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鸟笼犹如生活的隐喻，人们却误以为它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每个人的生活都近似牢笼。只在极少数时候，鸟儿得以从笼中放出，自由地飞翔。尽管还是在屋子里！但毕竟获得了隐秘的自由。
婚后的许多年里，我们笔耕不辍，是文学让我们愈加迷恋彼此。我希望丈夫能为我写一篇以我为女主角的故事。我满怀期待，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它固然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但更是我俩特殊的纪念。我要求作者以一幢屋子为主要场景。如果你想了解这部游戏性质的文学作品，请直接翻到《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吧。让我们先回到那只精美的鸟笼。在我满怀爱意的催促下，帕维奇完成了《白色的突尼斯塔形鸟笼》。这篇小说从标题到内容无不令我意外。“我们”的鸟笼不是白色的，底座是用沉甸甸的橄榄树枝做成的，泛着那种产自地中海的蜂蜜般深邃的光泽；栏杆上点缀着粗灰铁做成的繁复装饰。这只鸟笼看起来既不优雅，也不轻盈可爱。但故事就是故事，它更加华丽，也更加沉郁。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只能通过自我抉择实现自由：是我们选择是否以及何时离开鸟笼；是我们选择自己在屋子里扑腾多久；是我们选择是否以及何时飞出窗户。尽管，对外面的世界，我们一无所知。
回首过去二十年的处境，我的脑中闪过一个隐喻般的形象——囚笼。那种巨大、精美、宫殿般的突尼斯鸟笼。在过去的千百年里，阿拉伯人发掘了声音的艺术——他们喜爱潺潺的流水，所以修建喷泉；他们醉心鸟鸣，所以设计出独具匠心的鸟笼。他们的鸟笼称得上造型艺术的珍品。有一年，我们去北非旅行，就买了一只大鸟笼。返程时，它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它的大小堪比一只行李箱，这样的尺寸在飞机上必须独占一个座位。我们决定放手一搏，冒险带它上飞机，好在飞机上碰巧有这样一个位置。总之，费了千辛万苦，我们把它带回了家。如今，我在鸟笼里放了一只假鸟，这只鸟十分美丽，眼珠是玻璃做的，身上缀着真正的鸟羽，但它没有生命。我养的鱼是活的，但它们不会说话。我养的鸟是死的，是人造的假鸟。我的生活一片死寂。
三张桌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会追问：锥心刺骨的悲伤将持续多久？还有爱情，真切而生动的爱又会持续多久？如今的我无疑拥有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身份，我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曾经因为米洛拉德·帕维奇妻子的身份，我或被优待，或遭遇冷嘲热讽。人们鼓励我勇闯文坛，却又在背地里嘲讽我“榨取”丈夫的名声。如今，我成了那个人的遗孀，仍和过去一样，无法成为雅丝米娜·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我郑重地期待能通过现在的作品重新确立自己在文学界的声名，同时，我还要承担起整理丈夫的作品、让他的文学事业在死后得以延续的责任。
公寓里的摆设和过去一样。墙上仍旧挂着画，但原来的那些被偷走了，现在挂着的是一批新画。家具还是从前的。鱼缸、大厅里的四座白沙发、一体式桌子，都还是老样子；它们一度挪了位置，但已经放回原位。桌子上摆着一台十九英寸的显示器，还有菲瑞塔的笔记本电脑。两台电脑里都在播放绘画和雕塑的幻灯片。他看着“自己”的电脑，认出那是一幅完成于2001年的作品。
我手边有许多丈夫参加外国和本地电视节目的录影带和光碟，但它们无一例外都是面向公众的！只有无意中留存下的电话语音是独属于我一人的！但愿数码音频不会磨损，但愿他的声音不会黯淡消失，但愿这份现代意义上的爱情遗迹会在今后岁月里回响在我的耳畔，历久弥新。
（摘自米洛拉德·帕维奇《被诅咒的爱》）
男人的声音可以给人由内而外的抚慰。他们的嗓音深沉，响亮，却又略带嘶哑。我一直相信，男人的声音和他们挑选鞋子的品位决定了他们的魅力！如今，爱人再也无法陪伴左右，但我还保持着一个秘密的习惯。我们的电话答录机里还存着一条丈夫的留言。当我悲伤到无以复加之时，便拿起听筒，放在耳边，让那段私人消息不住地在耳边回响，告诉我，醒来后给他打电话。
