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完全理解。”
“我不希望你打电话过来，任何情况下都不行。”
“你理解？呵呵，对你来说那感觉一定很好。我很震惊啊，知道这个偷了我丈夫的女人至少能理解。也许你比我自己还理解我，也许你偷走格雷厄姆还是为了我好。”
“我很抱歉，我不知道她会接电话。”
安对芭芭拉一直是怀着同情的，直到实在需要和她打交道那刻为止，无论这交道是多幺间接。她感到好像一下子就被搞得精疲力竭。为什幺芭芭拉这幺喜欢找麻烦？
“我不觉得你和我的女儿说话是个好主意。非常感谢你，你抢走了我的丈夫，现在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这些话无疑是要让爱丽丝听到。
“我只是想知道——我只是想知道格雷厄姆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
十点钟的时候，她很不情愿地拨通了芭芭拉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爱丽丝。两秒钟后芭芭拉接了过去。
“电话？为什幺？今天又不是星期四。”
她希望格雷厄姆不是又开始心血来潮去看电影了。
“不，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回家。我在想他是不是……他是不是去接爱丽丝或者干吗了。”
八点十分，她打电话给杰克。没人接。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笑声，然后是一声做作的叹息。
八点钟的时候，安打电话给格雷厄姆的系主任。据他所知，格雷厄姆正常上了一天班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回家了。他问安是不是需要系秘书家里的电话，安觉得那没有必要。
“好，好，好。既然你问了，不，我没有见过格雷厄姆，不，除了法院说他可以见的时间外，我是永远不会让他见爱丽丝的，不，我想不出他会去什幺地方，因为——”（语调变得尖厉了）“他唯一不回家来的时候是在为你犹豫不决。你检查过他的行李箱了吗？”
七点钟的时候，安回到了家，以为能闻见饭香，以为格雷厄姆手里会晃着一大杯酒，以为又是一个充斥着眼泪和争吵的夜晚。她不再想着情况会好转，也不再费脑子去想怎幺才能让情况好转。面对着夜复一夜每况愈下的局面，她索性任其自然，得过且过，只想把记忆留在美好的时光。让她坚持下去的信心源于几方面：首先，她相信没有人能永远怀着负面的情绪；其次，她发现格雷厄姆好像极少会直接指责她。现在的她，准确地说，他对过去的她、对现在的局面怀有敌意，但这种敌意不是针对现在的她的。她发现，这些自我安慰的想法在格雷厄姆不在的时候最管用。当他在的时候，情况更像是永远都不会改善，格雷厄姆好像真的很恨她。
“什幺意思？”
格雷厄姆不知道自己扎了多少刀。当进刀的感觉变得轻松多了，当他感觉那来自杰克的身体，而不是杰克的反抗似乎停止了，他也就停了下来。他最后一次把刀抽了出来，在杰克的毛衣上擦了擦，然后他把它平放在他朋友的胸口，走进厨房，冲掉了手上的血迹。他找到了一些弹性绷带，笨拙地包在手指的第一个关节上，然后回到自己的座椅，坐了下来，伸手拿起咖啡杯。还剩了半杯，还有点热，他舒舒服服服地喝起了咖啡。
“好吧，让我告诉你他的套路，你就会明白过来，不过我得说我不觉得如果他过了这些年后已经开始不安分了，那也不能为你开脱，多少年来着？三年？四年？对的，一定是四年，因为他离开的时候，爱丽丝刚好12岁。我记得我还对他说他就这样在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成长阶段逃跑，她现在16岁了，你一定是四年前偷走他的。你看，我现在是这样来算时间的。你也许有一天也会和我一样。关于行李箱，我想说的是他只会带走一个箱子，就带几件衣服，连牙刷都不带。我猜这样一来他的负罪感就轻些。就一个箱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对你来说也不算坏。他的衣服我卖了不少钱。噢，另外一点是，他会让出租车等在拐角处。哭丧着脸，唉声叹气地带着箱子离开，再钻进转角的车里。为什幺不打电话给当地的出租车公司，查一查他去哪里了？我的意思是，当初我就是这幺干的。”
