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阅读我。现在我是看不见的人，
你还未出生，我寻找你，寻找你。
现在是你，实在，可见到，你是那个
寻找你，在一个世纪内或许多世纪内，
读诗和
我，四十岁，美国的八十三年，
寻找我的人，
今天，充满生机，实在，可见到，
心里想着，如果我能成为你的同伴该有多幸福。
他也是在将来，在我们未来的怀念中，由这些诗句的预言所勾画出来的那个人（《现在，生活充实》）：
你就像我在你身边那样幸福吧。（别过于确信我不和你在一起。）
骚动的、肉感的、感官的、吃、喝和繁殖。
或者是（《离别之歌》，第四首第五节）：
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
同志们！这不是一本书；
他感受到了这一切，这一切是惠特曼，但基本上——不是在真实的历史中，而是在虚构的历史中——他是这两行诗中的含义（《自我之歌》，第二十四首）：
遇上我，就是遇上一个人。
所有这些我都感到，我就是他。
（是晚上？我们单独在这里？……）
和子弹；
我爱你，我去除这个外壳。
穿透双腿和脖子的洞眼，残酷的弹药
我有点像是无形的、胜利的、死亡的。[17]
浑身是汗；
作为现实中的一员，惠特曼是《布鲁克林之鹰》的主编，他在爱默生、黑格尔和沃尔内的著作中读到了他的基本思想；作为诗人，在同美国的接触中，受到新奥尔良房间里和乔治亚战场上想象经验的启蒙，惠特曼推断出了他的基本思想。一件假的事情可以成为一件基本上是真实的事情。著名的有，英王亨利一世在他的儿子去世后从未笑过；这件事可能是假的，但是作为国王伤心绝望的象征，它可以是真的。据说在一九一四年德国人曾经折磨和肢解了几个比利时人质；这件事毫无疑问是假的，但是它有力地概括了侵略行径数不清的和难以辨清的恐怖。更可以原谅的是有人把学说归咎于活生生的经验而不是归咎于某个图书馆或某个梗概的情况。一八七四年，尼采嘲笑了毕达哥拉斯派把历史看成是往复循环的理论（《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第二章）；一八八一年，在西尔瓦普拉纳森林的小道上，他突然形成了这个理论（《瞧！这个人》，第九章），粗制滥造、卑劣如侦探，这就是他说的剽窃；尼采在回答时反驳说，重要的是思想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论证思想这件事[18]。一件事是抽象地提出神明单位；另一件事是从沙漠中驱赶某些阿拉伯的牧民和把他们卷入一场尚未结束的战斗，其界限为阿基坦和恒河。惠特曼企图展示一种民主的理想，而不是提出理论。
喘息，
自从贺拉斯用柏拉图或毕达哥拉斯派的形象预言他完美的变形之后，诗人的不朽是文学中的经典题目。不时使用它的人，把它变成了自我炫耀的工具（不是大理石像、不是镀金的大纪念碑），如果不是行贿和报复。惠特曼从他自己的创作中产生出同以后每一位读者之间的一种个人关系。他与之融合，并同另一个人、同惠特曼对话（《向月亮致敬》，第三首）：
被关起来的奴隶犹豫不决，倚在围墙上，
沃尔特·惠特曼，你听到了什么？
被巫婆判决的母亲，在子女面前被用干柴烧焦；
不朽的惠特曼，老朋友一样的十九世纪的美国诗人，还有他的神话，还有我们每个人还有幸福，就是这样展现的。任务是巨大的和几乎是人间难觅的，但是成就并不小。
殉难者的轻蔑和镇定；
[1] 指古希腊诗人阿波罗尼奥斯（创作时期约在公元前222—前181）的史诗《阿耳戈号英雄记》。
我是人。我曾受磨难。我在那里。
[2] Camoens（1524—1580），葡萄牙作家，著有《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他也说（《自我之歌》，第三十三首）：
[3] Ferdowsi（940—约1020），波斯伟大的诗人，著有取材于波斯编年史的史诗《王书》。
在我身上不乏豺狼、毒蛇和蠢猪……
[4] Henri Barbusse（1873—1935），法国小说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胆怯、居心不良；
[5] Lascelles Abercrombie（1881—1938），英国诗人、批评家。
我曾顽固、自负、贪婪、肤浅、狡猾、
