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决定于万能的神明，有谁能够逃避？”也是《居里厄斯·恺撒》中的诗行，父亲引用给他听的，然而直到父亲进了坟墓，科尔曼才愿意洗耳恭听——当耳边回响起这些词句时，他立刻将它们的意义提升到新的高度。这是由万能的神有意安排的！西尔基的自由。那个原始的我。充当西尔基·西尔克的一切精妙。
牧师吟颂“勇士”一词时，将科尔曼企图保持清醒、冷峻和克制的男子气的努力涤荡一空，暴露出一个孩子回到他永远也无法再见的最亲的人身边的渴望，那大气磅礴的、秘密受难的、谈吐流利恢弘、只用言辞的威力就在潜移默化中使他向往伟大的父亲。科尔曼以最原始的、最深厚的感情痛哭流涕，无可奈何地缩减成他不屑一顾的小不点。少年时他向朋友抱怨父亲，总爱以比他实际感到的或能够感到的要多得多的蔑视描述他——假装以不带感情色彩的方式评判自己的父亲好像又是一个为创造并拥有坚不可摧的美誉而设计出来的方法。但失去父亲的约束和界定却使他感到好像不论朝哪个方向看，所看到的钟，以及所有的表，都统统停止了转动，以致无法确定当下的时间。那天傍晚他到达华盛顿，走进霍华德，过去是父亲不由分说地为科尔曼策划未来；现在他不得不自己决定，前景是可怕的。然而，并非如此。可怕的、吓人的三天过去了。可怕的一周，两周，过去了。突然，它从天而降，振聋发聩。
在霍华德，他发现他不仅是华盛顿特区的黑鬼——似乎这给他的打击还不够大——他发现他在霍华德还是个黑人，而且是个霍华德的黑人。一夜之间原始的我变成了牢不可破的我们中的一分子，他不愿和这个身份或随之而来的下一个压迫性的我们沾亲带故。你最后离开了家，我们中的稀有金属，却找到另外一个我们？跟那个一模一样的地方，那个的替代品？在东奥兰治长大，他当然是个黑人，很大程度上属于他们约有五千人左右的小社团，但拳击，跑步，学习，在他全力投入并大获成功的一切之中，在他独立漫游整个奥兰治以及有或没有奇斯纳医生的陪同越过纽瓦克的边界时，他，想当然地，还是其他的一切。他是科尔曼，伟大的先锋中最伟大的那个我。
必然结局，说来就来。
随后他去了华盛顿，在第一个月里他成了黑鬼，别无其他，他又成了黑人，别无其他。不，不。他看见命运等待着他，可他却并不拥有它。根据直觉抓住了它，却又自发地退缩了回来。你既不可以让大的他们将大的偏执强加于你，也不可以让小的他们变成一个我们，将它的伦理强加在你身上。绝不接受这个我们的专制，以及我们的说教和我们要压在你头上的一切。永远也别想要他接受这个死命地将你吮吸进去的专横的我们，这个诱骗性的、无所不包的、历史悠久的、无从脱逃的、满口道德经的、以阴险狡诈的合众为一(1)为特征的我们。既不是伍尔沃斯的他们，也不是霍华德的我们。而是具备一切灵动性的原始的我。自我发现——这便是造成捧腹状的那一拳。特立独行。为争取独特性而进行的满怀激情的斗争。特立独行的动物。滑动的人际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滑动的。自我了解，却秘而不宣。还有什么比这更强大？
居然会感到害怕，这死亡原是
“留心三月十五日。”滚蛋——什么也别顾忌。自由。随着两大防护墙的消失——大哥在海外，父亲死了——他重新充电，自由自在地想当什么就当什么，自由自在地追求最高的目标，他骨子里有信心当自成一品的我。自由到他父亲无从想像的地步，自由得正如他父亲不自由一般。自由得不仅摆脱了他父亲，而且摆脱了他父亲不得不忍受的一切。强迫，羞辱，阻挠，内伤和痛苦和故作姿态和羞耻——所有内心饱尝的失败及挫折的煎熬。而是自由地走上大舞台。自由地勇往直前，成就大事业。自由地上演无拘无束、自我导演的有关代名词我们、他们和我的大戏。
奇怪的却是人们看到死亡来临，
战争仍然在继续，除非明天一早结束，否则他无论如何都会被应征入伍。如果瓦特在意大利跟希特勒作战，他为什么不也去打那个杂种呢？现在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离十八岁还差一个月。但他能够很容易谎报年龄——把生日向前推一个月，从十一月十二日推到十月十二日，不会有任何问题。在他忙于应付母亲的悲伤以及对他退学的惊讶时，他并没有立即想到，如果他愿意，也可以照样谎报自己的种族。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肤色这张牌，任意选择人种。不，他没有想到，直到他坐在纽瓦克联邦大楼里，对着摊开在面前的所有入伍表格，在动手填写之前，仔细地，如同当年研究中学考卷一样认真地——仿佛不论他手头做的是什么，不论事大事小，在他聚精会神的整个过程中，那便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头等大事——通读一遍时。即使在那时，他也没有想到。当这念头第一次闪现在他心头时，他的心开始怦怦乱跳，仿佛一个处于首次犯大罪边缘的人。
我所听到的所有异象中，最使我
一九四六年，科尔曼退役。欧内斯廷当时已考入蒙特克莱尔州立师范学院的初级教育专业，瓦特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学院读毕业班，两人都和他们的寡妇母亲住在家里。但科尔曼决心独居，靠自己生活，住在河对面的纽约，进入纽约大学。较之于纽约大学，他更想住在格林尼治村；较之于为学位苦读，他更想当诗人或剧作家。但他所能想到的既不用找工作养活自己，又能实现理想的最便捷的门路，便是接受政府的军人补助金。但他一开始上课，成绩全优，越来越有兴趣时，问题就来了，不等二年级结束，他已经转入通往全美优等生联谊会的跑道，并为获得古典文学荣誉学位而摩拳擦掌。他敏捷的思维和惊人的记忆力以及课堂上的应对自如使得他在学校的表现一如既往地突出，结果他来到纽约最想做的事却被身边所有的人认为他应当做、鼓励他做、羡慕他做得如此辉煌的专业所替代。这似乎成了一种模式：因为他学业上的功力，不断被别人所吸纳。当然，他可以受之无愧，甚至感到喜悦，那种以超然脱俗的态度做个世俗人的愉悦，但这毕竟不是他所心仪的东西。他在中学时代便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奇才，而当他想参加金手套大赛时却得到霍华德奖学金；现在他又成为大学的奇才，可是他的诗作在拿给教授看时却没有点燃任何激情的火花。起初他继续长跑，练习拳击，纯粹是为了兴趣，直到一天在体操房有人叫他到圣尼克竞技场打一场四回合的比赛，以三十五美元的报酬替代一个被拖下去的拳击手，他接受了，主要是为了弥补失去金手套的机会，结果却令他喜出望外，秘密地成为职业拳击手。
勇士一生却只尝到一次死的滋味。
这样他便有了学校、诗歌、职业拳击，还有女孩子，懂得如何走路、如何着装、如何摆动裙子的女孩子，和他从旧金山复员转业中心前往纽约途中所想像的别无二致的女孩子——懂得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格林尼治村的街道和华盛顿纵横交错的人行道派上用场的女孩子。在一些春暖花开的下午，在整个战后凯旋的美国，更不用说在中古世界里，都难以找到比行走在他前面的女孩的那对美腿更具吸引力的东西了。他并非是从战场回来后沉溺于此的惟一男子。那个年头对聚集在格林尼治村咖啡馆和露天餐馆浏览报纸或下棋的纽约大学的退役军人而言，没有比鉴赏过往女人的美腿更为引人入胜的娱乐项目了。谁都说不出所以然，不论从社会学角度或别的什么角度，那年头是伟大的美国性感大腿时代，每天至少有一两次，科尔曼尾随其中一双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为了不至于看不清它们怎么移动，是什么线条以及在街角路灯由绿转红站定时，又是怎么个模样。当他估计时机成熟了的时候——已尾随得足以想好用词，又情不自禁了——便加快步伐，追上去。当他开口讲话，赔着笑脸请求被允许走在她身边，并询问她的芳名，逗她发笑，让她接受约会时，实际上，不论她知情与否，是在向她的美腿提出邀约。
懦夫在死亡之前已经死亡过多次；
而女孩子们，反过来，也喜欢科尔曼的腿。斯蒂娜·帕森，来自明尼苏达的十八岁少女，甚至写了一首诗献给科尔曼，其中就提到他的腿。诗写在一张笔记本格子纸上，落款是“斯”，折成四方形，塞进他在地下室的房间楼上铺地砖门廊的信箱。当时距他们第一次在地铁站调情已有两个星期，现在是他们第一次二十四小时马拉松式约会的周日后的星期一。科尔曼已赶去上早课，而斯蒂娜还在盥洗间里化妆；几分钟后她自己也得动身上班，却在走之前赶写了那首诗，尽管他俩在前一天都自觉地表现出旺盛的精力，她还是感到不好意思当面交给他。因为科尔曼的日程表催他马不停蹄地从课堂到图书馆，接着又在晚间跑到唐人街的一个破烂赛场去锻炼，所以那天夜里直到十一点半他回到萨利文街时，才发现露出信箱口的诗。
当然他在葬礼上哭了，而且知道是多么巨大的东西被突然夺走了。当牧师朗读《圣经》上的材料之后，又从父亲最心爱的莎士比亚戏剧集——那本特大号有着松软皮封面的书，科尔曼小时候一看见它总要联想起长耳可卡犬，选读《居里厄斯·恺撒》的片段时，儿子对父亲的威仪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他恢宏的抑扬顿挫，对于那种恢宏，身为刚离开东奥兰治狭小家园仅一个月的一年级大学生，科尔曼开始依稀辨认出其中的真谛。
他有个身体。
但这并没有使得他在霍华德的生活有丝毫的改善。尤其是当他开始与他同室的孩子相比时，他都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黑鬼的东西，他们有着各色各样的新衣服穿，口袋里有的是钱花，夏天不必在家乡炎热的街道上溜达，而是去“营地”——并非泽西乡间的童子军营，而是高档游乐场，他们在那里骑马，打网球，演戏。究竟什么是“沙龙舞”？高地海滩在什么地方？这些孩子到底在谈些什么？他是一年级浅肤色中肤色最浅的学生之一，甚至比他茶色同室还要浅，但他好像是最黑的、最倒霉的农工，尽管他们都知道他不是。他从入学第一天起就痛恨霍华德，不出一星期，痛恨华盛顿，所以十月初当得知父亲在从费城三十街车站开往威尔明顿的宾州铁路餐车上伺候乘客用餐的过程中突然倒地身亡时，科尔曼回家奔丧，他告诉母亲他跟那所大学玩完了。她请求他再给它一个机会，告诉他肯定还有和他一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像他一样领取奖学金的孩子，可以相处交友，但不论他母亲说什么，再正确，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只有两个人可以在他下决心后让他改弦易辙，他父亲和瓦特，即使他们也只有在几乎摧垮他的意志时才能做到。但瓦特正跟着美军驻扎在意大利，而科尔曼不得不按指令行事才能与之和解的父亲已不在身边以洪亮的嗓音下达任何命令了。
他有个美丽的身体——
但“黑鬼”——指他？这使他怒不可遏。然而除非他想引起更大的麻烦，否则只有走人，别无他法。这不是在皮西厄斯骑士会的业余拳击赛场。这是华盛顿特区的伍尔沃斯连锁商店。他的拳头派不上用场，他的脚力派不上用场，他的愤怒也同样无能为力。忘掉瓦特。他父亲会如何接受这个侮辱？每一天都在餐车上以某种形式接受诸如此类的侮辱！科尔曼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尽管他聪明绝伦，他的生活一直受到多少的呵护，也没有测量出他父亲的毅力有多么坚韧，或明白父亲是股多么强大的威力——强大并不因为是他父亲。终于他看清了父亲所必须承受的一切。他也看清了父亲的无助。以前他很天真，以为西尔克先生处处表现得盛气凌人，不苟言谈，有时令人不堪容忍，定是个刀枪不入的铁人。但因为有人终于，虽然晚了些，当面叫科尔曼黑鬼，才使他最终认识到父亲原来是为他抵挡非同寻常的美国威胁的巨大屏障。
他腿后以及脖子后的肌肉。
在东奥兰治中学，有的教师表现出科尔曼感觉得到的偏心，他们对他的肯定与他们慷慨施予聪明白人孩子的赞赏相比，是有偏差的，但并没有达到阻挠他实现目标的程度。不论他遇到什么轻视或障碍，他都以跨越低栏的方式加以克服。即使只是为了假装坚不可摧，他也会将事态轻描淡写地打发过去，而别人，比如瓦特，就做不到或不愿那么做。瓦特是大学足球队员，功课上乘，肤色和科尔曼一样，作为黑人浅得有点反常，但他总显出愤世嫉俗的样子。比方说，当他没被请进一个白人孩子的家门，而被迫等在门外时，当他没受到邀请参加一个被他傻乎乎地当成好友的白人队员生日派对时，和他分住一间卧室的科尔曼就会接连几个月听他唠叨不停。当瓦特在三角学没得到他该得的A时，他直接跑到教师面前，站在那儿，冲着那人的白脸皮，说：“我认为你犯了个错误。”当教师查看记分册，又看过瓦特卷子上的分数后，回来找到瓦特，在承认错误的同时，还厚着面皮说：“我不相信你的分数有那么高。”只有在说了这句话后才把B改成A。科尔曼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请老师改分数，他也从来没有这个必要。或许因为他不具备瓦特怒发冲冠的倔强，或许因为他很幸运，或许因为他更聪明，在功课上出类拔萃不用下瓦特那么大的功夫，他一开始就得了A。七年级时，他没被邀请参加一个白人朋友的生日派对（而那孩子就住在街区尽头拐角处的公寓里，公寓管理人的小白人儿子，从幼儿园起就和科尔曼同出同进），科尔曼没有把那当做白人的歧视——在最初一阵莫名其妙之后，他把那看做迪基·瓦特金愚蠢的父母对他的排斥。当他教奇斯纳医生的班级时，他知道有孩子讨厌他，不喜欢被他碰上，或沾上他的汗水，偶尔会有个孩子退出——再一次，又是因为父母不愿让孩子接受来自一个有色人孩子在拳击或在任何方面的指导——然而，不像瓦特，瓦特对任何轻慢都耿耿于怀，科尔曼却最终能设法忘记，一笔勾销，或决定做出不计前嫌的样子。田径队里曾经有过一个白人运动员在车祸中受重伤，队员们争先恐后到他家献血，科尔曼也是其中之一，然而他的血却是那家人没有接受的。他们对他表示感谢，告诉他他们已有了足够的血，但他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并不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他太机灵，不可能不明白。他跟许多纽瓦克白人运动员在田径赛上竞争，从巴林杰来的意大利人，从东区来的波兰人，从中部来的爱尔兰人，从威克瓦西来的犹太人。他看见了，他听到了——他偷听到了。科尔曼明白身边发生的事。但他同样知道此刻不在身边发生的事，那恰是他生活的核心。他父母的护佑，他六英尺两英寸半哥哥的保护，他自己内在的自信，他快乐的魅力，他跑步的本领（“奥兰治跑得最快的孩子”），甚至别人有时无法给他定位的肤色——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科尔曼忍受瓦特不能忍受的侮辱。另外还有性格的差异：瓦特就是瓦特，绝对是瓦特，而科尔曼绝对不是瓦特。也许没有比这更能解释他们不同的反应了。
而且他聪明又鲁莽。
当然，即使是在东奥兰治他也没能逃过略微客气一点的、将他家以及小小的黑人社区与东奥兰治其他人在社交方面分隔的排斥形式——一切都源自他父亲称之为这个国家的“恐黑症”。而且他也知道，他父亲为宾州铁路公司工作，不得不在餐车里忍受侮辱和公司的歧视，不论加不加入工会，这远非科尔曼这名东奥兰治孩子所能想像的，况且他的皮肤浅到黑人不能再浅的程度，天性开朗、热情、机敏，又碰巧是体育明星和全优生。他常看见父亲因为工作不顺心，下班回家后尽可能找事做以免发作。对那些不顺心的事，如果他想继续干下去，也只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地说：“是，先生。”浅肤色黑人受到的待遇要好些的说法并不一定是真的。“每当一个白人跟你打交道时，”他父亲总是告诫他家人，“不论他意图有多善良，他总会以为你存在着智力低下的问题。即使不直接用言词，他也会用面部表情，用语气，以他的不耐烦，甚至相反——以他的忍耐力，以他美妙的人道的表现——跟你谈话，仿佛你是个白痴，而倘若你不是，他就会非常惊讶。”“出了什么事，爸？”科尔曼会问。但，出自于厌恶，同样出自于骄傲，他父亲极少明说。对他们点出要害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就足够了。“所发生的事，”科尔曼母亲会解释，“你父亲认为重复一遍都有失他的身份。”
他比我大四岁，
