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我的妻子眨眼示意，她也回眨了一下。
可是，如果诚实一点，我真的有兴趣那样做吗？我们真的有兴趣那样做吗？我向克莱尔望去，在同一时刻她也望着我的眼睛。她的嘴角边挂着一丝外人看不出的微笑，不过确实是微笑，嘴角附近还有肉眼无法察觉出的抽搐。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看不见的抽搐的含义了，而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克莱尔也不觉得有任何插手的必要，跟我一样。我们不会做什么把这两个争吵的人分开，相反，我们会尽一切所能让其愈演愈烈，因为这才是此刻最适合我们做的事。
“芭比，求你了……”——不是赛吉说的，而是芭比自己。她在用一种夸张造作的语调学赛吉讲话，把他演得像个哭哭啼啼、吵着要冰激凌的孩子。他这会儿不该再这样哭闹呀，我想着，看着挂在鼻子上的冰激凌，他已经有冰激凌了呀。我差点笑出来，克莱尔一定看到了，所以向我摇摇头，又眨眨眼示意。现在别笑！她的眼神在说，不然会把一切都搞砸的，我们就会变成出气筒，争吵就会结束的。
在每一场家庭纷争中——在斗争和战争中也一样——总会有一个时刻，双方或其中一方可能会让步，使情况不再继续恶化下去。眼下就是这样的时刻了。我迅速地想了一下，我最好该怎么做。作为家庭成员和用餐同伴，我们的角色早已被设定好了，该参与调解，说些安慰的话，让争吵的双方可以重新相互靠近。
“你简直是个胆小鬼！”芭比喊道，“在你妻子觉得这甜点恶心得无法形容的时候，你该为我撑腰，而不是只想着你自己的面子，想着别人会怎么看你，你的朋友会怎么说！托尼奥！托尼或者安东对他来说一定是太普通了，听上去太像花椰菜和豌豆汤了！”她把餐巾扔到桌上——太重了，因为它碰到了酒杯，酒杯翻倒了。“我再也不会来这儿吃饭了！”芭比说。她已经停止了喊叫，但她的声音仍旧可以传到四张桌子开外的地方。很多人的餐具从手上掉落了下来，更加抑制不住要往我们这边看，不过要想不看还真是不可能。“我要回家。”芭比说，现在已经轻一些了，几乎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分贝值。
赛吉似乎也意识到了逼近的危险。他向桌子倾了倾身子，轻声说道：“芭比，求你了，我们现在先到这儿吧，下次再继续讨论。”
“芭比，”克莱尔说着向她伸出一只手，“亲爱的……”
“是谁先开始用粗鲁的语气说话的？”芭比反问道，“嗯？是谁开始的？”她的声音变得更大了。我探了探四周，周围的桌子上已经朝我们转过来了好多脑袋。这当然是很有趣的事啦，一个与我们未来的首相同桌的女人提高了嗓门。
克莱尔的时机掌握得堪称完美。出于赞赏，我向我的妻子笑了笑。红酒在桌子上漫开来，大部分都流向了赛吉。我的哥哥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害怕红酒滴到他的裤子上，然而他向后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我什么也不怕，”赛吉说，“我只是很讨厌你这样粗鲁地对待一个人。我们才不要做这样的人。那个男人只不过是在做他的工作罢了。”
“我也没有兴趣再这样闹下去了。”他说。
赛吉看看我，但我很快躲过了他的眼神。我的哥哥对遗传性有多少发言权呢？啊，对了，在他自己的孩子身上倒还可以——他自己的骨肉。可是对博呢？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承认，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承认，他身上有些东西明显是从别人那里继承来的呢？从他留在非洲的亲生父母那里。还有反过来：赛吉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他的养子的行为划清界限呢？