[6] Edmund Gosse（1845—1928），英国作家、评论家、翻译家。
泛神论传布了一种说法，它声称上帝就是不同对立的东西之集合或者（更明确点）混合物。它的典型句子是：“典礼是我、祭品是我、祭的黄油是我、火是我。”（《薄伽梵歌》[14]，第九章第七颂）此前，不过有点模棱两可的是赫拉克利特语录第六十七段：“上帝是白天和夜晚、冬天和夏天、战争与和平、饱食和饥饿。”普罗提诺向他的学生描写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天，在天上“一切都无所不在，任何东西是一切东西，太阳是所有的星星，每颗星星是所有的星星和太阳”（《九章集》，第五卷第八章第四节）。阿塔尔[15]，这位十二世纪的波斯人，歌颂鸟儿们历尽艰辛找寻它们的国王西摩格；许多鸟儿死在大海上，幸存的鸟儿却发现它们就是西摩格，西摩格是它们中的每一个和全部。同一性原则延伸的修辞可能性好像是无穷无尽的。爱默生，这位印度教教义和阿塔尔的读者写下了一首诗《婆罗门》，组成这首诗的十六行中，最难忘的可能是这一行：如果我在飞，我就是翅膀。与此相似，但更加切中本质的是斯蒂芬·格奥尔格[16]的“我是一个，也是我们两个”（《联邦之星》），惠特曼革新了这种手法。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用来定义神明或者用来卖弄词汇的“同感和不同”；他要用充分的温柔使自己等同于所有人。他说（《横渡布鲁克林河的渡口》，第十七首）：
[7] 参见本书《另一个惠特曼》一文。——原注
它们是大家共有的空气，把我们的星球覆盖。
[8] 均为《荷马史诗》中的人物。
它们像草，哪儿有土有水，就会长起来，
[9] 奥德修斯的故乡。
倘若不是既近又远，那它们必定淘汰。
[10] 亨利·塞德尔·卡巴（《沃尔特·惠特曼》，一九四三年）和马克·范·杜雷恩在维京出版社的集子中（一九四五年）都很了解这个区别。据我所知，除此已没有其他人了。——原注
如果它们不是谜与谜底，那它们就得淘汰；
[11] 瑞士一风景区。
要不为你我所共有，那它们就要淘汰，或者近乎淘汰；
[12] 英国小说家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1760—1844）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它们实际上为一切人所共有，不分国家和时代。
[13] 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散文中的人物。
这些思想并非我个人独出心裁，
[14] 印度教经典《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以对话形式阐明印度教教义。
拜伦和波德莱尔在他们光辉的著作中，戏剧化了他们的不幸；惠特曼则戏剧化了他的幸福。（三十年之后，在西尔玛利亚[11]，尼采发现了查拉图斯特拉；这位教育家是幸福的，或者，无论如何，他是推崇幸福的，但其缺点是，幸福并不存在。）其他一些浪漫主义英雄——该系列中瓦提克[12]是第一位，埃德蒙·泰斯特[13]不是最后一位——他们过细地加剧了他们的不同；惠特曼，以极其强烈的自卑谦逊，希望同所有的人都相同。《草叶集》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集体个人的歌，人民的、男人的和女人的歌。”（《全集》，第五卷第一百九十二页）或者，是不朽的（《自我之歌》，第十七首）：
[15] Ferid Eddin Attar（1145—1229），波斯诗人。《鸟儿大会》（一译《百鸟朝风》）是他最有名的叙事诗。