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它始于浪漫爱情，文学则让它历久弥新。过去的十七年里，我们似乎始终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向前冲刺。如今，我已经无法承受这种节奏了。这么说，并非因为那些催人不断向前的外力，那些紧锣密鼓的活动、赶场、旅行，而是因为内在的紧绷的情绪；因为爱，因为争吵，因为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我们也会针锋相对，互不退让，最后只好以眼泪收场；因为那些得意、恐惧、欢乐的时刻，因为我们对彼此的迷恋……我一度以为我们的生活与寻常夫妻别无二致，可现在我意识到并非如此。当你置身婚姻的围城，一切都是进行时——你只能雾里看花！人们说，在飓风的中心，在所谓的“风眼”下，一切风平浪静。而我也曾经活在近乎真空般的寂静中。
（摘自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被诅咒的爱》）
帕维奇曾说，无论是我对他的爱还是公众对他的爱，越是爱得真切，越是充满变数。爱是一件难以驯服的事物。过去，我们或多或少地将生活视作一场赛跑，但爱情却要求日复一日地恒常静好。我们该如何是好？！大概只能满怀好奇，勇往直前。
嫉恨不可避免地涌向他们，如影随形；他们尽量深居简出，只和极个别人做朋友。他们当然清楚，朋友们也在回避他们。他们身边渐渐只剩下她的朋友。但最艰难的是，最后，连她的朋友，那些曾经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为他俩画像的友人们也逐渐远离。菲利普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人一旦发迹便无法和落魄时的友人做朋友了。你成功了，过去的朋友便会离你而去，你只得去结识新朋友，别无他法。但菲瑞塔不明白。事实上，菲利普自己对成功之后必须付出的代价也只是一知半解，他甚至不理解为什么菲瑞塔也会遇到类似的事。她的朋友们也开始对他们敬而远之。你不得不承认，成功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为了打发时间，他们买了一只鱼缸和一些鱼，像训练马戏团里的马一样训练鱼在水里翻跟头。鱼很听话。他们却不敢和任何人说这件事；他们知道，他们再也找不到相信自己的人了。
摧毁既有的生活，开拓新的天地，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如今，我又回到了这里，回到最初的终点，最后的起点。我还记得搬近德索尔的公寓时，我们甚至连一张桌子都没有！确切地说，我们有一张老式的带轮子的电脑桌，它可以上下翻折，但只能算半张——等等，让我想想，1992年电脑还没有普及，所以，它更可能是一只电视柜。好在我们有两台打字机，其中一台是电子的，另一台是手动的，会发出咔嗒声，换墨带时会把你的手指弄脏。（噢，亲爱的，写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像是古代人！）那时，帕维奇62岁，是一位享有世界性声誉的作家，却连一张写字桌都没有！他将自己的一切都留在了过去的家里。我觉得他放弃自己的财物乃至全部回忆时，没有丝毫留恋，他心意已决，如坠深渊般一头扎进了新生活。当时，我已经出版了一本专著，也已经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若干作品，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可我们却连一张桌子都没有……
白色的突尼斯塔形鸟笼
作家如何选择书桌？书桌承载了作家的性情和创意，甚至被赋予了生命。如今，作家们只需要把笔记本电脑搁在大腿上，就有了工作台；但在那时，在我记录的那个时代，人们还不像现在过着移动人生，那时的人喜欢伏案而坐。我们为了能在新家里从事创作，四处搜寻家具。三年后，我们终于找到了，是建筑师库茨的作品。一张是适合男人用的橡木书桌，一张是适合女人用的美国白蜡树书桌。此刻，我正伏在那张适合女人的书桌上写作。现在是夏天，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大腿上实在太热了，于是我决定回到最经典的情境里，在书桌上打字。
我或许应该记下其他的事，而不是这些……
我们搜罗、比对，最终买到了合意的写字桌。这段经历被我写进了作品《三张桌子》，这也是我和米洛拉德的合集《科托尔的两段传说》中的一篇。不得不说，贝尔格莱德的桌子与科托尔颇有渊源。这两张桌子的确与科托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事说来话长。
只有我知道，科托尔的文具匣是某个雨后黄昏的纪念。那时我们住在一处名为弗洛伊德的酒店里，酒店坐落于博卡科托尔湾的海岬处，那儿留存着一对爱侣甜蜜的记忆，我们在短暂的口角之后，含泪亲吻。但在匈牙利博士生罗伯特看来，它实证了文学和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我的头脑无法将私人情感从公开叙事中剥离！
