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牌子那一天，爷爷看着干活儿的人蹬着梯子爬到大楼大理石门边，将一块黄铜黑字的崭新竖长牌匾从车里搬出来，和底下接应的人一人一端抬着，小心翼翼挂上，用一块旧抹布稀里糊涂地擦了擦往墙上挂，两个人相互喊着校正。爷爷知道，这是大幕转换的象征，意味着某种时代的变迁，但是他并不兴奋，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踏入这座楼时，也曾以同样的迅捷动作换门外的牌子，那么相似，那么模糊。又想起更久远的时候，太原银行楼被接管的时候，换牌子的动作一样迅捷——所有记忆都有相似之处，全都混在了一起，似乎没有了区别，只剩下了姿势和动作。
一九八四年这次人民银行拆分，倒是爷爷的一次机会。文革中，爷爷丢了工作，农场劳改，平反之后也没有原来的位置，这次拆分给他派到新的部门，也算新的开始。其实不能叫拆分，办公室还是一样的办公室，人也还是原来的人，连写字台和文件夹都毫无变化，只是办公室外面的牌子换了一块，牌子上的字换了，文件纸的抬头也变成了红色的工商银行字样。爷爷和同事们默默看着这场转变，没有太多动荡，就好像一切如常。
这种感觉在心里动荡起来，引起唏嘘的感叹。
没隔几日，爷爷跟着队伍被拉到了天津。那时候平津战役已经快打完了，爷爷听人说，进城就这一两天的事。在天津城外，所有这些小职员挤在几辆大车里，在干瘪的肚皮催促中遥遥望着远处爆炸的尘埃。冬日严寒，锁在大车里吐气成烟。爆炸隆隆既是毁灭，又是希望。他们揣着手蹲在车里，怀念家乡削面的味道。不知过了多久，大车轰隆隆启动了，咣当咣当将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像倒果核一样倒在城市的街道上，又轰隆隆开走了，“果核们”骨碌碌滚进每座建筑，就地扎下根来。爷爷第一次见到那几座银行大楼，倒吸了一口气。森严又高大，站在底下有压倒的气势。一种异常陌生的感觉扑面而来。爷爷没见过这样的建筑，大石块，方方正正巍峨的立面，几根大柱子竖在正面，灰扑扑却有光泽。建筑外面飘着撕裂的横幅，扑簌簌随风显得破落。爷爷跟着大部队涌进楼里接管，看到成箱没带走的档案和红木书桌上散落的废弃文件，想起在太原的国统银行被接管的时刻，也是这么多废档案。他怔怔地站在楼道里，有点恍惚，后脑勺被队长一拍：“干吗呢，快搬啊。”
做选择的时候，我习惯抛硬币决定。在硬币跌落在地的瞬间观察内心的感觉，看自己是想重抛一次还是长出一口气，就知道自己真实的愿望倾向于哪端。这次情况比较特殊，硬币在空中飞了很久，在地面上又竖直旋转了很久，直到同学聚会的那个晚上，始终不曾有一面贴近于地面。
解放太原之前，爷爷就是这种最普通的银行小职员。太原战役中，银行头头全部撤离，共产党军队浩浩荡荡开进城里，爷爷和同事都是被接管的对象。共产党干部问他们：“想不想干革命？若想，就跟着一起，若不想，就解散回家务农。”爷爷那年十八岁，才工作了两年，懵懵懂懂，问他们：“干革命有饭吃吗？”干部说：“当然有，干革命发馒头。”爷爷仔细想了想，回老家都是山上的贫地，不下雨就要饿肚子，说什么也不能回老家了，就说：“我干革命。”
同学聚会结束之后，我带着昏沉的倦意上楼。
爷爷的世界也算是经历变迁。小时候爷爷住在晋中山上的小村子，极穷，地都在坡上，从山脚到山腰，村子依山而建，细长不成样，隔几十米有一座低矮的土房，守着斜坡上几分梯田，山上的房子住的人若想下山，只能顺坡滑下。那地方自古荒芜，没什么改变的希望，几十年如一日的绝望，地形扼杀辛劳。再加上打仗，日本人和土匪来一遭就更荒芜一遭。总归是没办法了，孩子大了不得不送出去外面讨生活，走西口也好，当兵也好，任其自生自灭。所幸，爷爷有一个表舅舅在太原市工作，做生意，认识些银行里的人，爷爷十五岁就被送去做了学徒。爷爷走进国统银行，第一次穿衬衫，小心翼翼，养成了观察周围人的习惯。
要出国吗？不要出国吗？出国就能有期待的自由吗？我想象出国后的生活，独自租房，偶尔打工，见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去一些不认识的地方。这种想象对我来说有一些吸引力。我有那么一点点想走了。无论外面的世界是否有实际的自由，至少不会永远被重复的俗常和人际交往的重负锁住，至少有想象的自由。
