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那年春天，我和微月一起来北京看学校。那个时候我觉得，微月比我离梦想近多了。她可以考舞蹈特长生，有了加分，可以随便挑大学，而我一无所有。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最后是我考到了北京，微月却没有。在我们四个里面，只有微月没有考上她的志愿。
后来，在我们五岁那年，谢一凡才第一次到过北京，看到天安门。那一次他心灰意冷，也被谢老爷子一顿责骂，之后的十几年，他再也没踏上过首都的土地。直到我和微月高二，他为了带微月考察大学，才第二次到北京。他在天安门前定立了好久，然后对微月感慨万千地说：“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最想看的就是天安门了。”
我和微月相隔两个月在同一间医院的产房出生，从零岁到十八岁，我们形影不离。妈妈有事情或者去买东西的时候，就把我放在微月家。我习惯她家的一切，从饼干筒到小药箱，她也习惯我家的一切。我们一起扮家家酒，手拉手上学，分享盒饭。“沈轻云谢微月！”老师布置任务的时候总是这么连着喊，就好像我们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似的。微月身上有我没有的一切，美丽、温柔、才华横溢、待人亲切，很奇怪我一点嫉妒的心情都没有，或许是因为当两个人连接得太紧密，一个人会把另一个人的优点也当作自己的，面对他人只觉得骄傲。你们看你们看，这是我的微月！我会这么想。我一直期待微月活出灿烂的一生，那样，站在她身边的我就也能分享到光亮。我以为她会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当天晚上，爸爸彻夜难眠。他为“去深圳”的念头激励，既亢奋又忧虑。他睁着眼睛，从绿色窗框间望出去，只拉了一半的窗帘露出半个月亮，新叶初生的柳条极缓慢地偶尔摆动，映在窗上的影子丝丝缕缕，像动物长须。深圳的喧嚣如天空中的海市蜃楼，在爸爸眼前一直浮动。他想到北京、王国林和曾经的自己，心里又难受得很。最终一夜无眠。
为了即将到来的聚会，我从柜子里翻来覆去找一件能穿的衣服，想维持一个看得过去的样子。聚会是相互观摩生活的地方，有人炫耀，有人隐藏，眼睛却都是大睁着。我平素里的愤世嫉俗轻易让位于不能否认的虚荣。想让人看到自己体面的样子，尤其是自己在意的人。我不想让旧友看到我的日子一片狼藉。
“我懂，”爸爸点点头。他招招手，片腿骑上车，向宿舍骑过去。骑了一阵回过头，却看见谢一凡隐约的身影仍然在楼栋外，低着头在柳树的枯枝下走来走去。只是离得远了，看不清他的表情，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但我试来试去，怎么都觉得无法出门。不知道是又胖了还是衣服缩水，哪一件看上去都很小，皱缩寒碜。最后气馁了，倒在椅子上，难受得站不起来。
“我倒是愿意当你后盾，”谢一凡说，“但这事儿吧，谁当后盾都没用，只能自己想好了。”
我下了火车就给微月打电话。“我到了，去哪家餐厅来着？”
“没想好呢，”爸爸说，“也犹豫着呢，得找点后盾才行。”
“你等一会儿，我们去接你。我们正逛街，离得不远。 ”
“你是怎么打算的？”他问爸爸，“你想好要出去找事做了？”
“好啊。你和男朋友？”
谢一凡家先到了。他家楼栋口有一只黄灯泡，照着一旁居委会黑板的一角，能看见粉笔写的醒目的“优生优育”几个字，昏暗中怪吓人的。谢一凡锁了车，在楼栋口站住。
“是和张继。”微月说，“不过……不应该叫男朋友了。”
听到这个名字，爸爸心里有点压抑。王国林是在一九七三年死的，死的时候还一直说着“我爱毛主席，我爱天安门”。王国林也是才子，和谢一凡最说得来，两个人动不动就整晚聊《楚辞》，聊杜甫，聊普希金。王国林最终因为写文章支持刘少奇而被判有罪，在狱中又写了好多抗辩的反动诗，只换来更多刑罚，死在狱中。