此外，还有一张桌子联结着我们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那只玻璃桌摆在餐厅里。它很适合拍照，塞尔维亚本地的和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游客曾无数次举起相机，将它永远定格在照片里。这张餐桌和与之相配的铁艺椅子出自一对诺维萨德设计师之手，是一位男设计师与一位女设计师联袂打造的。他们采用特殊工艺，让玻璃板呈现出三个不规则的层次。朋友曾一边打量着桌子，一边对我说，桌面的颜色、质地，那种通透的感觉，就像博拉博拉岛附近的海面。我们曾和家人、朋友围坐在桌边，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那天起，我们便把这张桌子叫作我们的博拉博拉岛。
最近，一位来自匈牙利赛格恩的博士生来德索尔公寓参观，他正在撰写有关米洛拉德·帕维奇作品的博士论文，当我向他展示这只盒子和它变幻莫测的魔力时，他几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他看来，匣子本身就是一部虚构作品，它是小说的标题，是故事得以展开的动机，而非有形的实体！与此同时，我的心也为之澎湃，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一瞬间，我仿佛从现实中抽离出来，被无所适从的晕眩感击溃了。
我无意写作一篇历数德索尔公寓内所有家具的流水账，只是想陈述那个众所周知的悲伤事实：人虽然可以占有、使用物件，但人的生命何其短暂，而物却会以亲切可感的方式长久留存。身为公寓的女主人，我在清洁、维护和保养这些物什上煞费苦心。丈夫曾经告诉我：“别管它们……这些东西会比我们活得更久！它们不值得你花费这么多心思。”那时，我不理解他的话。如今，写下这篇文字时，我不无悲伤地理解了他的意思，却也体味到回忆的愉悦和温暖的抚慰。他留给我的，不止于此……
科托尔的文具匣曾属于一位船长，他垫着它写航海日志，还会把火漆和金币藏在匣子内部的格子和夹层里；我和丈夫各自为它写过一篇故事。米洛拉德的故事叫《写作魔匣》，我的故事则以《藏钱币和戒指的暗格》为题。多数来参观的孩子会把这只匣子当作玩具、魔方一类的东西。他们把它拼好又拆开。盒子里有许多秘密的暗格和夹层，按下木质边缘上特定的圆钮，它们就会打开；这些数不清的暗角和遮板，可以任意变换形状。但从外面看，它不过是一只普通的、边角包着黄铜、上过漆的长方形玫瑰木盒子，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如今随便什么礼品店里都能找到比它精美可人的匣子。
珍珠项链
“我看到科托尔带回来的匣子，想起了我们一起经历的快乐的、不快乐的事。”我“回答”。
“好吧。最后一个问题。你们相爱吗？”
“不要哭，亲爱的！我们会好起来的。你为什么哭呢？”他对我“说”。
“当然。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切的前提吗？菲利普和我，我们俩从不掩饰对彼此的爱，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如今我便生活在纪念馆里。老德索尔公寓是我的丈夫留给贝尔格莱德的礼物。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贝尔格莱德人，他将绝大部分遗产都正式捐赠给这座城市。怎么说呢……我们的爱命运多舛：我们用粉红色的钥匙打开一间租来的公寓，用一把闪耀着法拉利红的钥匙锁上德索尔一处改造成纪念馆的公寓。如果我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了爱情乃至生命，我究竟该如何活下去？谢天谢地，还有这些诉说着往事、让我触景伤怀的物什，透过它们，我甚至听见了过去的回声，那声音在无形中重现了往日的真实。
“好吧，你就没有想过这事也会惹他们嫉妒？”尼尔·奥尔森继续说道。“你逃到这里，我觉得不可思议。你们承受了太多嫉恨。这并不容易。尤其是你。他们没法报复菲利普，便把一切转嫁给你……你一定是让谁欠下了大恩情，那人一直铭记于心，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报复的原因，因为那些最激烈的报复通常指向善人。不过，这并不重要。你现在的处境已经不那么糟了。尽管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就像那位音乐家说的，回去就意味着你们的作品将无人问津。你不如留在这里，随遇而安。你也知道，昨天我去看了巴塞尔的展览，棒极了。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人会期待一位最出色的画家会是一个恋家的人。”