杰克在琴凳上扭曲着身体，左手肘挂在打字机上，又压出几个键来，键盘上原本就有一堆缠在一起，奋力要冲向纸面的按键，这下又多了几个。当那张胡子拉碴的脸渐渐地恢复了神志，格雷厄姆终于失去了控制，他朝着杰克身体的下端，也就是心脏和生殖器中间的位置，一刀刀地扎下去。在挨了几刀后，杰克无声无息地从琴凳上滚下来，落在了地毯上。但这并没有让格雷厄姆平静下来，他调整了手的握姿，以便可以从上往下扎，他执着地攻击着同一个位置。在心脏和生殖器之间，这是他想要的位置，在心脏和生殖器之间。
电话突然就挂断了。安感到很沮丧，芭芭拉的确是一个保持负面情绪的能手。
杰克像是用假声发出了一声意外的喘息，一只手落在键盘上。打字机一阵狂打，几个键缠在了一起，这才安静下来。格雷厄姆低头一看，发现这不利落的刀法让自己的食指尖受了点伤。他把刀拔了出来，眼睛在瞬间往上一翻，避开了。
十点半，她又打电话给杰克。显然，他是在通宵玩乐。
这把刀是他最喜欢的：黑色的骨质手柄，六英寸长的刀片由最宽处的一英寸向刀尖逐渐变细。他把它从口袋里拔了出来，刀口一横，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切入肋骨之间了。最后那几步他走过去的样子就像只是向前举着刀在走，在路上遇见了杰克而已，而不像是要去刺他。他瞄准了后背右半边大概一半的高度。一刀下去，碰到了什幺硬的东西，然后刀身往下一划，猛地扎进去了一半。
你打算怎幺做？报警？“也许他去见老朋友了，夫人。他喝酒了，是吗？”警察这幺说，她也没办法说不是，但是格雷厄姆还从来没有这幺晚不回家过。
有趣的是，格雷厄姆此刻也像以往那样喜欢着杰克。但这是两码事，他把咖啡杯放到地上，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他慢慢地走向杰克的办公桌。电流的哼鸣和键盘时不时的咔嗒声盖过了他的脚步声。他很好奇杰克敲着键盘正在编的句子是什幺，他甚至多愁善感地希望那不是一句陈词滥调。
十一点差一刻，她上了楼，推开格雷厄姆的书房门。自从派对那晚后，她就没再进过这个房间。她机械地走到窗边，看向花园里的那座假山。某种程度上，发现他不在那里，她还是松了口气。
一定是这样。你可说不准这床不定什幺时候就派上用场了。这倒不是说在他们夫妻的床上乱搞会让杰克感到良心不安。
她也没有费事去拉上窗帘，就直接开了灯。并不是她不能进这个房间，只是她觉得自己好像入侵了他的领地。这里是格雷厄姆的私人空间，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这里工作。
“想喝咖啡的话，自己倒，”杰克大声说，“如果你要待上几天的话，冰柜里有很多东西。备用的床也准备好了。”
她环顾四周。桌子、椅子、书架、文件柜。唯一有变动的是挂在桌子上方的她的照片。格雷厄姆原本有她一张在他们的婚礼上的照片——她觉得那是她最开心的一张照片。现在已经被换成了另一张，她几乎都想不起来自己曾给过他这张照片：她那时十五岁，透着婴儿肥，头上戴着个发箍，脸上的笑容是在对这个世界以及所有发生的一切表示满意，这笑容似乎随时都会消失。
格雷厄姆看着客厅的那一端。这位小说家背对着他坐着，从这角度，格雷厄姆刚好能看到他的右边脸和一点毛茸茸的棕色胡须，也差不多能看到叼着烟的那个位置。这动作看似不经意，实则充满了魅力。“有谁闻到焦味了吗？”他会这样问，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表情，那一晚他追求的目标面对着这个奇怪的、漫不经心的、喜欢自虐但又显然很有创作才能的男人，会高兴得花枝乱颤。格雷厄姆希望能有机会告诉她们中的一些人那台打字机上有生产自动垃圾的开关。
她推了推桌上的一份还是两份报纸，甚至都没有看一眼，然后她漫不经心地拉开了文件柜的第一格抽屉——1911-1915，里面装了满满一屉文件，理得整整齐齐的。她又去拉第二格——1915-1919。轻轻一碰，它就滑出来了，她觉得这样就打开也不能算是她的责任。
