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云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满江红 苏轼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墙上贴着的另一首词是《满江红》。那首词字迹明显更工整，大概是反复誊写了几遍。爸爸的知识虽不多，三国还是知道些，看到江表和曹公，也能看懂其中的怀古情怀。他知道谢一凡文气，喜欢谪仙诗、追黄鹤是再自然不过了。
“词不赖啊！等谢一凡洗完碗出来，爸爸指着墙赞叹道。
很多年后，这是他唯一背熟的词。我将在美国平原上、在爸爸的床头看到这首词，也是蓝色钢笔小楷，字体向一侧歪斜，在半张揉搓得边角翘起的普通 A4纸上，边缘已经发黑。它贴在爸爸床头台灯下的光晕中，被床头散乱扔着的大量收据遮掩，几乎让人注意不到。他说那是他喝醉时写下来的。他只有喝醉了才能背下来。
“呵，”谢一凡有点不好意思似的，“就是字儿差了点。你喜欢哪首？”
爸爸很难一眼看到心动的东西。这首词却进到爸爸心里。他也说不清什么东西打动了他，可能是“此生飘荡”那一句。有种悲从中来、命中注定的感觉。他仿佛在那一瞬间看到自己的未来，某种遥远的、模糊的、注定无所依托的未来。
“第一首好点儿吧，”爸爸想了想说，“不过我猜你喜欢第二首。”
巾偏扇坠藤床滑，觉来幽梦无人说。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
“是啊，”谢一凡到门口披上工装外套说，“我喜欢那句‘不独笑书生’。不过，第一首也挺不错。你说，咱俩要是都生了闺女，一个叫‘轻云’，一个叫‘微月’怎么样？”
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孤城回望苍烟合。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
“也太文气了吧？”爸爸笑道，“哪像工人家的闺女啊。不过没问题，听你的。那要是有男孩呢？”
醉落魄·离京口作 苏轼
“男孩再说。”谢一凡说。
他一字一句看起来。上面一首是《醉落魄》。
我和微月的名字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趁吕晶回屋里收拾东西、谢一凡去厨房刷碗的工夫，爸爸注意到墙上贴着的两张习字帖，都是用蓝色钢笔临摹的工整小楷。两张苏轼的词，笔迹飘逸，一看就是谢一凡的字迹。爸爸读过一些苏轼，但只读过最著名的那两三首，墙上这两首不熟悉。
回国之后，我不断重复着布拉格的那个梦，镜面空间、狭小封闭、镜面上流动的人影、镜面后的眼睛。许多双眼睛的注视，凝成光束，我在中央无路可去，躲到哪里都找不到出口，最后只好蹲下去，越蹲越小，缩成拇指大的玩偶，四周传来震荡的笑声，穿透我的身体，让我抱住头吓醒过来。
谢一凡看爸爸的碗空了，又给他盛了一碗。吕晶吃完了，谢一凡细心地帮她把筷子和碗都收了，又给她拿了一只橘子。爸爸和谢一凡聊了聊家常，没再提王老西的事。爸爸知道，谢一凡平时的心思也根本不在厂里，要不是因为他爸做了副厂长，要不是因为吕晶怀孕了，也许谢一凡对工作会更不上心。在爸爸心里，谢一凡是唐伯虎一类的人物，本来就不该在这厂里上班的。
醒来睡不着，我坐在床上喘气。宿舍熄了灯，我无事可做，来到阳台上，向楼下俯瞰。夜晚的寂静将一切细微的声音放大，包括心底的声音。邦邦邦邦，四声敲击。夜的苍蓝色在路灯的橘色里变得忧郁而暧昧不清。我的思绪也变得暧昧不清。
谢一凡点点头，想了想又说：“不过，我劝你做好心理准备，我爸八成不同意。”
在阳台上，低头能看见两座楼之间的展板和广告牌，展板上是一层叠一层的海报，预报学校里大大小小的讲座话剧演唱会。毕业季少不了各种毕业大戏，梳辫子低头的姑娘，做出刻意伤感的落花流水。正对着我的是一个年轻男歌星的巨大海报，清秀文弱，额前刘海刚好露出细长的眼睛，眼睛深情款款，凝望着画面外的人，像是在倾诉。无论你怎么转开角度，他都在凝视着你。
“这事儿，真给判个投机倒把罪，也不是不可能，所以还是得慎重，”爸爸又说，“但是呢，王老西说，这事儿在南方很正常，双方都有好处，咱们这儿闭塞才没人干。”
They are watching you.
