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没心情。”女孩说。
但乌鸦不理会这个邀请，他跳回笼子里，恢复在架子上的生活。
“宝贝？”福妮雅柔声细语，“来吧，来吧。是福妮雅。你的朋友。乖小伙。来吧。”但鸟不愿意动弹。
她轻声笑起来。“多帅的表情。他正在审视我，”她回头对女孩大声说，“瞧。”她对乌鸦说，让鸟看她的蛋白石戒指，科尔曼的礼物。他在那个八月的星期六早晨和她一起驱车前往坦格伍德时在车子里送给她的。“瞧。过来。上这儿来。”她对鸟悄悄说，把肩膀凑过去。
“如果他知道你要逮他，他不会下来的。”女孩说，又用镊子从一个盛着一串死老鼠的盘子里捡起一只，递给蛇。蛇终于，一毫米一毫米地，将上一只全部吞进了嘴里。“如果他知道你企图逮住他，他通常待在你够不到的地方，但如果他以为你不理他，他就会下来。”
门打开以后，乌鸦从它站着的架子上跳到门头上，坐在那儿，伸长脖子左右张望。
这种充满人情味的行为把她们两个都逗乐了。
“我想要他站在我肩膀上。”福妮雅说，同时弯下腰，拉开拴着笼子玻璃门的襻子，“哦，你好，王子。哦，王子。瞧你。”
“好，”福妮雅说，“我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她走到女孩坐着喂蛇的地方，“我爱乌鸦。他们是我最喜欢的鸟。还有渡鸦。我原来住在西里福，所以我了解王子所有的事。他老待在西金森商店附近的时候，我就认得他了。他经常偷小姑娘的蝴蝶发卡。冲着亮晶晶的东西，五彩斑斓的东西下手。他这点很有名。常有关于他的剪报。说的都是他的事，人家在他的窝被捣毁以后收养他的事和他怎样在商店里像个大人物似的走来走去的情形。就贴在那儿。”她说，指着房门边上的一个布告栏，“剪报到哪儿去了？”
“当然。”女孩说。
“他撕掉了。”
她转过脸看喂蛇的女孩。福妮雅以前来看乌鸦的时候没见过她，很可能是新来的。或者相对地算个新来的。福妮雅自己也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来看乌鸦了，而且自从和科尔曼约会以来就再没来过。此刻距她跑出去寻找如何与人类绝交的时日已有一阵子了。自孩子们死后她就不是个常客，虽然那时候她偶尔也会一个星期接连来四五次。“他可以出来，是吗？他可以出来待一分钟。”
福妮雅哈哈大笑，这次比刚才几次都要响亮得多。“他撕掉了？”
“王子。嗨，大个子。”她对他喀哒，喀哒叩齿，用舌尖抵着上腭——喀哒，喀哒，喀哒。
“用他的喙。把剪报扯碎。”
乌鸦关在中间一只笼子里，相当于衣橱大小的一个空间，介乎于关着两只棕榈鬼鸮和一只灰背隼的笼子之间。瞧他在。她已经感觉好多了。
“他不要人家了解他的背景！对他自己的背景感到羞耻！王子！”她大声说，转过去面对笼子，笼门仍然大开着。“你对自己臭名昭彰的过去感到羞耻？哦，你这个乖孩子。你是只好乌鸦。”
挂在大门口的风铃在微风中叮当作响，明净地，神秘地，犹如某种宗教机构，并不诉诸语言，正在欢迎来访者驻足，不仅四处参观，而且静思冥想——仿佛这里供奉着某种虽小，却十分动人的东西——但此刻旗帜尚未升上旗杆，门上挂着的牌子说星期天要到午后一点钟才开放。然而，当她推门时，门却自动打开了，她跨出无叶的山茱萸在晨光中洒下的薄影，进入门厅。门厅地板上摞放着装有各种混合鸟食的沉甸甸的大麻袋，准备出售给冬季买主。麻袋对面，装着形式各异的喂鸟食具的箱子则沿着墙根直码放到窗口。礼品店，出售食具、自然书籍、勘测地图、鸟叫录音带以及各种由动物激发出灵感的小饰品的地方，没有灯光，但当她朝相反的方向转身，走进大些的展览室时，里面陈列着数量极少的动物标本和种类不多的活体动物样本——乌龟、蛇、几只关在笼中的鸟——却见到一位工作人员，一个十八九岁胖乎乎的女孩。女孩说：“你好。”倒没有在乎还不到开放的时间。这么远地位于山上，一旦秋叶凋零，十一月初就没有什么人造访了，她可不准备撵走一个碰巧在上午九点十五分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即使这个女人在伯克夏山区的仲秋季节里并没有完全为户外活动穿着齐整，似乎在她灰色汗裤的上方套着件男人的条纹睡衣，脚上除了一双露出脚后跟的室内拖鞋，那种叫做“穆勒”的鞋子外，别的什么也没穿。她长长的金发也还没梳理。不过，总的看来，她只是显得衣冠不整而已，倒不见得放荡，所以这姑娘，正在给她脚跟前箱子里的一条蛇喂老鼠吃——用镊子把每只老鼠拎得远远的送到蛇面前，直到蛇猛地张口咬住老鼠，并启动那无限缓慢的消化过程为止——只说了声“你好”，便回到她周日早晨的职责上去。
这时她留意到屋子里散放着的动物标本中的一个。“那是只短尾猫吧？”
但她跑啊，跑出房子，从车库里开出车，驶进山里，去看望奥杜邦学会的乌鸦。开了五英里地，她掉头离开大路，驶上一条狭窄的土路，蜿蜒前行，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方才看见那幢灰色木瓦结构的两层楼房子温馨地偎依在绿树丛中，很久以前是幢民居，现在成为学会当地的总部所在地，坐落在树林边缘，紧靠野生动物踪迹。她将车驶上沙砾小道，颠簸着直开到木栅栏前，停靠在钉着指向草药园牌子的桦树前，她的车是惟一可见的车。她成功了。她可以很方便地驶离山边。
“是啊。”女孩说，耐心地等待蛇慢慢地对新的死老鼠伸出信子，并咬住它。
这些就是你逃避的东西吗？这些就是你像个孩子似的吵架的原因吗？你碰上他纯属偶然，你第一次幸运的巧遇——你最后一次幸运的巧遇——你却发起脾气，像个孩子似的跑掉了？你真的想自行了断？回到遇见他之前的日子？
“是这附近的吗？”
但即使她知道她恨的一切，她也知道她喜欢什么。他的慷慨。她是极少有机会接近一个略为慷慨的人的。男人与生俱来的力气却没有用来朝我头上挥铁管子。如果他逼我，我就会不得不向他承认我很精明。我昨晚不是就那样做了吗？他听我说话，所以我就精明一回。他听我说话。他对我很忠诚。他从不为任何事情责备我。他从不用任何手段陷害我。就这个原因值得那么要命的疯狂吗？他尊重我。是真诚的。他给我这枚戒指表明了他的心迹。他们扒光他的衣服，所以他赤条条地来到我面前。在他最危急的时刻。我一辈子还没有受到过像他这样的男人的支使。只要我愿意，他会为我买车。如果我放手让他做主，他会为我买一切。和这个人在一起，没有痛苦。只要耳边有他声音的起伏，只要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我的心就安定了。
“不知道。”
错误就在于留在了那儿。错误就在于完全陷入妖术的蛊惑之中。即使雷霆大作，豪雨如注，她也驾车回家。即使她怕法利跟踪，迫使她离开大路，开到河里去，也还是照样驾车回家。但她却留下了。因为跳舞她留下了，而到了早晨她一肚子的气。她生他的气。多么好的新的一天啊，让我们看看报上有什么说的。昨天夜里之后他要看看报上说些什么？倘若他们没有交谈，倘若他们只是吃早饭，然后她离开，也许留在那里就不会有问题。但他开始办学习班。他几乎做不出比那更糟的事了。他应当怎么做？给她些东西吃，让她回家。但跳舞坏了事。我留了下来。我愚蠢地留了下来。半夜走人——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是再重要不过的了。我有许多事情搞不懂，但这一点我却很明白：留到第二天早晨，便意味着什么。科尔曼－福妮雅幻想曲。这是沉湎于追求永恒的幻想的开始，世界上最老掉牙的幻想曲。我有个地方可去，不是吗？并不是个最好的地方，但好歹是个地方。回到那儿去！不论操多久，最后走人。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有雷雨，闪电划破天空，雷声大作，在山间隆隆轰鸣，好像战争爆发了似的。伯克夏遭突袭。但我在凌晨三点爬起来，穿上衣服，离开。雷电交加，噼啪炸响，树木四分五裂，四肢瘫软，豆大的雨点像子弹似的朝我劈头盖脸打下来，我走人。周身被狂风鞭打，我走人。山爆炸了，可我还是走人。我可能就在房子和车之间给宰了，被一道闪电点燃击毙，但我没留下——我走人。然而整夜和他一起躺在床上？月亮大大的，整个世界寂静无声，四处都是月色，可我留了下来。即使一个瞎子也能在这样一个夜晚找到回家的路，但是我却没有走。我没有睡觉。睡不着。醒了一夜。不想翻身靠近那家伙。不想碰那人。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人的屁眼我都舔了有几个月了。像个麻风病人似的缩在床边上看着他树木的影子爬过他的草坪，直到天明。他说：“你应当留下。”但他不想要我留下，我说：“我想我就信了你这一回吧。”于是我信了。你可能会以为我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保持冷静。但没有。我们两个都屈从于最糟糕的念头。拉皮条的告诉她说，娼妓的伟大智慧是：“男人付钱给你们不是为了让你们跟他们同床共眠。他们付钱给你们是叫你们回家。”
“我在山里看见过的。就像那只，我见到的那只。很可能就是他。”她又一次笑起来。她没喝醉——当她跑出房子时，连半杯咖啡都没喝完，更不用说酒了——但笑声听起来却像是一个已经几杯下肚的人。她只是感到待在这儿，和蛇、乌鸦和做成标本的短尾猫在一起，心情舒畅极了。他们没有一个企图教她任何东西，他们没有一个会对她朗读《纽约时报》上的东西，他们没有一个会因为人类过去三千年的历史而跟她过不去。她知道所有她需要知道的人类史：残忍的和无力自卫的。她不需要日期和名字。残忍的和无力自卫的，这就是全部的他妈的症结所在。这儿没有人试图撺掇她读书，因为这儿没有一个识字的，除了那女孩。那条蛇肯定不认字。它只知道怎么吃老鼠。慢慢地，从容地。有的是时间。
总而言之，吃早饭的时候她不想有人教她。可怜的莫妮卡可能在纽约找不到个好差事？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我不感兴趣。你以为莫妮卡会关心我在学院上了一整天的班以后又去挤奶会不会腰酸背痛？在邮局清扫人家扔下的垃圾就因为他们不愿使用那倒霉的垃圾桶？你以为莫妮卡会关心这些？她不断地给白宫打电话，没接到回话肯定感到非常失望。对你来说一切都完了？也很失望？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试试看让人家用一根铁管子把你打趴掉吧。昨天夜里？有那事。很舒服。棒极了。我同样需要那样。但我仍然打三份工。并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出事的时候你接受它的缘故，因为什么也不会改变。告诉妈妈她丈夫夜里进来把手指插进你体内——什么都没有改变。也许妈妈现在知道了，她准备帮助你。但不了了之，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们跳舞度过了一夜。但不会有任何变化。他读给我听华盛顿的那些事——又改变了什么，什么，什么？他读给我听华盛顿的恶作剧，比尔·克林顿的阴茎叫人吮吸了，这对我车子散架有什么帮助？你真以为那些是世界上的头等大事？没那么重要。根本不重要。我有过两个孩子。他们死了。如果今天早晨我没有精力为莫妮卡和比尔感到难过，记在我两个孩子的账上，好了吧？如果那是我的过错，就算了。我不剩多少精力来关注世界上那些伟大的问题了。
“那是什么蛇？”
留在那儿是个错误。她没回家，现在她恨他。她最恨什么？他当真以为他受的罪了不起。他当真以为雅典娜学院每个人所想、所说的关于他的事毁了他的生活。真是妈的太不喜欢他了——那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对他来说那就是最为可怕的事了？嗨，那没什么了不起。两个孩子窒息身亡才是大事。你继父把手指插进你阴道，那才是大事。在你快退休的时候丢掉工作并没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她恨他的原因——他受苦的优越感。他以为他从没有过机遇？在这个世界上有着真正的痛苦，可他以为他从没有过机遇？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没有了机遇？早晨挤过奶，他突然捡起那根铁管子朝你头上打过来。我甚至都没看见怎么打过来的——可是他没有过机遇！生活亏待了他！
“黑鼠蛇。”
科尔曼只顾给她念周日报纸上关于总统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八卦，突然福妮雅站起来，大声叫道：“你就不能不搞这要命的学习班？受够了这学习班！我学不进去！我不学！我不要学！别他妈的教我——没有用的！”说着，就在早餐中间，夺门而出。
“整个儿吞下去。”
“你要我是谁，我就是谁。”
“是啊。”
“我在哪儿找到你的，瓦露塔？”他说，“我是怎么发现你的？你是谁？”他问，揿下按键，重又响起《我爱的人儿》。
“在肚子里消化。”
“悉听尊便。”
“是啊。”
“直到你累垮，”他吩咐她，“直到最后一口气。”
“它要吃几只？”
“直到我累垮？”她问。
“这是他的第七只老鼠了。即使对他来说，他吞这一只都有点慢。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只了。”
“继续跳。”
“每天七只？”
她从容地一笑。跳舞。没有理想主义，没有理想化，没有任何甜美的年轻丫头的乌托邦主义，尽管她知道现实的一切模样，尽管她的生活已不可逆转地荒废，尽管她遭遇了所有的混乱与冷漠，她依然跳着舞！同时还讲着从来没有对男人讲过的话。像她那样操男人的女人不应当说这种话——至少那些不操像她这样的女人的男人喜欢这么想。那些不像她这样操男人的女人也喜欢这么想。每个人都爱这么想——笨蛋福妮雅。好吧，让他们去。我高兴。“对，笨蛋福妮雅注意到了，”她说，“不然笨蛋福妮雅怎么能挺过来的？作为笨蛋的福妮雅——这就是我的成就，科尔曼，这就是脑子最清醒时刻的我。原来，科尔曼，我一直在观察你跳舞。我怎么会知道的？因为你跟我在一起。不然你凭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如果你不是那么气得要发疯？我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如果我不是那么气得要发疯？这才是操得那么痛快的原因，科尔曼。愤怒拉平一切。所以别坐失良机。”
“不。每隔一两个星期。”
“我原来并不知道你注意到了。”
“有时放它出来还是一直关在那里头？”她问，指着玻璃柜子，蛇就是从那儿搬到喂食的塑料箱子里的。
“你不应当挨那一巴掌，科尔曼。那就是我看见的。我看见你怒气冲天。一切都将以那个模样结束。作为一个怒气冲天的老人。可本不该那样。这就是我看见的：你的怒气。我看见怒火和羞辱。我看见作为一个老人你懂得时间的意义。一般直到行将就木才懂得。但现在你懂了。很可怕的。因为你不能从头来过。你不能重新回到二十岁。一去不复返了。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比垂死更坏，比死更恶劣，是那些对你下毒手的该死的杂种。从你手上夺走了一切。我在你心里看见了，科尔曼。我看见了，因为那是我了解的。该死的杂种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就改变了一切。抓住你的性命，一扔。抓住你的性命，他们决定把它扔掉。你找对了跳舞的姑娘。他们决定什么是垃圾，他们决定你就是垃圾。羞辱，压垮，摧毁一个人，由头却是个人人皆知狗屎不如的东西。屁大的一个字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绝对一文不值。真叫人气得发疯。”
“对。一直关在那里头。”
“什么？”
“好家伙，”福妮雅说，她转过身，隔着房间看着乌鸦，乌鸦仍然待在它笼子里的架子上。“嘿，王子，我在这儿。你在那儿。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你不想飞到我肩膀上，我还不要哩。”她指着另外一只动物标本，“那家伙是干什么的？”
“是的。一切，只剩下我在跳舞。你想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那是只鱼鹰。”
“你看见了？”
她仔细打量了一番——朝那双尖利的爪子狠狠看了一眼——随后，再一次大声笑了笑，说：“可别跟鱼鹰纠缠。”
“你失去了一切。”
蛇正在考虑第八只老鼠。“要是我能让我的孩子们吃七只老鼠，”福妮雅说，“我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母亲了。”
“告诉我。”
女孩微微一笑，说：“上星期天王子飞出来兜风。我们所有其他的鸟都不会飞。王子是惟一能飞的。他飞得可快哩。”
“对，我现在看见了——我的确看见一个老人。我看见一个垂死的老人。”
“哦，这我知道。”福妮雅说。
“什么？”
“我正在倒水，他突然沿直线到达门口，飞到外面树丛里去了。只过了几分钟就又有三四只乌鸦飞过来。在树丛里把他团团围住。一个个凶相毕露。骚扰他，击打他的背，尖声厉叫，朝他砰砰猛撞，诸如此类的把戏。他们只要几分钟就到了。他的嗓音不对。他不会说乌鸦的语言。他们不喜欢他待在那儿。最后他飞下来找我，因为我在外面。他们会杀了他的。”