“你们要结婚了？”
“说不好，到时候再说吧。”谢一凡说完，低头，大拇指随便拨弄，弄响了车铃，在寂静的夜晚洒出一串清亮亮的金属音，让两个人都静了一阵子。“不过应该还是会去吧，至少去看看天安门什么样，替王国林去看看。”
“不是‘要’，”微月笑着，“是‘已经’结婚了。”
“我是说以后，”爸爸说，“以后等孩子大了，还想去北京吗？”
“天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惊讶极了。
“吕晶怀孕了啊，那还怎么去？”谢一凡说得欣然，并没有怨意或不满。
“就上个礼拜。我们还谁都没告诉呢，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
“现在还打算去吗？”
电话里，微月的声音既有一点羞涩，又有隐隐的骄傲。我真的非常吃惊。我身边还没有任何一个同龄人接近过“结婚”这件事。我们刚刚 22岁，连毕业证还没有领到，身边多数同学连男女朋友都没找到，找到的也多半面临毕业就分手的劫难，常在毕业前喝醉并煽情，因为知道自己终将无情离去而抱头痛哭。剩下的一部分处于结婚恐惧症中，因为还没玩够，或没找到人群中最优秀、自认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就以恐惧家庭生活为名义拒绝结婚，还想继续找。绝大多数人都还在自私中假装浪漫，很少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就踏实安定下来，尤其是微月这种从小到大的班花、从不缺乏追求者的漂亮女孩子。再给我一百次机会，我都不会想到。
“我……好像是想去北京。”谢一凡想了想说，“我想找个什么课之类的听听，看看它们那儿有没有写诗的。”
在我的印象中，我一直以为结婚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放弃自我。微月突然结婚的消息让我过于错愕。如果她就这么结婚了，那么我呢，我该往哪边走。
爸爸一边推车一边捏闸，捏了又松开，松开又捏上，感觉车子一窜一窜。“不知道啊，你当初想去哪儿的？”
晚上来了不少同学。都是许久未见，约莫有二十几个，两桌都坐得紧张。当微月和张继宣布了消息并散发喜糖时，气氛一下子炸开来，并迅速稳定于一种轻浮的喧闹，恭喜和感谢，八卦和玩笑，揶揄结婚生子，那么热闹而争抢，仿佛怕一个沉默就让这喜庆的日子不再喜庆。没有一个停下的气口，也没有深谈的机会。微月和张继给大家简单讲了他们的相识和相爱，张继讲他怎么追微月，又讲了自己怎么求婚。他比我们年岁大，讲话有种气度。周围人一直问东问西，我没找到机会问微月为什么会结婚。
“上哪儿去？”
我问微月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微月说已经租了房子，离她家不远，离公婆家也不算远。公公婆婆偶尔过去和他们住两天。我又问她结婚感觉怎么样，她说婆婆对她挺好的。
“那你现在呢？还打算走吗？”
“在他们家我觉得自己还挺受宠的，”她笑着说，“在我们家，总感觉没人理我。”
“啊？”谢一凡想了想，“啊，是吧。我都忘了。 ”
“谁找个你这样的儿媳妇能不宠啊。”我说。
“唉，我说一凡啊，”爸爸探询地问道，“当年你也说过，不打算在厂里干一辈子的，是这么回事吧？”
“才不呢，我脾气不好，又不会做家务。”微月说。
报刊亭关了，让人有失意的感觉。两人掉头往回走，爸爸想起原先的对话。
“你要是脾气不好，这世上就没有脾气好的人了。”我说。
爸爸觉得，谢一凡有一种真正的诗人气质，不是出口成章的那种，而是对什么事情有种发自内心的抒情。爸爸从来没有那么抒情。
