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起居室时，迪尔太太也已经躺在椅子里睡着了，我为她盖上一条毯子，站在窗边，听着风声，等待防空警报拉响。我们现在住在砖房里了，可是，通过斯奇普今天找到的教堂废墟，通过那些不复存在的酒店中——法斯特酒店，甚至连瓦尔内斯酒店上周都遭到严重破坏——通过我们头顶盘旋的纳粹飞机，它随时可能投下一枚致命的炸弹，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便是砖块，也和卵石滩上老旧的木板、会被日光腐蚀的石灰石一样不堪一击。所以，我不再尝试抵抗，因此便也不再畏惧狂风。
我把斯奇普抱起来，他已经长大了——变得很沉，尤其是他睡着以后，四肢耷拉下来——但我还能抱得动他。有一道粉笔印子从他的地图印到他的脸上，一根河道，陆地边界，以及他在自己想去和想盖房子的地方涂的阴影。我用手指把它擦掉，把他送到床上。他的枕头上放着我以前用的那台老式伊士曼柯达相机。前不久，我把相机和说明书一起交给了他。你喜欢怎么拍，就怎么拍，我说。没有所谓的规则，把说明书扔掉吧！但他还是挨个把那些模式研究过来，风景、肖像、快照、特写。
迪尔太太今天说：“这仗要是再这么打下去，我们怕是不得不从这里撤离了。”
他返乡时，会回埃杜尔的船屋上住，出于一些原因，军队没有殃及它。我有时在那里过夜，我们花上很久用不透光的材料遮住那些缝隙，然后听鸭子和鹅在漆黑一片的水面上嘎嘎叫。有时，想到比利会和别人在别的地方共度时光，我隐隐觉得不安——我是指那些拳击手，当然应该还有女人。我不会过问，但总怀疑当我不在他身边时，他会像变了个人一样。不过，无论如何，只有在彼此身边时，我们才能成为特别的存在。
“但是他们既然把贝蒂送到我们家来，”我说，“为什么还会让我们搬走？我们要往哪儿去呢？”我们会被转移到城市里，还是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比如一个小岛。哦，的确有那么一座岛，它在地图的另一头，被围墙和尖塔环绕。哦，不。连那里也已经硝烟四起，甚至比我们这里境况更遭，我想起他们都已经离我而去，头发里夹着茉莉花的埃莉诺拉，还有伊赫桑。斯奇普发出一声动静，他叫了一声，每每有噩梦来临，他都会这样。我走到他身边，把手贴上他的脸颊。
我们已经在这栋房子住了三年，但还是习惯性地称它为新家。这栋房子里看不到海。如果皮埃尔从他那神秘的军事任务中休假回国，他会来探望我们，斯奇普对他爱得不得了，也逐渐接受了这种生活模式。比利从军队休假时，我也会见他，我们达成了约定。每当来了兴致，就去喝上一杯，谈谈心事，睡一觉。我告诉他我的困扰，但他却对自己的麻烦闭口不谈。和迪尔太太一样，失去平房镇让他心情沉重，甚至比我想象中更难接受。我不知道他的驻地在哪，也不知道他在军队里担任什么职务，但我瞒着他在自己的窗台上做了一个小小的神龛。那是一圈护身符，一根羽毛，一块石头，都是些幼稚的小玩意儿。我希望这座神龛能保佑他活着回来。
“怎么了？”他问。
我咬了一口苹果，把果核吞了下去。可笑的是，小时候害怕肚子里长苹果树的恐惧并没有彻底消失。厨房窗边的壁架上放着一排斯奇普收集的颅骨，大部分是鸟的头骨，它们已经泛黄，我怀疑其中一个奇形怪状的头骨原本是只老鼠。在它们旁边，是斯奇普做的一架木制飞机的残骸，它没能逃过一劫。机尾和机翼都摔断了，机头也凹陷下去，然而斯奇普太喜欢这架飞机，舍不得把它扔掉。
“我就是来看看你。”
“也许吧。”我说，但我已经把我的《圣海伦娜》卖给了别人。在我心中，构成它的那些沉重的螺旋和曲线险些将我压垮，我再也提不起谈论它的兴致。我希望小屋也能尽快卖出去，那是我为纪念父亲而作的挽歌——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篇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评论提到过这一点。而现在，我想在我的下一幅作品中尝试些新鲜、轻盈的东西。一幅影像片段的巨幅拼贴画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上面是些航拍景象，但我需要将它们转化成我自己的创造。我打算用白垩做雕刻，皮埃尔当然大为惊愕。它易碎、易变形，没有什么材料能比这更荒谬。
“看什么？”
“你不觉得自己应该留在伦敦吗？那么多人都想采访你，和你交流。”迪尔太太问。她为我俩摆好茶杯。我们今晚不想折腾着把孩子们抱到床上，任由他们在睡着的地方酣眠。斯奇普平躺在毯子上，脸歪向一边，头枕在他的图画纸上。贝蒂蜷缩在壁炉旁的安乐椅上，娃娃夹在她的两膝之间。