鲜红色的钥匙可以打开另一处公寓的大门；那套公寓有着高高的天花板，是德索尔地区20世纪初建成的美丽建筑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的爱巢，也是我们的文学温床。到了2010年，结束“博物馆之夜”后，我只能独自回到这里。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公寓楼外，很快就会有一张纪念牌：“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1929—2009，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走进故居改成的纪念馆，我会有怎样的感受？对此我并无期待。它与爱无关——爱无须公开展示。爱就像一对置身黑暗的双生儿胚胎，在被温暖的羊水包裹、自给自足的同时，还寻求着彼此的保护，一同抵御外界的恶意。
“为什么？”
（摘自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被诅咒的爱》）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接纳你们。他们不希望其他人拥有的比自己多。但在这里，人们能够很好地接纳你们。你们现在的处境可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糟。”
公寓被搬空了。洗劫一空。他和她的画，他们的画架，甚至连鱼缸都不见了。他们俩的电脑也被偷走了，两人画作的照片和油画颜料也消失了。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着警方调查人员的对话。只有放在最大的房间角落里的塔形陶瓷炉幸免于难……
（摘自米洛拉德·帕维奇小说《被诅咒的爱》）
他们走到那条宁静的小街时，身边来往的人群让他们吃了一惊。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他们看见住所的大楼前停着一辆亮着旋转灯的警车。进门时，他们遇到麻烦，直到他们走到一楼，报出自己的姓名，才被允许走进公寓。随后，他们彻底被眼前的一切镇住了。
你被爱过吗？当然，我是被爱的那个。这份爱如此强烈，充满占有欲，超乎想象，甚至充满冷酷的私欲和跌宕的情节，通往痛的边缘。
那是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博物馆之夜”从当天傍晚六点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只需要一张门票就可以参观整个小城的十六家博物馆、美术馆，观赏展览、音乐会和演出……和往常一样，菲利普和菲瑞塔稍晚些才出门。他们先是去了大学，参观了校长楼里的埃及木乃伊；捐献人早在1888年就从海外购得这尊木乃伊，上次展出是在1915年。接着，他们在学生广场上旁听了一场室外的生态学公开课，学到了将电子垃圾变废为宝的妙招……不久他们就只剩奔赴最后一站的力气了。于是，他们去人类学博物馆看了眼“20世纪裸体画展”，便揉着惺忪的睡眼往家赶。
我爱过吗？当然，我爱过他。那种女性特有的独占之爱，驯顺的，满怀同情，却又难免紧张，神经过敏。
船长的文具匣
我们相爱，将彼此视若珍宝，这份爱如此盛大，充满节日般的欢欣。
除了这把打开最初的爱情记忆的钥匙，我还有另一把鲜红色的钥匙……
丈夫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一只精巧的女士烟斗，一只泛着桃花心木光泽的烟斗！帕维奇是嗜好烟斗的瘾君子，这第一件礼物显然意味深长。我要彻底地占有你，我要你成为另一个我，成为我的另一半——礼物仿佛在倾诉衷肠。说来也巧（或者说一点也不巧），我给他的第一份礼物是一只蜜色的用来装烟草的陶瓷密封罐！我的礼物也在诉说着：我要你只属于我一人，我要把你藏在我专属的小罐子里。近二十年的婚姻里，我们争夺着爱的霸权，试图让自己的爱超过对方。更多时候，我们不断用创作向对方释放着无尽的魅力，确证着我们的爱情。你们爱上的是艺术家，你们的情爱必然犹如暴风骤雨。
如今，我将这把粉色的钥匙收藏在一只小小的鸟笼形状的金色钱包里。它就躺在书桌的抽屉里，放在用完了的圆珠笔、干涸的墨水笔和带香味的橡皮边上，那只橡皮曾经用来修改铅笔手稿，用来抹去铅笔的“心”留下的痕迹。这把钥匙就和这些写作工具收在一起。
爱情本身是不足以表达爱的。多么自相矛盾的话啊，却是事实。仅仅去爱，是无法让艺术家满足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创作，必须向公众展示作品。他是展示自我情感的行家。他恨不得大声宣布：看我吧，爱上我吧，我需要全世界的爱！这也是为什么如果对“艺术家”和“爱”追根溯源，不难发现这两个单词的词根是近义词。想象艺术家们私下的爱吧——无疑是爱的N次方！
