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再温柔不过地笑了一下，说：“你想失去我们都不行。你肯定没法子失去我。我不相信你会失去麦克尔或莉萨。马基另作别论。马基渴望得到我们谁也无法给他的东西。不仅是你——我们都做不到。对马基来说是很伤心的事。但我们要离开你？我们自母亲死后以及你从学院辞职后就一直在失去你？那是我们一直感到困扰的事。爸，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自从你走上和学院交恶的路，要和你联系上就不太容易了。”
但他对儿子只说了一句话：“因为我不想失去我的孩子们。”
“我明白，”科尔曼说，“我理解。”但交谈了不到两分钟，他已经感到无法忍受了。他理性的、能力超强的、随和的儿子，年纪最大的、头脑最冷静的，平静地和父亲谈论家庭问题，而父亲正是问题之所在，其尴尬的程度并不亚于他非理性的小儿子对他发火，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他正向他们索取同情——他自己孩子的同情，太过分了！“我理解。”科尔曼又说一遍，而正因为他理解，才更加难堪。
他想，因为她没指望。因为男人已经打得她半死。因为她的孩子在大火里烧死了。因为她的职业是清洁工。因为她没受过教育，而且自称不识字。因为她自十四岁起就不断地逃跑。因为她甚至都没问过我：“你干吗跟我在一起？”因为她知道所有的人干吗跟她在一起。因为她已看破世道，而且没有指望。
“我希望她没出什么太尴尬的事。”杰夫说。
“是吗？为什么？”
“她？没有。我只是决定适可而止。”他不敢多说，生怕会说出什么非常不一样的话。
“听着，杰夫——我和那女人的事了结了。”
“那好，”杰夫说，“我大可放心了。没有什么后遗症，如果你指的是那个。太好了。”
“她给我打了电话。她告诉我了。”
后遗症？
“杰夫，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没接到麦克尔的电话。马克，我是不指望他打电话来的——莉萨上次我打过去时当中挂断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科尔曼说，“为什么说后遗症？”
“你好。情况怎样？”
“你自由了，脱身了？你又恢复原样了？你说话的口气多少年都没像现在这样自然了。你打了电话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等待，我一直在期盼，终于你打电话来了。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回到我们身边了。我们原来就担心这个。”
“杰夫！我是爸。你父亲。”
“我听不懂，杰夫。告诉我什么情况。我不明白我们这会儿谈的是什么。从何而来的后遗症？”
杰夫不在家——在洛杉矶大约是上午十点，科尔曼听到的是自动答录机，于是他在他的地址簿里搜索大学的办公室号码，祈祷杰夫还没去教室上课。父亲必须对他长子说的话非得立即就说。他最近一次给杰夫在类似情况下打电话是告诉他艾丽斯的死讯。“他们害死了她。他们打算害死我的，结果害死了她。”这是他对每个人说的话，而且不只是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里。那是崩溃的开始：一切都被愤怒所征用。但现在却是一切的结束。结束——这正是他要告诉儿子的消息。也是要告诉他自己的。结束放逐，返回过去的生活。心平气和地接受那些不如自我放逐宏伟辉煌的东西，以及对自身力量压倒性的挑战。与自己的失败以一种谦和的态度共处，重新以理性作为生活准则，抹去伤痛和愤怒。倘若不屈服，则静静地不屈服。平静地。尊严的沉思冥想——这才是门票，正如福妮雅爱说的。以一种不会使自己想起菲罗克忒忒斯的方式生活。他不必像他课程里的悲剧英雄那样过日子。以原始初民为解决之道并非新鲜事——向来如此。欲望乃万变之源。一切毁灭都可从中找到答案。但选择以坚持抗争的手段延续丑闻？四面八方都是我的愚蠢。到处都被我搞得乱七八糟。还有那粗俗不堪的情感。重温和斯蒂娜的旧梦。开玩笑似的和内森·祖克曼一起跳舞。对他推心置腹。和他畅谈往事。让他大饱耳福。使他的作家现实感变得越发敏锐。填饱那个大投机分子的胃囊，一个小说家的脑子。不论出现什么大灾大难，他都可以变成文章。灾难是他的饲料。但我又能把这变成什么？我陷在里头无以自拔。情况正是如此。没有语言、形式、结构、意义——没有三一律，没有净化，什么都没有。更多的无可转化的无可预料。为什么会有人贪得无厌呢？然而那名叫福妮雅的女人正属于无可预料。在情欲上和无可预料相互缠绕，可是世俗传统又令人无法忍受。正人君子的处世原则实在令人无法忍受。和她躯体的接触才是惟一的原则。没有什么比那更重要的了。她讥讽的韧劲。直达骨髓的另类。和那个互通。必须使我的生活屈从于她的生活及其离经叛道之处。它的飘忽不定。它的出格。它的离奇古怪。原始性爱的欢愉。拿起福妮雅的榔头对抗一切老八代，一切冠冕堂皇的说教，打出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从何处解放？从作古正经的愚蠢荣耀中解放出来。从可笑的对意义的追求中解放出来。从永无止境的追求合法的运动中解放出来。七十一岁时的自由之战，将一辈子的生活甩掉的自由——也称之为阿申巴赫式的疯狂。“就在当天”，——《死于威尼斯》的结束语——“上流社会震惊地获悉了他去世的消息。”不，他无需像任何课程里的悲剧英雄那样生活。
杰夫停顿了片刻才又开口，当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吞吞吐吐：“流产。自杀的企图。”
从北大楼下到山腰处，科尔曼在学生会大楼走廊里发现一个付费电话，正对着那些老年招待所学员在里面吃午饭的自助餐厅。他通过两扇门的门口能一直看到里面的长形餐桌，成双成对的老人正在那儿愉快融洽地进餐。
“福妮雅？”
我是只乌鸦。我知道。我知道！
“对。”
他以为她正在想这一切延续有多久了，母亲、继父、从继父身边逃走、南方的栖身地、北方的栖身地、男人们、殴打、打工、结婚、农场、牛群、破产、孩子、死孩子……也许她正在想这些。也许她想的是这些，即便，此刻独自待在草坪上，小伙子们正在抽烟，打扫午餐垃圾，她以为自己在想的是乌鸦。她常常想到乌鸦。到处都是乌鸦。它们在离她睡觉的地方不远的树林里做窝，它们在她到牧场上给牛群开关栅栏时在那儿，今天它们满校园地叫唤，所以她并没有像科尔曼以为的那样思考她正在思考的问题，她正在想的是那只经常光顾西里福商店的乌鸦。那时，大火过后她还没有搬到农场住，她在那儿租住一间带家具的房间，企图躲过法利。在邮局和商店之间的停车场上流连的乌鸦，曾被什么人当做宠物的乌鸦，因为遭遗弃或因为母亲被杀——她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它成了孤儿。现在它又一次被遗弃，不得不在停车场盘桓，那儿是每个人白天都得穿梭往返的地方。那只乌鸦在西里福制造了许多麻烦，因为它开始俯冲攻击进邮局的人，追逐小女孩头发上的蝴蝶发卡，等等——如同所有的乌鸦，因为它们天性爱收集发光的东西，碎玻璃什么的——于是邮局女局长在和镇上几位感兴趣的居民讨论过后，决定把它送到奥杜邦学会，关进了笼子，只是偶尔放飞一下；不能释放它是因为留恋停车场的鸟在自然界根本无法适应。那只乌鸦的嗓门。她无时无刻不记得，白天或黑夜，醒着，睡着或半睡眠状态。有着一个奇怪的嗓门。不像其他的乌鸦，可能是因为它没跟其他乌鸦一起长大的缘故。大火过后我常去奥杜邦学会看望那乌鸦，每当访问结束，我转身离开时，它都会用那嗓门唤我回去。是的，在笼子里，但作为那样一只鸟，待在那儿更好。还有别的鸟关在笼子里，人家送进来的，因为它们不能继续生活在野地里了。有一对小猫头鹰，浑身长着斑点，活像玩偶。我也常探望这对猫头鹰。另有一只灰背隼，叫声很尖厉。很好的鸟。后来我搬到这儿，和以前一样地孤单，我对乌鸦有了从未有过的了解。它们对我也一样。它们的幽默感。是那个吧？也许不是幽默感。不过在我看来像。它们来回走动的样子。它们把脑袋缩起来的德性。要是我没有面包给它们吃它们就冲我尖叫的派头。福妮雅，拿面包去。它们大摇大摆地走起来。它们对周围的鸟差来遣去。星期六在坎伯兰和红尾鹰谈话后，回家的路上，在果园里听到那两只乌鸦。我知道出事了。那种报警的鸟叫声。果然看见三只鸟——两只乌鸦一起叫，呱呱嚷着，要撵走那只红尾鹰。也许正是我几分钟前和它说话的那只。撵走它。很明显红尾鹰不想干好事。但对付一只鹰？是不是个好点子？可以让别的乌鸦对它们刮目相看，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那样干。它们俩就想对付一只鹰？好勇斗狠的小杂种。大多数都心存敌意。有种。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一只乌鸦径直走到一只鹰面前，冲着它呱呱叫。鹰根本不理。甚至都没看见它。乌鸦有点门道。它飞的方式。它们不像渡鸦飞得那么漂亮，渡鸦飞起来，会做出那些美妙好看的杂技动作。它们有一个笨重的机身得从地面举起来，可是它们却不一定需要助跑。只要走几步就行了。我观察过。不只是股蛮劲。它们一使劲，就飞了起来。我以前常带孩子们到弗兰德里冰激凌店去吃东西。四年前。那儿有成千上万的乌鸦。弗兰德里在布莱克威尔的东大街上。下午。天黑前。停车场上有成千上万只。弗兰德里的乌鸦聚会。乌鸦和停车场有什么关系？其中有什么门道？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其中的门道，就和任何别的事一样。其他的鸟跟乌鸦相比都好像有点迟钝。对，蓝松鸦的蹦跳很逗。蹦床上的步子。挺不错的。但乌鸦会蹦，还会猛地把胸一挺。令人难忘。脑袋从左转到右，探测周边动静。哦，它们可神气啦。最酷不过的。嘎嘎的叫声。刺耳的嘎嘎声。哦，我爱听。跟它心有灵犀。狂叫的意思是有危险。我喜欢。当时就跑出去。可能是清晨五点，我不管。一声狂叫，就冲到外面，随时都能见到这种场面。其他的叫声，我不能说我懂得它们的意思。也许，没什么意思。有时候一带而过。有时候很深沉。不想跟渡鸦的叫声混淆。乌鸦跟乌鸦配对，渡鸦跟渡鸦配对。从来不会搞错，太奇妙了。反正，据我所知，从来没有搞错过。那些说它们是丑陋的清道夫鸟的人——几乎人人都那么说——统统都是笨蛋。我认为它们很美。哦，是的。非常美。它们的柔滑。它们的色调。乌黑，你都能看见泛出的紫光。它们的头。嘴巴根上的那簇毛，像唇髭的东西，从羽毛里伸出来的那些绒毛。肯定有名字的。但名字无关紧要。从来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它们在那儿。谁也不知道原因。正如别的一切——就在那儿。它们的眼睛全都是黑色的。每一个都长着黑眼睛。黑爪子。飞起来怎样？渡鸦会翱翔，乌鸦似乎只顾往目的地去。据我所知它们才不空兜圈子呢。让渡鸦翱翔吧。让渡鸦表演翱翔的技术吧。让渡鸦冲刺九万八千里，打破纪录，领取奖杯吧。乌鸦得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它们听说我有面包，所以就到这儿来了。它们听说两英里外有人有面包，于是就上那儿去了。当我把面包撒给它们吃的时候，总有一只站岗放哨，你能听到远处还有另一只，它们前后递送情报，让每只都明白眼下的形势。简直难以想像每个人都会为别人放哨，但看上去的确如此。我从没忘记小时候一个朋友说给我听的一个美妙的故事，是他母亲讲给他听的。一些乌鸦聪明绝顶，它们想出了把手头无法打开的坚果送到公路上去的法子，它们观察灯光，红绿灯，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车子会启动——它们那么聪明，知道灯光怎么变——它们把坚果放在轮胎前，壳子就给轧开了，一等灯光有变，它们就下去取。我当时信以为真。当时什么都信以为真。现在我了解它们了，比对任何别的东西都了解得多，我就又相信那故事了。我和乌鸦。这是门票。忠于乌鸦，你就无忧无虑了。我听说它们相互梳理羽毛。可从没见过。看见过它们相互紧挨在一起，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但从没见过它们真正那样做。连它们梳理自己的羽毛都没见过。不过那时候我是它们的邻居，并不住在它们窝里。巴不得住里面。宁愿是只乌鸦。哦，是的，绝对愿意。绝无三心二意。巴不得是只乌鸦。它们不必劳神，为躲避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而搬家。它们要搬就搬。它们不需要收拾行李。它们说走就走。当它们被什么东西撞上了，得，一命呜呼。掉只翅膀，一命呜呼。脚骨折断，一命呜呼。比这个好多了。也许我将做个乌鸦再回到世上来。在我像这样回到世上来之前是个什么？是只乌鸦！对！我是只乌鸦。而我说：“上帝，我希望我是下面那个大奶头女生。”