“看看你是不是还好。”
我们慢慢走回肖勒姆新区的新房子，迪尔太太住底楼，我住在楼上，孩子们睡在厨房后面房间里的双层床上。我们依然和潜在的“交火区”挨得很近，比利总说，一旦希特勒真的打进英国，我们就是第一批和他正面交锋的人。望着窗外辽阔的天空，我想起了威廉·哈林顿。比利固执地穷追不舍，一路穿越海峡，终于通过政府追查到他：他被德军拘禁在泽西岛上。我不知道那里的天空是否和这里不同，他是否后悔被困在德军一方？不过，无论如何，我想，失去埃莉诺拉·拉苏尔的他将永远迷惘。也许他身在何方早已无足轻重。
“你是不是过来看我有没有死掉？”
海滩上埋了地雷，所以孩子们不能在那里玩耍，不过像今天这样的大热天，去海滩也只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所有人中，最怀念微风拂面和狂风呼啸，想念鹅卵石滩的人是我。我望着斯奇普离我们远去，攀上杂草丛生的小山岗，那里能更清楚地看到飞机场。那是一个能够让他短暂回归，再重新抽身的地方。比利告诉他，英国国民自卫军接到命令，要把机场改造成农田的样子，在上面放上假树篱，这样，纳粹德国空军部队在上空巡逻拍照时就不会将它作为袭击的目标。如今，他可以一整天都坐在这儿仰望天空，搜寻是否有飞机搭载相机飞过。
“当然不是。”
“你们两个小傻瓜。”迪尔太太慈祥地说，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
“我看上去像死了吗？”
“迪尔太太，你又露出了这种忧郁的表情。”我说，她听完后大笑。一大群蚊蠓飞了过来，笼罩在我们头顶。斯奇普和贝蒂在火车上睡饱了觉，他们精神百倍地上蹿下跳，挥舞双臂，野蛮地将虫子赶走。
“不，你活着。特别茁壮地活着。”
“我又要问了，‘塞西莉亚’在哪里呢？”斯奇普问，迪尔太太朝下指。在那儿，她说，在那儿。斯奇普这个敏感的小家伙捏了捏她的手，因为他知道她俯瞰肖勒姆沙嘴时总会难过。军队在一夜之间拆毁了那些平房和小屋，先是把它们拆掉，再用推土机铲平。那一晚在迪尔太太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袋鼠”“穿靴子的猫”，都不复存在。在它们的残址上建起了一排丑陋的水泥屏障，沿着海滩一路建到布莱顿，然后继续往远方伸展。
他笑了起来，指指床下的地板。我看了一眼。那里放着一只盛着水的桶，里面有一只孤零零的海星，一根触角顺从地上下舞动。
听到我这么说，她在我手上猛敲了一下。
“可怜的海星。”我说。
“从某种角度看，”我对迪尔太太说，“这儿还挺漂亮。”
“你觉得它不高兴吗？”
抵达肖勒姆令我们精神一振，没有人再昏昏欲睡。现在是晚上九点，时间已晚，但在这样的盛夏时节，太阳还没落山，我们一致决定在回家前爬上火车站背后的小山坡看一眼大海。一艘大型战舰停靠在海岸边，整片海滩都铺上了铁丝网。
“我不知道。”
＊
“你不觉得它很安全吗？”
“是的。”我说，望着巴特西公园的河流和树木逐渐消失，窗外的景象变成一望无际的房子和光秃秃的屋顶。
“我觉得它认为自己会有危险。”
“能从城里出来真是种解脱，”迪尔太太说，“我们终于能回去呼吸海边的空气了。”
斯奇普皱起眉。我拉住他的手，把它贴在自己脸上。热乎乎的手掌，弯弯的手指。
斯奇普坐立难安，他既不愿坐下，也不想老老实实地站在窗边，而是在座位和窗户之间东蹿西跳。他在两扇窗户间来回奔跑，一会儿从这扇窗遥望切尔西，然后又跑回来看看那扇窗外的巴特西。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安静下来，在我身边坐下，头靠在我肩上，奇怪地学大人的样子拍打我的手腕。
“它只是不知道，其实有你一直照顾它，不是吗？”
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回程火车延误了十五分钟，当我们终于坐进车厢时，贝蒂已经筋疲力尽，迪尔太太在包里摸索，希望能找出一条毯子，让她盖在身上睡一觉。火车上尽是些穿灰色西装、拎公文包的男人，而我已经灌了太多香槟下肚。《圣海伦娜》被人以高价买下，庆功正是为此举行。
听到这话，斯奇普喜笑颜开。“睡吧，”我说，“睡吧。”等他翻过身，我许了一个愿望——愿你做一个翱翔天际的美梦——我走下楼，捡起贝蒂和斯奇普收集的海鸥羽毛，聆听片刻涛声。
肖勒姆海岸，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