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意大利画家。
[1]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
[3] 即阿尔·卡彭（Al Capone，1899—1947），二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有名的黑帮头领。
一九三二年
[4] Frank Borzage（1893—1962），美国演员、导演。
两个场景突出了它：黎明的场景，那里夜晚美妙的过程是由一首乐曲来概述的；凶杀的场景，是通过人物脸部的骚动和激动间接地向我们表达的。
[5] Harry Langdon（1884—1944），美国喜剧演员。
金·维多，是的。我是指这位不平凡的导演，他执导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像《哈利路亚》和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电影像《比利小子》：最著名的拳击手阿里桑纳的二十多名死者（不包括墨西哥人）的可耻历史传记，除了全景的聚合和为表现沙漠而有序取消特写的优点外，并无是处。他最近的作品《街头惨剧》，是对前表现主义作家埃尔默·赖斯同名喜剧的改编，其灵感纯粹是为了对好像是“标准”的否定努力。最小限度的情节不使人满意。有一位高尚的英雄，但受其上司的操纵。有一对罗曼蒂克的情人，但是一切合法的和宗教的结合都被禁止。有一位光荣和无度的意大利人，比生活更真实，很明显他承担作品中所有的喜剧因素，他的不真实性同他正常的同行们也形成了对照。有的人物像是真实的，有的人物则是虚构的。从根本上说，它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一部希望落空或压抑的浪漫主义作品。
[6] Buster Keaton（1895—1966），美国喜剧导演。
俄国人发现，倾斜拍摄（因此是变形拍摄）一只大瓶子、一头牛的后颈或一根柱子拥有比好莱坞一千零一个临时演员更高的造型价值，临时演员很快装扮成亚述人，然后被塞西尔·德米尔[7]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含糊不清。他们还发现了中西部的程式——揭露和间谍的优点，最后的和婚配的结局，妓女的完璧无瑕，由一位年轻的圣洁者操纵着整个结局——也可以用其他并非不值得赞美的程式来代替。（这样，在一部苏联最有名的电影中，一艘装甲舰近距离炮轰严加设防的敖德萨港，结果只击中了几座大理石狮形雕像。这种无害的炮击是由于这是一艘战功赫赫的属最高纲领派的装甲舰。）这些发现向被好莱坞的宣传充满的甚至厌倦的世界发出了挑战。世界欢迎它们，感谢它们，直至认为苏维埃电影永远遏止了美国电影（那些年里，正是亚历山大·勃洛克以惠特曼特殊的语调说俄国人是斯基泰人[8]的后代）。人们忘记了，或者他们希望忘记，俄国人电影的优点是中断了加利福尼亚程式的传统。也忘记了不可能把某些好的或优秀的暴力（《彼得大帝》、《战舰波将金号》，也许还有《十月》）同丰富和复杂的文学相比较的，这类文学从顺利地适用于各种体裁（卓别林、巴斯特·基顿和朗顿）到纯粹的虚幻创造：“疯猫”[9]和比姆伯[10]的神话。俄国人的警报流传开来了；好莱坞改革或丰富了它的某些拍摄习惯，并没有为此很担心。
[7] Cecil B.de Mille（1881—1959），美国电影制片人、导演。
在斯坦伯格的《摩洛哥人》中，也可以看到厌烦，虽然它的程度不是那么普通和令人讨厌。《下层社会的法则》中，拍摄的简练、高雅的构思、交叉和充分的手法，在这里被单纯的重复比较、过分的地方色彩笔调所替代了。为了表现摩洛哥人，斯坦伯格没有想象比精心虚构一座位于好莱坞郊外的摩尔人城镇更粗劣的环境，城镇里有带帽的大斗篷、小水池和随着破晓和夕阳下骆驼群的高声祷告的报时人。相反，其总的情节是好的，它对清晰、沙漠、重回出发的处理，正是我们第一部名著《马丁·菲耶罗》的处理，或者是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萨宁》的处理。《摩洛哥人》可以用同情的眼光来看，但不是英雄《搜索》产生的智力享受。