“别管我，”杰克大声说道，声音盖过了电流的哼鸣，“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一盒纸巾斜压在一摞杂志上。最上面的一张纸巾抽了一半，她把纸盒推到了一边。下面是一摞杂志，有三十本左右，放在最上面的一本封底朝上，上面是一则很亮眼的香烟广告。安把它翻了过来，发现这是一本成人杂志。她把余下的也翻了翻，都是反着摞的：书名不同，但里面无一例外都是淫秽不堪的内容，怪不得格雷厄姆好像不是太有兴趣再操她。
突然，杰克拿起他的杯子，走到房间远处的另一头。他在琴凳上坐下来，把一些杂物挪到边上，点上一支烟，打开了打字机。格雷厄姆听着电流低低的哼鸣声，接着是键盘发出的飞快的咔嗒声。他觉得这听起来可不像是一台正常的打字机，更像是电视上宣布体育比赛结果的那种东西——那是什幺，电传打印机？好吧，那也不是不合适。现如今，杰克的小说或多或少是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创作出来的。也许这台机器上有一个特殊的开关，就像飞机上的自动驾驶，杰克只需要按一下，这台电传打印机就会迅速地自动生产出垃圾来。
也可能……也可能，事情截然相反：他之所以这幺做，正因为他兴致不高。她想，这是个鸡和蛋的问题吧。她又去翻看最上面的那本杂志，这时候，她感到了一阵不安，肚子抽紧的感觉。并不是格雷厄姆在这个房间里做对不起她的事，而是——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确是在做对不起她的事。她觉得这也好过让她发现一刀情书，但她还是感到自己受了背叛。她还很震惊，不是对她所看到的，而是对格雷厄姆——对男人们——在那种事情上的需求而感到震惊。为什幺男人要把这种需要表现得这样淋漓？为什幺他们必须要跨坐在那些杂志上，意淫着一次性强奸一大批女人？为什幺他们需要这样低俗的视觉刺激，他们的想象力出了什幺问题？
把你写进我的下一本小说里……噢，是的，你会在我的鼻头加颗痣让我认不出自己来吗？把我写成三十九岁而不是四十二岁？做一些诸如此类高明的小处理？然而格雷厄姆克制了开口嘲讽他的念头，反而担心起正在出汗的手来。
她拉开1919-1924，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杏仁味，这可以从一罐打开了盖子、开始干结的Gripfix胶剂里找到答案。塑料刮刀没有被放回盖子内的尖锥上，而是躺在一本黄色的剪贴簿上，旁边还有几颗硬邦邦的胶粒。安停了下来，多余地听了听屋子里的动静，然后打开剪贴簿翻到中间。她看到两张自己的照片——它们原来是跑到这里来了——和一些剪报的复印件。剪报是关于她最早拍的也是最差的几部电影的影评，这些影评早在她遇到格雷厄姆之前就有了，比他们相遇的时间还早了好几年。影评上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她自己都没有留这些复印件。
“我的意思是，我不介意这样赚我的三十基尼，反正也不关我的事。我想所有的心理医生都会羡慕我有你这样的病人。但这样有点无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要把你写进我的下一本小说里，我就得多了解些你心里的想法，不是吗？”
她来了兴趣，翻回开头，开始仔细看。这是格雷厄姆保存的她在遇到他之前的秘密档案：照片、影评（可以理解这里面极少有提及她的）、她拮据的时候接的一些毛衣广告的复印件（他是怎幺搞到的？），甚至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则八卦消息的复印件，真的不多，谢天谢地，仅有的那幺几次，她的名字不太好看地出现在八卦专栏里。其中一则还被格雷厄姆用红笔圈了起来：
仍旧没回应。
……还发现了杰克·勒普顿，一位专注于色情床笫小说的本土作者，他正陪着演技平平、一心想红的安·米尔斯。据说勒普顿先生即将离婚（还有两个孩子），但这个大胡子拒绝回应……
“咖啡还满意吗，格雷厄姆？”杰克问。
她想起来当时这则报道有多让她恶心，她又是如何在经纪人的要求下克制着不去想它。
格雷厄姆看向他，心不在焉地挤出一个笑容，完全没必要地把手上的杯子抓得更紧了，他从杯子里抿了一口。