那时的我们幸福吗？或许吧。我怀疑生命中大部分烦恼都源于此——所谓的幸福。我们曾有过欣喜若狂和此生不渝，曾有过激情和浓烈到窒息的爱，却不曾有过安宁与满足，从没有；至少在一开始，搬到塔斯玛吉丹公园对面的一居室时，我们没能拥有这样的幸福。
我喜欢回忆那些浪漫的礼物。它们各不相同：价值不菲的，冒傻气的，小的，大的，让人眼前一亮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每一样都经过精挑细选（当然也有皮带、钱包、帽子、手套一类应景却不免俗气的圣诞节礼物）。不得不说，我收到的礼物远比送出的更富想象力；女人更容易被礼物收买。
你看，现在，我有两把让我感到幸福的钥匙。其中一把钥匙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92年。这是一把粉色的小钥匙，曾经可以打开爱巢的大门。我们的爱巢位于一条当时名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街道上，如今那条街已经改名为伊里耶·加拉莎妮娜街。那时，米洛拉德和我怀着至死不渝的决心搬到了一起，在那条街上租了一处卧室兼做客厅的公寓。公寓是个一居室，有着一条老式的宽阔的走廊，一只很小的壁橱，一间宽敞的浴室和一间特别宽敞的厨房；另外，还有一处封闭式的阳台，可以眺望昏暗的天井。我们全部的家当包括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台打字机、一套炊具和一张可以当作餐桌的熨衣板。米洛拉德只从他过去的住所带来一些手稿、一只手提箱和一台打字机，《哈扎尔辞典》正是用那台打字机写成的。未来的岳母借给我两只水壶，前夫还留给我一台搅拌机。我们过上了有情饮水饱的日子。那时他六十二岁，我要年轻三十岁。他声名在外，我受宠若惊。他的盛名让我畏惧；结束上一段婚姻的决定也让我恐惧，那段犹如作茧自缚的婚姻持续了十三年，直到我的身体犹如感染热病般重新燃起炽烈的爱火，直到爱情扰乱了我，篡改了我的基因。
他为我买一只万花筒，我会回赠一只沙漏，因为我们喜欢沙子缓缓落下时那绵密多彩的姿态。他赠我一串珍珠项链，我会回赠他一枚扣饰，就是固定在男式衬衫最上面的纽扣上修饰脖子的那种。为了他，我满世界收集空白（既没有线条也没有格子）笔记本，搜罗富有想象力、装帧堪比真正的图书的笔记本。毫无疑问，笔记本是作家最贴心的伴侣。如今，人们不断发明稀奇古怪的“笔记本”，比如电子书、触摸板、掌上电脑，等等。这些电子设备还没有专门的塞尔维亚语名字，我现在只能把它们的英语名用塞尔维亚语拼读出来。
但我仍要缅怀幸福。我们的生活是由幸福构成的，只是我们忽略了它。幸福是万物天然的属性，就像健康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它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我们都受到了诅咒。
我最喜欢的礼物是缀了整整四排珠子的珍珠项链。四十岁生日的午夜，他给了我一份惊喜。项链装在一只深蓝色的绒布盒子里。我喜欢它戴在脖子上的感觉；我喜欢被珍珠一类的自然物触碰时的午夜般的微凉；我感觉自己就像躺在一片未知的海里，被海水包裹。虽然我看不见，却能感受幽暗之中的奶白色光泽；它就在我的肌肤上微光闪闪，如此真切，如此微妙。这条珍珠项链似乎有些过分华丽了，但我每次出门旅行还是会将它当作护身符般带在身边。去海边的时候，我也会戴上它，它是我的秘密旅伴。不过，即使是最出位的娱乐明星也不会戴着珍珠游泳，所以，我总是在夜里，借着夜幕的掩护，让那些珍珠重新浸在海水里。我一次次让它们重回最初的家园，希望它们能永葆生气。事实上，我和它们一样，都是盐与水孕育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所有的礼物中这条珍珠项链尤其宝贵。它是另一个我，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它会在我死后，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会感到悲伤吗，当我被诗句撩动心弦时？抑或是欣喜？毕竟是临别的情话。言语不足以描述我心中的百感交集。没有一个词可以……我任由写满文字、诗句，最后的也是迟到的情话的纸页覆盖身体，昏沉睡去。我时常在看过伤感的爱情电影之后，因为爱情故事未能以喜剧收尾而哭泣。这一次，我却为自己哭泣，因为我的爱情故事也迎来悲伤的结局。是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会沦为悲剧？是的！没有一段爱情故事会以那句令人欣慰的“于是，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结尾。爱情是快乐的，但爱情的结局常常是不幸的。
巴黎之吻
这是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