她温柔地笑了：“是真的。我遇事很容易着急。 ”
但诗还是继续写一些的。前两年某杂志上发了一篇一个女工写自己如何苦闷的文章，反响很强烈，谢一凡也拿来给爸爸看。他说读那文章有点共鸣，却也有更多不同意见想说，那种每日沉闷的感觉和自己有点像，但是比自己还颓废。谢一凡说他不想写那种愤恨或者颓丧的诗或文章，而想写一种带有寻找感的诗，要写寻找，要写在一片碎瓦残垣的废墟上四顾寻找的感觉。谢一凡当时说他不后悔当工人，因为当工人至少让他觉得自己有用，但他肯定不会一直当工人，他早晚还是要试点什么。
微月的愉悦是由内而外的，能从听筒里感到她的欣然。她并没有设计好怎样来表现自己的快活。这让人受打动。区分一个人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愉悦其实很简单，只要看她表达一件事的时候，是关注事情，还是关注于她自身。后者多半隐藏着许多不自信之处，一边说一边表现自己，希望别人能交口称赞。微月不是的，当她讲着她自己的事情，她就是在讲那件事。这种察觉不到的忘我让人无法责怪她的幸福。
依爸爸看，谢一凡还是有点介意的。以前他小时候被人说了无数次才子，都笑呵呵的，现在说笑中再有人称他为才子，他脸色多少会黯淡一下，不外是触到他没考上大学的隐痛。谢一凡小学时作文一直写得好，被老师表扬，还被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后来文革下乡了，在村里干活的间隙，谢一凡也给其他人讲历史故事，每到周末还骑几十里路进城，找人偷偷买抄家抄出来的书，回乡下拿给他们看。他身上有个小本子，一支钢笔，中午午休的时候就找棵老杨树，坐在树下写东西。有人疑心他写的是反动言论，向组织举报，几个人突袭他的小本子搜查了一番，结果发现本子上写的竟然无一点直抒胸臆的东西，没有批判也没有理想抱负，只是写了今天的阳光如何、土如何、风如何、雨如何，还有同伴里谁出的汗多、谁喝的水多。翻来翻去认定是无聊的东西，也就把本子扔回给他，没人再管他了。其他知青和村里的闲人都觉得这人有点装样子，叫他大才子，一半是真心，一半也是揶揄。回城之后考了两年没考上之后，厂里的人也纷纷有口无心地乱开玩笑，笑着说咱们这破厂就是不行，才子出了门就不是才子了。谢一凡嘴上不介意，也跟着哈哈地自嘲，但心里多少因此灰心。自此之后，谁提“才子”二字，他脸色总有点黯淡。
我开始沉默下去，心里的感觉分辨不清。既有某种喜悦，又有某种被遗忘的孤独。身边分成三三两两对话的小组，我坐在世界的外面。每个人都是幸福的，我似乎站在一个叫幸福的舞台上，观赏一出只有我能看见的戏。嘴里的食物尝不出滋味，甚至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谢一凡摇摇头，不说话了。爸爸知道，谢一凡现在没什么欲求，大部分事情都无所谓，只是偶尔还写写诗，算是生活还有些寄托。谢一凡曾经对上大学寄予厚望，但自从两年高考没考上，就放弃了，对其他事情都心灰意懒了。爸爸当时觉得，谢一凡有一点自暴自弃，也有一点过于敏感。若是想考，再考两年又无妨，反正他家家境好，也不指着他上班养家，但不知道为什么谢一凡就决定不考了。也许是天生觉得任何事都不值得太强求，也许理性认为自己水平不够，再考未免自取其辱。爸爸没有问过，他回城的时候，谢一凡已经做工人做了一年多了。
吃到一半时，吴峰突然推门进来了。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也会从外地赶来。他看到我身旁的空位就坐下来，这让我有种猝不及防的羞涩。好一阵子，我几乎说不出话。
“没事，慢慢来嘛，”爸爸信口开河地安慰道，“肯定有一天能发的。”
他和周围人打了一圈招呼之后，开始夹菜，然后主动笑着问起我的近况。我草草说了，说还没决定要出国还是要工作。他爽朗地说当然要出国，为什么不出。我于是问起他，这才知道他也要出国了。