“我看见一个孩子。我看见你像个孩子似的坠入情网。你不可以。不可以。知道我还看见什么了？”
“这就是接受人工喂养的结果，”福妮雅说，“这就是他一辈子老跟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的结果。人性的污秽。”她说，语气里既无反感，也无轻蔑，更无谴责。甚至连悲哀都没有。事情就这样——她以她特有的干巴巴的方式说道，这就是福妮雅告诉喂蛇姑娘全部的话语：我们留下一个污秽，我们留下一串踪迹，我们留下我们的印记。污垢、残酷、欺凌、谬误、粪便、精液——要待在这儿就别无二致。和违拗无关。和恩赐或拯救或救赎无关。在每个人的身上。存储于体内。与生俱来。决定性的。污秽先于印记。没有留下印记之前便已存在。污秽完全是内在的，无需印记。污秽先于反抗，包围反抗，并使一切的解释与理解陷入茫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净化行为纯属玩笑。而且还是个野蛮的玩笑。纯洁的幻想是极其可怕的。是疯狂的。对纯洁的追求其实质倘若不是更严重的不纯洁，又会是什么呢？她所有关于污秽的言辞归结起来无非是说它是不可逃避的。这，自然，便是福妮雅的理解：我们无可避免地都是被污染的角色。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可怕的、原始的不纯净状态吧。她像希腊人，像科尔曼的希腊人。像他们供奉的神。无不小心眼。争吵。械斗。忌恨。谋杀。交媾。他们的宙斯成天只想操女的——女神，女人，母牛，母熊——不仅以他自身的形象出现，还更为令人兴奋地将自己装扮成兽类。作为一头公牛气势雄劲地凌驾于女性之上。化做一只扑打着双翼的白天鹅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入她的身体。对这位众神之王而言，肌肤之乐永无穷尽，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欲望所带来的一切疯狂。放荡。堕落。最粗野的欢乐。明眼妻子的怒火。不要那绝对孤独，绝对隐晦，偏执狂似的充当现在、过去及永远惟一主宰的，穷极无聊却整日为犹太人操心的希伯来上帝。不要那完美去势的基督男神和他无染原罪的母亲及其所有精致的超凡性所激发的罪恶与羞耻感。而选择纠缠于冒险之中，具有鲜活表达力，朝秦暮楚，沉醉于声色犬马，精力充沛地享受着他丰富多彩的生活，从不孤单，从不隐晦的希腊的宙斯。而选择神圣的污秽。对福妮雅·法利来说，伟大的反映现实的宗教，倘若，通过科尔曼她多少有所了解的话。如同谵妄之语所称，是以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好吧，但并不是我们的上帝——他们的。上帝淫荡。上帝腐败。如果真有过上帝的话，是个活生生的神。以人的形象出现的神。
“什么？”
“是啊，我想这是人类豢养乌鸦的悲剧。”女孩回答说，既没有完全捕捉到福妮雅的思路，也没有完全没有捕捉到，“他们不认得自己的同类。他不认得。他应当认得。这叫做烙印。”女孩告诉她，“王子其实是只不懂得如何做乌鸦的乌鸦。”
“你想知道我是不是看见了一个老头，是吧？你怕我会看见一个老头，我会跑掉。你怕我要是看见跟年轻人所有的区别，要是看见松垮的东西，失落的东西，你就会失去我。因为你太老了。但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
突然王子开始嘎嘎叫唤，并非真正乌鸦的叫法，而是他自己瞎撞上，而且让别的乌鸦发疯的叫法。他此刻出了笼子，正站在笼门上，几乎是尖着嗓子直叫。
“当然。”
福妮雅转身，迷人地笑着说：“我把这当做恭维，王子。”
“我看见你了，科尔曼。我的确看见你了。你要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
“他模仿那些到这儿来学他的小学生。”女孩解释说，“学校组织孩子们郊游时，他们就模仿乌鸦？这是他印象中的小学生。小学生那样做。他就发明了他自己的语言。跟小学生学的。”
“继续跳。”
福妮雅以一种她特有的奇怪的嗓音说：“我爱他发明的那种奇怪的声音。”此刻她已回到笼子边，站在离开笼门仅有几英寸的地方。她抬起手，那只戴着戒指的手，对鸟说：“看。看。瞧我给你带什么来玩儿了。”她褪下戒指，举起来，让他就近看个仔细，“他喜欢我的蛋白石戒指。”
“无立锥之地的海伦。一无所有的海伦。”
“我们平时给他玩钥匙。”
“没人比得上你。特洛伊的海伦。”
“嗯，他在世上的地位提升了嘛。我们不都提升了吗？瞧。三百块钱，”福妮雅说，“快，玩这个。人家给你一只贵重的戒指你都不认得啊？”
“现在还欠吗？”
“他会要的，”女孩说，“他会拿进去的。像有收藏癖的北美鼠一样。拿着食物，塞进笼子的裂缝里面，再用喙把它敲进去。”
“多么幸运，”他说，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运气。这是生活欠我的。”
乌鸦已经牢牢地用喙钳住了戒指，将头一左一右地两面转动着。然后戒指掉在了地板上。鸟扔掉了戒指。
“大多数的女人都想占有一切，”她说，“她们想占有你的邮件。她们想占有你的未来。她们想占有你的幻想。‘你怎么敢操除我之外的另一个人。我才应当是你的梦幻。为什么有我在家你还看色情片？’她们想占有你本人，科尔曼。但乐趣并不在占有这个人。乐趣在这儿。在于有另外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跟你待在一个房间里。哦，我看见你了，科尔曼。我可以把整个的生命都给你，还依然拥有你。仅仅靠跳舞。是不是真的？我没说错吧？你喜欢这样吗，科尔曼？”
福妮雅弯下腰，拣起戒指，又一次递给乌鸦。“如果你扔掉，我就不给你了。你知道的。三百块钱。我给你一枚价值三百块的戒指——你当自己是什么人，小帅哥啊？如果你要，你就得接住。是吗？OK？”
但她却从没感到过如此地富足。
他再次用喙从她的手指上拔出戒指，牢牢地衔在嘴里。
“想像一下，”她说，“每天抛头露面——竟还有这个。这个不想占有一切的女人。这个什么都不想占有的女人。”
“谢谢你，”福妮雅说，“拿进去，”她耳语，不让那女孩听见，“拿到你的笼子里去。去吧。给你的。”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这样跳舞，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这样说话。我好久没这么说话了，我都以为我早忘了怎么说了。躲躲藏藏了那么久。没人听过我这么说话。老鹰和乌鸦有时在林子里听过，但除此之外，没有人。这不是我通常用来撩拨男人的手段。这是我最最放纵的一次。想像一下吧。
但他再次把它丢在地上。
“那么别错过它，”她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赤身裸体。我们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不需要爱情。别让你自己缩水——别把你自己当个滥情伤感的傻瓜。你迫不及待地想那样做，可是别。让我们别错过这个。想像一下，科尔曼，想像一下，让眼前的持续下去。”
“他精得很，”女孩在房间那头大声对福妮雅说，“我们跟他玩的时候，把一只老鼠放在容器里，盖上。他竟然想出办法把容器打开。太惊人了。”
“是一个。继续跳。”
福妮雅再一次取回戒指，递给他，乌鸦再一次拿过去扔掉。
“‘别停下来。’”她重复一遍，“我以前在哪儿听见过这几个字。”事实上，她几乎从来没听见过前面不带“别”字的“停”字。没从男人嘴里听说过。也没听她自己这么说过。“我一直以为‘别停’是一个词。”她说。
“哦，王子——你原来是故意的。做游戏，对吧？”
“别停下来。”
嘎。嘎。嘎。嘎。冲着她的脸，鸟爆发出一连串他特殊的叫声。
“不。不。我求你了。要考虑我作为清洁工的前途。”
这时福妮雅伸长手臂，开始抚摩他的头，然后，非常缓慢地，从头往下抚摩他的身子，乌鸦让她这么做。“哦，王子。哦，这么美的闪光毛羽。他在哼歌给我听。”她说，欣喜若狂，仿佛终于破解了一切事物的内涵，“他在哼歌。”她开始对他哼唱：“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她模仿着鸟，鸟果真在感到抚摩他脊背的那只手的压力的同时，发出一种哞哞的声音。接着突然地，喀哒，喀哒，他上下叩起喙来。“哦，棒极了。”福妮雅悄悄说。然后她回头对着女孩，打心底里笑着，说：“他出售吗？这种喀哒声令人难以忘怀。我要领养他。”说着，她一点点地将自己的嘴唇凑过去贴近他正叩动的喙，对鸟耳语着：“对，我领养你，我要买断你……”
“继续跳舞。”他说，同时揿了一下床边索尼的一个键，《我爱的人儿》的音轨再次响起。
“他啄人哩，当心你的眼睛。”女孩说。
“有我呢，先生。你说得对，科尔曼。这会引来灾难的。七十一岁进入这种状态？七十一岁被这弄得神魂颠倒？啊呀，啊呀。我们最好回到赤裸裸的事情上去吧。”
“哦，我知道他啄人。我已经给他啄过两三回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啄了我。但他也叩喙。哦，听他叩，孩子们。”
“所以，”他问，“谁能活着出去？”
她回想起她曾经多么想死。两次。在西里福楼上那间屋子里。孩子们死后的那个月，在那房间里我两次企图自杀。第一次我做足了准备。是护士讲给我听的。监测器上测心跳的东西都不见了。通常是致命的，她说。但有的女孩有那运气，而我可是费了大力气的。我记得冲了淋浴，剃了腿上的汗毛，穿上我最好的裙子，牛津棉布长裙。裹过来的。那时，那个夏天在布拉特尔伯勒买的衬衫，绣花衬衫。我记得杜松子酒和安定剂，而且依稀记得那种粉末。我忘了名字。一种鼠药，很苦，我把它混在奶油布丁里。我有没有打开煤气灶？我是不是忘了开？我脸色有没有发青？我睡了多长时间？他们什么时候决定破门而入的？我还是不知道谁救了我。对我来说，准备停当的过程让我狂喜。生活中有值得庆祝的时刻。凯旋时刻。那种需要精心打扮的场合。哦，我是怎样装扮我自己的啊。我梳了辫子。描了眼线。会让我亲生母亲感到骄傲的，这话有点意思。就在一星期前给她挂过电话，告诉她孩子们死了。二十年来第一个电话。“我是福妮雅，母亲。”“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对不起。”随着就挂断了。母狗。在我逃跑以后，她对每个人说：“我丈夫很严格，福妮雅不能按规矩过日子。她永远不能按规矩生活。”经典谎言。可曾有过生活优裕的女孩子因为继父严格而逃出家门的？她逃跑，你这母狗，是因为继父不严格——是因为继父任意妄为，不让她安生。反正，我用我最漂亮的衣服把自己打扮起来。差一点都不行。第二次我没有穿着打扮。而我没有穿着打扮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我的心思不在上面了，第一次失败后便没有了心思。第二次是突发的，冲动的，毫无乐趣的。第一次等待了那么久，日日夜夜，不停地期盼。配制药物。购买粉末。搞到处方。但第二次却是草草了事的。没有灵感的。我想我停了下来是因为我受不了窒息的感觉。咽喉卡住了，真的窒息了，一口气都透不过来，慌忙解开电线上的结。第一次完全没有这种慌慌张张的状况。平静安宁的。孩子们死了，没有人要我放心不下，我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时间。我那次做对了该多好。里头包含的快乐。终于一切都不复存在的时候，却有着那最后一刹那的欢乐，当死亡竟然屈就你的愤怒而大驾光临，可是你并不感到气愤——只觉得扬扬得意。我忍不住经常回想起那一刻。整个一星期。他对我读《纽约时报》上克林顿的事，可我想的尽是凯沃尔基安大夫和他的一氧化物机器。深深地吸气。往里吸，直到吸不进为止。
“我感到好快活。”
“他们是那么漂亮的孩子，”他说，“你永远也不会想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自己或你朋友的身上。至少福妮雅相信她的孩子现在和上帝在一起。”
“想。”
某个傻瓜是这样告诉报纸的。两名儿童在当地居民楼火灾中丧生。“‘根据初步调查，’唐诺德森警官说，‘有证据表明一台小取暖器……’乡间路上的居民说他们察觉到起火是在孩子的母亲……”
“你想知道我的感受吗？”她问他。
在孩子的母亲将自己从她正在吮吸的阴茎上恋恋不舍扯开的时候。
她嘴里说着，心里明白，正是她说的话和跳的舞使他坠入情网。就这么轻而易举。我吸引了许多男人，许多嫖客，嫖客发现我，到我门上来，并不是随便哪个有阴茎的人，并不是那些一窍不通的人，他们当中有九成是那号的，而是男人，年轻男子，具有真正阳物的那些人，像斯莫基那样的行家里手。你尽管求爷爷告奶奶，你没有的东西还是没有，但我天生就有，即使穿戴得整整齐齐，有些家伙知道——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他们发现了我，所以他们来了。但这回，这回，这回却是从婴儿手里拿走糖果。肯定的——他记得。他怎么能不记得？一旦你尝到甜头，你就记住了。天哪，天哪。在二百六十次口交和四百次正规性交以及六次肛交以后，开始调情。不过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世人有几回是在操之前就相爱的？我以前有多少回在操了一个人以后爱上的？这或许就是了，破土机？
“孩子的父亲，莱斯特·法利，几分钟后冲出走廊，邻居说。”
“就像你是个陷入战火的孩子。你可曾看过报纸上的那种照片里的孩子，他们的城市被炸毁了以后？就像那样。大得和炸弹一样。但不管我被炸毁多少次，我还是站着没倒。这就是我的堕落：我站着不倒。后来我十二岁，十三岁，开始有奶头。我来月经了。突然我只剩下一个以我的阴道为中心的身体……还是继续跳舞吧。所有的门都关上了，以往的和以后的，科尔曼。我看见你了，科尔曼。你不在关门。你仍然对爱情抱有幻觉。你知道吗？我真的需要一个比你还老的男人。一个肚子里完全没有爱情狗屎的人。你对我来说太年轻了，科尔曼。瞧你。你整个儿是个爱上了钢琴老师的小男孩。你陷入我的情网，科尔曼，而你对于我这样的人太年轻了。我需要一个老得多的人。我想我需要一个至少一百岁的人。你有没有坐轮椅的朋友可以介绍给我？轮椅没有问题——我可以边跳舞边推。也许你有个哥哥。瞧你，科尔曼。用那种小男生的眼光看着我。劳驾，劳驾，去给你哥哥打电话吧。我会继续跳，快叫他听电话。我要跟他聊聊。”
准备一家伙要了我的命。他没有成功。后来我也没有成功。太令人惊讶了。怎么还没有人对两个死掉的孩子的母亲下手，太奇怪了。
“夜里房门打开他走进来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
“不，我没有，王子。那次也没成功。所以，”她悄悄地对鸟耳语着，熠熠闪光的黑色羽毛在她手下的感觉是温暖滑润的，不像任何她曾经把玩过的东西，“我们才在这里相聚。一只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乌鸦的乌鸦，一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女人的女人。我们相互投缘。娶我吧。你是我的归宿，你这可笑的鸟儿。”接着她后退一步，鞠一个躬，“再见，我的王子。”
“就像要我端起整幢房子，背在背上。”
鸟有所应答。以一声高亢的叫唤，听上去那么像“酷、酷、酷”，以致她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当她转过身向女孩挥手道别时，她对她说：“嘿，比我离开街上那些家伙的时候好多了。”
“你十岁时那是什么感觉？”
她留下了戒指。科尔曼的礼物。在女孩不注意的时候，她把它藏在了笼子里。和一只乌鸦定了终身。这是门票。
“对。他对他自己就这么说的。也许他说得还真没错。但我在八岁、九岁、十岁时没有别的办法。那种残暴才是错的。”
“谢谢你。”福妮雅招呼说。
“继父。”
“不客气。星期天快乐！”女孩在她背后大声说。随后，福妮雅驾车回到科尔曼家，去吃完她的早饭，看看和他下一步如何发展。戒指在笼子里。他得到了戒指。他得到了一枚三百美元的戒指。
“他总是对他自己说不是他，是我。”
到皮茨菲尔德参观移动墙的旅行是在老兵纪念日进行的，那天下半旗，许多城市举行游行——百货公司降价售货——和莱斯有相同感觉的老兵在这一天比在一年中任何别的日子里，对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府更感到厌恶。现在轮到他在乐队奏乐和人人都挥舞着手中小旗的时候，参加某个廉价的游行队伍，到处走来走去了？现在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的越战老兵以换取一分钟的快乐？要是他们现在这么急切地想在那儿见到他，当初他回家的时候又何必朝他吐口水呢？怎么会有老兵睡在街上，而那个逃避服兵役的家伙却睡在白宫里呢？滑头威利(2)，三军统帅。狗娘养的。在老兵预算紧缩的时候却在使劲捏那个犹太妞儿的胖大奶子。就性交的事撒谎？狗屎。不要脸的政府什么事都撒谎。不，美国政府已经在莱斯特·法利身上开了足够的蹩脚玩笑，无需在老兵日的笑话上再增添半点佐料。
