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特点在于把物主代词变为定冠词，在于定冠词的奇怪用法。它对称的反面是吉卜林的下面一行诗：
乔治在我的亲吻下颤抖。
他们不相信纷飞的霰弹可以把海豹阻挡在它的海洋里。[7]
我是你的情人，于是酥软的
当然，它的（his）来自海豹（seal）。“把海豹阻挡在它的海洋里”。
第三种方法，是所有方法中最难、也是最有效的，它进行情景创造。谨以《堂拉米罗的荣耀》中最难忘的某个特点为例吧：诱人的炸肉条汤装在一只带锁的汤盘里以防短工们贪嘴。用以暗示体面的贫困、暗示拥有不少用人、暗示房内到处有楼梯、拐弯和各种灯饰。我列举的是一个简短的、直接的例子，但是，我也知道大部头作品（H．G．威尔斯严谨的和有想象力的小说[5]；笛福极其真实可信的小说）不常采用别的做法，只是长远计划的发展或一系列简单细节的描述。我同样肯定约瑟夫·冯·斯登堡在重要时刻创作的电影小说。这是值得称赞的、很难的方法；但是，它的普遍应用使之没有前面两种，特别是第二种，有较为严谨的文学性。这通常是纯句法的作用、动词的应用技巧。请以此方法试译穆尔[6]的这几行诗：
一九三一年
古典派对现实的准则，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均是行得通的。最简单的方式是一张普通的具有事实情况的通知单。（除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隐喻外，上面提到的塞万提斯书中的章节就是古典派手法的好例子。）第二种方式是设法向读者说明复杂的现实，并讲述它们的派生和结果。我不了解还有比丁尼生的《亚瑟王之死》的开篇更好的例子，出于对他写作技巧的兴趣，我把它改写成不协调的西班牙语散文，并逐句译出：“这样，战场上的杀声全天都在临近冬天海边的山峦间回响，直到亚瑟王的圆桌由人们传递着安放到他们的领主亚瑟王的里昂尼斯：这时，由于亚瑟王伤势严重，由他的最后一名骑士贝提凡把他抱起来带到战场附近的一所小教堂里，里面有一张破损的祭台和一座破损的十字架。在贫瘠土地的阴影处。一边是大洋；另一边是一片大水，满月高悬。”埃瓦里斯托·卡列戈故事里三次确认最复杂的现实：第一次，通过副词这样的语法技巧；第二次，也是最好的一次，通过意外的方式传达一个事实：亚瑟王伤势严重；第三次是通过意外的补充：满月高悬。这种方法的另一个有效的例子是莫里斯[4]讲述了伊阿宋的一位水手被河里的灵活的女神们神秘地掠走以后，他是这样结束故事的：水淹没了羞涩的女神和毫无提防的睡着的男人。然而，在水淹没他们之前，一位女神跑着穿过草地，拾起那支有铜矛头的长矛、用钉装饰的圆盾、锁子甲，又跳入水中，这样，除了风和在芦苇之中看到和听到这件事的鸟儿外，谁还会讲这些事呢？在我们看来，没有提到人的证据是重要的。
[1] 法国古城。四五一年，阿提拉在此被欧洲联军击溃。
古典派作家提供的现实是个信任问题，就像《学习时代》[3]中人物的父子关系。浪漫主义者的追求是强制性的：他们常用的方法是强调语势、装腔作势，有部分谎言。我无须查证，因为现在专业性的散文和诗歌，每一页都能受到成功的质问。
[2] Clovis（约466—511），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奠基人。
为了更好地研究古典派的东西，我反复阅读了吉本的一段话，我找到了一种几乎难以觉察到的，确确实实是无害的比喻，悄然无声统治一切的比喻。这似乎是一种和他的其他散文不协调的表达方式，他的其他散文均严谨、合乎规范（我不知道是夭折的还是成功的）。当然，引以为证的是他的不可见性，他的约定俗成的性格。他的手法使我们为古典派确定了另一种标记：即相信一旦有一种现象被炮制出来，它就立即成为一种公众的形象。在古典派的概念中，人和时间的多样性是附属的、次要的，文学永远只有一个形象。贡戈拉令人敬畏的捍卫者们维护文学，归于革新——通过他对好的博学的祖先们的文献资料的证实比喻来革新。浪漫主义发现的人格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现在，我们大家都对它如此着迷，回避它或轻视它只是为了“具有个性”的众多技能之一。关于诗的语言只有一种论点，应该指出已被遗忘的阿诺德的复活。他提出《荷马史诗》的译者们把词汇量压缩到钦定本《圣经》的词汇之内，除临时给莎士比亚一些自由以外。他的论据是，《圣经》里的话是一种力量的传播……
[3] 指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我将建议这样的假设：文学中的不准确是可以容忍的或可信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也有这种倾向。多数复杂概念的简化都是瞬间的作用。观察、关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选择顺序：我们的观念，所有关注和注意都带有一种对无兴趣的东西故意省略的含意。我们通过记忆、恐惧和预感来看和听。在肉体上，下意识是生理行为的一种需要。我们的肉体会连接这一困难的章节，会应付上阶梯、处理症结、步入一定的高度、管理城市、控制湍急的河流；会养狗，会穿越大街而不被轧死；会生养、呼吸、睡觉；也许会杀人：这是我们的身体，而不是我们的智力。我们的生存是一连串的适应，也可以说是一种遗忘的教育。值得称道的是托马斯·莫尔为我们提供的乌托邦的第一条消息是他对其中的一座桥梁的“真正”长度模糊不清。