在这张剪报的旁边，也就是右边的页面上，有用红色水笔画的一个箭头，箭柄消失在页外。她找下去，在跨页上，发现了箭身开始的地方：那是一则影评（比那则八卦剪报早了三个月），关于《迟来的眼泪》。那部粗制滥造的电影，影评是杰克写的。天哪，杰克写的。她完全已忘了个一干二净。他曾经给一家星期日报做过一小段时间的电影评论员。不久之后，她就在一个派对上遇到了他。影评的一部分被圈在了红线内：
“咳出来，咳出来。”杰克说道。然后，带着一丝更显犹豫的玩笑口气，他冲着沉默的格雷厄姆，又说了一遍：“咳出来，咳出来？”
在这云里雾里、一无是处、卖不出去的电影里，也确实有些让人回味的桥段。这些桥段主要出现在安·米尔斯出场的时候，她在里面担任一个小角色，但她的光彩像一道冲破云层的彩虹架在这部乌云笼罩的影片的上空。
杰克盯着他，有点愠怒。既然他好像在搞心理咨询这一套，他希望这些浑蛋能遵守若干常规。难道他们没有注意到他有工作吗？难道他们以为他所有这些书都是某天早上突然出现在烟囱脚下，他要做的就只是把上面的烟灰掸掸掉，送到出版社吗？他们是这样想的吗？此刻，他们不仅没有任何预兆地出现了，还像石块一样岿然不动坐在那里。奥赛罗变成了那个谁？——对，奥兹曼迪亚斯。
最后，安拉开了1924-1929，不指望自己能在里面发现写着溢美之辞的秘密日记和代表短暂幸福的浪漫标志。抽屉里的左边有一盘他们家录像机里的录像带，右边是一个大大的棕色信封。她没去在意录像带，而是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是一刀刀的书页，像是从一本书或是几本书上撕下来的。有些书页的边上还标注着潦草的红色文字，有些在字句下面画了线，有些标着惊叹号。她依稀能认得出来有一张是从杰克的小说里撕下来的，慢慢地也就发现了它们共同的出处。她快速地翻了一遍，发现几乎每张都或多或少和性有关。
“有什幺事吗，老友？”
她拿着录像带下楼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仔仔细细地在格雷厄姆的书桌案头翻了一阵，也没发现什幺，在他的书架上也只找到杰克五本支离破碎的小说。她忧心忡忡地把录像带插进录像机，倒到开头。开头是一则关于一个新牌子的巧克力饼干的广告，一个穿着苏格兰格尼褶裙的仆人走到维多利亚女王面前，呈上一个银色的盘子，盘子里装着一包饼干。她撕开包装，拿起一块，咬了下去，然后，她含着满嘴的饼干，鼓鼓囊囊的脸上绽开了笑容，说了句“我们并不惊讶”，这时候，一排穿着格尼褶裙的侍臣立马开始一段八秒钟的歌舞来赞美这饼干。
所以我没必要说什幺。还有，我什幺都不说，这很重要。杰克可能会把我带偏了，把我哄入友情的战壕，那时候我又该何去何从？可能还是在原地，只是会妥协，僵在半道上，一半给解释出来，一半处于被他妈的理解的境地。
安从来没有看过这则广告，但她还是打算再看一遍。这盘带子里，这一段广告录了八遍。在看到第三遍时，她尴尬地意识到有什幺东西让她觉得眼熟，第五遍时，她认出了他，在下垂的八字须下，在压得低低的宽顶无檐圆帽下，那是迪克·德夫林。格雷厄姆是怎幺发现的？即使她知道了那是迪克·德夫林，她也只能在最后三遍的录像里认出他。为什幺要录八遍？
杰克端了杯咖啡给他，此刻，他心里想着被人误解的好处就是你不用解释。你真的不用。他在最近几个月看过的几场电影有一些他很鄙视的特点，其中一点是自以为是的惯用套路，让影片里的角色去解释动机。“我杀你是因为我爱你太深，”伐木工哭着说，手上的链锯往下滴着血；“我感觉这样很棒，就像仇恨之海在我体内汹涌激荡，我非爆炸不可。”凶残暴烈但仍旧让人讨厌不起来的黑人少年纵火犯迷惑地说道；“我猜我从来没法脱离爸爸，所以才会喜欢你。”此刻已经高兴不起来的新娘坦率地承认。这种时候令格雷厄姆很尴尬，他无法正视生活与戏剧套路之间的巨大差距。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不愿意，你就不需要解释。不是因为没有观众，观众倒是有一个，这个人通常是如饥似渴地想要找到动机，问题是他们没有权利，他们又没有掏钱买票来观摩你的生活。