“是吗？”
然而他还是加入了，偏偏在那一天，乘坐在路易的面包车里往皮茨菲尔德驶去。他们的目的地是十五年来一直在国内巡回展出的真墙一半大的仿制品；它将于十一月十日至十六日由皮茨菲尔德海外战争老兵协会筹办在华美达酒店停车场展出。和他一道的是陪他闯过中国餐馆难关的那同一支队伍。他们不会让他单独一个人去，他们将全程安慰他说：我们会陪着你，会站在你身边，如果需要，我们会七天七夜陪伴你。路易甚至说在那以后他莱斯可以跟他和他太太住在他们家里，不论多久，他们都会照顾他。“你不需要一个人回家，莱斯，只要你不想，就不必。我认为你不必勉强。你来跟我和苔丝一起住。苔丝目睹了全过程。苔丝理解。你不必为苔丝担心。当我回家的时候，苔丝成为我的动力。我当时的观点是，怎么可以让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我随时会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你知道的。你知道这种事，莱斯。但感谢上帝，苔丝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如果你要的话，她也将站在你身边。”
“我很早以来就是个小婊子。”
路易对他来说是个兄长，任何人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兄长，但因为他不放过他非要他去看墙，因为他那么狂热地执意要他去看墙，莱斯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扑过去掐他的喉咙，把这个杂种掐死。瘸腿西班牙杂种，放过我！住嘴，别再对我说你怎样花了十年的工夫才走到墙跟前。住嘴，别再对我说这该死的墙怎样改变了你的生活。住嘴，别再对我说你怎样和米基言归于好。住嘴，别再对我说米基在墙面前对你说了什么。我不想知道！
“什么？思考什么？”
然而，他们却出发了，路上，路易又对他重复这些话：“没关系，路易——这是米基对我说的，而这也是肯尼将要对你说的。他告诉我的是，莱斯，没问题，我可以继续过我的生活。”
“这种东西是重要的东西，”她说，“如果我放弃思考……”
“我受不了。路易——调头。”
“继续跳。”
“伙计，放松。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
“是该有人教教你了。对，我在教你。但别看着我就好像我还会做别的什么似的。别的比这更重要的。别那么想。和我一起待在这儿。别走。抱住这个念头不放。别想任何别的东西。和我一起待在这儿。我愿意为你做随便什么你想要我做的事。你有多少次听一个女人这么对你说而且是真心实意的？我愿为你做任何你想要的事。别错过了它。别把它带到别的地方去，科尔曼。我们在这儿就是干这个的。别以为这是为了明天。关上所有的门，以往的和以后的。所有的社会思维，统统关起来。美妙的社会所要求的一切？我们为社会摆出的派头？‘我应当，我应当，我应当’？滚它们的。你应当成为什么人，你应当做什么事，种种，种种，只会扼杀一切。我可以不断地跳舞，如果我们这样约定。秘密的亲密时刻——如果这是我们整个的约定。你得到的一份好处。付出时间的收益。仅此而已，我希望你明白。”
“把这该死的东西转回去！”
“难不成——你在教我？”
“莱斯，你只有去了才知道。你必须去，”路易温和地说，“你必须知道。”
“这才是我的好孩子，”她回答，“现在你有了长进。”
“我不想知道！”
“这个。”他说。
“再服些你的药怎样？一点劳拉西泮。一点安定剂。微微过量不会伤到你的。给他倒杯水，契特。”
“那是什么呢，科尔曼？什么才有关系？”
当他们到达皮茨菲尔德，路易把车停靠在了华美达酒店对面的路边时，让莱斯下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不干。”他说，于是其他几个人只好在车外面站着抽烟，好给莱斯更多的时间，等待过量的劳拉西泮和安定剂发挥效应。路易在街上拿眼睛盯着他。周围有许多警车和许多大客车。在墙那边正举行着一场庆典仪式，你可以听到有人对着麦克风讲话，某个当地的政客，很可能是那天早晨第十五名大发空头议论的人。“姓名镌刻在我后面墙上的这些人是你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他们是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黑人、白人、本地人——全都是美国人。他们发誓保卫和护佑，并且为了遵守誓言而捐躯。没有任何的荣耀、任何的仪式能够充分表达我们的感激和景仰。下面这首诗是几个星期前在俄亥俄留下的，我愿与你们分享。“我们缅怀你们，微笑着的、骄傲的、强壮的你们／你们告诉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记得那最后的拥抱和亲吻……”
“没关系。连你活着的时候都没关系。继续跳。”
这个演讲告一段落时，又来了另外一个。“……但我站在镌刻着名字的墙前面，当我放眼望去，看见像我一样的中年人，他们当中有的佩着勋章，穿着部分军服，我看见在他们的眼睛里有着微微的悲哀——也许这就是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弟兄，步兵，离家万里之遥时，无一没有学会的那种望眼欲穿的眼神——当我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似乎又回到三十年前。这面移动墙的固定同名者是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华盛顿开放的。我花了几乎两年半的时间才到达那儿。回首那段时间，我明白了，跟许多越战老兵一样，我有意远离它，因为我知道它会引发痛苦的记忆。于是，在一个华盛顿的夜晚，当暮色降临时，我独自来到墙面前。我把妻儿留在了旅店里——我们正在从迪士尼回家的途中——瞻仰了墙，并独自在它的最高处，接近我此刻站立的位置，驻足良久。记忆涌上心头——感情的旋风席卷而来。我回想起一同长大的伙伴，一道打球的伙伴，现在在墙上的人，皮茨菲尔德人。我记起我的无线电发报员，萨尔。我们是在越南相遇的。我们玩“你来自何方”的游戏。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的哪里？他来自西斯普林菲尔德。我说我来自皮茨菲尔德。而萨尔在我离开后一个月死了。我四月回到家里，拿起一份当地报纸，看见萨尔不会在皮茨菲尔德或斯普林菲尔德和我一道喝酒了。我还回想起一同服役的其他人……”
“你死的时候，”她问，“你没嫁对人有没有关系？”
随后，来了一支乐队——很可能是一支陆军军乐队——奏起《绿色贝雷帽之歌》，这使得路易认为最好等到仪式彻底结束以后再让莱斯下车。路易计算了他们的抵达时间，为了不用对付长篇大论的讲演或感情色彩浓重的乐曲，但很可能节目开始得晚了，因此他们还是赶上了。不过，看看表，快到中午了，他估计仪式已接近尾声。啊，不错——突然他们完事了。独支小号吹奏起葬礼号。没什么两样。站在马路边上，被一大批空客车和警车所包围，听葬礼号本来就够受的了，更何况身处此情此景，耳边回荡着阵阵啜泣声，叫人怎么能又要应付葬礼号，又要应付墙。葬礼号，嘈杂的葬礼号，葬礼号最后的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音符，然后乐队奏起《上帝保佑美国》，路易听见墙下的人都跟着一起唱——“从高山，到平原，直达白色浪花飞溅的海洋”——一会儿过后，结束了。
“继续跳。”他说。
莱斯在车里面仍然抖个不停，但他似乎并没有不断地朝后面张望，只是偶尔扭头看一看“那些东西”，所以路易艰难地爬回车里，在他身边坐下，明白莱斯整个的生命此刻充斥着对即将发现的东西的恐惧，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将他拉到那儿，一次性地解决掉。
“如果这不证明，没东西能证明。”
“我们叫斯威夫特先去，莱斯，为你找肯尼。墙相当长。比你一个个名字看过去要好得多，斯威夫特和大伙一道过去，预先找到确切位置。名字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板上面。他们按时间先后排列，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我们知道肯尼的时间，你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他了。”
他笑了一笑，柔声说：“这证明上帝的存在。”
“我不干。”
“你在想——如果你一直都想知道——有没有上帝？你想知道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意思是，你在这儿，而我就为你跳舞。意思是不要想你是别的什么人，在别的什么地方。你是个女人，你在床上和你丈夫在一起，你不为操而操，你不为射精而操，你在操，因为你和你丈夫睡在床上，这样做是对的。你是个男人，和你老婆在一起，你操她，但你想要操的却是邮局清洁工。OK——你知道怎么了？你就和清洁工在一起了。”
当斯威夫特回到面包车边时，他把门拉开一道缝，对路易说：“我们找到肯尼了。我们找到他了。”
“你看见了？”他说，“那么现在地狱开始了。”
“OK，好了，莱斯特。乖乖听话。你得走到那儿去。就在酒店背后。那儿有其他的乡亲做着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举行了一个正式的小仪式，不过已经结束了，你不用为那个操心。没有讲演。没有吹牛皮。只有孩子、父母和祖父母，他们都准备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准备摆放花圈。他们准备祝祷。但主要是寻找名字。他们会像大家一样相互交谈，莱斯。有的会哭。差不多就这些。所以你知道你在那儿会见到什么。你慢慢看，不过我们会和你一起去。”
然后她说出声来。“你知道怎么了？我看见你了。”
对于十一月来说天气反常地热，在走向墙的沿途，他们看见许多人只穿着单衬衫，有的妇女穿着短衫裤。大家在十一月中旬戴着太阳镜，不过除此而外，鲜花、人群、孩子、祖父母——无一不和路易所描绘的一模一样。移动墙也毫无令人惊讶之处：他早已在杂志上，在T恤上见过了，还有一次在电视上，不等他来得及关掉之前，瞥到一眼真正的、足码的华盛顿特区的墙。顺着碎石路面的停车场一溜排开的是那些熟悉的相互连接的板块，一座垂直的、由矗立着并向两端逐渐下斜的深色板块构成的墓碑，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用白色字母刻成的名字。每位死者名字的高度大约占一个男人小手指的四分之一长。这使得他们所有的人都得以登录在册，共有五万八千两百零九人，他们不再散步，不再去电影院，然而，不论值得与否，都设法存活了下来，都作为铭文存活在马萨诸塞州一间华美达酒店背后停车场上的一面可移动的、后面由2英尺乘4英尺见方的框架支撑的黑色铝板上。
她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这事儿，这种联系。她蠕动着，从此刻是她舞台的床脚下的地板蠕动开去，浑身充满诱惑力地零乱，并由于前几个小时的缘故显得有点油腻，被此前的行为所涂抹，所润滑。金色头发。没有在农场给太阳晒黑的地方皮肤白皙，在六七个地方可以见到疤痕。一个膝盖头擦伤，像个孩子的，是她在牛棚里滑倒时留下的；在她胳膊和腿上都有一道道细如针脚、半愈合的抓痕，是牧场篱笆所致；她的手粗糙，发红，肿痛，由于扭动篱笆时捡起玻璃纤维碎片，由于每个星期拔出又插入那些木桩；一个花瓣形状、颜色鲜亮的伤痕，或在挤奶厅受的伤，或是他留下的，恰恰位于她咽喉和躯干的结合部；另一个伤痕，青紫色，位于她没有肌肉的大腿丫，那是她被咬被蜇的热点所在。他的一根发丝，呈&形，如同一颗精巧的灰色小痣粘在她的面颊上。她的嘴微微张开，仅露出牙齿的弧形，她并不急于到达某处，因为过程本身才是趣味之所在。她蠕动着，此刻他正审视着她，审视着这细长的身躯有节奏的蠕动，这苗条的躯体，比外表强壮得多，而且有着令人惊讶的沉甸甸的乳房，挂在她修长笔直的两条腿的把柄上，往下坠，往下坠，往下坠，朝他垂下来，犹如长柄勺，盛满了他的琼浆玉液。不加抗拒地，他横卧在起皱的被单上，一堆枕头乱七八糟地团成一气，支撑着他的头，他的头歇息在与她的大胯、肚子，她蠕动的肚子，同一水平线上，他审视着她，每一个分子，他审视着她，而且她知道他在审视她。他们已结为一体。她知道他要她提出要求。他要我站在这里，舞动，她想，并要求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什么才是呢？他。他。他正向我奉献他自己。OK，这是高压电路，不过让我们来吧。于是，朝下给他递上一个媚眼，她蠕动着，她蠕动着，正式的能量转换开始了。她觉得非常舒服，像这样随着那首曲子扭动，而能量便传递过去，心里明白只要她发出一个最微小的号令，像招呼侍应似的打个响指，他就会手脚并用地从那张床上爬出来，舔她的脚。如此快速地在舞蹈中，她已经能够将他当做水果，剥掉皮，一口吞。并不是只有遭毒打，当清洁工，在学院打扫别人的垃圾，在邮局打扫别人的粪便，在那些里面，在清除别人的废弃物的活儿里，有着可怕的韧劲；要是你想了解真相，那种活儿吸你的血，别对我说没有好点的差事，不过我得到了这份差事，这就是我的工作，三份，因为这部车只剩六天就到期了，我得买辆能跑的便宜车，所以我打三份工，并不是头一回。再说，牛奶场也有一大堆要命的活儿，你听起来以为了不起，你看起来以为了不起，福妮雅和奶牛，但别的不说，它先把我的背都累断了……可是这会儿我赤身裸体和一个男人待在一间屋子里，看着他带着他的阳具和那个海军文身躺在那儿，很平静，他很平静，甚至看我跳舞充了电，还是那么平静。他也是个倒运的人。死了老婆，丢了工作，作为种族主义教授，当众受到羞辱。而什么叫种族主义教授？并不是说你刚刚变成了一个。人家说的是你刚被发现而已，所以你原来一辈子都是。并不是说你有一次做了件错事。如果你是个种族主义者，那么你就终身是个种族主义者。突然你整个一生都成了个种族主义者。是个污点，而且甚至都不是真的，然而此刻他却很平静。我能让他这样。我能使他如此平静，他能使我如此平静。我只要这样不断蠕动。他说为我跳舞，我想，为什么不？为什么不，除非这让他以为我会一直跟着他走，会和他一起假装这里面另有含义。他会假装说世界是我们的，而我会让他这么假装，然后我也会假装。不过，话虽如此，为什么不呢？我能跳……但他得记住。仅此而已，即使我什么都没穿，只戴着这蛋白石戒指，一丝不挂，只戴着他给我的这枚戒指。这就是站在你的爱人面前，在灯光里赤裸着身子，并且扭动着身躯的情景。OK，你是个男人，已过了鼎盛期，度过了你自己的一生，我并不在其中，但我拥有当下。你作为一个男人走向我。所以我走向你。这不简单。但仅此而已。我在你面前开着灯赤条条地跳舞，你也一丝不挂，那么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这是我们所做的最简单的事——就这样。别胡思乱想把它弄复杂了。你千万别，我可不会。它不需要比这更复杂。你知道怎么了？我看见你了，科尔曼。
斯威夫特第一次来看墙的时候，他不能走下客车，大伙得把他拽下来，一路不松手，直到他和墙相对而视，后来他说：“你能听到墙在哭。”契特第一次走到墙面前，他开始用拳头砸墙，并尖叫：“那不应当是比利的名字——不是，比利，不是——那应当是我的名字！”伯波卡特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伸手去摸墙，突然，手冻僵了似的，再也抽不回来——得了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生称之为中风的症状。路易第一次来到墙面前，他没花多长时间就掂量出要害之所在，并且立刻实话实说：“OK，米基，”他大声说道，“我来了。我在这儿。”而米基，用的是路易自己的嗓音，立即回答他说：“没关系，路易。一切都OK。”