他还是去了霍华德。如果不去，他父亲会——光用言辞，光用英语——杀了他。西尔克先生早就设想好了一切：科尔曼进霍华德，从医，在那儿遇见一个正派黑人家庭出身的浅色皮肤的女孩，结婚，安家立业，生儿育女，再将他们送入霍华德。在全黑人的霍华德，科尔曼智力和相貌上的巨大优势必将迅速将他送入黑人社会的最高阶层，使他成为大家永远景仰的人物。然而在他进入霍华德的第一个星期里，当他兴致勃勃地和同室，一个来自新布伦瑞克的律师的儿子，在周六外出参观华盛顿纪念碑，停在伍尔沃斯连锁商店买热狗时，他却被叫做黑鬼。他的第一次。他们不肯卖给他热狗。在华盛顿市中心的伍尔沃斯买热狗遭拒绝，出门被人叫做黑鬼，其结果并不能像他在赛场上那样，很容易地就将自己从情绪中超脱出来。在东奥兰治中学他身为毕业班致辞代表，在种族隔离的南方只不过是另一个黑鬼。在种族隔离的南方，不存在个体身份，即使对他和他的同室也不例外。绝不允许这类细微的差别存在，其撞击力是可怕的。黑鬼——指的是他。
但有时我觉得他更年轻。
是吗？真的强大吗？
他很甜，安静，又浪漫，
“没错，太快了。当然太快了。我知道你快，但又非常强壮。那是你挥出的最棒的勾拳，西尔基。我的孩子，你对他来说太强大了。”
虽然他说他不浪漫。
沉浸在胜利之中，沉浸在那最后一拳的神奇与狂喜之中，沉浸在愤怒的甜美泛滥的狂喜之中，这愤怒公开发作，不仅使他手下败将而且也使他自己惊讶。科尔曼一面在脑子里再现比赛场景，一面说——几乎像是在睡梦中嗫嚅，而不是在汽车里大声讲话——“我想我太快了，他来不及招架，医生。”
对于这个人我几乎是危险的。
“那孩子，”医生在驾车回家的路上说，“那孩子也是个优秀拳手。但当他们把他拖到角落里去时，不得不告诉他比赛结束了。那孩子已经退到角落里去了，但还是不明白他是怎么被打中的。”
我能说得出多少
于是在魔幻般的、神秘的西点，在那个那天飘扬在西点旗杆上的旗帜的每一英寸仿佛都比他所见过的旗帜包含着更多的美国的地方，在那个军校学员铁面无情的面孔对他讲述着最强烈的英雄主义的地方，即使在那儿，在爱国主义的中心，在他的国家百折不挠的脊柱的脊髓，在那个他十六岁的幻想和官方营造的幻象完全吻合的地方，在那儿他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产生不仅对自己热烈的爱，而且对所见一切热烈的爱，似乎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生命的体现——太阳，天空，山峦，河流，树木，正是放大百万倍的科尔曼·勃鲁托斯“西尔基·西尔克”——即使在那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于是他在第一回合出场时，便一反常态，不像马克·马克罗恩手下不败的反击手，而是从一开始就施出浑身解数击打那家伙。往常当对手和他属于同一口径时，他得用脑子，但当对手很容易对付，而且科尔曼一眼就识破时，他出拳总是会更加凌厉。这便是在西点所发生的情况。不等你回头，他已经打伤那人的眼睛，那人的鼻子正在流血，他的拳头正接二连三地落在那人身上。这时从未发生过的事发生了。他挥出一个勾拳，似乎打入那人四分之三的身体。如此之深，他吃了一惊，但远不如匹兹堡队员的惊讶。科尔曼体重一百二十八磅，几乎是个不可能一拳将人打晕的年轻拳击手。他并没有认真拉开架势，以便挥出那凌厉的一拳，这一向不是他的风格；然而打在那人身上的一拳进入得如此之深，以致那人向前勾起身子，一名已有二十岁的大学拳击手，被科尔曼打成奇斯纳医生称之为“捧腹”的状态。就在捧腹中，就在那人蜷曲着身体时，科尔曼有一刹那以为那人会向上跃起，于是不等他跃起，不等他趴下，科尔曼上前再次用右拳猛击——在那白人倒地时，他眼里只看见一个他非要将他打得断气的人——但突然匹兹堡教练，比赛裁判，高声叫道：“住手，西尔基！”就在科尔曼举手准备挥出最后一下右拳时，教练抓住他胳膊，终止了赛事。
我在他身上见到的东西？
除了和家人一道去纽约市受教育，科尔曼以前从没出过泽西，所以他先在西点到处闲逛，假装他是因为打算上西点才到西点来的。然后他为匹兹堡教练打拳，对手跟他在皮西厄斯骑士会斗过拳的那家伙非常相似——迟缓，那么迟缓，以致科尔曼在几秒钟里就明白那家伙无论如何也不是他的对手，即使他二十岁，而且是大学拳击手。耶稣啊，科尔曼在第一回合结束时想，如果我一辈子将和这家伙比，我的战绩会比雷伊·罗宾逊更好。不仅是因为科尔曼比他在皮西厄斯骑士会作为业余拳击手上场时重了约七磅，而且是一种他甚至都讲不清的东西使他想做出往常不敢做的更具毁灭性的动作，在那天做出不只是赢场比赛的事。是否因为匹兹堡教练不知道他是有色人？是否因为他真正的身份完全是他个人的秘密？他的确对秘密情有独钟。那种没人知道你脑子里想些什么、爱想什么就想什么而别人无从得知的隐秘感。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整天哇啦哇啦吹嘘自己，但那并非威力之所在，也没有快感。力量与快感存在于它的反面，存在于对抗表白之中，正如你是个反击手一样，他明白这一点，无需别人多言，也无需自己多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打空拳，击打沙袋：为了其中的秘密。这也是他爱好田径的原因，但这个更好。有些人只是一味捶打沙袋。科尔曼不。科尔曼思索，与他在学校里或在赛道上所用的方法一样：把一切不相干的东西都排除出去，不让任何不相干的东西钻进来，一心一意只关注这一件事，题目，比赛，考试——不论必须掌握的是什么，一律成为这一件事。他能够在学习生物学时那样做，他能在冲刺时那样做，他能在拳击时那样做。不仅不受任何外部动静的干扰，任何内心活动也都置之度外。如果赛场上人群中有人冲他喊叫，他能充耳不闻；如果与之相斗的人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也可以视而不见。比赛过后，他们有的是时间重修旧好。他设法强制自己无视感情，不论是恐惧、犹豫，甚至友谊——要有这些感情，但和他自己脱钩。比方说，当他打空拳时，不仅是全身放松，同时还设想有另外一个人存在，在脑子里和另外一个人进行一场秘密打斗。临赛时，即使另外那人完全是真实的——臭气熏天的，鼻涕满面的，汗流浃背的，正在眼前实实在在挥拳的——那家伙仍然无从得知你在想什么。没有一名教师要求得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在场上获得的答案你秘而不宣，你通过各种方法使你的秘密大白于天下，惟独不经过你的嘴巴。
我禁不住要问他在将我
“科尔曼，为那家伙打拳。没别的。就这么成交。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囫囵吞下之后做什么。
科尔曼从没把医生看做说笑话的高手——不像马克·马克罗恩，会讲纽瓦克警察的段子——但他对医生的这个说法大笑不止，然后提醒他：“我是要上霍华德的。我不能上匹兹堡。我必须上霍华德。”在科尔曼的记忆中，他父亲早已决心把他，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送进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和黑人知识阶层儒雅之士的享有特权的后代一起求学。
就着门廊昏暗的灯光他急促地读着斯蒂娜的手迹，起初他将“脖子”误认作“黑人”——和他黑人的脊背(2)……他黑人的什么？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惊讶地察觉那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被认为是困难的、羞耻的或毁灭性的事不仅易如反掌，而且并无严重后果，无须付出任何代价。但此时此刻他汗如雨下。他继续读着，比原来更快，但字与字却组合不成意思。他的黑人什么？他们一天一夜都是赤条条地腻在一起，大多数的时间里即使分开也不超过一两英寸。自他不再是婴儿以来，除了他自己，没有第二个人曾经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研究过他身体的结构。既然她颀长苍白的身躯，他没有一处不仔细观察了，没有一处她隐瞒了，没有一处他现在不能以画家的意识，恋人激动的、仔细的品鉴家的眼光，描绘出来，既然他一整天都不仅被他想像中的她叉开的双腿，而且被她在他鼻孔里的存在所刺激，那么可以推断他的身体也没有一处没有被她以显微镜似的目光所观察，在那无处不铭刻着自我进化特点的表面上，在他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男儿身上，没有一样东西，他的皮肤、毛孔、唇髭、牙齿、双手、鼻子、耳朵、嘴唇、舌头、双脚、睾丸、血管、阴茎、腋窝、屁股、缠结的阴毛、头发、躯体上的茸毛，在他笑、睡、呼吸、移动、散发的气息里，以及在他达到高潮时痉挛的抽搐中，没有一样东西没有被她记录在案。记住了。考虑了。
“你有那样的相貌，你和我在一起，他会以为你是医生的一个徒弟。他会以为你是犹太人。”
是否是那个行为本身所起的作用，它绝对的亲密性，当你不仅进入另一个人的躯体，而且被她紧紧包裹？或是因为裸体的缘故？你脱去衣服，和一个人躺在床上，那的确是你所隐瞒的一切，以及你的特征，不论是什么，不论如何包装，终将被发现的地方，因此才会产生羞涩，引得人见人怕。在那无政府的疯狂的状态下，我身上有多少东西被看见了，有多少东西被发现了？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我清清楚楚地看穿了你，直到你黑人的脊背。
“怎么想？”
但怎么发现的，根据所看见的哪样东西？会是什么呢？是否只有她看得见？不论是什么，因为她是个金发碧眼的冰岛荷兰人，是源远流长的金发碧眼冰岛人和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祖先的后代，不论在家里、学校里、教堂里，在她一辈子与之交往的伙伴中都只……突然科尔曼认出诗中那个字由四个，而不是五个字母组成。她所写的并不是“黑人”。而是“脖子”。哦，我的脖子！只是我的脖子！……他腿后以及脖子后的肌肉。
“怎么会？他怎么会知道？他究竟怎么会知道？来的是东奥兰治中学的优等生，又和奇斯纳医生在一起。你知道他会怎么想，如果他真的想什么的话？”
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我能说得出多少／我在他身上见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使得她在他身上所见到的东西显得如此模棱两可？如果她用的是“辨别出”而不是“说得出”，会不会明白一点呢？或使意思更为含糊？他越钻研那简单的诗行，意思就变得越晦涩——意思越晦涩，他就越肯定地认为她已明确地感到科尔曼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什么问题。除非她写的“我在他身上见到什么”的意思跟怀疑论者常挂在嘴边，用来质询坠入爱河的人“你究竟在他身上看中什么了？”同义。
“他不会知道吗？”科尔曼问。
那这个“说”字又作何解释呢？她对谁说呢？她用“说”指“理解”——“我能理解多少”等等——不然她是否想说的是揭露，或暴露？“对于这个人我几乎是危险的”又是什么意思呢？“对于……是危险的”是否不同于“对……造成危险”？不管那种说法，危险何在？
“如果没有人问，”医生说，“你就别提。你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你是西尔基·西尔克。这就够了。就这么成交。”医生的口头禅：就这么成交。又是一句科尔曼父亲不准他在家里重复的粗话。
每次他企图深究她的寓意，每次都捉摸不透。站在门廊里度过疯狂的两分钟后，他能够肯定的只有他的恐惧。而这使他非常惊讶——如同科尔曼一贯的作风，他的疑窦令他吃惊的同时，也让他感到羞耻，从而发出SOS求救信号，对自我警惕拉响不得松懈的警铃。
确实，医生在路上并没有对他说要他告诉匹兹堡教练他是白人。他只是叫科尔曼不要对教练提起他是有色人。
聪明，活泼，美丽如斯蒂娜，只有十八岁，刚从明尼苏达的弗格斯福尔斯来到纽约，然而他却感到她——及其几乎难以置信的毫不含糊的金色，比他在拳击场上所遇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具威胁性。甚至只有那晚在诺福克妓院，当那女人——一个大奶头、肥胖、多疑的妓女，并不完全丑陋，但肯定不中看（也许她本人有三十五分之二的东西不是白的）——躺在床上看着他动手脱军装时，刻薄地笑着说：“你是个漆黑的黑鬼，是吧，小子？”说着便唤来两名打手把他撵了出去，只有那晚，他的狼狈才能和读斯蒂娜诗行时的狼狈相比拟。
在分斯特曼博士到他们家向科尔曼父母提出请求前约四个月的光景，科尔曼有个星期六发现自己乘坐在奇斯纳医生的车子里驶往西点，医生将在那儿为一场军队和匹兹堡大学之间的比赛做裁判。医生认识匹兹堡的教练，想要教练看看科尔曼斗拳。医生肯定，以科尔曼的成绩，教练可以为他争取到上匹兹堡四年的奖学金，比他搞田径高得多的奖学金，他所需做的只是为匹兹堡队打拳。
我禁不住要问他在将我
这就是科尔曼如何进入奇斯纳医生训练班，成为那些享受特权的犹太孩子所认识的有色人孩子——很可能是他们一生将认识的惟一一个有色人孩子。很快地，科尔曼当上医生的助手，教那些犹太孩子基本功，而绝不是马克·马克罗恩教给他王牌学生如何节约力气和动作的绝招，因为他们目前的水平也只能如此——“我说一，你出拳，我说一一，你挥两下。我说一二，左拳出，右拳挡。一二三，左拳出，右拳挡，左勾拳。”在其他孩子都回家以后——偶尔有孩子鼻子淌血需要敷药，从此不再来——奇斯纳医生单独训练科尔曼，有的晚上为增强他的耐力跟他集中进行近身殴斗，在殴斗中被拽，被拖，被击打，所以后来，与此相比，通常的拳斗成了小菜一碟。医生要求科尔曼在送奶人的马一大早拖着车来到街区送奶的时候就起床，到户外练长跑和击空拳。科尔曼五点钟出门，在寒风里穿着他灰色带帽的运动衫，下雪也在所不辞，在第一遍上课铃响之前，他已在外面待了三个半小时了。周围不见人影，没有人跑步，早在别人尝到跑步的滋味前他已快跑了三英里，一路挥拳，只是当他阴森森地深藏在修道服似的连帽衫里，冲刺前进，与送奶人擦肩而过时，为了不吓到那匹块头大、棕褐色、步履迟缓的老牲口，才稍停片刻。他不喜欢单调的长跑——可他一天都没间断过。
囫囵吞下之后做什么。
但西尔克先生已见过很多比赛，在军队里见过为部队在夜里举行的士兵间的拳击赛，参赛者不仅被当场打得咽了气，像乔·路易斯那样，还有的伤势严重，血流不止。在基地上他还见过有色人拳击手用头作为主攻武器，他们实在应当给脑袋戴上拳套，粗野的街道斗士，用头撞了又撞的蠢人，直到对方的脸不成人形。不，科尔曼必须急流勇退，如果他为了爱好而打拳击的话，他可以练习，但不在纽瓦克男生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在西尔克先生眼里是专供贫民窟孩子、文盲以及将与贫民区或监狱终生结缘的无赖消遣的地方。他可以就近在东奥兰治，在奇斯纳医生的管教下练习。医生曾是电业工人联合会的牙医，西尔克先生在生意倒闭前，也曾为工会成员配眼镜。奇斯纳医生仍然是牙医，但在先教犹太医生、律师和商人的儿子们拳击基本技巧几个小时后才行医。在他的班上，你大可放心，没人受伤退出或落下终生残疾。对科尔曼的父亲来说，犹太人，即使像分斯特曼博士那样厚颜无耻令人生厌的犹太人，都和印第安哨兵一样，是为外人引路、展示社会可能性、向一个有文化的有色人家庭演示成功之道的精明人士。
即使这他也看不懂。趴在房间里的书桌上，他和这最后一段似是而非的含义一直较量到清晨，找出又放弃一个接着一个复杂的阐释，直到天亮，他所能肯定的是斯蒂娜，令人销魂的斯蒂娜，在他心里所留存的一切，已化作袅袅轻烟，随风飘走了。
“我再也不会说了，不会了。但你要明白，如果他不再在他回到位置后继续挥拳，如果他反而走到这儿，那么对方肯定要用右拳出击，最后打倒他。这就是那第一次发生的事。这恰恰就是当时所发生的。”
大错特错。她的诗没有任何含义。甚至都不算诗。在她自己思维紊乱的压力下，支离破碎的心得、粗糙的想法，统统乱七八糟地在淋浴时涌入她的脑海。于是她从他的一本笔记簿里撕下一张纸，在他书桌上随手写下脑子里蹦出的随便什么字眼，然后往邮箱一塞，便赶去上班了。那些诗行只是她做的一件事——她必须做点什么——因为她难以言表的晕头转向的强烈新鲜感。诗人？不沾边，她笑起来：只是一个刚跃过火圈的人罢了。
“别那么说。别说‘我向你发誓’。”