爷爷常常回忆起文革之前的那些日子，规矩、僵化、缺少自由度，却也缺少欺诈的日子。爷爷早年在银行的工作是资金拨付，国营企业日常有大笔资金由爷爷他们负责拨付。棉纺厂、轴承厂、电视厂，将资金送过去，任务派下去，过段时间将厂子的棉布、轴承和电视收上来。爷爷他们要做的就是将这拨付与回收算清楚，并随时去厂里检查工作。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他们是领导，厂长书记都得郑重迎接他们，他们也态度严肃，账目看得一丝不苟。早年没有运钞车，银行职员用三轮车驮着纸箱装满的纸币，穿过城市，运到城郊的工厂。钞票很沉，三轮车驮着蹬起来很费力，大腿蹬下去的时候能感到酸涩的张力。纸箱子只做了简单的封装，没有武装押运，但那么多年谁也没动过手脚，也没有遇到过劫匪。很多年后爷爷仍然能回忆起街上的光明坦荡和噤若寒蝉。那时候，若谁敢打钱的主意，当场就要被抓起来毙了。因为噤若寒蝉，所以光明坦荡。
只是需要花掉爸爸的一大笔钱，而这是我不愿意的。还有如何与妈妈交代。想到这里，我的脚步又有点迟疑。楼道黑漆漆的，公共灯泡又坏了，无人修理。我从玻璃污浊的小窗口望向月亮，在这仅有的微弱光源下，脚下的路模糊不清。
爷爷也陷入了沉思。这些天他们在处理工商银行的建立，将人民银行的存贷款陆陆续续转过来，新贷款多得批不过来，他心下有些不安。骗子越来越多了，骗钱骗贷，有的就是以厂子的名义贷款，却去黑市上倒卖东西。
敲门之前，我下定决心，整理了三两句开场的话，准备应对探询。
爸爸沉吟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他在几年之后才明白爷爷说的大问题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晚上，他没想那么远，只是估摸这种风险遭遇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以及风险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决定看看情况再说。
——妈，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出去。
“黑市吧，”爷爷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都有黑市，就连国债，听说都有很多人一边收，一边倒卖。厂里的东西也是，外汇也是。以后不知道国家怎么处理黑市，要是处理，得打击好多人，不处理，早晚出大问题。”
——妈，你说的困难我都明白，我只不过不想这么快就把一辈子一眼望到头了。
爸爸想了想问：“那如果出问题，最大的危险在哪儿呢？”
敲门的时候，我对命运的偶然性没有过任何思考。
爸爸于是言简意赅、挑挑拣拣地把王老西和于欣荣的计划说了，问爷爷这样做是不是合规矩。他没说他们是偷偷拿到的外汇指标，只说外汇局有这些外汇留成，主动想去做生意。爷爷沉吟了片刻，说外汇的事情他们不管，但凭直觉看，这事情有风险，最好谨慎。
推开家门，我看到一个年轻的陌生男人坐在客厅里，低头和妈妈谈话。妈妈匆匆招呼我一声，就又低下头看什么。我进屋收拾床铺，他们说话的声音就顺着门缝飘了进来。我断续听到一些，捏着床单的手就无法继续了。
“不是，不是，”爸爸忙说：“秋丽没事。”
我出来喝水，等水开的工夫站在厨房和客厅之间听。我轻声咳嗽，想引起妈妈的注意，但妈妈蹙眉研究几张打印的纸，没有听到。那个人抬头看了看我，讨好似地笑笑。他挺年轻，刻意用发胶把头发梳到后面，还穿了老气的西装，但看得出来最多也就二十八九岁。他似乎想和我打招呼，但又怕影响到妈妈而没有出声。
“还在那儿，就换了块牌子。”爷爷放下了筷子，问：“到底什么事？秋丽有事？”