——求你，求你别再逼问我了。尤其是不要问我关于画画的事了。从遇见你的那一天，你已经是神了，不只是我眼中的神，在艺术领域，你也是神一般的存在。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普通人，当神向你求助时，你能怎么办。你只知道画画，对其他事不管不顾。我已经受够了。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绘画天赋。你是为了绘画而生，我则是为了谋生才画画。你已经八十岁了，还是个病人，我们已经永远失去携手安享余生的可能。我们原本可以，我提醒过你，但你不以为意。现在已经太迟。我还要告诉你，和你待在同一间房子里，我简直没法作画。在这儿，我俩的频率会彼此影响。总之，我要的是生活，而不是画画。我想，我本可以画得更好，如果没有被知名画家之妻的身份所累，没有和你捆绑在一起。我总算明白了：你的幸福是建立在我的牺牲之上。我必须反抗，否则我将一味消沉下去。
为你写一封情书
（摘自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被诅咒的爱》）
或许我终于能够
我在《巴黎之吻》的结尾写道：“是爱的勇气，让我获得无与伦比的幸运。”曾经，我觉得这样的表达稍显浮夸；但如今，当我独自一人带着审视灵魂般的孤寂重读这句话时，却意识到这不过是在陈述事实。生命中喜悦和困难都源于在爱里一往无前的决心，而爱的对象可以是对人，也可以是对物：伴侣，孩子，亲人，宠物，神，祖国，家乡，工作，一本书，一个物件，甚至一座山，一处风景，一朵花……
空白的没有格子的那种
帕维奇和我迷恋巴黎。一开始，我们被当地的氛围和建筑深深吸引。我们置身这座现代都市，一转身便可见神秘、狭仄、垒石为城的中世纪景观，这是巴黎的诱惑所在；巴黎人喜爱一切具有艺术趣味、彰显享乐精神、离经叛道、独树一帜、轻松愉悦的事物，他们乐于从中发掘生活的意义。在我眼中，巴黎和贝尔格莱德一样，都是恋人般的存在。它透着一股别样的激情。而我的灵魂深处住着一位永恒的少女，她始终对远大、非凡的事物怀抱期待。
如果你打算再给我买一个笔记本
我们一次次前往巴黎，一次次重新认识巴黎。游客们只需一眼便能爱上一座城市，类似一见钟情的激情之爱。与之相反的是当地的居民，他们往往对居住地无甚感情，无论爱恨，都很漠然。我们俩却有幸一次次爱上巴黎，每次离开，都仿佛为了能够在重逢时再一次陷入爱里。
我没有勇气取出诗稿。直到十天之后，一切都结束了，他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我才鼓起勇气。那是一束题为《结语》的诗，起首的几句是这样的：
我回忆起我们在巴黎庆祝圣诞节的情形。那天，我们在孚日广场，天空飘着毛毛雨，是典型的法国才有的温暖天气。一队罗马尼亚男子剧团正在广场边的拱廊下表演探戈。男子们穿着细长条纹的黑色紧身套装和长筒靴。他们迈着步子，仿佛从另一个时空穿越而来，广场成为他们的背景。音乐声穿过拱廊的拱门，格外悠扬。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对米洛拉德无尽的爱里。这份爱不会褪色，通往永恒，至死不渝。
我好像从没有收到过丈夫给我的情书。我们认识不久便住在了一起，除了出差，几乎没有分开过。我们的住所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七年，直到他去世。就在他告别人世的前几天，他在医院里告诉我，抽屉里还存着一些诗，这些诗献给我们的爱情。
我们沿着玛黑区的羊肠小道走着，直到夜幕在巴黎低沉的天空中垂落第一片暗影。我们拐进了街角的公园。公园里有几张长椅和一张标牌，牌子上写着：鸟鸣公园。环保组在这里栽了一片某类鸟儿偏爱的树木。黄昏时分，准备入睡的鸟儿们栖息在枝头，组成了一支合唱团，唱起了歌。多么和谐的歌声，这才是真正的合唱！既有人为的设计，也有自然的鬼斧神工。我躺在长椅上，头枕着丈夫的腿，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我的肉身不复存在，只剩下爱情本身。从此，没有人能够伤害我，我轻声祈祷着，一遍又一遍。
（摘自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被诅咒的爱》）
我们在香榭丽舍共进晚餐，享用贝类、螃蟹和钴黑色小蜗牛拼盘。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身在何处。我不愿离开这里。林荫道上的灯光，客人和路人的低语，车来车往的喧嚣。声光在我的脑中糅合成同一个声调。我抬起头，秋天的第一片落叶在我面前坠落。它如同失重般缓缓飘落，我仿佛听见它发出沙沙的声响。它落在了我的盘子里，我感到彻底的幸福与满足。
