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几个晚上，一本书和一个回忆使我豁然开朗。那本书是萧伯纳的《人和超人》：我指的是关于约翰·坦纳的玄奥梦境的那个章节，里面说地狱的可怕在于它的非现实性；这个理论可与另一位爱尔兰人约·斯·埃里金纳的论点相对照，他否认实际上存在罪和恶，并宣称，一切创造物，包括魔鬼，都将回归上帝。至于回忆，是有关那个美好的、被八月二十三日反过来诅咒的日子：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一个亲德分子，我不愿想起他的名字，在那天走进我的家，站在门口宣布了一个大消息：纳粹军队占领了巴黎。我体会到一种悲哀、厌恶和难受混在一起的感觉。有些我不理解的东西阻挡了我，得意忘形而傲慢无礼不能解释他为何用大嗓门粗暴地宣布消息。他还说，军队很快将打进伦敦。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的胜利。这时我才懂得，他也被吓坏了。
我也考虑过，宁愿心存怀疑，也比同那些与混乱有亲缘关系的人谈一次话而被他们搞迷糊强。他们无数次地重复着那句装模作样的套话“我是阿根廷人”，使别人不再用廉耻和同情去要求他们。另外，弗洛伊德不是论证过，沃尔特·惠特曼不是曾预感到，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的深层动机知之甚少吗？也许，我想，巴黎和解放两个符号的魔力之强大，使那些希特勒的信徒忘记了这是他们的军队的一次失败。想烦了，我就选择了一种假设，那就是投机善变、恐惧和单纯的顺应现实是问题最可信的解释。
我不知道我说的事是否需要阐释。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对于欧洲人和美洲人来说，有一种——只有一种——可能的秩序，它以前被称为罗马秩序，现在叫西方文明。充当纳粹（玩穷兵黩武的野蛮游戏，扮演北欧海盗、鞑靼人、十六世纪的征服者、高乔人和红色人种）从长远观点看，是一种精神障碍和道德障碍。纳粹主义患了脱离现实的毛病，就像埃里金纳说的地狱，那是不能居住的；人们只能为它去死，为它说谎，为它厮杀，为它流血，谁也不能在他内心的孤独中渴望获胜。我斗胆猜测：希特勒希望自己被打败。希特勒在冥冥中与躲不开的军队配合把自己消灭，就像铁鹰和龙（不应该忘记它们是魔鬼）神秘地配合了赫拉克勒斯。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去问那些当事者本人是无济于事的。那些善变者们，因为惯施变术，已经完全没有对行为的不一致应当说明理由的概念：他们崇拜日耳曼人种，但讨厌“撒克逊”的美洲；他们谴责凡尔赛的条约，却欢迎“闪电战”的奇迹；他们是反犹太主义者，但信奉起源于希伯来的宗教；他们赞美潜艇战，但激烈地指责英国的海盗行径；他们控诉帝国主义，却维护和宣扬生存空间论；他们把圣马丁奉为偶像，但又说美洲的独立是个错误；他们用耶稣的教规来衡量英国的行动，却用琐罗亚斯德教[1]的教义去评价德国的行为。
黄锦炎 译
那个群情欢呼的日子使我产生三个不同性质的惊奇：当别人告诉我巴黎解放了时，我会高兴得浑身舒畅；发现集体的情绪也可能是卑鄙的；许多希特勒的信徒神秘而明显地感到兴奋。我知道要调查兴奋的原因就要冒风险，人家会觉得我像一个徒劳的水文地理学家，在调查为什么一块红宝石足以挡住一条河的水流。许多人会指责我在调查凭空想象的东西。可是，这的确发生过，成千上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可以作证。
[1] Zoroqster，也称祆教、拜火教和波斯教，由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约前628—约前551）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