他们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他的床上共度周末，互相吞噬对方，如同单独囚禁的犯人疯狂吞食他们每日定量的面包和水一样。她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站在他两用沙发末端只穿着短衬裙跳的舞让他大吃一惊——也让她自己大吃一惊。当时她正在脱衣服，无线电开着——辛伏尼希德的作品——但首先让她启动，进入情绪的却是放送的贝西伯爵和一组爵士乐手即席演奏的《小姐乖乖听话》，野性十足的现场录音唱片，随后，又是格什温，阿蒂·肖改编的，罗伊·埃尔德里奇将一切都变得火辣辣的主打歌《我爱的人儿》。科尔曼斜靠在床上，正做着他周六晚上在他们最喜欢的十四街地下室餐馆享用过价值五块钱的基安蒂红葡萄酒、通心粉和卡诺里卷后回到家后最爱做的一件事：看着她脱衣服。突然，并没有受到他的任何暗示——似乎只因为听着埃尔德里奇的小号——她开始跳起科尔曼喜欢描述的一个在纽约待了不到一年的弗格斯福尔斯姑娘所跳过的最为妖娆的舞蹈。她能用那个舞把格什温本人从坟墓中惊醒，还有她那样唱的那首歌。随着一个有色人号手吹奏的犹如黑人单恋情歌似的歌曲，她翩翩起舞，她通体白色的威力一览无余。那白色的庞然大物。“有一天他会来到我身旁……我爱的人儿……他会又强大又结实……我爱的人儿。”词句毫无惊人之处，连大多数天真的一年级学童都可随口编造，但当唱片放完以后，斯蒂娜用双手捂住脸，半真半假地表示羞怯。这个动作并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更不用说让他稍许克制，反而使他欣喜若狂。“我在哪儿找到了你，瓦露塔？”他问，“我是怎么找到你的？你是谁？”
“是啊，但爸爸，斯克默令，在他和路易斯第一次交手时看出一个破绽。那破绽是当路易斯挥拳时，他不是接着上——”孩子又站了起来，向父母演示他的意思，“他没有接着挥拳，而是放下他的左手——看见了？——于是斯克默令便不断进攻——看见了？——这就是斯克默令怎么把他打倒的原因。都是要动脑子的。真的，是这样的。爸，我向你发誓。”
就在那个时期，在那最为晕头转向的日子里，科尔曼放弃了晚上在唐人街健身房的锻炼并且缩短了他清晨五英里的跑步，最后，对自己变成职业拳击手一事也无论如何严肃不起来了。他已赢了满满四场职业赛，包括三场四回合赛，以及，在决赛中，他打了一场六回合赛，全部都是在老圣尼古拉斯竞技场举行的星期一晚间赛。他从没告诉过斯蒂娜有关拳击比赛的事，也从没告诉过纽约大学的任何人，当然更没对他的家人吐露过半个字。在最初几年的大学生活里，这是又一个秘密，即使他在赛场上打拳用的是西尔基·西尔克的名字，圣尼克赛场的比赛结果，第二天用小号字加边框醒目地刊载在各种小报的体育版上。从他第一场三十五美元四回合赛事的第一回合的第一秒钟起，他以职业拳手的身份进场的态度便与他业余时期的大不相同了。并不是说他作为业余拳手时曾经想输过。但作为职业拳手，他付出双倍的努力，哪怕仅仅为了向自己证明只要他愿意便有能力在那里站住脚跟。没有一场比赛比完全程，在最后一场比赛上，六回合的那场——对手是对阵表上的头牌波·杰克——他得了一百美元，只在两分几秒的时间里就把那家伙了结了，而且赛后一点都不感到累。当他沿着过道去迎击这场六回合赛时，必须走过场边比赛承包人索利·塔巴克的座位，在此之前后者已经在科尔曼眼前晃动一份合同，如果科尔曼签字的话，可以在以后的十年中得到他净赚的三分之一。索利拍拍他屁股，以他有力的耳语声关照他说：“在第一回合测试一下那黑鬼，看看他有什么本事，西尔基，让观众觉得花钱买票不亏。”科尔曼对塔巴克笑着点点头，但在走上台时，心里却想，滚你的。我才赚一百块钱，我会让那家伙打我，让观众觉得花钱买票不亏？我该给坐在第十五排的什么人弄出点挨打的丑态当回扣？我一百三十九磅，五英尺八英寸半，他一百四十五磅，五英尺十英寸，而要我让他在我头上多打四拳、五拳、十拳，纯粹为了逗乐子？滚它的蛋。
听到这句话，父亲感到听够了。“我见过有人给一拳打得从此人事不省。当那种事发生的时候，”西尔克先生说，“他们的眼睛可不会湿漉漉的——当那种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被打得咽了气。即使是乔·路易斯，如果你记得的话，都被打断了气——不是吗？我说错了吗？如果乔·路易斯可以被打得断了气，科尔曼，你也可以。”
比赛结束后，索利对科尔曼的行为不满意。他感到他在耍小孩子脾气。“你可以在第四回合了结那黑鬼，而不是在第一回合，让观众觉得花钱不冤。但你没有。我很客气地要求你，可你不照我的要求做。为什么，聪明的家伙？”
“你边打边转头，妈。就为这他们教你怎么转头。像这样，看见了？这减轻了冲撞力。有一次，只有一次，而且只因为我笨，只因为我愚蠢的错误，因为我当时不习惯和左撇子斗，我感到有点头晕。就像你头撞到了墙似的，感到有点晕或站不稳。但突然你身子复位了。你只需抓住对方或让开，随后你的头脑就清醒了。有时，你鼻子挨了一拳，眼睛有一秒钟湿漉漉的，仅此而已。如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一点危险都没有。”
“因为我不跟黑鬼调情。”这就是他说的，这位纽约大学古典文学本科生，死去的验光师、餐车侍应、业余语言学者、语法学家、教育家的儿子，莎士比亚·克莱伦斯·西尔克的学生，本身曾荣获毕业班致辞代表的身份。他就是这样固执，他就是这样有城府——不论他从事什么工作，他都是这样不讲情面，这个从东奥兰治中学毕业的有色人孩子。
“但当他们真的击中了你怎么办？你会受伤的。撞击力。一定会的。那多危险。你的头。你的脑子。”
为了斯蒂娜的缘故，他结束了拳击生涯。不论他如何曲解她诗行的含义，他坚信使得他们性欲居高不衰的神秘威力——他们变成脱缰野马似的恋人，以至于斯蒂娜以新手的身份在自我赞叹、自我解嘲时用中西部人的风格为他们俩提炼出一个标签“两个精神病例”——终将有一天成功地帮助他当着她的面把自己的身世一吐为快。那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他不得而知，将如何防止它发生，他也不得而知。但拳击对解决问题有百弊而无一利。她一旦发现有关西尔基·西尔克的事，问题便会接踵而至，最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她发现真相。她知道他在东奥兰治有个母亲，是注册护士，每周必上教堂做礼拜，有个哥哥，刚开始在阿斯伯里园教七年级和八年级，还有一个妹妹正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毕业班念教师资格证，每个月有一个星期日他在萨利文街床上的活动得缩短时间是因为东奥兰治有顿饭等科尔曼回去吃。她知道他父亲曾是个验光师——仅此而已，一个验光师——还有他老家在佐治亚。科尔曼十分谨慎，不让她有任何理由对他告诉她的话产生怀疑，当他永远放弃拳击后，连那个谎也不需要说了。他对斯蒂娜没有撒过谎。他不过是遵照奇斯纳医生那天在他们驱车往西点去的路上交代他的话行事（而那已使他在海军顺利服役）：如果没有人问，你就别提。
“他们有多粗野也罢，或想像自己有多粗野也罢，都无济于事。”他对她说，“在街上起作用，但在场子里不。在街上那家伙说不定能把我打傻了。但在场子里？有规则的情况下？戴着拳套？不，不——他一拳都打不中。”
他请她到东奥兰治吃星期日正餐的决定，如同他现在所有其他的决定一样——甚至包括在圣尼克以把对手在第一回合就击倒的方式一声不吭地对索利·塔巴克说滚你的蛋的决定——都是依据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任何别人的。他们相遇已将近两年了，斯蒂娜二十岁，他二十四，他已不再能够想像自己走在第八街上身边没有她，更不要说继续活下去身边没有她。她日常轻松的随波逐流的外表，与她周末放纵的激情相结合——全都由一种身体发出的炽烈的光所融合，一种少女的、美国闪光灯似的灿烂，几乎具有伏都教的魔力——已经征服了诸如科尔曼那样无情的独立不羁的意志：她不仅使他与拳击以及被包裹在西尔基·西尔克身份之中的战无不胜的次中量级职业拳手对长辈的抗争脱钩，而且使他摆脱了对任何其他女人的欲念。
“但这些你和他们斗拳的纽瓦克孩子。他们跟你的朋友不一样。”她充满爱心地提起他在东奥兰治同年级的两名最有礼貌、最聪明的黑孩子的姓名，他们的确是跟他一起吃午饭、在学校里朝夕相处的伙伴。“我看见街上的那些纽瓦克孩子。那么粗野，”她说，“田径比拳击文明多了，对你更合适，科尔曼。亲爱的，你跑得多美啊。”
然而他却不能告诉她他是个有色人。他耳边回响着那句不得不说的话，那句话必将使一切都显得比实际情况还要糟——必将使他显得不如实际上的他。如果他这时就让她自己想像他的家人，她脑海里出现的图像肯定会和他们实际的样子大相径庭。因为她连一个黑人都不认识，她会根据电影里所见的或从无线电收听的或道听途说的笑话加以想像。他知道她并不偏执，而如果她能和欧内斯廷、瓦特及他母亲会面的话，她会立刻看出他们是多么的世俗，他们碰巧跟她只想离得越远越好的弗格斯福尔斯一样注重令人厌烦的体面礼节。“别误解我的意思——那是个可爱的城市，”她慌忙向他解释，“很美的城市。非同凡响。弗格斯福尔斯，东面有奥特泰尔湖，离我家不远有奥特泰尔河。我认为它比那一带别的差不多大小的城镇要摩登一些，因为它就在南边，在法戈－穆尔黑德的东面，法戈－穆尔黑德是这个国家在那个地区的大学城。”她父亲开一间五金用品店，还拥有一个小小的木材加工场。“一个势不可挡、巨人似的、令人目瞪口呆的人物，我父亲。硕大无朋。像一大块火腿。他能在一个晚上喝干你酒桶里所有的酒，不论什么酒。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还是不相信。他就这么独断专行。有一次他对付一个机器部件时，小腿划开一道裂口——他让它去，连洗都不洗。他们都像那样，冰岛人。推土机类型的。有趣的是他的个性，让人叹为观止的人物。我父亲跟人交谈起来，整个房间就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声音。他并不是惟一的。还有我帕森祖父母。他父亲也是那样的人。他母亲是那样的人。”“冰岛人。我都不知道你叫他们冰岛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在美国。我对于冰岛人一无所知。他们什么时候，”科尔曼问，“来到明尼苏达的？”她耸耸肩，然后笑了。“问得真好。我要说是跟着恐龙来的。似乎真是那样。”“那他就是你想逃避的人？”“我想是的。做那种成天大叫大嚷的人的女儿真是太难了。他好像把你一股脑儿都淹没了似的。”“那你母亲呢？他把她淹没了？”“那是家里丹麦的一边。名叫拉斯穆森的。不，她可是淹没不了的。我母亲非常讲求实际，绝对淹没不了。她家的特点——我认为也不是她一家的特点，我想丹麦人都那样，挪威人在这方面也没有区别——他们只对东西感兴趣。各种各样的东西。桌布。碗碟。花瓶。他们无了无休地谈论每样东西的价格。我母亲的父亲也这样，我拉斯穆森外公。她一家子。他们心里没有梦想。他们身上没有一点不切实际的东西。一切都是由实实在在的东西构成的，这些东西卖多少钱，可以付多少钱买到手。她走进别人家里，审视所有的摆设，知道其中一半的来历，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买花的钱更少。还有衣服。每一件。照章办事。实惠。所有的人无一例外，赤裸裸的实惠。节省。极度节省。清洁。极度清洁。就连我放学回家可能会在一个指甲下留着的吸墨水时沾上的一星星墨水迹，她都不会放过。她要是星期六晚上请客，星期五晚上五点钟左右就摆好餐桌了。一样不少，每只酒杯，每件银器。随后她将一块薄纱似的东西往上一盖，防止出现任何灰尘痕迹。一切都井井有条。烹饪手艺堪称绝顶，你要是能对哪道菜的香料或盐或胡椒有意见，我就服了你。或者随便哪种味道。这就是我父母。我特别不能跟她刨根问底。不管是什么。一切都流于表面。她将样样东西摆弄得有条不紊，而我父亲将样样东西弄得落花流水，这样我长到十八岁，从中学毕了业，就上这儿来了。因为如果我到穆尔黑德或北达科他州立大学读书我就还得住在家里，我说大学见鬼去吧，就来到了纽约。所以瞧，我在这儿，斯蒂娜。”
他站起来，演示给她看。“瞧。这是个慢拳。看见吗？我看见他出拳很慢，而且没有重击到我。没有伤到我，妈。我心里想如果他再来，我就闪开，用右拳出击。所以当他又挥出拳头，因为慢，我看得很清楚，我出拳对抗，并击中了他。我把他打倒了，妈，但并不是因为我撒野，而是因为我打得比他好。”
她就是这样向他解释她是谁，从什么地方来，以及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的。可是在他那方面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以后吧，他对自己说。以后——等到他能做出解释的时候，等到他能要求她理解为什么他拒绝让自己的前程被种族这个专制的牌号加以不公正限制的时候。如果她平心静气地听他把话讲完，他有把握可以让她明白为什么他宁可将自己的前途攥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把命运交由一个愚昧的社会任意处置——在这个解放黑奴宣言发表八十多年后的社会里，偏执狂们碰巧发挥的作用过于巨大而不适合他的胃口。他会让她明白他决定冒充白人并没有错，任何具备他的相貌、性情和肤色的人都会自然地做出这个选择。他自童年起所向往的，就是自由：不当黑人，甚至不当白人——就当他自己，自由自在。他不想以自己的选择侮辱任何人，也不企图模仿他心目中的任何一位优等人物，或对他的或她的种族提出某种抗议。他知道，在循规蹈矩的人眼中，世上的一切都早有安排，都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永远也不会认为他做得对。但，不敢越雷池一步，固守正确的界限，向来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决不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一个敌视他的世界以愚昧和充满仇恨的意图主宰，而必须在人力所能为之的范围内，由他自己的意志决定。为什么要以任何别的条件接受生活呢？
“科尔曼，”他母亲说，“我不喜欢我听到的声音。”
他将这么对她说。她会不会觉得一派胡言，就像为推销伪劣产品大肆自吹自擂的谎言？除非她先见到他的家人——猛然面对事实：他和他们一样都是黑人，他们不是她想像的那种黑人，他也不是——说那些话或任何别的话都只会让她觉得又是一种欺瞒。在她坐下来和欧内斯廷、瓦特，以及他母亲一起吃饭，听他们每个人在一天的时间里轮流相互说些安慰鼓励的客套话之前，他对她所做的任何解释都会显得是自我标榜、自我美化、自我辩白的弥天大谎，文过饰非的夸夸其谈，那种虚假不仅在她的眼里，就是在他自己的眼里都是耻辱。不，他不可以说那些鬼话。有失身份。如果他要一辈子跟这姑娘在一起，他现在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卖弄辞藻，花言巧语的哄骗，像克莱伦斯·西尔克所做的那样。
“不要紧。头脑决定胜负，而不是撒不撒野。让他撒野。谁在乎？你得动脑子。就像下象棋。就像猫捉老鼠。你可以引诱那家伙。昨天晚上，我和那家伙对打，他大约十八或十九岁，有点迟钝。他一拳打在我头顶上。所以他第二次那么干的时候，我就有了准备，砰的一下。我用右拳，而他不知道我拳头从哪来。我把他打倒了。我平时不把人家打倒在地上，可是我把这家伙打倒在地上。我赢了是因为我诱使他以为他可以再次用同样的拳法击中我。”
在斯蒂娜拜访他家人的前一个星期里，虽然他没有关照任何人，自己却以赛前聚精会神做思想准备的方式准备停当，当他们在那个星期天在布里克教堂站走下火车时，他甚至默念起他总是在比赛铃响之前几秒钟里半神秘地念叨的咒语：“任务，只有任务。和任务结为一体。别的不让进来。”惟有那样做了以后，他随着铃声从角落里冲出来——或者在这里，走上通往大门的台阶——他才加上普通大兵的战斗号令：“动手干。”
“但，”母亲问，“如果那孩子撒野了怎么办？”