“嗯，”谢一凡说，“成，我头跟我爸说一声。”
我闭上眼睛。
“这事儿吧，我可说不准，”爸爸说，“我也不是跟你爸说这事儿多好多好，就是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想跟你爸商量一下，做还是不做，得领导说了算。”
校园里荒芜寂静，水泥高楼慢慢衰朽。这是世界做梦的时刻，脚步找不到出路。我看到藤蔓从墙缝破壁而出，庞大的叶子遮挡天光。倾塌的高楼化为瓦砾，灰烬里藏着破碎的梦。我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其实王老西他们想求的也不复杂，就是想搞个公私合作，借厂子的技术生产，再找厂里的人给他们做做培训，也搞冰箱加工，搞不了冰箱就搞冰箱零件，卖了钱给厂子分成。他们厂子现在做化肥做得不太好，竞争太激烈，遇上困境，想拓展思路，搞点加工产业。爸爸的厂子算是市里头的国营大厂，平时统购统销，旱涝保收，大家都偷懒，做事也没什么积极性。要是真能坐等分成，也是一件乐事。两边都有利润，谁也不吃亏。只是这样做合不合规定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一天突然下一道文，说这事儿不合法，将领头的处罚了就说不好了，严打毕竟才过去一年。
开学之后，日子回到忙碌的茫然，我徒劳地尝试，如苍蝇不停撞上透明的玻璃。
爸爸一边吃，一边把王老西的事情说了。谢一凡一直听着，频频点头。
我开始认真考虑出国这件事，考虑步骤和能去的地方。出国就能自由吗，我并不确定。爸爸说，出国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它能否给我期待中的改变，我心存怀疑。我从来不是个无所顾忌的人。不管去哪儿，他人的目光总是跟随着我。
谢一凡笑道：“跟我还客气啥。”说着给爸爸也盛了一碗。小米粥的热气袅袅有型。
想到这点，我就有点绝望。
“不用，不用，你吃你的。”
关于出国，宿舍里罗钰了解得最清楚。从大一开始，她就告诉我们她毕业之后要出国。她要去美国，特别是要去纽约。她告诉我们第五大道是逛街的好地方，帝国大厦有好风景，《Sex and City》里面凯丽去过的餐厅特别诱人。大三她就考了托福和雅思，她成绩不好，但是英语特别好。她只申请了纽约的学校，那边学费贵奖学金少，但生活条件好。罗钰适合纽约，她时常大包小包纸袋子拎着，砰地冲开宿舍门，额头上汗珠还没落，就忍不住开包装试衣服。她细长的胳膊和腿，套上新衣服走模特步，好看极了。她那么率真，把物欲的轻浮发挥到可爱的极致，让人几乎相信她只是爱美，不是拜金。
“起了，早起了，”谢一凡让爸爸也在餐桌边坐下，“喝粥吗？”
她爸爸同意给她出学费，和我爸爸一样。可我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罗钰的爸爸是一掷千金的企业家。她兴奋地给我讲了好多申请出国的流程和生活事项，包括可以租的房子和可以选择的旅行箱，但是她没回答我真正的疑虑。
爸爸挠挠头：“今儿早上我还怕你们没起床呢。”
“你也出国吧，”她说，“也来纽约吧，跟我做个伴儿，咱俩一起去逛街。”
“昨晚上一看那雨，”谢一凡说，“我就猜你肯定不来了。”
“我还得想想……”
爸爸轻轻敲门，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敲了两下。他担心他们没起床，刚要转身离开，门却开了，谢一凡穿戴得整整齐齐，一只手拿着汤勺，笑着给爸爸让路。在他身后，吕晶正坐在小方桌边喝粥。
“别想那么多，你这么犹犹豫豫没有好下场。”罗钰说，“今年的申请马上就要截止了，你快点把简历发我，我给你改改。”
谢一凡家在工厂外不远的一片红砖楼群里，骑车十分钟就到。他们小两口工龄也不长，只分到一个小独单。
宿舍里有各种干脆的身影，如风飘过，我的踟蹰像找不到家的孩子，只等人将我拾起。李清音的男朋友在另一个城市上学，她考过去读研究生，不为学习，只为相聚。于舒回老家那边一个国企，是电力集团下面一个很肥的地方，一般人挤不进去，是亲戚退下来才得到的空缺。
