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组照例有两个最年轻的当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分别负责召开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向所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我们这组的学习组长这时是普明，他是汪伪的驻外官员，三十多岁。生活组长就是李焘。这个曾被我看做一家人中最卑下的，到了监狱还忠顺地为我打掩护的青年，现在成了对我生活最严厉的“上司”。在苏联时，连打洗脸水都轮不上他，而今天，当我刷牙时把牙粉水滴了一点在地上，便会受到他严厉的责备：“就因为你的牙粉点，上次卫生竞赛又被别的组扣了分数，你还不吸取教训！你对于集体荣誉太不关心了！”
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便是老正的父亲。巴布扎布死后，老正兄弟俩被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收了去，培养训练到长大（一起的还有肃亲王善耆的儿女，金璧辉就是一个）。他说的从前全家崇拜我的话，我相信都是真的，他说看穿了皇帝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怀疑。在监狱里的这几年，我在生活中露出来的“玩意儿”，已经够他们欣赏的了，何况后来同屋里又添上了对我过去底细摸得透熟的李焘！
假如这不是李焘，我也许说一声：“哎哟，我怎么又忘了擦了！”事情就过去了。可是在李焘面前说这句话，就等于自找麻烦。
不擅长口才的老正，有一次对我说出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从前，我全家大小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过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遗憾，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
“什么忘不忘！你这是叫人伺候惯了的毛病，也是只顾自己不顾任何人的自私天性，你从前还不是一向把自己当做国家？为什么别人开了水龙头不会忘了关，别人开了门不忘关门，单单你容易忘？这不是记性问题，全是你叫人伺候惯了，改不掉的皇帝派头。”
在前一个时期里，我们这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形。在我真正感觉出检讨会对我的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之前，我真像害怕火烧似的怕它。我信奉“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和“无多言，多言多败”的教训，我不批评人，也怕人批评。检讨会上，轮到非叫我发言不可，我就还是学习会上的那套：“我同意××的意见。”还好，在认罪以前，大家对我还有些客气，老振不大给我“吃药”，老正的直率对我也使用不多，至于浑身是刺的“大下巴”，因为不同屋，我也没挨过他的刺。但是经过了那一场撕破了情面，全所气象起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过去曾经对我有过的那种客气，再也不存在了，我竟经常成了检讨会里的众矢之的了。
所以，我最好是顺从地弯下腰把牙粉点擦掉，比别人过去伺候我还要恭顺。
“我坐牢，真是陪你们的冤枉！我本来是一潭静水，都是叫你们这些外来因素搅乱了！”
严肃而认真的（对别人也是一样）李焘，并不只是在生活上对我严厉。有一次，所长到我们号里来看我们，他说起了日本战犯一个家属和战犯会见后来信的事，内容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个家属把她看到的她丈夫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回去告诉了她婆婆，婆婆感动得流了泪。我听了所长最后一句话，不知为什么，也流出了眼泪。所长走后，李焘愤愤地说：“溥仪，你流的是什么泪呢？”
听了这话，他不说话了。可是一回到号里，又向同组的咆哮。
“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太叫我感动了。”
看守员报告了管学习的李科员。李科员把他叫去，对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点儿不知自爱，能改造好吗？”
“怎么康庆和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流泪呢？”
“学习，我正是学习，闭眼可以记得清楚。”
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又愤愤地说：“虚伪！真虚伪！真不知道你多咱才不虚伪！你好像很笨，可是比谁装得都像！”
“这不是休息时间，是学习时间！”
我承认有虚伪的地方，但是认为这次很冤枉。我说：“我的感情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有时就这样……”
“闭眼是休息啊！”
“好像你很富于感情似的。你对苍蝇也表示慈悲，可是对百万个千万个人残忍。”
“你不是闭着眼吗？”
这样的批评，简直是火烧。记得烧得我最厉害的一次，是从批评我的学习态度引起来的。那次有人在检讨会上对我提意见说：“别人学习文件，是用心地读，你为什么老是抄呢？连手纸都给抄没有了！”