我如愿以偿，现在，基督啊，我真想回到我乌鸦的身份。我的乌鸦身份。乌鸦的一个好名称。身份。对任何黑色的大东西都是好名称。跟那种趾高气扬的步态相配。身份。小时候我眼睛很尖。我爱鸟。总喜欢看乌鸦、老鹰和猫头鹰。夜里，开车从科尔曼那儿回家时仍然看得到猫头鹰。我忍不住从车里出来去和它们说话，不应当。应当直接开回家，别让那杂种有机会杀我。乌鸦听到别的鸟唱歌时会怎么想？它们会想好傻帽哦。的确傻帽。嘎嘎叫。惟一的选择。一只高视阔步的鸟唱甜蜜的小调，绝对不相称。不，拼命地嘎嘎叫吧。那才是妈的门票——拼命地叫，天不怕地不怕，当场吃一切死掉的东西。要是你想那样飞的话，在一天里就得有许多动物死在路上。别费心拉走，就地在路上吃掉。有车子驶来时，也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起身离开，但并不走远，以致车一开走，可以一脚跳回来，重又埋头大嚼。就在路中央吃。不知道肉变坏了怎么办。也许对它们来说没有变坏的问题。也许所谓清道夫指的就是这个。它们和土耳其秃鹫——专干这一行。它们照看树林里和大路上所有那些我们不想搭理的东西。全世界没有一只乌鸦挨饿。从来不会饥一顿饱一顿。什么腐烂了，你看不到乌鸦躲开。有死亡，就有它们。什么东西一死，它们就来取。这我喜欢。我非常喜欢。把那只浣熊吃掉，管它三七二十一。等着卡车过来，将脊椎骨噼啪轧开，然后回头，将所有的好东西嘬食一净，以致有力气把那美丽的黑色身躯从地面抬起来。当然，它们的举止也有奇特的地方。跟任何别的东西一样。我看到过它们待在那些树上，聚在一起，相互交谈，出了什么事。但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做了某种重大的安排。但我一点都不知道它们自己是否明白。也可能像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毫无意义。不过，我敢打赌，不会没有意义，一定比这儿的任何事都他妈的重要一百万倍。难道不是吗？不是有许多东西看上去好像很不一样，其实并没什么不同？也许不过只是基因遗传发生在“嘀嗒”一下的瞬间。想像一下，如果由乌鸦管事。会不会同样乌七八糟？它们的问题是太实际。它们飞行的样子。它们说话的样子。甚至它们的颜色。所有那种黑色。纯粹的黑色。也许我曾经是只乌鸦，也许不是。我以为我有时候相信我已经是一只了。是的，已经有好几个月断断续续地相信。为什么不呢？有的男人被锁在女人的身体里，也有的女人被锁在男人的身体里，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是只乌鸦被锁在这个身体里呢？对啊，哪里去找个医生来做他们一贯做的事，把我放出去？我到哪里去做外科手术，可以让我成为原本的我？我和谁说？我上哪儿去，我该做什么，我他妈的怎么才能挣脱出去？
“流产？企图自杀？什么时候？”
你拿这样一个孩子怎么办？尽快找到一部付费电话，修正你愚蠢的错误。
“爸，雅典娜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才听说的。”
你拿一个认不了字的孩子怎么办？这孩子在一辆停在她家门口小路上的轻便货车里用嘴吮吸什么人的阴茎，以为在楼上，车库顶上的小屋子里，她年幼的孩子睡着了，取暖器开着——两个无人照看的孩子，一场煤油大火，可是她和那家伙在货车里。这个自从十四岁就出逃的孩子，一辈子都在逃出她令人费解的生活。这孩子结婚了，为了他将提供的稳定和保障，一个战斗狂老兵，只要你在睡梦中翻个身，他就会掐你脖子。虚假的孩子，隐瞒身份说谎的孩子，不识字却识字的孩子，假装不识，心甘情愿将这个致残缺点加在自己身上，为了更方便地假扮归属于她并不属于也无须属于的那个低端团伙，为了错误的原因她要他相信她是那个团伙的成员。这孩子的生活在七岁时变成一片幻影，十四岁时遭恶变，以后便是一场灾难，她的职业既非女招待，也非娼妓，也非农场主，也非清洁工，而永远是一个好色继父的养女，一个自恋母亲的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一个不信任任何人的孩子，把每个人都看成是骗子，然而又不加防范的孩子，不屈服于威胁，具有非凡的忍耐力，然而对生活的索取却微乎其微，噩运最爱光顾的严阵以待的孩子，每件可能发生的坏事都发生在她身上而运道却没有显示任何转换的迹象，可是她却是自斯蒂娜以来惟一令他激动、让他发情的女人，从道德层面上来讲，不是最让他产生排斥感，而是最少让他产生排斥感的人，一个他感到被吸引的人，因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他的目标一直锁定在相反的方向——因为他朝相反的方向走而失去了一切——因为以前控制他的潜在的正确的得体感正是现在推进他的动力，表面显得毫不匹配的红颜知己，他与之共享灵与肉结合的人，一个绝非玩物的女人，他一周两次将身体投掷给她以维持自己动物的天性，一个对他来说比地球上任何别的人都更像志同道合的战友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谁是每个人？”
“你不需要说。我一直在看着你和她在一起的样子。”她指着房间里所有四个静悄悄坐在黑板前的福妮雅，她们正在用彩色塑料字母拼了又拼“pot”、“got”、“not”这几个词。“她第一次用手指拼出‘pot’时，你都不能把眼睛从这孩子身上挪开。嗯，要是那让你兴奋的话，你真该在九月份就上这儿来。九月份她把自己的名和姓都拼错了。刚刚离开幼儿园，可是列出的单词中只认得一个词‘not’。她不明白印刷符号包含着信息。她不懂先看左页，再看右页。她不知道《金发姑娘和三只熊》。‘你知道《金发姑娘和三只熊》吗，福妮雅？’‘不。’这表明她在幼儿园的经历——因为他们在那儿听到的就是这些东西，童话、儿歌——不怎么样。今天她知道了《小红帽》，然后呢？忘了。哦，如果你九月份见到福妮雅，刚以不及格成绩从幼儿园出来，我保证，爸，她会把你逼疯的。”
“好了，爸，没有后遗症……”
“我没那么说。”
“从来没有的事，儿子，所以不存在‘后遗症’。从来没有的事。没有过流产，没有过自杀企图——据我所知没有。而且据她所知也没有。但究竟这每个人是谁？活见鬼，你听到一个像那样的故事，一个像那样无聊的故事，为什么不拿起电话，为什么不来找我？”
“对，你觉得她漂亮？你喜欢那种类型？你的类型是不是那种，爸，漂亮的，字认得慢的，有着金黄色头发，意志力破碎的，别着蝴蝶发卡的？”
“因为轮不到我找你。我不找你那个年纪的人……”
“漂亮小女孩。”科尔曼说。
“好，你不找，是吗？相反，无论你听说了什么关于我这个年纪的人的事，不论多可笑，不论多刻薄和荒谬，你都相信。”
“她上一年级。”莉萨对父亲说，“我们希望如果我们四个人每天整天教她，到年底我们能让她加速。但让她主动学习很困难。”
“如果我说错了话，我真的非常抱歉。你是正确的。当然你是正确的。但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难熬的一段日子。你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找到了，因为……”
这间大房间里还有另外三个孩子跟着另外三个排除阅读障碍教师在学习，所以科尔曼可以听到周围轻轻的朗读声，遵从着不论内容的相同幼稚的起伏模式，他听到别的老师说：“你知道这个——u，就像‘umbrella’——u，u——”又听到：“你知道这个——ing，你知道ing—”还听到：“你知道I——好，干得好。”而当他环视左右时，他看见别的在学习的孩子也都是福妮雅。到处都是字母表，每个字母都有图画举例说明它的用途，到处都有塑料字母可以随手捡起来，颜色各不相同，帮助你根据读音一次一个字母地拼成单词，到处都堆放着讲述最简单故事的简易读本：“……星期五我们去海滩。星期六我们去机场。”“‘熊爸爸，熊宝宝和你在一起吗？’‘不。’熊爸爸说。”“早晨一条狗对着萨拉叫。她害怕了。‘努力做个勇敢的孩子，萨拉。’妈妈说。”除了所有这些书、所有这些故事、所有这些萨拉、所有这些狗、所有这些熊、所有这些海滩，还有四位老师，四位老师都在教福妮雅，可是他们仍然教不会她按她的年龄段阅读。
“谁告诉你的？”
“是的，就算吧。”
“莉萨。莉萨第一个听到的。”
“她蛮机灵的。”科尔曼说。
“莉萨从谁那儿听到的？”
福妮雅在每个字母下面移动手指，一面清晰地读出声来：“扑一啊一突。”
“好几个来源。熟人。朋友。”
“好。现在用手指着读。”
“我要名字。我要知道谁是这每个人。哪些朋友？”
她拼出来了。pot。
“老朋友。在雅典娜的朋友。”
“干得好。现在拼出‘pot’这个词。”
“她亲爱的童年朋友。我同事的后代。谁告诉他们的，我想知道。”
“g。”她把n移开，在单词的开头用g来代替。
“没有过自杀企图。”杰夫说。
“我要你把第一部分变动一下，福妮雅小姐。快。你知道的。‘got’的第一部分是什么？”
“没有，杰夫，没有。据我了解，也没有流产。”
久久地，紧紧地盯着字母，但没有结果。福妮雅什么也没拼出来。什么也不做。等待。等着下面会发生什么。她一生都在等着下面会发生的事情。总是有事发生。
“嗯，那就好。”
“干得好。现在来点她不知道的。拼‘got’。”
“如果有呢？如果我的确让那女人怀孕，她做了流产，流产过后企图自杀，又怎样呢？设想一下，杰夫，她甚至自杀成功了。又会怎样呢？又会怎样呢，杰夫？你父亲的情妇自杀身亡。又会怎样呢？对付你父亲？你的罪犯父亲？不，不，不——让我们回到前面去，走回一步，回到自杀企图。哦，我喜欢那个话题。我真想知道，谁发明了这个自杀企图。是不是因为流产的缘故，她企图自杀？让我们把这个莉萨从她在雅典娜的朋友那儿听来的情节剧搞搞清楚。因为她不要流产？因为流产是强加于她的？我明白了。我明白其残酷性了。一个在大火中失去两个孩子的母亲跟情人有孕了。欣喜若狂。一个新生命。一个新机会。一个替代死去孩子的新孩子。但情人——不行，他说，并拽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去做流产，然后——当然——在设法使她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后，将她赤条条、血淋淋的身体……”
福妮雅动手做。福妮雅拼出“not”。
杰夫早已挂上了电话。
“我们来些她知道的。”莉萨对她父亲说，“拼出‘not’，福妮雅。”
但现在科尔曼已不再需要杰夫继续讲下去了。他只要看见老年招待所的夫妻们在自助餐厅里吃完午饭再去教室上课，他只要听见他们在里面从容地谈话，尽享余生之乐——得体的老年人，模样和腔调都符合规范——就明白即使他所做的世俗的事情也没有给他带来宽慰。他不仅是个教授，不仅当过院长，不仅保持了——历尽沧桑——和同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的婚姻，而且拥有一个家庭，抚育了聪明的儿女——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慰藉。如果别人的儿女都能理解这些，为什么他的就不能？所有的学前教育。所有对他们的朗读。一套套的百科全书。考试前的准备。晚餐时的对话。就生活的多重性进行的无了无休的指导，艾丽斯的，他的。对语言的一丝不苟的要求。我们做了这一切，然后以这种思维来对付我？在上了那么多学，读了那么多书，说了那么多话，得了那么多杰出的SAT分数之后，让人无法忍受。过去始终那么重视他们。当他们说了什么傻话的时候，照样严肃地对待。全力培养理性、思维和富有想像力的同情。培养怀疑精神，知识丰富的怀疑精神。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现在竟全盘听信第一个谣言？所有的教育，一点都没起作用。无力隔绝最低级的思想。甚至都不问问他们自己：“这听起来像不像我们父亲？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不像他？”相反，你父亲是个一目了然的家伙。从来不让你们看电视，你们却表现出肥皂剧的思维模式。只允许你们阅读希腊的或同类著作，你们却把生活弄成一出维多利亚肥皂剧。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的每一个问题。从不回避任何一个。你们问到你们的祖父母，你们问他们是谁，我告诉你们。我年轻的时候，他们死了，你们的祖父母。爷爷在我上高中时，奶奶在我离家当海军时。我战后回家，房东早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街边上了。没留下任何东西。房东对我说，他付不起这个那个，收不到租金，我都能宰了那杂种。照相本。信件。我童年的纪念品，他们童年的纪念品，全部的，所有的，点滴不存。“他们在哪儿出生的？他们住在哪儿？”他们出生在新泽西。他们家是出生在那儿的第一代。他是个酒吧老板。我相信他父亲，你们的曾祖父，在俄国开酒馆。卖烈性酒给那些俄国佬。