窗外还有小雨淅沥，爸爸从门口大衣架下面的柳条筐里翻出雨伞。他在楼洞口试试雨，觉得无妨，又把伞合上夹在胳膊底下。他蹬上自行车，车子歪歪扭扭驶过空无一人的小路。雨后初晴的清早有一股浓郁的草香。
“你不趁在学校最后这点空闲划拉一个男朋友，”清音说，“将来可就不好找了。学校里还是简单得多。你是没见过那些相亲的，我表姐二十五岁开始相亲，两人见面就谈钱，别提多没劲了。我说真的，你考虑考虑。”
“没什么，你接着睡吧。”
“我是觉得吧，”于舒说，“找个体制内的工作、体制外的老公比较好。两人一个稳定，小孩上学什么的也有着落，另一个人出去赚钱。我之前工作没定，一直没法找，现在家里也能给介绍。女人嘛，也不用太上进。”
妈妈睡眼惺忪诧异地看着他。“你上哪儿去？”妈妈囫囵着说。
什么都是听得见的，什么也都是看得见的。语言褪尽了，只剩下笑。毕业前的慵懒变成空气里一声接着一声飘荡的笑，远远从楼道里就能听见。我推开宿舍门，走入那彩色的空气，问她们笑什么。电视剧和动画片，帅哥，吃完的零食袋子。她们拉我到屏幕前，我也一起笑，可是我多么羡慕那种欢愉。那欢愉又离我多么遥远。
天刚蒙亮，他就爬起来，披上短袖衬衫，脸也没洗就要出门。他照照镜子，胡噜了一下头发，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
“云云啊，”罗钰大笑着说，“都这会儿了你还进进出出忙什么？行踪也太飘忽了。我们刚才给你起了个外号，叫女神龙，见首不见尾。”
当夜雨下得太大了，爸爸第二天一早才去找谢一凡。
我跟着她们一起笑。整个大学四年，我都独自进进出出。不是不能一起，是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不想让人看到。于舒从早到晚看网络小说，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心无旁骛。清音和男友天天视频聊天，戴着耳机你侬我侬，节假日就飞过去耳鬓厮磨。罗钰踩着每秒 360圈的风火轮，这一秒还说着作业的事，下一秒就出门唱歌了。她们对生活都有着最简单的需求，因此可以对抽象的东西毫不疑惑。这和我多么不一样。
爸爸回到房间的时候，妈妈已经烧好了热水，见爸爸回来，妈妈胖胖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不快，她热络络地一笑，起身从架子上将洗脚盆端来。“洗洗脚吧！”妈妈说。
春天的潮湿从墙缝里渗入。日子如水流滑过，我在左冲右突中渐渐走到无路可去。心里时常一阵莫名的紧张，手心湿滑。我仍然在前思后想，想到遥远的事，喘不过气。周围人心浮动，充斥着各种声音。走廊里会听到完全不懂的方言，与父母争论什么。偶尔在食堂吃饭，隔壁桌的男生叫师兄师兄，叫得甚是熟络，然后却突然介绍自己的姓名班级，不外乎是刚刚认识的系友，咨询读研或读博的状况。上课时，偶尔从后门蹑手蹑脚走进西装裙子的女生，抱着厚蓝夹子，口红还没擦。三月的空气如同早春的猫，躁动轻浮而惶惶不可终日。
爸爸把碗冲了又冲，其实已经洗干净了，因为脑子还嗖嗖乱转，就从头到尾又洗一遍。窗外偶尔的炸雷声震得他哆嗦片刻，但很快就又回到沉思默想的现实中。那是爸爸最犹豫的时刻。心里的不安推着他，可是他无法说清那种不安是什么。
四月里，一切都有些仓皇。匆忙准备的申请没有结果。截止日期渐渐过了，寄送的材料只得到几封拒信和石沉大海。这就意味着，这一年申请失败了，出国不再可能。平心而论，对这失败本身我没有特别痛心，只是这让选择的困难变得越发尖锐。未来的方向悬而未决，拖得越久心底的不安就越多。
十月就要生了，爸爸想。
爸爸又打过电话问我的决定，我说还没想好。他问我要不要先出来，读一年语言学校和预科，明年再申请。我说我不知道。爸爸于是留我一个人继续想。他什么也没有替我决定，这样很好。我没有把决定的责任推给他，也就没有把未来的抱怨推给他。我仍然有种潜意识的感觉，觉得出去无法解决我的疑虑。