他们在一起大约有六个月了，一天夜里他说：“来吧，为我跳个舞。”说着他在卧室里放上一张唱碟，阿蒂·肖改编，由罗伊·埃尔德里奇吹奏的《我爱的人儿》。为我跳个舞，他说，松开紧搂着她的胳膊，并且指着床前的地面。于是，不惊不乍地，她从那个她嗅着那股气息——科尔曼赤身裸体的气息，经过日光浴的皮肤的气息——的地方爬起来，从她深深依偎的地方爬起来，在那儿她的面孔埋在他裸露的体侧，她的牙齿，她的舌头薄薄地抹上了一层他的精液，她的手掌摊开在他肚皮下方那蜷曲的油光光的体毛上，在他盯着她的炯炯目光下——他那目不转睛地透过两排长长的深色睫毛的绿色凝视，根本不像一个随时可能晕倒的衰竭的老人，而恰似一个将自己的面孔紧贴在玻璃窗上的小伙子——她翩翩起舞，并非妖娆地，并非像斯蒂娜在一九四八年的那样，并非因为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为悦己悦人而起舞、一个不太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可爱的年轻姑娘，并对自己说：“我可以为他跳——他既然要，我又能跳，看吧。”不，不完全是花蕾绽放或小雌马成为母马的那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福妮雅能为他跳，不错，但全然没有羞涩的成熟才是她的舞姿，没有青春的，朦胧的，对自我，对他，以及对所有活着和死了的人的理想化。他说：“来吧，为我跳舞。”于是，她从容地一笑，说：“干吗不呢？我在这方面一向是慷慨的。”说着开始扭动起来，抹平皮肤，仿佛是一件揉皱的衣服，特别留意地察看每样东西是否都到位，或绷紧，骨感，或浑圆，如同所应有的那样，她自身的一股气息，诱发性的生物体气息令人熟悉地从她指尖散发出来，她正用手指顺着颈项向上摸过温热的耳廓，然后慢慢地横过面颊，抵达嘴唇，头发，她正在变灰的，由于使过劲而变得湿漉漉，乱蓬蓬的黄头发，她抚弄着它仿佛是海藻，对自己假称是海藻，从来就是海藻，一大片滴滴答答浸透盐水的海藻，反正，这又要她付出什么代价呢？有什么了不起呢？纵身投入。倾情付出。倘若这正是他所向往的，拐骗这个男人，诱捕他。不会是第一个。
莱斯知道所有这些第一次可能发生的故事，现在是他的第一次，可他连一点感觉都没有。什么也没发生。人人都告诉他情况会好转，你会接受它，每次回去都会感觉好一些，直到我们把你带到华盛顿，你将在那面大墙上搜索肯尼的名字，而那，那将是真正的精神愈合——这浩浩荡荡的造势，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斯威夫特曾听见墙哭——莱斯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感觉到，什么也没听见，甚至连所有的记忆都丧失了。就像他看见他的两个孩子死掉的时候。这铺张的开台锣鼓，却没有戏。他那么担心，惟恐他会过度伤感，可是他什么感觉也没有，更糟。这表明尽管做了该做的一切，尽管有路易，并多次到中餐馆吃饭，还服药、戒酒，原来他相信自己已经死掉了的想法始终是正确的。在中餐馆里他有点感觉，那使他暂时受到蒙蔽。可是现在他断定他已经死掉了，因为他甚至都回想不起有关肯尼的任何事情。他以前一直备受折磨，现在他无论如何都和它衔接不上。
为我跳舞。
因为他是首次造访，大伙似乎都在他的附近徘徊。他们短暂地离开一会儿，一次一个，去向自己特别的战友致意，但随时都有人留在身边监护他，每个伙伴回来以后，都用一只胳膊搂着莱斯，拥抱他一下。他们都相信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心心相印，他们都相信，因为莱斯脸上挂着必要的惊讶的表情，所以他正经历着他们都想要他经历的感情变化。他们不知道，当他抬起眼睛凝视着停车场上空的，和黑色的战俘／战斗失踪人员旗帜一同在风中飘扬的三面下半旗的美国国旗中的一面时，他并不在想着肯尼，甚至也不在想着老兵纪念日的事。他心里想的是，皮茨菲尔德下半旗是因为他们最终确定莱斯·法利死掉了。这是官方的讯息：整个死掉了，不仅是内心。他没把这个告诉任何人。有什么意思呢？事实就是事实。“为你感到骄傲，”路易在他的耳边悄悄说，“知道你做得到。我知道会这样。”斯威夫特对他说：“如果你想谈谈感想……”
但下次却是去面对那面墙。他得去看肯尼的名字。这他做不到。在他们从老兵管理局领到的书里看到过一回肯尼的名字就足够了。之后他病了一个星期。他心里没有别的念头。他现在也只有这一个念头。肯尼躺在他身边，没有头。日日夜夜，他想，为什么是肯尼，为什么是契普，为什么是巴第，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有时他想他们是幸运儿。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不，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他都是不能走到那面墙跟前的。那面墙。绝对不行。做不到。不愿意。结了。
此时一种宁静控制了他，他们误解为某种疗效。愈合伤痛的墙——酒店大门外的招牌是这么写的，墙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完成了站在肯尼名字前的任务，他们陪着莱斯沿着整个一面墙走去又走回，大家都看着乡亲们搜寻名字，让莱斯将一切都记在心上，让他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正在干的是什么事。“这不是一座可以爬的墙，宝贝。”一个女人轻轻地对一个小男孩说，她把他从他正在仔细打量着矮墙头的地方拉回来。“叫什么名字？史蒂夫姓什么？”一个上年纪的男人问他的太太，他正用一个手指头仔仔细细地，一行一行地从头梳理着一块面板上的名字。“在这儿。”他们听见一个女子对一个蹒跚学步的小不点说，她用手指摸着墙上的一个名字。“在这儿，宝贝儿。这是乔尼叔叔。”她在胸前画个十字。“你肯定是二十八行吗？”一个女人对她丈夫说。“肯定。”“那好，他应当在这儿。第四块板，二十八行。我在华盛顿找到他的。”“嗯，我没看见他，我再数一遍。”“这是我表哥，”一个女人说，“他在那边拉开一罐可乐，罐子爆炸。饵雷。十九岁。在敌后。他安息了，感谢上帝。”有一名头戴美国军团帽的老兵跪在一块铝板前，帮助两位黑人妇女，两人都穿着她们最体面的做礼拜的服装。“他叫什么名字？”他问其中一位年纪较轻的。“贝茨。詹姆斯。”“他在这儿，”老兵说。“他在这儿，妈。”较年轻的说。
“下次，”莱斯说，当时他们正驱车回家，这种起死回生的感觉令人陶醉，“下次，路易，你会提出更过分的要求。下次你会要我喜欢上它的！”
因为墙只有华盛顿墙一半的大小，许多人不得不跪着搜索名字，而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要找到它们就尤为困难了。靠墙摆放着玻璃纸包裹的鲜花。有人把用手写在一张纸上的诗用胶带贴在墙根处。路易弯下腰，读上面的字：“星光闪烁，星星明亮，我今晚见到的第一颗明星……”有人哭红了眼睛。有的老兵戴着和路易相同的黑色越战老兵帽，其中一些人还把战役绶带别在帽子上。有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大约十岁，倔强地背对着墙，对一位妇女说：“我不要看嘛。”有一个穿着第一步兵师T恤，浑身刺满文身的汉子——“大红一师”，T恤上写着——正拼命控制着自己，神情迷茫地转来转去，充满着恐怖的念头。路易停下脚步，一把抓住他，紧紧地拥抱了他一下。他们都上前拥抱他。他们甚至让莱斯也抱了他一下；“我有两个中学朋友在上面，相继死于四十八小时内，”只听附近有人说，“两人由同一殡仪馆安排葬礼。那在金斯敦中学是个伤心的日子。”“他是第一个去越南的，”另一个人说，“却是我们当中惟一一去不复返的。你知道他想在那面墙上他名字底下摆什么？就是他在越南想要的。让我确切地告诉你：一瓶杰克丹尼尔威士忌，一双结实的靴子，烤进布朗尼蛋糕里的女人阴毛。”有一个四人小组站成一圈聊天，路易听见他们是在回忆往事，便停下来听，其他的几个留在原地等候。这四个陌生人都是头发灰白的男人——此刻不是头发中夹杂着银丝，便是露出灰色的发鬈，其中一个戴着越战老兵帽，从帽子后面伸出灰白的马尾巴。
出了和谐宫，个个都高举手臂，相互击掌。就连契特都兴高采烈。契特高谈阔论，契特大声欢呼：“哥们儿！”
“你在那儿的时候是机械化部队吧，嗯？”
但在必须再次去时，莱斯拒绝了。“我在那儿坐过了，还不够吗？”“我要你吃，”路易说，“我要你吃饭。像人家一样走动，谈话，吃饭。我们有了新的目标，莱斯。”“我可不再要你的什么目标了。我做到了。我没杀人。这还不够啊？”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又驱车回到和谐宫，原班人马，相同的玻璃杯，相同的菜单，甚至相同的喷洒在餐馆女佣亚洲肌肤上冲着莱斯鼻息所发出的阵阵廉价花露水的香气，他可以据以追踪猎物的可疑气息。第二次他吃了饭，第三次他吃了饭还点了菜——虽然他们仍然不让侍应接近餐桌——第四次他们让侍应伺候他们，莱斯狼吞虎咽，直吃到几乎要爆炸为止，吃得就好像他有一年没见过食物似的。
“是啊。我们负重跋涉了很久，不过迟早你知道还是得回到五十口径。”
当其他人都下了车，只剩下莱斯和路易两个人时，路易才听到他醒过来，于是说：“莱斯？莱斯？你干得不错，莱斯。当时看见你淌汗，我心里想，坏了，坏了，坏了，他要干了。你真不知道你当时的脸色。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以为侍应玩完了。”路易，他曾在他姐姐的车库里将自己的双手铐在一台电暖器上度过回家后的头几夜，以保证自己不会杀死那位好心收留他的姐夫。当时他刚从丛林返回四十八小时，现在他将醒着的时间全都用来为他人的需求服务，以致任何邪恶的念头都不可能跻身其间。他十二年来保持清醒和干净，持续练习十二步，虔诚地服药——针对焦虑服氯硝西泮，针对抑郁服盐酸舍曲林，针对火辣辣作痛的脚踝、钻心疼痛的膝盖以及无情酸痛的胯骨服双水杨酯，一种消炎药，却有一半的时间除了给他一个灼热的胃、放屁和腹泻以外，别无其他——已经成功地清除掉足够的残渣瓦砾，得以重新礼貌地和别人交谈，并对自己在余下的生命里不得不靠着两条疼痛不堪的双腿效率低下地四处走动，不得不努力在黄沙基础上高高挺立着，倘若并非感到自由自在，至少心中比原先少了许多疯狂的怨恨——乐天知足的路易笑起来。“我想他连一个机会都不会有的。不过，好家伙，”路易说，“你不仅对付了汤，你还坚持到他妈的运气小点心。你知道我用了多少次才坚持到签运饼？四次。四次，莱斯。第一次我直接跑进洗手间，他们花了十五分钟才把我拽出来。你知道我会对我太太怎么说？我会对她说：‘莱斯干得好。莱斯行。’”
“我们可是做了不少脚板功。翻过整个离奇古怪的中央高地。全都是要命的高山。”
莱斯沉默，因为他睡着了。经过十天十夜彻底的无眠，作为这趟旅行的准备工作，他终于精疲力竭了。
“机械化部队还有一点，我们从来不待在后方。我想我在那儿的全部时间，差不多有十一个月吧。我刚到的时候，进了基地大本营，后来短期疗养又去过一次——仅此而已。”
回家的一路上只有沉默：伯波卡特沉默，因为他吃得五饱六足；契特沉默，因为他很早以前就从反反复复、无穷无尽的惩罚性的争吵中学到：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倒霉的人来说，沉默是惟一显示友好的方式；斯威夫特也沉默着，一种痛心疾首，满腹牢骚的沉默，因为一等到忽明忽暗的霓虹灯退到他们的身后，他所拥有的关于他自己的记忆便随之消失——这个自己，他似乎只有在和谐宫时才拥有。斯威夫特此刻正忙着酝酿痛苦。
“路面一有动静，他们就知道你来了，而且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达，所以那种B－40火箭筒就坐在那儿等候了。他有充裕的时间给火箭筒抛光，还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
送上了签运饼。他们对那总是很喜欢。看看各人的手气，哈哈大笑，喝喝茶——有谁不喜欢？但莱斯叫道：“茶叶！”拔脚就走。路易对斯威夫特说：“和他一道出去。追上他，斯威夫特。盯紧他。别让他跑出你的视线。我们去买单。”
突然路易挤进去，大声说：“我们都在这里相聚了，”他对着四个陌生人脱口而出，“我们相聚在这里了，是吗？我们都在这儿了。让我记下名字。让我记下姓名和地址。”说着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一面撑在他的拐棍上，一面写下他们提供的信息，以便给他们寄去他和苔丝出版并自费邮寄的一年两期的时事通讯。
这次他连“吃吧”都说不出来。一旦说出这两个字，所有埋在餐厅地板底下的人都会一骨碌爬起来，伺机复仇。只要说一个字，如果你不是早在第一次就在这儿看到那种景象，这次你他妈的肯定会看到了。
然后他们走过那些空椅子。他们在进去的路上没有看见，因为当时正一心一意地设法护着莱斯走到墙跟前，以防他半路瘫倒或挣脱逃跑。在停车场末端，放置着四十一张棕灰色的旧金属折叠椅，大约是从某个教堂的地下室里搬出来的，排成微带弧形的行列，犹如在一个毕业或颁奖典礼上所见到的那样——三排十张，一排十一张。将它们如此摆放，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每把椅子的靠背都贴有一个人的名字——在空座位上方，一个名字，一个男人的名字，印在一张白色卡片上。一组椅子单独摆放着，为保证不会有人坐在上面，四边都用黑紫两色的旗布相互扭曲而成的松松的环扣拦了起来。
“你不要了？”伯波卡特问他，“你不吃了？”
那儿悬挂着一只花圈，一只大大的康乃馨花圈，当路易，他从不遗漏任何东西，停下来数上面的花朵时，发现，如同他所料想的，共有四十一朵康乃馨。
在那以后，餐厅里一片寂静。莱斯吃了几小口，其余的人则吃得一干二净，最后，桌上只剩下莱斯盘子里的东西。
“这是什么？”斯威夫特问。
别的桌上有客人站了起来，亨利冲过去，对他们悄悄地说了一番，他们才都又坐下了。他解释说那些是越战老兵，每次他们来，他都认为殷勤地招待他们、花一两个小时容忍他们的问题是他的爱国义务。
“皮茨菲尔德死去的人。这是他们的空位子。”路易说。
“他根本不需要水！”路易叫喊着，两脚站立，叫喊着，拐棍举过头顶，他在那些女人眼里活像个疯子。但她们其实并不明白疯子是什么样的，倘若她们以为路易是疯子的话。她们一窍不通。
“狗娘养的，”斯威夫特说，“一场他妈的大屠杀。要打就打赢，要么就干脆别打。狗娘养的。”
剥豌豆荚的女人尖叫起来。
但对他们而言下午还没完。在华美达酒店门前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皮包骨头、戴眼镜的家伙，穿着一件过于厚重的、不合时宜的大衣，他有着严重的问题——冲着路人大喊大叫，对他们指指戳戳，因为使劲叫喊而唾沫四溅，警察从警车里冲过来，企图不等他朝什么人饱以老拳，或，倘若他身上藏有枪支，突然拔出来开上一枪之前，劝说他冷静下来。他一只手握着瓶威士忌——似乎他身上并没带别的物品。“看看我！”他叫道，“我是个废物，你们只要看我一眼就都知道我是个废物。尼克松！尼克松！就是他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就是他！是尼克松把我派到越南去的！”
“住手！”路易大喝一声，“退后！”
他们依次进入面包车时，神情肃穆，每个人都承受着记忆的重担，但看到莱斯，不像那个家伙在街上胡说八道，而是处于一种他从未有过的平静状态之中，都深感欣慰。虽然他们都不是善于表达超验情感的人，却还是在莱斯面前感觉得到一种与这种渴求相生的情愫。在驾车回家的途中，每个人——除了莱斯——都以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领悟着活着且处于流变之中的神秘性。
万能的基督啊，竟然出现了一个端着水的侍应。围绕桌子走一圈，从背后来到莱斯身边，不知从什么鬼地方冒出来的另外一个侍应。突然他们一起，跟莱斯只有一秒钟的落差，莱斯狂叫：“呀啊啊！”并袭击侍应的咽喉，水壶在侍应脚边炸响。
他显得十分宁静，却是个伪装。他心意已决。用他的车。把他们都干掉，包括他自己。沿着河边，直接朝他们开过去，走同一车道，走他们的车道，就在河道拐弯的弯道口。
现在颤抖已压倒一切。他对付不了米饭。米粒从叉子上往下掉，他浑身哆嗦得厉害。
他拿定了主意。没有什么可丢失的，反而会赚回所有的一切。这并非一件如果那个发生了，或者如果我看见了这个，或者如果我这样想我就干，否则就不干的交易。他决心坚定的程度已达到无需思索的地步。他进行的是一项自杀式使命，内心翻江倒海，登峰造极的时刻。没有言语。没有思想。只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是愤怒，肾上腺素，又是屈从。我们不在越南。我们已超越越南。
“我没听见暗号，莱斯，”路易说，“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下去。”
（一年以后他再度被禁闭在北安普顿老兵管理局里的时候，他试图用简单明了的英语对心理医生解说这种纯粹的有却是无的状态。反正不管怎样，内容都必须保密。她是位医生。医疗伦理。严格地限于他们两人之间。“你当时想什么？”“什么也不想。”“你应当有想法。”“没有。”“什么时候你上车的？”“天黑以后。”“你吃过晚饭没有？”“没吃晚饭。”“你认为你为什么要上车？”“我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去逮住他。”“逮住谁？”“犹太人。犹太教授。”“你为什么要那样做？”“逮住他。”“因为你非做不可？”“因为我非做不可。”“为什么你非做不可？”“肯尼。”“你打算杀死他。”“哦，对。我们大家。”“那么，是有计划的。”“没有计划。”“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对。”“但没有计划。”“没有。”“你是不是以为你回到了越南？”“没有越南。”“你眼前回闪过过去的景象吗？”“没有回闪。”“你认为你是在丛林里吗？”“没有丛林。”“你以为你会感觉好些吗？”“没有感觉。”“你想着孩子们吗？这是报应吗？”“没有报应。”“你肯定吗？”“没有报应。”“那个女人，你告诉我，杀死了你的孩子，‘一个吮吸阴茎的婊子，’你告诉过我，‘杀死了我的孩子’——你是在企图报复她，为那件事复仇吗？”“没有复仇。”“你感到压抑吗？”“不，没有压抑。”“你出门去杀死两个人和你自己，而你不感到愤怒？”“不，不再感到愤怒。”“先生，你上了你的卡车，你知道他们会在什么地方，你朝他们的前灯直冲过去。可是你现在试图告诉我你没有打算杀死他们。”“我没有杀死他们。”“谁杀死了他们？”“他们自己。”）
