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定格了，我盯着那白色的东西。门外是一片漆黑，玻璃门上反射出小隔间内部的一部分：灰色的瓷砖地面，取款机和它的键盘及屏幕，还有取款机所属银行的标志，人们会说Logo，我想。
在那儿，右下角，一点白色的东西，一点看一次谁都不会发现的白色。因为所有人都以为在此之前已经看到了最糟糕的部分，那灯、垃圾袋、油桶……还有让人摇头、说些忿忿不平的话的时候：小子，世界，手无寸铁，谋杀，视频片段，电脑游戏，劳改所，更严厉的惩罚，判死刑。
就纯理论而言，这个白色的东西可能是霓虹灯光照到的里面的一个物体——或是男孩们向女人扔过去的物体反射出来的光。
至于当我有所发现之时我的身体反应怎样，还需要我用大笔墨详述吗？我想，这已经不言自明了：心跳，口干舌燥，脑后的冰柱尖端直插最上面的颈椎的空腔，那儿既没有硬骨也没有软骨，是头骨开始的地方。这一切反应都出现在我将画面定格在最后一幕的时候。
但这真的只是就纯理论而言。那个白色的东西是在外面，是从外面、从街上进入画面的。任何一个观众都不会注意到这点，更不用说XY档案节目了。要注意到那个白色的东西，就必须把影片定格，或者像我刚刚所做的那样，一张一张画面仔细地看，即便这样，也还……
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之前没有注意过的东西。我点回米歇尔和里克逃出玻璃门的地方，在门弹回去关上了之后，我把影片慢放，后来更慢，一张一张画面地放。
人们得知道看到的是什么，这是关键。我很肯定我知道我所看到的东西，因为我立刻就认出了它到底是什么。
如上所说，我把最后一部分看了两遍。在一道闪光之后，两个男孩跑出了玻璃门。人们可以看到那扇门是如何慢慢弹回去锁上的，然后影片就停了。
我点下“放大”键，画面现在虽然变大了一些，但清晰度也跟着变低，轮廓变得模糊不清。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放大》——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一部影片，其中的摄影师在放大一组照片的时候，发现了灌木丛中的一个男人拿着一支手枪。事后证明，这正是一起谋杀中所用的武器。可此时在电脑上放大似乎没有用，于是我又点了“缩小”，并拿起我放在书桌上的放大镜。
我又看了一遍，尤其是最后一部分，当油桶和其他东西被扔进去的部分，是个打火机，在此过程中，我终于看清了。一个Zippo（之宝）牌的带防尘盖的打火机，一个只有在开闭器啪嗒一声合上的时候火才会灭掉的煤油防风打火机。这两个不抽烟的男孩揣着这样的一个打火机在身上干什么？有些问题我不问，是因为它们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可以说是因为对“不知”的强烈需求——但这个问题我提了出来。“为了给人点火，”米歇尔毫不犹豫地答道，“给女孩子。”当我听了他的回答后很明显有些傻傻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又补充了一句，“女孩子问你要火点一支烟如淡型万宝路时，如果你没有打火机的话，就会错失一个良机。”
用放大镜最重要的就是距离要恰到好处。随着我在屏幕前不停地推进拉远，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
我重新看了一遍监视器拍到的画面，笑着的男孩们，用台灯和垃圾袋扔那个画面里看不见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最后还有汽油烟雾爆炸的一道闪光，男孩们急忙逃掉，还有那人们可以拨打的电话号码——或者与当地的警局联系。
在更大更清晰的情况下，我现在可以肯定自己之前以为认出了的东西：一只运动鞋。一只无数人都穿的白色的运动鞋。无数人都穿的，比如我的儿子和侄子。
“米歇尔，等等。”我说。我们得谈谈，另一个父亲会这样说，另一个，不是我。
想到运动鞋，我真的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最多十分之一秒：虽然唯一的一只运动鞋可以指向上万个穿运动鞋的人，但是反过来，要在上万个穿运动鞋的人当中找到相配的另一只，简直难于上青天。不管怎样，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很久，我更感兴趣的是这幅画面所传递的信息，或者说，取款机隔间玻璃门外的这只白色的运动鞋意义何在？又或者说，它有何象征？
克莱尔也知道吗？现在我在想，同时看着我的儿子，这会儿很明显，他真的准备骑车离开了。
我又仔细确认了一遍。我把放大镜时而靠得更近，时而又拉开很远，经过更仔细的观察，我发现鞋子上方有一点点淡淡的染脏，外面的街的颜色比它还要略微深一些。那很可能是条腿，穿运动鞋的人的裤腿闯进了画面里。
我注意到他并没有询问克莱尔是否知情。很明显，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他对此根本不感兴趣。然后他就报了餐厅的名字，人人都认识他的餐厅。他还说过，这家餐厅等一张桌子要七个月并非罕见之事。
这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他们回来了；第二，警察可能未与XY档案节目商定就已经决定不播放最后的画面。
“知道，所以我才想进行一次四人的谈话。这跟我们四人都有关。他们是我们的孩子。”
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当然，这只运动鞋不一定非得是米歇尔或里克的，它也可以是任意一个在两个男孩离开取款机后半分钟内经过的路人的。但这种可能性实在不大，谁会在这么晚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区的街上闲逛呢？再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路人很可能是看到了两个男孩的目击者，一个本该在节目中呼吁他与警方联系的重要证人。
“芭比知道吗？”我未经大脑就脱口而出了。
老实说，对于这只白色的运动鞋，实际上只有一种解释：作案人又回来了。米歇尔和里克又回来了，为了亲眼看看他们干的事。