但是，当妈妈低下头说出“十月就要生了……”的时候，爸爸知道他没法走。他不忍心。他能想到当他不在时，妈妈一个人挤在人群里的样子，周围人分到房，妈妈什么都分不到。那个时候的妈妈会像她最后被落在农村时的样子，脸上充满被遗弃的惊惶，却又有一种不敢抱怨任何人似的、委屈的感觉。妈妈从不抱怨，是不忍心惹其他人烦恼。而正是妈妈的这种不忍心，时常引起爸爸不忍心。爸爸知道，这次他还是不忍心走。
爸爸是个付诸行动的人。他心里纠结的东西，不跟别人说，也不找别人帮忙，独自去做。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想，只看得到他的脚步。我没有他这份行动力。我只继承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不满，却没有继承他的行动力。我同样只继承了妈妈不愿改变的保守，而没有继承她融入生活的热情。我于是像是负面的结合体，对琐碎的日子淡漠，却又没有冲破现状的决心。
不去想这些事的时候，生活好像没有别的可能。可是有些念头，越让自己不去想，越是不能把它赶出脑袋。他被它撕了一个口子，不能平息。他想起最后几年在农村的日子，革命热情已消失殆尽，日子劳苦贫瘠，久久不能回城，有种被困在陷阱里的苦闷。他曾盼望世界大战，只有大乱才能给他离开的机会。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始终缠绕着他，即使回城都没有消逝。他想摆脱那种感觉。
据我观察，行动力最重要的一环是边行动边打算。要在一切轮廓成型之前就迈出第一步。计划的过程无比漫长，从提出目标到设计步骤，再到向人咨询、物质准备、细节完善、估计风险，等这一切进行到一半，人的热情和仅有的一点挤出的勇气都被消磨干净，想去的地方淹没在大量令人头疼的细节中，渐渐的，好像也就不那么想去了。虽然按惯性还是会筹划，但这时候，半路总会杀出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什么亲人反对、手续无法完成、身体有恙，于是就顺理成章退缩了，退缩的时候还心生无限惋惜和幽怨，好可惜啊，我是多么想去实现理想啊，现实又是多么扼杀人。可是，真相只是自己缺乏行动力。
让爸爸在意的不是挣钱，而是他还要像现在这样继续活多久。从他有自我意识开始，他一直跟着周围人走，开始是被动，后来是主动，现在说不上是主动还是被动，只是没有别的选择。他不曾选择那些事情，他只想挨过那些日子，一段难受的日子接着一段难受的日子，挨过这段，争取再挨过下一段。他有过抱怨，但他也明白他没资格抱怨，很多时候是他主动听别人安排。这是他第一次觉得也许可以做个抉择。
五月的夜晚，妈妈的声音在电话里，既温存又焦灼，用表面的温存掩盖实际上的焦灼。她一向有一种对社会的笃信，像笃信一种宗教体系一样笃信周遭的社会，哪怕她自身曾经被这社会屡次抛弃。她急于让我融入社会，或者积累一些融入社会的资本。她甚至不了解那些资本，只是从哪里听来的：“你要不然考一个计算机证吧，要不然去学个新东方。”妈妈仍然会说她从七七八八的邻居那里听来的半真半假的消息，某某人考公务员了，某某人找男朋友了，某某人工作离家近。“邻居家的孩子”换成了别的名字，但角色是一样的。她希望我做的是简单稳定的行政类，没有前途，亦无风险。这是她从小耳濡目染知道的最高大的工作。
其实爸爸并不在意去哪里，也不太在意挣不挣钱。他当然会跟妈妈说是想多挣点儿钱，但当一个人真的想做一件事，他虽然会找很多理由，可若所有理由都不成立，他还是要做。只有这时才最需要面对自己。爸爸也形容不来自己的心情，那种感觉就好像原先下乡时，在地里干活干了一天之后，憋得不行，想找人打一架，或者使劲吹吹风，或者找到连他自己也想不出来的方法，只要透口气就行。又像是小时候在海河里游泳时溺水，想伸手推开水面，手扑腾、乱抓，只想出去，水面外面是什么却是顾忌不到的。
“你不明白，现在大学毕业生，2000块钱是个坎，不着急不行。”她的声音绵软，漂浮在夜色里，像酒酿，句子里有一种沉醉而轻微的苦涩。“我见过那些去超市上班的大学生，就搬箱子，一个月2000都不到，辛苦不说，还随时有可能让人炒掉。是真的，我亲眼见的。你不早点打算哪行，这眼看就还两个月了，得定下来了。你还是得应届找工作，这好多手续都好办，编制也好转，要是毕业还没工作，档案就给你打回家了，你就不算应届算社招了，找工作就难多了。”