妈妈确实在思考，这是很少有的事情。妈妈常和大院里的姑婆聊天，从别人的七嘴八舌中混乱地形成自己的印象，很少像这样长时间思考一件事。让她陷入这种思忖的必定是某种令人发愁的事情，发愁却又难以述说的事情。而且一定是某种具体的事情，具体而微，妈妈的严肃不会放在抽象的东西上。她有限的精力相当专注地集中于把握自己困难的生活。
“哦，”爸爸这才想起来，好像听说过这件事，“那您不在原来那儿上班了？”
我站在厨房边上，心里隐约有不安的感觉。妈妈也看到我了，但似乎不想让我听到他们讨论的内容，刻意把声音放低。我切了水果，又热了一杯牛奶，微波炉转动的哄哄声盖过了他们的低声谈话，但给我继续观察的时间。我从听到的只言片语中编织事情的全貌，并思忖这种全貌的意义。我望着厨房墙上瓷砖的缝隙，有一点眼晕，又把眼睛转向客厅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片渗水之后干涸的污渍，留着岁月的痕迹。我知道，在我没有留心注意的生活背后，很多东西一直在行进。
“工商银行。今年人民银行拆分，我们归工商银行了。 ”
等那个人走后，我问妈妈：“还差多少钱？”
“什么银行？”
“嗨，没事，我这就是打听一下。”妈妈掩饰道，“他是到小区里来拉客户的，我是被他缠住了，才进屋说说话，没当真的。你别管了。”
“不是了。给我分到工商银行了。 ”
我继续问：“还差多少钱？”
“还在原来的处里吗？”
妈妈断断续续把情况一一讲了。她说话的时候，仍然是一种试探性的小心翼翼，似乎是怕她的话给我造成负担。这和她试图劝导我的时候不一样，在她叙述现实处境时，她的话语表层覆盖着一层很脆弱的惊惶不安，像冰盖下面流着不定的水。这种惊惶轻触着我的理智。妈妈一直不知道，从小到大，能够改变我的并不是她的言语教导，而正是她偶尔流露的脆弱不安。
“还好。”爷爷点点头。
妈妈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还说不定呢，你也别担心，我再打听打听。要拆也不是这一两天的事。 ”
“爸，您最近工作还好吧？”爸爸却想先聊聊家里的事。
妈妈的忧愁是显而易见的。家里的房子是厂里八十年代盖的老楼，年久失修，冬冷夏热。下岗之后厂里为了缓解工人情绪，没有收回，任我们住，但是产权却不是我们的。现在听说要拆迁了，最早年内就要动工。因为没有产权，所以没有谈判资本，也不可能拿到多少赔偿。周围的商品房每天涨价，几年间已经有十倍涨幅，赔偿金远不够再买新房。消息越近，就越让妈妈惊恐。这让我想起了徐行的话。印象中他是第一个劝我买房子的人。他的话对我来说遥远而陌生，属于一个我不喜欢而直觉性拒斥的领域。然而他的话还是对我产生了影响。在电风扇的白噪声中，我看到周围漩涡上涨的金钱的暴风和妈妈在暴风里的晕眩。
“到底什么事？”爷爷边吃边问。他见爸爸风风火火过来，却不说话，心下狐疑。
妈妈的一生就在这样的提心吊胆中度过。她早年被风吹来吹去，在厂里好容易安顿了，干了差不多二十年，像抓住一棵大树一样死死抓住厂子的枝叶，以求一世安稳。但她寄望的事物从来就不是依托的屏障。秋风过境，她还是如落叶飘零，该下岗时第一批被赶出了厂，几乎没有收入。现在下岗八年之后，没有稳定工作，如果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就有一种人生提前归零的悲伤。
后来的二十几年间，爸爸不在爷爷身旁，他没有见到爷爷将这样的清淡饮食保持到晚年。爷爷几十年对美食一眼都不看，虾蟹绝缘，鱼不碰，从未破例，即便是过年餐桌上摆在眼前，也不会动筷子，冷食一口不沾，辣不吃，肉也吃得极少。每每当别人问爷爷要不要尝一点，比如寿司，比如披萨，比如烧烤，爷爷都笑笑扬起筷子，拿一个馒头，自己拨一点炒得软烂的蔬菜，吃得平静如常。这是一种我极为熟悉的固执，任凭世界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固执。
在这个躁动的夏日之前，这些事情从未真正进入我的头脑。我看到突然出现在白纸上的图纸和数字，有一种虚幻和现实交错的不真实感。我头脑中快速闪着数字。也许他是对的，我想，也许他们都是对的。我想到微月早早的婚姻，想到于舒的劝诫，想到徐行，觉得一些事情可能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遥远。