“没有，哪有我的啊，”谢一凡的声音里既有自嘲，又有不好意思，“就是看看别人的。什么时候要是真有我的了就好了。 ”
我有两年没见到他。他变化不大，仍能见到中学我喜欢他时的样子。他还是一样聪明、健谈、爱玩、办事讲效率，说话直率，很实际，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吴峰要去美国，话题就从美国开始，说起《老友记》和《欲望都市》。我心里的美国仍然停留在《成长的烦恼》那种氛围，而在吴峰心里，美国无疑是另一种样子。美国是商务派对、是公文包、是领带、是法律文书、是理财计划、是金融报表、是节奏。从准备出国的那一天起，他就没打算回来。他甚至已经搞清楚了绿卡申请步骤。
“有你的诗？”
我问吴峰，将来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一般这个问题就是客套，回答的人总说没想好。但吴峰却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准备先把电子系的硕士读完，找个相关工作，两年之后再读一个金融类MBA，将来去硅谷创业。他说他不想一辈子编程序写代码，还是想自己做老板。“我不想读 phD，倒不是怕吃苦，主要是觉得没必要，美国的phD针对的是 academy，去 industry并不吃香。拿 master比 phD容易很多，拿一个 master找工作已经够用了。早一点找 intern，工作定了 green card就可以排队了。再读 MBA就是想积累些 social capital。 ”
“买本《人民文学》。好像有诗歌特辑。 ”
我听着他话语的快节奏，感觉出时间的裂隙。那一刻我清楚知道，无论外表如何停留，他也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他了。
“行。买什么？”
“读硕士要自己出钱吧？”我问。
“陪我上那边报刊亭看一眼吧。”谢一凡说。
“嗯，不过也就两年。中间我做做助教，应该能免一部分学费，还能把生活费搞出来。我算过，只要顺利，工作一年半就能把investment收回本来。 ”
下楼之后，爸爸和谢一凡推着自行车溜达。爸爸对谢一凡称赞谢老爷子豪爽、有魄力，谢一凡叹口气，没说什么。楼群里的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橘黄的光打成锥，让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身前从长变短，缩成脚下一个圆，又从短变长，延伸成身后披着的长袍。长长短短，短短长长，像一个人的理想现实一样循环膨胀收缩。
吴峰讲他怎样“套磁”、拿到录取，说得顺风顺水，功利写在脸上，并不加以遮掩。他自嘲的口气说明，他对这种功利并不洋洋得意，而只当作一场可以利用规则的游戏而已。
爸爸点头，挥别下楼。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爸爸又抬头，仔细瞅了瞅谢老爷子的脸。谢老爷子没有注意到他，正抽着烟眯着眼盯着楼道小窗户外面黑黝黝的夜空。谢老爷子有点显老了，但身上有种躁动的热情。那是爸爸第一次知道，有种人会把精力在暴风骤雨里封存，等到风暴过境再拆封。
过了一会儿，吴峰说他女朋友跟他一起出去，在两个城市，可以坐五个小时火车，或者四十分钟飞机。我问他这样是不是很苦，他带着点嘲讽的口气，说这样正好，他的女朋友平时软弱，总要黏人，一点点小事动不动就哭，分开一点还自由一点。
爸爸和谢一凡出门，谢老爷子穿着拖鞋到楼道里，吐着烟，笑着说：“你俩好好干，以后机会多着呢。这回天下是真的变了，你们得跟得上才行。”
“找美女就是不容易啊。”我揶揄道。
“哎，太谢谢您了。”爸爸忙不迭地说。
