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觉得，自己懂得比我们多。”乔瓦尼说。
我说，时光易逝，她们小小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只留下记忆中的拥抱。渐渐地，她们长大了，长得和我一样高，甚至超过了我。玛尔塔十六岁时，就已经比我高了。比安卡仍然很娇小，身高只到我耳朵那里。有时她们像小时候一样坐在我腿上，一边跟我说话，一边抚摸我，亲吻我。我觉得，玛尔塔从小就为我担心，她想保护我，仿佛她是大人，我是孩子。她一直为我操心，这种努力让她变得爱抱怨，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不适，但这只是猜想，我也不太确定。比安卡就像她父亲一样，性格内向，但她有时也会用生硬、干巴巴的句子，用命令而不是请求的语气对我说话，就好像为了我好，要教育我一下。我们都知道孩子是怎么回事儿，有时他们喜欢用拥抱爱抚表达情感，有时则试图从头到脚改造你，重塑你，就好像觉得你长歪了。他们要教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你应该听什么音乐，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用什么词语，不应该用什么词语，因为那些词已经过时了，没人这么说了。
“有时确实是这样，”我说，“除了我们教的东西，他们还学会了其他东西。他们的时代永远是另一个，不再是我们的时代。”
我继续聊着，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快乐的时刻。我怀念起过去的很多时光，她们小小的身体，渴望触摸你、舔你、吻你、抱你，但我并不悲伤，那是一种愉快的怀念。玛尔塔每天都会在窗前等我下班回家，她一看见我，就会激动地打开门，马上跑下来。她柔软的小身体贪恋着我，跑得那么快，我担心她会摔倒，示意她慢点、别跑。她只有几岁，但行动敏捷，态度坚定。当我放下包，半跪着，张开双臂迎接她时，她像子弹一样扑到我身上，差点把我撞倒，我抱住她，她也紧紧抱着我。
“他们的时代更糟糕。”
他用很幸福的语气谈到了几个孙子，都是大儿子的，其他几个都没有孩子。客厅弥漫着轻松愉快的气氛，渐渐地我觉得很自在，开始对周围的事物产生了一种好感，鱼的味道——我们吃的是绯鲤——红酒，海水的浮光掠影投射到窗户上，都让我心旷神怡。他谈到了孙子，我也开始谈起两个女儿小时候的事。二十年前，有一次在雪地里，我和比安卡玩得很开心。她当时只有三岁，穿着粉红色的滑雪服，帽子边上有白色的绒毛，脸颊红彤彤的。我们拖着一个小雪橇，爬上了山顶，我们坐在雪橇上，比安卡坐在前面，我从后面紧紧抱着她，以最快的速度向下滑，兴奋得大喊大叫。到达山下后，比安卡粉红色的衣服看不见了，脸颊上的红晕也不见了，都被一层闪亮的冰雪盖住了。我只能看到她洋溢着幸福的眼睛，以及张大的嘴巴，她说：“妈妈，再来一次。”
“您这么觉得啊？”
我说话时，他认真听着，时不时也说些关于自己的事。他大儿子是个测量员，妻子在邮局工作；老二是个女儿，嫁了个不错的人，在广场上有个报刊亭；三儿子最让人操心，他不想学习，夏天开着船带游客四处游玩，挣些小钱；小女儿的学习有点儿耽搁了，她生了一场大病，但现在也快毕业了，她会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我们把他们宠坏了，他们要求太多了。”
我打开了仅有的一瓶红葡萄酒，那是我在超市里买的。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在客厅的桌子前吃着炸鱼。那些鱼异常好吃，我的话变得很稠密，说话的声音让我平静了下来。我谈到了我的工作，尤其谈到了两个女儿。我说，她们从来没让我操心，学习一直很好，考试从来都没有不及格过，大学都以满分的成绩毕业。她们会像她们的父亲一样，成为优秀的科学家。现在她们都在加拿大，一个是为了完成学业，另一个在那里工作了。我很高兴，我尽到了作为母亲的责任，让她们躲过了如今社会的所有风险。