那一晚，安没有上床睡觉。她一遍遍回放着录像带，百思不得其解，格雷厄姆这样保密，又这样执着地录了这幺多遍，到底是为什幺？然后她又去翻文件柜，她唯一漏掉的是一刀《标准晚报》——她一开始还以为是衬纸，其实都是晚报的同一页：观影指南。每一张都有用红色水笔圈起来的地方，墨水印已经发糊。她发现很多做了记号的电影她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实在想不通这与她到底有什幺关系。
上次他坐在这把椅子里的时候，还只是几个月前，那时候，他抖抖索索地向杰克展示了他被蒙在鼓里烦躁不安的困惑。现在，他坐在那里，听杰克手里的小匙叮叮当当撞着咖啡杯，觉得他什幺都知道了。不是直接的事实意义上的——比如说关于杰克和安的事——而是在广义上都明白了。在古老的故事里，人们长大，挣扎，经历挫折，最后终于成熟，具备了理性，能在这个世上自如地活下去。格雷厄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没怎幺抗争，感觉自己在几个月时间里就成熟起来，无法挽回地意识到到达终点后的这种不安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这突如其来的领悟一开始让他心绪不宁，现在他已经平静了。当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可能被误解了，可能被误认为只是在嫉妒、在发狂。好吧，随他们去。
她又翻看了一遍从杰克的小说里撕下来的书页，终于发现了一个模式。如果他觉得这些都和我有关，那他就是疯了，她这样想着，然后控制住了这个念头。格雷厄姆没有疯。格雷厄姆只是伤心，难过，有时候喝醉了而已，他不能算作是疯。就如同他也不能算作是吃醋，这个词她不会用在他身上。然而，他是伤心的、难过的，他不能面对她的过去，但他没有吃醋。当杰克把他称作是“我的小奥赛罗”时，她很生气：倒不是因为这样称呼他显得很自以为是，而是因为这影响了她对事情的看法。
“咖啡？”格雷厄姆点了点头。
最后，她有点不情愿地接受了芭芭拉的建议，去检查格雷厄姆的衣橱：他所有的衣物好像都在，行李箱也在，当然会是这样，他当然不会溜走。
杰克显得有点不安。“有个小鸟在我耳边说悄悄话，”他兴致勃勃地解释，“进来吧，软木塞。”他不安地咧嘴笑了笑，转身进入客厅，放了个屁，这一次，没有招来任何评语。
第二天上午十点，她打电话到各家医院和警察局，都没有见到过他。警察建议她打给他的朋友问问，他们没有问他是否酗酒，但确实说了句“夫人，是不是有过什幺口角”。她打电话到公司，告诉他们她有点反胃，最后拨了一遍电话到杰克的住处，然后，她就走出门去地铁站了。
格雷厄姆想，短短几天前，他可能还会想知道杰克在给谁打电话。会是安吗？现在，完全无所谓了，也许之前，楼梯上还留着一串熟悉的内衣，洋洋得意地嘲笑着他，但他还是不会介意。
格雷厄姆的车就停在雷普顿街杰克的公寓外，是他开的门。她本能地扑上去，双臂搂住了他的腰。他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后把她身子一转带进了过道，左脚一踢，就把门带上了。他和她一起走进了客厅，她只能斜着身子移动，不太利索，但她不介意。他停下脚步，可她还是看着他的脖颈、侧脸和微蹙的眉头。他的目光越过她看向房间的另一头。她转过身，看到杰克躺在琴凳边。他的毛衣上有很多洞，腹部血迹斑斑。她看到他的胸口平放着一把刀。
“不，我的小心肝，”格雷厄姆脱下雨衣挂到衣钩上时能听到他的声音。“不，听着，现在不行。我会打电话给你……”格雷厄姆拍了拍他的上衣口袋。“……不知道，不会太久……到了听。”
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格雷厄姆就已经一手紧紧搂着她的肩，大步把她拎进了厨房，同时低声说了句“没事的”。这是他踏进这套公寓后第一次开口。
“啊，嗯，电话。”杰克嘟囔着，好一会儿才开了门，然后就急着跑进过道里去了。
他的话让她平静下来，虽然明白不应该是这样。格雷厄姆让她靠着水槽站着，面朝着花园，然后把她的双手拽到背后，她没有反抗，由着他做，他离开的几秒钟里，她还是那样等着。他回来后用晾衣绳的一头把她的手腕绑了起来，绑得不是很紧。他让她身子冲着花园屈着。十二英尺长的脏兮兮的米色晾衣绳从她的手腕挂下来拖在地上。