晚年的菲利普在他的社交圈里显得越来越格格不入。比如，在他的圈子里，人们并不相信还有幸福的婚姻，他却婚姻美满。比如，其他人不懂得如何接纳成功，他的世界性声誉也就变成无法容忍的事。虽然从来没有人谈论过这些事，但正是这种讳莫如深，使得仇恨在被压抑的同时也被放大了两倍，甚至三倍。他和她的美满与成功威胁着原本平静的社交圈，他们必须深居简出，不再表现出获得更为巨大成功的可能。但其他人仍旧将他和她各自的成就加以平方，将两人共同的成就加以立方。太过分了。菲利普不想，也不能任由邻人心中的无名火越烧越旺。
逃到河对岸
迟到的情书
“尽力让自己快乐起来！”
入睡前，我会同时戴上我们两人的结婚戒指，期待能有美梦。尽管我穿着黑色的丧服，但这么做与其说是遵从风俗，不如说是尊重我内心深处的感受；这么做我会好受些。我每天仍旧强迫自己化妆，保持优雅，为了自己，为了他，也为了所有人。我被内心深处的那个自我驱使着，被那个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始终为节日般盛大的爱意燃烧着的自我驱使着。尽管巨大的悲伤几乎让我窒息，我仍要为爱燃烧，因为我仍旧拥有一份无上的爱情，一份稀世珍宝，它属于我，没有人能够将它从我手中夺走。
（摘自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双身记》）
我读了《双身记》，一本献给我的小说；读了《白色的突尼斯塔形鸟笼》，故事的女主角以我为原型。我还读了我们合作的《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和《科托尔的两段传说》，并将我们各自的故事做比较。我还想起了《永恒之后又一天》在莫斯科举办的预售会，书的封面印着题词：“献给雅丝米娜”。
我渐渐觉得那句俗语——时间可以抚平一切伤口——并非真理。与爱人诀别的心痛只会与日俱增。为了填满身体里这道不断扩张的裂缝，我尝试一切可能的方法：工作，写作，旅行，郊游，安慰剂，娱乐消遣，巧克力，香烟——我已经尽力！为了将记忆尘封，我垒起越来越高的心墙，可记忆的梦魇仍旧轻易逾墙而出。
我翻开米洛拉德的书，将它们视作迟到的情书。我有这么做的特权，因为我们的爱和生活都被他糅进其中。我沉醉在不同的回忆场景之中，召回的记忆远比草草浏览电子图片相册和影像专辑获得的印象生动。不得不承认，文字抚慰了我，让我自内而外看清了一些事。
最近，我总是想起帕维奇和我庆祝新年的小伎俩。因为假期和新年实在不利于出行，我们想出了一个回避假期前后出城和返城高峰的妙招。年末，我们会提前在新贝尔格莱德区找一家心仪的酒店，定一间客房，在那儿消磨旧年的最后两天和新年的头两天。我们只需带上“短途”旅行的行李，穿过大桥，从旧城来到新城，就能迎来离群索居的田园生活……在这趟装模作样的新年旅行期间，我们无须赶回德索尔的公寓。河流成为一道屏障，让我们在心理上获得了逃离的假象。
你们一定觉得每个夜晚我都会感到悲伤。是的，我会。悲伤到无以复加。难以名状，也无从诉说。不过我找到了一个可以缓解痛苦的方法。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我决定重新爱上我的丈夫。
因为不用奔赴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无须舟车劳顿，我们稍事休息，便开始纵情享乐。我们在室内游泳池里畅游，在餐厅里享受旧年的最后一顿午饭。在除夕夜，我们会在自己的房间里，身着华服，品味着独属于我们的晚宴，透过四楼的窗户欣赏烟火。在一月一号的下午，我们会邀请朋友们在酒店熠熠生辉、装饰精美的拱廊里品尝甜点。简直妙极了！我不想逛街，我们也不想为航班延误、交通堵塞操心，我们不需要大手大脚的豪华旅行，尤其不想为了一顿新年晚餐铺张浪费。于是，我们想到了这种特别的旅行方式——就在我们自己的小城里，享受闲暇，彻底放松！
上面的这些胡言乱语，都是我在自说自话——因为我的挚爱已经去世了。但我无法将爱人的死视为隐私。公众人物的去世不能被当作隐私；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亲人，都不能这么做。我不得不去应对这些违抗本性的事，我已经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用白天的时间完成麻烦的行政手续，回复来自国内外的给我丈夫的信函，整理他的遗稿。但到了晚上，夜幕降临，我只处理自己的事。
我们这样度过了两个新年夜。这无疑是我们度过的最美妙、最简省，也是最富激情的两个新年夜——也是我最珍贵的记忆。我们将新年假期变成了蜜月。实际上，新年和蜜月并无二致：节庆的氛围，精心装饰过的房间，巨大的布丁般的双人床，如胶似漆的夜晚，礼物，华服，在床上共进早餐，枕畔的耳语，宽敞的浴缸。我甚至特地从布兰科大桥另一边的家里带来了芬芳的浴盐，这是我特地为新年假期挑选的。
不可否认，每个人都不得不与这一切交战。无尽的冬日，节奏失控的生活。我们一醒来就不得不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阻碍。这是生活的常态。想要突出重围，就会遭遇愈加复杂的局面；要想成就任何事，就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担负异常的压力……