晚饭的时候，爸爸注意着爷爷，吃得很小心，生怕自己碗里香气十足的肉龙勾起爷爷的食欲，让爷爷的禁欲显得更痛苦，食不甘味。然而爷爷面色如常，眼鼻观心，吃得舒适坦然，不但不注意爸爸碗里的食物，而且即使有时看到了，也没有任何反应。不像是刚被医生禁食，倒像是从没吃过。爸爸起初以为爷爷是克制，后来才发觉，爷爷是真的没有一点吃的欲望，看都不想看。爸爸由是心生敬意。他意识到爷爷内心的平静和意志力，不是强制，而是心里的无欲。
“还差多少钱？”我又问妈妈。
爸爸观察了一下，如果自己不来，爷爷奶奶就只熬了一个白菜面筋，配馒头和一锅清汤寡水的面片汤，加了个鸡蛋，却连一点肉星都没有。爸爸忧心，问奶奶怎么不吃得好一点，是不是缺钱花，奶奶连说钱没问题，只是爷爷的胃病越来越常犯，实在是沾不得油腥。爸爸一惊，忙问爷爷的病已经这么严重了吗，有没有看医生，有没有吃药。奶奶说医生倒也看了不少，都说只能养，很难根治。爷爷这也是老毛病，小时候穷，年轻时遇上战乱，到了中年送去农场劳教，在批斗中动辄被饿上两天，或者被喂下去坏掉的残羹冷炙，胃被拳打脚踢，经不住折腾，再加上年纪大了，终是一天天坏掉。现在除了暖汤、稀粥和煮得很软的面片，几乎吃不了其他东西。爸爸心里越发沉了，他不知道爷爷的胃病变得这么严重。
给爸爸打电话之前，我来来回回摇摆了好几次。我回到学校，在楼下的树荫里走来走去，避开散步遛狗的情侣和可能碰见的熟人，试图在躁动的夏夜理清楚杂乱的思绪。在树荫尽头、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我凝视着黑夜中影影绰绰的建筑，像看到晦暗不明的未来。我的口袋里有一枚硬币，我捏了几次想拿出来，手心里有微微的汗水，但始终没有拿。
爸爸跟着奶奶进了厨房。奶奶的喜悦溢于言表，但性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慢，不多说，也不多问，只在和爸爸一起洗白菜的时候问爸爸的身体，又问问妈妈。晚饭多加了一个豆角炒肉丝，又临时揉了点面，蒸了两个肉龙。都是临时之举，爸爸知道这全是给自己的。
电话通了，声音有些嘈杂，有木器和地板撞击的声音，似乎有人在搬动家具。这是欧洲时间的下午，爸爸应该是在店里忙碌。我几乎能看到他潦草塞在裤腰里的衬衫和挽到胳膊肘的袖子，用肩膀和耳朵夹着手机，手背擦额头的汗水。说话之前我又有点犹豫了。我告诉爸爸我的想法。我没有说家里的困窘，没有说拆迁的事，没有说钱，只说了我的决定。我不想让这通电话变成诉苦，变成这些年的抱怨，进而变成对爸爸缺席的讨伐。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表示他怎样都会支持。
爸爸打着哈哈说：“晚上走，吃完饭就走。”
“不过，你真的愿意做公务员吗？”爸爸问我。
爷爷奶奶在家，见到爸爸，颇感惊讶。奶奶迎出来，微驼的背上裹着一块大围巾，见到爸爸就拉住他双手。爷爷也从里屋出来，手上拿着当天的报纸，讶异地问：“怎么今儿回来？明天不上班吗？”
“不太愿意。”我说，“不过先试试吧。”
爷爷奶奶只有五十出头，都还没有退休。爷爷在人民银行，奶奶在居委会办的一家集体工厂做砂轮。爸爸幼时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但自从初中头脑发热，和家里关系就开始紧张了，十六岁下乡之后更很少回家了，回城之后直接住到厂里，几周才回一次，每次带着妈妈千里迢迢倒两趟公车，麻烦得紧，去的也就少了。爷爷原本个性持重，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厉害，更养成了寡言的习惯，凡事沉在心里，很少与人言。爸爸这些年和爷爷有些疏远，相见有些尴尬。但这个世界上，爸爸最在意的，或许唯一在意的，也就是爷爷的心思。
我没有跟爸爸说的是，我还记得小学时候有一次回家，看到妈妈为买贵了两双袜子郁闷，十二岁的我觉得她不够成熟，觉得将来的日子一定会变好，想着以后由我来替她打点一切。那个时候，面对面的孤单让我觉得妈妈窘得可怜，以为未来还很遥远。