[4] 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画家和小说家。著有长诗《伊阿宋的生与死》。
类似上述的章节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绝大多数，尽管是最不相称的。如果为了不违反某一程式而批评它，是不可取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在其明显的无效中是有效的，问题是要解决这个矛盾。
[5] 《隐身人》的情况便是这样。小说里的主人公——伦敦凄苦冬季里一个孤僻的攻读化学的大学生，终于认识到隐身状态的特权并不能抵消隐身带来的不便。他不得不赤身裸体、光着脚在外面走动，以免仓促披上的大衣和仿佛自动行走的靴子在城里引起恐慌。透明的手里握着的手枪是无法掩饰的。他吞咽的食物在消化吸收之前也无法掩饰。天一亮，他那徒有虚名的眼睑挡不住光亮，他不得不像睁着眼睛似的睡觉。街上的车辆随时都会撞上他，他老是提心吊胆，唯恐被轧死。他不得不逃出伦敦。戴着假发，用茶色玻璃的夹鼻眼镜，安上狂欢节的假鼻子，贴上假胡子，套上手套，以免被人发现他是无形的。他在一个内地小村子里被发现后，搞得天翻地覆，引起极大恐慌。出于震慑目的，他伤了一个人。于是警长用警犬追捕，把他逼到火车站，杀死了他。吉卜林编选的《世界最佳短篇小说》是偶然的幻想极妙的例子。见一八九三年《虚构故事集》。——原注（王永年译）
浪漫派总想不停地表达自己，但是通常运气不佳。古典派放弃原则要求的次数不少。我在这儿剔除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词的全部历史含意。我把它们视为两种作家的典型（两种手法）。古典主义者不是不信任语言，他相信语言符号中每个符号的所有特点和功能。例如他写道：“在哥特人和同盟军分开之后，阿提拉对沙隆[1]战场上的一片寂静感到惊奇：对敌方计谋的怀疑使他在战车的包围圈里耽搁了几天。他重新穿过莱茵河，预示着他以西方帝国的名义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墨洛温和他的法兰克人继续向匈奴人的后方进发，但保持着谨慎的距离，每天晚上多次升起篝火以示其人数众多。一直进发到图林根，该地区的人均在阿提拉的部队里服役；他们的进攻和撤退都得经过法兰克人的领地。也许他们当时犯下的暴行在八十多年后遭到克洛维[2]的儿子的报复。他们杀人质：二百名少女受到严酷的、疯狂的折磨；她们的身躯被烈马分尸，她们的尸骨被马车轮子碾碎，而她们未被掩埋的肢体则被抛弃在荒野上，成了野狗和秃鹰的猎物。”（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十五章）“哥特人出发之后”之言就能感受到这种概括的、抽象的、甚至看不到的作品的间接特点。作者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象征性游戏，无疑，格言组织准确、严谨，但是，其变化不定的情绪则由我们来定夺。这不是真正的表达；它仅限于记录一种观点，并不表现现实。它邀我们走向大量事实后面隐喻的丰富的经验、感受和反应。这些可以从他的故事中推断，但是不在故事里。确切地说，他没有写同现实的初步接触，而是在概念上进行加工。这是古典主义的方法，是一直被伏尔泰、斯威夫特和塞万提斯所关注的。我摘录第二段，几乎是滥用这个手法的一段，这是塞万提斯的：“最后，罗塔里奥觉得一定要利用安塞尔莫不在家的时机加紧围攻那座堡垒。他连声说她长得漂亮，以此来挑动她的虚荣心。凡是长得稍有姿色的女人都喜欢别人说她漂亮，所以，建造在这种虚荣心之上的城堡只需采用溢美词句就有可能很快攻占。他就采用此方法向卡米拉进攻，即使卡米拉铁打的心肠也经不住罗塔里奥的猛烈进攻，在他的眼泪、乞求、承诺、献媚之中，透出无限的诚意和深深的恋情，终于使卡米拉这位向来贞洁谨慎的美女败下阵来。罗塔里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但又是日思暮想的胜利。”（《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三十四章）
[6] 指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George Moore，1852—1933）。
他的论断（我的读者们也许记得）是美学的和表现力的统一。我不拒绝他的论断，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古典派习俗的作家们都回避表现力。时至今日，此事还未被重视。我来解释一下吧。
[7] 语出吉卜林《三艘猎海豹船之歌》。
休谟发现贝克莱的论据不允许有半点反驳，也不会赢得半点信任；为了淘汰克罗齐的论据，我希望有一种同样雄辩和致命的判决。休谟的准则对我没有用，因为克罗齐光明磊落的学说具有说服的功能，即使这是它唯一的优点。其缺点是不容易被掌握，它可以制止争论，但是不能解决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