“快完了吧？”莱斯说，“我要出去。我不开玩笑，伙计们，我真的要出去。吃饱了。吃不下了。我感到要失控。我吃饱了。你说我可以离开的。我要出去。”
只顾开车。他所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有计划同时也没有计划。知道同时也不知道。另一辆车的前灯越来越逼近，随后消失了。没有相撞？OK，没有相撞。一等他们歪到路边，他便改换车道，径自往前驶去。他只是继续开车而已。第二天早晨，他等着和修路队一道出工的时候，在镇上车库里听到别人议论这件事。大伙都已经知道了。
“没问题，”路易说，看着契特开始在莱斯盘子上堆菜，“你不需要饿。那不重要。”
没有相撞，所以，虽然他有一点感觉，却不知细节，当他开车回到家，走出卡车时他并不肯定发生了什么。对他来说登峰造极的日子。十一月十一号。老兵纪念日。那天上午他和路易一起——他和路易一起到墙那儿去了，那天下午他从墙那儿回到家，那天晚上他出门去杀死所有的人。是吗？不能断定，因为没有冲撞，但从治疗的角度看，仍然是了不起的一天。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疗效更显著。现在方才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宁静。现在肯尼能够和他对话了。和肯尼肩并肩地射杀，两人都打开全自动开关，只听海克特，队长，厉声下达命令：“拿好你们的东西，我们冲出去！”突然肯尼死掉了。就那么快。在一座小山包上。遭到袭击，撤退——肯尼死掉了。不可能。他的战友，也是个农场上长大的孩子，相同的背景，只是来自密苏里，他们将共同经营牛奶场，一个在六岁看着父亲死去、九岁看着母亲死去的小伙子，被叔叔收养，他爱他叔叔，老是谈论他，一名成功的牛奶场主，拥有相当大的牧场——一百八十头奶牛，在挤奶厅的一边就有十二台机器同时给六头牛挤奶——而肯尼的脑袋不见了，他死了。
“不饿。”
似乎莱斯此刻正和他的战友交谈。向肯尼表示肯尼并没有被忘记。肯尼要他那么干，他干了。现在他知道无论他干什么——即使他连是什么都不清楚——他都是为肯尼干的。即使他的确杀了人，去蹲大牢，也没有关系——不可能有关系，因为他已经是个死人了。这就是为肯尼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和他两清了。知道现在肯尼没事了。
“你是要契特放些在你盘子上呢，还是你想自己动手，莱斯？”
（“我走到墙面前，他的名字在上面，却只有沉默。等了又等，等了又等。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听不见任何声音，没有任何感觉，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肯尼有问题。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不知道是什么。但他不会就那样离开我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给我留下只字片语的缘故。因为我为肯尼做得还远远不够。现在呢？现在肯尼没事了。现在他可以安息了。”“而你还是个死人吗？”“你是个什么东西，笨蛋吗？哦，我跟你说不通，你这个笨蛋！我那么做就因为我已经死掉了！”）
“吃起来更好！”
第二天早晨，第一件事，他在车库里听到的就是她和犹太人遇上车祸。每个人都揣测她正在吮吸他，他失控，他们偏离路面，冲过护栏，越过河堤，车头首先落入浅浅的河水之中。犹太人失去对车子的控制。
“看起来不错！”
不，他并不把这事和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当时不就是开车出门吗，完全处于一种不同的心态之中。
现在它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饭菜。饭菜痛苦。虾仁牛肉捞面。蘑菇鸡片。麻辣牛肉。回锅肉。肋排。米饭。米饭痛苦。蒸汽痛苦。气味痛苦。摆在那儿的一切都被认为是用来拯救他免于死亡的。将他和过往的男孩莱斯相衔接的。这便是循环往复的梦：农场上那个没有破碎的小伙子。
他说：“是吗？出了什么事？谁杀了她？”
这次，一看到侍应从厨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他们点的其他的饭菜，契特和伯波卡特便立即起身，朝那个笨嘴拙舌的黄脸皮迎上去，让他连抬腿朝他们的餐桌走过来的机会都没有。
“犹太人杀了她。开出路面。”
“唔，唔。”契特说，而伯波卡特正愉快地自愿履行着把莱斯的汤一扫而光的任务。
“她很可能正趴在他身上。”
“还有什么人吗？”路易问，“还有什么人可以讲讲他的第一次吗？”
“人家都这么说。”
“一切正常，”路易对亨利大声说，“饭菜好极了。棒极了。所以我们又来了。”然后他对侍应说，“听我的指挥。”随即他放低手杖，重新就座。契特和伯波卡特收拾起空盘子，走过去，堆在侍应的托盘上。
就这样。对这事也没有任何感觉。还是没有感觉。除了他的痛苦。为什么他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那么痛苦，而与此同时她却能够继续在那老犹太人身上干吮吸的勾当？他才是承受痛苦的人，可现在她倒好，一走了之。
现在亨利插手了，很显然。这位身材细长、瘦削、面带微笑的亨利，穿着牛仔裤、花哨的衬衣和运动鞋，又是斟茶倒水，又是老板的年轻人，在门口盯着莱斯。微笑着，但同时又盯着。那人是个威胁。他堵住出口。亨利必须让开。
不管怎样，他在镇上车库里啜饮早晨的咖啡时，事情在他看来就是这样的。
剥豌豆的女人已经停了下来，甚至不用莱斯站起来走过去告诉她们如何停止。
当每个人都起身向卡车走去的时候，莱斯说：“我看星期六夜里那音乐再不会从那幢房子里传出来了。”
“你待在那儿，”路易对侍应说，“待在那儿。我们把空盘子送过去给你。你别过来。”
诚然，如同有时所发生的那样，没人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他们照样哈哈大笑，并且在笑声中开始了又一个工作日。
“别动！”只听莱斯大吼一声，路易已再次站了起来，此刻，活像马戏团的驯狮员——面对莱斯，莱斯浑身紧绷，准备发飙，对付侍应——路易用手杖指点侍应退回原位。
如果她表明自己的住址是在西马萨诸塞州，那么她订阅《纽约书评》的同事就会根据广告追踪到她的头上，特别是如果她进而描述她的长相和列出她的学术证书的话。然而如果她不明确地说出她的住址，她很可能到头来在半径为一百，两百，甚至三百英里的范围内都别想得到任何人的回应。既然在她研究过的刊载在《纽约书评》上的私人广告里女人所披露的年龄都比她本人的要大到十五乃至三十岁不等，她怎么可以径自暴露她自己的正确年龄——准确地描述她各方面的情况——而不引起怀疑，她不是隐瞒了什么非同小可的事，便是曾犯下什么过错，一个女人声称自己如此年轻，如此迷人，如此富有学养，以致感到大有必要通过私人广告征寻一位男友？倘若她用“满怀激情”形容自己，可能立即被那些色胆包天的人解释为故意挑逗，认为言下之意是“不检点”或更糟，于是信件便会如雪片般地飞进她的《纽约书评》信箱，而写信的都是她根本不屑一顾的男人。但倘若她做出一副女学者的派头，显出性欲绝对比不上她在学术、学位及知识方面的追求，她就肯定会鼓励那种过于阴柔的类型向她示爱，而她却是能够和一个她能信任并托付的性爱对手竭尽颠鸾倒凤之能事的。倘若她将自己描述为“漂亮”，她就把自己和一种模棱两可、来者不拒类型的女人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倘若她直截了当用“美丽”形容自己，倘若她敢于坦诚地启用这个在她情人眼里从未显得过分的字眼——他们曾称赞她华美夺目（如同在“华美夺目！你有一张像猫咪的脸”中所说），光彩照人，令人惊叹——或倘若，为了在一篇只有大约三十个字的广告文里求得精确，援引近似于她的长辈注意到的她与她父亲总是喜欢大加赞赏的莱斯利·卡伦之间有相似之处的说法，那么除非是个自大狂，否则谁都会害怕得退避三舍，或者拒绝把她当做知识分子加以严肃对待。如果她写道：“随信附照片一张，将十分感谢。”或，简单地，“请寄照片。”那可能被误解为她对漂亮长相比对智力、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更加看重；而且，她收到的任何照片都可能经过修饰，多年前的，或压根是个伪制品。要求寄照片来甚至可能恰恰让那些她心心念念想引诱的男人打退堂鼓。可是倘若她不要求照片，其结果便可能是她一路跑到波士顿，或纽约，或更远的地方，为自己找到的晚餐伙伴却是个根本不合适，甚至大倒胃口的人。而且大倒胃口并不一定单单出自于相貌的缘故。如果他专门说谎怎么办？如果他是个骗子呢？如果他是个精神变态者怎么办？如果他患有艾滋病怎么办？如果他粗暴、凶恶、已婚，或正在接受治疗，怎么办？如果他性情乖戾，是个她无法摆脱的人怎么办？如果她把姓名、工作单位给了一个跟踪狂呢？但，他们第一次会见时，她怎么能不通报自己的姓名呢？在寻找一个导向婚姻和家庭的严肃的、热烈的爱情时，一个爽朗、诚实的人怎么能在一开始便就如同她的名字那样基本的事实说谎呢？另外，种族怎么处理？她应不应当加上善意的劝诱“种族不重要”？但并非不重要；该是不重要的，应当是，完全应当是，倘若不是当年她十七岁时在巴黎遭遇的那场惨痛的失败使她坚信另一种族的男人是个行不通的——因为是个不可知的——伴侣。
就在这个时候，侍应动了一下——明显的是来取走空盘子。
她很年轻又充满冒险精神，她不想谨慎从事。他来自布拉扎维尔一个良好的家庭，最高法院法官的儿子——或者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在巴黎的楠泰尔当一年的交换生。他名叫多米尼克，她将他视为文学的精神恋人，与自己志同道合。她在一个米兰·昆德拉讲座上遇见他。他在那儿与她结识，讲座外，他们依然沐浴在昆德拉有关《包法利夫人》的心得体会之中，双双感染上了德芬妮兴奋地暗暗称之为“昆德拉病”的东西。昆德拉作为一名捷克作家，作为一名在捷克斯洛伐克伟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失败者遭受迫害，而被他们所推崇。昆德拉的嬉笑怒骂并不显得轻浮，一点都不。《笑忘录》是他们之所爱。在他身上有种值得信赖的品质。他的东欧性。知识分子不安分守己的天性。一切无不困难重重的观点。两人都被昆德拉的谦逊所折服，与超级明星的派头截然相反，两人对他思维的与忍受痛苦的精神气质深信不疑。所有那种知识分子的磨难——还有他的相貌。德芬妮深深爱上这位作家诗意的金牌赛手的容貌，在她眼里，是一种内心剧烈冲撞的外在标志。
四面八方都被即将到来的灾难所包围——痛苦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转变成进食？——莱斯努力压低嗓门说：“吃吧。”
在昆德拉讲座结识以后，和多米尼克分享的完全是一种肉体经验，她以前从未有过的，完全和她的肉体相关联。她刚和昆德拉讲座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她误把那种联系当成她与多米尼克的联系，一切发生得如迅雷不及掩耳。什么都不复存在，惟独她的肉体。多米尼克不理解她要的不仅仅是性。她要的是，不止被当做一块肉插在烤签上放在火上旋转，烧烤。可那却是他所做的——甚至也就是他所说的：旋转她，烧烤她。他对其他一切统统不感兴趣，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文学。放松以及关紧——这就是他对她的态度，她却陷了进去，无以自拔，然后那可怕的夜晚来到了，当她出现在他房间里时，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等候着她。并非她现在持有偏见，只是她意识到她绝不会如此误判一个她本民族的男人。这是她最严重的失败，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救赎仅仅在她和送她罗马戒指的教授交往时才迟迟到来。性，是的，美妙的性，但却是与玄学同在的。和一个举止沉稳，又不虚荣的男人发生与玄学同在的性关系。一个与昆德拉相似的男子。这便是她的计划。
“是吗？”伯波卡特说，“你不想吃这个？你不吃了？”
此刻，她独自坐在电脑前，天早已黑了，巴顿大楼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害怕离开办公室，害怕待在寓所里面对又一个连做伴的猫都没有的夜晚——她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她的广告词里加上，不论措辞多么微妙，一句实际含义为“惟有白人需要申请”的话。倘若雅典娜有人发现是她明确定下这么个禁忌——不，对一个在雅典娜学术统治集团内地位提升得如此神速的人来说，绝对不行。然而她别无选择，只有要求一张照片，虽然她知道——由于她尽可能周详地考虑到每件事，对一切都杜绝天真，并根据她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短暂的生活经验思考男人可能的表现——她知道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制止一个色情狂或变态者寄来一张经过设计的照片以达到误导的效应，特别是在种族的问题上。
“我汤喝够了。”
不，整个这件事都太冒险——同时还有失尊严——发广告求见一个她自始至终都没能在土得掉渣的雅典娜这么个地方的教职员中发现的对口径的男人。她不能做这种事，也不应当做，然而正当她思虑着一个女人对陌生人发私人广告以寻找一个合适配偶的不稳定因素，危险性，正当她思虑着为什么一位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向同仁们披露自己并非仅仅是一名严肃的教师和学者——暴露自己是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虽然完全符合人性，却是不可取的，可能被故意曲解，被用来贬低她——的同时，她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刚刚给系里的每位教师发去电子邮件，通报她最新的关于高年级论文题的想法后，正试图编纂一篇广告词，既使用标准的《纽约书评》私人广告栏中的陈词滥调，又能真实无误地呈现对她本人口径的评估。努力了一个多小时，她还是不能拟定一个令她满意的不太屈辱的文稿，即便是匿名用电子邮件发给刊物。
“莱斯，你有了汤，你的下一道菜正送过来。下道菜：这就是目前整个的世界。这就是一切。没别的了。你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尝尝回锅肉，就这样。”
麻省西部。二十九岁。娇小，热情洋溢，巴黎教授，深谙莫里哀，并且
“豌豆，”莱斯说，“那些是豌豆！”
聪明伶俐，令人艳羡的伯克夏大学教授，烹调圆形牛排与担纲文科系主任同样
“莱斯，我们在餐馆里。在餐馆里他们烹制豌豆。”
得心应手，
“我很冷静。我只是想知道——她们是不是打算继续干下去？有没有人能阻止她们？难道没有人能想出个法子？”他的嗓门粗起来，阻止他不见得比阻止那两个女人容易。
寻求
“冷静下来。”路易说。
严肃的单身白人女性学者寻求
“那两个女人干吗那么做？”莱斯问路易，“她们为什么不停下来？她们是不是非得继续干？她们是不是一整夜都要那么干下去？她们是不是准备一遍一遍地干个不停？有没有原因？什么人能告诉我原因？叫她们停下别干。”
单身白人女性耶鲁博士。出生巴黎的大学教授。娇小玲珑，学者风度，
他对自己反反反复复地说着“我要出去”这句话，得以使自己进入一种入定的状态，即便毫无胃口，也开始喝起汤来。咽下一小口肉汤，“我要出去。”这让他看不见侍应，这让他看不见老板，但不能让他看不见坐在靠墙一张餐桌边的两个女人，那两个女人正在剥豌豆荚，将去壳的豌豆放进锅里煮。三十英尺远，莱斯能嗅到她们在四只黄脸皮耳朵根处喷了的什么劣质花露水——对他来说就跟泥土地的气味一样刺鼻。以他那得以在黑黢黢的越南莽林中觉察到一名无声无息的狙击手没洗过澡的体臭的奇异的逃生威力，他嗅到那两个女人，开始失控。没有人告诉过他会有女人在这儿干那事。她们打算继续干多久？两个年轻女人。黄脸皮。她们干吗坐在那儿干那事？“我要出去。”但他动弹不了，因为他不能将注意力从那两个女人身上移开。