西尔克一家自一九二五年科尔曼出生前就住在他们独门独户的房子里。当他们刚来的时候，街上其他的住户都是白人，卖给他们这幢小小的木板房的夫妇由于对邻居恨得咬牙切齿，才决心把房子出售给有色人，以此表示对邻居的蔑视。但私房住户没有任何人因为他们家搬了进来而逃跑的，即使西尔克夫妇从不跟邻居交往，住在通向圣公会教堂和教区长住宅的那段街上的每个人都对他们和和气气的。虽然教区长几年前刚上任的时候，靠在圣坛上，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看到有不少属于英国国教的巴加人和巴巴多斯人在场——其中许多是东奥兰治有钱白人家的佣工，他们是岛民，知道自己的身份，坐在后排，以为已被接受——在开始他第一个礼拜天的布道前，他说：“我看见我们中间有些有色人家庭。我们得对这件事采取措施。”可是邻居们依然和和气气的。请示过纽约神学院后，教区长设法超越教会基本法规，将为有色人种举办的礼拜仪式和周日学校开办到他们的家里。后来，中学的游泳池也关掉了，白人孩子从此不必和有色人孩子一起游泳了。这个大泳池多年来用于上游泳课和训练游泳队，是体育教程的一部分，但既然雇用黑人孩子父母——当女佣、马夫、车夫、园丁和场地工——的白人孩子父母提出异议，游泳池的水只得被抽干，用东西覆盖起来。
“我的意思是，”科尔曼说，“你不必撒野。”
泽西这个四平方英里、人口不满七万的巴掌大的居民区小镇，在科尔曼青年时代和全美国一样，存在着种种被教会神圣化，被学校合理化的严格的阶级和种族的区别。但在西尔克家所在的安静的绿荫夹道的小街上，普通人不必对上帝和政府亦步亦趋，倒是愿意维持社区人性化，以免游泳池和别的一切遭受不纯洁思想的污染，因此邻里基本上对特别体面、浅色皮肤的西尔克一家——黑人，没错，但，用一个科尔曼幼儿园小伙伴通情达理的母亲的话来说：“他们的肤色非常讨人喜欢，很像蛋奶酒”——相当友好，甚至上他们家来借工具，或借梯子或当车子发动不起来的时候主动过来帮忙查找原因。可是街拐角的大公寓里直到战前还住的全是白人。后来，在一九四五年后期，当有色人——主要是专业人士，教师、内科医生、牙医的家庭——入住街道属于奥兰治的一端时，每天都有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停在公寓外面，仅在几个月里半数白人家庭就不见了踪影。但事态很快平息下来，虽然公寓主人开始租房给有色人，以维持开销，留在附近的白人一直等到有了并非恐黑症的理由才离开。
“如果你以前从未见过对手呢？”父亲问，尽其所能克制着嘲讽。
动手干。他拉响门铃，推开大门，大声招呼：“我们来了。”
“不是撒野，只是投入。这是个运动项目。比赛前你热身。你做空拳练习。你做好准备应付任何针对你的举动。”
瓦特那天不能从阿斯伯里园赶来，从厨房走进门厅的是他母亲和欧内斯廷。瞧，这是他女朋友，上他们家来了。她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他们的想像。但科尔曼母亲没有问。自从他单方面决定以白人身份参加海军后，她就几乎没敢问过他任何问题，惟恐听到她害怕的事。现在她离开了医院——在那里，她最后不靠分斯特曼博士的帮助当上了纽瓦克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并让瓦特照顾她的生活和接管全家的事务。不，她没问过有关这女孩的任何问题，有礼貌地谢绝了解，同时鼓励欧内斯廷也不要过问。科尔曼反过来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任何事情。于是就这样，肤色白到极至，而且——手中提着与浅口皮鞋相配的蓝色小包，穿着棉印花布翻领连衣裙，戴着小小的白手套和平顶小圆帽——与任何活着并且年轻的一九五〇年的女孩一样干净利落、中规中矩的斯蒂娜·帕森出现了，冰岛和丹麦的美国后裔，其血缘可追溯到克努特王或更加遥远的时代。
“我不明白你怎么对一个根本不认得的人撒野。特别是你，”她说，“你有着快乐的天性。”
他做到了，按他自己的方式完成的，谁也没有退缩。谈到物种的适应力。没人张口结舌，没人沉默寡言，也没人胡乱跑题。平庸的话题，不错，老一套，的确——太多的空泛言辞、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但斯蒂娜没有白白地在奥特泰尔河边长大：如果都是陈词滥调，可她懂得怎么说得好听。即使科尔曼在介绍三位女士相互认识前就蒙上她们的眼睛，而且一整天都让她们蒙着眼交谈，她们的谈话也不会比此刻微笑地直视对方眼睛所说的话更有内涵。其用意也不会超出标准的范围，即，我不会说任何可能得罪你的话，倘若你不说任何得罪我的话。不顾一切代价地遵守体面的规范——在这方面帕森家和西尔克家不分彼此。
现在是母亲提问，回答她没有丝毫的困难。她的小儿子被格拉迪丝·西尔克所有的美梦所包裹，仿佛是上天赐给她的一件礼物，他变得越英俊，越聪明，她就越难将这孩子与梦想相区分。她虽然对医院里的病人既温柔又体贴，但对于其他护士，甚至医生，包括白人医生，她都会既严格又严厉，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苛刻的行为准则强加在他们身上。她也会那样要求欧内斯廷。但对科尔曼却从来不。科尔曼得到的是与病人同等的待遇：她无微不至的仁慈与呵护。科尔曼享有他想要的一切。父亲的指导，母亲的关爱。古老的模式：严父慈母。
说来奇怪，三位在讨论斯蒂娜的身高时却都犯了糊涂。对，她五英尺十一，几乎比科尔曼高出整整三英寸，比他妹妹或母亲高六英寸。但科尔曼父亲是六英尺一，而瓦特比父亲高一英寸半，所以对这个家庭来说高大本身并不新鲜，即使，对于斯蒂娜和科尔曼来说，女方碰巧比男方高。然而斯蒂娜的三英寸——大约相当于从她的发际到眉毛的距离——却引发出关于身体畸形的、具有颠覆性的、几乎酿成一场灾难的对话，直到十五分钟后科尔曼嗅出一丝辛辣味，女士们——三个同时——冲进厨房去抢救快要着火的饼干。
科尔曼后来跟他谈话时，要容易得多了，那时他已做了一下午的功课，母亲已经借机和父亲详谈并进行了劝解。他们都多多少少能够平静地坐在起居室里，听科尔曼描述拳击的荣耀，那种通过全力拼搏而获胜的荣耀甚至远胜于田径场上的成功。
在那以后，从午餐开始到结束，直到年轻的一对动身回纽约，再没有出现过丝毫的纰漏。从外表上看，完全是个体面家庭所梦想的圆满快乐的礼拜天，正因为如此，必然与生活本身形成强烈的反差，即使家里最年轻的成员都已亲身体验到生活所固有的不稳定因素一时一刻都不甘心受到整肃，更不用说当它被逼而显露出预见之中的本质时。
“我会说：‘你昨晚赢了？好。现在你可以以不败的纪录退休了。你退休了。’这便是我要说的话，科尔曼。”
斯蒂娜是在载着她和科尔曼的列车黄昏时分回到纽约，驶入宾夕法尼亚站时才放声大哭的。
“什么？”科尔曼说，声音很轻，并不是因为他长跑过后精疲力竭，而是因为他对父亲——不再是验光师而是餐车侍应，并且直到死都会只是餐车侍应的父亲——说他不是他父亲之后，感到悔过自新。
据他所知，从泽西出来的一路上她都是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熟睡着——实际上他们在布里奇教堂站一上车她就开始睡觉，以消除下午她出色的努力所造成的极度疲劳。
“如果我是你父亲，”科尔曼的父亲对着庄严地端坐在空盘子前的孩子，接着说道，“你知道我现在要对你说什么？”
“斯蒂娜——出什么事了？”
当他是一名验光师，在牧师似的黑西服外罩着一件医生的白大褂，工作时间或多或少比较正规时，他会在甜食以后坐在餐桌边读报纸。他们大家都会读上一段，每个孩子，甚至小宝宝，欧内斯廷，也会选读一段《纽瓦克晚报》上的新闻，而不是滑稽笑话。他的母亲，科尔曼的祖母，由她的女主人教会识字，黑奴解放后，进入当时称做佐治亚州立有色人师范及工业学校的地方就读。他的父亲，科尔曼的祖父，曾经是卫理公会牧师。西尔克全家通读所有的古典名著。西尔克夫妇从来不带孩子去看职业拳击赛，而是带他们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看盔甲。带他们到海顿天文台去学习有关太阳系的知识。定期带他们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来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虽然票价很昂贵，西尔克先生还是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百老汇音乐盒剧院观赏乔治·M.柯汉演出《我宁可不做错事》。科尔曼仍然记得第二天父亲在电话里对他弟弟博比叔叔说的话：“当大幕在乔治·M.柯汉谢幕后终于落下时，你知道那人又做了什么？他出来，唱了整整一小时，唱了所有的歌曲。每一首。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戏剧入门教育？”
“我做不到！”她大叫一声，接着，没有再做任何别的解释，大口喘着气，痛哭流涕，死命抓着手袋捂住胸口——连睡着的时候他一直替她拿在怀里的帽子都忘记了——独自一人冲下火车，飞奔而去，似乎后面有人追杀，自此便杳无音信，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或约他相见。
西尔克先生自主经营的生意不幸在银行倒闭时结束了。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克服，如果他真的最终克服了失去奥兰治眼镜店造成的哀痛。可怜的爸爸，母亲常说，他总想自主经营。他在南方上的大学，在他家乡佐治亚——母亲来自新泽西——务农并饲养家畜。但后来他不干了，来到北方，在特伦顿进了光学学校。后来他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后来遇见母亲，和她一起搬到东奥兰治，开店，买房，不料破产，现在他是餐车上的侍应。但如果他不能在餐车里，至少可以在家里，以他深思熟虑、精确、直截了当的方式说话，他能用言辞把你打蔫。他对于孩子的用词非常挑剔。成长过程中，他们从来不说：“看那只汪汪。”他们甚至都不说：“看那只狗狗。”他们说：“看那头多伯曼犬。看那头小猎兔犬。看那头小猎犬。”他们得知事物是分类的。他们学到了精确用词的威力。他时刻都在教授他们英语。甚至那些到他们家来的孩子，他孩子的朋友，都在英语方面接受过西尔克先生的指点。
四年以后，一九五四年，他们突然在中央火车站外几乎撞了个满怀。两人同时停下脚步，拉起对方的手，谈话的长度足以重新召回他们分别是二十二岁和十八岁时相互在对方身上唤起的神奇感，然后各奔东西，都沮丧地明白诸如这次邂逅般精妙的奇迹以后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他当时已经结婚，快要做父亲了，在艾德菲当古典文学讲师，进城来办事的，而她在街那头莱辛顿大道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仍然单身，仍然漂亮，但现在已是个成熟的女人，衣着相当时髦的纽约人，显然跟现在的她到东奥兰治去，结局肯定会大不相同，倘若访问顺延至今的话。
“不是！”科尔曼叫起来，“不，你不是！”当即，就在星期日午餐开始的时候，他冲出家门，在马路上不停地跑了将近一个小时，沿中央大街跑过奥兰治线，然后穿过奥兰治一直跑到西奥兰治线，又横穿瓦乔恩大道到罗斯戴尔墓地，再向南跑过华盛顿路到商业大街，边跑边挥动拳头，冲刺，然后光跑，然后光冲刺，然后一路打着空拳返回布里克教堂站，最后冲刺完剩下的路程，再冲刺到家门口，走进去，回到全家人正在吃甜食的桌边，回到他熟悉的地方，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比他一头冲出去的时候镇定得多了，等待父亲重新捡起话头。父亲从不发脾气。父亲有另外的办法叫你服输。用言辞。用话语。用他所谓的“乔叟的、莎士比亚的、狄更斯的语言”。用任何人都别想从你身上夺走的英语，用西尔克先生以浑厚的嗓音说出的、始终完美、清晰、满怀激情的英语道白，仿佛即使在日常对话中他也是在朗诵马克·安东尼在恺撒尸体旁发表的演说。西尔克先生给他三个孩子每人一个中间名，都取自于他记得最牢的戏剧，在他看来，那是英国文学最精彩的亮点，古往今来文人笔下对于背叛最有教育意义的研究：西尔克长子是瓦特·安东尼，次子科尔曼·勃鲁托斯，他们的小妹妹欧内斯廷·卡尔普尼亚，则是恺撒忠实妻子的名字。
那个可能导致的结果——现实已明确投了反对票的结局——他脑海里却只有这一个念头在盘旋。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忘记她，她也根本没有忘记他。他在转身离开时，懂得了过去除了阅读古希腊悲剧外从不费心理解的东西：生活如何轻而易举地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一个人的前途如何偶然地就成了定局……可是在另一方面，当事情看来万无一失时，命运却又显得多么偶然。也就是说他从她身边走开时，什么也没有理解，知道什么也理解不了，虽然他幻想自己可以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理解他固执地要掌握自身命运的决心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要是这种事情是能够被理解的。
“我是吗？是吗？”
她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寄到学院转交给他的迷人信件，写在两张纸上，谈到他们第一次在他萨利文街的房间约会时他令人惊讶的“猛扑”技巧——“猛扑，几乎像那些鸟一样，它们飞过陆地或者海洋，窥见什么东西在动，什么血气方刚的东西，便猛地扎下去……一把抓住”——信是这样开始的：“亲爱的科尔曼，我非常高兴在纽约见到你。我们的会面虽然很短暂，但我见到你以后感到一种秋日的惆怅，或许是因为自我们初识以来的六年时光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叫我心痛如绞的事实：我生命中有多少时日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你看上去棒极了，我很高兴你生活快乐……”末尾那有气无力，飘忽不定的旋律由七个短句和一个充满渴望的结语构成，他反复阅读之后，认为这几句话表达了她对自己的损失感到遗憾的程度，也是一种承认自己悔之莫及的暗示，痛楚地向他发出了一个隐晦曲折的致歉的信号：“好了，就这些。够了。我甚至都不应该打扰你。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保重。保重。保重。爱你的斯蒂娜。”
“你知道。你是。你是。爸。”
他一直没有把信扔掉，当他在文件堆里碰到它时，不论正在做什么，都要停下来看一遍——他都有五六年把它给忘了——他思索着那天在马路上轻吻斯蒂娜的面颊，跟她道永别以后的念头：如果她嫁给他——如他所愿——她会知道一切——如他所愿——那么，随之而生发的关系到他家人、她家人、他们自己儿女的一切，都会跟他和艾丽斯结婚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发生在他母亲和瓦特身上的事也会很容易地就避免了。斯蒂娜当时如果说“没关系”，他就会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明白了。那么谁是你父亲，我冒昧地问一下？”
我做不到。这句话包含着智慧，相对于一个年轻女孩而言的大智慧，绝非那种二十岁女孩普遍拥有的智慧。但正因为如此，他才爱上了她——正因为她这种坚实的智慧——为自己着想的常识。如果她没有……如果她没有，她不可能成为斯蒂娜，而他也不可能要她做妻子。
“别生气，爸。马克是我的教练。”
他反复思索着这些无用的念头——对像他这样并无巨大才华的人无用的念头，如果对索福克勒斯另当别论的话：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定局是多么地偶然……或者说，当它是无可避免的时候，却显出多么偶然的一派假象。
“唔——我一点儿都不肯定。我在想也许纽瓦克男生俱乐部的马克·马克罗恩才是你父亲。”