我们想象一下尤利西斯（以阿伽门农、拉厄耳忒斯、波吕斐摩斯、卡吕普索、佩涅洛佩、特雷马科、猪倌、埃斯西拉和卡利佩迪斯[8]为依据的）的一份传记说他从未离开过伊萨卡[9]；这部传记，还好它是虚构的，它将给我们的失望，同所有惠特曼传记给我们的失望是一样的。从他诗句中的天堂世界到他生活乏味的记录是一种伤感的过渡。当传记作者想掩盖有两个惠特曼时，这种伤感就不可思议地增加了；一个是《草叶集》中“友善和雄辩的野蛮人”和一个创造了这些诗句的可怜的诗人[10]。这位诗人从未去过加利福尼亚或普拉特河口；那位野蛮人在普拉特河口发出呼叫（《构成这个场面的精神》）并在加利福尼亚当矿工（《从巴玛诺科出发》），这位诗人一八五九年在纽约；那位野蛮人同年的十二月二日在弗吉尼亚观看处决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流星之年》）。这位诗人出生在长岛；那位野蛮人也出生在长岛（《从巴玛诺科出发》），同样也在南方的一个州（《归心似箭》）。这位诗人纯洁、保守，尤其是沉默寡言；那一位野蛮人则是热情和放纵的。把这些不同点放在一起是容易的；更重要的是应该明白：《草叶集》诗句中出现的那位可怜的幸运的流浪汉是没有能力写出这些诗句来的。
[16] Stefan George（1868—1933），德国诗人。
我回顾了一些手法；但是任何一个也比不上惠特曼在一八五五年采用之手法的奇异。在谈论它之前，我想先谈一些在我要说的话之前的一些议论。第一种是英国诗人拉塞尔斯·阿伯克龙比[5]，他说：“惠特曼从他高尚的经验中提取了生动的和高兴的形象：他本人的形象，这是现代文学少有的大事之一。”第二种是埃德蒙·戈斯[6]爵士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惠特曼……惠特曼是处于原生质状态的文学：一种简朴的智力机体，仅限于反映一切靠近他的东西。”第三种是我的[7]：“几乎涉及惠特曼的所有文章，由于两个没完没了的错误，都是虚假的。一个错误是简单地把作为文人的惠特曼同作为《草叶集》半神化英雄的惠特曼等同起来，这位英雄就像是《堂吉诃德》中的吉诃德；另一个错误是不明智地同意他诗中的风格和词汇，也就是说，想要解释的同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
[17] 这些呼叫的机制是错综复杂的。诗人为预见到我们的感动而感动，我们则为此而感动。参阅弗莱克的这几行，这是写给这位在千年之后阅读这几行诗的诗人的：或者将来的、不知名的、未谋面的朋友，讲我们纯正英语的学生在晚上、在有空时，阅读我的诗句：我是诗人，我是年轻人。——原注
舞文弄墨会促使人产生一种雄心壮志：写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写一本柏拉图式的包罗万象的书中之书，这是岁月也不会使其功德减少的一件东西。抱有此类雄心壮志的人，都选择了高尚的题材：罗得岛的阿波罗尼奥斯，选中了一只穿越海上危险的船[1]；卢卡努斯，在鹰与鹰之战中选择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卡蒙斯[2]则是在东方的葡萄牙战火；多恩，根据毕达哥拉斯派理论，选择了灵魂的轮回之圈；弥尔顿，则是原罪和天堂；菲尔多西[3]，选择了波斯王朝的交替更迭。我认为，贡戈拉是第一个提出一部重要作品可以不采用重要题材的人；根据卡斯卡莱斯和格拉西安指出的和非难的，《孤独》所涉及的泛泛故事是故意写的琐碎事（《哲学书简》，第八卷；《批评家》，第二章第四节）。马拉美不满足于日常的题材，他找一些否定的题材：缺少鲜花和女人，一张纸在写上诗句之前的白色。像佩特一样，他感到所有的艺术都倾向于像音乐，形式就是背景的艺术；它庄重的职业信念“世界的目的就是一本书”似乎概括了荷马的说法，即众神编织了不幸，以便后代不乏可歌颂的东西（《奥德赛》，第八卷，结局）。叶芝大约在一九○○年在操作象征中寻找绝对，这些象征惊醒了普遍的记忆或是在个人头脑中跳动着的普遍的记忆；可以把这些记忆同容格后来的典型相比较。巴比塞[4]在他那本被无情遗忘的《炮火》避免了（他企图避免）时间的局限，采用对人的基本行为的诗意叙述；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中，采用了对不同时代特征的同时表达，为了创造永恒的外表，故意操弄反潮流的东西，这也是庞德和T.S.艾略特所采用的。
[18] 理性和信念之间的差距甚大，以至对任何哲学学说的重大异议，常常在提出它的作品中就已经先存在。柏拉图在他的《巴门尼德篇》中就埋下了亚里士多德后来反对他的第三人论据；贝克莱（《对话》，第三篇），休谟的反驳。——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