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瞧，我问自己，为什么博比·莫兰要编造那么多谎言。接着我想，如果撒谎的不是他呢？如果撒谎的其实是你呢？你完全有可能编出这堆东西，目的就是转移我的注意力。”
“有时，我的反应总是比别人慢半拍，教授。我的老妈总说，我晚出生了一天，所以永远赶不上别人。但事实上，到了最后，我总能赶上别人。我只是要比聪明人多花那么一丁点时间而已。”他的声音里没有喜悦，只有痛苦。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的脚已经没力气了。
“为什么你会知道凯瑟琳·麦克布赖德为了加快死亡，割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尸检报告里根本没提到过这一点。”
“在她失踪的那晚，他在别的地方，夜校里有十几个人能为他作证。”
“我是受过教育的医生。”
“你怎么这么确定？”
“那氯仿呢？”
“或许吧，但杀害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并不是他。”
“我和你说过了。”
“他想隐瞒什么。”
“是，你是和我说过，但我也做了点研究工作。你知道，只需在面罩或布料上滴几滴氯仿，就能让人失去意识吗？和这东西打交道时，你的头脑必须十分清醒，因为滴多一两滴就会让受害人无法呼吸，窒息而死。”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以为的。于是我查了查。大个子，六英尺两英寸高，体重超标，约翰·列侬式的眼镜——就是他。于是我奇怪，为什么他要向想帮助他的心理医生，撒这么一个弥天大谎。这说不通，对不对？”
“这个凶手十有八九会一些医学知识。”
我的声音嘶哑。“这绝对不是他。”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鲁伊斯在沥青路上跺了一阵脚，让自己暖和起来。一只沿铁丝网漫步的流浪猫听到了我们的声音，瞬间伏下身子。我们两人一同望着猫，等它离开，但猫似乎并不急着走。
“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教授。您和我说的有关他的一切，全都是假的。如果你只是说错一两个细节，那我还能理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可我感觉，我们说的根本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她是一个护士？”鲁伊斯问。
鲁伊斯一边说，一边来回踱步。他仿佛变成了一台蒸汽机，呼出的气息在空气中凝结，飘在他身后。“博比身边的人大多对他赞赏有加。据他的女房东说，他是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人。她帮他洗衣服，从不记得他衣服上有过氯仿的味道。他以前庇护工厂的工头说，他是个‘热心肠的大块头’。
“她脖子上的徽章。”
“他的父亲从未加入过空军——既不是技工，也不是机师，什么都不是。博比是在利物浦长大的，不是在伦敦。十五岁时，他辍学了。他在夜校待过，曾在兰开夏郡的一个庇护工厂[1]当过一段时间志愿者。我们发现，他既没有精神病史，也没有住院史。”
“我觉得你其实当场就认出她了。我觉得你之后只是在装模作样。”
“你不用说，听就好了。”他来回晃荡两只脚，“相信我，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他朝运河边走了两步，往水里啐了口唾沫，“博比·莫兰既没有女朋友，也没有一个名叫亚姬的未婚妻。他住在伦敦北部的一家寄宿公寓里，和一堆寻求庇护所的人排队等廉租房。他失业在家，已经整整两年没有工作了。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家叫‘奈瓦斯普林’的公司——哪怕有，也不是一家注册在案的公司。
“不是。”
“我不能和你谈论我的病人。”
他的声音比空气还冷。“你还认识她的祖父——贾斯蒂斯·麦克布赖德。”
“因为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他没有看我，“然后，我想和你聊聊博比·莫兰的事。”
“是。”
“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儿？”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他很生气，出于某些原因，这股怒气是因我而起。除了强迫症患者，我很少遇到像他这样情感如此强烈的人。以前在学校里，我认识几个像他这样的孩子——铁了心要证明自己是个硬汉，天天找人打架。他们想证明的东西太多，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证明一切。
“因为我觉得这不重要。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心理医生经常要在家事法庭[2]上出庭作证。我们会对孩子和父母进行评估。我们会向法院提出建议。”
“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啊——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
“在你眼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儿？”我问，内心一阵空虚。
“诚然，他犯过错，但他是一位诚实的法官。我很尊重他。”
我顺着他手臂的方向望去，看到运河的石墙。石墙最前面的地上有一块颜色较深的狭长地带，那里一定就是警察找到她尸体的浅坑了。从他左肩头望去，我看到了肯萨尔绿野公墓里树木和墓碑的剪影。我想起那天，我们站在山脊上，望着警察把凯瑟琳的尸体挖出来。
鲁伊斯努力表现出和蔼的样子，可他天生就不是一个会用礼貌来克制自己的人。
鲁伊斯抬起手臂，有那么一瞬，我以为他要打我。“往那儿看，顺着建筑的边缘看下去。”
“你知道在这个案子里，我觉得最难解释的是哪里吗？”他说，“那就是为什么你拖了那么久才告诉我，你认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和她的祖父，却早早拿一个叫博比·莫兰的家伙敷衍我，塞给我一堆屁话。不，对不起，这么说不对——你不会和别人谈论你的病人，对不对？其实，你只是在跟我玩小孩子的‘讲故事’[3]游戏。噢，原来两个人也能玩这个游戏……”他朝我咧嘴一笑——牙齿洁白，眼睛黝黑，“让我来告诉你，过去这两周我在干什么吧。我把这条运河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弄来了疏浚设备，把船闸给清空了。真是一份恶心的差事。那底下积了三英尺深的腐臭污泥和黏液。我们找到了失窃的自行车、商场购物车、汽车底盘、轮毂、两台洗衣机、汽车轮胎、避孕套和四千多个二手注射器。你知道我们还找到了什么吗？”
