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两则互相对立的寓言故事，第一个出现在卡夫卡作品的第一卷中。这是一个要求被法律承认的人的故事。第一道门的看守对他说，里面还有好多道门[4]，每个大厅都有一个看守把门，他们一个比一个强壮。那人就坐下来等。日子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那人就死了。临终时他问：“在我等待的岁月中，居然没有一个人想进去，这可能吗？”看守回答他：“没有人想进去，因为这道门是只为你而存在的。现在我要关门了。”（卡夫卡在《审判》的第九章中评论了这个故事，把它说得更加复杂。）另一个寓言故事在班扬的《天路历程》中。人们贪婪地望着一座许多武士把守的城堡；门口有一个看守拿着一本登记簿，谁配走进这道门，他就把名字记下来。一个胆大的人走近看守，对他说：“记下我的名字，先生。”接着他抽出佩剑，向武士们扑去，你砍一刀，我刺一剑，杀得鲜血淋漓，直至在厮杀声中杀出一条血路，最后进入了城堡。
这种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它们证明切斯特顿不愿意学爱伦·坡或者卡夫卡，但是在塑造他的自我的黏土中有一种倾向于噩梦的东西，一种秘密的、盲目的、集中的东西。他并非徒劳地把他最初的作品献给歌德派的两位大师勃朗宁和狄更斯；并非徒劳地一再重复说，德国出版的书中最好的一本书是《格林童话》；他诋毁易卜生，几乎是无法庇护地庇护爱德蒙·罗斯丹[1]，但是山魔王和培尔·金特的缔造者[2]才是他梦想的材料。那种标准的不一，那种勉强维系的鬼迷心窍的好恶感，确定了切斯特顿的本性。这场战争的标志，我认为，就是布朗神甫的历险记。其中每个故事都是要用一个道理来说明一个无法解释的事件[3]。所以我在本文开头说了，这些小说是切斯特顿的历史密码，是切斯特顿的象征和镜子，就是这么回事，只是切斯特顿让他的想象服从的，确切说不是道理而是基督教的信仰，或者说是服从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伯来想象。
切斯特顿毕生致力于写这第二则故事，但他内心里有些东西总是倾向于写第一则故事。
爱伦·坡和波德莱尔一心要创造一个恐怖世界，就像威廉·布莱克笔下备受折磨的乌里森：他们的作品中自然会出现许多恐怖的形式。而切斯特顿，据我看他不会容忍别人称他为噩梦编造者、人造魔鬼（《普林尼》，第二十八章第二节），但他无法避免经常要涉及一些残酷的场面。他要设问，一个人能否有三只眼睛，一只鸟能否有三张翅膀；他要背叛那些泛神论者，说在天堂里发现了一个死人；要说天使合唱团的神灵们没完没了地摆出同一副面孔；他说起一座镜子的牢房；说起一个没有中心的迷宫；说起一个被金属的机器人吞食的人；说起一棵吃鸟的树，上面不长树叶而长羽毛；他想象（《代号星期四》，第六章）在世界的东部边缘有一棵树，已经超越而且不成其为一棵树了；在西部边缘有什么东西？一座塔，单说它的建筑就是邪恶的。他把近的东西定义为远的东西，甚至是凶残的东西。如说到他的眼睛，他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里的话把它们称作一个可怕的水晶；如说到夜晚，他会修改一下古代的恐怖说法（《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把它称作为长满眼睛的魔鬼。这在小说《我是怎样见到超人的》中也很明显，切斯特顿跟超人的父母交谈，当问到他们的儿子整天关在黑屋子里长得是否漂亮时，他们提醒前者，超人有自己的标准，应该按他的标准去衡量（“在这方面他比阿波罗美，当然这是从我们下层的看法……”）；后来他们又承认，要握一下超人的手不容易（“请您理解，他的身体结构是非常特别的”）；再后来，他们竟说不清超人长着毛发还是羽毛。一股风吹来把超人杀死了，几个人抬出一口棺材，那样子不像是为人准备的。切斯特顿用嘲讽的口吻叙述了这个怪胎学的幻想故事。
黄锦炎 译
在此之前，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某些极其明显的事实。切斯特顿是一位基督教徒，切斯特顿相信拉斐尔前派（“伦敦，小而白，而且清洁”）的中世纪，切斯特顿与惠特曼一样，认为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任何不幸也不应该消除我们可笑的感激。这些认识可能是正确的，但意义却有限；认为这些就可以界定切斯特顿，那是忘记了“一个信条只是一系列思想和感情的最终归宿，而人则是整个系列”。在我国，基督教徒们颂扬切斯特顿，自由思想家们则否定他。就像所有信奉某一信条的作家一样，切斯特顿由信条来评判，受信条谴责或褒奖。他的情况与吉卜林相似，人们总是以大英帝国的眼光去评价后者。
[1] Edmond Rostand（1868—1918），法国剧作家、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
爱伦·坡写的纯然是鬼怪恐怖或者稀奇古怪的故事。爱伦·坡是侦探小说的发明人。这一点正如他不把两种体裁混在一起那样不容怀疑。他没有硬让绅士奥古斯特·杜宾去注意人群里那个人的前科或者去解释在红黑相间的大厅里使戴面具的普罗斯佩罗亲王暴死的化装舞会。与此相反，切斯特顿却热衷而且乐意描写这类绝技。布朗神甫传奇中的每个故事都是一个谜，先提出鬼怪式的抑或神奇的解释，最后再用普通的道理作出解释。高明的手法并没有写尽这些虚构短篇小说的优点；我认为，在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出切斯特顿的历史密码、切斯特顿的象征或者说他的镜子。他的模式多少年来在多少书中（《渔人游戏》、《诗人与疯子》、《庞德的悖论》）不断被重复，似乎证明这是一种基本形式，而不只是一种修辞技巧。本文想对这种形式作一下阐述。
[2] 指易卜生。
切斯特顿：《第二个童年》
[3] 不是解释不可解释的事件，而是解释模糊的事件，这才是侦探小说作家们通常必须完成的任务。——原注
来自树木的恐怖
[4] 罪人和荣耀之间隔着一道又一道门的观念，在《光辉之书》中就有，参见格拉什《在时间和永恒》，第30页；还有马丁·布伯《哈西德遗事》，第92页。——原注
因为他不能驱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