“我们有姑妈和叔叔吗？”我父亲有个兄弟，在我还是个小不点时就去了加利福尼亚，我母亲是独生女，跟我一样。生我之后，她不能再生孩子了——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那兄弟，我父亲的哥哥仍然是个西尔伯兹维格——据我所知他一直没用改了的姓。杰克·西尔伯兹维格。出生在老家，所以保留那姓氏。当我准备乘船从旧金山出发时，我查遍所有加利福尼亚电话簿，企图找到他的地址。他和我父亲合不来。父亲认为他是个懒汉，不想和他有任何交往，所以没人知道杰克叔叔住在哪个城市。我查找了所有的电话簿。我想告诉他他兄弟死了。我要和他见见面。我惟一的那边的亲戚。所以即便他是个流浪汉，又怎样？我想见见他的孩子，我的堂兄妹，如果有的话。我在西尔伯兹维格名下找。在西尔克名下找。在西尔伯名下找。也许在加利福尼亚他成了西尔伯。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我一点头绪也没有。后来我不找了。当你没有自己家庭的时候，你关心这些事。后来我有了你们，不再担心有过一个叔叔和堂兄妹……每个孩子都听过同样的故事。惟一不满意的是马克。大孩子们没问得那么多，但双胞胎穷追不舍。“过去有过双胞胎吗？”我的理解——我相信他们是这么对我说的——曾经有过一个曾祖父，或曾曾祖父，是个双胞胎。这也是他告诉艾丽斯的故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艾丽斯编造的。这是他们在萨利文街第一次会面时他讲给她听的故事，是他始终坚持的故事，原版定型新闻稿。惟一不满足的是马克。“我们的曾祖父母是从哪儿来的？”俄国。“哪座城市？”我问过我父母，但他们似乎不能确定。有时一个地方，有时另一个地方。整整一代的犹太人都像这样。他们从来都不真正了解。老人不多谈，美国孩子在这种事情上没有多少好奇心，他们非常兴奋，成了美国人，这样，在我家里，就像在许多人家里一样，普遍存在着地理健忘症。当我问他们时，科尔曼对孩子们说，只得到“俄国”这个回答。但马基说：“俄国大得很，爸。俄国什么地方？”马基不愿意安静。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回答。马基要获得关于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从哪来的知识——他父亲永远也不可能传授给他的一切。那就是为什么他加入了正统犹太教？那就是为什么他撰写圣经题材的抗议诗歌？那就是为什么马基那么恨他？不可能。有吉特尔曼夫妇。吉特尔曼祖父母。吉特尔曼姑妈叔叔。泽西到处都有小吉特尔曼表兄弟表姐妹。还不够？他需要多少亲戚？必须还有西尔克和西尔伯兹维格？那不成其为怨恨的理由——不可能！然而科尔曼禁不住怀疑，纵然显得有些没道理，马基生闷气是否跟他自己的秘密有关系。只要马基跟他不和，他就不能不怀疑，而且这怀疑从来也没有像在杰夫挂断电话后那样使他感到锥心的痛苦。孩子们在自己的基因里带着他的起源，而且将把这些起源传给他们自己的后代，倘若连他们都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怀疑他对福妮雅犯下了最为残酷的罪行，那么还能用什么别的做解释呢？因为他永远不能把家史告诉他们？因为他有告诉他们的义务？因为不对他们传授这个知识是错误的？没道理！报应不是在毫无知觉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存在这样的一报还一报。绝不可能有。但，在打过电话后——在离开学生会大楼，离开校园，眼里噙着泪水，驾车返回山里时——这正是他心里的感受。
福妮雅读所有的字母。都读对了。
他驾车回家的一路上回忆着他几乎要告诉艾丽斯的那个瞬间。那是在双胞胎出生以后。家庭现在完整无缺了。他们成功了——他终于做到了。他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没有任何他秘密的标记，似乎他从此摆脱了他的秘密。从中解脱出来的狂喜几乎将他带到和盘托出全部事实的边缘。是的，他要将自己所拥有的最伟大的礼品奉献给妻子：他要告诉他四个孩子的母亲他们父亲的真实身份。他要告诉艾丽斯真相。在她生下他们漂亮的双胞胎之后，他是那样地兴奋和轻松，脚下的大地显得那样地坚实，他带着杰夫和麦基(4)到医院去见他们的新弟妹，为他们的担心，最可怕的担心，从他的生活中一扫而光。
“这些是什么？”莉萨问。
但他永远也没能将这份大礼献给艾丽斯。他幸免于那么做的麻烦——或者说他没有为了却心愿而遭殃——都是因为降临在她最亲近友人头上的一场灾难。她在艺术家协会董事会里的闺蜜，一位漂亮、文雅的业余水彩画画家，名叫克劳迪亚·迈克切斯尼。她的丈夫，县里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惊爆隐私：包二奶。八年来哈维·迈克切斯尼养着一个比克劳迪亚年轻好多的女人，那女人在塔科尼克附近椅子厂当会计，他和她生了两个孩子，小的一个才四岁，大的六岁，住在紧靠马萨诸塞州边界的纽约州里，他每周过去看望两次，他养着她，似乎很爱她，而迈克切斯尼在雅典娜的家室却一无所知，直到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一定是哈维建筑业对手中的一个——向克劳迪亚及其三个十来岁的孩子揭露当哈维不上班时究竟在干些什么。克劳迪亚当晚就崩溃了，完全垮掉了，试图割腕，幸亏艾丽斯从凌晨三点开始，在一位心理医生朋友的帮助下，组织抢救，天亮前得以将克劳迪亚送进奥斯汀里格，一家位于斯托克布里奇的心理治疗医院。艾丽斯，一面给两个新生儿喂奶，一面看护另外两个学前男孩，每天上医院去，跟克劳迪亚聊天，稳定她的情绪，让她宽心，把盆栽植物带去让她照管，拿艺术书籍让她阅读，甚至给克劳迪亚梳头，编辫子，直到五个星期后——不仅由于心理治疗，而且由于艾丽斯的投入——克劳迪亚回到家里，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摆脱那个造成她一切苦难的男人。
“用两只手。”莉萨吩咐她，她于是用两只手。
只花了几天的工夫，艾丽斯就为克劳迪亚打听到了一位住在皮茨菲尔德的离婚律师的姓名，带着所有西尔克的孩子，包括被绑在旅行轿车后座上的两个婴儿，开车送朋友前往律师事务所，以确保首先安排分居，并同时着手进行克劳迪亚和迈克切斯尼的离婚程序。当天回来的路上需要做许多鼓舞斗志的工作，不过鼓舞斗志是艾丽斯的特长，她决不允许克劳迪亚开始新生活的决心由于后怕而前功尽弃。
“OK。”福妮雅说。她穿着一件绿色灯芯绒无袖连衣裙，干净的白色长袜，铮亮的黑皮鞋，不像卡门那样活泼——镇定，守规矩，永远地有点自卑，一个漂亮的中产阶级白人孩子，留着金黄色长发，两边别着蝴蝶发夹，而且，不像卡门，当他被介绍时，对他没有表示出兴趣，也不感到好奇。“你好，”她顺从地嗫嚅着，继续听话地转回身移动磁性字母，将w、t、n都推到一起，在黑板的另一个部分则将所有的元音字母集合起来。
“对别人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艾丽斯说，“不在于那个女朋友。够恶劣的，不过时有发生。不是那些小孩子，连那都不算——甚至那女人的小儿子、小女儿都不算，虽然任何做妻子发现了都会感到痛苦和残忍。不，是那个秘密——那是伤天害理的事，科尔曼。所以克劳迪亚不想活下去。‘亲密无间到哪里去了？’那才是每次让她一想到就痛哭流涕的原因。‘亲密无间到哪里去了，’她说，‘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个秘密？’他能把这瞒着她，他要对她一直瞒下去——那才是为什么克劳迪亚感到无助，那才是为什么她仍然想一死了之。她对我说：‘就像发现了一具尸体。三具尸体。三具藏在我们地板底下的人的尸体。’”“是的，”科尔曼说，“就像出自希腊神话。出自《酒神的女祭司》。”“更糟，”艾丽斯说，“因为不是出自《酒神的女祭司》，而是出自克劳迪亚的生活。”
“这是我朋友科尔曼，福妮雅。他只是来看看的。”
经过几乎一年时间的门诊治疗，克劳迪亚和她的丈夫重修旧好，他搬回雅典娜的家里，迈克切斯尼一家又恢复了和美的生活——当哈维同意放弃另一个女人，但不包括他的那两个孩子，对那两个孩子，他发誓会始终做个负责任的父亲时——克劳迪亚似乎对保持与艾丽斯的友谊并不像后者那么积极。在克劳迪亚从艺术家协会引退以后，这两个女人就不再在社交场合或任何该组织的聚会上碰头，而艾丽斯通常是那些聚会的主脑。
“你拿一个识不了字的孩子怎么办？”莉萨曾绝望地问他，“这是通往一切的钥匙，所以你必须努力，但努力使我心力交瘁。第二年应当好过些。第三年更好些。可这是我第四年了。”“没有改进？”他问。“很难。这么难。一年比一年难。但如果连一对一的辅导都没有效果，你怎么办？”嗯，他对不认字的孩子所做的是让她当自己的情妇。法利所做的是让她当自己的沙袋。古巴人所做的是让她当自己的婊子，或者是婊子中的一个——科尔曼经常这么想。当他的婊子有多久？这是不是福妮雅在起身前往北大楼打扫走廊之前所想的东西呢？她是否在想她的这些经历持续了多长时间了？母亲、继父、从继父身边逃跑、南方的栖息地、北方的栖息地、男人们、殴打、打工、结婚、农场、牛群、破产、孩子、两个死孩子。难怪在阳光中的半小时和小伙子们分一个比萨饼对她来说犹如天堂。
科尔曼也就没有跨越雷池——双胞胎出生时他的喜悦曾指令他前进——去告诉他妻子他的惊世骇俗的秘密。如此避免了，他想，他所能做出的最幼稚的滥情噱头。突然开始用傻瓜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突然把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往最好的方面想，完全抛弃对别人的怀疑、自我谨慎、自我怀疑，以为自己的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了，一切的困扰都不复存在了，不仅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而且忘记了自己是如何到达的，拱手交出勤勉、纪律、寸土必争的韧劲……就好像每个人的单打独斗都可以放弃了，就好像一个人可以随手捡回和扔掉自我，独具个性的、不可改变的——从一开始战斗就是为了它而进行的——自我。他连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来都是雪白的，这差点儿使他把自身最强大、最智慧的东西掏出来撕得粉碎。他得以幸免，多亏那句老话：“一动不如一静。”
福妮雅独自待着。现在不做声了。严肃地坐在那儿，手里拿着空汽水罐，想着什么呢？想着十六和十七岁在佛罗里达当女招待的那两年，想着不带太太进来吃午饭的退休生意人，问她是否愿意住漂亮公寓，有好看衣服、一辆漂亮新平托汽车，还有在所有巴尔港服装店、珠宝店和美容屋的赊账卡，作为交换，只要每星期几次，外加周末，充当一个女友角色？仅在第一年里就有不是一个、两个、三个，而是四个这样的建议。还有古巴人开出的条件。她从每个男友身上净得一百块，还不付税。对于一个有着大奶头的精瘦的金发碧眼姑娘，一个像她那样高挑、漂亮的女生，精力充沛，又野心勃勃，套上一条迷你裙、三角背心和一双靴子，一夜赚一千块算不上什么。一年，两年吧，如果那时她愿意，她可以退休——她退得起。“你没有干？”科尔曼问。“没有。嗯——嗯。不过别以为我没想过，”她说，“所有肮脏的餐馆、那些讨厌的人、疯狂的厨师、我不会读的菜单、不会写的点单，样样都得用脑子记得一清二楚——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我不会读的话，我会算。我会加。我会减。我不识字可我知道莎士比亚是谁。我知道爱因斯坦是谁。我知道谁打赢了南北战争。我不傻。只是个文盲。区别很小，但有区别。数字不同。数字，相信我，我明白。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可能根本不是个坏主意。”但科尔曼不需要这样的提示。他不仅认为她十七岁时想当婊子可能是个好主意，他还认为那个念头她不仅仅简单地在脑子里品味一下而已。