至于前来问候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他们恨不得立刻从人头攒动的假日餐桌上逃走，躲进酒店，放下连日聚会后的恐惧，缓解精神上的压力。我们将他们也带进了这场假装在旅行的游戏里，试图让他们也沉浸在远走他乡的幻觉里。他们陶醉地抿着咖啡，各自点了一块切片蛋糕。离家出走让他们感觉轻松，即使家中的盘子里还有丰盛的蛋糕，但这一片蛋糕却因为满是自由的滋味而更加香甜。
如今，我将自己囚禁在公寓里。爱巢化作冰冷、死寂的监狱。我想每一位孀居者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受，一切仿佛都石化了，都被荒谬地否定。寂静，无声，电话不再响起；信箱里除了账单，别无他物；时钟指针的滴答声变得刺耳，就连邻居钉钉钻钻的声音也消失了……！过去的几个月里，冬季里的雪、风、雨和冰霜接连造访。天气也像在密谋着，与我为敌。
我们夫妇二人都是作家，在我们的生命里，酒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频繁旅行，我对酒店的感情与对我们到过的城镇、欣赏的风景的热爱并无二致。在我看来，酒店客房并非临时的住所，而是另一个家。在酒店里，我能从日复一日的操劳中解放出来，更加轻松地写作。我能稍稍沉浸在幻想中，仿佛自己是一位养尊处优的贵族，有一群侍从、一处宅邸、一座花园，尽管这幻想异常短暂。透过酒店窗户看到的各色风景，也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我的目光被打磨，被激活，变得更加开阔，更加有力。感谢我们携手并进的旅程！是旅行充实了我的思想。
在我们生活的国家，即使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行将告别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同时爱上自己的工作和丈夫仍是一件无礼、失德，甚至可疑的事。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带着某种缺陷出生的，因为它，我过去的五十年的人生都非同寻常……对我来说，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尽管每走一步，我不得不与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猝不及防的恨意相搏。恨任何事，所有事，甚至每个人。但恨终被战胜了；是爱包容了它，让一切归于平静。
如今，我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担心它会失控。它已经支离破碎，一片混乱。偶尔，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表演，而不是在生活。一次次，我就像一位参加带有商业性质的百米赛跑的修女。我的生命不再完整；我失去了我的另一半，我的挚爱。但我会尽力让自己快乐起来。
我要讲述的是两位作家的故事，关于米洛拉德·帕维奇和雅丝米娜·米哈伊洛维奇。确切地说，是关于曾经的作家的故事……米洛拉德·帕维奇已经去世了；只有我，只有雅丝米娜·米哈伊洛维奇……还在写作，写作是我热爱的工作。
（摘自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小说《被诅咒的爱》）
这段故事的主角是一对画家。呃……名字就叫菲利普·鲁伯尔和菲瑞塔·苏吧。毕竟，名字无关痛痒，读者想怎么称呼都行。在此之前，他们俩各自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养育着上一段关系留下的三个孩子。不过，这段全新的婚姻仍旧称得上甜蜜。至少，在小说开头是这样的。那时她正值盛年，才四十多岁，而他即将在十一月迎来八十岁生日。此外，我还得补充一点，他已经颇负盛名，她则在争取女性观众，女人们正涌向她的画展。有传言说他已经逐渐落伍了，虽然在过去二十年里，他的成绩卓然拔群，堪称国内一流，还在纽约、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罗马、米兰、雅典、莫斯科、圣彼得堡乃至中国和日本举办过成功的画展，但如今，他的身体已不如从前，昔日累积的无上荣光也逐渐黯淡。虽然他还是像过去一样勤于用笔，精于画技，虽然这些画在国外仍和往日一样备受追捧，行情颇佳，但国内的拍卖会和画展上的标价已大不如前，本土的拍卖行和画廊开始对他兴致寥寥。他有时候会想，如果他死了，那些画能卖出好价……
我会在夜里戴上两枚婚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