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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作品的译文

然后我看到了赫拉克勒斯力量的幻象;但是,他在不朽的神中间观察,身边拥着赫柏,强大的宙斯和赫拉的女儿,美丽的脚踝,趿着金子的凉鞋(《奥德赛》,第五卷)。

女人啊,在我们的爱情中欢乐吧,来年这个时候,你将生下光荣的儿子——因为不朽者干的事情不会徒劳无功——,但是你得照看他们。现在你回家去吧,不要声张,但我是令世界震惊的波塞冬(《奥德赛》,第十一卷)。

《奥德赛》有乔治·查普曼的英译本,我把他最后一节的华丽译文转录如下:

皮拉斯吉的宙斯王,你高高在上,君临着严冬似的多多纳;但是你周围的大臣们脚也不洗,睡在地上(《伊利亚特》,第十六卷)。

这些人中间

(那些矮小的人)像是内心强壮的食肉的狼,在山上打翻一头长着树枝般的长角的大鹿,把它撕碎后吞食;但是他们大家的嘴上都染上了血(《伊利亚特》,第十六卷)。

赫拉克勒斯力量的幻象分外突出,

阿克多尔的女儿阿斯蒂奥克升腾到她父亲居所的上部时只是个低微的少女,但是神悄悄地把她抱在怀里(《伊利亚特》,第二卷)。

但是他坚实的本人并处于这种状况。

死亡难免,但是我将在宙斯和其他不朽的神道悠闲自在的地方得到我的归宿(《伊利亚特》,第二十二卷)。

他在不朽者中间欢宴,

荷马的另一个习惯是巧妙地滥用转折连接词。我举几个例子:

脚踝美丽的赫柏和他凤凰于飞,

【注释】

举行了天国的婚礼。朱庇特和朱诺的爱女,

最前面的两个译文——全是直译——因一系列不同的原因而感动人:崇敬地提到抢劫,天真地说明在战争中人都是要受伤的,把战争中各种无序的冲突意外归结为一个神,即战神的发疯。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补充也起了作用:在我抄录的译文中有一个同义重叠上了船[6];另一个,把联系词作为因果词,像因为这类冒险在战争中是很多的。【注】第三个译文——古柏的译文——是所有译文中最公允的:只要音韵许可,它就直译。蒲柏的译文是出色的,方言的巧妙使用(像贡戈拉一样)是在最高级词使用上的不规范和机械性。例如:把英雄唯一的一只黑色的船说成是个船队。总是有这种一般性的扩大,所以他的词句分成两类:一类是纯粹的雄辩——当神使武器取得征服的胜利——,一类是视觉性的,当特洛伊高傲的城墙倒在地上冒烟的时候。雄辩和场面:这就是蒲柏的译文。激情的查普曼的译文也是壮观的,但是他的行文是抒情的,不是雄辩的。相反,巴特勒的译文表明他决心回避一切视觉的因素,他决定把荷马的作品变成一系列平静的消息。

赫柏,穿着金子的凉鞋风姿如玉。——原注(王永年译)