爸爸端着碗筷去水房。在水房洗碗的时候，心里转动的念头更杂乱。王老西说的话当时他没在意，但时间越久，想起来的越多。王老西跟他说起过深圳的事，他也不知道王老西是怎么知道的，八成也是道听途说，但说起来还是头头是道。王老西说深圳那边全都是工厂，人们心思活跃，每天大批大批走私船进港，卸货都是电子表，小贩们蜂拥而上，能进多少货进多少货，回来倒手就卖掉，一转眼就能挣一大笔。他说那边是新时代，不跟上就落伍了。不得不承认，这些话很有煽动性。起初听的时候，爸爸只是怀疑其真实性，然而此时想起来，却变得极为吸引人。越是不能去，越吸引人。
“嗯，嗯。”我支吾着。
妈妈停下针线，忍不住抬头看天花板。住在现在的宿舍里，若仅仅是房间小也就罢了，让妈妈介意的是，住在男工楼，一楼道都是单身汉，只有一两对夫妻，出来进去实在不便，穿衣服洗衣服晾衣服都需要特别小心回避。床是上下铺，小夫妻做事的时候床板支扭乱响，两个人不得不提心吊胆。院子里像他们这样的小夫妻不少，都是因为有年底分房子这希望，才默默忍着，不埋怨不抱怨，挤在宿舍里，白天干活儿，夜晚等待。
“你要不然这礼拜回来一趟，跟我去我同事家坐坐？咱们给人家拿点东西。不是送礼，就是意思意思。我同事人家真挺仗义的，一口就答应了，都没说什么。”
《新闻联播》到了结束的时刻，字幕在主持人身上留下白色条纹，在爸爸的脸上投下不定的光影。妈妈还想去端碗筷，但爸爸以更快的速度起身，压住妈妈的手：“你坐着，坐着，我来，我来。 ”他叮叮咣咣端着碗盆，用肩膀顶开门帘子，端着碗筷去水房。妈妈本来还想说几句，见他出去，只好坐下来，擦了擦小桌子，又拿出针线活。窗外的大雨已经开始磅礴。昏黑的天地间，自有一份盛大的忧愁。
“我回不去。”
“我知道了，”爸爸拍拍妈妈的手，顺势将她手里的盘子和碗接过来，说，“我也没说立马就走，就是有这么个念头，想跟你商量商量，以后也许留意一下。你放心，放心哈。别瞎想，身体重要。 ”
“有事吗？那要不下周？”
“过些日子要排号了，你听说了吗？”妈妈仍然低声，似乎若无其事似的，将盘子里剩下的面条碎都倒到一只小碗里，又用筷子把小桌板上掉下的菜叶也拨进去，然后整整齐齐把碗和盘子摞起来，筷子握在一只手心里，一并端起来，但妈妈没有起身，而是抬眼看着爸爸说，“咱俩来厂里没多少日子，组织上又没什么关系，本来是双职工，分房子也还有几分指望，但你若是走了，凭我一个人肯定排不上。十月就要生了……”
“……我是不想去。”
爸爸不说话了。
妈妈开始了耐心的劝说。酒酿的声音蒸发进夜空。我心绪不宁，眼前有些恍惚的回忆，在昏黄的路灯下杂乱漂浮。楼下是一群骑车聚集的学生，准备夜晚在校外的狂欢，此起彼伏的笑声从青草缝隙里传上来，扰乱人心。我把听筒拿到一旁，妈妈的声音远远嗡鸣。
“可是……”妈妈明显不太愉快，低下头收拾碗筷，声音也放低了，似乎越是不开心，就越要压低所有情绪，“可是你要是不在厂里了，我怕……我怕分房的事就又黄了。”
“你无论如何回来一趟，”妈妈最后说，“不管最后上班不上班吧，也还是去人家坐坐，谢谢人家一番好意。”
“好多人都这么干，真的，我肯定会小心的，到时候肯定问清楚再干。”
于是定了日子，只有月余。我在黑暗中看着手机日历，闪烁的绿色如汩汩萤火。我看到未来如一堵墙疾驰而来，将我逼到退无可退的角落。我需要一个决断。
在妈妈心里，刚刚过去的严打令人心惊，过去十几年的斗争的梦魇也还未过去。她本能感觉到危险，某种狐狸即将掉入陷阱的危险。她觉得做买卖都是危险的。
我打电话给微月，打了好几次才拨通。
“这……国家让干吗？你小心回头把你逮起来。”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习惯于参考微月的意见。我和微月、林叶、何笑一起长大，从六岁到二十岁，组成各种想象中的小分队。我注视她们的生活，并想象她们对我的注视。我发现我已经很久没和她们三个一起聚了，算一算快九个月了。这让我有点吃惊。
“说不好，但机会很不少，”爸爸几乎开始杜撰了，“我听说有的国营厂家也找私人做买卖，让个体户替它们卖东西，挣个差价。”爸爸似乎听王老西这么说过，但记不清了。