在她第一次向科尔曼描述她本人及出身时，艾丽斯·吉特尔曼已具有任性、聪明、暗中叛逆的个性——从小学二年级起就秘密策划如何逃离令她窒息的环境——一个整日轰鸣着对每种形式的社会压迫（特别是拉比的权威及其弥天大谎）的仇恨的帕塞伊克家庭。她那说意第绪语的父亲，如她所刻画，是个彻头彻尾的异端无政府主义者，以致没有让艾丽斯的两个哥哥施行割礼。同时，她父母自己也不屑于领取结婚证，并拒绝俯首帖耳地接受世俗婚礼。他们自认为是夫妻，自我标榜为美国人，甚至称自己是犹太人。这两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移民无神论者在看到一位拉比路过时，会立刻朝地上啐一口唾沫。但他们却自由自在地爱怎么称呼自己就怎么称呼，并不要向如他父亲所轻蔑描述的，一切天然及善良东西的虚伪的敌人——即官方，那些非法执掌大权的家伙——征求许可。位于默特尔大道，他们的家庭糖果铺——一间拥挤不堪的店面，那么小，她说：“别想把我们五个人并排埋进去。”在冷饮柜上头，在那面满布裂纹、污渍斑斑的墙上悬挂着两幅肖像，一幅是萨科，另一幅是凡泽蒂，都是从报纸的插图页上撕下来的照片。每年八月二十二日，马萨诸塞州一九二七年以谋杀罪名——艾丽斯及其兄长被告知纯属捏造——处决这两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周年纪念日，生意都要暂时停下，全家人退避进楼上那间狭小、幽暗的公寓房间——其疯狂的混乱与楼下的店面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绝食一天。这是艾丽斯父亲，做出教长的派头，以凭空杜撰的仪式，古怪地模仿犹太人的赎罪日。她父亲对他所谓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深深植根于他内心的不过是绝望的愚昧、无从剥夺他人财产的痛苦、一筹莫展的革命者的仇恨。每句话都是捏紧拳头说出来的，每句话无不是危言耸听。他知道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名字，但对他们的著作一无所知，他在公寓房间里无时无刻不把无政府主义意第绪语周刊《劳工自由之声》捧在手里，每夜他却很少不是没看上几个字就呼呼入睡的。她父母，她向科尔曼解释——一切都是当他在华盛顿广场邀上她以后，坐在布里克街咖啡馆里戏剧性地，异常戏剧性地发生的——她父母其实是头脑简单的人，被一个他们连说都说不清楚，更无法进行理性辩护的幻想所控制，可是为了这个幻想他们宁可狂热地牺牲朋友、亲戚、生意、邻居的善意，乃至他们自身的神志，即使他们孩子的神志也在所不惜。他们只知道与他们毫无共通之处的是什么，而那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艾丽斯眼里，却是身边的一切。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一切——它不断变动的力量、无处不在的利与害的潜网、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战斗、无了无休的吞并降服、派系的纵横捭阖、狡诈的道德术语、习以为常的仁厚独裁、变幻不定的稳定的幻觉——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一切，始终如此、必须如此的一切，对他们而言，居然跟康涅狄格的扬基人眼中的亚瑟王朝一样陌生。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因为他们被最为牢固的纽带与另外某个时代或地域相连，尔后又被逼迫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落户的缘故：他们更像是直接从摇篮踏入成年时期的两个人，没有接受过有关人类兽性如何发作与控制的干预性教育。艾丽斯从她还是个娃娃起就不明白，她究竟是在由疯子还是由幻想家所抚养，她必须分享的激烈仇恨究竟是出自对可怕真相的揭露，还是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笑话，一种神经错乱的表现。
“唔，肯定……”
整个下午她对科尔曼讲述着如同民间传奇般有趣的故事，致使在帕塞伊克糖果铺楼上活下来并长大成为诸如莫里斯和艾瑟尔·吉特尔曼那样生动愚昧人物的女儿似乎是引自俄罗斯滑稽小报，而非俄罗斯文学中的恐怖冒险，吉特尔曼夫妇仿佛就是题目叫做《卡拉马佐夫孩子》的星期日滑稽连环画里那个神志不清的邻居。对一个刚从河对岸的泽西逃出来的——他在村里的熟人，有谁不是逃出来的，有的还是从遥远的阿马里洛逃来的哩——刚满十九岁的女孩来说，故事讲得算是出神入化，令人叫绝的了。一个除了自由，别的念头一概全无，第八街舞台上的又一名身无分文的异乡人，一个舞台效果极强、浓眉大眼、活力充沛、肤色黝黑的姑娘，感情上充满原动力，用当时的时髦话来说，“浑身性感”，在远离闹市的艺术学生联合会半工半读，靠给写生班当模特赚取奖学金，其做派是不加隐瞒的直露，在公共场合招摇过市的胆量似乎并不亚于肚皮舞者。她一头头发颇具特色，由迷宫般错综复杂、起伏不定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发卷所构成，毛茸茸的，犹如攀援植物，庞大得足以当作圣诞节装饰品。她童年的全部烦恼似乎都转换成了她这一头相互纠缠、扭曲、浓密的头发。她不可逆转的头发。你可以倒上一罐又一罐发油，却绝对无法改变它的建构，仿佛是从黑黢黢的大洋深处采集上来的、某种构成礁石的有机物，一种浓稠的珊瑚和海藻的石华混合物，说不定还富含药用元素哩。
“哦，是吗？”他父亲说。
整整三小时，她以她的喜剧、她的愤怒、她的头发，以她生产激情的天赋，以一种疯狂的、未经训练的少年的智力，以及演员点燃自身、对自己的每句夸张言辞信以为真的能力，让科尔曼着迷，使科尔曼——绝无仅有的自我配置者，其配方的专利除了他自己，天下没有第二人掌握——感到相形见绌，活像个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傻瓜。
“你是我父亲。”科尔曼说。
但当他那晚把她带到萨利文街时，一切都变了样。原来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一旦穿过她的头发，便发现她所有的一切都是糊状物。恰恰与瞄准生活的箭头，即二十五岁的科尔曼相反——同样是自我解放的斗士，然而却是一个找不到北的，晕头转向的版本，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版本。
“你知道，如果我还是你父亲，你知道我现在会对你说什么？”
如果她得知他是在一个有色人家庭出生长大的，并且几乎一辈子都承认自己黑人的身份，她连五分钟的脑子都不会伤的。倘若他要她为他保密，她也不会有任何思想包袱。容忍出格的人与事绝非艾丽斯·吉特尔曼所不能承受的负担——出格的人与事对她来说反而最符合法理。同时当两个人而不是一个？有两种肤色而不是一种？隐瞒身份，或以伪装面貌走在大街上，既非此，又非彼，而是居于两者之间？具有双重、三重、四重人格？在她看来这类离奇古怪的事情丝毫也不可怕。艾丽斯开明的观点甚至都不属于那种自由主义分子或鼓吹自由至上人士引以为荣的道德品质；更像是狂人的特征，褊狭的疯狂反面。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期待、对意义的假设、对权威的信任、对连贯性和秩序的神圣化，比生活中任何别的东西更让她感到——荒诞不经，莫名其妙。如果叫作常态的东西是生存所固有的，那么世事怎么会那样发展，历史书怎么会那样写？
“我那样做并不是为了钱，”他说，两眼仍然不敢抬起来，“我想要的不是钱。是因为我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你所从事的任何运动都不成其为运动。”
然而，他告诉艾丽斯他是犹太人，西尔克是埃利斯岛对西尔伯兹维格的简化，由一名慈悲心大发的海关官员强加给他父亲的。他甚至有圣经记载的割礼标志，当时在他东奥兰治的黑人朋友中实属罕见。他母亲由于在一个犹太医生占绝大多数的医院里工作，对刚萌发的割礼重要的卫生意义也深信不疑，因此西尔克夫妇安排了这个传统上只在犹太人中流行的仪式——日后，被越来越多的非犹太教父母选择为孩子出生后的外科手术——由一名医生在他们出生两周后的男婴身上施行。
“你得了两美元，科尔曼。你计划什么时候当专业的？”
科尔曼现在已有好几年允许自己做个犹太人了——或任由别人这么以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自从他意识到在纽约大学就像在咖啡馆聚集地里一样，他认识的许多人一直以为他是犹太人。他在海军里学到的技法是你只要对自己的身世坚持一种过得去而且始终如一的说法，别人是不会多问的，因为没有人会有那种兴趣。他的纽约大学和格林尼治村里的熟人会很容易地猜想——就跟他在军队里的战友一样——他有中东人血统，但当时正是犹太人的自我陶醉在华盛顿广场知识分子先锋派中达到战后巅峰的时期，当鞭策他们犹太人精神勇气的自我夸张开始显得失控，一种文化重要性的气息不仅从《评论》、《中流》、《党派观点》，而且从他们的玩笑、他们的家庭轶事、他们的笑声、他们的扮丑、他们的讥诮、他们的辩论——甚至从他们的辱骂——中渗透出来的时候，他难道会拒绝追赶潮流吗？特别是他在中学时代协助奇斯纳医生，当过埃塞克斯县犹太孩子的拳击教练，倘若声称自己是个新泽西犹太男孩比假装成有着叙利亚和黎巴嫩血统的美国水手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披上人造的声望，以一个敢想敢为、自我解析、蔑视礼教的美国犹太人身份，尽情嘲弄曼哈顿边缘生存方式，原来并不那么疯狂，比不上他花上几年时间苦思冥想为自己设计的伪装。然而，足以令人欣慰的是，它还是相当耸人听闻的——当他回想起分斯特曼博士提出给他家提供三千美元，要科尔曼假装在毕业考时马失前蹄，致使才华横溢的伯特成为毕业班致辞代表一事时，不禁感到那也是件耸人听闻的滑稽事，一件惊世骇俗的特大笑话。这个世界有着多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思想，才使他变成这么一个人——多么崇高的世俗恶作剧！倘若曾经有过某种完美的独一无二的创造物——难道独树一帜，特立独行不始终是他内心深处自我利益推动的雄心壮志吗——那便是他魔幻般变成他父亲的分斯特曼儿子。
“你以为我得了多少钱？”科尔曼大着胆回嘴，虽然说话时没有抬起眼睛——一直盯着星期天专用的好桌布上的刺绣图案。
他不再游戏人生。有了艾丽斯——思维紊乱，未经驯化，与斯蒂娜截然不同，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艾丽斯——作为他重新起步的载体，他最终步入正途。他不再试一个，扔一个，不再无了无休地练习和热身。就是这一个了，这就是答案，他秘密的秘密，其中掺和了一丁点笑料——救赎性的、慰藉性的笑料，生活对每个人类决定的小小奉献。
这人什么都知道。
作为迄今尚无人知晓的最无共通之处的美国自有史以来便遭人嫌弃的两样东西的混合物，他现在终成正果。
“你在里昂老兵医院赢的表。老兵奖励你打赢对手的表。你在马尔伯里街典当的表。纽瓦克城里，科尔曼——你上星期在纽瓦克典当的表。”
不过，其间还有过一个插曲。在斯蒂娜之后，艾丽斯之前，一个五个月的插曲，名叫埃莉·玛吉，一个身材娇小玲珑的有色人姑娘，黄褐色皮肤，鼻梁和面颊上散落着零零星星的浅色雀斑，外貌尚未越过少女和女人的分界线，在第六大道的村门商店打工，兴奋地出售书架部件和门——带腿的书桌门和带腿的床门。饱经沧桑的老犹太店主说，雇用埃莉使他的生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原来这儿什么都卖不动，”他告诉科尔曼，“勉强糊口。但现在村里每个小伙子都要给书桌配扇门。大家都进来，他们要见的不是我——他们指名要见埃莉。他们打电话来，要找埃莉说话。那小姑娘改变了一切。”此言不虚，没有人阻挡得了她的魅力，包括科尔曼，他先是被她蹬在高跟鞋上面的两条腿所吸引，然后被她一派自然而然的风格所折服。今天跟被她吸引的纽约大学白人男生外出，明天跟看上她的纽约大学有色人男生约会——一个晶莹闪亮的二十三岁孩子，尚未受到任何伤害，从她在那儿长大的扬克斯搬来格林尼治村，过着正如广告上所宣称的，不落俗套的村生活，只是“不”字写得小些而已。她是一大发现，于是科尔曼也走进去买了张不需要的书桌，当晚就带她出去喝一杯。在斯蒂娜之后，在经受了丧失心上人的痛楚之后，他重新快乐起来，重新活过来了，而一切都起自于他们开始在店里调情的那一刻。当时她是不是以为他是个白人男生？他不知道。有意思。后来那天晚上她咯咯笑起来，滑稽地斜着眼看他，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她一眼认出了什么，并脱口这么问。但此时他没有像误读斯蒂娜诗时那样大汗淋漓。“我是什么人？你爱当我是什么人就当我是什么人好了。”科尔曼说。“你就是这么玩的？”她问。“当然这就是我的玩法。”他说。“那么白人女生以为你是白人？”“我不管她们怎么想，”他说，“随她们自己想。”“也随我自己想？”埃莉问。“同等待遇。”科尔曼说。这是他们玩的小游戏，成为他们的兴奋点，在模棱两可上做文章。他并没有和任何人亲密到无话不谈，他学校里的熟人以为他正和一个有色人姑娘约会，而她的朋友以为她正和一个白人男生交往。被别人当做重要人物刮目相看的滋味真是太好了，他们所到之处人家几乎都以这种目光看他们，那是一九五一年。朋友们问科尔曼：“她什么样？”“热辣辣的。”他说，把这个字眼拖得长长的同时，还用手作上下扭动的状态，就像当年东奥兰治的意大利人。在这一切之中有着日复一日、分分秒秒的奇妙感，他的生活中多了一丝电影明星的光耀：只要他和埃莉一起外出，他便进入特写镜头。第八街上没有人了解实情，他满心喜欢。她有两条美腿。她老笑个不停。她是个毫不矫揉造作的女人——从容随和又天真烂漫，他的心都醉了。有点像斯蒂娜，惟有她不是白人，结果他们没有急急忙忙地去拜会他的家人，也没有去拜会她的。他们干吗要去呢？他们住在村里。带她去奥兰治的念头，他压根没想过。也许因为他不想听到那一声欣慰的叹息，被告知，即便是无言的，他这次做对了。他想起把斯蒂娜带回家的动机。不欺骗任何人？结果怎样？不，不要家人插手——无论如何至少现在不要。
“什么表？”
与此同时，他和她在一起时是那样地心情舒畅，以致一天夜里真相滔滔不绝地冒了出来。甚至连他当拳击手的事也没有漏掉，他对斯蒂娜绝对说不出口的，告诉埃莉却不费吹灰之力。她没有表示异议，更使得他对她的评价提高了一分。她不落俗套——却通情达理。他与之交往的是个完全没有心眼的人。了不起的姑娘什么都想听。于是他侃侃而谈，无拘无束的时候，他的谈锋非同一般，埃莉听得入迷了。他告诉她当海军的经历。他告诉她他的家庭情况，原来和她的家庭大同小异，只是她在哈林区开药房、当药剂师的父亲还健在，虽然不赞成她搬进村，但所幸的是他忍不住一如既往地爱她。科尔曼说给她听霍华德的事，告诉她他怎样无法忍受那个地方。关于霍华德他们谈了很多，因为那也是她父母想要她去的地方。自始至终无论他们谈到什么话题，他都发现自己能轻而易举地让她忍俊不禁。“我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多有色人，即使家人在南泽西大团圆时也没有。霍华德大学在我看来是个挤满了黑人的小地方。各种派别的，各种类型的，但我就是不要像那个样子跟他们混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和我能扯上什么关系。那儿的一切都高度地浓缩，就连我曾经拥有的任何自尊都被削减了。被一个高度浓缩的，虚假的环境彻底削减了。”“像一瓶太甜的苏打水。”埃莉说。“嗯，”他告诉她，“倒不是放进了太多的什么，而是别的一切都被抽掉了。”和埃莉开诚布公地交谈使科尔曼浑身舒畅，如释重负。不错，他不再是英雄，但也绝不是坏蛋。对，她是个斗士，这位斗士。她获得独立的超脱，她成为一名格林尼治村姑娘的转化，她处理和家人关系的手法——她似乎是以一种你应当能够做到的样子成长起来的。
“你卖那只表得了多少钱？”
一天晚上，她把他带到布里克街上的一间小珠宝店，店主是个白人小伙子，能用珐琅做出美丽的饰品。只是逛逛街，看看橱窗而已，但在他们离开时，她告诉科尔曼那小伙子是黑人。“你搞错了，”科尔曼对她说，“他不可能是。”“别说我错了，”——她笑起来——“你才是瞎子哩。”另一个晚上，将近午夜时，她带他到哈得孙街一家酒吧去，画家们常聚在那儿喝酒。“看见那人没有？那个奶油小生？”她轻轻地说，脑袋倾向一个漂亮的白人男生，二十五六岁，正在向吧台上所有的姑娘大献殷勤。“他也是。”她说。“不可能，”科尔曼说，现在轮到他笑了。“你在格林尼治村，科尔曼·西尔克，美国最自由的四平方英里。每隔一个街区就有一个。你那么自负，以为都是你自己的独创。”如果她知道有三个——她的确知道——那么就会有十个，只多不少。“他们从全国各个角落，”她说，“直接来到第八街。就像你从小小的东奥兰治来一样。”“可是，”他说，“我根本看不出来。”这让他们笑啊，笑啊，笑啊，笑个没完，因为他无药可治，看不出别人身上的印记，又因为埃莉是他的向导，把他们一一指出来。