下面我来讨论荷马作品中一个片断的不同命运。我讨论的是,永恒的夜晚中在辛梅里安人的城池中,尤利西斯对阿喀琉斯提出的事实(《奥德赛》,第十一卷)。涉及到的是阿喀琉斯的儿子内奥佩托尔莫。巴克利的直译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抢劫高山之城普里阿莫时,他得到了战利品和丰厚的奖赏,安全无恙地上了船,他没有受到铜制利器的伤害,也未在短兵相接中受伤,而受伤是在战争中很普遍的,因为战神马尔斯胡乱发昏了。布奇和安德鲁·朗格的译文也是直译的,且带古风味:但在陡峭的山上之城普里阿莫被抢劫后,他带着属于他的战利品和高尚的奖品,毫无损伤地上了船;他没有遭到锋利长矛的袭击也未在短兵相接中受伤:受伤是在战争中常见的,因为战神马尔斯疯糊涂了。古柏[5]在一七九一年的译文:最后,在我们洗劫了高山之间的普里阿莫城之后,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安全无恙地上了船,既未有长矛或投枪的刺伤,也没有战争中常见的近身战斗中的伤害,在战争中,因战神马尔斯的意愿,各类伤口比比皆是。一七二五年蒲柏的译文:当神使武器取得征服的胜利,当特洛伊高傲的城墙倒在地上冒烟的时候,希腊为补偿他那些疲惫的士兵,就准许他们大肆抢劫。这样他满载荣誉从战火中回来了,没有仇敌留下的任何伤痕,虽然他的周围长矛飞舞,但是徒劳飞舞的长矛没有一支能刺中他。查普曼一六一四年的译文:高山之城特洛伊人去城空,他带着众多的战俘和丰厚的珍宝上了他那艘华丽的船只,信心十足,身上丝毫没有远方投来的长矛或近战中刀剑留下的痕迹,长矛造成的伤口是战争带来的,而他却没有伤口。在近战中,战神马尔斯是不会克制的:他会发疯。巴特勒一九○○年的译文:一俟城市被占,他就能收取属于他的战利品并把它们运上船,战利品数额巨大。在此番危险的战斗中,他全身一处未伤。他明白:全在于运气的好坏。

【注释完】

对纽曼和阿诺德之间有趣的争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来说,比两位争论者更重要的是广泛讨论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纽曼坚持直译,要保留语言的所有特色;阿诺德则坚持去掉分散的或滞呆的细节,把荷马每行诗中单纯的特色归属到实质的或约定俗成的荷马身上去,句法的质朴、思想的朴实、流畅,具有更高的价值。这种做法可以提供统一和突出重点的好处;纽曼的做法,则提供连续的和小小的惊喜。

这么多译文中,哪一个最忠实于原文呢?阅读此文的读者可能想知道。我重申,没有一个译文最忠实于原文或者所有译文都忠实于原文。如果忠实是指忠实于荷马的想象,忠实于他所代表的人和时代,我们认为没有一个译文可以做到这一条;对一位十世纪的希腊人来说,它们全都忠实于原文。如果是指忠实于荷马的目的,那么我抄录下来的任何一个译文,除了直译的以外,都是忠实原文的,因为它们逾越了古今习惯的差距。巴特勒不动声色的译文最忠实不是不可能的。

对抒情诗或哀歌的诗人而言,我们对他们目的的不确定是灾难性的,而对一位言词确切的长篇大论的作家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事实尚完整地存在着,但是阿喀琉斯和尤利西斯,荷马提及他们所代替的东西以及对他们的真实想法已经消失了。荷马作品目前的状况有点像一个在未知单位之间记录确切关系的复杂方程式。对译者来说,没有更丰富的可能了。勃朗宁最著名的作品中,根据牵涉进去的人的视角,仅仅对一桩罪行就提出十种不同的叙述。所有的矛盾均来自语言而不是来自事实,就像是对荷马的十种正确的译文一样有力和有分歧。

一九三二年

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santo día[4]是西班牙语中固有的,而不是作者的。就荷马而言,我们完全不知道他要强调的是什么。

[1] 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武士,为赫克托耳所杀,阿喀琉斯为他报仇。

你们整天都干些什么?