爱好文学，具有时尚意识深色头发女性寻求
此刻莱斯只想说“茶叶”，然后他妈的冲出去。可为什么他不说呢？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漂亮吸睛，严肃的学者寻求
侍应稍稍离开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捧着摆有他们五碗汤的托盘。契特和伯波卡特一下子蹦起来，拿到汤，端到桌上。
单身白人女性博士，法裔，常住马萨诸塞州，寻求
“呼吸，”路易说，“对。呼吸，莱斯。如果你喝完汤感到坚持不下来，我们就走。但你必须从第一道菜开始。如果你坚持不到吃完回锅肉，那也OK。但你得喝完汤。我们来制定一个暗号，要是你必须出去的话。在绝对没有回旋余地的时候一个你能给我的暗号。用‘茶叶’做暗号怎样？你只要说这两个字，我们即刻就出门。茶叶。如果你需要，这就得。但只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
寻求什么？随便什么，只要不是这些雅典娜男人——插科打诨的小男生，娘娘腔的老太太，胆小乏味的妻管严，专业老爹，他们全都那么忠心耿耿，又那么缺乏男子气概。她对他们为自己承担一半的家务而引以为荣的事实大为反感。无可容忍。“对，我得走了，我得接替我太太。我得和她分担换尿布的活，你知道。”当他们吹嘘自己是太太的好帮手时，她总要哆嗦一下。做就做呗，得，可别庸俗地挂在嘴上嘛。为什么要把自己当成与太太平起平坐的丈夫而当众大出洋相呢？只管去做，但闭上嘴巴。她的反感表现出她和她女同事之间的巨大差异，后者因为这些男人的“多情善感”而对他们崇拜有加。难道对自己老婆大加吹捧便是所谓的“多情善感”？“哦，萨拉·李是如此这般地这和那。她已经发表了四篇半文章……”多情善感先生不提到她的荣耀绝不罢休。多情善感先生谈到大都会博物馆的某次伟大展览时，断然不可不用下列开场白：“萨拉·李说……”他们要不盛赞自己的老婆，要不闷着头，一声不吭。老公沉默寡言，变得越来越郁闷，而她从来没有在别的国家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萨拉·李是个学者，找不到工作，而他，假如，只是勉强应付他的工作，他宁可丢掉工作也不愿让她以为自己吃了亏。甚至如果形势倒转过来，他成了那个不得不待在家里的人，而不是她，他甚至会产生某种自豪感。一个法国女人，即使一个法国女性主义者都会觉得这样的男人令人厌恶。法国女人智商高，性感，是真正独立的，倘若他话说得比她多，那怎么样，问题究竟在哪里？这些激烈的辩论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哦，你注意到了吗？她完全受制于她粗暴、权欲熏心的丈夫。”不，女人味越浓的法国女人，越要男人投射他的威力。哦，五年前刚到雅典娜的时候，她曾那么热诚地祈祷，以期能遇上一个威力四射、令人赞叹不已的男子，可是绝大多数年轻男性教职员都是那种依恋家庭、全然没有男子气概的类型，知识方面毫无进取心，平庸，一味吹嘘萨拉·李的老公们，她在给巴黎友人的信件中已津津有味地将他们纳入“尿布派”。
两个大块头，契特和伯波卡特，各坐在莱斯的一边。他们被路易指派为今晚的宪兵，知道倘若莱斯做出一个错误的动作他们应如何应对。斯威夫特坐在圆桌的另一边，挨着路易，后者直接面对莱斯。此刻，斯威夫特，用父亲可能用来教儿子骑自行车的循循善诱的腔调，对莱斯说：“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这儿来的情形。我以为我永远也不可能坚持到底的。你的表现真的好极了。我那第一次，连菜单都不认得。字母统统朝我游过来。我想我得破窗而出。两个家伙，他们不得不把我架出去，因为我坐不住。你干得挺不错，莱斯。”如果除了注意自己的双手抖得多么厉害之外，莱斯还能够注意到任何别的东西的话，他就会意识到他从没见过斯威夫特曾经有过不抽搐的时候。斯威夫特此刻既不抽搐，也不发牢骚。这就是为什么路易带他上这来的缘故——因为帮助别人吃完一顿中国饭菜似乎是斯威夫特在这个世界上做得最得心应手的事。只有在这儿，在和谐宫——别的地方则都不行——斯威夫特仿佛尚能有一会儿记得什么是什么。在这儿，你会只有最微弱的感觉，他曾经手脚并用地爬着过日子。在这儿，变得一目了然的是在这个痛苦的残障人身上遗留的一星星、破损的、曾经拥有的勇气。“你干得好极了，莱斯。你没问题。你只要再来一点茶，”斯威夫特建议，“让契特给你斟上。”
还有“帽子族”。他们是“驻校作家”，美国难以置信地自命不凡的驻校作家。很可能，在小小的雅典娜，她尚未见到其中最糟糕的，不过这两名就够呛的了。他们每周来上一次课，都已成婚，他们是主动找上她的，但他们绝无指望。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吃午餐，德芬妮？对不起，她心里想，我不感兴趣。她在昆德拉的讲座上喜欢他的原因是，他总是微微地有点阴郁，甚至有时有些褴褛，尽管如此，一位伟大的作家。至少她是那样看的，也是他身上她喜欢的东西。可是她肯定不喜欢，不能忍受，美国的“我是作家”的类型。这些人，她知道，在朝你看的时候怎么想，你的法国信心，法国时尚，法国精英教育，使得你的确非常法国，但你只是个教师，而我是作家——我们彼此并不平等。
“OK，莱斯，我们控制了局面。你可以放掉菜单了。莱斯，放掉菜单。首先你的右手。现在你的左手。好。契特给你合上。”
这些驻校作家，据她推测，花大量的时间筹措他们的头饰。是的，诗人以及散文作家都对帽子怀有一种异常的迷信，因此她在她的信件中将他们归入“帽子族”。其中一个总是打扮得像查尔斯·林德伯格，一身古老的飞行员装束，她无法理解飞行员装束和写作之间有什么关系，特别是驻校写作。她在写给巴黎友人的幽默信件中对此事进行过揣度。另一位是松软帽子型，不摆谱的类型——当然，完全是矫揉造作的——他在镜子前花八个小时把自己的穿着弄得漫不经心的样子。虚荣，不值一看，到现在为止已经结过一百八十六次婚，而且难以置信地自高自大。她对这一个与其说是恨，倒不如说是蔑视。然而身陷伯克夏山沟，对浪漫爱情饥渴难耐，她有时也会对帽子族生出爱恨交织的情愫，不知她应不应当把他们严肃地当做满足性欲的候选人，至少。不，她不可以，在她给巴黎写了那些信之后，不可以。她必须抵制他们，光凭他们竟敢鹦鹉学舌，试图用她的语汇跟她交谈。因为其中一个，年纪较轻的，稍微不那么自高自大的那个，读过巴塔耶，因为他对巴塔耶不多不少略知一二，又读过几本黑格尔，所以她和他外出过几回，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当着她的面如此迅速地使他自己丧失了性吸引力；随着他讲的每一个字——使用的是，以他的方式，她现在都不能确定是否是她自己的语汇——他将自己直截了当地从她的生活中开除了出去。
和谐宫是个幽暗的地方，沿墙三三两两地点缀着人工植株，大约共有五十张桌子顺着长形的餐厅排成几行。只有几张有人，而且离得很远，似乎没有别的顾客注意到刚才在餐厅尽头就餐的这五个人中发生的短暂的骚乱。出于谨慎，路易总是在一进门的时候就关照亨利给他们一伙人安排一个远离其他所有顾客的桌子。他和亨利以前有过同样的经历。
至于年长的那一号，既不酷，又身穿花呢服，“人文主义者”……嗯，虽然她在学术会议上以及发表的文章里都必须迎合潮流，按专业要求写作或演讲，但人文主义者却实在是她自身的一部分，她有时感到亲手将它出卖了，因此她被他们所吸引：因为他们固守本分，从来不变，因为她知道他们把她认作一名叛徒。她的课有号召力，但他们认为那种号召力只是时下的流行现象，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年长者，人文主义者，老式的传统人文主义者饱读经书，精神重生教师（她在心里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让她有时觉得自己十分浅薄。她的号召力他们加以嘲笑，她的学术成果他们不屑一顾。在教职员会议上他们直言不讳，你会认为他们应当那样；在课堂上他们敢于说出自己的感受，而同样你也会认为他们本该如此；结果，在他们面前她直不起腰杆。既然她本人并不对她在巴黎和纽黑文捡来的所谓叙述理论具有充沛的信心，内心里她也就土崩瓦解了。只是她需要那种语汇帮助她成功而已。独自在美国打拼，她要取得成功所欠缺的条件太多了！然而为了成功所做的一切努力无不带来负面效应，这使她感到自己越来越不真实，而将她的困境戏剧化地称作“浮士德交易”也于事无补。
“先生，先生——”路易大声招呼侍应，“先生，请你待在那儿别动，我们把点好的菜单送给你。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们会把菜单送过去给你的——你只要保持距离就行了。”但侍应似乎不明白，当他再次朝他们走过来时，路易笨拙但快速地起身，站立在他残疾的双腿上。“先生！我们会把点好的菜单送给你。给。你。好吗？好。”路易说着，重新就座。“很好，”他说，“很好。”对着侍应点头，对方一动不动地站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对了，先生。再好不过了。”
不时地她甚至觉得自己背叛了米兰·昆德拉，于是，默默地，当她独处时，她会在脑海里描绘他的形象，对他讲话，请求他的宽恕。昆德拉讲课的意图是将智力从法兰西的诡辩中解脱出来，将小说看作与人类生活、人性喜剧相关联的东西来加以讨论；他的意图是将他的学生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现代性的桎梏里解放出来，将他们身上被哺育的法兰西理论荡涤一空。倾听他的演讲曾经是巨大的慰藉，因为尽管她不断地发表文章和享有越来越高的学术声誉，她始终对使用文学理论应付文学作品感到力不从心。在她喜欢的东西和她应当推崇的东西之间——在她应当如何评论她应当推崇的东西和她如何对自己评说她珍视的作家之间——竟然会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以致她背叛了昆德拉的感觉，虽然并非她生活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有时也会变成近似于出卖了一位良善的、信任的、不在眼前的情人的羞耻。
“快叫这杂种侍应走开。”因为他眼角的余光已经察觉到某种动作。
惟一她经常与之相约外出的男人，说来奇怪，是校园里最为保守的人士，一位离过婚的六十五岁的男子，亚瑟·苏斯曼，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曾被提名任第二届福特政府的财长。他略显矮胖，略显拘谨，总是穿着西服套装；他痛恨肯定性的行为，痛恨克林顿，他一星期从波士顿过来一次，在这儿得到天文数字般的酬金，人们认为他将这地方，将小小的雅典娜放上了学术地图。女人们一口咬定她和他睡过觉，仅仅因为他曾经有权有势。她们看见他们偶尔在自助餐厅共进午餐。他走进自助餐厅，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直到看见德芬妮其神色才为之一变。当他询问可否与她做伴时，她说“您今天大驾光临，我们倍感宠幸”或这一类的话。他喜欢听她挖苦他，在某种程度上。午饭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德芬妮所谓的“真正的交谈”。他告诉她，政府拥有三百九十亿财政盈余，却不打算退还给纳税人一分钱。是老百姓赚的，他们应当把它花掉，他们不该让官僚们决定怎么使用他们的钱。午饭过程中，他详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保障应当交由私人投资分析家管理。他告诉她，人人都应当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投资。为什么有人信托政府筹划老百姓的未来，当社会保障返还你的只是个未知数，而那些投资股市的人却个个获得双倍的回报，或许还不止？他论点的核心始终是个人自主权、个人自由，而他始终不能理解的是德芬妮斗胆告诉这位从未上任的财长的话，对大多数百姓而言，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钱进行选择，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进行有深度的测算——对市场没有足够驾御的能力。他的模式，她向他解释道，是建立在激进的个人自由的理念上的，而后者在他的脑子里缩减为激进的市场主权。盈余与社会保障——让他激动不已的两大议题，自始至终都是他们讨论的热点。他似乎最恨的是克林顿将他心中之所想一律改换为民主党的版本。“好事一桩，”他对她说，“那个小矮子鲍伯·莱克(3)不在那儿了。他会叫克林顿花上几十亿美元让老百姓接受二度培训，以便接手那些他们一辈子也无法适应的工作。大好事，他总算离开了内阁。至少他们有鲍伯·鲁宾(4)，至少他们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家伙，知道尸体埋在什么地方。至少他和艾伦把利率保持在应有的位置上。至少他和艾伦(5)使得复苏继续进行……”
“回锅肉？给莱斯回锅肉。OK。莱斯，现在你只要集中注意力就行了，契特会给你倒茶。OK？OK。”
她喜欢他的一点是，他除了作为粗暴的业内人士对经济问题有所看法之外，碰巧也对所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了如指掌。更令人难忘的是，他熟知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部她向来为之倾倒、喜爱有加的文本。当他邀请她外出到大巴林顿进餐时，情况就变得更加浪漫，更具才情，绝非自助餐厅所能相比。进餐时他喜欢用法语跟她交谈。多年前被他征服的女性中有一个是巴黎人，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那个女人。德芬妮在他大谈特谈其巴黎艳遇或前前后后多桩感情事件时并没有像初出茅庐者似的张大嘴巴。关于女人他吹嘘不停，以一种要不了多久就让她觉得丝毫也不文雅的貌似文雅的语气。她不能忍受的是他误认为她对他所有的征服饶有兴趣，但她并不计较，只是略感枯燥乏味，因为除此而外，她为和一位聪明、自信、满腹经纶、人情练达的人共进晚餐而颇为高兴。吃饭时当他拉起她的手时，她会撂下话，自然非常委婉地，让他明白，倘若他以为将跟她上床的话，他便是异想天开。有时在停车场，他用双手合抱她，将她紧贴在身上，说：“我不能和你一次又一次地在一起，而不产生激情。我不能请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外出，和她谈话，谈话，谈话，什么别的也不做。”“我们在法国有句谚语，”她告诉他，“叫作……”“叫作什么？”他问，心里想着他也许可以从讨价还价中捡到一个新的好彩头。微笑着，她说：“我不知道。以后会想起来的。”随即温柔地推开他那搂着她身子的强壮得令人惊讶的胳膊。她对他是温柔的，因为这样做很有效果。她对他温柔，因为她知道他以为问题在于年龄。而事实上，她坐在他的车里往回开时向他解释道，这并非那么平庸的问题：而在于“思想框架”。“关系到我是谁。”她对他说，倘若没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句话让他两三个月里没有来找她，直到他下次在自助餐厅露面，环视左右寻找她。有时他夜深时给她打电话，有时在凌晨。从他的后海湾居所的床上起来，他想跟她聊性的问题。她说她宁可谈马克思，而这足以使得这位保守派经济学家望而却步。然而不喜欢她的女人们都一口咬定，因为他有权有势，她跟他睡过觉了。她们不能理解的是，尽管她生活惨淡孤独，她对成为仿佛是挂在亚瑟·苏斯曼胸口的小徽号似的情妇角色却不感兴趣。她也听说她们中有一个说她“这么过时，简直是对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拙劣模仿”。此话的意思是波伏瓦将自己出卖给了萨特——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结果成了他的奴隶。对这些观察她和亚瑟·苏斯曼共进午餐却把什么都弄错的女人来说，一切都是问题，一切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姿态，一切都是背叛——一切都是出卖。波伏瓦出卖，德芬妮出卖，等等，等等。德芬妮身上有种东西让他们脸色发青。
“我不管！”他之所以不管是因为这一切统统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他们点中国菜的这些伪装。这些都不是真正在眼前发生的事情。