“我相信不用再跟你讲一遍这事了吧。”他说。
事实上，这已经够让人不安的了，但说到底也只是让人不安而已。真正告急的则是XY档案节目没有播出这段画面。我在想，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难道这些画面会让人有更充足的证据来指证米歇尔或里克（或他们两个）？可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就更应该播出这段画面了呀。
电话另一头，我的哥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或许这些画面不重要？我满怀希望地想了三分钟。这是个观众不会再感兴趣的不重要的细节？不，我马上就推翻了自己。它不可能不重要，单单他们又回来了这个事实就已经太重要了，观众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
“谈什么？”我回答。我装傻，而且还想，这样更好。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有些东西是不能给电视观众看到的：一些只有警察和作案人知道的事实。
“我们得谈谈我们的孩子们。”赛吉说过。
我们总是会读到，警方在公开侦查的过程中总会隐瞒一些细节，比如准确的杀人凶器，或者凶手在死者身上或周围留下的线索，等等。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某些疯子冒充罪犯来认罪——或者模仿该行为。
几天前，在赛吉打电话跟我约餐厅吃饭的事之后不久，我在网上又看了一遍XY号档案的节目。我觉得这个主意不赖，并努力说服自己，这是在为能以更好的状态出现在晚餐餐桌上做准备。
我刚刚才想起一个问题，米歇尔和里克是否也看过监视器拍摄到的视频？在那个电视里播放XY档案节目的晚上，我跟米歇尔说了，他们被监视器的摄像头拍了下来，但几乎认不出。我还补充说，目前还没有什么事发生，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谈到这段视频了，基于这样的想法：不再提一丁点关于视频的事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为了不要一再地去撩拨我和我儿子之间的秘密。
有那么一刻，我想到我本可以或许本必须扮演的父亲的角色，一个现在这会儿会咆哮起来说“这绝对不是无所谓”的父亲。告诫的话已经太迟了，火车早就开走了：在那时候，电视节目播出的那个晚上在他房间里的时候，或许甚至更早。
我本来指望这件事就这样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事的注意力也渐渐退去，而被其他更新的新闻占据，然后就把爆炸的油桶之事从他们的记忆里抹去。得有什么地方爆发一场战争，或许一次袭击会更好，死很多人，很多贫民牺牲者，然后人们就会摇头。救护车忙碌地开来开去，火车或有轨电车的铁皮被挤得皱巴巴的，一幢十层的高楼正面的墙被炸飞了——只有这些，才会让取款机隔间里的无家可归的女人退居二线，一个小事故，在很多更大的事故面前，就会相形见绌。
他看向地面，说：“都无所谓。”
在刚开始的一周，我曾希望这个新闻会渐渐过时，哪怕不在一个月内，而是在半年之内——反正最多不超过一年。警方的时间也会被其他更紧迫的案子占据，有时间来调查此案的人越来越少，至于那些顽固的，就算没有上级命令，自己单枪匹马也要咬住悬而未决的案子不放的类型，我并不担心——这样的人只会出现在电视剧侦探片里。
“米歇尔？”
半年后，整整半年之后，我们就又会回到一个幸福的家庭，继续生活下去。尽管总会有个伤疤，但这伤疤不会挡住我们幸福的路，而且在此期间，我会尽可能地低调行事，做些最普通的事，偶尔去个餐厅、影院，或者和米歇尔去踢个足球。晚上坐在桌边时，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我的妻子，想从她的行为举止看出，她是否也估计到了监视器拍到的那些画面与我们这个幸福家庭之间的联系。
他蹭了蹭鼻子，用他白色的运动鞋去踢石子，然后耸了耸肩。
“有什么事吗？”有个晚上她问，很明显是我盯她盯得太紧了，“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米歇尔，为什么你没告诉我这些视频的事，或者至少其中的一段？就在那时候，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
“没什么，”我说，“我看你了吗？”
他竭力不看我的脸，头半侧向旁边，朝着黑暗的公园；他的脸也处在黑暗中。“我没时间了，”他说，“我得走了。”
然后克莱尔就会笑，并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温柔地捏捏。
“米歇尔……”我先开口。
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要拼命地避免去看我的儿子。我不想看到什么意味深长的眼神，我也不会向他以眼神示意，或是让他以任何方式觉得我们分享着一个秘密。有了这样一个共享的秘密，我们在共享信息这点上就比克莱尔——他的母亲，我的妻子——有了优势。我们若将她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排除在外，由此产生的对我们这个幸福家庭的威胁，会比取款机隔间里发生的不幸还要大。
现在，在餐厅的花园里，我们再次面对面沉默地站着。米歇尔几次把他的手机滑盖推上推下，然后塞进了他的上衣口袋。
没有意味着共识的眼神交流，当然也没有眨眼示意，就没有秘密，我这样为自己辩驳。在取款机隔间里发生的意外事件，可能只会让我们压抑难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会慢慢摆脱掉这些记忆，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们应该忘记的还有这个秘密。而且最好是，这样的遗忘可以早些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