但先前，早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就几乎做出同样愚蠢、同样滥情的事。当时他是一名年轻的来自艾德菲的古典文学教授，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为时三天的关于《伊利亚特》的研讨会；他递交了一篇论文，建立了一些联系，甚至还收到一位颇具名望的古典学者私下的邀约，鼓励他申报普林斯顿的一个空缺。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以为自己已登凌绝顶，在泽西收费站不是向北行驶，去长岛，而几乎要向南转，取道塞勒姆和坎伯兰两县的小路，往高德镇去，到他小时候他们经常举行家族年度野餐的地方，他母亲的老家去。是的，再说那时，他已当上了父亲，他准备让自己享受一下轻松的快感，那种凡是停止思考时人人都会追寻的颇有意思的感觉。但有了一个儿子并不能因此而要求他南下到高德镇去，同样，在这次旅途中，也不能因为有了一个儿子就要求他在到达北面的泽西时取道纽瓦克出口，驶往东奥兰治。还有另一个冲动必须克制：想见母亲的冲动，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带孩子去看她。这个让母亲见到他本人的冲动，在抛弃她两年之后，不顾瓦特的警告。不。绝对不行。于是，他继续往前驶去，直接回家，回到他白人妻子和白人孩子的身边。
福妮雅现在在草地上坐正了，喝干她的饮料，其中一个小伙子——最年轻的，最瘦的，他们当中最像小男孩的，不相称地在下巴尖上蓄着山羊胡，身穿咖啡色制服，却扎着条红格子方巾，脚上穿着一双好像是高跟牛仔靴似的东西——正在收拾午餐的垃圾，将它们塞进一个垃圾袋，其余的三个站在一边，站在阳光下，每人都在抽上班前的最后一支烟。
现在大约四十年以后，他从学院驾车回家的一路上，内心充满反责，回想起他生活中某些最好的时刻——他孩子的出世，兴高采烈，一派纯真的兴奋，他决心的狂野动摇，几乎摧毁他决心的巨大宽慰——他也回想起他生活中最坏的夜晚，回想起他海军的差事和他被撵出诺福克妓院的夜晚，那座名叫奥利斯的著名白人妓院。“你是个漆黑的黑鬼，是吧，小子？”几秒钟后保镖就已经将他扔出开着的大门，甩过人行道边的台阶，丢在了马路当中。他应当找的地方叫露露，在那头的瓦维克大道——露露，他们在他身后大声叫着说，才是他黑屁股的归属。他的前额撞在了路面上，但他还是奋力爬起来，朝前跑，直到看见一条小胡同，才钻进去躲避大街和海岸巡逻队——星期六到处都是挥舞着警棍的海岸巡逻队员。最后他狼狈不堪地在惟一他敢进入的酒吧厕所里停了下来——一个有色人的酒吧，离汉普顿路和纽波特的纽斯渡口（有渡船载水手到露露去）只有几百英尺，离奥利斯约十个街区。自他是个东奥兰治学童以来，这是他去的第一个有色人酒吧，那时候他和一个朋友常到纽瓦克边界线上的比利夕照俱乐部门外参与橄榄球赌博。在中学的头两年里，除了秘密地练习拳击，他整个秋天都围着比利夕照进进出出。也就是在那儿，他积累了酒吧知识，日后他声称那些知识是他——作为一名东奥兰治的白人孩子——从他犹太老爸开设的小酒馆里学来的。
莉萨。莉萨和她的那些孩子。小小的卡门。此刻闪进他的脑海，小卡门，六岁，但用莉萨的话来说，像是个更年幼的孩子。“她很伶俐，”莉萨说，“但像个婴儿似的。”当他看见她的时候，的确是可爱的伶俐的卡门：苍白，浅棕色皮肤，漆黑的头发扎成两条硬邦邦的辫子，眼睛不像他在别的任何人脸上看到的，却犹如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煤团，从里而外地放着光。孩子敏捷灵活的身躯套在整洁的微型牛仔裤和运动鞋里，脚上穿着彩色短袜，白色T恤窄小得犹如烟斗通条——一个活泼的小女孩，似乎对一切都很关注，特别是对他。“这是我的朋友科尔曼。”莉萨说。此时卡门一早起来就擦洗得干干净净的小脸上挂着一丝窃喜，一丝自大的嘲弄的微笑，正不急不慢地踱入房间。“你好，卡门。”科尔曼说。“他只是来看看我们做些什么。”莉萨解释。“OK。”卡门说，语气够友好的，但她审视他的目光与他审视她的同样专注，似乎带着笑意。“我们来做我们天天做的事。”莉萨说。“OK。”卡门说，但此刻她正以一个更加严肃的微笑对他进行测试。然后，她转过身，拿起吸附在又矮又小的黑板上的活动塑料字母，莉萨叫她推动字母，组合成“want”、“wet”、“water”和“wipe”四个字——“我总是告诉你，”莉萨说，“你得看着第一个字母。我们看你怎么读第一个字母。用手指着读。”——这时，卡门不停地、间断性地转动脑袋，然后整个身体，看着科尔曼并且靠着他。“任何东西都会分散她的注意力。”莉萨轻声对她父亲说。“好了，卡门小姐。好了，亲爱的。他是隐身人。”“什么意思？”“看不见的，”莉萨重复，“你看不见他。”卡门笑起来——“我能看见他。”“快，快回到我这儿来。第一个字母。对了。好。但你还得把其他的都读出来。对吗？第一个字母——现在其余的。好——‘wash’。这个是什么？你认得的。你认得这一个。‘wipe’。好。”科尔曼来排除阅读障碍班旁听的那一天，卡门已经在班上待了二十五个星期了，虽然她取得了进步，但不多。他记得她怎么费劲地学认她正在朗读的那本看图识字故事书里的“your”这个词——用手指在眼睛四周挠个不停，把衬衫前襟挤捏成球状，将腿盘到她小椅子侧面的横档上，慢慢地，却稳稳地，把屁股挪得离椅子座位越来越远——可是仍然不能认出“your”或读不出声。“现在是三月了，爸。二十五个星期了。跟‘your’的麻烦够长的了。混淆‘wouldn't’和‘climbed’也够长的了，但眼下我非要解决‘your’。按规定在班上待二十个星期就得离开。她上过幼儿园——她应当看图学过一些字。但当我在九月份给她看列在表上的一些字时——那时她都应当上小学一年级了——她说：‘这是什么？’她甚至都不知道文字是什么东西。还有字母：h她不认得，j她不认得，她把u当c。你知道她为什么会那样做的，两字母看上去很相似，但二十五个星期以后她依然有这个问题。m和w。i和l。g和d。对她还是问题。对她都是问题。”“卡门让你相当气馁。”他说。“嗯，每天半小时？教得很多，功课不少。她应当在家里读，但家里有个十六岁的姐姐刚生孩子，父母忘记了她或根本就不管她。父母是移民，他们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他们用英文读给他们的孩子听有困难，虽然卡门连西班牙语怎么读也从没听见过。而这就是我日复一日要对付的。想像一下，竟然有孩子连书都不会拿。只是测试一下看看孩子们会不会翻书看——我把书给他们，像这样一本书，标题下有大大的一幅图画，我说：‘给我看封面。’有的孩子会，但多数不会。印刷品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而，”她说，精疲力竭地微微笑着，和卡门迷人的笑容不能比，“我的孩子们并不被认为是无法学习的痴呆儿。卡门在我读的时候不看着字。她没心思。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一天结束时备感沮丧的原因。其他老师任务也不轻，我明白，但经过卡门，卡门，还是卡门的一天之后，你回到家里只能心灰意懒。那时候我什么也不能阅读了。甚至都不能打电话。我随便吃点什么，就上床了。我真正喜欢这些孩子。我爱这些孩子。但这何止是消耗性的工作——是在让我赔上一条命。”
他回想着他怎样拼命设法止住他脸上伤口的血，他怎样徒劳地擦拭他的白上衣，而血又怎样不住地往下滴，溅得满地都是血迹。蹲坑糊满了粪便，潮湿的木板地上覆盖着尿液，水槽——如果那是个水槽的话——一个盛满痰液和呕吐物的槽，以致他由于肘部的疼痛开始呕吐时，宁可往墙上吐，也不愿将自己的脸朝着那些污秽低下去。
倘若科尔曼远在当院长时的某个夏日碰到这个场面，他会把它当做毫无意义的校园景致——无疑他碰到过无数次——那时不仅会显得无害，而且还会是一道赏心悦目，充满美好夏日户外进餐乐趣的风景，但此刻却有载不动的意义。不论纳尔逊·普赖姆斯，还是他亲爱的莉萨，甚至由德芬妮·鲁斯匿名发出的隐晦的指控都没有使他确认任何东西，可是在北大楼后草坪上的这毫不起眼的一幕却终于彻底向他揭示了自己的耻辱。
那是个可怕、嘈杂的低级酒吧，最坏的，他从没见过的，他所能想像的最令人作呕的酒吧，但他必须有个藏身之处，所以，他找到一条离那些云集在酒吧里的人渣最远的板凳，内心充满恐惧地强迫自己吮吸一杯啤酒，以稳定情绪和减轻疼痛，努力避免引起注意。其实在他买了啤酒，消失在墙角空桌子后面以后，酒吧里就再没人朝他的方向看了：正如在白人的低级妓院里一样，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
但当他从他躲回的北大楼背光的墙壁后窥视时，要采取如此豁达大度的态度却没那么容易。因为此刻他不仅看到他一贯看到的——生活的赋予如此之匮乏对她造成的影响——而且或许还看到如此之匮乏的原因；从他不到五十英尺开外的有利视点，他几乎像透过显微镜似的观察到她如何在没有他的提示下，转而从身边最粗鲁的榜样身上接受提示，最粗俗的、那个生活指数最低下的、自我概念最肤浅的人。因为，不论你可能多有学问，实际上却是瓦露塔使你的一切假想成为现实，某些可能性从未形成过，更不用说大力揣测过了，正确评估你的瓦露塔的品格是你完全没有资格进行的一件事……直到，比如此刻，你溜进荫头里，看着她倒在草地上，膝盖弯曲着，微微张开，比萨饼的奶酪从一只手上往下淌，另一只手挥舞着一瓶无糖可乐，笑得晕头转向——笑什么？阴阳人？——而在她面前耸立着，以一个失败的机械工人形象出现的，与你本人生活方式大相径庭的一切。另一个法利？另一个莱斯·法利？也许没有那么可怖，但却是法利的替代品，而不是他的。
面对第二杯啤酒，他依然明白他待在了一个他不该待的地方，但倘若海岸巡逻队遇见他躺在街上，倘若他们发现他被撵出奥利斯的原因，他就全完了：军事法庭，判决，长期苦役，最后羞辱性的退役——一切都是因为他对海军谎报了自己的种族，一切都是因为他愚蠢地踏进了一道门，门里仅有的那些纯血统黑人不是在洗脏衣服，就是在擦拭污水。
和男孩子们一道。这些一定是她所指的“男孩子”了。其中一个最近才离婚，一个倒运的当过一阵子汽车行技师的人，他一直帮她维修她的雪佛兰，而且在那鬼东西无论怎么摆弄都发动不了时，开车送她上下班。另一个想在自己老婆在布莱克威尔纸箱厂做夜班时带她去看色情片，还有一个天真得连什么叫阴阳人都不懂。当他们聊天提到这些男孩子时，科尔曼不加评论地听着，对她所说的有关他们的事没有表现出懊丧，尽管在福妮雅报告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之后，他非常想了解他们对她究竟抱有多大的兴趣。但由于她并没有无了无休地谈论他们，他也没有就他们向她提问以助谈兴，这些男孩并没有给科尔曼留下，比如可能给莱斯特·法利留下的那种印象。当然，她可以自觉地选择，让自己的举止不要那么无拘无束，让自己较少合作地适应他们的幻想，但即使科尔曼很想这么建议，他还是轻易地克制住了自己。她可以自主决定，或漫无目的或有针对性地对任何人说话，而且不管产生什么后果，她都得承担。她不是他的女儿。她甚至都不是他的“女友”。她是——她自己。
这就结了。他将服完他的军役，作为白人度过他的时日，只能这么结了。因为我不能把军服脱掉，他想——我根本就不想脱掉。他从来没经历过真正的羞辱。他从来没尝过躲避警察的滋味。从没有因为挨打流过血——在所有那些业余拳击比赛里他从没流过一滴血，也没受过伤，或在任何方面受到过损害。但现在他的白上衣跟外科绷带一样红，裤子浸透凝结的血液，双膝落在阴沟里，裤子撕裂了，肮脏得发黑。手腕受了伤，也许都骨折了，自从他用手撑地减轻落地的分量起，他就再也不能转动它，不能碰它。他喝完啤酒，又要了一杯，企图麻木疼痛。
男人们看上去都是三十岁刚出头的样子。两个蓄着胡须，其中一个炫耀着脑后的长马尾，体格壮硕，特别像公牛。他是惟一站着的，似乎更能直接居高临下地接近坐在地上的福妮雅，她长长的腿伸在面前，头快乐地朝后仰起。她的头发叫科尔曼大吃一惊。全都放了下来。在他的经验里，从来都是紧紧地束在一个橡皮圈里——只在床上当她拿下橡皮圈让头发落在她赤裸的肩膀上时才披散着。
这就是没有履行他父亲理想的结果，将他父亲的命令抛到九霄云外的结果，一股脑儿背叛他死去的父亲的结果。如果他像父亲那么做，像瓦特那么做，一切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他先是违反法律，靠说谎进了海军，现在又出来找个白种女人操，他陷进了不可能更坏的灾难。“让我熬到退役。让我退出。以后我再也不说谎了。就让我服完兵役，没别的要求！”这是他第一次在他父亲死在餐车后对父亲说话。
现在他已走过北大楼的背面，正朝通往巴顿和德芬妮·鲁斯办公室的滚木球长形草坪走去。他不知道，倘若在这么一个明朗的仲夏日，离秋季班开学还有六到七星期，看到她坐在办公桌边会说些什么——他也没来得及细想，因为，他在还没接近环绕巴顿的宽宽的砖砌小路时，就看到离北大楼背面不远，有五个学院的清洁工聚集在地下室电梯口邻近的一小块背阴的草地上，穿着UPS快递咖啡色的衬衫和长裤，正从一个快餐盒里分吃比萨饼，给什么人的笑话逗得乐不可支。五人中惟一的女人，同时也是队友午餐时间注意的焦点——开了这个玩笑或说了什么俏皮话或逗弄了什么人，而且也是其中笑得最开怀的——福妮雅·法利。