“我也不知道。”
“只是看起来而已。”
“我小时候有什么呢？一把木枪。枪托上有个夹子，就是晾衣服的那种，枪管上有一根橡皮筋。像弹弓那样在橡皮筋上放一块石头，把石头和橡皮筋固定在衣夹上，枪上了膛。想开枪时，打开夹子，石头就会射出去。”
“您看起来很年轻。”
我用喜爱的目光看着他，我的想法变了。现在我觉得，他是个安静的男人，我不再觉得他上来找我，是为了让他朋友以为我们俩有什么。他只想获得一点满足感，来减轻失望的打击。他想和一个来自佛罗伦萨的女人聊天，她有一辆好车，穿着像电视上的漂亮衣服，一个人来度假。
“是的，我有三个孙子了。”
“现在人们什么都有了，他们宁肯负债，也要去买些没用的东西。我妻子没有浪费过一分钱，而现在的女人铺张浪费，爱乱花钱。”
“您六十九岁了？”
即使他抱怨眼下的社会，抱怨刚刚过去的时代，将遥远的过去理想化，也没有像往常那样让我厌烦。在我看来，这也是他说服自己的一种方式，想要在飘摇不定中让生命有枝可依，有某种东西可以把握，在跌倒时能紧紧抓住。我其实可以告诉他：我是新浪潮、新时代女性，尽量活得和你妻子不一样，甚至可能和你女儿也不同，我不喜欢你的过去。但我和他争论也没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和他争论呢？现在的对话虽然都是陈词滥调，但这样最好不过。突然，他忧伤地说：
“我大儿子五十岁了，我十九岁就有了他，那时我妻子才十七岁。”
“孩子们小的时候，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我妻子会用小布团蘸点糖，让他们咂摸。”
“我四十八岁了。乔瓦尼。我有两个女儿，都成年了，一个二十四岁，一个二十二岁。”
“小糖人。”
“四十二？四十三？”
“您也知道啊？”
“不是。”
“我外婆曾为我的小女儿做了一个，她那时候总是爱哭，没人知道她怎么了。”
“您说什么啊，您看起来顶多也就四十岁。”
“您看吧？现在的人和我们不同，他们带孩子去看医生，医生给父母和孩子同时治疗，觉得父亲、母亲、刚出生的孩子都有病。”
“那可不一定，我很老了。”
他还在继续赞美过去，我想起了我外婆。我想，那时她一定和这个男人年龄差不多大，但她生于一九一六年，身材矮小，驼着背。我带着两个女儿去那不勒斯看她，像往常一样疲惫，而且很气愤，因为我丈夫本来应该和我一起去，但在最后一刻，他却决定留在佛罗伦萨。玛尔塔哭了，她的奶嘴不见了，我母亲责备我，她说我让孩子养成了坏习惯，让她总叼着奶嘴。我为这事儿开始和她争吵，她总是批评我，我受够了。于是我外婆拿了一小块海绵，在上面蘸了一些糖，把它放在一块纱布里——我想是包糖果的纱布，用丝带把它系起来。一个小布偶出现了，像穿着白色长袍的幽灵，袍子遮住了它的身体和脚。我看到玛尔塔像中了魔法一样平静下来，她在我外婆的怀里，把那个小精灵的白色脑袋含在嘴里，停止了哭泣。甚至我母亲也冷静下来，她打趣说，我小时候，她一出门，只要看不见妈妈，我就开始哭闹，她母亲以前也是用这种方法让我安静下来。
“我大儿子比您应该还大很多。”
我笑了笑，喝完酒有些头晕，把头靠在了乔瓦尼的肩膀上。
他熟练地煎鱼，不断地没话找话，他很紧张，好像嘴巴跟不上思维。他赞扬了过去的好时光，说那时海里的鱼更多，真的很好吃。他谈到了自己三年前去世的妻子，还有几个孩子。他还说：
“您不舒服吗？”他尴尬地问。
“您有油吗？”
“不，我没事。”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他动作熟练，取出那些一动不动的鱼的内脏，刮去鳞片，仿佛要刮去它们的光泽和颜色。我想，那些朋友可能正在酒吧里等着他，想知道他是否“得手”。我觉得我错了，我不该让他进来。如果我猜得没错，他会想办法拖延时间，等下让那些朋友相信他的吹嘘。每个年龄段的男人都有可悲之处，他们看似骄傲，其实脆弱，看似大胆，其实怯懦。现在我不太清楚是否曾经爱过他们，也许我只是同情、理解他们的毛病。我想，无论事情进展如何，乔瓦尼都会和朋友吹嘘，他在我这个外地女人面前的壮举，尽管年龄很大，无需药物，他还是很坚挺。