晚上，爸爸先来到爷爷家。爷爷家骑车过去要一个小时。爸爸忽然想去，因为无论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他都想听听爷爷的意见。
我问爸爸：“爸，你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事是你不得不做的吗？”
王老西捅了捅爸爸的胳膊说：“哥们儿不赖啊，多亏有你。”王老西大笑着上车而去，爸爸在原地愣了好久。
爸爸想了片刻说：“总还是自己选的，归根结底，都是人自己选的。”
直到从外汇局出来、分手的时候，爸爸才知道，他们成功拿到了 500万的外汇留成指标。
“那如果一边是自由，一边是责任，该怎么选呢？”
爸爸不语。
“我不知道。”爸爸说，“……不过这俩，一般分不开吧。”
于欣荣又低头说：“我知道你成家了，挺好的，不过别跟我说你家里的事儿，我不想听。以后没事儿多上我们这儿来坐坐，咱好好聊聊，看还有没有别的合作的机会，现在挣钱机会多着呢，咱们双方都有好处。”于欣荣说得不动声色，让人判断不出她的态度。
那个晚上过去没几天，我就去签了工作合同。妈妈老同事介绍的工作，一直等我确认。工作是在区里统计局，档案挂在其他单位，只是借调到统计局，不算公务员，我也不知道算什么编制。据说过两年就能转正。我对这些事既搞不懂，也不关心。
爸爸不语。
我还记得跟着妈妈去她老同事家里的情形，我们拎着超市里买的包装夸张的干果牛奶和橄榄油礼盒，外加一条几百块的伪名牌大花丝巾。她老同学是个瘦高个的小眼睛女人，大笑的时候露出长长的牙床，说话很热情，对帮忙的事情表现出慷慨大方，说不过是小事一桩，但与此同时又非常傲慢，委婉又含蓄地指出了丝巾品牌的不上档次，为我们普及了几个牌子，说的时候有一种拉开阶层差距的刻意。妈妈说过，老同事原先在厂里不大受待见，因为腿脚不好总是少干活，和很多人关系不好，妈妈因为曾在她生病的时候照顾过，算是她少数几个有来往的同事。她的老公话不多，说了几句话就摆摆手回到房间去了，似乎这样的事情虽然愿意做，但他作为大人物却不愿与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结交。
然后于欣荣送他们出门，一边走，一边撒娇似的说：“怎么样，我还行吧？”
妈妈寒暄着找话题，对显而易见的轻蔑视而不见，听着老同事对小孩的炫耀，还配合地频频点头，一个劲说着夸奖和感谢。这让我觉得十分心酸。我几次想拉她起来回家去，可是又忍住了。从她家出来，我对自己十分愤懑。我为我没能及时找到一个工作、又没有能足够坚决地阻止妈妈感到愤懑。
直到最后，中年男人说了句：“好事，国家现在讲开放，咱们这也是响应国家号召了。”
毕业前那几天，我回到学校参加答辩和毕业手续。我的作息晨昏颠倒，陷入一种魔怔，半夜里会突然坐起来，醒来自己也吓一跳。在梦里，我回到中学，又从中学梦到大学毕业。在梦里梦到的大学毕业中，我是仗剑行走天下的骑士，穿侠客的短衫，骑高头大马，以梦想为旗帜在世界驰骋，组建自由思想的花园，写天下传奇，除人间不平。我梦到我在鲜花灿烂的原野里大步行走，昂首挺胸，面色骄傲，想象着全天下人对我的钦羡，然后突然一瞬间，我看到地上的脸，每张脸躺在一个舒服的土坑里，带着讥讽的笑意看着我。我突然无法行动了。我意识到他们已经躺在那里好久。
心思翻转中，爸爸被王老西一路拉上了楼梯，跟着于欣荣进了走廊右侧一间小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唯一的一张办公桌，桌后有一个半秃顶的中年男人，正抽着烟翻当天的日报。于欣荣叫了一声“赵处长”，三言两语把王老西他们的请求说了，一边说，还一边巧笑嫣然地俯身到秃顶男人耳边，叽叽咕咕讲一些话。爸爸看得烦躁，把脸转开，看着墙上的日历，看着窗外车棚，周遭的对话躁动漂浮，进不去耳朵。
我于是惊醒过来。
爸爸心里翻过了几轮念头，他先想着上去打于欣荣两个耳刮子，也算是解了多年心结，但他这一辈子没对女人动过手，即便是文革中武斗的那几年，也没和女人打过架，真到动手时有点下不去手。另一方面，于欣荣的若无其事让他觉得，自己若是仍然记仇，倒显得气势上落了下风，就好像对方已经完全忘却了的事，自己还一直念念不忘，从心理上就弱了一头。最好的办法是做出无所谓的轻蔑状，然后找另外的机会，也狠狠摆她一道，拍拍手走掉，既不显得怨妇一般纠缠不休，又释放了心里的郁积。只是爸爸也不知道，眼下要谈的这桩生意是不是合适的机会，毕竟现在要从于欣荣手中拿到他们所需的外汇，要求助于她。