她还有个问题。她不愿和这些女人反目。然而在哲学层面上，她和女人们的距离并不比和男人们的小。虽然她对她们就这一点直话直说是不谨慎的，但以美国人的眼光，这些女人却比她更是女性主义者。不谨慎，因为她们的态度相当排斥，似乎总是知道她的立场，总是怀疑她的动机和目的：她迷人，年轻，瘦削，自然而然地优雅时尚，她这么快地就爬得这么高，名声已远播校外，和她巴黎的朋友们一样，她不用也不必使用她们的陈词滥调（正是热切地使用这些陈词滥调，尿布派才得以去除刚性，变得略微柔软）。只有在发给科尔曼的匿名信里她才动用了她们的修辞，那不仅纯属偶然，还因为她当时思想负担过重，但，说到底，是故意的，为了隐瞒身份。事实上，她的思想解放程度与雅典娜的女性主义者相比毫不逊色，抑或更胜一筹：她只身离开自己的国家，敢于离开法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发表科研论文，一心想功成名就；像她这样孤身奋斗的女子，必须成功。她是完完全全的孤家寡人，自力更生，无家可归，没有祖国——孤独彷徨。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却经常感到凄凉地孤独彷徨。雄心勃勃？她碰巧比所有那些倔强地单打独斗的女性主义者加在一起还要雄心勃勃，但因为男人们被她吸引，而其中又有一个如同亚瑟·苏斯曼那样的名人，因为，为了好玩，她穿最精致的香奈尔上装和紧身牛仔裤，或在夏天穿吊带连衣裙，因为她钟情于开司米和皮革，女人们愤愤不平。她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去关注她们丑陋的衣着，所以她们有什么权利老是对她们认为她屡教不改的服装说三道四呢？她知道她们对她看不上眼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她们说她勉强尊敬的男人们盛传——这更让人受不了——她是个江湖骗子，非法的。她们说：“她在耍弄学生。”她们说：“学生怎么就看不穿这个女人呢？”她们说：“他们难道看不出她是个披着女人衣服的法国大男子主义者吗？”她们说她当选为系主任是因为山中无大树。她们还拿她的语汇开玩笑。“唉，当然，是她的语篇互文性的魅力给她赢得了信众。归功于她与现象学的关系。她是个如此出色的现象学家。哈——哈——哈！”她知道她们为了嘲笑她而说的这些是什么，然而她记得她在法国，在耶鲁，为了获取这类语汇而玩命的经历；她相信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她非得具备这种语汇不可。她需要了解语篇互文性。那就意味着她是个骗子吗？不！这意味着她具有难以归类的特质。在某些圈子里这可能被认为是她的奥秘所在！但在这个偏僻的破地方，仅仅具有一点点这种特质就惹恼了所有的人。甚至让亚瑟·苏斯曼都不高兴了。究竟为什么她连电话性爱都没有？在这方面也要当另类，当一个他们不能与之和解的什么东西，为此，他们折磨你。具备难以归类的特质乃是她这部成长小说的一部分，她一贯由于坚持难以归类性而活力四射，雅典娜无人理解。
“嗯，莱斯，我们有的要吃猪肉，有的要吃牛肉……”
有一个女性三人帮——一名哲学教授，一名社会学教授和一名史学教授——尤其逼得她几乎要发疯。对她充满敌意仅仅因为她不像她们那样老牛拖破车似的埋头苦干。由于她的时尚风度，她们便以为她没有读过足够的学术性刊物。因为她们的美国独立观与她的法国独立观之间的差异，她们便认为她勾引有权势的男性而对她嗤之以鼻。但她究竟做过什么引起她们的怀疑，除了她善于调度系里的男教员之外？不错，她是和亚瑟·苏斯曼在大巴林顿共进晚餐。那是否意味着她就不把自己当做他智力上平等的伙伴了？她心里从不怀疑自己与他平等的地位。她和他外出并不感到受宠若惊——她想听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法。她起初难道没有尝试和她们三位共进午餐，而她们的态度还能比当时更加倨傲吗？当然，她们不屑阅读她的学术论文。三人中没有一个阅读过她写的东西。纯属观念的问题。她们见到的是德芬妮在所有任职的男性身上施展她所理解的被她们辛辣地称之为“小小的法兰西风情”。然而她却一心想巴结这个三人帮，向她们倾诉她不喜欢法国风情——否则她会留在法国！她并不掌控男教员——她不掌控任何人。不然她为什么会独自待在这儿，成了惟一在夜里十点钟还枯坐在巴顿大楼办公桌前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星期，她不努力与这三个逼得她几近疯狂，令她无所适从的女人交结，但所有的尝试无不宣告失败，她即便施尽浑身解数，都不能使之着迷、将其智取或笼络。“三女神”，她在给巴黎的信中这么称呼她们，恶意地把“女神”一词拼作“油脂球”(6)。三个油脂球。在一些晚会上——德芬妮并非真正想出席的晚会——三个油脂球毫无例外地到场。当某位大牌女性主义知识精英莅临时，德芬妮至少想受到邀请，但从来没有过。她可以去听演讲，但从未被邀请出席晚宴。可是发号施令的地狱三女巫却总是有份的。
他使劲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再来一次。“你们大伙想吃什么？”
对她的法兰西化的不完全的反抗（同时又对她的法兰西化念念不忘），自愿脱离她的国家（如果并不是脱离她自己），陷入这三个油脂球对自己的蔑视之中，以致没日没夜地算计做出何种回应方可赢得她们的尊敬，又不会进一步模糊她的自我意识及导致她对自己原有的天然的女性属性的表达出现偏差，由于在必须如何对付文学以赚取功名，与一开始为什么走向文学，两者之间存在着的巨大落差，致使她不时深感羞愧。德芬妮惊愕不已地发现自己在美国竟然落到孤家寡人的地步。失去祖国，被孤立，遭冷落，对于生活中一切实质性的东西大感困惑，陷入迷茫渴望的绝望境界，身处将她定为敌人的一片喝骂声中。这都是因为她热切地追寻一种特立独行的生存方式。这都是因为她非常勇敢，拒绝接受别人对她的指令。她觉得似乎在她令人赞叹的、成就她自己的努力中，她却已经颠覆了她自己。生活中竟有如此卑鄙的东西，对她下这种毒手。其内心非常卑劣，满怀报复欲望，不按照逻辑推理，却根据敌意悖谬的心血来潮行事。敢于向你自己的活力交出你自己的一切，就等于落入一个老奸巨猾的罪犯的魔掌。我要到美国去充当我生活的主宰，她说；我将不按我家庭所限定的正统观念建构我自己，我要反抗这种限制，将豪情万丈的自我意识推向极致，表现出最优秀的个人主义——到头来她却以一场非她所能控制的戏剧收场。她最终一事无成。人人都有掌控事物的强烈动机，可是被掌控的却往往是我们自己。
“OK，”路易说，“现在我们来点别的菜。我们要不要伙着吃？会不会太多，莱斯，要不然你点自己的菜？莱斯，你想要什么？你要鸡、蔬菜、猪肉？你要捞面？面条？”
为什么仅仅想知道该怎么做竟会如此一筹莫展？
“好吧。云吞。”
德芬妮会完全陷入孤立，要不是系秘书，玛格·露兹，一个三十几岁，胆小如鼠，离了婚的女人，同样孤独，极其能干，害羞至极，心甘情愿地为德芬妮做任何事情，有时在德芬妮的办公室里吃三明治，最终成为系主任在雅典娜惟一的成年女性朋友。还有驻校作家。他们似乎恰恰喜欢她身上别人痛恨的东西。但她不能忍受他们。她怎么会这样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她又如何才能抽身？正如戏剧性地将她进退维谷的处境看做浮士德交易、不能提供任何安慰一样，她竭力试图将她左右为难的窘状想像成“昆德拉式的内心放逐”也无济于事。
“云吞。”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寻求。好，就这样，寻求。按照学生所说的去做——大胆干！年轻，娇小玲珑，女人味十足，漂亮，学术成就斐然的法国出生的单身白人女性学者，巴黎背景，耶鲁博士，麻省工作，寻求……？得，直话直说。不要隐瞒你真实的情况，不要隐瞒你真正的追求。一位美艳惊人、才华横溢、情欲超亢奋的女人寻求……寻求……明确地，不屈不挠地寻求什么？
“你们大伙想吃什么？”他这么问。莱斯。在这出豁出老命的戏剧里，他，莱斯，终于设法从混乱中挣脱出来，询问他们打算吃什么。
她现在急速地写起来。
“他不是侍应，莱斯。他名叫亨利。他是老板。莱斯，我们看汤。亨利，他是来查看一下情况的。看看一切是不是运作正常。如此而已。他不知道别的东西。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你的汤怎样？”
有骨气的成熟男性。无牵累。独立。讥诮。活泼。不唯唯诺诺。坦率。教育程度优良。具有嘲讽精神。魅力。深谙并热爱伟大的书籍。口才出众，直率。体格矫健。五英尺八或九。地中海肤色。绿色眼睛更佳。年龄不限。但必须是知识分子。灰白头发可以接受，甚至赏识……
“狗日的侍应。”莱斯说。
就在这时，只有在这时，这位受到热切召唤来到屏幕上的神秘男士终于凝聚为一张她认识已久的某个人的照片。陡然她的手停了下来。此番习作只是一次实验，尝试从禁锢的枷锁中稍稍放松一下，以便重新编写的广告词不会由于拘谨而过分稀释。然而她还是被她所不期而遇的东西，被她所不期而遇的人物惊呆了，情急中，她只想尽快地把这一百来个毫无意义的字词删除殆尽。同时她也思索着导致她加入这个丢人现眼的策划的种种原因及由于把失败当做福气，并且放弃摆脱两难困境的希望而蒙受的羞耻……思索着倘若她留在法国，她绝不需要这个广告，绝不需要任何广告，最不需要的是用广告找男人……思索着来到美国是她一生中最为勇敢的行为，但究竟有多勇敢，她当时却无从得知。她只把它当做实现抱负的下一步，而且并非不成熟的抱负，一个有尊严的抱负，获得独立的抱负，但现在她不得不面对后果。雄心。冒险。荣耀。到美国去的荣耀。优越感。出门远游的优越感。为了有一天，经过闯荡又衣锦还乡的快乐而离乡背井。离乡背井，因为我想要有一天回归故土听到他们说——我要他们说什么呢？“她成功了。她做到了。如果她做到那件事，她就什么都能做得到。一个体重一百零四磅、身高不足五英尺二英寸、二十岁的女孩，名不见经传，独自一人，独自一人闯荡江湖，她成功了。白手起家。无名之辈。功成名就了。”我要听见谁说这些话呢？如果他们说了，谁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美国的女儿……”我要他们说，不得不说，“她在美国是靠自己打拼获得成功的。”因为我不能造就一个法国人的成功，一个真正的成功，其中不带有我母亲及其笼罩万物的阴影——她各种学养的阴影，更为糟糕的是她家族的阴影，瓦林古尔家族的阴影，家族姓氏源于十三世纪受封于圣路易王的领地，至今依然遵从他们自十三世纪确立的家族理想。德芬妮恨透了所有族中的家庭，内省的纯粹血统，古老贵族，他们所有的人都想着一样的念头，呈现出一样的面容，分享一样的陈规陋习，谨遵一样的宗教礼数。不论他们有多大的抱负，不论他们如何督促子女上进，他们全都按照一样的祷文调教子女，调教他们仁慈、无私、纪律、信仰、尊重——并非尊重个人（打倒个人！），而是尊重家族传统。高居于智力、创造性，在脱离他们之后，个人深层次发展之上，高居于一切之上，是那愚蠢的瓦林古尔家族的传统！正是德芬妮的母亲体现了这些价值观，将它们强加在全家人头上，若是她惟一的女儿没有力量从少年时代起就尽可能地远离她，她一定已成功地将她从出生到坟墓套在了那些价值观的锁链上。德芬妮同辈的瓦林古尔子弟或陷入绝对的服从，或以可怕的令人不可理喻的方式造反，德芬妮要成功，二者皆不可取。从一个绝少有人开始复苏的背景中，德芬妮已成功地实现了独一无二的逃离。仅靠来到美国，上耶鲁，到雅典娜就职，她已经，在实际上，胜过了她母亲，后者做梦也不会想过离开法国——没有德芬妮父亲和他的钱，凯瑟琳·德·瓦林古尔在二十二岁上，几乎做梦也想不起离开皮卡第到巴黎来。因为倘若她离开皮卡第和她家族的要塞，她还会是谁呢？她的姓氏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离开是因为我想要获取一种没有人能够误解的功名，跟他们没有任何牵连的功名，属于我自己的成就……她思索着她得不到一个美国男人的欢心并非因为她得不到的缘故，而是因为她不能理解这些男人，她永远无法理解他们，而她不能理解这些男人的原因乃是她的英语不流利，以她引以自豪的流利程度，以她全部的流利，她居然不流利！我认为我理解他们，而且的确理解他们；我不理解的不是他们说什么，而是他们不说的一切，一切他们不说的。在这儿她只启动了她智力的百分之五十，可是在巴黎她却是对所有的微妙含义都能心领神会的。聪明伶俐在这儿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是本地人，便在实际上成了聋哑人……思索着她惟一真正懂得的英语——不，她真正懂得的美语——只是学术美语，几乎不成其为美语，这就是她不能深入其境，永远不能深入其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她永远也不会找到心上人，为什么这儿永远也不会成为她自己的家园，为什么她的直觉是错误的，永远是错误的，为什么她在巴黎当学生时享受的惬意的学术生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在她的余生中她对这个国家最多只能理解百分之十一，而对这些男人的理解则只会是百分之零……想到她全部的智力优势都被她的孤独彷徨所湮没……想到她已失去视觉神经末梢功能，只能看见正前方的东西，却不能以眼角余光见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她在这儿所具备的并不是一个像她这样有才智女性的眼光，而是一个平板、纯粹正前方的视野，一个移民或更换位置了的人，一个被误置了的人的视野……想着，为什么我要离家出走？因为我母亲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我放弃了属于我的一切，我熟悉的一切，把我造就成古灵精怪的一切，以致我现在变成了一堆稀里糊涂的东西。我所爱的一切我全部都放弃了。人家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国家由于法西斯的控制而无法生存，并非因为他们母亲的阴影……想着，为什么我要离家出走，我做了什么，简直无法想像。我的朋友，我们的谈话，我的城市，男人，所有聪明的男人。我能够与之交谈的自信的男人。能够理解我的成熟的男人。稳定、激情洋溢、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强壮、不受恫吓的男人。男人，合法又毫不含糊的男人……想着，当时为什么没人阻止我，为什么没人对我说点什么？离家不到十年，却仿佛已过了两辈子……想着，她依然是凯瑟琳·德·瓦林古尔·鲁斯的小女儿，并无一丝一毫的改变……想着，作为雅典娜的法国人也许在当地人眼中显得异乎寻常，却不会使她在她母亲眼里变得略微与众不同，永远也不会……想着，对，这就是她为什么离家出走，为了逃避她母亲的亘古不变的笼罩一切的阴影，这也是阻挠她回家的障碍，而现在她真正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左右为难，既非此也非彼……想着，在她奇异的法兰西风情下，她在自己的心里始终是她自己，所有异国风情的法兰西特色在美国却使她成为最可怜、最受误解的外国人……想着，她甚至比左右为难更糟——她身处流放之中，偏偏成了一个由愚蠢迫使自己舍弃母亲的焦头烂额的流放者——德芬妮疏忽了，没有留意，此前，在一开始的时候，她并没有将广告投递地址设为《纽约书评》，而是自动地设为她先前的收信者、她大多数信件的收取者——雅典娜语言文学系的十名教师。她先是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尔后，在她神不守舍、心烦意乱、百感交集的状态下，她没有揿下删除按钮，却在这小小的不足为奇的错误上，又加上一个小小的不足为奇的错误：揿下发送按钮。于是乎，这寻求科尔曼·西尔克复制品或摹真本的广告便无可挽回地发送了出去，并非发到《纽约书评》的分类广告版面，而是发到她系里每一位教师手中。
“OK，莱斯，你表现挺好。真的挺好，”路易说，“只要一次叫一道菜。到目前为止真的不错。现在我要你对付菜单。没别的。就这菜单。打开菜单，打开，我要你集中注意力看汤。你所要做的就是点个汤。你只要做这个。如果你决定不了，我们帮你决定。他们这儿的云吞汤棒极了。”
电话铃响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一点钟。她早已跑出办公室——跑出办公室时，心里只想着去拿护照，逃离这个国家——此时离她通常就寝的时间已过了好几个小时，突然电话铃响，报告她这个消息。她由于将广告当做电子邮件错发，并没有入睡，还在她的寓所里来回走动，扯头发，对着镜子唾骂自己，将头伏在厨房桌子上双手捂着面孔哭泣，仿佛是从梦中惊醒——至此精心设防的成年人的睡梦——她跳起来叫道：“不会有这种事！我没有干！”但谁干的呢？过去似乎总有人拼命设法压制她，无论如何都要清除掉他们眼里的她这个眼中钉，那些无情无义、她好不容易才学会如何防范的人。但今天晚上没有人可以指责：她自己的手挥出这毁灭性的一拳。
那几个字机械地重复——却成了他克服恐惧所需的巨大力量。他走过门口微笑的黄脸皮，到桌边就座，必须蹚过的血河。还有恐惧——令人精神错乱、无可抗拒的恐惧——微笑的杂种递给他一张菜单。杂种给他的杯子里倒水，太离奇古怪。给他倒水喝！他所有痛苦的根源可能就是那杯水。他感到一派疯狂。