如果他继续这么干，他的生活将毫无意义。科尔曼怎么会知道这些？因为他父亲正在回答他——过去权威性的说教再次从他父亲的胸腔里隆隆发出，回荡着一个正直人格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如果科尔曼继续这样下去，他将遭人割喉管，葬身阴沟。看看他此刻待在什么地方。看看他跑进什么地方藏身。怎么会的呢？为了什么呢？因为他的信条，因为他目空一切的、傲慢的“我不是你们中的一分子，我不能容忍你们，我不属于你们黑人的我们”的信条。反对他们的我们的伟大英勇的斗争——瞧他现在的德性！为争取宝贵的个性而进行的激烈抗争，他为反对黑人命运所进行的单枪匹马的反抗——瞧，这个蔑视一切的伟人落到了什么地步！这就是你，科尔曼，来寻找生活深层意义的地方？一个充满爱的世界，那是你原来拥有的，可是你却为了这个而抛弃了那个！你悲剧性、鲁莽的行为！而且不仅对你自己——对我们大家。对欧内斯廷。对瓦特。对母亲。对我。对在坟墓中的我。对在坟墓中的我父亲。你还在计划什么辉煌的壮举，科尔曼·勃鲁托斯？你打算下一步引入歧途并出卖的是谁？
他不是个被激怒的无政府主义者，犹如艾丽斯疯狂的父亲，吉特尔曼。他绝不是个政治上煽风点火的人。不是个疯子。也不是个激进分子或革命家，甚至从知识或哲学层面上来说都不是，除非相信对规定的社会最具限制性的界限的傲视及独立要求一个合法并自由的个人选择是基本人权之外的某种东西，是革命性的——除非当你成年以后拒绝主动接受在你出生时签字画押的合同，是革命性的。
但，他仍然不敢离开酒吧到大街上去，因为他害怕海岸巡逻队，害怕军事法庭，害怕舰上的禁闭室，害怕将永远追随他的不名誉的退役。他内心翻江倒海，以致手足无措，只能不停地喝酒，直到，当然，一名妓女来和他在板凳上做伴。那位妓女，毫不隐讳的，是他的同类。
他站起身开始朝她的办公室迈步。到了某个年龄，他想，最好为了自己的健康不要做我正打算做的事。到了某个年龄，一个人的世界观最好采取中庸之道，倘若不是听天由命，倘若不是彻底投降。到了某个年龄，一个人应当安然度日，既不要过多提起以往的冤屈也不要对现存神圣构成挑衅。然而，放弃发挥一切作用，只扮演社会分配的角色，在目前的情况下便是告老还乡者的角色——在七十一岁上，肯定是得体的行为，这对科尔曼来说，如同他很久之前就以必要的残忍向他的亲生母亲所展示的，是无法接受的。
当海岸巡逻队在早晨发现他的时候，他们把血淋淋的伤口、骨折的腕部和一身肮脏、揉皱的制服全都归咎于他在黑人城过夜的缘故，又是一个醉心于黑婊子的白人风流家伙——一夜间在惊吓中被折腾得死去活来（顺便加上个恰当的文身）——之后被扔在渡船船坞后的那个遍地玻璃碴的地方，等着拾荒者去挑拣。
德芬妮·鲁斯。
“美国海军”，文身只说了这些，高度仅有四分之一英寸的几个字，用蓝色颜料刺在一个蓝色铁锚的两个蓝色臂膀之间，铁锚本身有两三英寸长。就军人的文身而言，是个非常简朴的图案，而且谨慎地、恰恰安置在右胳膊肩关节下，无疑是个相当容易隐藏的文身。但当他回想他如何将它刺上去时，它不仅成为一个唤起他生命中最糟糕夜晚狂乱情景的标记，而且成为一个唤起潜伏在狂乱背后之一切的标记——它是他全部的历史，他的英雄主义与羞耻不可分割性的缩影。镶嵌在那个文身里的正是他的一个真实、完整的自我形象。其中可见无法磨灭的身世，如同根深蒂固事物的原型，因为文身恰恰象征着永远无可变更的一切。其中也包含着巨大的业绩。包含着外部势力。不可预知未来的整个链接，一切暴露的危险，以及一切隐藏的危险——甚至生命的荒谬性都隐含在那个小小的、傻乎乎的蓝色文身之中。
但错误已经铸就了。他回来了。他回到了这儿。他回到他们将他撵走的山上，随之而回来的还有对当时没有集结在他身边的朋友、不愿支持他的同事、轻而易举就将他事业的全部意义一笔勾销的敌人的蔑视。揭露他们自以为是的愚蠢所造成的任意妄为的残酷的冲动使他怒火中烧。他是由于愤怒的驱使而回到山上来的，他感觉得到它强烈的张力正驱散一切的理智，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
他和德芬妮·鲁斯的麻烦是在他返回课堂的第一学期开始的，当时他的一名学生，碰巧是身为系主任的鲁斯教授的得意门生，找到她那里去投诉科尔曼希腊悲剧课上的有关欧里庇得斯戏剧的事。一部是《希波吕托斯》，另一部是《阿尔克提斯》，这位学生，埃琳娜·米特尼克，发现这两部戏剧有损“女性的尊严”。
这一切都是在他坐在板凳上注视着他曾在里面当过院长的漂亮房子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发生的。
“那么我要怎样做才能让米特尼克小姐感到满意呢？从我的阅读名单中删除欧里庇得斯？”
他们正去吃午饭，沿途看得见北大楼，那幢覆盖着常青藤、历经风雨却美丽依旧的殖民时代砖结构楼房。十多年里，科尔曼作为院长占据了楼内正对着校长套间的办公室。学院的标志性建筑，有着锥形尖顶，顶上插着国旗的北大楼六角形钟塔——可以从山下雅典娜镇远眺，如同巍峨的欧洲大教堂可以被那些经常徒步赶赴教堂所在城镇的民众所识别一样——敲击着正午时刻。他坐在方形广场最有名的满身树瘤的老橡树浓荫下的长椅上，坐着，沉静地思索着礼数的重压。礼数的专制。在一九九八年已经过去一半的时候，即使让他相信美国礼数的持久力都是件不容易的事了，况且他感到自己正是个遭受专制迫害的人：礼数对舆论仍然具有的约束力，对个人搔首弄姿所提供的灵感，在这个折损阳气的布道坛上促销美德的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被H. L.门肯指认为愚民政策，菲利普·怀利视作母性崇拜，欧洲人罔顾历史地称之为美国的清教主义，罗纳德·里根之流称之为美国的核心价值，并坚持以某种假面具——任何假面具出现的广泛的裁判权。作为一种力量，礼数变幻多端，以千百种伪装出现的一种女性权威，颇具渗透力，如果需要，可以作为公民责任、特权白人的尊严、女权、黑人骄傲、少数民族归属，或感情充沛的犹太伦理感。看来倒并不像马克思或恩格斯或达尔文或斯大林或希特勒或毛泽东从未出现过——反倒好像辛克莱·刘易斯从未出现过似的。反倒好像，他想，《巴比特》这书从未出版过。好像甚至连最基础水平的想像思维都从未被允许进入意识而引发最微弱的不安。一个世纪无与伦比的灭顶之灾戕害着人类——成千上万的百姓被迫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浩劫，一次又一次的暴行，一次又一次的邪恶，半数以上的世人屈从于作为社会政策的病理性虐待，整个社会被套在狂暴迫害的组织枷锁中，个人生命的尊严遭受摧残的规模史无前例，国家破碎，民族沦为将他们洗劫一空的思想罪犯的奴隶，全体国民如此心灰意冷，甚至丧失了早晨起床时起码的面对一天的愿望……所有本世纪呈现的可怕的试金石，而在这里他们却全副武装地对付福妮雅·法利。在这里，在美国，不是福妮雅·法利便是莫妮卡·莱温斯基！这两人闲适优雅的生活被克林顿和西尔克不得体的举止搅乱了！这，在一九九八，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的邪恶。这，在一九九八，是他们遭受的折磨，他们的烦恼，以及他们精神的死亡。他们最大的道德绝望的根源，福妮雅吮吸我，我操福妮雅。我遭到羞辱，不仅因为对一个白人班级说了“幽灵”这个词——请注意，当时我并不是站在那儿重温奴隶制传说、黑豹党人的怒吼、马尔科姆·X的变形、詹姆斯·鲍德温的修辞，或者《阿莫斯和安迪》节目的无线电高收听率，而是正在点名。我遭受羞辱不仅因为……
“根本不需要。十分清楚，一切有赖于你怎样教授欧里庇得斯。”
得体的。当下流行的字眼，意思是尽力抑制任何偏离健康指南的行为，以使每个人都觉得“舒服”。不做他那正在做的倍遭指责的事情，而要做，他想，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我们之中哪位道德哲学家认可的事情。芭芭拉·沃尔特斯？乔伊斯·布拉泽斯？威廉·贝内特？《NBC日界线》节目？倘若他在这地方做教授，他可以教“古希腊戏剧中的得体行为”，一门不等到开始就宣告结束的课程。
“那么近来，”他说，“什么是指定的教授方法呢？”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在想，这并非是一个他既有耐心，又有涵养来进行的辩论。再说，放弃辩论更容易挫败德芬妮·鲁斯。虽然她自以为学识出众，却只有二十九岁，实际上毫无社会经验，新上任，而且对学院乃至对这个国家而言，都是个新人。他从他们以往的交道中懂得了，对于她装出不仅是他的上司，而且是个目空一切的上司的企图——“十分清楚一切有赖于”，等等，等等——最有效的压制手段便是根本不理会她的判断。除了她不能容忍他的其他理由之外，她还不能容忍的是，那些使得她雅典娜其他同仁赞叹不已的学术证书至今尚未使这位前院长为之倾倒。然而无论如何，她却难以逃脱对此人的恐惧，此人五年前非常勉强地录用了她，当时她刚走出耶鲁研究生院的大门。而他以后从未否认过他的懊恼，特别是当他系里那些心理上的笨蛋竟然决定由一个思维如此紊乱的年轻女人充当他们的主任时。
当他登上山顶，从老天文大楼背后绕出来，走进光影斑驳的校园中心方形庭院时——这会儿这里甚至比雅典娜简介封面上的图片更像是由巧夺天工的手布置出来的，充满书斋风情——首先映入他眼帘的便是这些暑期班学员。他们正朝自助餐厅走去吃午饭，成双成对地沿着广场蜿蜒的林荫小道迤逦而行。双行纵队：丈夫和妻子，丈夫和丈夫，妻子和妻子，寡妇和寡妇，鳏夫和鳏夫，以及在老年班相遇后重新组合的寡妇和鳏夫——或许只是科尔曼为他们所做的安排。所有的人都整整齐齐地穿着夏季浅色服装，许多人穿着衬衫或色彩明丽的T恤和短袖衫，纯白或浅色卡其布长裤，有些穿着布鲁克兄弟品牌的夏季方格花纹料子裤。多数男士戴着长舌帽，有各种颜色的，许多上面绣有专业运动队的标志。他见不到轮椅、助行架、拐棍、手杖。他腿脚麻利的同龄人，看上去跟他一样健康，有的稍许年轻些，有的明显老些，但享受着退休为那些多少尚能顺畅呼吸、腿脚好歹尚能行走、思维多少尚且清晰的幸运儿所提供的自由。这是他应当待的地方。恰当地配对。得体的。
直到今天，她继续对科尔曼·西尔克的存在感到心神不定，以致她一心想要他对她感到坐立不安。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使她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和一个早慧的孩子怕被别人看穿的恐惧；同时也使她重新产生早慧的孩子怕别人对自己看得不够的恐惧。惟恐被人戳穿，又渴望被人注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身上的某种东西甚至让她事后对自己的英语都颇感怀疑，而在别的时候她却是完全有左右逢源的自信心的。每当他们面对面时，总有某种东西使她觉得他只想把她的双手绑到她身子后面去。
听到这里，科尔曼从他坐的地方站起身，向校园方向走去。这就是科尔曼坐在草坪板凳上思考他下一步行动时无意听到的全部合唱。他听不出他们是谁，因为他们背对着他，他们的板凳环绕着树的背面，所以他看不到他们的面孔。他猜想是三个年轻人，自他走后才来的教职员，刚从镇上的网球场健身回来，聚在小镇绿地上喝着瓶装水或无咖啡因饮料，一块儿放松放松，聊聊当天克林顿的新闻，然后再回到家里的老婆和孩子身边。在他听来他们在情场方面既老到又自信，是他原来不会跟年轻副教授，特别是雅典娜的，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学界的玩笑来说，相当粗野，相当不入流。遗憾的是他在的时候这些家伙还没来。他们或许可以发挥骨干作用，抵制……不，不会的。上面的校园里头，可不是每个人都是网球伙伴，这种力量在它没有完全受到自我压制时可能在玩笑里发散出来——一旦要求集结在他身后，他们很可能不会比其余的教职员动作快多少。反正他又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不再认识任何人。已有两年时间，在他埋头撰写《幽灵》期间他已完全断绝了与之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同事以及熟人的联系，所以直到今天——正午前，在他和纳尔逊·普赖姆斯面谈后——面谈不仅破裂，而且由于科尔曼出乎自己意料地破口大骂，以令人惊讶的糟糕局面破裂——他才像此刻正在做的这样，偏离市镇大街，沿南区走，在南北战争纪念碑的地方，登上山坡，往校园进发。他料想不会碰到认识的人，也许除了那些给在七月份参加学院为期两周的老年招待所项目的退休人士授课的教师，项目包括参观坦格伍德音乐会、斯托克布里奇画廊和诺门罗克威尔博物馆。
这个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他在她第一次进入他办公室接受面试时打量她的色情的目光，是他打量她的非色情的目光？要判断他如何判断她是不可能的，而那还是在一个她知道她最大限度地调度了她全部威力的早晨。她想显出惊人的美貌，她做到了；她想要非常流利，她做到了；她想以学者口气说话，她成功了，她肯定。然而他朝她看着，仿佛她是个小女生，微不足道先生和太太的小不点孩子。
