，现在坏坏地、冷冷地看着我。我本来计划在新靴子到了以后就把它留在太平洋屋脊步道徒步客免费物品箱里的。现在拿在手里，却不愿意穿上去。或许我应该穿着不耐磨的凉鞋先走一小段路。我也碰到一些人要替换下靴子和凉鞋，但是他们的凉鞋要比我的耐磨得多。我之前根本没想过穿凉鞋徒步，当初买的时候就是贪便宜，花了大概19.99美元在折扣店买的冒牌货，想走了一天能歇歇脚。我脱下凉鞋，捧在手心里，就好像这么近看着就会让它变得耐磨了一样。凉鞋的尼龙粘扣带上布满岩屑，末端已失去粘力，翘了起来；蓝色的鞋底现在磨得又软又薄，穿上走路的时候都能被鹅卵石和树枝硌到脚。穿着这个徒步到城堡岩现实吗？
我狠狠地踢着土，两手抓起鼠尾草扔出去。我在生自己的气，为什么又做错事，为什么还跟刚上路时那样又傻又笨！不仅把靴子买错尺码，低估了路上的费用，还百分之百地自信能徒步穿越太平洋屋脊步道！
我心里又打起了退堂鼓：或许我不应该往前走了，或许也没法走了。走这么远已经够远了。我照样可以把徒步写进简历里面。
没水没水没水没水没水没水没水没水没水！
“妈的！”我气愤不已，捡起一个石子竭尽全力、狠狠地向附近的一棵树上投去，再一个，又一个……
我呆立了一会儿，吓得几乎瘫在地上。盯着水箱看了一会儿，确认确实没水。里面没水，我就没水。一口水也没有。
我又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会想到的那个女人——那个女占星师。23岁的时候，我曾经让她看过我的命盘。在我离开明尼苏达州前往纽约之前，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安排了这次占卜，作为送行礼物。我觉得这个名叫帕特的中年妇女满嘴胡话。我还记得她让我跟她对坐在她厨房桌子边，她面前是一张满是神秘字符的纸，我们之间还有一个磁带录音机。录音机已经开了，里面的磁带静静地旋转着。我其实并不信这个，就是觉得有点好玩儿，而且就当从中寻找自信心了，因为她肯定会说诸如“你心地很善良”一类不痛不痒又大而化之的话。
在看到水箱之前，我逼迫自己不去喝最后剩下的两盎司水。到了下午4点半，我终于看到水箱了：被焚烧过的火警瞭望塔赫然立在不远处！瞭望塔旁边有一个金属水箱，立在一根棍子上。一看到水箱，我就拿出水瓶把剩下的水都喝了，也庆幸再过几分钟就能喝上更多的水了。当我靠近的时候，看见水箱旁边的木棍上贴满了东西，在风中摇曳。起初我以为是丝带，后来以为是布条，直到走近才看清是一些小纸片——用胶带贴在木棍上的留言，被风吹得哗哗响。我靠近一点想知道上面说什么，但是在我看到纸片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什么。纸片上的内容大同小异：没水。
但是她没说。或者说，她也说了这些话，但是也说了一些具体得让人发毛的事情，不仅准确，而且一针见血，让我既感到安慰，又十分困扰，但是又不至于号啕大哭，悲戚戚地承认她说的都是事实。我不断地询问：“你怎么知道的？”然后她就给我解释行星、太阳、月亮，我的“相位”和出生时刻，以及处女座的含义。我边点头边想：这都是新时代反智分子的鬼话。然后她又说了另一件事，让我一下子蒙了，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然后4盎司。
她突然讲到我父亲。“他是越战老兵？”她问我。我斩钉截铁地说：“不，他不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曾经短暂地入伍——实际上，他就驻扎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基地，我外祖父也在那儿驻扎。父亲和母亲就是在那儿认识的——但是他从来没去过越南。
然后6盎司。
“但他看起来像是越战老兵。”她仍然坚持，“或许不应该从字面上来理解。但是他与这些军人有共同点。他也受过重伤，留下了残疾，而且这影响到了他的生活，也影响到了你。”
莫多克高原与莫哈维沙漠有所不同，但是感觉并无差异。这两个地方都长满了参差不齐的植物，不适宜人类居住。小型灰褐色蜥蜴要么在我靠近时迅速消失在路边，要么就一动不动。“它们从哪儿找水呢？”为了不去想自己有多热多渴，我就去想些别的。“我现在到哪儿了？”离水箱已经只有3英里了，我还剩下8盎司水。