毕业两周后，我开始上班。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最初的几天只是开会，然后负责把表格上手写的数字输入电脑上的Excel。统计局总共十几个人，除去局长、副局长、科室主任，以及司机后勤，也只有不到十个人做业务，每个月把全区的企业工商户报表收上来，输入电脑，计算总和数字，然后写常规分析报告，这样连滚带爬把所有流程走完一遍之后，一个月的时间也差不多过去了，准备开始下个月。从巨大报表上的潦草数字能看出什么，我不知道。那些数字从纸上进入电脑也仍然是数字，不带任何表情。我计算着这个月比上个月多出的数字，但是这种增长意味着什么对我是个谜。
她带着王老西往前走，爸爸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于欣荣回头，又走回爸爸身边，问：“你顾虑什么呢？顾虑我吗？你放心，咱们今天就谈生意，别的什么都不说。”见爸爸仍然犹豫不决，又粲然一笑道：“走吧，干吗呢，我又不能吃了你。”
工作后三个月，中介帮助我们以我的名义办了贷款。这些年爸爸陆续寄回来的钱，妈妈存下来约莫二十万，加上二十万贷款，买下了一套近六十平方米的小两居商品房。贷了三十年，一个月还款一千多。商品房离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不远，在城市比较偏僻的地方。交钱那天，我跟妈妈去看了正在建的工地。样板间小巧玲珑，表面华丽，工地一片狼藉，未来的房屋以钢筋水泥的样式仓皇裸露着。
于欣荣一笑，朝楼梯歪歪头：“我能说话不算话吗，上楼说吧。”
我在尘灰的风里站着，感觉日子像这工地般狼藉。
王老西有一点得意洋洋，俯身向于欣荣说：“我把人给你带来了，指标的事怎么样了？”
工作一个月后，有一个晚上，我去爷爷家吃饭，爷爷问起我工作的事。那时爷爷刚过了七十四岁生日，记忆和思维有着与年纪不相称的清明。爷爷问我工作方法、细节、GDP数据的统计正误。这些事情少有人问，一般人问的多是编制、工资、福利、分不分房子。那时我才知道爷爷心里仍有天下。
“是我求他啦，”于欣荣抢先说道，“王老西来求我办事，我就跟他说，他要是能把你带来，我就帮他的忙。”
那时我刚入职四周，说不上了解。爷爷问我的工作的事情，我大多答不上来。
爸爸有点怨怒地看着王老西：“你这是……？”
“你跟我说说，”爷爷从老花镜背后看着我，“每年这 GDP数据真实吗？”
爸爸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片刻犹豫间，于欣荣已经走到他面前，扬着头对他说：“是我让王老西把你找来的。”
“这……我也说不好。”
他呆愣住了，接下来的反应是转身要走，可是王老西拉住了他。下一秒，于欣荣在身后清脆地叫了一声：“沈智，不认识我了吗？”
“有造假的地方吗？”
是于欣荣。
“我不知道啊。”我说，“我刚来，这种领导们管的事，是不会跟我说的。”
就在两人推推搡搡进入大厅的一瞬间，爸爸看到了楼梯上走下来的人。
“数据可不能造假啊，”爷爷的眼睛一眨不眨，在老花镜背后瞪得很大，“可不能造假。”
在外汇局大楼门口，爸爸忽然不想进去了，王老西连说带哄，拉着他往里走。
“我知道，我不会的。”我连忙承诺道。想了想我实在没有承诺的资格，又补充了一句，“我也就是录入数字，只能保证录入的是真的。但要是别人改数字，那我也没办法了。 ”
不知为什么，爸爸有点不安的第六感。
“你们下去查吗？”
王老西跟上来，靠近爸爸身边，神情亢奋地和爸爸说着他这一个下午打听到的新情况。他一边指路，一边说着他认为这件事如何如何有利可图、如何如何可靠、如何如何有发展，说这次若成了，将来可以顺便搞进口，又说这次还有大人物支持，一定不会出娄子。爸爸问今天到底带他去见谁，王老西非说待会儿你见到就知道了。
“还不太清楚……可能有审计部门去查吧。”