“云云啊，”微月说，“我正好想找你呢。我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说，正在招人聚会。就在下个礼拜。你来吧？你一定要来啊。 ”
“做什么买卖呢？摆摊儿卖花生吗？”
“哦，好啊，什么事？”
于是他支吾道：“我就是想着吧，人家现在那么多出去做买卖的，都挣了钱了，我在这儿混一辈子也干不出什么，还不如找个买卖做做试试呢。”
“下礼拜你就知道了。 ”微月说，“你哪天合适？周六还是周日？”
可是爸爸却说不下去了。他自己也没想好到底想去干什么。出去的念头只是一时冲动，想脱离当下，可是却完全没有下一步计划。他自己也知道去王老西他们村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可是他也不知道又能去哪儿。
想到即将见面的可能性，我没有将我的问题和盘托出。
妈妈停下来听爸爸说。
挂了微月的电话，我拨电话给林叶。只把情况简单描述了几句，林叶就明确表示她支持我出国。林叶说，她面临一个更困难的选择。她原本计划好毕业就去南方，一个人打工旅行，给自己一个 gap year，但现在恐怕不能成行。她向往南方。她计划大四毕业之后就去云南，在那边住上一年半载，找一家咖啡馆或酒吧打打工，经历一番自己闯荡的人生再回来工作。这计划听起来又美好又独立，令人向往。然而矛盾的是，她考研考上了。原本只是为了敷衍母亲才报名，没想到能考上。这一下母亲不可能允许她出走。
“也不是想去他们那儿，我就是看看……”
“那你准备怎么办？”我问她。
“王老西？”妈妈迟疑道，“你想去他们那儿吗？”她顿了顿，迟疑着斟词酌句道：“你好不容易才回城的，难道还想再回去吗？图啥啊？那地方，你待了那么多年还没待够吗？”
“我还是想走。”她说，“云云，你也出国吧，咱们都走得远远的。”
爸爸咽了咽唾沫，小心翼翼地说：“王老西今天来找我，说了些做生意的机会……”
她打算迂回行事，跟妈妈扯谎说她去旅游，然后一直不回来，等错过了开学注册报到的日子，一切也就注定了。她计划用潇洒的一意孤行对付现实，计划得勇敢，但我听得出来，她的声音并没有像话语中表现得那么轻松。她显然不能够完全把她妈妈的意见当做耳边风。她也在犹豫她的选择，对自己并不确定。
“……去哪儿？”
她说着云南。云南。彩云之南。石板巷子，细雨蒙蒙，远处雪山，近处流水，重重院落小巧玲珑，东巴文的灯笼挂在老旧的木门外。她畅想到那边之后的生活，可以在打工之余去爬雪山，也可以在攒够一笔钱之后从香格里拉进藏。她甚至已经准备好了要带去云南写日记的牛皮记录本。
“不是这个问题，”爸爸说，“我是想……你说我要不然出去找机会试试？”
我从林叶的声音里看到那种让我熟悉的耽于幻想。我想起中学时上课抄歌词的她。林叶喜欢许许多多小物件。她迷恋美的物体，以近乎收集癖的热情收集种种漂亮的小东西，可以跑遍城里的每一家小店去买一个装硬币的小香囊。美丽小物和她自己对美丽远方的描绘混到一起，勾勒出一幅悬浮的画。林叶和罗钰一样喜欢事物的外表，但是她和罗钰的区别在于，她给所有外表附加一份情怀，因而那些事物更美，也更不真实。
“不一定啊，”妈妈连忙说，她大概是怕爸爸不够自信，于是拼命鼓励道，“真不一定啊，你才刚回城没多久嘛，很正常的，我觉得你能力强，好好表现，将来升科长应该没问题。”
挂了林叶的电话，我停留在操场边。初夏的晚风吹过脸颊，操场上夜色浓郁，散发淡淡的塑胶跑道的味道。超市门口莺莺的说笑声远远地伴着夜风漂浮而来，空气有一种心醉神迷的懒意。我在夜色中，心里很沉。我能听出来，林叶没有她希望的那么义无反顾。她讲放弃读研的事情时留了一些余地，最后又说起母亲的厉害。她说着她所不愿的和所愿意的，那种耽于幻想但却缺乏行动力就和我自己一模一样。
“我是觉着，我在这儿一直干，可能也没什么机会提拔，领导也不会重视……”
之后两天，我在网上联系到何笑。何笑正在香港交换，她说她已经找到了工作，回北京参加毕业答辩，之后就要留在香港了。视频里，何笑梳一个短短的马尾辫，人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很精干，很爱大笑，很健谈，讲话也还是逻辑清楚，不紧不慢，没有一点颠三倒四。她没有劝我该出国还是该工作，只是劝我想好这两条路的成本和收益、短期成本和长期收益。她说，算长期收益的时候，一定要把心情化成效用放进算式。