“一场都没有。”
开始时，他尽情享受着他问题的解决。丢掉秘密，他捡回了小男生的感觉。那个有这个秘密之前曾经的小男生。重又像个顽童似的。他从她的自然而然的处世态度中获得返回天然自我的乐趣和从容。倘若你打算当个骑士和英雄，你得全副武装，而现在他得到的却是解除武装的快乐。“你是个幸运儿。”埃莉的老板对他说。“幸运儿。”他重复一遍，真心诚意的。有了埃莉，秘密不再起作用。不仅因为他什么话都能对她说，他正这么做着，而且因为如果或一旦他想回家，他可以马上拔腿就走。他能面对他哥哥，否则，他明白，他永远也不能。他母亲和他也能重归于好，恢复往日亲密无间的关系。但半路来了艾丽斯，一切就了结了。和埃莉在一起很开心，而且一直都很开心，可是少了某个方面。整个事情缺乏雄心壮志——不能满足他一辈子都受其驱使的自我意识。正好艾丽斯来了，于是他又回到竞技场。他父亲曾对他说：“现在你可以以不败的纪录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此刻他咆哮着冲出他的角落——他重新捡回他的秘密。还有重新拥有秘密的天赋，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许另有不下一打的像他这样的家伙在村里流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天赋。也就是说，他们即使有，也都是小里小气的：他们总在撒谎。他们不像科尔曼那样，以堂堂正正又煞费苦心的方式保有秘密。他重返外向流轨。他已获得怀有秘密的丹方，如同会流利地说另一种语言——仿佛处在一个不断产生新鲜感的境地。他已在失去它的境况下生活过了，很不错的，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没有令人反感的回忆。很开心。天真的乐趣。但其他的一切都有缺憾。诚然，他捡回了童真。不错，是埃莉还给他的。但童真何用之有？艾丽斯给得更多。她将一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艾丽斯使他得以重返他一心向往的那种规模宏大的生活。
“输了几场？”
他们相遇两年以后决定结婚，这是为了他领取的这份执照、他测试过的这个自由、他胆敢做出的这项决定——他是否真能以更为狡诈或聪敏的手段成就一个可上演的自我，大到足以包容他的雄心，强到足以应付整个世界——而被迫支付的第一笔庞大经费的时候。
“十一场。”
科尔曼到东奥兰治去见他的母亲。西尔克太太并不知道艾丽斯·吉特尔曼的存在，不过当他告诉她他打算结婚，而且姑娘是个白人时，一点都不惊讶。甚至当他告诉她姑娘不知道他是有色人时，也处之泰然。如果有人感到吃惊的话，反倒是科尔曼。在公布自己的意图之后，他突然怀疑这项决定，他一生最壮观的举措，是否建立在一个所能想像得到的最为不严肃的东西上：艾丽斯的头发，那些宛如灌木丛似的纠缠盘绕，远比科尔曼的头发更像黑人的头发——比他的头发更像欧内斯廷的头发。当欧内斯廷还是个小女孩时，经常问那个有名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妈妈那样的飘飘头发？”——意思是，为什么她的头发不会在微风里飘动，不仅不像她母亲的，而且和家庭母系亲属中所有女人的头发都不相同。
“到目前为止你一共赢了多少场？在巡回赛中。在表演赛中。自你开始赢了几场？”
面对母亲的极度痛苦，科尔曼心头掠过一丝离奇古怪的恐惧：自己想从艾丽斯身上得到的莫非就是她的相貌对他们孩子的发质所能提供的解释。
“我赢了。”
但诸如这样一个直截了当、明晃晃的功利主义的动机又怎么会直到现在才引起他的注意呢？因为是无稽之谈？眼见母亲遭受如此的折磨——内心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震惊，然而却咬着牙，如同科尔曼一贯的作风，决定将手头的事进行到底——他怎么能够对这令人愕然的念头无动于衷？即使他端坐在他母亲的对面，显出一副从容镇定的模样，心里却明明白白地感到他出自世界上最愚蠢的理由选择了一个老婆，而他自己则是世界上心灵最空虚的男人。
“那你干得怎样？”
“那她相信你父母双亡，科尔曼。你是这么对她说的。”
“十五场。”
“对。”
“你是不是以为我昨天才出生，小子？皮西厄斯骑士会是他们昨晚举行大赛的场地。对阵表上有几场赛事？”
“你没有哥哥，你没有妹妹。没有欧内斯廷。没有瓦特。”
“皮西厄斯骑士会是什么？”科尔曼问。
他点点头。
“昨天晚上。在皮西厄斯骑士会。你干得怎样？”
“还有什么？你还告诉了她什么？”
“我什么干得怎么样？”
“你认为我还会告诉她什么？”
全家在一个星期天上过教堂后围着餐桌吃午饭时，父亲说：“你干得怎么样？”
“任何适合你口味的事。”这是她一下午所能说的最刺耳的话了。要她对他生气，她过去做不到，以后也永远难以做到。只要见到他，从他出世的那一刻起，便唤起她无法抵御的感情，和他的身价毫不相干。“我永远也别想认识我的孙儿们了。”她说。
如果你想成为业余拳击手，纽瓦克男生俱乐部便是你该去的地方。如果你干得不错，年龄在十三至十八之间，你就有机会和来自帕特森、泽西城、巴特勒的男生俱乐部队员、来自铁汉的成员以及其他俱乐部的队员交手。在男生俱乐部里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分别来自拉威、林顿、伊丽莎白，甚至还有两名从莫里斯敦远道而来。有个聋哑儿，他们叫他达米，来自贝尔威。但其中大多数都是纽瓦克人，而且全部是有色人，不过俱乐部的两名老板倒都是白人。一个是西区公园的警察，马克·马克罗恩，他有把手枪，他对科尔曼说要是他发现他不好好练长跑，就毙了他。马克重视速度，这就是他看中科尔曼的原因。速度、步法和反击。当马克教会科尔曼怎样站立，怎样移动以及怎样出拳以后，当他看见这孩子学得有多快，有多机灵，反应有多灵活以后，便不失时机地教他更为精细的技巧。如何转动脑袋。如何躲闪。如何封拳。如何反击。在教他猛刺时，马克反复交代：“就像你从鼻尖上挥走一只跳蚤。一下子把它给挥走。”他教会科尔曼怎样只用刺拳战胜对手。出刺拳，封拳，反击。一个刺拳打来，你闪开，以右拳回敬。或者内侧闪开，用勾拳回击。或者就势低头，右手出拳猛击他心窝，左手出勾拳猛击他胃部。虽然很瘦小，科尔曼有时会用双手抓住对方的刺拳，拖住对手，然后用勾拳击打他胃部，再站直身体，用勾拳猛击他头部。“封住他的拳。反击。你是个反击手，西尔基。你是的，那就是你的全部价值。”后来他们去了帕特森。他的第一次业余大赛。那孩子挥出刺拳，科尔曼向后仰，但他的双脚扎根在地上，能够回身用右拳打击对手，在整场的过程中他不断用这招对付他。那孩子不断那样出拳，科尔曼也就不断那样回击，连赢三个回合。在男生俱乐部，这成了西尔基·西尔克的风格。当他挥拳时，拳头的力道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站在那儿时并非无所事事。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先等对方出拳，然后回敬两三拳，再次退出，等待。科尔曼能够以后发制人而不是先发制人更有效地打击对手。科尔曼十六岁时，仅在埃塞克斯和哈得孙两县，先后在军队训练场，在皮西厄斯骑士会，在老兵医院慰劳演出中，打败不下三名金手套冠军得主。据他统计，他那时已经赢了112、118、126磅……重量级的比赛，只是他无法参加金手套大赛，因为那样不可避免地要见报，而他家人也就会发现他的秘密。但他们最终还是发现了。他不知道他们怎么发现的。他不必知道。他们发现了，因为有人告诉了他们。就那么简单。
他有备而来。要紧的是忘掉艾丽斯的头发，让她讲下去，让她一鼓作气讲下去，从她自己柔和的语流中创造出他的辩解词。
在东奥兰治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白人，不论是穷苦的意大利人——住在北面奥兰治城区边缘或南面纽瓦克第一看守所旁，还是圣公会成员和富人——住在郊外阿普萨拉边或南哈里森周围的大房子里，犹太人比黑人还要少，然而那些日子里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在科尔曼的课外生活中比任何别的人所发挥的影响都要大。先是奇斯纳医生，去年科尔曼加入他的拳击夜校时都几乎被他领养了，而现在分斯特曼博士又提供三千美元让科尔曼在学业上退居第二以使伯特能独拔头筹。奇斯纳医生是位牙医，喜爱拳击，一有机会便到四处——泽西的月桂园和梅朵溪圆形体育场、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乃至城外的圣尼克——观看比赛。大家都说：“坐到医生旁边才知道自己对拳击原来一窍不通。在奇斯纳医生身边你明白你和他看的并非同一场比赛。”医生在埃塞克斯县各地主持业余比赛，包括纽瓦克的金手套赛，犹太父母从奥兰治、梅坡伍德、欧文顿——从远在纽瓦克西南角的威克瓦西区——把他们的儿子送到他在当地开办的拳击班来学习自卫的技术。科尔曼进奇斯纳医生的训练班并不是因为他不知如何保卫自己，而是因为他父亲发现他自中学二年级起就自作主张在田径队训练后——甚至有时一周三次——溜过纽瓦克贫民窟商业街默顿街上的男生俱乐部，秘密地将自己训练成一名拳击手。开始时他只有十四岁，一百一十一磅，每次他在那儿练上两小时，做准备运动，拳击三回合，击打沙袋，击打速度球，跳绳，做体操，然后赶回家做功课。有两三回他甚至跟库珀·富勒姆对阵，后者上一年在波士顿赢得全国大赛冠军。科尔曼的母亲在医院里连着做一轮半班的工作，甚至接连上两轮班；父亲在火车餐桌上伺候人，除了睡觉，几乎不回家；他哥哥瓦特，先上大学，然后入伍；所以科尔曼进进出出全凭自己高兴。他令欧内斯廷发誓保密，并保证不让自己的分数下滑。在自修教室里，夜间在床上，在往返纽瓦克的巴士上——来回各乘两路车——他比惯常更卖力地做功课，以保证不会有人发现默顿街的秘密。
“你永远不会让他们见到我，”她说，“你永远不会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妈，’你会关照我，‘妈，你到纽约火车站，坐在候车室的那条板凳上，上午十一点二十五，我会带着穿戴得跟星期天一样整齐的孩子走过你面前。’那将是五年后我的生日礼物。‘坐在那儿，妈，别做声，我会慢慢走过去。’而你深知我是一定会等在那儿的。火车站。动物园。中央公园。不论你说哪里，我当然就去哪里。你告诉我惟一能让我抚摸我孙子的办法是，你雇用我以布朗太太的身份看护孩子，照看他们睡觉，我会照办。叫我以布朗太太身份给你打扫房子，我也会照办。我肯定会做你吩咐我做的一切。我别无选择。”
听到这番话，科尔曼大喜过望，挣开欧内斯廷的手沿着大街飞奔而去，欣喜若狂地从中央大道跑到长青路，又折回来，口里大声嚷嚷：“我两门最弱的课程——是什么？”仿佛分斯特曼博士在把学习上的弱点强加给科尔曼，是讲了个最令人开怀的笑话。“他们说什么，欧内？爸说什么？”“我没听见。他说话声太小。”“妈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也听不见妈的声音。但医生走后他们说的话，我听见了。”“告诉我！说什么了？”“爸说：‘我要把那人杀了。”“他说了？”“真的。说了。”“那妈呢？”“‘我咬住舌头才没说。’妈就这么说——‘我咬住舌头才没说。’”“但你没听见他们对他是怎么说的？”“没有。”“好吧，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我不会那样做。”“当然不会，”欧内斯廷说。“但如果爸对他说我会呢？”“你疯了，科尔曼？”“欧内，三千美元比爸一整年挣的还要多。欧内，三千美元！”一想到分斯特曼博士将塞满那些钱的大纸袋递到父亲手上，他禁不住再次撒腿飞奔，疯子般地跨着想像中的低栏（他已连续几年是埃塞克斯县低栏冠军及百米短跑亚军）一路跑完长青路，又掉头返回。又一次凯旋——他想的是这个。伟大的、无敌的、惟一的西尔基·西尔克的又一次创纪录的大胜利！他不仅是田径明星，而且是毕业班致辞代表，不错，但他还只有十七岁，分斯特曼博士的建议在他听来只意味着他在众人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至于弦外之音，他无从理解。
“没有吗？”
西尔基。西尔基·西尔克。他已有五十年没听人叫过这名字了，然而他几乎随时都期待着会有人大声呼唤：“嘿，西尔基！”仿佛他又回到东奥兰治，放学后走在中央大道上——而不是穿过雅典娜的城镇大街自退休以来第一次上山往学院走去——和他妹妹，欧内斯廷，走在中央大道上，听着她忍不住要告诉他的关于前一天晚上她偷听到的事情。那晚分斯特曼博士，犹太医生，妈妈工作的纽瓦克市医院的大外科大夫来拜访他们的父母。当时科尔曼正在健身房和田径队一起锻炼，欧内斯廷在自家的厨房里做功课，听得见分斯特曼博士说的话。医生和爸妈坐在起居室里，正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儿子伯特作为毕业班致辞代表对他和他太太如此重要。正如西尔克夫妇所知，现在科尔曼是他们班上的第一名，伯特位居第二，虽然成绩仅比科尔曼差一级。上学期伯特成绩报告单上有一个B，物理学得的B，虽然完全应当得A——那个B就是将毕业班两名优等生区分等级的惟一东西。分斯特曼博士向西尔克先生和太太解释道，伯特想继承父业，学习医科，但那样他必须有一个全优的记录，不仅在大学里，而且奇怪地还要追溯到幼儿园。也许西尔克夫妇不了解为排斥犹太人进入医学界所设置的歧视定额，尤其是哈佛和耶鲁的医学院，分斯特曼博士和分斯特曼太太相信只要给伯特机会，他一定能在上述医学院中崭露头角。由于大多数医学院分配给犹太人的名额微乎其微，分斯特曼博士自己当年不得不到亚拉巴马求学，在那儿他亲眼见到有色人所必须与之抗争的一切。分斯特曼博士知道在学术界对有色人种学生的歧视比对犹太人的要严重得多。他知道西尔克一家克服了什么障碍才获得模范黑人家庭的殊荣。他知道西尔克先生自眼镜店在大萧条时期倒闭后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他知道西尔克先生和他一样是个大学毕业生，而且知道他在火车上当乘务员——“他用来指称侍应生的词，科尔曼，一个‘乘务员’”——他的职务与他所受过的专业训练丝毫不相称。西尔克太太，他当然在医院里是认得的。按分斯特曼博士的评估，医院员工中没有比她更优秀的护士了，没人比她更聪慧，更有知识，更可靠，更能干——包括护士长本人。按他所想，格拉迪丝·西尔克应当早被任命为外科手术部门的护士长了；分斯特曼博士要对西尔克夫妇所作的其中一项承诺，是他将竭尽所能从人事部长那儿为西尔克太太在努楠太太退休后争取这一职位。而且，他准备一次性提供西尔克夫妇一笔无息、无需偿还的三千美元“贷款”，到时候科尔曼上大学，家里肯定需要额外支出。而他所要求的回报并不如他们可能想像的那么高。作为第二名，科尔曼仍然是一九四四年毕业班上排名第一的有色人学生，更不用提是首个以全优身份毕业的名次最高的有色人学生。以他的平均分数，科尔曼很可能是全县有色人学生中的第一名，甚至是全州的。他以第二名身份而不是第一名身份从中学毕业对他进入霍华德大学没有任何影响。以他这样的名次，他连遭受最轻微损失的机会都将无足挂齿。科尔曼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西尔克夫妇将得到三千美元支付孩子们的大学费用；再说，有分斯特曼博士的大力支持，格拉迪丝·西尔克将顺利提升，要不了几年，便会成为纽瓦克市内所有医院所有部门里的第一位有色人护士长。对科尔曼的要求只是请他选择两门最弱的课程，在期终考试里得B，而不要得A。伯特将尽全力在他所有的课程里得A——以此承担交易的另一端。倘若伯特不够努力，没有得全A，而使大家都失望的话，两个孩子便以平局握手言欢——说不定科尔曼还可略胜一筹当上第一名，但分斯特曼博士仍然会履行承诺。无须说明，每个参与此项安排的人都必须严守秘密。
“有选择？是吗？我的选择是什么，科尔曼？”
最后看一眼雅典娜，让羞辱圆满吧。
“跟我脱离母子关系。”