“哪有美女。”他一半认真一半不认真地说道。
“行，去吧。”谢老爷子答应得爽快。这大大出乎爸爸意料之外。“要真有消息，就让办公室小王给你买张票。”他又加了一句。
我继续陪着他谈笑。嘴里有一丝轻微的苦涩，很轻微，就像是口香糖嚼到最后的无味的感觉。我知道，与他的联系几乎走到了尽头。等他出国，就没有任何理由和义务与我联系，而我也许将很久很久都听不见他的消息。他和他们所有人一样，将一步就迈过那一层我不断撞上去的透明玻璃罩子，进入我看不清楚也无法企及的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没有出路的团团转的原地，与玻璃作战，也与我自己作战。我不喜欢这种无助，但却又不想跟上他们的脚步。我想找的东西还留在原地，让我无法转开目光。
又说了一阵子，菜吃得差不多了，爸爸帮谢一凡一起收拾了桌子。见到阳台上养的鸟，又是一番闲聊，八哥、画眉哪个聪明，鹦鹉哪种好养，一根杂毛都没有的纯色是什么血统，去哪儿遛鸟最好……这些话都很对谢老爷子心思，告辞的时候，谢老爷子亲自送到门口，点根烟看着两人换鞋。穿工服的时候，爸爸停下来，问：“谢厂长，您说，要是王老西有了消息，我跟他一块儿去趟深圳行不行？我替咱厂子联系，比让他联系有准。”
“你呢？准备申请去哪儿？”吴峰问我。
爸爸这才明白，王老西的请求这算是撞到谢老爷子心里头了，谢老爷子说不准琢磨引进的事已经好久了，但一方面是没路子，一方面是不知道如何处置原来的设备流水线。王老西如果能搞下来，真是两全其美。爸爸觉得谢老爷子果然有想法，不由心里赞叹，很想一口应承。但转念一想，王老西不大靠得住，能不能找着路子是一码事，到时候引进了进口设备，王老西他们会不会还要旧设备，会不会抢先引进国外设备，都还是不确定的事。于是爸爸又把话缩了回去，保守地说：“成，我跟他说，让他给打听打听。”
“……还没定。德国、奥地利，或者瑞典吧。但我申的是这些国家的英语项目，名额少，很难申，不知道行不行。”
“嗯，”谢老爷子说，“你就跟王老西说，要能给引进一条外国生产线，咱们厂换下来的设备就能给他们。”
“没问题的，有好消息告诉我。”吴峰说，“到时候我去找你玩。”
“外国生产线吗？”
“好，一定的。”我说。
“要是有认识国外冰箱厂的，就问问，能不能从国外给咱们厂引进一条生产线。”
我们于是交换了平静的祝福和客套的话。这感觉像褪色的照片。我们终于像所有世故的成年人那样，用两个人都不真心的应酬话结束会面。也许这是告别的最好方式了。
“要是认识，怎么着呢？”
聚会结束之后，众人稀稀拉拉散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我和徐行同行。我心里又忐忑了一下：可能所有人和事情都会在毕业前有个了结。我和徐行一起走出巷子，到马路边打车。这是我和徐行大学四年第一次见。
“你回头问问他。”谢老爷子说。
本科四年，我参加同学聚会很少。我总记不清徐行上哪个大学，但应该是不差的学校。他大四就开始实习了，毕业之后据说会进北京一家私企。宴席中我就感觉徐行有一些变化。他在吃饭中间时不时提到，上周去了哪家宾馆，在哪哪培训又见到哪个名人。他说得突兀，在我们清汤寡水的生活里显得格格不入。好几次，李钦嘲笑般站出来顶他。当徐行说你知道万达老总吧，上礼拜我们吃饭时碰见他了。李钦说我不知道万达，我只吃益达。徐行还做出老练通达的样子教导大家要理财，能买理财就买理财，存款只能是吃亏。但他得不到回应。桌上的转盘转得飞快，话题总是转移到娱乐八卦上，即便有寥寥几个人回应他的话，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这些事情认真。