下午下班之后，爸爸一出厂门，就看见王老西抽着烟，推着自行车在门口等着。他用嘴叼着烟，一只手拿着一只小镜子，另一只手对着镜子反复捋额头前的几撮头发。看见爸爸，他很开心似地蹬了一下车子，滑行着过来，对从厂子里结伴而出的女工像熟人一般打招呼，引人侧目。爸爸看得尴尬，不想引人注意，低着头往小路上骑。
“得去查啊。”爷爷叹了口气，“不查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
爸爸有点疑惑地看着他。两只麻雀打打闹闹着从他们脚边跳过，飞起来，唧唧啾啾飞过阳光下安睡的湖水，四周的垂柳恬静怡然。
那些关于数字的花巧，我不进统计局也听说过很多。统计数字每天在电视上闪闪发光，每年按照既定步骤增长，一定不多也不少。粮食、钢铁、衣服、电器、玩具、汽车、飞机，数字爆棚翻番，勾勒出曲折向上的无限曲线，势不可挡，永远都不会停滞，带着整个时代的排山倒海破浪前进，坐火箭腾飞。在那些眼花缭乱的数字和节节攀升的柱形图中，人被淹没在腾起的声音泡沫和灰色尘埃中，不见了踪影。数字在狂奔，在凌乱飞舞，却又永远在高层的计算和计划中，不差分毫。这其中的隐秘机理，刚入职时我还不甚了了。
“别考虑啦，”王老西夸张地甩着手拍了拍爸爸的手臂，“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是最好的发财机会了。这么着吧，今天下午下班以后，你要是没事的话，就跟我去趟外汇局，我带你见见那人，你见了就放心了。”
“数字要是不对，是要出大毛病的。”爷爷又说，“大跃进那两年……”
“是，深圳！还有广东其他地方。”爸爸心动了，但还是说：“嗯，我考虑下看看。”
我等着，很希望爷爷再说两句，但爷爷停在非常克制的地方。我知道爷爷第一次被揪成右派就是因为大跃进中说了质疑的话。因为如此，爷爷对那段时间讲得很少。爷爷对大部分过去的时光讲得都很少。由于早年的国统区经历，爷爷在文革中被批斗、被打倒，折磨得很惨烈。因此爷爷也很少讲太原的事情，很少讲解放前的整个经历和文革中批斗的经历。对于痛苦和所有不公正，爷爷都很少讲，似乎不愿意抱怨，也不想原谅。
“我得先看看，我这还两眼一抹黑呢，你就说了那几句话，我哪有主意。”爸爸想了想又说，“不过……是去深圳吗？”
爷爷偶尔讲起来的，是刚刚解放时的和平时光。那个时候人心还简单，一心奉献和建设，对未来也是真心笃信。爷爷说，五十年代是段好日子。他还记得他们刚进城的那几年，食堂吃得极丰富，接管了过去外资银行里专门给金融家做饭的大厨，把国际厨师变为食堂厨子，每日吃得朴素却极美味。但那种好时光没有持续多久，大炼钢铁之后，连食堂的锅都炼了，也就没有可吃的东西了。
“你认识，”王老西咧开嘴笑了，笑得很开心，又有一点诡秘，“我已经联系过了，没问题，你就跟我说想不想干吧，要是想干，咱俩就搭伙一块儿干。”
“你知道那会儿多可笑吗，”爷爷回忆着，“号召炼钢铁，把自己家的锅碗瓢盆都烧了不说，连银行的铁栏杆都拆了。可不是吗，多可笑，我们半夜里给叫起来，给叫到银行去，拆栏杆，把银行里面外面竖着的栏杆全拆了，后来好多天，楼梯边上就那么空着。”
“……谁啊？”
我想起心里一直以来的疑问，问：“那会儿就没人觉得荒唐？”
“我没有，”王老西的脸凑得更近了，“但是有人有。”
“怎么没有？”爷爷说，“把栏杆都烧了，谁看不出荒唐！”
爸爸仍然狐疑：“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手里有外汇？”
“那就没人说什么吗？”
“我跟你说，现在广东那边都需要外汇，拿不到指标，什么美元啦、港币啦，价钱都炒得高着呢，谁要是能拿着外汇局的外汇指标，当场就能赚一大笔。”
爷爷摇头道：“谁敢说！”
“什么外汇？”
“可是那么多人呢！谁能限制所有人……”
“什么机会？”爸爸很有点怀疑。“外汇。”王老西蹦出两个字，吓了爸爸一跳。
“那会儿和你们现在可不一样，”爷爷叹道，“都在那位置上，谁不想保全自己。”
“我跟你说，我这次是逮着一个大机会，这要是能成，赚钱赚大发了。”
爷爷不是爱说话的人。他知道一些事情可笑，一直都知道，但这些感觉他从不和人说。从少年时，他就寄居他人住所，就养成寡言的习惯，战时紧张更学会观察世事，就像他持续几十年的胃痛，始终侵扰，却始终压在肚子里。他一直认为没有任何手段能知道其他人心里的真实想法，哪怕是滔滔不绝的对天指地的自白。沉默是不自由，也是最后的自由。