我们三个人都看着他。他把餐巾从腿上拿下来扔到桌上。我看到冰激凌已经开始融化，一条香草小溪已经沿着杯壁流了下去，到达了玻璃杯的底部。“我失陪一下，”他说，“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啊，你害怕了？”芭比打断了他，“你害怕下次突然没有位子留给你了？”
他向我们的桌边跨了一步，然后又回来了。“很抱歉，”说着，先看看克莱尔，然后又转向我，“很遗憾事情发展成现在这样。我希望我们马上，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讨论我们原本必须讨论的事。”
“芭比！”赛吉插了进来，“好啦，我不认为你可以这样做。我是说，这儿我们常来，还从没有——”
其实，我原本希望芭比又爆发起来，把什么东西砸向他的头，一边叫道：“好哇，你走哇！走哇！走了才好呢！”可是她什么也没说——老实说，还真让我有点遗憾。这本来该是个多完美的丑闻啊：一个著名的政客，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餐厅，他的妻子还在后面大喊大叫，说他是个笨蛋、胆小鬼。这件事就算永远不会见报，也一定会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然后几十个、上百个，谁知道，也许成千上万的潜在选民都会知道，这位政客就是赛吉·罗曼，这个跟你我一样的男人，也会有很普通的婚姻问题，像所有人一样，包括我们。
克莱尔也笑笑，不过我知道，这不是打心眼里的笑。
问题是，夫妻争吵是会让他失去选票呢，还是也许会给他带来新的选票呢？也许夫妻有争吵反而让他显得更加人性化，不幸福的婚姻会更加拉近他和选民的距离。我看向他的冰激凌，又一条小溪流到了杯底，并到达了桌布。
“你看到他瞪人的样子了吗？”芭比说着，把手伸过桌子，抚着克莱尔的手，“你看到他听到他老板的名字之后立刻就让步了的样子了吗？”
“气候变化啊。”我说着，手指着我哥哥的甜品。我有种感觉，现在最好是随便讲一个什么无聊的笑话。“你们看见啦，不是危言耸听的。真的是如此！”
“芭比，好啦。”赛吉恳求着，此时的声音里也荡着一些怒气。
“保罗……”
“先生们，那是个什么榆木脑袋呀！”芭比叹道，生气地抹平餐巾上刚才甜点放过的位置，好像要把碟子可能在那儿留下的痕迹都抹掉。
克莱尔看了我一眼，又转向芭比——芭比在哀号，当我追随着我妻子的眼神移动方向时，我看到了。刚开始还是无声地哭，只有肩膀在微微抽动，可不一会儿就听到了第一阵抽泣。
最后，餐厅主管终于还是从桌上拿起了那一小碟东西。“我马上回来。”他喃喃自语着，迅速消失了。
在某些桌边，人们又停止了用餐。一个穿红色衬衫的男人向一个坐在他对面的年纪大一点的女士（他的母亲？）倾过身子，好像在窃窃私语：不要马上看，那里的那个女人在哭——他一定在说类似的话——赛吉·罗曼的妻子……
米歇尔也一直不喜欢甜的餐后小吃，我在想。以前他还小的时候，如果餐厅的服务员用冰激凌或者棒棒糖来引诱他，他一定会摇摇头。如果那时候他想要什么小吃我们让他吃就好了，可是教育这事也是回不了头的。这是存在于我们基因里的东西。没错，找不到别的方法来表达了。如果我们基因里有什么遗传的因素，那么就是它决定了我们俩对甜点的反感。
赛吉还没有走。他站在那儿，手撑着椅背，犹豫不决，好像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把说过的话付诸实施，在这一刻，在他的妻子哭泣时。
赛吉把手垂了下来，露出一丝哀求的眼神，当他看着芭比时，又说了一声：“亲爱的……”
“赛吉，”克莱尔说，眼睛没有看向他——甚至头都没有抬，“坐下。”
“你在傻笑什么？”芭比问。
“保罗。”她握起我的手，拉了拉，而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她的意思：让我起身，好让她坐在芭比身边。