“是啊。这一手没问题。但他跟莫妮卡就没这么做。你瞧，他只有跟弗农(2)谈莫妮卡的事。弗农是可以交谈的最好人选。但他们判断有误。因为他们以为她只不过是对她愚蠢的加利福尼亚山谷小女伴吹牛而已。没问题。又会怎样。但那个琳达·特里普，那个埃古(3)，那个斯塔尔偷偷在白宫豢养的埃古……”
回想起来，也许是因为那条苏格兰格子百褶短裙——类似苏格兰短裙的迷你裙可能让他想起女生制服，特别是当穿裙子的人是个苗条、瘦小、黑头发的青年女子，有着一张只看见两只大眼睛的小脸，体重，连同衣服和别的一切，总共才一百磅。她的打算，穿着迷你裙，黑色开司米高领套头衫，黑色连裤袜和黑色高统靴，既非用她的穿着使自己非女性化（她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见到的大学女性似乎无一不在费尽心思这么做），也不是做出一种试探他的姿态。虽然据说他已有六十四五岁，可是他并不比她五十岁的父亲见老；实际上他很像他父亲公司里的一位年轻合伙人，父亲工程师同事中的一个，那人自她十二岁起就一直偷看她。坐在院长对面时，她两腿交叉，短裙前片分开了，她等了一两分钟才将裙片合拢——就像你合拢一个钱包似的不经意——只是因为，不论她看上去有多年轻，她并非心怀小女生的恐惧或小女生的拘谨，受制于小女生行为规范的小女生。她不希望给他造成这个印象，同样也不希望留下相反的印象：让裙片始终张开，以此诱使他想像她想要他在整个面试过程中凝视她套在黑色连裤袜里的苗条大腿。她在选择服装和如何举手投足方面，绞尽脑汁，为了打动他，让他看到由于自身所有的魅力交相辉映，才会在二十四岁上这般丰姿秀逸。
“克林顿的天才是给了文斯·福斯特一个在华盛顿的职位。就把他放在那儿。叫他为政府做点儿贡献。这是神来之笔。克林顿这一手就像个优秀的黑手党老大，把她钳制住了。”
甚至她佩戴的一件珠饰，那天早晨她才戴到左手中指上的大戒指，她身上惟一的装饰品，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为了衬托出她是个什么样的知识精英：诚然，她公开地、不加防范地、以她毫不矫饰的品味和鉴赏力享受着生活美的表象，却又将自己纳入为学术事业奉献终身的轨道。那戒指，一枚十八世纪罗马图章戒指的仿制品，原来是某位男士佩戴的男式指环。在水平镶嵌的椭圆玛瑙上——正是这赋予戒指厚重的阳刚之气——雕刻着达娜厄接受化身为金雨的宙斯。四年前，在巴黎，当德芬妮二十岁时，教授将自己的这枚戒指馈赠给她，作为定情物——惟一的，她无法抗拒的教授，和那教授她有过一段热恋。凑巧，他也是名古典文学学者。他们第一次相遇，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显得那么高高在上，那么苛严，她感到自己由于恐惧而全身麻木，直到她发现他是在违反本性地勾引她。这是不是眼前这个西尔克院长正在干的事？
“现在整个世界都爱上了道貌岸然。这才是他们实际爱上的。”
不论这戒指大得多么显眼，院长并没有要求看一看玛瑙上镌刻着的金雨，这，她想也无妨。虽然她如何得到这枚戒指的故事至少验证了她既大胆又老成，但他可能会认为戒指是轻浮放纵的结果，一个她缺乏成熟慎思的标志。除了这个离题的希望，她断定他从他们握手的那一刻起就顺着那些思路在考量着她——她猜对了。科尔曼对她的印象是她太年轻，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充斥着太多又尚未解决的矛盾，有些过于自负，同时又像个孩子似的玩弄着自高自大，一个不完全具有自控力的孩子，对不赞同的语气反应灵敏，具有相当的感到遭受了委屈的才能，既由自我怀疑又由自信心拉动着，既作为孩子又作为女人，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吸引一个又一个崇拜者，征服一个又一个领域。一个对她的年龄来说非常聪明的人，甚至过于聪明，但在感情方面却是不及格的，并在其他许多方面也严重地发育不良。
“对。哦，对。”
从她的履历以及一份十五页长、补充性质的自传性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个自六岁开始的知识探索历程——他获得了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她的学术证书的确非常优秀，但她的一切（包括证书）都使他感到对于像雅典娜这么一个小地方而言，特别不对劲。优越的隆榭街第十六区童年。鲁斯先生，工程师，四十名雇员的公司老板；鲁斯太太（娘家姓德·瓦林古尔），与生俱来的古老的贵族姓氏，外省贵族世家，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中古法国文学学者，拨弦古钢琴大师，拨弦古钢琴文献学家，教皇历史学家，“等等”。一个多么意味深长的“等等”！第二个孩子，独生女，德芬妮毕业于国立詹森·德萨伊中学，在学校里她学习哲学和文学、英语和德语、拉丁语、法国文学：“以非常严谨的态度阅读了全部法国文学作品。”在国立詹森之后，是国立亨利四世：“……竭尽全力，深入地研究法国文学和哲学、英国语言文学史。”二十岁，在国立亨利四世之后，是巴黎丰特奈高等师范学院：“……从法国知识精英中……每年只招收三十名。”论文：《乔治·巴塔耶作品中的自我否定》。巴塔耶？并非另外一个而已。每一个酷毙了的耶鲁研究生都不是在写马拉美便是在写巴塔耶。要理解她想要他理解什么并不难，特别是因为科尔曼作为一个有家室的年轻教授曾经由福布莱特基金赞助在巴黎进修一年，对于那些由高贵的公学培养的雄心勃勃的法国孩子有所了解。接受过极端充分的预备教育，与知识界上层有广泛的联系，非常聪明，却不成熟的年轻人，被赋予最势利的法国教育，蓄志接受一辈子的羡慕，他们每个星期六的夜晚都聚集在圣雅克路上廉价的越南餐馆里，谈论伟大的事物，从不提及琐碎小事或闲聊——只谈理想、政治、哲学。甚至在他们的闲暇时间里，当他们完全独处时，想的也只是黑格尔在二十世纪法国知识生活中所处的地位。知识分子不应当轻浮。生活只是为了思索。不论经过洗脑成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成为激进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先天性地对一切美国的事物感到惊恐。从这么一堆只多不少的东西中，她来到耶鲁：申请获准教授本科生法国文学，并被吸纳为博士生，正如她自己在自传性文章中所强调的，她是全法国申报者中惟一被接受的两名申报者之一。“我来到耶鲁时是个笛卡尔信徒，而耶鲁的一切则更为多元化，各种声音都有。”她对本科生颇感新奇。他们的知识层面在哪里？对他们玩游戏感到震惊。他们混乱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思考——及生活方式！他们甚至从未看过一部黑泽明的影片——他们的见识可没那么广。她在他们那个年龄早看过了所有的黑泽明，所有的塔科夫斯基，所有的费里尼，所有的安东尼奥尼，所有的法斯宾德，所有的维尔特米勒，所有的萨蒂亚吉特·雷伊，所有的雷内·克莱尔，所有的文·温德斯，所有的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雷奈、罗默、雷诺阿，而这些孩子只看过《星球大战》。在耶鲁她继续认真履行她的求知使命，选修最新潮的教授的课程。然而感到有点迷茫。混乱。特别不理解其他的研究生。她习惯跟使用相同的知识语汇的人交往，而这些美国人……并非每个人都发现她有趣。本来期待到美国来，会让每个人都说：“哦，上帝啊，她是个高等师范生。”但在美国没有人欣赏她在法国所走的那条非常特殊的道路及其崇高的声望。她并没有得到她所受的训练期待她将得到的那种赏识，把她看做法国知识精英中崭露头角的新星。她甚至没得到她接受的训练期待她将得到的那种怨恨。找了个指导教师，写了论文。答辩。被授予学位。非常快地就获得了学位，因为她在法国就已经下过苦功。接受了那么多的学校教育，下过那么多功夫，现在就等着到大学校里任职了——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芝加哥——当她一无所获时，她变得垂头丧气。雅典娜学院的一个客座席位？雅典娜学院在哪儿，是个什么地方？她不屑一顾。直到她的指导教师说：“德芬妮，在这个市场上，你伟大的工作可以从另一个工作开始。雅典娜学院的客座副教授？你可能没听说过，但我们听说过。无可挑剔的正派学院。作为第一份工作也是非常像样的。”她的外国研究生同学告诉她，到雅典娜学院是大材小用，太跌身份，但她的为了一个在连锁便利店锅炉房里教书的职位都会大动干戈的美国研究生同学却认为她的高傲是典型的德芬妮牌的。非常勉强地，她提出了申请——结果便是穿着迷你裙和长筒靴，和西尔克院长隔着桌子相对而坐。为了得到第二个工作，高档的工作，她首先需要这个雅典娜工作，但几乎整整一小时西尔克院长听她说的尽是和雅典娜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叙述结构和短暂性。艺术作品的内部矛盾。卢梭隐藏自身但他的修辞却将他暴露了。（有点像她自己，院长想，在那篇自传性文章里。）评论家的语气和希罗多德的一样严正。叙述学。时空宇宙。氛围现实性和模仿的区别。相等经验。文本的预期质量。科尔曼不用问这些都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所有耶鲁词汇以及所有高等师范词汇之所指，在希腊语中都有它们的原义。可是她知道吗？他干这一行都有三十多年了，却还没有时间过问这号东西。他想：为什么有人如此美丽，却要将她经历中的人性方面藏匿在这些词汇后面呢？也许恰恰因为她如此美丽。他想：如此仔细地自我品定，又如此彻底地自我欺骗。
“你认为她和福斯特有染？”
当然她有证书。但对于科尔曼来说她正是那种有威望的学术骗子，只会让雅典娜学生徒徒浪费脑力，可是她的魅力对于教师中的二流员工将会是不可阻挡的。
“这么说吧，她会爱上一个人，但她绝不会做出疯狂的事，因为他是有妇之夫。她能让通奸都变得索然寡味。她才是实际上的有罪者。”
当时他想录用她以示开明。但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她那么迷人。那么可爱。那么具有诱惑力。而且因为显得是个女儿家，越发不可抗拒。
“她和文斯·福斯特？”
德芬妮误读了他的凝视，略带戏剧性地以为——这种冲动是有损她灵秀的障碍之一，不仅匆匆跳至戏剧性结论，而且性感地屈从于戏剧性魔力——他想要做的是将她的双手反绑到她身子背后：他所要做的，出自一切可能的原因，是不让她四下走动。所以他才录用了她。于是他们真的开始不再交往。
“哦，肯定的。”
现在轮到她把他传唤到她的办公室来进行面谈了。到一九九五年，科尔曼走下院长宝座，返回讲坛的那一年，娇小漂亮的德芬妮·鲁斯全方位的风度，隐秘性欲的妖冶暗示，连同她师范大学圆滑世故的殷勤（科尔曼称之为“她永恒的自我膨胀”），在他看来似乎已经赢得了几乎每位可追到手的傻瓜教授的欢心，并且，在尚未越出二十岁范畴的年龄段——但可能正觊觎着曾属于科尔曼的院长席位——她已经成功地升任为这个小系的系主任，这个系连同其他的语言系科，十几年前吸纳了科尔曼一开始在里面当讲师的古典文学系。这个新的语言文学系里，共有十一名教职员：一名俄文教授，一名意大利文教授，一名西班牙文教授，一名德文教授，德芬妮教法文，科尔曼·西尔克教古典文学，另有五名超负荷工作的助手、羽翼未丰的讲师和几名当地的外国人教授基础课程。
“她是个道貌岸然的娘们，你认为？”
“米特尼克小姐对这两篇戏剧的误读，”他对她说，“源于根深蒂固的狭隘、偏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不值得纠正。”
“对，阿肯色的口径正合适。在这儿一切都失常了。他一定给逼疯了。美国总统，什么都唾手可得，却什么都不能碰。真跟地狱似的。特别是和那个道貌岸然的老婆在一起。”
“那么你不否认她说的话了——你不想帮助她。”
“我不认为他在阿肯色的时候是个小学生。”
“一个说我应该使用‘派生语言’跟她讲话的学生，非我的援助所能及。”
“哦，对。真玩意儿。克林顿这家伙，小学生玩意儿。”
“那么，”德芬妮轻声说，“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是吗？”
“肯尼迪就给钓上了。”
他笑起来——既是自发的，又是有目的的。“是吗？我说的英语对一个诸如米特尼克小姐那样文雅的思想而言，不够精致细腻吧？”
“不过你不了解他过去的经历。他没给任何东西钓上过。”
“科尔曼，你离开课堂已有很长时间了。”
“每个人都可以替换。”
“而你还从没离开过哩。我亲爱的，”他说，故意的，而且面带一个故意恼人的微笑，“我一辈子都在阅读思考这几部戏剧。”
“我不认为如此。我想多半是她的记忆作怪，听起来像钓线，但我认为他的动机——不，他不想接这个性爱的钓钩。她不错，却是可以替换的。”