“这是第一千遍：我说幽灵因为我的意思就是幽灵。我父亲是酒吧老板，但他坚持要我用精准的语言，而我保持了他的信念。字词是有含义的——就连我只受过七年级教育的父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酒吧后面，他藏着两件东西帮他解决与顾客的纷争：一根包革铅棒和一本字典。我最好的朋友，他告诉我，字典——今天对我也同样如此。因为如果我们查字典，我们会发现什么是‘幽灵’一词的第一个意思？主要的意思。‘1，非正式。鬼魂；幽灵。’”“但西尔克院长，这可不是它被理解的意思。让我读给你听字典里的第二条解释。‘2，贬义。黑人。’这是被理解的意思——你可以同样看出其中的逻辑：是否有人认识他们，或者他们是你们不认识的黑人？”“先生，如果我打算说：‘有人认识他们吗，或者因为他们是黑人你们不认识他们吗？’我就会这么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们，或你们没有人认识他们因为这两人碰巧是黑人学生？有人认识他们吗，或者他们是没人认识的黑人？’要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我就会完全像这样说。但如果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除了他们的姓名以外对他们一无所知，我怎么可能知道他们是黑人学生？我所知道的，不容辩驳的，便是他们是不可见的学生——表示不可见的、鬼魂、鬼怪的这个词，就是我以它主要意思使用的这个词：幽灵。看看它的形容词‘幽灵似的’，这个词紧接着‘幽灵’。幽灵似的。一个我们自童年就记得的词，什么意思呢？根据大词典：‘非正式。1，像或适合幽灵或鬼魂的；暗示幽灵的。2，怪异的；恐怖的。3，（特指马）神经质的；易惊的。’特指马。现在是否有人愿意指出我的两名学生也被我描述成了马了呢？没有？但为什么不呢？你们正是那么做的嘛，为什么不可以顺便再来一个别的呢？”
几乎是以嘲弄的态度，她假装考虑了一下。“我想我可以对你如此绝情。是的，这可以做到，我想。但你认为我到哪儿才能找到对我自己如此绝情的力量？”
步行到学院去？现在是夏天，学校放假了。在雅典娜工作了近四十个寒暑，在一切都毁于一旦之后，在他经历了那一切才来到这儿之后，为什么不呢？首先是“幽灵”，现在又是“纯白种”——谁知道下一个略为过时的惯用语，下一个几乎魔幻般退出时空却不期然而然地溜出他嘴皮的俚语，又将揭示什么可厌的缺陷呢？一个人可以怎样被圆足的字眼所揭露、所毁灭啊。是什么东西烧毁伪装、掩体和隐蔽所？就是这，自发吐出的正确的字眼，甚至无须经过大脑思考的字眼。
这不是他回忆童年的时刻。这不是他赞赏她的洞察力或她的讥讽或她的勇气的时刻。这不是允许自己被这几乎是病理现象的母爱所淹没的时刻。这不是他听得见她没有说出来然而却比说出来的更有力的语句的时刻。这不是思考他有备而来之外的念头的时刻。当然这不是诉诸解释，开始精明地合计优缺点，假装这只不过是个符合逻辑的决定的时刻。他给她造成的蹂躏，没有一个解释能够说出口。此刻应当强调他上这儿来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与他脱离母子关系对她而言是一个拒绝接受的选择，那么接受打击便是她所能做的一切。安详地讲话，少说为妙，忘记艾丽斯的头发，同时不管需要多长时间，让她继续使用语言将他所做的最残忍的事情的残忍性吸收进她的身心。
现在，两年后再度来到镇上，他感到的不再是被他们围困的苦恼——除了德芬妮·鲁斯，雅典娜还有谁仍然关注科尔曼·西尔克以及幽灵事件？——而是对他自己勉强压制下去却又极易冒出头来的怨恨倍感厌倦；走在雅典娜的街道上，他现在（首先）对自己比对那些出自于冷漠或胆怯或野心而拒绝提出任何有利于他的抗议的人更觉反感。那些他亲自聘任的有着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他以为他们有能力进行理性的独立思考，到头来竟没有一个愿意衡量指控他的荒唐证据并由此得出恰当的结论。种族主义分子：在雅典娜学院突然之间成为人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最具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在这惟情论（同时对他们个人履历和未来升迁的担忧）面前，他的整个教职员队伍俯首称臣。以官方腔调发出“种族主义分子”的一声共鸣，立刻连最后一个潜在的盟友都抱头鼠窜。
他正在谋杀她。你无须谋杀你父亲。世界将为你动手。有的是各种势力要逮住你父亲。世界会关照他的，正如它关照西尔克先生那样。需要谋杀的是母亲，他正眼见自己对她下手，儿子是被爱过的，就像他被这个女人深爱过一样。代表他令人振奋的自由理想杀死她！没有她，一切容易得多。但只有通过这个考验，他才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人物，义无反顾地和他与生俱来的东西一刀两断，自由自在地为自由，如同任何个人所企求获得的自由，而斗争。为了以自己的条件从生活中得到这另一个命运，他必须做无可回避的事。难道大多数人不都想要迈出老天派给他们的倒霉命运吗？但他们做不到，那就是他们之所以是他们的缘故，而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他的原因。挥拳出击，砸烂一切，永远锁上门。你不能对一个无条件爱你、使你幸福快乐的好母亲下此毒手，你不能将这痛苦强加于她，然后还以为能够回到从前。太可怕，你所能做的只有一辈子承受着它。你一旦做了一件像这样的事，你所施加的暴行便永远无法消解——这正是科尔曼想要的。正如在西点那家伙倒下去的那一刹那。只有裁判才能够使他逃过科尔曼心里想对他做的事。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他正体验着作为一名斗士的威力。因为，将真实的、不可饶恕的人性意义赋予断绝关系的残忍性，当你的命运横亘在某种巨大的东西面前时，以当时最强烈的现实感和清晰度给予抗击，乃是又一种考验。这就是他的。这个人和他的母亲。这个母亲和她至爱的儿子。如果，为了磨练自己，他动手去做想像中最为心狠手辣的事情，那么眼下的正是，只差没有用刀捅进她的心窝。这使他直达问题的要害。这是他生命中的最重要的行动，而他也鲜明地、自觉地感受到它无与伦比的威力。
科尔曼已有两年没到雅典娜校园去过，现在若非万不得已，他连城都不进。他已不再痛恨任何一名雅典娜教员，他只是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瓜葛，担心要是他停下来交谈，即使闲聊，也可能掩盖不住他的痛苦或者掩盖不了他掩盖痛苦的企图——阻止不了自己站在那儿冒火，或更糟，阻止不了自己精神崩溃，或像蒙冤受屈者那样滔滔不绝地叹苦经。他辞职后不几天便在布莱克威尔的银行和超市开了新账户，那是个位于河边的不景气的磨坊小镇，离雅典娜约十八英里，甚至还在当地图书馆办了张卡，虽然馆藏少得可怜，他还是决定使用它，而不愿再在雅典娜的书架之间徜徉。他加入了布莱克威尔的基督教青年会，并放弃了近三十年来在一天结束时到雅典娜学院游泳池游泳以及下班后去雅典娜体育馆作垫上运动的习惯，宁可每周两次在布莱克威尔青年会不怎么惬意的泳池里游几圈——他甚至上楼去到常年失修的健身房，而且，开始以比四十年代慢得多的速度用速度球锻炼体力并击打沙袋，这还是自研究生院毕业后的第一次。到北面的布莱克威尔比驱车下山往雅典娜要多花一倍的时间，但在布莱克威尔他不太可能碰见老同事，即使碰上，他也不会过于伤感，最多毫无笑容地点点头，并继续做自己的事。在雅典娜漂亮的古老街道上可就不同了，那儿没有一条街道、一张板凳、一棵树，校园里没有一座纪念碑，不会或多或少让他回忆起成为学院种族主义者之前、一切都不一样时的他自己。绿地对面鳞次栉比的商店本来是没有的，他被委任为院长后引来了各色人等到雅典娜来，有教职员、学生、学生的父母。于是，多年下来，他不仅唤醒了学院，而且也让周边社区改头换面。气息奄奄的古玩店、败坏胃口的餐馆、维持温饱水平的杂货店、土里土气的小酒铺、乡镇剃头店、十九世纪男子服装店、存货贫乏的书店、穷酸斯文的茶馆、黑黢黢的药房、令人沮丧的小客栈、无报纸可售的报摊、空空荡荡令人感觉莫测高深的魔术店——所有这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企业机构。你可以在里面或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或啜饮一杯香喷喷的咖啡，或按处方配药，或买到一瓶好酒，或觅到一本写的是关于伯克夏以外的人或事的书，或找到除秋衣裤以外可供冬日御寒的什么东西。曾被认为是他强加在雅典娜教职员和课程设置上的“质量革命”，虽然是无意的，但也是他给市镇大街的馈赠。这一切只会增加他成为陌路人的痛苦和惊讶。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更好的心理准备，科尔曼。我应当有，”她说，“你几乎从来到这儿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发出清晰的警告。你甚至认真地拒绝接受我的乳房。是的，你不情愿。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即使那样做都会延误你的出逃。我们家总有某种东西，我指的不是肤色——我们身上有种东西妨碍了你。你像个奴隶似的思维。你是的，科尔曼·勃鲁托斯。你白得像雪，但却像黑奴似的思维。”
“纯白种？”当晚普赖姆斯对他太太说，“为什么‘纯白种’？你永远也猜不出当人们认为自己被利用、被剥夺了尊严时，会用什么言辞破口大骂。但我有没有故意显出攻击他的样子呢？当然没有。比那更糟。更糟，因为那老家伙晕头转向，而我想拉他一把。更糟，因为那人正处于将错误推向灾难的边缘，我想阻止他。他所认为的对他的人身攻击，实际上是我这个刚愎自用的人要让他严肃对待、让他刻骨铭心的一番努力。我失败了，贝丝，完全处理错了。也许因为我当时有些心虚。他显出一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样子，内里却蕴涵着一股气势。我从没见过他当大院长时的派头。只是在他倒霉时才认识他的。但你感到大院长的存在。你意识到为什么人家被他吓倒了。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另一个人也在场。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对一个你一生中只见过五六次的人很难摸透他的个性。也许主要是我身上的什么愚蠢的东西在作祟。但不论原因何在，我犯了书本上所列举的所有业余律师的错误。精神病理学、伟哥、大门乐队、诺尔曼·布朗、避孕、艾滋病。我无所不知。特别是对于我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更是了如指掌。我应当简明扼要，实事求是，避免主观性；相反，我却是挑衅性的。我想帮他，却侮辱了他，把事情给他弄得更糟。不，我不怪他像那样对我发泄。但，亲爱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纯白种？”
这不是称赞她智力的时候，她甚至可以使用最动人的词语体现某种特殊的智慧。他母亲常常能够使听者感觉似乎她了解的比她说出来的要多。这理性的另一边。这是将雄辩让给他父亲，相比之下似乎父亲说了算的结果。
“你是个口若悬河、喋喋不休的说教大师，纳尔逊。那么聪颖。那么流利。一个没完没了使用故弄玄虚、精雕细刻词句的说教大师。而且对于每一个你从来不必面对的人性问题又怀有那么浓厚的蔑视。”他当时的冲动是一把抓住律师衬衫的前襟，把这目空一切的小狗崽一巴掌打到托伯特商店的橱窗里去。但相反，他后退一步，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有策略地尽量柔和地讲话——然而却并非如他所愿的那样谨慎——科尔曼说：“我再也不愿听到你那个自我欣赏的嗓门，或看到你那张自鸣得意的纯白种面孔了。”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无路可逃，你一切逃跑的企图只会将你带回你起步的地方。这就是你父亲会对你说的话。在《居里厄斯·恺撒》里可以找到佐证。但一个像你这样人见人爱的年轻人？一个漂亮、迷人、聪敏的年轻小伙子，有着你这样的体格、你的决心、你的机智、你所有的美好的天赋？有着你绿色的眼睛、深色的长睫毛？唉，对你来说会有什么难题呢？我想回家来看我是越来越难了，看看你坐在这儿多么镇定啊。这是因为你知道你的行为有道理。我知道有道理，因为你不会追求一个没道理的目标。当然你将失望。当然结果不会像你所想像的那样，尽管你如此镇定地面对我坐着。不错，你特殊的命运将是特殊的——但又怎样呢？二十六岁——你要明白还早着呢。但倘若你什么也不做，也会有同样的结果？我猜想生活中任何重大的改变都必须对某人说：‘我不认识你。’”
够了，这两个字如此清晰地写在科尔曼凝视的目光中，甚至普赖姆斯都明白是他该闭嘴的时候了。在整个会见过程中，科尔曼始终沉默地听着，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努力保持头脑冷静，不去计较普赖姆斯在用花哨词句对着一个比他年长几乎四十岁的教授就谨慎的美德进行说教时过于明显的愉悦。为了让自己高兴起来，科尔曼想，对我发火使他们每个人都有了好心情——每个人对我说我错了以后，都感到如释重负。但等他们到了外面的街上，已不再能够继续将争论从情绪表达中分离出来——或者说，将他自己从他曾经一贯都是的那个负责者、下命令者与被服从者中分离出来。普赖姆斯直截了当对自己的当事人说话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讥讽装饰。如果目的是为了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律师方式给予劝诫，非常轻微的嘲讽可以更有效地达到目的。但普赖姆斯对自己才华横溢与前途无量的感觉似乎占了上风，科尔曼心想，以致挖苦一个可笑的老傻瓜吞服十美元一片的药用合成物以恢复性功能，未免太过分了。
她连续不断地说了将近两小时，一篇回溯到他婴儿时期自主性的长长的讲话，老练地以描述她不赞成、无望加以反对，并且不得不忍受的一切来吸纳痛苦。其间，科尔曼竭尽所能不去注意——在那些最普通的东西之中，比如她变稀的头发（她母亲的头发，而不是艾丽斯的头发），她前倾的头，她水肿的足踝，她隆起的腹部，她大门牙夸张的外露——自从三年前的那个星期天，当她极尽殷勤之道，帮助斯蒂娜获得宾至如归的感觉以来，她已又被向着死亡拖近了多少。下午过去一半的某个时刻，科尔曼似乎觉得她踏上了那巨大变化的边缘：像老年人那样，抵达了转折点，变成一个小得可怜的不成形状的东西。她讲的时间越长，他越相信这种变化正在发生。他努力不去想像将置她于死地的疾病，他们将为她举行的葬礼，在她墓旁将朗读的悼词，以及将为她献上的祝祷。但他也努力不去想像她继续活下去的景象，他离开，她待在这儿，活着，年复一年，她思念他、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更多的岁月消逝，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断绝在她的心里只会越来越牢固。
在外面街上，两人握手。“科尔曼，”普赖姆斯说——他太太那天早晨听说他将会见西尔克院长时表达了对院长离开雅典娜的遗憾，又一次轻蔑地提到德芬妮·鲁斯，对后者在幽灵事件里所扮演的角色嗤之以鼻——“科尔曼，”普赖姆斯说，“福妮雅·法利不属于你的世界。你昨晚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塑造了她并碾碎了她的那个世界，由于你我都明了的原因，她永远也不可能从中脱逃。比昨晚更严重的事，严重得多的事还会发生。你不再在一个大家蜂拥而出企图毁灭你、赶你下台、用他们自己人取而代之的世界里作战。你不再是跟一伙文质彬彬的高雅的将野心隐藏在高尚的理想之后的平均主义者作战。你此刻正在一个没有人会费神将残忍用人道的修辞包裹起来的世界里作战。这些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他们被不公正地压榨了一辈子。你因为你的案子在学院里被那样处理而深感不悦，虽然非常可怕，却是这些人每分每秒的感受……”