几十名全体伪满战犯中，最令所方头痛的，还数“大下巴”。在别人中间发生了无原则纠纷，管教干部一出面或者看守员说几句，至少暂时可以解决。在“大下巴”那里就不行了。如果谁批评了他，就等于点着了火药桶，他会大肆咆哮，还会坐在地上耍死狗。他引起公愤的事情也实在太多，比如借口痔疮非要在室内大便不可，看戏时非坐前面不可，发现前面只有矮凳，没有椅子舒服又非要换回后边不可。有一回他看见病号张景惠吃软糕，他也装病，一看非病号吃肉包子他又要吃普通灶。此外，什么用肥皂垫桌子腿，学习时打盹儿，等等，要写起来足可比我这本书还厚。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吃饭总是把饭粒掉一片，是糟蹋粮食，他反而见怪道：“吃饭哪有不掉饭粒的？”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学习时打盹儿，他咆哮了一阵儿，说：“你们这是叫自己活，不叫别人活的个人主义！”别人没法，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到了号里，叫醒了他，问他为什么坐着睡觉。他说：“坐着还能睡觉？”
我说：“我笔记记不好，文件又只有一份。”
老邦吃了这服药，于是又翻了一阵儿眼珠。如果老正是这服中药里的君药，老振正好是一味臣药。
“宪法草案报告是一人一份，你为什么还要抄？”又有人问。
“对啦！”老正的舌头立刻灵活起来，“我本来就不爱说话。”
“各人有各人的学习方法，我的理解力差，这个方法还适合于我。”
老正拙嘴笨舌没答上来，正在舌头打结，和老正私交很好的老振在旁开口了：“住在一个屋子里哪有那么多的话？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奇怪，老正本来就不善辞令，不爱说话。”
“不见得是学习方法问题，”老振说，“你抄，如果是为了阅读，还有话可说，可是你只抄不看，那是为什么呢？”
老振在伪满时就以机灵见称。他原是沈阳的一个医生，“九一八”事变后官瘾大发，借着一个日本人的关系做上了“满洲国”的官，什么协和会的部长，国都建设局长，驻日大使，文教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等；一切培养资历的，有油水的，在日本人手里得宠的，各种差事他都干过。他被公认为心眼多得使不了的人。如果他后来把多余的心眼都用在帮助别人和改造自己思想上，当然就更好了。可是在起初那个阶段里，他并不比别人出色，就以开生活检讨会来说，我记得在另一次和一格药水故事类似的事件上，他又有了不同的态度。这次受到报复的，正好是上次报复别人的老邦。老邦有一次批评了蒙古族的老正，说他借口养猪躲避学习。这老正和我年岁差不多，比起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就算年轻人，他的秉性比他的年龄就更像年轻人，他比较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对别人表示意见也比较直率，有时候容易激动、赌气。他受了老邦批评之后，憋了一肚子火，好几天不理睬老邦。老邦在检讨会上向他明知故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总不理我？”
“给所方看的！”老正插嘴说。我生怕这句话写进记录里，连忙道：“你们不要太主观，你们的知识都比我多，用不着抄就懂，我就不像你们，我懂得太少……”
老邦也得意地笑了，可是随后尝出这服药味，直翻眼珠，不笑了。
谁知这样的话，又触燃了李焘的火性。
“我当过西医，可是就不如你了。哈哈！”
“你现在常说你知识少了，这是进步，可是这话也要看是怎么说。你没劳动过，连韭菜也不知道，这个我相信。要说你什么也不懂，也不见得。我看你从封建书和西太后那里一定学了不少东西。不然的话，从前你统治家里的佣人，怎么有那么多的办法呢？你叫人把孤儿打个半死，又叫我去送牛奶，可见你这种知识倒不少。现在做个人，一定要老实才是！你从前在北京、天津、长春看封建书不用抄就会，你现在学习总是抄，到底是干什么？”
“不错，我还懂得点医药。不瞒你说，我还学过两天中医呢。”
要命的是，李焘的这种批评，常常是作为多数人，甚至是全组人一致的意见而载入记录的。于是在我心里就往往出现了这样的悲哀：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十分谨慎地时时记住遵守了监规，认真地写了学习笔记，一点也不马虎地进行了劳动，仔细地不让牙粉点落在地皮上……可是一到了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我就觉得整整一星期的成绩，全被那记录毁灭了。
检讨会结束之后，老振跟老邦聊天：“你很细心，眼力也比我强，一眼就看出了剩下几格药水，可是药水如果变了质，你也能看出来？”
检讨会的记录中，这些记载是常有的：
听他说得这么具体，老光涨红了脸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老邦出去上厕所，心眼多得用不了的老振就说：“这个人真阴险！老光在壁报上批评他学习不好，他就天天注意人家的一举一动，这一天吃了几格药水他都记下来，作为报复之用！”
——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这八个字真可以送给你。你这回又把扫帚丢在院子里不管，和上回一模一样，这是虚心接受吗？——我看这还是溥仪的皇帝派头，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思想表现！他用东西向来是随手一丢，自来水龙头向来是开了不关。不管出来进去，向来只开门不关门，这是叫别人伺候惯了的派头！——他开门连门环都不愿意拿手碰，不是用脚踢，就是推门板，有一回我看见他还用报纸垫着去抓门环……不用辩啦，我早知道，这是你嫌别人脏，怕门环上有毒，这是在长春生的毛病，到现在还不改。在长春看报纸还要喷酒精消毒哩！溥仪就怕死！——原来如此，怪不得那天把发下来的苹果推到窗户外去呢！那苹果上有个黑点，是不是？——我看溥仪的解释还是虚伪，你说无意中碰下去的，可是你的动作装得太不像啦……
“我亲眼看见的，星期二你还有四格，星期三还有一格，你没吃就倒了。你要很好地考虑考虑。”