“亲爱的……”赛吉试图调解，但是很明显，他没法很快反应过来该说点什么，他又对餐厅主管笑笑，同时抬起两手，手心向上，摆出无可奈何的姿势，意思是：“这些个女人哪，有时候连我也搞不懂她了。”
我们俩同时站了起来。当我们从对方身边经过时，克莱尔又抓起我的手。她的手指圈住我的手腕，飞快地捏了一下。我们的脸相距还不到十厘米，我比我妻子高不了多少，只需要微微一倾，就能把头埋进她的头发里——此刻我抑制不住地想念。
“这倒没必要，”餐厅主管很快说道，“我自己会跟托尼奥说，而且我肯定厨房一定能给您换一份甜点。”
“我们有个麻烦。”克莱尔说。
“托尼奥”就是那个穿白色翻领毛衣的男人，我猜，就是餐厅老板，在门口亲自迎接过他们的人，因为他是如此荣幸能有罗曼这样的人物光顾他的餐厅。
我没说话，只是短短地点了点头。
“这事你别管！”芭比对赛吉吼道，“也许我们得把托尼奥叫来，既然要换一个甜点这么难的话。”
“关于你的哥哥。”克莱尔说。
现在我最想马上回家，跟克莱尔一起，或者也可能一个人。如果现在可以让我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我真的愿意为此付出。从水平的角度我能更好地思考。我会再次好好思考今晚发生的事，如人们常说的，我会让这些事在脑子里再过一遍。
我在等着，看看她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可是很明显，她觉得我们俩在桌边站得太久了，于是，她强迫自己走了过去，在哭泣的芭比身边的位子上坐下。
是我点的奶酪，因为我不喜欢甜的甜点，小时候就不喜欢。可当我瞟到盘子时——尤其是盘子的空处时，一阵强烈的疲倦感向我袭来，这种感觉我已经尽力听任它一整晚了。
“怎么样，一切都还满意吗？”
整整一秒的安静。这一秒里，我又垂下了视线，似乎觉得有那么一会儿谁都不看，是最明智的选择。因此我望着自己的盘子，更准确地说是望着那三小块还未碰过的奶酪，每一块的旁边，餐厅主管的小指都停留过。他很详细地讲解过这是何种奶酪，可我真的没怎么听懂。现在的这个盘子比起盛前菜和主菜的盘子，销量肯定更好，不过最吸引人眼球的还得算盘子里的空洞。也许为了让它看起来不那么空洞，这三小块奶酪才被放了上去，角对着角。
我转过身，看到了穿白色翻领毛衣的男人的脸。托尼奥！因为赛吉已经把他的椅子推了回去，重新坐了下来，而我还站着，所以他很可能是特别对我说的。不管怎样，一定不是因为身高的差距——他比我矮一个头——才让我觉得他的体态有些奴颜婢膝的感觉：他站在那儿，稍稍前倾，手搭在一起，头微侧着，这样他的眼睛就从斜下方看着我——久得超出必要。
“哎，没关系，我很乐意把这黑莓一起消灭咯。”他用手摸着肚子，先向餐厅主管，然后向他的妻子笑着说。
“我听说，甜点的选择有点问题，”他说，“我们很乐意按您的心意为您换一种。”
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座位次序。芭比在我左边，赛吉坐她对面，克莱尔在我对面。我只需要把目光从盘子中向上一抬就能看到她。克莱尔也回看我一眼，眉毛翘起。
“也是自制的吗？”我问。
“什么！你现在给我拿上这碟东西立刻消失！”我在心里骂道。这真是又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在任何一家普通的餐馆，或者应该说：在欧洲的任何一家正经的餐馆里，除了荷兰，一个服务员或是餐厅主管，是绝对不会想到要跟客人争论的，而是严格恪守此信条：“客人满意了？好，马上退下！”当然，时时处处都有挑剔的客人，都有吹毛求疵的无赖，对菜单上的每道菜都要问个究竟，完全不理这是需要掌握一定烹饪知识的事实，还要打听什么长扁面和波伦亚细面两种意面有何区别”。对待这种人，当值的服务员完全有理由一拳挥在那问题不断、任性挑剔的嘴上，指骨该狠狠捶在上排牙齿上，让它们从齿根处断裂开来。得从法律上规定，当值人员在上述情况下有权采取紧急防卫措施。不过现实情况往往刚好相反。这些人什么都不敢做，嘟哝千遍“劳驾”，只为要一个盐瓶。吃起来像甘草的深棕色的四季豆，只有咬不动的腱子和软骨搅在一起的焖肉，不新鲜的小面包涂上长绿斑的奶酪做成的所谓的奶酪面包，荷兰饭店里的吃客总是默默地在嘴里嚼碎这一切，然后吞下去。当服务员稍后过来询问饭菜是否合胃口时，他们还边用舌尖舔着牙缝里的纤维和霉菌，边点着头说，嗯，味道很好。
