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炎 译
罗素总结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十八世纪初的氛围是理性的，而我们时代的氛围是反理性的，是有道理的。”要我说，句子开头那个羞怯的副词短语可以删掉。
[1] 指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罗素把法西斯的理论归咎于费希特和卡莱尔。费希特在有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第四、五讲中提到，德国人优越的依据是不间断地拥有一种纯洁的语言。这种推理具有无穷的欺骗性。我们可以推断，在地球上不存在一种纯洁的语言（即使词汇是纯洁的，其意象也是不纯洁的；即使语言纯正癖们说“体育”，其意象却是sport[6]）；我们可以想见，德语不如巴斯克语或者霍屯督语纯洁。我们甚至可以试问，为什么没有搀杂的语言就好呢……卡莱尔的贡献要更复杂、更令人信服些。他于一八四三年写道，民主是因为找不到能领导我们的英雄而绝望的表现。一八七○年他欢呼“耐心、高尚、深沉、团结、富有同情心的德国”战胜了“好吹嘘、爱虚荣、乱比手势、争胜好斗、焦躁不安、神经过敏的法国”（《杂记》，第七卷第二百五十一页）。他赞美中世纪，他谴责议会那些清谈之风，他维护雷神托尔、征服者威廉、诺克斯[7]、克伦威尔、腓特烈二世、沉默寡言的弗朗西亚博士和拿破仑的声誉，他渴望有一个“没有配备选举箱的、混乱的”世界，他憎恶废除奴隶制，他建议把雕像——对青铜的可怕误用——改造成有用的青铜浴缸。他赞扬死刑，他主张每个城镇有一个兵营，他夸奖并捏造了一个条顿人种。谁想了解其他咒语或崇拜语，可以一读《过去和现在》（一八四三年）和《现代短论》（一八五○年）。
[2] 指英国政治家安东尼·艾登。
此外，那篇题为《法西斯主义的谱系图》的文章也相当精辟。作者一开头就提出一个观点，政治事件来自于很久以前的思考，一种学说从宣传到实行中间相隔很长的时间。所以，那让我们愤怒或激动、又常常把我们击垮的“炽烈的现实”，只不过是过去的演说的不完美的反射。以其公开的军队和秘密的特务使人望而生畏的希特勒，只是卡莱尔（一七九五年～一八八一年）甚至费希特（一七六二年～一八一四年）的同义反复；列宁则是卡尔·马克思的翻版。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回避同时代的论战：本质的存在总是超越时代的。
[3] Samuel Hoare（1880—1959），英国政治家。
《让人民思考》是伯特兰·罗素的一部杂文选集的标题。威尔斯在我评论的那部作品中，要求我们摒弃地理、经济或人种方面的偏见来重新审视历史；罗素也作过普世的劝告。在《自由思想与官方宣传》一书的第三篇文章中，他建议在小学里要教授不轻信报章的阅读方法。我认为这个苏格拉底式的命题不是没有用处的。在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懂得这样阅读。他们被铅字或句法的技巧所蒙骗，他们之所以认为一件事发生过，是因为它被用大号黑体字印了出来，他们不愿意明白“入侵者多次妄图越过B地，均被挫败，伤亡惨重”的说法其实只是委婉地承认B地失陷而已。更糟的是：他们还要偷换概念，以为写的东西引起恐怖就是亲敌……罗素建议，国家应设法给人们作对抗这种苗头、对抗诡辩论的免疫治疗。例如，他建议让学生通过《总汇通报》公然鼓吹胜利的简报，来学习拿破仑的败绩，并布置这样的作业：等他们学完了英国人写的跟法国人打仗的历史，马上用法国人的眼光重写这段历史。我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已经在使用这种悖论法：教阿根廷历史用的是一种西班牙人的观点，而不是克丘亚人[4]或是克兰迪人[5]的观点。
[4] Quechua，南美印第安人。
在这本书中，如同在其他书（《智人的命运》，一九三九年；《战争与和平的常识》，一九四○年）中一样，威尔斯呼吁我们要想到我们基本的人类本质，要克制我们不幸的差异特征。说实话，这种克制并不过分：只不过为了更好地共处，要求各国，就像要求个人那样，要有基本的礼貌。“谁也不会在他正直的理念中，”威尔斯说，“认为大不列颠人是一个优等民族，一个最高贵的纳粹人种，要去跟德国人争夺世界霸权。这里（拥有美国人支持的英国）必须是人类斗争的前线，否则就什么也不是了。这个责任也是一种特权。”