“但从没有出自埃琳娜的女性主义角度。”
“我认为那是根钓线。”
“甚至都不曾出自摩西的犹太教视角。更不曾出自时髦的尼采关于视角的视角。”
“他不想失控，你知道。记得他怎么说的，我不想钩在你身上，我不想迷上你？这话听起来倒还真实。”
“科尔曼·西尔克，在这星球上，仅有他一人认为除了纯客观文学视角，便没有任何其他的视角。”
“你一旦收手，就表明你害怕了。而当你害怕时，你就完蛋了。你的毁灭不会比莫妮卡的手机更远。”
“几乎没有例外，我亲爱的。”——再一次？为什么不？——“我们的学生无知透顶。他们所受的教育差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生活在知识层面上是贫瘠的。他们一无所知地来，大多数也将一无所知地走。他们根本就不懂，当他们走进我的课堂时，如何阅读古典戏剧。在雅典娜教书，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教授美国历史上最愚笨的一代人，就跟你走在曼哈顿百老汇时自言自语一模一样，除了那十八个人是在街上听见你自说自话，而他们是在教室里。他们，别无二致，一无所知。在和这种学生——米特尼克小姐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罢了——打了几乎四十年的交道之后，我可以告诉你，使用女性主义视角阅读欧里庇得斯是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的。向最为天真的读者提供一个女性主义视角诠释欧里庇得斯是你所能设想的最好的封闭他们思维的方法之一，使得他们的思维甚至都来不及有任何机会摧毁他们之中任何一个没有头脑的‘同道’。我很难相信，一个有着像你那样的法国学术背景的知识女性竟然会相信的确存在诠释欧里庇得斯的女性主义视角，而不当它只是个愚蠢的玩意儿。你是当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就对它心领神会了，还是仅仅是一种以眼下对自己女性主义同事的恐惧为出发点的老式的名利思想？因为倘若仅仅是名利思想作祟，我没有意见。那是人之常情，我理解。但如果是在知识层面上赞成这种白痴的论调，那我就大惑不解了，因为你并非白痴。因为你心里很明白。因为在法国万万不会有哪个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会把这种东西当真的。他们会吗？读了两部诸如《希波吕托斯》和《阿尔克提斯》的戏剧后，又就每一部听了一个星期的课堂讨论，然后无论对哪一部都无话可说，除了说它们‘贬低妇女’，这不是‘视角’，基督啊——这是漱口水。新近最流行的漱口水。”
“当然。如果你正干着那种事，干吗不到位就收手呢？那不是假正经吗？”
“埃琳娜是个学生。她二十岁。她正在学习。”
“正是他所受指控的反面。他不足以受责难。”
“以感情用事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生对你绝对不合适，我亲爱的。严肃对待他们。埃琳娜并不在学习。她只是在鹦鹉学舌而已。为什么她直接跑来找你，正因为你恰恰是她学舌的榜样。”
“哦，是的。绝对是的。而且不世故。”
“不对，不过如果你喜欢在文化层面上对我做那样的界定，同样无所谓，而且完全在意料之中。如果你感到将我放置在那种痴呆的框子里会使你安全地获得优越感的话，那么悉听尊便，我亲爱的，”她此刻喜滋滋地面带自己的微笑说，“你对待埃琳娜的态度使她很反感。所以她跑来找我。你把她吓坏了。她很生气。”
“所以他的问题是他不够腐败。”
“好吧，我在面对我竟然会聘任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的后果时，往往彰显令人生厌的个人风格。”
“把他们扯进来共同犯案，就有了个共同腐败。肯定如此。”
“同样，”她说，“我们有些学生在面对僵化的教学法时也往往彰显令人生厌的个人风格。如果你坚持用你习以为常的乏味的方式教授文学，如果你坚持使用你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采用的所谓人文主义观点探讨希腊悲剧，诸如此类的矛盾必将层出不穷。”
“这不正是黑手党的手段吗？你塞给什么人他们不能说的东西。然后揪住他们不放。”
“很好，”他说，“让它们来好了。”随即走出房间。于是就在那个学期，当翠西·卡明斯跑到鲁斯教授面前，两眼含着泪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十分沮丧地听说西尔克教授，背着她，对她的同学使用了一个恶毒的带有种族歧视的形容词刻画她时，德芬妮贸然确定，将科尔曼请到她办公室对这项指控进行讨论只会浪费时间。既然她肯定他的举止不会比前次一个女生投诉时更为谦和——而且从以往的经验中她可以推断，她要是传唤他，他会再次以恩赐的态度居高临下地对待她：又有一个女性新贵胆敢调查他的行为，又来了一名女暴发户，要是他屈尊俯就对她们说话，他就非得将她所关心的问题贬得一文不值——她将这件事上交给了接替他的平易近人的院长。自那以后，她得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帮助翠西，稳定她的情绪，安慰她，几乎照顾起这个姑娘来，一个无父无母的黑孩子，受到那么严重的打击，以致在事件发生后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她还得设法防止她收拾起行李不告而别——无路可逃——德芬妮获准将她从宿舍里搬出来，住进她自己公寓住宅的一个空房间，并且认领她，临时地，作为某种被监护人。虽然在学年结束时，科尔曼·西尔克，以自动退出教学岗位的方式，在实质上承认了他在幽灵事件中的恶行，但对翠西造成的伤害对于一个一开始就如此缺乏自信的人来说是无法弥补的：由于调查，她没办法专心于学业，同时因为害怕西尔克教授以偏见影响其他教师跟她作对，她所有的课程无一及格。翠西打点行囊，不仅离开了学院，而且干脆从镇上出走——离开雅典娜，德芬妮本希望在雅典娜为她找份工作，给她辅导，监护她，直到她能够返回学校。一天翠西搭乘公交车去了俄克拉何马，去投奔她住在塔尔萨的同母异父姐姐，可是德芬妮用这个塔尔萨的地址却再也没找到过这个姑娘。
“他一直没有真正地投入。一只眼瞄着门。那里他有自己的系统。是她拼命加码。”
不久德芬妮便听到关于科尔曼·西尔克和福妮雅·法利的关系，对此他正想方设法加以隐瞒。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人退休两年，七十一岁，却还干这种勾当。再没有胆敢质问他偏见的女学生供他恐吓，再没有需要呵护的黑人女生让他嘲笑，再没有像她这样威胁他权威的青年女教授给他当面吹胡子瞪眼的侮辱，他便设法从学院最底层捞上一个可征服的对象，此人是孤苦无告女性的典型：一个不折不扣的遍体鳞伤的妻子。当德芬妮到人事处去设法了解福妮雅的背景时，当她读到有关她的前夫以及两个幼儿可怕的死亡情况时——孩子死于一场神秘的，有人怀疑，由前夫所纵的大火中——当她读到由于没有文化而限制了福妮雅只能从事物业部门的纯体力活时，她明白了科尔曼·西尔克想方设法挖掘到的不亚于出自厌女癖的心愿：在福妮雅身上，他发现了甚至比埃琳娜或翠西更为无助的女性，可以进行压榨的完美女人。不论在雅典娜曾经有谁胆敢顶撞过他荒谬的权威感，现在他都要叫福妮雅·法利做出回答。
他们哈哈大笑。一共是三个人。
而且还没有人阻止他，德芬妮想。没有人拦阻他。
“那样做是对的。一旦发情就完了。她有货了。采集了一个样本。冒烟的精液。要是他操了她，整个国家就省掉了这场灾难。”
他心里明白他已不在学院的管辖权限以内，因而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对她施行报复——对她，是的，对她，为了她曾采取的一切阻止他对他的女学生进行心理恐吓的措施，对她，为了她所自愿扮演的、剥夺他一切权威、将他撵出课堂的角色——她不能忍气吞声。他用福妮雅·法利作为她的替身。他正通过福妮雅·法利对她进行反击。除了我的面孔、姓名和身段，她还能让你想起谁的——是我在镜子里的形象，她能对你暗示的非我莫属。以引诱一个，跟我一样，受雇于雅典娜学院的女性，跟我一样，不到你一半的年龄——然而又是一名在方方面面都是我反面的女人——你精明地伪装了，同时又悍然地暴露了你一心一意想要毁灭的人是谁。你并非如此迂拙，不懂得玩这一手，此刻，你正高高在上、残忍地偷着乐哩。但我也并非如此痴呆，认不出你伸出手来要逮的，正是以模拟相出现的我。
“他不想给她留下任何证据。所以不愿发情。”
理解来到得如此之快，出现在自发性爆炸的句子里，以致就在她在信的第二页底部签名，并在信封上写上由他到邮局取件的字样时，她还禁不住气得七窍生烟，想着天下竟有如此狼心狗肺的人，把那个地位低下、丧失了一切的女人变成一件玩偶，随心所欲地将诸如福妮雅·法利那样受苦受难的人变成玩物，仅仅是为了在她身上发泄自己的私愤。怎么会是他干的？不，她已经写下的任何一个音节都不会更改，不会费神用打字机打出来让他看得省心些。绝不会让她亲手书写的向前倾斜的字体所形象地传递的信息失灵，绝不让他低估她的决心：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对她来说比揭露科尔曼·西尔克，使他原形毕露，更为重要的了。
“他的谨慎，他的谨慎害了他。绝对是。从头到尾像个律师似的。”
但二十分钟以后，她将信撕得粉碎。幸好。幸好。当不加约束的理想主义席卷她整个身心时，她倒不是总把它当做美妙的狂想曲的。不错，她必须谴责一个如此十恶不赦的食人肉者，但连翠西她都束手无策，还能想像去拯救一个像福妮雅·法利那样堕落的女人吗？谁能够想像与这样一个人开战并压倒他，这个人在他痛苦的晚年，不仅挣脱了任何机构的约束，以及——人文主义者他还是！——一切的人道关怀？对她而言，没有任何幻想比自以为能够和科尔曼·西尔克较量手腕更荒唐了。甚至一封如此清晰地表明是在白热化的道德义愤中一挥而就的书信，一封毫不隐讳地告诫他，他的秘密已大白于天下，他已被揭露、曝光、追踪的信件，落到他手里，也会变着法子，弄出针对她的指控，倘若机缘凑合，还会彻头彻尾地毁了她。
“对，温文尔雅害了他。不是他的野蛮，而是他的文雅。不是按他的规则做游戏，而是按她的。她控制了他，因为他心甘情愿。全都错了。你知道当她来求职的时候，肯尼迪会对她怎么说？你知道尼克松会对她怎么说？哈里·杜鲁门，甚至艾森豪威尔都会对她那么说。那个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他知道怎样不客气。他们都会对她说，不仅不会给她工作，而且只要她活着一天，就没人会给她工作。她连在新墨西哥的霍斯·斯普林斯开出租车的活都别想找到。什么都没有。她父亲的事务所将被捣毁，他也将失业。她母亲将永远不能工作，她兄弟将永远不能工作，她一家人再挣不到一分钱，如果她胆敢开口提起十一次口交的事。十一个。连个一打的整数都不是。我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到一打的口交没资格获得淫荡界的海斯曼大奖，你说呢？”
他残忍，他是个狂想症患者，而且不论她愿意与否，都有实际问题必须考虑。这些考量早几年当她是个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师范生时也许并不会使她有所顾忌，必须承认，她那时制裁非正义的无能往往使她失之偏颇。但现在她是名大学教授，早早地就得到了终身教职，已经是自己系的主任，几乎可以肯定未来某天将到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芝加哥工作，或甚而至于衣锦还乡，返回耶鲁。像这样的一封信，有她的签名，而且被科尔曼四下传播，最后，无可避免地，必定会落入什么人手中，出自嫉妒，出自气愤，因为她太年轻或他妈的太成功，可能希望颠覆她……对，这封信非常大胆，充斥着她的满腔愤怒，但会被他利用来贬低她，以此说明她不成熟，没有资格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他有人脉，仍然有人和他交往——他办得到的。他会那么做，把她的意思大加曲解……
“问题是她从克林顿身上得到的恰是她从别的家伙身上得到的。她想从他身上得到不同的东西。他是总统，她是恋爱恐怖分子。她要他跟那个她正在搞关系的教师不一样。”
很快地，她把信撕得粉碎，在一张干净纸的中央，用一支她平时从不用来写信的红色圆珠笔，以没人认得出是她笔迹的粗大的大写字母写道：
“不过，你还是得承认这女孩是自多斯·帕索斯以来揭露美国最透彻的人。她把一支温度计插进了这个国家的屁眼。莫妮卡的美国。”
人人皆知
“我不知道那能不能让她闭嘴。我不知道让她闭嘴是否人力可为。那不是深喉。是大嘴。”