“啊？……什么意思？”妈妈愣了愣，小心观察着爸爸的脸。
何笑是我永远做不到的那一极。她一直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六年级我们一起去上小学奥林匹克班，全市报名的学生一起考试排名，二十个班，我考到十四班，她在一班。后来她就考到最好的大学。在她身上我第一次懂得智商的力量。她并没见得多么刻苦，几乎从来都没有费劲，也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秋丽啊，你说，我要这样在厂里干一辈子吗？”爸爸问。
她在大学里做了好多事，一会儿听说她参加了某个国际学生组织去了欧洲，一会儿又和一群西班牙学生在北京救助残疾孤儿，总之是忙碌而高端。她的生活永远被想做的事情占满，永远只有没做到，不会有不知道做什么。这是我曾经希望自己能达到、却知道自己达不到的那种状态，让彷徨无处存身的状态。我猜想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彷徨。
新闻快结束了，妈妈把碗放下，筷子轻轻撂在碗上，刚要开口，爸爸却先说话了。妈妈一瞬间把话咽了下去。她已经习惯了什么事都让爸爸先说。
何笑学的专业是数学，这是我听来就觉得艰难的专业。起初我以为这专业是做学问的，可是后来我听微月说，何笑做金融，大三就去实习，每周只去两天，一个月工资就有三千块。我吃了一惊，这是我期待的毕业后的月薪水平。当时问何笑，她笑着说这不算什么。这一回得知，她毕业后年薪有五十万港币，相比起来，那三千确实不算什么。我早就知道何笑厉害，但没想到是这么厉害。她不需要纠结，因为只选最好的就足够了。
妈妈吃得心不在焉。她很想问问爸爸，分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她早就听工会里的人议论说，下一轮分房子就快了，马上要开始排队。她觉得要是生了孩子，怎么也得有间屋。她想鼓动爸爸去找领导打听一下，可是又不敢说太多。妈妈总觉得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过多插嘴。她怕鼓动得多了爸爸不高兴，又怕爸爸去找领导给同事留下口舌。话在心里转着圈，不知怎样才能说得不经意。
何笑没有太多讲到她的工作，也许是知道差距太大的东西会引起尴尬。我们讲到北京，讲到伦敦，讲到香港，又讲到我们的城市、小时候住的街道。最后何笑说她最喜欢的城市是香港。那个地方比较简单，节奏也快，做事情礼貌又不讲私人感情。香港公司税收也很低，适合工作。
电视里播放着日常消息，用各种讨人喜爱的花巧告诉人们：这一次，时代是真的变了。经济形势喜人，钢铁产量再创新高；小平同志南巡后，广东再掀新一轮迅猛增长；各地兴起创办公司热潮，“公司”成为热点词汇；各地纷纷涌现“步鑫生”。在播音员昂扬的声音里，万物积极生长，数字宛如顶破土壤的竹笋，肆意蹿升。
“你在香港见过古惑仔吗？”我问。
妈妈用筷子将面条挑到一个小盆里，把茶缸里的凉水倒进去，晃了晃，用筷子搅了搅，再把面条挑到小碗里。小碗的瓷边有一面破了口，妈妈小心地把破口的一面转开才递过去。爸爸把长袖工装脱了，穿件短袖背心，岔开两腿，肘支在膝盖上，吃得呼噜呼噜。妈妈转开十八寸电视，播音员的标准普通话像蜡烛光充满小屋的角落。爸爸将头埋在碗里，心事重重，一边吃，一边在心里酝酿要说的话。
“哪儿有古惑仔，”何笑大笑着说，“我刚来的时候也问人家有没有古惑仔，人家说那全是拍电影的，实际上根本没有，治安可好呢，到了晚上街道都很静。”
“哦，”妈妈很惊喜，又有点羞涩似的说，“放书桌那边吧。”
“我很想去看看尖沙咀。”
爸爸举起手里的塑料袋：“我买了苹果。”