爸爸一愣，不知道怎么说好，王老西嘴里确实天上地下的，一会儿说人家深圳老板怎么怎么着，一会儿又说人家老外怎么怎么着，但爸爸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认识老外，还是听某人转述某某人的话。“兴许有见过的吧，”爸爸小心地说，“但我也说不好。”
走在散场后的小路上，我试图缓解一下他的尴尬。但似乎他并未体察到晚餐时的尴尬。他仍然在延续他的话，说他的工作平台极好，说他们公司涉猎众多，说他们老总多么有钱。他还故意说得轻描淡写。
“那他认不认识一些深圳那边的外国老板？”
“我们公司不上市，”徐行说，“好多这种公司都是不上市的。我们公司要上市其实早就能上市，我们老总就是不愿意上。”
“嗯，好像是在深圳待过一阵子。”
“为什么啊？”
“也不一定就不行，”谢老爷子顿了顿，“你之前说王老西去过南方是吧？”
“我们老总认为上市了不好操作，反倒不利于公司发展。我们老总其实特别有钱，据说如果上了福布斯排行能排前几名，就是不愿意上而已，说福布斯晦气。有好多这种真正有钱的老总，都不愿意抛头露面。比起这些人，福布斯上面现在那些人都不算什么。 ”
“那这事儿……”爸爸问。
我们想找个路口打车，小饭馆门口不好打，就一路往大马路走。小胡同是单行路，狭窄街面，两侧沿街堆满自行车和摩托车，中间将将能容下一辆小轿车慢慢前蹭，两侧平房开着成排的小门脸，拉面馆、川菜、美甲、小饰品，招牌顶了半个门面大。附近的中学多，晚上也有孩子结伴逛街。我们在人与车之间走走停停，有的时候需要挤进自行车堆里让汽车过。这样的情形中，没有办法多谈话。事实上，也没有多少好谈的。徐行开始劝我给家里理财，现金跑不过通货膨胀。他讲到的理财方式我基本没记住，多半是和他在公司里的经验有关。因为有关，所以我不想听。他并不知道，我在昏暗中回想着原先坐同桌的时候，冬天教室里天寒地冻，我的手怕冷，总是冻成冰，徐行那时候靠暖气坐，上课时就把手放在暖气管上，忍住烫手的温度，把自己的手暖热了，然后握住我的手给我暖一会儿。之后我收到过他表白的字条，又拒绝了那张字条。那个时候的徐行很努力，却总是受同学老师忽略。这种冷落让我们仿佛有一点贴近。我后来想起那字条，一直很难过。
爸爸觉得这事看来没戏了。他倒也不是特别在乎，但心还是沉了沉。他多少有点把自己离厂的成功与否与王老西这事挂钩，若这事不成，他就更不知道自己能去做什么了。
我不知道徐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记忆中的他还是中学时寡言不逾矩的少年。当初也就是他的沉默让我觉得亲切。那时候我没能喜欢上他，但对他一直有一种熟悉的依赖。现在的他开始说酒桌上的江湖话，穿灰条纹短袖 polo衫，在过去的我看来，只有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才会穿这类衣服。
爸爸于是和谢老爷子谈起王老西的请求，又谈厂子下一步计划。爸爸惊讶地发现，谢老爷子也想过王老西的计划，也想找个私厂合作，但是一是顾虑国家不让搞，二是厂子实际上也没有余力。厂子里现在的设备老旧，有些已经报废了，剩下的效率不高，闲置的其实很少。搞合作也很难抽出一套完整的设备分享。
徐行问我接下来的去向，我说还没决定要出国还是工作。徐行不赞成我出国。他对出国抱有一种轻蔑的敌视。他开始评论当下的出国潮，相当不以为然，进而又谈到国际政治。他和我见过的一些同学一样，对国内的发展有十分热情的期待，他坚持认为国内目前势头好，正是占领先机的大好时机，欧美国家反倒在走下坡路，此时在国内抓住时势能够大获成功，出国读书反而学不到什么东西，花钱就是买个名头。等将来中国成了第一大国，再回国已经晚了。他说美国的哪个城市已经开始破败了，哪个州像农村一样。其实他没出过国，但议论起来显得头头是道。他的自信缺少来由，但他的乐观却又有某种让人动容的成分。他是那么相信时代正在打开不可阻挡的金矿。