[8] 希腊古典时代在欧洲东北部、东欧大草原至中亚一带居住与活动的游牧民族。
我再谈谈另一部电影。卓别林的那部神奇地称作《城市之光》的电影已经得到了我国评论家无条件的喝彩；事实上，书面的赞扬只不过是我们无可指责的电讯和邮件服务的证据而已，不是个人的、随意的行为。谁敢否认查理·卓别林是我们这个时代神话中最有把握的神之一，是基里科[2]不变的噩梦、刀疤脸阿尔[3]火爆的机枪，还是有限但不受限制的宇宙、葛丽泰·嘉宝高耸的肩膀、甘地蒙着眼睛的一位同行呢？有谁胆敢否认他最新式的《伤感喜剧》事先就是令人惊奇的呢？事实上，在我认为的事实上，这部观众踊跃的电影，这部由《淘金者》出色的编剧和主演的电影，不过是一个由几件小事构筑成的一个毫无生气的伤感故事电影。其中有个别情节是新颖的；有个别情节是临摹的，像拾垃圾的人面对要向他提供救济品的富人（后来发现受骗了）时机械的高兴，就是对过去那部《特洛伊海伦私生活》中的特洛伊拾垃圾人及希腊人木马计的翻版。还可以对《城市之光》提出更一般性的异议来。它的缺乏现实性只是可以同它的缺乏同样失望的非现实性相比。有真实的电影——《告发自己的人》、《乡下佬》、《世界在行走》，直至《斜地旋律》——；也有故意非真实的电影；像博扎奇[4]的那些个人至上的电影，有哈里·朗顿[5]的电影，巴斯特·基顿[6]的电影，爱森斯坦的电影。卓别林初期搞笑的手法就属于上述第二类电影。他的这些手法无疑是依靠了表面化的拍摄、快速的行动以及演员们蹩脚的假胡须、夸张的假发和华丽的燕尾服。《城市之光》没有达到这个真实，变得不可信了。除了那位漂亮绝顶的明智的盲女人，除了永远乔装打扮和微不足道的卓别林本身，所有人物都是粗糙的和平庸的。它乱七八糟的情节是由于二十年前综合技术的混乱。我知道，使用古语和不合潮流也是文学的体裁，但是，故意使用它们与结局不好的做法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希望我的看法没有道理——许多次都是这样的。
[9] 美国连环漫画家乔治·赫里曼（George Herriman，1881—1944）作品的主角，是只对老鼠单相思的猫，从一九一○年起在报刊上连载三十多年。
最好的一部是《卡拉马佐夫凶手》（德国电影）。它远远地超过了其他几部。它的导演（厄泽普）巧妙地回避了德国电影中明显的和现时的错误——阴郁的象征、同义反复或者类似形象的徒劳重复、猥亵、对畸形的爱好、邪恶——也没有重犯苏维埃派更加不光彩的错误，诸如绝对取消性格、纯照相选集、委员会粗糙的教育。（我不谈法国人，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全部努力纯粹是为了不与美国电影雷同——他们确实没有冒这个风险。）我不了解改编成这部电影的那本长篇小说[1]。这是个令人愉快的过错，它使我能更好地欣赏电影，而不必老是把电影场面同阅读过的小说相比较，看看它们之间是否相符。这样，巧妙地删除了他人所不齿的糟粕和它的优秀忠实——这两项都是不重要的——本片是非常成功的。它的现实，虽然纯粹是幻觉，却不附属也不团聚，不比约瑟夫·冯·斯坦伯格的《纽约船坞》差。对凶杀后纯真、幼稚的幸福的表现，是本片最好的时刻之一。摄像——恰到好处的黎明、等待着撞击的硕大台球、教士斯梅尔加科夫取钱的手——的创意和拍摄都是很优美的。
[10] 美丽但不聪明的女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进入美国流行语。
就最近上映的几部电影，谈谈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