[2] 西班牙语,步行。

在如此整洁的家里

[3] Agustín Moreto(1618—1669),西班牙作家。

除了荷马的形容词外,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例子了。神圣的帕特罗克洛斯[1]、供养人的土地、葡萄酒色的大海、奇蹄的马匹、湿润的海浪、黑色的船只、黑色的血液、亲爱的膝盖,均是些出其不意的词语。有一处地方讲到富有的人喝着爱塞坡河里的黑水;在另一处讲到一位悲剧性的国王,他是富饶的底比斯王国的不幸者,受众神不可抗拒的决定统治着底比斯人。亚历山大·蒲柏(后面再讨论他杰出的荷马译文)认为这些不可替换的形容词具有礼仪的性质。雷米·德·古尔蒙在论辩性的长篇文章中写道,在某个时候,这些词语应该是很赏心悦目的,即使它们现在已经不具有这个特点了。我则倾向于推测这些可信的词语是现在的一些前置的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加在某些词之前的必要的适宜的音韵,对它们而言并无独创性。我们知道正式的组合应是andar a pie[2],而不是andar por pie。荷马知道正确的用法是用“神”来形容帕特罗克洛斯。这里毫无修辞的目的。我并不热情地提出这样的结论;唯一正确的是不可能把属于作者的东西从隶属于语言的东西中分离出来。当我们读到奥古斯丁·莫雷托[3]的下列诗句时(若我们下决心阅读他的作品):

[4] 西班牙语,整天,其中santo一词亦有“神”的意义。

认为翻译次于原文的迷信——是人所共知的一句意大利箴言造成的——源自漫不经心的经验,没有任何一篇好文章似乎是不可变动的和是最终定稿的,如果我们以足够的次数来润色它的话。休谟把对因果的习惯看法等同于延续。于是,一部好电影,在第二次看的时候,会认为它更好;我们倾向于因为需要而做着不过是重复的事情。就有名的书籍而言,第一次就是第二次,因为我们是知道它们才阅读的。重读经典著作这句通常谨慎的话源自天真的真诚。不久前,在拉曼查的一个村庄,村名我不想提了,住着一位绅士,他和这类绅士一样,矛架上插着一根长矛,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犬。我已经不知道上述语句对一位不偏不倚的神明是坏是好;我只知道所有的修改都是亵渎神明的,除此之外,我不可能认为《堂吉诃德》还会有其他的开头。我认为塞万提斯脱离了这个微小的迷信,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这样开头的。由于我的母语是西班牙语,所以《堂吉诃德》是个尽善尽美的里程碑,除了出版者、装订工和排字工造成的不足之外,它是完美的。正是由于我不懂希腊文,《奥德赛》是叙述文和诗句的国际书展,包括了从查普曼的比较到安德鲁·朗格的钦定本或者是贝朗尔的法国古典戏剧或者是莫里斯的充满生机的系列或者是巴特勒的资产阶级讽刺小说。我大量引用了英国作家的名字,因为英国文学一直以这部海上史诗作为模仿的蓝本,《奥德赛》的各种译文足以说明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这份不统一的甚至是矛盾的财富主要不是由于英文的进化或仅仅是由于原文的长度、译者的离题或者译者能力不同,而是由于荷马作品的特点所致:难在理清哪些是属于诗人的,哪些是属于语言的。正是由于这个不大不小的困难才引出了这么多的译文。它们均是真挚的、天才的和有分歧的译文。

[5] 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

没有任何问题会像一次翻译提出的问题那样同文字和它小小的神秘性具有特定的关系。自负引起的遗漏,害怕说出我们猜想它们危险地相同的思索过程,完整和主要地维持无可保留的阴暗面的努力,是原作的特点。相反,翻译好像是命中注定要挑起审美讨论的。提出模仿它的模式是可读的文章,不是过去方案或服从于即时权宜的无价值的迷宫。罗素把外部物体定义为循环的、辐射的、有可能产生印象的系统;对一篇文章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因为语言具有不可估量的反响。一份局部的和珍贵的资料产生变化就源自它的翻译。从查普曼到马尼尔的许多《伊利亚特》的译文,难道不就是对一个运动着的事实的种种观点吗?难道不就是省略和强调的漫长探索实验吗?(没有改变语言的实质需要,因为这种注意力的蓄意游戏在同一种文学中是不可能的。)认为成分的重新组合必定不如原物的看法,就是认为第九稿草稿必定不如第H稿草稿——因为只有草稿而已。最终定稿的概念无非是属于宗教或疲倦的范畴。

[6] 西语中embarcarse意为“上船”,barco意为“船”,译文说embancarse en un barco,故说是同义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