[5] Querandí，南美印第安人。
不可思议，威尔斯不是纳粹。说不可思议，因为他的同时代的人几乎都是纳粹，尽管他们不承认或者不知道。从一九二五年起，没有一个报刊撰稿人不认为，出生在某个国家、属于某个人种（或者人种的好的组合）不是一种稀有的特权和一种足够有力的护身符，这是必然的、毫不足怪的事实。民主的辩护士们自认为完全不同于戈培尔，却与敌人用同一套术语，敦促他们的读者倾听同一颗听命于血统和土地的心脏发出的心声。我记得，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有过一些无法解释的辩论：一些人自称是共和主义者，另一些人是民族主义者，还有一些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人都用占领军地方长官的语汇，谈论着人种和民族，甚至举着镰刀和斧头的人们都成了种族主义者……我还有点吃惊地记得一次为了驳斥反犹太主义而召开的大会。我不是反犹太主义者，有好几个原因，最主要的是这个：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区别，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有时只是想象中的或是感觉不出来的。那天，没有人同意我的意见；所有人都发誓说，一个德国犹太人和一个德国人有很大的区别。我提醒他们阿道夫·希特勒就是这么说的，没有用；我暗示说，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大会不能容许优等人种理论，也没有用；我引用了马克·吐温的精辟的宣言——“我不问一个人是什么人种，只要是一个人就够了；谁也不可能比这更坏”（《败坏哈德莱堡的人》，第二百零四页）——还是没有用。
[6] 西班牙语中，“体育”为deporte。英文为sport，原为dis port的简写，源于盎格鲁–日耳曼语“desporter”，意为“搬运”，引申为“娱乐”、“消遣”，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今天的意义。
我收集了一些威尔斯的骂人话：文字上并不是值得记忆的，有些我觉得有欠公正，不过倒是说明他的仇恨或者愤怒是不偏不倚的。同时，也说明在一场战争的中心时刻，作家们在英国享受到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这种骂骂咧咧的坏心情（我只举了一小部分，不难增加个三四倍）是那本革命教科书的教义。这种教义可以归纳为这样的明确抉择：英国要么把自己的事业与一场普遍的革命事业（成立一个联邦的世界）一致起来，要么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没有用。第十二章（第四十八至五十四页）确定了新世界的基本原则，最后三章讨论了一些枝节问题。
[7] John Knox（1514—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
威尔斯[1]的最后一本书——《新世界指南，建设性的世界革命手册》——初看似乎有被认为纯粹是一部谩骂百科全书的危险。在这本可读性很强的书中，他谴责希特勒“像一只被挤压的兔子似的尖叫”；骂戈林是“城市的毁灭者，第二天清扫碎玻璃并重温前一天晚上的功课”；骂艾登[2]是“国联中典型的伤心鳏夫”；他骂“荒唐的英国陆军元帅艾恩塞德”；骂法国军队的将军们“被自觉无能、被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坦克、被步话机的声音和噪音、被几个骑自行车的信使打败了”；他骂“明显的失败情绪”；骂南爱尔兰是“怨气十足的大杂院”；骂英国外交部“好像不遗余力地要让已经战败的德国赢得这场战争”；骂塞缪尔·霍尔[3]爵士是“智力上和精神上的傻瓜”；骂美国人和英国人“背叛了西班牙自由党人的事业”；他骂那些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而不是一张“针对目前混乱”的罪恶处方的人；骂那些认为只要赶走或消灭戈林和希特勒等魔鬼世界就如天堂一般的糊涂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