不论是他母亲的长寿或死亡都不能影响他正在做的事情，她一家人在劳塞德挣扎求生的经历也不能。她出生在劳塞德的一间破板棚里，跟她父母和四个兄弟住在一起，直到她七岁那年父亲去世为止。她父亲的家人自从一八五五年就住在新泽西的劳塞德。他们是逃跑的奴隶，由贵格会教徒通过“地下铁路”从马里兰带到北方，送到西南泽西。黑人开始把这地方称做“自由天堂”。当时没有白人住在那儿，现在也只有一小撮，远远地住在两千座城镇中的一个小镇边上，几乎每个居民都是受到哈登菲尔德的贵格会教徒保护的逃跑奴隶的后代——市长、消防队长、警察局长、税务员、小学教师、小学生。但作为黑人城镇的劳塞德的独特性并没有对任何事情产生影响。位于泽西更南面，靠开普梅的高德镇的独特性也没有。她母亲的家人是从那儿来的，她父亲死后她一家便搬到那儿去了。另一个有色人的聚居地，许多人几乎是白人了，包括她自己的祖母，每个人都跟另一个人有亲缘关系。“很早很早以前。”科尔曼小时候，她常向他解释——尽她所能地将她听来的传说简化浓缩——一个奴隶属于一个大陆军士兵，士兵在法印战争中被杀。奴隶照顾士兵的遗孀。他干所有的活，从早到晚手脚不停地料理所需料理的一切。他砍伐拖运木料，收割庄稼，掘地搭盖白菜屋，贮藏白菜，储存南瓜，把苹果、萝卜、土豆埋起来过冬，把黑麦、小麦堆进谷仓，杀猪，腌猪肉，宰牛，腌牛肉，直到有一天寡妇和他结了婚，他们生了三个儿子。儿子们娶了高德镇的姑娘，这些姑娘的家庭源自于十七世纪最早建立的定居点，由于独立战争这些人家都是相互通婚，血缘极其混合的。他们中一个又一个，或全部，她说，都是一个和瑞典人结婚的住在位于印第安菲尔兹的大利内浦聚居地的印第安人的后代——当地瑞典人和芬兰人已经替代了原有的荷兰居民——那印第安人和他的瑞典人妻子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又一个或全部都是那两个混血兄弟的后代，两兄弟由一条从格林尼治驶往布里奇顿的商船从西印度群岛带来，给为他们出路费的土地所有者当佣工，后来他们自己又给两名荷兰姐妹出路费从荷兰来跟他们结婚；一个又一个或全部都是约翰·芬尼克孙女的后代，约翰·芬尼克，英国男爵的儿子，克伦威尔公国军的骑兵军官，兄弟会成员，在新凯撒利亚（位于哈得孙和特拉华之间被英王的弟弟立契转让给两名英国业主）变成新泽西后没多少年，去世。芬尼克死于一六八三年，葬在他购买、建立并统治的私人领地的某处，他的领地从布里奇顿向北延伸到塞勒姆，往南及东延伸到特拉华。
直言不讳的律师——实际上在每个词上都添加了某种警告性的讥讽，使之相当于直截了当的教训，其目的也没有用任何委婉的手法对他颇有身份的年长当事人稍加掩饰——从他书桌后绕出来，护送科尔曼走到写字间门口，随后，又陪同他走下楼梯，直到外面阳光下的街道上。在很大程度是为了贝丝，他太太，普赖姆斯才想一定要尽可能明白地将一切讲清楚，不论显得有多不友善也要把该说的都说出来，以阻止这位曾经是重要的学院人士的名誉进一步蒙受损伤。那个幽灵事件——恰巧与他妻子的猝死相吻合——使西尔克院长的精神严重受创，以致他草率地辞职（当时案件已接近它荒谬过程的尽头）。而现在，两年后，他依然不能权衡什么符合以及什么不符合他的长远利益。在普赖姆斯看来，似乎科尔曼·西尔克还没有被冤枉够，似乎正以倒霉蛋的狡诈的顽固，像个冲撞了神灵的人，疯狂地寻求最后的、恶毒的、使他进一步蒙羞的攻击，那将使他的冤屈遭受盖棺论定的终极不公。一个曾经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拥有巨大权力的家伙似乎不仅无力保卫自己不受德芬妮·鲁斯和莱斯特·法利的侵犯，而且无力防止自己免遭那种老男人常用以补偿失去阳刚之气的可怜诱惑，这同样有损于他严阵以待的自我形象。普赖姆斯可以从科尔曼的面色中判断他关于伟哥的猜测是正确的。又一种化学威胁品，年轻人想。这家伙不如吸食可卡因，就算伟哥给了他什么好处。
芬尼克十九岁的孙女，伊丽莎白·亚当斯，嫁给一个有色人，高德。“那毁了她的黑人”是她祖父在遗嘱里描述高德的用语，他在遗嘱里剥夺伊丽莎白分享他房地产的权利，直到“主让她睁开双眼看见她对主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候。依据传说，高德和伊丽莎白的五个儿子中只有一个没有夭折，他是本杰明·高德，娶了芬兰姑娘，安，做妻子。本杰明死于一七七七年，此前一年在特拉华对面的费城签订了《独立宣言》。他留下一个女儿，萨拉，和四个儿子，安东尼、塞缪尔、阿比佳和埃利沙，高德镇由此而得名。
不得不说的一切都说过了，普赖姆斯从他的书桌后站起身来——宽大而光泽度极高的书桌上所有文件档案都被自觉地清理干净，除了镶嵌着年轻太太和两个孩子相片的镜框外，不见任何别的杂物。桌面浓缩了没有污点的一清二白的个人记录，这只会引导科尔曼做出推断：没有任何差错拦在这位口若悬河的青年律师的仕途上，无论是性格的软弱，或极端的观点，或草率的冲动，甚至连因疏忽所犯的错误也没有，不会有任何隐瞒得不好或很好的事情突然冒出来阻止他获得每一项报偿和一切中产阶级的成功。在纳尔逊·普赖姆斯的生活中不会有幽灵事件，不会有福妮雅或莱斯特·法利，不会有马基轻视他或莉萨抛弃他。普赖姆斯已对自己约法三章，绝不允许任何殃及自身的不洁事件破坏章法。但我难道没有过约法三章，而且丝毫也不手软吗？我难道在追求合法目的，以及一个有价值的平稳的生活中稍为放松过警惕吗？我难道在我自己无懈可击的谨慎后大踏步前进时信心略有过动摇吗？我难道不如你高傲吗？难道这不恰恰是我在充当罗伯特打手最初的一百天里对付老朽的方式吗？我难道不就是这样逼得他们发疯，将他们赶走的吗？我难道不是同样无情地相信我自己吗？然而那一个词就摧毁了一切。它绝不是英语中最具煽动性、最凶残、最恐怖的字眼，然而却足以让所有人在无视我是什么人以及我是干什么的情况下，干出揭露、认清、裁判、发现等一系列勾当。
科尔曼从母亲嘴里得知追溯到贵族约翰·芬尼克时代迷宫般的家史，约翰·芬尼克之对于新泽西西南地区犹如威廉·佩恩之对于包围费城的宾夕法尼亚那部分一样——而且有时候似乎高德镇所有的居民都成了他的后代——然后他又从姑奶奶、叔爷爷嘴里，从曾姑奶奶和曾叔爷爷嘴里，从将近一百名亲属嘴里重又听说一遍，虽然细节并非全部吻合，那是在他们孩提时代，他、瓦特、欧内斯廷跟父母南下到高德镇参加一年一度的家族团圆的时候——几乎有二百多名亲属，来自西南泽西、费城、大西洋城，还有远远从波士顿来的，吃油炸蓝鱼、煨鸡、炸鸡、自制冰激凌、糖渍桃子、馅饼、蛋糕——整天品尝心爱的家常菜，打棒球，唱歌，回忆往事，述说从前女人如何纺织，炖肥猪肉、烤大面包给男人带下地，缝制衣服，从井里汲水，用主要是从树林里采集的药草泡制而成的药物治疗麻疹，用糖蜜和洋葱配置的糖浆治疗百日咳。有的故事讲述家庭主妇开办牛奶场制作可口的奶酪，女人进费城当管家、裁缝、教师，女人在家成为杰出的好客主妇。有的故事讲述男人如何在林子里设套子捕捉、射杀冬季猎物提供肉食，农夫犁田，伐木用做柴火和筑围栏，做买卖，屠宰牲口。发财的人，经商的，把成吨的盐浸过的干草，从他们拥有的海滩和河滩盐碱沼泽地割来的草，出售给特伦顿陶器作坊做包装用。有的故事讲述男人们离开树林、农场、沼泽、杉树丛，去当兵——有的作为白人，有的作为黑人——参加南北战争。有的故事讲述男人下海当走私贩子，到费城开殡仪馆，当印刷工、理发师、电工、雪茄工和非裔卫理公会主教会牧师——还有一个随泰迪·罗斯福及其第一义勇骑兵团出征古巴，也有几个惹上麻烦的，逃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故事讲述像他们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经常衣衫褴褛，有时都没鞋或外套穿，冬夜睡在简陋房屋冰冷的房间里，烈日炎炎的夏季和大人们一起叉草、装草、运草，但由父母管教，懂得礼貌，在长老会办的学堂里通过问答学习圣经——也学读书写字——即使在那种日子里也始终能吃上足够的猪肉、土豆、面包、糖蜜和野味，长大以后体格强壮，诚实，健康。
“科尔曼，如果你没有用，”普赖姆斯说，“她用了什么没有？如果她说她用，你能否相信？就连穷困潦倒的清洁女工都不时隐瞒真相，有时还因为她们接受的污秽不得不求医问药。当福妮雅怀孕了怎么办？她可能会像许多妇女自从生养私生子的法令被吉姆·莫里森和大门乐队推翻以来所设想的那样进行思考。福妮雅很可能不采取措施，而且成为一位有名望的退休教授的孩子的母亲，不管你如何耐心地规劝。作为有名教授的孩子的母亲比起作为一败涂地的精神病人的孩子的母亲来，其变化可能是身价的提升。她一旦怀了孕，倘若她决定不再伺候人，想永远不干任何工作，一个开明的法庭会毫不犹豫地判你养活孩子和单身母亲。好吧，我可以在父权诉讼中代表你，如果以及当我必须那么做的时候，我会为你努力争取将你的义务降低到你退休金的一半。我将竭尽全力保证在你进入八十高龄之际你银行存折上还留下点儿什么。科尔曼，听我一句：这是个失算的交易。在各个方面，无论如何都划不来。如果你找你享乐至上主义的高参，他会给你别的什么忠告，但我是你的法律顾问，我要告诉你这是笔可怕的交易。我要是你，我不会充当莱斯特·法利疯狂的复仇路上的绊脚石。如果我是你，我会撕掉福妮雅合同，一走了事。”
但一个人并不因为劳塞德逃跑奴隶的历史、高德镇大团圆丰硕的一切以及盘根错节的家族美国谱系而决定不当拳击手——或因为劳塞德逃跑奴隶的历史、高德镇大团圆丰硕的一切以及盘根错节的家族美国谱系而决定不当古典文学教师——正如一个人可以因为这些而什么也不当一样。许多事情从一个家庭的生活中消失了。劳塞德是一个，高德镇是另一个，家谱是第三个，而科尔曼是第四个。
他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可是他并不能真正理解面前的老人和他的性欲，不是吗？在他看来似乎是不折不扣的反常行为。但谁在三十二岁上能够料想到七十一岁时还会完全一模一样呢？他在想，这家伙为什么，又怎么去干这种事呢？我老迈的生殖力及其引发的麻烦。我三十二岁时，科尔曼想，也不能理解。然而，他却以比他年长十或二十岁的权威口吻对他讲述着世间的人情世故。他究竟积累了多少经验，遭受过多少生活困境，以至于能够以这种居高临下恩赐的口气对一个比他年长一倍的人说话？少得可怜，如果不是一无所有的话。
在近五十多年中，他并非第一个听说过为特伦顿陶器作坊收割盐碱地干草的故事或在高德镇大团圆时吃过油炸蓝鱼和糖渍桃子，而长大后像这样消失的孩子——消失了，如同过去家里人常说的那样：“直到无影无踪。”“对他的家人来说音信全无”是他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我当然可以给你搞到限制令，”普赖姆斯对他说，“但那会约束他吗？一张监禁传票只会让他火上加油。我给你找过笔迹鉴定专家。我可以给你搞到限制令，我可以给你搞到防弹背心。但我不能为你提供只要你跟这个女人掺和就永远也别想拥有的东西：远离丑闻、远离非难、远离法利的生活。没有人盯梢的宁静心态。没有丑化。没有斥责。没有误判。顺便问一下，她是否艾滋病毒检测呈阴性？你有没有叫她测试过，科尔曼？你用不用避孕套，科尔曼？”
祖先崇拜——科尔曼这样称呼它。尊重过去是一回事——作为偶像崇拜的祖先崇拜，又是另一回事。让那种束缚见鬼去。
聪明的家伙，自己提起伟哥。卖弄，不过他以前帮过忙，科尔曼想，所以不要打断他，不要压制他，不管他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有多讨厌。在他的盔甲中没有丝毫同情的缝隙？我无所谓。你征求他的意见，所以听他把话说完。你不想由于缺乏警告而犯错误。
那个晚上从东奥兰治回到村里后，科尔曼接到他哥哥从阿斯伯里园打来的电话，事态的发展比他预计的要快得多。“不准你再靠近她。”瓦特警告他说，嗓音里回荡着勉强压制下去的东西——因为被压制而越发可怕——自从父亲过世后科尔曼再也没听到过的。家里又有了另一股力量将他一股脑儿推到另一边去。这个发生在一九五三年的行为，是由一个大胆鲁莽的年轻人在格林尼治村犯下的，一个特定的人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间做出的，但现在他将永远地待在另一边了。然而这，如他所发现，正是问题之关键所在：自由是危险的。自由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没有一件事会长期屈从你的条件。“不准你再找她。不准有任何联系。不准打电话。什么也别想。永远不准。听到没有？”瓦特说，“永远不准。永远不准你再在那幢房子附近显露你那张纯白种人的面孔！”
“我不怀疑法利是精神病患者，”普赖姆斯对他说，字斟句酌，而且两眼紧盯着科尔曼的脸，“他要是想跟踪我，我会很担心的。但他在你跟他前妻交往之前有没有窥测你？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德芬妮·鲁斯的信完全是两码事。你要我给她写信——虽然我认为不妥，但还是为你写了。你要找个专家鉴定笔迹——虽然我认为不妥，还是为你找人鉴定了。你要我把笔迹鉴定送交她的律师——虽然我认为不妥，也照办了。即使我希望你有小事化了的肚量，我还是履行了你所有的指令。但莱斯特·法利并非小事一桩。德芬妮·鲁斯跟法利不能同日而语，她不是精神病患者，她也不是敌人。在法利的世界中福妮雅只是勉强设法存活下来，而当她走进你的家门时她便不得不将它带了进来。莱斯特·法利在养路队干活，是吧？我们搞到一个对法利实施的限制令，那你的秘密便传遍你那个闭塞寂静的小镇。很快也就会传遍这个镇，这所学院，你将被恶意的清教主义抹上柏油再粘上鸡毛，你以前所遭受的一切羞辱与之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清楚地记得当地幽默漫画周刊不理解对你的荒唐指控以及你辞职的含义所发表的言词：‘前院长在种族主义的疑云下离开学院。’我记得在你照片下的说明：‘在课堂里使用一个诋毁性的形容词迫使西尔克教授退休。’我记得当时你的感受，我认为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而且我相信当全县都得知在种族主义疑云下离开学院的家伙犯了性越轨行为时，我还将理解你的感受。我并不是说在你卧室门内发生的事除了你，别人都能干涉。我知道这不对。现在是一九九八。自从詹尼斯·乔普林和诺尔曼·布朗改良事态以来已经过了很多年。但在伯克夏这儿还是有人，不论是乡巴佬还是大学教授，就是不愿转换他们的价值观，不愿有礼貌地屈服于性革命。思想狭隘的教徒，礼教信奉者，各种各样的落后群众热切地想揭露和惩罚像你这样的家伙。他们可以让你浑身发燥，科尔曼——可不是以你伟哥的方式。”
(1)原文为拉丁语，E pluribus unum，美国国徽上的格言之一。
普赖姆斯三十刚出头，是位年轻博士——科尔曼大约四年前聘任的哲学教授——的丈夫，两名幼小孩子的父亲。在一个诸如雅典娜这样的新英格兰大学城里，大多数专业人员都穿着L. L. Bean品牌的服装上班，但这位时髦英俊、头发乌黑油亮的年轻人——颀长，匀称，犹如体操运动员似的灵活——每天早晨穿着笔挺的量身定制的西服，铮亮的黑皮鞋和上过浆的、声色不露地绣着姓名首字母的白衬衫。全身行头不仅表现出气势压人的自信和个人的重要地位，而且表现出一种对任何形式的邋遢的反感——同时也暗示纳尔逊·普赖姆斯所觊觎的不止是校园对面托伯特商店楼上的写字间而已。他妻子在这儿教书，所以此刻他在这儿。但不准备久留。一头袖口戴着链扣，穿着一丝不苟的年轻黑豹——一头随时准备猛扑的黑豹。
(2)科尔曼将诗句里的“脖子（neck）”误认作“黑人（negro）”，进而把“脖子后（the back of his neck）”看成了“黑人的背脊（the back of his negro）”。
当科尔曼第二天到雅典娜去询问要怎样才能保证法利不再擅自闯入他的领地时，律师纳尔逊·普赖姆斯对他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他应当考虑结束他的风流韵事。他第一次向普赖姆斯咨询是在幽灵事件开始之时，因为普赖姆斯提供了明智的建议——还因为在这年轻律师的态度里有点儿趾高气扬的直率，让他回想起自己当年的模样；因为虽然普赖姆斯和城里其他律师别无二致，都有着善于交际的随和态度，但语气里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滥情陈述细枝末节的厌恶——他后来把德芬妮·鲁斯的信也交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