“您躺一会儿吧。”
“花不了多长时间，”他说，“两分钟。”
我躺在沙发上，他坐在我身边。
他刚才还很羞涩，现在忽然变得放肆起来。他熟悉这个房子，就径直去了厨房，开始给鱼开膛破肚。
“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不知道怎么清理。”
“没什么要过去的。乔瓦尼，我现在感觉非常好。”我温柔地说。
“那就油炸吧，可以趁热吃。”
我向窗外望去，天空中有一朵云，洁白稀薄，倒映在娜尼的蓝眼睛里。她还在桌子上，圆圆的额头，半秃的头。我用母乳喂养比安卡，但没给玛尔塔喂奶，一点也没有，她不愿意吸奶，哭个不停，我很绝望。我想成为一个好母亲，一个模范母亲，但我的身体在拒绝。我想到了过去的女人，她们被太多的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我想起了那些习俗，能帮助她们治愈孩子，或为孩子驱魔：比如，晚上让他们独自待在树林里，或者把他们浸在冰冷的泉水里。
“那我可不行。”
“我要不要给您煮杯咖啡？”
“这鱼也可以生吃。”
“不了，谢谢，待在这儿，不要动。”
“没有。”
我闭上了眼睛。尼娜又出现在我脑海中，她背靠着树干，我想起了她修长的脖子、她的胸部、埃莱娜吮吸过的乳头。我想起了她把女儿搂在怀里，向她展示怎么给婴儿喂奶。我想起了模仿那个姿势、动作的小女孩。是的，在假期的前几天，那些日子很美好。我觉得，需要放大那种欢乐，减轻这几天的焦虑，毕竟，我们最需要甜蜜的生活，即使是假的。我睁开了眼睛。
“您吃午饭了吗？”
“您的脸又有血色了，刚才太苍白了。”
“您太客气了。”
“有时，大海会让我很疲惫。”
他走了进来，把纸包递给我。我关上门，接过他的礼物，努力微笑着说：
乔瓦尼站了起来，指着阳台，迟疑地说：
“我不想打扰，但如果您喜欢吃鱼，这儿有刚捞上来的。”
“您介意我抽支烟吗？”
“来吧，请坐。”
他走到外面，点了一支烟，我也走到他旁边。
“我看到您的车了，我想您肯定已经回来了。”
“这是您的吗？”他指着娃娃问我，就好像在说一句风趣话，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
“进来吧。”
我点了点头。
“只耽误您一分钟时间。”
“她叫米娜，是我的吉祥物。”
我松了口气，他来聊聊也好，总好过我一直想着那些找不到出口的话，我按了开门的按钮。我还光着脚，急忙去找了双凉鞋，扣好上衣的扣子，整理了一下裙子，梳理了一下湿漉漉的头发。房间铃声一响，我就打开了门。乔瓦尼出现在我面前，他皮肤晒得黝黑，一头精心梳理过的白发，花哨的衬衫，蓝色长裤烫得很平整，无可挑剔，鞋子也擦得锃亮。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
他拿起了娃娃，忽然有些惊讶，最后放了回去。
“乔瓦尼。”
“她身体里有水。”
“谁啊？”
我什么也没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门铃再次响起，声音不那么果断，也很短促。我离开阳台，拿起了听筒。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就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有那么一刹那让他感到害怕。
我很机械地抬起头，看了看时钟，那时是下午两点，在这个镇上，我没有亲近到可以在这时来敲门的朋友。我想到了吉诺，他知道我住在这里，也许是他来找我，让我给他出主意。
“您听说了吗？”他问我，“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她的娃娃被偷了。”
对讲门铃响了，一阵急促的铃声传到了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