这样的争战一定是输的。格雷厄姆学会认识到这一点。体内杂碎赢了，你可以推迟一会儿，把你的生命尽量脱干水分，尽管这样只会让你届时更加成为它的战利品。这世上真正的区别不是存在于吃了败仗的人和还没开始作战的人之间，而是在吃了败仗后能接受结果和不能接受的人之间。也许脑子里有个小格子，在那里做着这样的裁决，他这样想着，闷闷不乐，恼怒得很。但人确实是那样被区分开来的。比如说杰克，他就接受了失败的后果，似乎都没真正注意到吃了败仗，甚至还能利用它。但格雷厄姆接受不了，现在做不到，他知道自己永远都做不到。这很好笑，杰克完全比他好斗、暴躁，格雷厄姆觉得自己比较符合他在别人印象中的那个样子——温柔、亲切，又有点委曲求全。
没事的，格雷厄姆觉得。看起来似乎都错了，但是没事的。他爱安，这毫无疑问，他希望她不要转过身来。他感到自己的脑袋空空如也，什幺念头都没有。他对自己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让这一切看起来像一部电影：那将会是最大的讽刺，这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不要大幕线，不要情节剧。他走到杰克身边，拾起他胸口的刀。他直起身的时候，脑袋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有时候雪茄就只是雪茄，”他默念着，“但有时候它又不是。”真的不是由你来选择的，是吗？他这样想着。
自中世纪，自蒙塔尤，自人们真的是相信血、肝、胆汁等等皮下杂碎的那个年代以来，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观。杰克——偏偏是这人——告诉他的最新理论是什幺？人的大脑中有两个还是三个不同的脑层，它们一直处于相互对抗的状态。这就是换了一种说法在说你的内脏在跟你捣蛋，不是吗？这意味着作战计划和隐喻已经在你的体内大约上移了2.6英尺的样子。
他又在那张熟悉的扶手椅上坐下来，很诧异自己能这幺从容、这幺勇敢，他对着自己喉咙的侧面深深地扎了下去，血喷出来的瞬间，他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安听到后，转过了身子。
斯汤顿路洗车坊，自打它开业以来，这是他第一百次路过了，这一次，他脑子里在想着很聪明啊，杂碎，聪明。当然他也不是个很容易对付的人，所以他才会坚持了四十年。它击败别的人更快些。但最终总会击败所有人。对付他，它采取的是又长又慢的迂回路线，最后选择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作为工具。安——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他也爱过的女人。
他设想的是她会跑过去把电话机踢翻，用绑在背后的手拨999紧急热线，然后等着人来救。时间足够了。而事实上，安立即跑了过去，拖着晾衣绳，经过奄奄一息的格雷厄姆，经过已经亡命的杰克，绕过桌子，然后把头低下，用尽全力向玻璃窗撞过去。非常疼，但总算撞出了一个大洞。然后她开始大叫，用尽全力地大叫。不是喊什幺话，而是一声长长的、不间断的尖叫。没有人来，虽然有几个人听到了叫声，其中的三个人打电话报了警，还有一个人报了火警。
只是皮下杂碎而已，格雷厄姆发现自己在驾车去雷普顿街的一路上一直在低声重复这句话。只是皮下杂碎而已，好吧，也不全是，但这次冒上来的是杂碎。他花了四十年时间跟它抗争，现在终于能够看清他生命里的这个讽刺玩笑：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失败者的那些年月，好像整台机器静悄悄地、轻轻松松地就停止了运作的那段时间，原来还是他成功的时候。
并不是说如果他们中有人打对了电话，结果就会有什幺不一样。格雷厄姆的计划并没有因为这点变动而受到干扰，等第一拨警察抵达这破窗里面来解套的时候，扶手椅已经被血浸透，重演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