酒过三巡，谢老爷子分析接下来的局势，说得言简意赅，豁然开朗，让爸爸暗生佩服。谢老爷子说：“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他自己经历那么些事，还能不计较个人得失，看明白大事。搞经济怎么搞，就得让大家自己去搞。现在有好多功过是非还不能论，以后早晚有公论。你看年初人心惶惶，小平去一趟深圳，大局就都开朗了。接下来还要往前走，要取消统购统销，产量价格什么的都得厂子自己定，现在是个转折点，不早点做打算，将来就得吃瘪。人活着就得学会抓住转折点，一起一落差别大了，将来厂子是赚是赔，都看现在怎么办。”
“你家买房了没有？”转过巷口的时候，徐行忽然问我。
爸爸听了这话，心里舒坦，像吃了颗定心丸似的。他于是话也多了起来，讲了讲王老西，讲了讲自己的想法，讲了讲下乡的事。谢老爷子的通达像是一种保证，至少没有给他的焦虑更多压力，让爸爸不至于伪装自己。
“什么？”
谢老爷子不语，吃了两口拌黄瓜丝，在嘴里“咯吱咯吱”嚼，片刻之后才喝了口酒说：“外头的事我是没什么了解，但我觉得是好事儿。出去闯闯吧，说不准能闯出片地界儿。而且呢，要前两年问我，我肯定说你悠着点儿，但这会儿我觉着有戏。今年形势不一样了，以后估计应该越来越松了，不会再严打了。还是外面灵活点儿，机会多点儿，厂子现在不死不活的，以后也不好说。趁年轻，闯闯也好。”
“房子买了吗？”
“不是，”爸爸说，“我是自己想辞……想着出去闯闯，说不准有什么机会。您看呢？”
“哦，还没有。”我说。
“哟，”谢老爷子连忙说，“你别这样啊，别紧张，不会把谁都开除的……只要不偷拿东西，不违章，不会开除你的。”
“现在你家住着的房子产权是谁的？没买下来吗？”
“那这压力大了啊，”爸爸趁势说，“……要不我还是自己辞工算了。”
我沉默了一下，不是很想聊这个话题，但不知该怎么跟他说明白。
“估计是。也就这一年半载的事儿。 ”
“应该没有。”我说，“还是厂里的房子。”
“以后要开除人啦？”爸爸连忙问。
“厂里的房子？前几年不是转产权吗？那时候都没买吗？”徐行听了，显得相当认真，有点大惊失色似的，“那我跟你说，你回去可赶紧跟你妈妈说，让她买房子。买你家也行，买别的商品房也行。过两年房子还得大涨，越不买越难买。真的，我跟你说真的。 ”
“那能管用吗？”谢老爷子摇摇手，“你和一凡也都这么大人了，你们也都明白那是什么，就在厂里讲讲话、说说纪律能管用？你们这些小辈儿能听？不管用！现在在学校里都不管用啦。要想真让工人使劲干活儿，就得来真格的……反正吧，你们以后都得小心着点儿。”
“都这样了还能涨？”我咕哝道。
“您不是最近开始管纪律了吗？”
“要涨的。”徐行说，“绝对要涨，一定得买。前几天我们见着富力的老总……”
“好坏也说不上，”谢老爷子说，“不过这路子是对的。我老早就说过，厂子想搞活，不能搞运动那一套。厂子想干好，能干的就上来，不能干的就下去，这才有点希望。不过这样压力就全在厂长头上了，好了是好，干不好就折了。估计以后的大趋势是改成自负盈亏，按厂子现在这个德行，八成是得亏。到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快步向一辆出租车走去。徐行开始介绍他的投资规划：买房出租，以租养房。他计划这几年迅速攒钱，只要够了首付就在北京城买一个小房子，用租金就可以还贷款。他自己在偏远地方租了一个小房间，租金低。徐行的声音像被玻璃挡住的水蒸气，在冷却中化作滴落的水珠。我不知道他是否察觉了我的淡漠和伤感，我对房子的淡漠，我对他的伤感。他始终沉浸在投资的理念中，什么都没有察觉。
“这是好事儿啊，”爸爸又给谢老爷子满上，“对您是好事儿。”
“听说你和女朋友交往好几年了？她也工作了吗？”上车之后我问他。
“我跟你们说，”谢老爷子抿了一口酒，“你们记着我这句话，今年是个转折点，多少年以后回顾也肯定数得上。好多事还要大改。你们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早晚能看出来。以后厂长得自己负责厂子，招人、开除人什么的也都得自己管。”