这次我没有点头。幼年的经历已经被我封得严严实实，再也不会浮现了，但是现在这个占星师却告诉我我的父亲影响到了我。
然后我停下来，弯下身，用手按一下膝盖，缓解一下背部压力。脸上的汗水会直接滴到浅黄色的土里，像是滴下的泪水。
我有点瞠目结舌，好不容易挤出一个词：“受伤？”
1，2，3，4，5，6，7，8，9，10。
“对，”帕特深信不疑，“你某处也受了伤。如果父亲的伤口好不了的话，就会影响到孩子——他们会在同样的地方伤害自己的孩子。”
我停住脚步，抬头望着天空。那些猛禽仍然在盘旋，似乎不用扇动翅膀。我下定决心：绝不打道回府。想到这里，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前进。现在我的大脑已经什么都不想了，支撑我机械前进的，只有旅程的单调。上路的这些日子，每天这种单调都会最终占得上风，因为当时心里想的只有身体的疲惫。就好像这是某种痛苦的疗法。每次我会数着自己走了多少步，到了100，再从1开始数。每完成一组，就感觉已经完成了一件小事情。后来觉得数到100太难，于是减到50，然后减到25，最后减到了10。
“嗯……”我的脸唰地白了。
前面是一片平地，长满了一串红和杂乱无章的耐旱野花。一路上会有一些认不出的扎人的植物擦过我的小腿肚。我能认出的植物好像在跟我说话，用我妈妈的声音说着它们的名字。它们的名字又重新在我记忆里冒出来：田荠菜、火焰草、羽扁豆——这些白色、橙色和紫色的花在明尼苏达州也能见到。当我们驾车驶过的时候，妈妈有时会停下车，从路边的花丛里摘一捧。
“我也可能说错了。”她盯着我们中间的那张纸看了一会儿，“不一定会一字不差。”
再一次上路的时候，我开始唱一些能让自己心静的歌。太阳光好像抽打在身上，火辣辣的。汗水汇聚在太阳镜四周，流进眼睛，十分刺痛，我不得不时地停下来擦汗。想想一个星期前我还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在雪山跋涉呢。每天早上醒来，帐篷外面都结了厚厚一层霜。但是现在那些记忆已经模糊了。那个雪白的世界像是一场梦境，就好像这五周的跋涉全是笼罩在炙人的高温下，我第二周绕道而行也全是因为这高温。我停下脚步，喝了口水。现在连水都热得烫嘴。
“实际上，6岁以后我只见过我父亲三次。”我开始坦白。
我不断地对自己说，什么都没有，我不害怕。我伸手够到了水瓶，开始喝个不停。我实在太渴了，所以把这一瓶水一饮而尽，然后还觉得不过瘾，又打开另一瓶喝起来。挂在我拉链上的温度计现在显示阴凉地儿里的温度已经达到100华氏度。
“父亲的任务就是要教会孩子如何成长为战士，给他们自信，让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御马冲锋。如果你没有从父亲那里学到这些，就得自己学习成长。”
中午，我找到一块狭长的阴凉地，坐下来准备吃点东西。每次午餐的时候，我都会把袜子和靴子脱掉，平躺在地上，把肿胀的双脚搭在包上休息，这次照旧。望着天空，有鹰和雕在我头顶盘旋，但是我没法放松下来，不仅仅是因为有响尾蛇。这里地面空旷，能见度很高。但是我心里总是隐隐觉得有东西就潜伏在我周围，注视着我，准备伺机而动。时不时地，我会直起身，看看周围有没有美洲狮，然后又躺下，安慰自己没什么好害怕的。但是不一会儿，我又觉得自己听到树枝断裂声，所以又会弹坐起来。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是了。”我说话开始结巴，“我很强大——我会面对一些事情——我——”
徒步跟我以前的旅行方式完全不同。在以前浑浑噩噩的生活里，这几英里的路程对我根本没什么意义。但是现在，于我，这踏过的路是茂盛的杂草，是凝结的土块，是随风舞蹈的花儿，是自由生长的绿树；于我，这踏过的路是我踏实的呼吸声，是我的双脚迈过的每一步，是我的滑雪杖探路的敲击声。在这一切面前，我变得无比渺小。而在帽溪沿旅行的这天，这种渺小感更为强烈。天气从炎热变成炙热，到最后连风都是热的，在地表打着旋儿，把土都吹到我的鞋子上。一阵热浪吹过，我听到了一种异于风声的窸窣响声，我突然意识到这周围有一条响尾蛇，在警告我不要靠近。我慌忙往后退了一步，看到前面几步远处有一条蛇，眼睛盯着我，身体盘曲，尾巴立起，活脱脱像骂人时竖起中指。要是我刚刚再多走几步的话，就踩到它了。这已经是路上碰到的第三条响尾蛇了。我夸张地从它身边绕了个大圈，继续赶路。