“对。”
我摇摇头。
“你看过照片。”
“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手提袋和她的手机。我们费了好大功夫，才把这些东西彻底弄干燥。接着，我们检查了她的通话记录。那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她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办公室的。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六点三十七分。她是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酒吧打给你的。她在那儿约了人，结果那个人失约了。我猜，她打电话是想知道对方为什么失约了。”
我很清楚我们在哪儿，可我并不害怕，也不悲伤，只是愤怒。天色已暗，我很冷，而最令我生气的，还是鲁伊斯挖苦的目光和挑眉毛的动作，我已经受够了。有什么话就赶紧说，说完就赶紧让我回家。
“你怎么这么确定？”
“有认出来什么吗？”
鲁伊斯笑了笑。“我们还找到了她的日记。泡在水里太久，纸全都粘在一起了，墨水也化了。犯罪现场的技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日记风干，再一页一页地把纸分开。接着，他们用电子显微镜找出了墨水残留的浅痕。这些天来，连这种事都办得到，真是神奇。”
鲁伊斯突然在小径上停下脚步。我差点撞上他。
鲁伊斯站到我面前，双眼离我仅几英寸。此刻便是他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高光时刻：他的客厅独白要来了。
一列火车毫无预兆地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火车的声音在铁皮棚和运河石墙间回荡，余音不绝，仿佛我们正站在隧道里。
“凯瑟琳在她十一月十三日的日记里留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的是一家酒店的名字，叫大联盟酒店。你知道这家酒店吗？”
鲁伊斯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低着头，走在我前面。看起来，他正强压着怒火。往前走了大约五百码，铁轨出现在我们右侧。点点灯光映衬出维修棚的轮廓。旁边的一个货运场里停放着闲置的铁路车辆。
我点了点头。
曳船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四周建筑阒暗无人。时钟仿佛被往前拨了一大截，此刻犹似凌晨——世界倍加寂寥，床褥倍加温暖。
“沿运河走，离这里只有一英里远，就在你那家网球俱乐部附近。”鲁伊斯做了一个甩头的动作，“在那页日记底下，她写了一个名字。我觉得，那是她打算见的人。你知道那是谁的名字吗？”
鲁伊斯在一道铁丝网眼栅栏前停下。他抓住一根金属桩，手一摆，借力跃上桥边的石墙。借助这根金属桩，他又下到了栅栏的另一边。他转过身来等我。
我摇了摇头。
我们沿哈罗路一直往前开，接着转入斯克拉普斯小道。开了不到半英里，地势渐高，复又降到米特尔桥底下，穿过大联盟运河和帕丁顿铁路线。鲁伊斯靠边停车，关闭引擎。他下了车，等我出来。车门锁好后，他向远处走去，等我跟上他的步伐。吃了乔克那一记准头极高的杀球，我的大腿现在还是一动就疼。我轻轻揉了揉痛处，步履蹒跚，沿路走向大桥。
“不打算猜一猜吗？”
我没有问为什么。他的一举一动告诉我，我别无选择。温度下降，接近冰点，街灯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沿街窗户里，彩灯忽明忽灭，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悬挂着装饰用的塑料冬青花环。
我感觉胸腔发紧。“我的。”
“犯罪现场。”
鲁伊斯没有在这个最后时刻做什么夸张的动作，也没有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这仅仅是个开始。他从口袋里掏出手铐，我看到了手铐闪着的寒光。我的第一反应是放声大笑，可紧接着，一股寒意侵入体内，令我几欲作呕。
“我们这是去哪儿？”
“现在，我以涉嫌谋杀的罪名逮捕你。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我有责任警告你，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并将可能作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我钻进车里，坐到他身旁。车里散发着一股发霉烟草的臭味，混杂着空气清新剂的苹果香气。鲁伊斯掉了个头，朝西边开去。
钢制手环锁住了我的手腕。鲁伊斯将我两腿分开，从脚踝开始，逐渐往上，对我进行搜身。
“你怕是没跟我的同伴交过手。”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打网球没那么危险吧？”
真奇怪，有些时候，这种事情就会平白无故地发生在你身上。我突然回想起，每当我惹上麻烦时，我父亲总会对我说的一句话：“别开口，除非能赛过沉默。”
“运动受伤。”
[1]一种非营利机构，专门为有肢体和视听障碍或智能不足的人提供重建职业工作能力训练的场所。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向他。他俯身打开副驾驶座的门。“你怎么了？”
[2]英国高等法院中专门受理与婚姻、家庭财产、子女及遗嘱等有关的案件的法庭。
一辆白色奥迪车平稳地行驶在埃尔金大道上，经过我身边时慢了下来。我一只胳膊下夹着网球拍，右大腿上多了一块葡萄柚大小的淤伤，一瘸一拐地走在人行道上。开车的是鲁伊斯。看起来，他打算保持每小时四英里的车速，一路跟着我回家。
[3]国外小学常设的教学课程之一，要求学生从家里带一样东西到学校，展示给老师和同学，并介绍其来历、用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