“到底啥事？”爸爸有点不耐烦。
爷爷平时喜欢叉着手坐在里屋，眼睛望着天空，像在思考，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家里的大事小情基本上交给奶奶打理，爷爷只在报纸上用圆珠笔画下想看的节目，戏曲和乒乓球，按时按点打开电视，其他的时间里，更像一尊无欲无求的雕像，似乎外界发生的一切新鲜和运动都与己无关。然而这种无关只是表面上的，世界上发生的所有运动，最终都存在于爷爷心里。
王老西还在探头东张西望。
爷爷奶奶是大风浪里幸存下来的树叶，最终相依为命度过孤独的晚年，平静却也寂寥。奶奶偶尔讲起过去的事，讲起太原战役中的逃难，那时她十五岁，还不认识爷爷，她母亲是不识字的农村女人，抗战后流落进城，给国军军官太太洗衣做饭。炮轰太原城的时候，奶奶亲眼见到炮弹掉落在眼前，将地板炸出大洞，弹片飞溅到她旁边人的身体里，那人扑倒在地。奶奶跟着她母亲逃入山林子，在人群中丢掉了一只鞋子，光着脚踏过干裂粗糙的松枝，吓得瑟瑟发抖，脚上流血，都感觉不到疼痛。事后过了很多年，奶奶对风起云涌的时事基本上已经分辨不清，但仍然记得那只山林子里掉落的鞋子。她是幸存者。这是这几十年她对过往岁月的最深印象。
“现在行了吧？”走到一个假山后面，爸爸说。
后来，工作了半年有余，我对爷爷的问题渐渐摸出了门道。所有数字都包含人的操作，最终呈报的数字，是所有人都满意了的数字。企业上报的数字是精心设计的，要和税务局的数字相合，企业想少缴税，因而倾向于瞒报少报。然而政府总是希望企业多报，这样才能有政绩，市里开会按 GDP增长给区长排座位，GDP增长率不好的区长要坐到边角柱子后面，因而区领导总是让统计局给最大的企业打电话，询问他们产量为何下降，为何没有超额增长。这样两种力的平衡会达到一个折中的数字，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至于是不是接近真实就说不清了。企业几套报表也说不好哪套是真实。区里得到了数字还要调整，很可能为了光荣虚报一些，也可能瞒报一些，以免第一年增长太快，第二年增速就慢了。各个区都有虚报，市里也知道，最后会统一下调，然后到省里、到中央再逐级向下调整。最后是许多层凭人力和经验的上下调节，达到了各方满意的数字，让每一年恰好达标，总比计划高那么一点点，显示计划的英明。数字确实是从现实来的，不是凭空捏造，但已经经过几重哈哈镜的反射，形状变幻不定了。现实迎合了计划，计划就总是英明。
王老西拉着爸爸，穿过街巷，直接走进小公园。这一年城市气氛已经回暖，猎奇的力量超过对权威的恐惧，又开始有人弹吉他，几对小情侣，坐在长椅上，忸怩又羞涩地并肩坐着，偶尔靠靠肩、拉拉手，空气缠绵温暖。爸爸觉得在自己和王老西两个人一道逛公园实在是太奇怪了。他故意落在王老西后面两步远，王老西却总是等着他跟上来，头凑得很近，似乎要谈什么密谋的事情。爸爸让他快点说，他又欲言又止，说一定要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再说。
这些事我是到后来才知道。爷爷没再问，我也不知道怎样给爷爷解释。许多事情都这样奇怪，所有人都知道包装的结果不够真实，有浮夸的表面，但是没有人介意。人人都知道，以至于人人都默许了。为了位置上的保全，放弃了探究的自由。只有电视里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和铁桥公路激励着每一双亢奋的眼睛。
两天后，爸爸约王老西在同一家小饭馆见面。两人匆匆吃了点包子，王老西就亟不可待拉着爸爸出门。出乎爸爸意料的是，王老西对工厂生产线的消息显得一点都不兴奋。他痛快答应了帮忙去联系外国老板，也对技术转移点头称道，但他对这些都像是过场似的走程序，恨不得赶快跳到重要的环节。重要的环节是什么，爸爸不知道。
当火车飞奔，谁在乎速度表上的数字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