“这跟力量无关，”帕特认真地说，“你可能到现在还看不到，但是或许某一刻——可能是几年后——当你跃上马背冲锋陷阵的时候，你会迟疑，会跌跟头。要想治愈你父亲给你带来的伤害，你就必须跃上马背，像战士那样去战斗。”
碧空如洗，太阳无情地照射着大地。帽子和浑身涂抹的防晒霜都像失效了一般。我能看到几英里外的情况——拉森峰（Lassen Peak）白雪皑皑，而它北面的沙斯塔山海拔更高，积雪更多。看到沙斯塔山，我松了一口气，因为那就是目的地。穿过这座山以后，我就可以一直走到哥伦比亚河。我已经绕过了积雪，现在要沿着这条线路一直往前。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自己轻松欢快地走完剩下旅程的情景。但是高温天气很快就把我拉回现实，让我明白想归想，但不可能实现。如果我要到达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界的话，背着这么大的包徒步旅行，一定困难重重。
当时我笑了一下。我故意吸一口气，然后哑着嗓子，发出咯咯笑的声音。但是那笑声并不是快乐的笑声，而是难过的笑声。我后来明白了这一点，因为我把磁带拿回家，反复地听：“要想治愈你父亲给你带来的伤害，你就必须跃上马背，像战士那样去战斗。”然后磁带里是我哑着嗓子咯咯笑的声音。
我要走到太平洋屋脊步道和这条路的交会处。天还早，但是已经很热了。不过经过休整，我觉得自己又充满了能量，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到来。一上午，我就穿行在干涸的河床和满是乱石的溪谷中，口渴难耐的时候才停下来喝口水。到10点钟左右的时候，我走上了一条几英里宽的斜坡。陡坡上长满杂草和野花，很少有阴凉地儿。树很少，而且都因几年前的大火枯死了。树干白一道黑一道，树枝也都被烧成了块块残木。这种荒凉的美丽，默默透着苦难的力量。
倒带，重放。
自从上次从三湖到贝尔登镇的时候受了重伤，两个大拇指一直没好过，而且指甲都成了死灰色。其他的脚趾则磨得通红，我有时候想，它们会不会有一天要罢工，离“脚”出走呢？从脚后跟到脚踝，全都是水疱，而且感觉永远也好不了了。但是那天早上在老站，我强迫自己不去想我的脚。能不能顺利完成旅行取决于我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勇往直前。我用修复贴和新的创可贴包住伤口，然后穿上袜子和靴子，一瘸一拐地走到营地的水龙头把能装64盎司水的两个水瓶都装满。今天要行进15英里，才能穿过炙热的帽溪沿。这些水得留到那时候喝。
“你是不是想挨揍了？”父亲生气的时候会这么对我说，而他抬起的手就停在我面前1英寸的地方。从3岁，到4岁，到5岁，到6岁，一直这样。“想挨揍了是吧？是吧？是吧？”
我的脚？好吧，感觉已经无药可救了。
“快说啊！”
背着这么重的包也让我的外在有了新的变化。我的腿硬得像鹅卵石，肌肉有力，似乎上山下海无所不能。之前不断被包磨出血又结痂的屁股、肩膀和尾骨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一切，皮肤被磨得又厚又硬，有点像树皮，又像用沸水去毛后的鸡皮。
我把凉鞋穿上，踏上向城堡岩进发的漫漫征途。
天刚亮我就醒了，然后丝毫不差地把帐篷收起来。现在我已经能在5分钟之内把东西全部打包好。我曾经在莫哈维汽车旅馆把东西归类，要么扔掉或烧掉，要么就留下来。留下来的东西乱糟糟地摆成一大堆，但现在都归置在我的包里或者挂在包上，而且我准确地知道各种物件的位置。我的手出于本能就能摸到我要找的东西，似乎完全不用经大脑。“怪兽”现在就是我的世界，我的左膀右臂，尽管它没有生命。它的沉重和庞大仍然会让我很有挫败感，但是我已经认为它是个甜蜜的负担。一个月前，我跟现在的想法截然不同。现在我们俩不是对立的，而是已经合二为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