但就此打住。她在这里搁笔。过了三个夜晚，关灯后不到几分钟，她从床上爬起来，恢复了理智，走到书桌边，打算将开头写有“人人皆知”字样的那张纸揉成一团，扔掉并永远忘记，但却不然，靠在桌边，甚至都没有坐下——惟恐一等坐下她会再次失去勇气——就刷刷刷地添上十个单词，这下足以让他明了曝光只是早晚的事。信封上写好了地址，贴好了邮票，没有签名的短笺封在了里面，台灯轻轻地咔哒一声灭了，德芬妮，终于果断地解决了她在这种处境里力所能及的头等大事，大大地舒了口气，回到床上，怀着心满意足的道德感，打算美美地进入梦乡。
“在屁眼里你才能创造忠诚。”
但她必须首先将那驱使她再次爬起来，撕开信封，重新读一遍她写的东西，看看她是否写得太少或者语气太弱，或者用词过于简约的种种思虑压制下去。当然那并非她的修辞手法。不可能是。所以她才那么写——太露骨，太粗俗，太像口号而不可能追踪到她头上。但也许正因为如此，而被她自己误判，并感到忐忑不安。她必须起床看看她有没有忘记伪装自己的笔迹——看看她有没有在那一刹那间鬼迷心窍，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怒火中烧的瞬间，忘乎所以，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她必须检查一下有没有任何地方无意间泄漏了她的身份。而倘若泄露了？她应当签名。她全部的生活便是一场决不屈服于科尔曼·西尔克们的战斗，那些家伙利用手中的特权，蹂躏其他所有的人，以便为所欲为。对男人们讲话。冲着男人们讲话。即使对年纪大得多的男人也不例外。学会不要对他们装出的权威派头或道貌岸然的造作姿态感到恐惧。肯定她的智力的确是了不起的。敢于想像她与他们平起平坐。学会，当她提出一个论点却不起作用时，克服投降的渴望，学会调遣起逻辑、信心以及酷的派头，不断地辩论，无论他们为了封住她的嘴巴而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学会采取第二步行动，持续努力，而不是崩溃。学会不退让地论证她的观点。她不需要遵从他，她不需要遵从任何人。他不再是当时聘任她的院长。也不是系主任。她才是。西尔克院长现在什么都不是。她真应当拆开那信封，签上自己的大名。他四大皆空。这有着四吠陀咒词的一切安慰：四大皆空。
“那不一样。那是小孩子的把戏。不，他没有给她实实在在她不想开口的东西。他要她不想开口的东西。这就是错误。”
她接连几个星期带着装有那密封信封的小手提包四下走动，思索着她的理由，不仅为了要不要寄出，而且为了是否要斗着胆子签下大名。他选中这个倒霉的女人，一个根本不可能反抗的女人。跟他较量连门槛都找不到的。在智力上压根都不存在的。他选中一个从来没有进行过自卫的女人，不可能进行自卫，在这个地球上可供利用的最弱小的女人，在各个方面都绝对比他低劣的——选中她，则是出于最明显的对照动机：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女人都等而下之，因为他惧怕任何有头脑的女人。因为我敢于为自己讲话，因为我不愿意受支使，因为我很成功，因为我很漂亮，因为我独立思考，因为我接受过一流教育，一等学位……
“她倒想说雪茄的事。”
后来，她在一个星期六去了纽约，去看杰克逊·波洛克的展览，在那儿，她从小手提包里抽出信封，几乎将这封十二个单词的信，没有签名的，丢进港务局大楼里面的一个邮筒，她从波南沙公交车下来第一眼就看见的邮筒。当她乘上地铁时，信还在她手里，但一等列车启动，她就把信的事全忘记了，又将它插回小手提包里，一心一意地享受着乘坐地铁的快感。她依然保持着对纽约地铁的惊羡与兴奋。她在巴黎的地下铁道里从没留意过它，但纽约地铁里乘客的忧郁和焦虑却一再使她坚信她来到美国是正确的。纽约地铁是她为什么要来的象征——她拒绝回避现实。
“嗯，无论如何——她是个自恋狂，诡计多端的小婊子，贝弗利山历史上表现欲最强的犹太女人，被优越感腐蚀透了——他事先统统明白。他可以看透她。要是他连莫妮卡·莱温斯基都看不透，怎么能看透萨达姆·侯赛因？要是他真的看不透莫妮卡·莱温斯基，又不如她狡猾，这家伙就不该当总统。弹劾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依据。不，他全都明白。我不认为他会长期受她封面故事的蛊惑。她败坏透顶又十足地天真，当然他明白。十足的天真便是败坏——她的败坏，她的疯狂，她的狡黠。这就是她的力量，全部的综合。她没有深度，而这正是她在当了一天总司令的他面前的魅力所在。浅薄的强度便是它的吸引力。更不要提这种强度的浅薄了。她童年的故事。吹嘘她可爱的任性：‘瞧，我只有三岁，可是我已经有个性了。’我能断定他知道凡是他做的不符合她幻觉的事都会成为对她自尊的又一次残忍的打击。但他不了解的是他必须操她才行。为什么？让她闭上嘴巴。我们总统奇怪的行为。那是她给他看的第一样东西。她把它贴到他脸上。她主动提供给他。而他竟然什么也不干。我真搞不懂这家伙。要是他操她，我不相信她还会告诉琳达·特里普。因为她不会想说那种事。”
波洛克展览在感情上完全控制了她，以至于她从一幅令人惊叹的绘画走向另一幅时，体会到那种膨胀的、喧嚣的、疯狂欲望的感觉。一个女人的手机突然铃响，而此时一幅标题为“1A号，一九四八”的绘画的混乱正狂野地挤进那天早些时候——那年早些时候——原来只是她身体的空间。她一下子火冒三丈，转过身来，大声指责：“夫人，我真想掐死你！”
“她对每个人都说。她属于那种白痴文化。呱唧，呱唧，呱唧。这一代当中就有那么些人为自己的浅薄深感自豪。只要是真诚的，什么都行。真诚，空洞，十足的空洞。真诚无处不见。比虚假还坏的真诚，比败坏更坏的天真。隐藏在天真后面的全部贪婪。还有隐藏在辞藻后面的。他们都善用美妙的辞藻——他们表面上似乎相信——他们‘缺乏自我价值’，其实他们真正相信的是他们应当拥有一切。他们的无耻，他们叫做爱心，而无情被伪装成失去的‘自尊’。希特勒也缺乏自尊。那便是他问题之所在。这些孩子玩的就是这套把戏。把最微不足道的感情高度戏剧化。关系。我的关系。澄清我的关系。他们一张嘴，就让我目瞪口呆。他们全部的语汇是近四十年中所有痴呆的总和。结论。这就是一个。我的学生在必须思考的地方待不下去。结论！他们把每个经历都固定在因循守旧，分成开始、中段和结尾的叙事体上——无论它多么模棱两可，错综复杂，或神秘莫测，都必须纳入到这个规范化、世俗化、主持人的陈词滥调中去。只要哪个学生说‘结论’，我就给他不及格。他们要结论，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然后，她到四十二街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她每次在纽约都会这么做。她参观博物馆，看画廊，听音乐，她去看电影，那些绝对不会进入偏僻的雅典娜惟一一座寒酸电影院的影片。最后，不论她到纽约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办，她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坐在图书馆主阅览室里，阅读身边所带的随便什么书。
“哦，对。”
她阅读。她四下张望。她留意观察。她对那里的男人几乎没一个动心。在巴黎，她在一个节日里曾看过《马拉松人》这部片子。（没有人知道她在看电影时是个可怕的滥情者，经常掉眼泪。）在《马拉松人》里，那个人物，那个假学生，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外面徘徊，被达斯汀·霍夫曼带走，所以她始终以那个浪漫的眼光思量纽约公共图书馆。至今都还没有人从那里将她带走，除了一名医科学生，那人太年轻，太生硬，立刻说了错话。一开口他就针对她的口音说了些什么，而且她没法忍受他。一个根本没有生活的男生。他让她感觉自己像个老祖母似的。她不到他那个年龄就已经历过那么多次的爱情，那么多的思考和再思考，那么多层次的苦难——在二十岁上，比他小好几岁，她就已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亲身遭遇了伟大的爱情。她到美国来，有一部分就是为了逃避她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为了从一部名为《等等》的长篇戏剧的小角色的扮演中退出，那部戏剧几乎是她母亲罪恶的成功的一生）。但此刻她在自己求偶的困境中却感到异常的孤独。
“对。千真万确。不过她原来就对琳达·特里普说了。”
其他的男人有时企图带她走的时候说的话还算中听，有时讥讽冷嘲或淘气得讨人喜欢，但——因为近看她比他们原来所想的还要美，而且，对于一个如此娇小的姑娘来说，比他们所预计的略为过分高傲了些——他们害羞起来，退避三舍。那些对她频送秋波的人又是她自发地不喜欢的人。而那些埋头苦读的人，那些迷人地心无旁骛、迷人地称心如意的，却……忘情于书海。她在寻找的是谁？她在寻找那个将认出她的人。她在寻找那位伟大的慧眼识珠者。
“嗯，她害怕了。她本不想说。斯塔尔威胁她。有十一个家伙待在她酒店房间里？威逼她？团伙施暴。是斯塔尔在酒店里导演的一场团伙强奸。”
今天她读的是一本法语书，一部由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撰写的，研究忧郁的十分精妙的论著。而在她对面的下一张桌子边她看见一个男子读的，无独有偶，也是一本法语书，克里斯蒂娃的丈夫，菲利普·索莱尔斯的作品。索莱尔斯的顽主态度她已不再认真对待，尽管在她智力发展的早期曾经当过真；闹着玩的法国作家，不像东欧的那些闹着玩的作家诸如昆德拉，早已不再使她满意……但这并不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问题所在。问题是这种巧合，一种几乎是险恶的巧合。在她饥渴难耐、坐立不安，正阅读着克里斯蒂娃的境况下，她放飞的思绪进入有关那个正在阅读索莱尔斯的男子的千百种揣测之中，感到一触即发的将不仅是一次约会，而且是一场恋爱。她知道这个黑头发的四十或四十二岁的男人恰恰具有她在雅典娜任何男人身上都不可能找到的沉稳庄重的气质。她从他静静地坐着读书的姿态里所能够猜测到的东西使她越来越充满希望，某种事情即将发生。
“可是一旦你入主白宫，就控制不了了。当你无法控制，那么威莉小姐就跟你翻脸，莫妮卡小姐也跟你翻脸。要获得她的忠诚必须操她才行。这是契约。这才能把你们绑在一条船上。但不存在契约。”
事情果然发生了：一位姑娘过来找他，绝对是个女孩，比她还要年轻，他们俩便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于是她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离开图书馆，在她看见的第一个邮筒前，从小手提包里抽出信——她放在小手提包里拎来拎去都有一个多月的那封信——一把塞了进去，胸中的怒火与她在波洛克画展上对那女人说她要掐死她的时候颇为类似。好吧！滚吧！我完成了！妙！
“对。而且必须是个性交高手。这是传统。”
足足过了五秒钟，这错误的分量才使她觉得心头发慌，两膝发软。“哦，上帝啊！”即使她没有在上面签名，即使她使用的粗俗修辞并非是她自己的，信的源头对一个诸如科尔曼·西尔克那样把她当做眼中钉的人来说，是不会成为一个谜团的。
“阿肯色出什么事了？如果倒台的时候还是待在阿肯色，就不会爬得高，跌得重了嘛。”
现在他绝不会放过她了。
“当然。珍妮弗·弗拉沃斯。”
(1)指克林顿性丑闻女主角之一凯瑟琳·威莉（Kathleen Willey）。
“你看，他自从进入白宫就没有控制过任何人。控制不了。他也没有控制威莉(1)。所以她生他气了。自从他当上总统以后就失去了在阿肯色州控制女人的能力。只要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州的首席检察官和州长，什么问题都没有。”
(2)指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1935—），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曾是克林顿执政期间的贴身顾问。
“嗯，他从来没有控制她。他留了一手。”
(3)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狡猾残忍的人物，暗施毒计使奥赛罗出于嫉妒和猜疑将无辜的妻子杀死，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面人物典型。
“要是克林顿操了她，她也许就会闭上嘴了。比尔·克林顿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如果他在椭圆办公室把她身子转过来操她，什么事都不会有了。”
(4)麦克尔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