“请再说一遍。”
“比这更美味的黑莓您在别处是找不到的了。”餐厅主管说。
这位餐厅老板的头发差不多掉光了，耳朵上方剩下的几根头毛修剪得小心翼翼。他那有点棕过头了的脑袋从白色的翻领毛衣中伸出来，好像一只乌龟从它的装甲里探出头来一样。
我看到赛吉已经开始摆弄他的餐巾了，把其中一个角弄到嘴边一个假想出来的污渍处，并擦掉了它，与此同时还在寻找着与芭比的眼神交流。赛吉为自己点的甜点，是香草冰激凌加巧克力酱。也许芭比的行为让他感到难堪，不过不难想到的是，他已经无法再忍受任何的拖延了。他现在就要吃甜点！我的哥哥总是在甜品单上寻找满世界都有的甜点，香草冰激凌加奶油啦，烤薄饼淋糖浆啦，他就知道这些。有时我会想，这可能跟他的血液里的含糖量有关。是他的血糖值，在最不恰当的时候把他丢在南美大草原不管。不过也与他明显的缺乏想象力有关。这样看来，冰激凌与里脊肉排都是同类货色。然而让我极为吃惊的是，在一家如此高雅的饭店的菜单上，竟然也会出现这种最普通的甜点。
先前在赛吉和芭比踏入餐厅时，我就已经注意到他让我想起一个人，现在我突然想起来了。几年前，跟我们家隔着几栋房子，住着一个男人，也是这种类似的卑躬屈膝的姿态。他可能比“托尼奥”还要再矮一点，没有妻子。有一天晚上，米歇尔回到家，手上拿着一堆唱片，问我们还有没有唱片机，那时候他大概八岁。
自餐厅主管把甜点摆到我们面前以来，她第一次抬起头看着他。“我知道自己点了什么。但我现在不想要了。我要您把它拿开。”
“这些唱片你从哪儿弄来的？”我问他。
“可这是您点的呀。”
“从布瑞瓦尔德先生那里，”米歇尔说，“哎呀，他肯定有五百多张！这些我可以自己留着。”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她会把碟子推开，她却退后了一大截，为了与这失败的甜点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
把这个隔了几栋房子的矮小的单身男人的脸，和“布瑞瓦尔德”这个名字对上号，我是花了一点时间的。米歇尔说他们经常去他那儿，好几个住在附近的男孩，去布瑞瓦尔德先生那儿听老唱片。
“我不要吃这个。请您拿走。”
我还记得我的太阳穴突然开始跳动，开始是出于害怕，然后变成了愤怒。我问米歇尔，同时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没有异常，当男孩们听唱片的时候，布瑞瓦尔德先生在做什么。
“您是说？”餐厅主管说。
“就那样。我们坐在沙发上，他总是有很多花生、薯片和可乐。”
“这东西我不要吃。”在他开口的时候她说。
晚上，当夜幕已经降临，我按响了布瑞瓦尔德先生的门铃。我没有先请求让我进入，而是把他推到一边，径直闯进了客厅，确认所有的窗帘都已经拉上。
我注意到芭比是如何好奇地打量那碟子的。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了失望——在餐厅主管解释的过程中，转变成了不加掩饰的厌恶。
几周之后，布瑞瓦尔德先生搬走了。我印象中最后的画面就是，这些男孩子在装着唱片碎片的箱子里翻来翻去，想找找还有没有未损坏的唱片。这些箱子是布瑞瓦尔德先生搬家前一天放到街边的。
他用小拇指指向棕色的酱上几处不平坦的地方，这酱，我认为太稀了——对一个“芭菲”而言，可能比故意的还要稀，已经穿过黑莓之间的缝隙滴到了碟子底部。
我看着那个“托尼奥”，一只手紧握着椅背。
“这黑莓是我们自己的花园产的，”餐厅主管解释道，“这道芭菲是用我们餐厅自制的巧克力酱做的，这儿还有优质的杏仁碎，混合了磨好的胡桃粉。”
“溜吧，你这脏货！”我说，“溜吧，否则我很快就要失去自制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