——今天消灭苍蝇，别人都很努力，可是我对溥仪很有意见，你究竟是打苍蝇还是赶苍蝇……那为什么你的苍蝇拍打下的地方，总离苍蝇有一巴掌远呢？——你又是看不清楚，可是你把苍蝇赶出了窗户就住手了，你可是看得见苍蝇飞出去啦！你这不是搞卫生运动，这是破坏卫生运动。——溥仪是唯心主义原封未动，他这“不杀生”的思想还没交代出来……在长春有一次，猫捉了老鼠，他还下命令叫全体出动，一定要从猫嘴里救出老鼠来……
“我为什么不吃完呢？”老光还是摸不着头脑。
——溥仪今天拔完了草洗手，为什么不和别人在一个盆里洗？你的皇帝派头又来了。——洗澡的时候你抢先下去，别人一下去你已跑出来，这不是唯我独尊思想是什么？
“我说的就是上星期三，你没吃完就倒了。”
老溥总是不接受教训，吃六个别人已经够了，你非吃八个九个不可，结果又去麻烦伙夫。你当过皇帝什么好的没吃过？现在包子就这样了不起？——这也是太自私太贪婪的关系。他侄子从前待他那样好，他连一根烟都不舍得给侄子吸。
“我上个星期三就吃完了，还有什么药水？”
溥仪的个人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
“你吃的药水，你自己都忘啦？”
溥仪……
“什么药水啊？”老光摸不着头脑。
这样的记载，还可以抄出一大堆来。
“我认为老光很不爱惜国家财物，比如药水不吃完就倒掉了，这是值得检讨的。”
一九五五年四月，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是仿照日本战犯那边的办法组织的，在所方的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具体安排和管理自己的日常学习、生活、劳动。凡是生活检讨会的情况，学习中发生的问题，等等，都经学委会先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同时也提出学委会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五个委员，除了主任委员以外，其他四个委员分工负责学习、生活、运动、文娱等活动的召集安排。我们这个学委会第一届委员是由所方指定的，主任委员是康庆，生活委员是我的侄子真瑞，学习委员是我们组里的老楚。这个学委会的成立，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在宣布成立学委会的时候，我也是和别人一样兴奋。但是一听了委员们的名单，又给我增加了一份担心：对我那么不留情面的康庆和真瑞，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
有一次，在伪满时当过驻外大使和邮政局长的老邦，在检讨会上向老光提了一条意见：
在刚成立学委会不久的一天，因为要进行院内的轻微劳动，由生活委员真瑞在院中集合队伍。不记得是由于什么琐碎事，我照例迟到了一步，刚跑进队伍，还没站好，真瑞便对我叫起来：“溥仪！”
我们这间屋子里的情况又另是一样。如果在开检讨会时有人走出上厕所，随后就听见屋里嗓门突然放大，这多半是对刚出去的这位同伴的议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曾经是这个组里多数人的作风。也并非个个如此，另外，一些人也可以为了一个钉子或者一片阿司匹林互不相让，能在几个星期的检讨会上争个不休。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钉子或者药片上。
“到！到！”
和“大下巴”、老肖完全相反的，大概就是我的杰二弟了。如果在星期六你听见×号房里出现了他的不够流畅的甚至还有点羞涩的声音，你不要认为他是和人家谈家常，这大半是他在检讨会上发言，如果他总提到他自己，这也不一定是自我批评，因为他的批评别人和批评自己本来就难分清。一般地说，他倒是宁愿把意见写在纸条上，如果叫他面对面向别人提意见，就很叫他为难。
“又是你迟到！看你服装七扭八歪的，扣子也扣错了！”
如果星期六你走进我们的甬道里，听到左边的屋子里“大下巴”的哑嗓门在喊：“你们批评算什么！我走群众路线，不走你们汉奸路线！”或者“匹夫不可夺志！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说明这个屋里正在开检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又碰在花岗石的脑袋上了。不过，还有比“大下巴”更要命的，是当过军管区司令的老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在哈尔滨时因为真瑞经常批评他不守监规，向看守员耍死狗，有一次在检讨会上居然端起了炕桌就打，幸亏李焘手疾眼快把他按住，才没有出大事故。所方因他行凶，转送到单人监房押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才变得比较老实一些。
我顺从地重新扣好衣扣，一边心里想：就看这件事，可知学委会里向所长反映我的情况就好不了。小组批评我的记录到他们手里，他不但完全同意，说不定还要加上什么旁证材料呢！
我们一共有四个监房——“号”，每号住着十人左右，各为一个学习组，生活检讨会就按学习组为单位，每星期六举行一次。自从一九五一年建立了这个制度以来，所方就不断地向我们讲解：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要以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互相提高、认识真理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管你讲多少遍，这个会一开起来，还是对人不对事，被批评者不相信别人对他“为善”，批评人的人也不像是懂得“为善最乐”，倒有点“攻击便佳”的劲头。特别是刚刚由一团和气、彼此恭维转为真刀真枪的那个阶段，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大团。
根据我对民主的理解，我认为共产党无论什么事是只相信多数的，既然多数人都说我一点进步没有，说我虚伪、自私和皇帝思想原封未动，我还有什么资格改造？政府凭什么还能宽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