“来吧，来吧，来找我玩吧。”何笑笑道，“不过可看不到打架，也没有帅哥。只能看见逛街的人，人多死了。许留山特别好吃。你要是来找我玩，我请你吃许留山。你吃榴莲吗？哈哈，你那是偏见，香港榴莲跟北方榴莲不一样的。真的，我不骗你，熟榴莲可甜了，咱们那儿的都不熟。榴莲班戟特好吃。班戟就是一种加奶油的小糕点。你来了就知道了。你想买什么名牌吗？我可以帮你寄回来。这边尽有人给国内寄东西。不过香港也挺小的，一会儿就走遍了，你要是来了怕是会失望。”
“可惜没买到黄花菜。”妈妈说。
“你以后想一直留在香港了吗？”
“我正想吃面条呢！”爸爸笑嘻嘻地说。
“嗯……或许吧。我其实也不觉得香港比北京好，我就是想拿个香港身份，以后出国就不用签证了，旅游比较容易。哈哈，我也没什么追求，以后就是想去旅游。对了你知道吗，香港有一种树，就是咱种在花盆里那种橡皮树，人家种在山上，长得比房子还大，真的，你看了就知道，特别有意思。我小时候以为香港只有高楼大厦，谁知道竟然有这么多树。我挺喜欢树多的。这边到夏天去海上玩也方便一点……但香港真的很小，”她最后说，“我小时候没想到香港这么小。”
爸爸风风火火地推门进屋来，一屁股坐到妈妈身边。他脸湿漉漉的，头发揉得翘起来，显然是刚刚去水房洗了脸。爸爸见到锅里的面条，附身到锅上，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探过身子，看看瓷缸里酱兮兮的木耳蛋花卤。
五年以后，当我真的在香港见到何笑的时候，她刚买了房子，很小很小的一个单元，但九万港币一平，对我来说就是豪宅了。就在太平山脚下，四周就是她说过的那种漫山遍野的橡皮树，很厚的肉肉的叶子，捏一捏仿佛能捏出汁水。我原本以为香港是一个非常硬的地方，但实际上感觉很不一样，大片绿色的山上林木，丰沛的雨让绿意肆意泛滥，时而台风过境，像天与地搅入一股混沌的洪流。那种地方，实际上是非常柔软、能感觉到蓬勃的生命力的。人们的日子过得扎实而有劲道，仿佛随时有奔头。这种地方很适合何笑。
窗外风大了，吹得杨柳枝狂放乱舞，云低沉压到自行车棚上，就像要把车棚压塌了。天看上去是黄褐色的，雨一触即发。
我永远也不能像何笑那样。事实上，我永远也不能像她们任何一个人那样。她们每个人都有某种显在的、实实际际的、愿意去追的东西，靠努力就能在红尘凡世中获得的东西。这是一个人想在这世上获得一种生活信念的必要条件。而我自己，因为想找的东西过于虚无，支撑我的信念就显得如此虚无。
妈妈一直觉得能和爸爸结婚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妈妈第一次见到爸爸的时候，爸爸就从晒谷场后面的草垛子上一撑、一跃，跳到田地里，那动作连贯轻松，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露出好看的小臂线条。爸爸和同伴跳出去，就一路跑远了。妈妈一直在后面目送，她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嫁给他。
我有时想问她们：“你们觉得自由吗。”可我始终没有问过任何一个人。我怕她们反问我：“难道不自由吗，有这么多选项，会不自由吗？”如果她们这样问，我会无言以对。我知道她们说得有道理，可我知道，我想要的不是这些选项。这让我觉得十分绝望。
当爸爸自行车的铃声在院子里响起来的时候，妈妈正好将挂面下到锅里。这是工厂宿舍，单人小屋，没有厨房，屋里只有一只棕黑色布满铁锈的蜂窝煤炉子。灰色小锅架在炉子上，炉子竖起一根烟囱，伸向房顶，拐了两个弯伸到窗户外面。铁皮小锅侧面凹凸不平，被长年灼烤熏得一片漆黑。蜂窝煤炉子底下的小炉门开着，能看得到里面燃烧的红色，煤渣堆在炉门外的簸箕上。炉子是房间里唯一的暖源，取暖、烧水、做饭，都指望它日复一日地勤勉。小锅中水轻声沸腾，发出低低的咕噜，面条刚入水还硬，直挺挺地支棱在锅边上，妈妈一边扇着热气，一边用筷子搅动。她从窗口望见爸爸的自行车，看到爸爸大老远就一片腿下车，单脚蹬在踏板上，快速滑行到窗下，跳下地，把车子锁上，往墙边一扔，跑进楼来。这动作连贯，一气呵成，妈妈心里偷偷有点骄傲，爸爸还是那么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