他一愣，没想到话题转得这样突兀。“她还行吧，还挺好的，就是回老家工作了。”这次是他显出不想多谈的样子。
晚上小酒喝得相当不错。谢老爷子在厂里威严，在小辈面前却相当放得下架子。笑起来声音浑厚得似乎有回声。爸爸和谢一凡从十几岁就认识，之前来过谢一凡家，也不算生人。三杯小酒下肚，谢老爷子开始坦率，说到厂里厂外今年的变化，说起时政大事，说起越来越难管的一摊子业务，说起当厂长的难处，说起利改税之后虽然有希望了，但也有负担了。
“回老家了？”我有点讶异，“那你们异地了？这样不会出问题吗？”
爸爸四点钟就从车间出来。这个点儿，车间里的人，包括师傅都在喝茶叶末子扯闲天。爸爸先去工会，告诉妈妈自己晚上不回家吃饭了，然后回到车间，谢一凡已经等在门口了。两人蹬上自行车，去菜市场买了两条黄花鱼。这是奢侈的稀罕物，一般只有过年过节家里才会买，据说谢老爷子最喜欢吃。爸爸推车经过生气勃勃的繁盛。菜市场在一座大棚里，人声鼎沸，两条窄小的路上，农民铺着白兮兮的麻袋片，麻袋片上堆着蔬菜，蔬菜掉下的土渣和水泥地浑然一体。爸爸和谢一凡边走边聊，偶尔有红薯从一堆红薯上滚下来，骨碌到两个人脚边上，带着湿润的泥土。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并没想刺探，只是想换话题，随便问一下。我那时候并不知道，徐行的女朋友家里是做生意的，家境富裕，希望女儿找一个家境更好的人家，看不上他农村家庭的出身。在那时那刻，这些问题还只是隐性存在，尚没有被拿到桌面上赤裸裸地讨论。过了几年，一切都成为定局了，徐行的女朋友被人介绍了老家的公务员，嫁人生子，徐行黯然了很久。刚毕业的徐行，还没有放弃希望，并且为了博得认可，还费力不讨好地挣扎了两年。这些事情当时我并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会更明白徐行的转变，也会对他的世俗化多一点宽容。可我当时并没有这么明晰的知觉。我追问了几句，让原本和谐的谈话气氛一点点僵硬起来。我在离家不远的十字路口下车，下车前又不冷不热地寒暄了几句。出租车在街角转弯，我看见徐行在车里打起了电话。
爸爸其实有点怵谢老爷子，平时在厂里见着了，总要低头避开。其实谢厂长挺和气，但爸爸就是习惯性得不愿意接触领导。但他也知道谢一凡说得对，不管是替王老西打听事，还是想着自己以后离厂的事，最好都直接跟谢老爷子说说。他点了点头：“行，那我下班时等着你，你说啥时候去就啥时候去吧。”
后来很长时间，我仍会回想起徐行离开的那个晚上，我一个人站在街上，左手边是一个加油站，加油站背后是一片沉寂的公园，右手边是一条宽阔的公路，夜行的大卡车疾驰呼啸，公路中央的轻轨每隔一两分钟就发出一阵轰鸣。我觉得全世界都飞驰着离我而去。
早上进厂的时候，谢一凡对爸爸说：“要不然你晚上去我们家吃饭吧，这两天正好老爷子都在，你直接跟他说说，陪老爷子喝两杯小酒，没准就成了，我给你转述，反而说不清楚，耽误事。”
那个瞬间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我和周围人就像是一群被圈养的小动物，在栅栏里挤着、争抢着、跌跌撞撞向前跑，跑了好久，终于跑到尽头，栅栏撤掉了，所有人都自由了，可以撒欢了，却迅速四散到其他小栏里，一人抢一个位置，蹲下不动了。似乎所有奔跑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就位，其迅速程度令人措手不及。
下午下班的时候，爸爸和谢一凡走得很早。
我清楚地看到，我曾经喜欢的人和曾经喜欢我的人，就这么都步入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