狂乱地，在剧烈的狂乱状态下，她试图想出什么招数，任何招数，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但在她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望之中她可以想见的只是最具灾难性的弹道轨迹：时间飞逝，天色破晓，巴顿大楼的一扇扇大门打开，她系里的同仁一个个进入他或她的办公室，开启电脑，佐以早晨咖啡的芳香，在屏幕上发现，她绝对无心发出的寻求科尔曼·西尔克复制品的广告。她系里的成员读了一遍，两遍，三遍以后，再在网上一字不漏地转发给每一位讲师、教授、职员、办公室秘书和学生。
对莱斯来说，那块招牌就足以泯灭最微弱的希望火花。他做不到。他永远做不到。他会一败涂地的。
她班上的每一名学生都将看到它。她的秘书将看到它。不等到下班，校长就已经看过了，学院董事会成员也不无例外。即使她声称广告只是个玩笑，一个圈内人士的玩笑，为什么董事们就一定会允许玩笑的始作俑者继续留在雅典娜呢？尤其是在她的玩笑登上学生的报纸之后，而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当地报纸。在它被法语报刊收录之后。
中国餐馆坐落在布莱克威尔北面的边缘上，在门窗给木板钉死的造纸厂那头的公路沿线，背朝河。水泥块垒成的粉红色建筑又矮又长，前面有个大玻璃窗，其余一半的墙面涂成砖砌的花式——粉红色的砖头。许多年前是个保龄球馆。大窗户里面，特意做出中国风味的霓虹灯招牌忽明忽暗地闪烁着几个字母，拼出“和谐宫”的字样。
她母亲！对她母亲的羞辱！还有她父亲！他的失望！所有循规蹈矩的瓦林古尔的表兄妹们——他们的幸灾乐祸！所有那些可笑的保守的舅舅和可笑的虔诚的姨妈，共同维系历史的陈规陋习——这个消息将使他们大喜过望，在他们势利地相互靠拢坐在教堂里时！但假设她解释说，她不过是在实验如何把广告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全然不带感情色彩地玩弄私人广告，把它当成……当成功利性的俳句。没有用。太可笑了。什么都没用。她母亲，她父亲，她兄弟，她朋友，她老师。耶鲁。耶鲁！丑闻将传到她认识的每一个人的耳朵里，羞耻将无情地伴随她一生一世。即使用护照能往哪里跑？蒙特利尔？马提尼克？过日子的钱打哪儿来？不，就是到说法语的天之涯海之角，人家也不会允许她教书，一旦他们听说了她登私人广告的事。她为之精心策划、辛勤劳作的纯净、颇有声望的职业生涯，隔离绯闻、无可指责的脑力生活……她想到给亚瑟·苏斯曼打电话。亚瑟会为她出点子的。他可以拿起话筒，跟任何人谈话。他很坚韧，很精明，是她所认识的最为见多识广、处世最聪明、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像亚瑟这样有权势的人，无论多么正直，都不会受制于永远讲真话的原则。他会找到可以解释一切的对策。他会想到对策的。但当她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后，他凭什么要帮她的忙呢？他会想到的是她喜欢的是科尔曼·西尔克，而不是他。他的虚荣将主导他的思路，引领他得出最愚蠢的结论。他会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想：她朝思暮想的对象是科尔曼·西尔克，并不是亚瑟·苏斯曼，更别提尿布派或帽子族了，是科尔曼·西尔克。想像一下她爱上了科尔曼·西尔克，他将把话筒一摔，再也不理她。
一天晚上，共有五个人坐在路易的面包车里往布莱克威尔去，当时莱斯出院两星期还不到。首先是身兼父母、兄长、领袖的路易，光头，胡子剃得精光，穿着整齐，衣服都是新熨烫过的，头上戴着黑色越战老兵帽，手里拄着拐棍。因为他身材矮小，双肩下塌，大腹便便，又因为他用残疾的双腿行走，步履僵硬，所以看上去有点像企鹅。再就是那两个大块头，从不多话的：契特，离过三次婚的房屋粉刷工，原来是海军陆战队员——三个老婆都被这野兽般的庞然大物，愚钝的、扎着马尾巴的、从来都没有说话欲望的笨蛋吓得灵魂出窍——和伯波卡特，过去的步兵枪手，一只脚给地雷炸掉了，现在为迈达斯消音器公司干活。最后，是一个营养失调的怪物，骨瘦如柴，抽搐不停的哮喘病患者，嘴里已不剩几颗大牙，自称斯威夫特，在退役之后合法地更改了姓名，仿佛他不再顶着乔·布朗或比尔·格林或应征入伍时的随便什么名字，就可以在回老家以后每天早晨快快活活地从床上一跃而起。自从去过越南以后，斯威夫特的健康便几乎被各种皮肤、呼吸道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所摧毁，现在他正被一种对海湾战争老兵的敌视所吞噬，比起莱斯对他们的蔑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去往布莱克威尔的一路上，由于莱斯已经开始颤抖，并感到恶心反胃。斯威夫特越发抖擞起精神，填补那几个大个子家伙的沉默。他呼哧呼哧气喘吁吁的声音硬是不肯停下来。“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上不了海滩？他们一见到沙就在海滩上给打趴了？狗屎。周末武士，突如其来地，他们不得不领教一下真正的战争。所以个个都疲软疲软的——统统编在预备队里，不曾料过会轮到他们头上，嘿，偏偏轮到他们头上。他们没干特工算运气。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那也叫战争？四天地面战？他们杀死多少黄脸皮？他们不高兴因为没逮着萨达姆·侯赛因。他们就只有一个敌人——萨达姆·侯赛因。让我歇一下。这些家伙也没错。他们要的不就是不花力气赚大钱吗。一粒疹子。你知道我从奥兰治特工那儿得了多少疹子？我活不到六十岁了，而这些家伙还在为一粒疹子担心哩！”
重现。把当时的情景回想一下。试图获取充足的视角以做出理智的举动。她没有想发送。她写了，不错，但她不好意思发送，不想发送，而且并没有发送——然而电邮却走掉了。和匿名信相同——她没有想寄出，把它带到纽约，没有寄出的意图，而它却走掉了。可是这次走掉的是糟糕得多得多的东西。此刻她如此之绝望，以致凌晨一点二十分决定要做的理智的事情便是给亚瑟·苏斯曼打电话，不管他怎么想。亚瑟必须帮助她。他必须告诉她怎么做才能消除她已经铸下的大错。突然，正巧在一点二十分，她拿在手中给亚瑟·苏斯曼拨号的电话铃声大作。亚瑟打电话给她！
就好像他这二十六年来睡得还不够坏，在到中国餐馆之前的一星期他根本没睡觉。他一定给路易打了不下十五个电话，对他说他没法去，而其中不止一半是在凌晨刚过三点打的。但路易照样接听，让他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甚至表示同意，从头到尾耐心地喃喃着：“嗯，嗯……嗯，啊……嗯，啊。”但结束时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让他闭嘴：“你必须坐着不动，莱斯，尽最大努力。你只要坐着别动。不管你心里想什么，不管是悲伤，不管是愤怒，无论什么——恨也好，愤怒也罢——我们都会和你在一起，你得尽量坐着，不要跑出去，也不要动手。”“但那个侍应？”莱斯会说，“我应当怎样对付那个该死的侍应？我不行，路易——我会他妈的失控的！”“我来对付侍应。你只要坐着就行了。”不论莱斯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包括他可能杀死侍应，路易一概回答说他只要坐着就行了。似乎别的什么都无需做——坐着——就能阻止一个人杀死他最坏的敌人。
但说话的却是她秘书。“他死了。”玛格说，嚎啕大哭，德芬妮都听不清她说的是什么。“玛格——你没事吧？”“他死了！”“谁死了？”“我刚听说。德芬妮。太可怕了。我在给你打电话，我必须，必须给你打电话。必须告诉你这可怕的事。哦，德芬妮，时间很晚，我知道很晚了……”“不！不会是亚瑟！”德芬妮喊道。“西尔克院长！”玛格说。“死了？”“可怕的冲撞。太恐怖了。”“什么冲撞？玛格，出了什么事？在哪里？讲慢些。再讲一遍。你在说什么？”“在河里。和一个女人一起。在他的车子里。冲撞。”玛格现在已语无伦次，而德芬妮所受的惊吓如此之大，以致，事后，她回想不起是放下听筒，还是直接哭着冲到床上，还是躺在那里嚎叫着他的名字。
但对莱斯来说，那可不是慢慢来；对莱斯来说，仅仅到雅典娜去取外卖，他都不得不在福妮雅购买食品时坐在货车里等。倘若他走进去，一看见那些黄脸皮他就想宰了他们。“但他们是中国人，”福妮雅告诉他，“不是越南人。”“放屁！我才不管他们是他妈的什么东西！他们统统是黄脸皮！黄脸皮就是黄脸皮！”
她放下听筒，然后她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堪的几个小时。
但路易知道去一次意味着什么。“莱斯，现在是一九九八年了。是二十世纪末了，莱斯特。是你该开始面对这东西的时候了。你不会立刻就做到的，我知道，没人那样要求你。不过到了该制订你的计划的时候了，朋友。时间到了。我们不从墙开始。我们会慢慢地来。我们从一间中国餐馆开始。”
因为广告他们会以为她喜欢他？因为广告他们会以为她爱他？但他们会怎么想，倘若他们现在看到她哭得就像是他的遗孀似的？她不能闭上眼睛，因为当她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他的眼睛，他的那对瞪大的绿眼睛，轰然爆炸。她看见车一头冲出路面，他的脑袋往前方投射出去，在冲撞的那一刹那，他的眼睛爆炸。“不！不！”但当她睁开眼，看不见他眼睛时，她看见的都是她所做的一切，以及那将引发的嘲笑。她睁着眼看到的是她的羞耻，闭着眼看见的是他的崩溃，整个夜里痛苦的钟摆将她从一端推到另一端。
墙是路易的小宝贝。他操办一切：租用大巴，安排吃食，以他天赋的战友情，亲自呵护那些惟恐自己会哭得太厉害，或感到太恶心，或会突发心脏病而一命呜呼的伙伴。事先他们统统都会畏缩不前，说多多少少相同的话：“不可能。我不能去看墙。我不能到那儿去看见某某的名字。不可能。没法子。做不到。”莱斯就是其中之一，对路易说：“我听说你们上次的行程了。听说有多糟糕了。包车费每个人头二十五美元。说好包括午餐，结果大家都说午餐狗屎不如——不值两块钱。那个纽约家伙不肯等在附近，那司机。是吧，路易？要早早赶回，跑一趟大西洋城？大西洋城！操他狗娘养的，伙计。赶着做每件事，催着每个人，好在最后大捞一票？别找我，路易。他妈的没门儿。如果我非得亲眼看到两个穿老虎部队军服的家伙相互拥抱着哭泣的话，我会作呕的。”
她醒来时处于和她入睡时同样的极度紊乱的状态之中。她不记得她为什么发抖。她想是因为她做了噩梦的缘故。他眼睛爆炸的噩梦。但不，那已经发生了，他死了。还有广告——那也发生了。每件事都已经发生了，无可奈何了。我要他们说……而现在他们说：“我们在美国的女儿？我们不谈她。她对我们而言，再也不存在。”当她企图镇定下来，决定行动计划时，启动不了思维：只有错乱，恐怖引发的螺旋式上升的隐痛。早晨五点刚过。她闭上眼，试图入睡，将一切驱离，但一等她的眼睛合拢，便出现他的眼睛。它们瞪着她，随之便轰然爆炸。
路易·伯理若拥有他百分之百的军人联络网，他远离毒品，持续治疗已有十二年之久了，而帮助老兵，他说，是他获得治疗的途径。三十多年了，那里仍然有着许多越战老兵忘不了伤痛，因此他几乎每天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驾着他的面包车跑遍全州，领导老兵及其家庭的支持小组，为他们寻医问药，鼓励他们参加匿名戒酒者座谈会，倾听各种矛盾，家庭的、心理的、财务的，对老兵问题给予建议，并且努力把那些家伙送到华盛顿去瞻仰那面墙。
她穿衣服。她尖声叫喊。她走出家门，天刚破晓。没有化妆。没有饰品。只有她受惊吓的面孔。科尔曼·西尔克死了。
路易为莱斯参拜移动墙所做的准备和他为每个人所做的一模一样：在一个中国餐厅为他壮行，让莱斯和另外四五个伙伴一道吃中国饭，要多少次就安排多少次——如果有必要，两次，三次，七次，十二次，十五次——直到他能够完整地吃完一顿饭——从汤到甜点，所有上的菜——为止。其间衬衫没有给汗水浸透，手没有因为颤抖得厉害而握不稳勺子、不能喝汤，没有每隔五分钟就冲到外面去喘气，没有最后跑到卫生间去呕吐，没有躲在锁上的隔间里不出来，没有完全失控和出手狠揍中国侍应。
当她抵达校园时，一个人影都没有。只有乌鸦。时候尚早，国旗还没有升起来。每个早晨她总在北大楼顶寻找它；每个早晨，一看到它，便会在一刹那之间感到志得意满。她离家出走，她敢于这么做——她来到了美国！对她自己的勇气充满自豪，也为她了解这一切背后的艰辛而心怀感念。但美国国旗不在那儿，她也没有看见国旗不在。除了自己所必须做的，她别无所见。
当莱斯从退伍军人医院出来并和他的支持小组挂上钩，以便远离酗酒，不再让疯病发作，路易·伯理若为他制定的长远目标则是要他进行一次朝圣，去参拜那座墙——倘若不是那座真的墙，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那么参拜那座移动墙也行，等到它在十一月份抵达皮茨菲尔德时。华盛顿特区是莱斯赌咒发誓绝不会踏足的地方，因为他痛恨政府，因为他瞧不起那个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就睡在白宫里的逃兵役者。不过无论如何，要他从马萨诸塞州旅行到华盛顿也可能要求过高了一些：对于一个刚出院的人，乘坐大巴来来往往，经历的时间不免太长，耗费的感情不免太多。
她有巴顿大楼的钥匙，她走了进去。她走进她的办公室。她已做了这么多了。她犹豫着。她此刻在思索。OK。但她如何进得了他们的办公室去操纵他们的电脑呢？她昨天夜里就该这么做，而不是慌慌张张地跑掉。为了恢复她的自控力，拯救她的名声，阻止导致她身败名裂的灾祸，她必须继续思索。思索是她做了一辈子的事。她从一开始上学所受的训练还教过她什么别的吗？她走出办公室，沿着走廊前行。她的目的清楚了，她的思维也明断了。她将直接走进去把那删掉。她有权删除它——她发送的。她根本就没做那事。那不是故意的。她不负责任。它自己发出去的。但当她扭动每扇门的把手时，统统上了锁。下一步她试图用她的钥匙开锁，先是她大楼的钥匙，然后她办公室的钥匙，但两把都不行。当然它们开不了。昨晚也不会开得了的，现在也开不了。至于思想，她巴不得能像爱因斯坦那样思想，但思想也打不开这些门。
仅在三个月以后，当我得知这秘密，并开始撰写这本书时——是他从一开始就请求我写这本书的，不过并不一定是按照他的要求写的——我才觉悟到加固他们契约的基础结构是什么：他已告诉她他的全部故事。只有福妮雅一个人知道科尔曼是如何变成他自己的。我怎么会知道她知道了？我不知道。当时我就连这也不可能知道。现在更不可能知道。既然他们死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了。好也罢歹也罢，我只能按每个自以为知道的人的办法去做。我想像。我被迫加以想像。碰巧这是我谋生的手段。我的职业。是我此刻所做的一切。
回到她自己的办公室，她打开档案柜。寻找什么呢？她的履历。为什么要找履历？这是她履历的结束。这是我们在美国的女儿的结束。因为结束了，她把抽屉里所有悬垂的档案一把拉出来，扔在了地板上。整个抽屉都出空了。“我们没有女儿在美国。我们没有女儿。我们只有儿子。”现在她没有竭力让自己动脑子。相反，她开始扔东西。所有堆在她书桌上的东西，所有她墙上的装饰物——管它什么东西碎了？她努力了，她失败了。这是那些无懈可击的个人履历的结束，也是履历尊严的结束。“我们在美国的女儿失败了。”
在几乎两三分钟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或似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以致我没有返回座位，开始四下徘徊，起初像个梦游者，毫无目的地横穿散落着野餐者的草坪，又绕着音乐棚走了半圈，然后折回原路，向盛夏时分伯克夏风景可与东落基山媲美的地点走去。我听得见远处从大棚里传出的拉赫玛尼诺夫的舞曲，但除此而外，我可能完全是个独行客，深深地埋藏在层层叠叠的青山翠谷之间。我在草地上坐下，感到惊愕不已，无法解释我心里的想法：他有个秘密。这个沿着最令人信服、最可信的感情线索结构的人，这股具备强大历史背景的力量，这个善意地狡诈，温文儒雅，从头到脚都似乎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我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为什么是个秘密？因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秘密在那儿。而当他不跟她在一起时，也在那儿——正是这秘密才是他的磁力之所在。是某种不在场的东西起着哄骗的作用，一直是那东西吸引着我，那神秘的、非他莫属的、他单独攥在手心里的它。他将自己像月亮似的建构起来，世人只能看到他的一面。我没法使他全部显露出来。有一个空白点。我最多只能这么说。他们，一起，一对空白点。在她身上有个空白点，同时，尽管他摆出一副稳扎稳打的派头，如果需要，还是个顽固、目的明确的对手——愤怒的教授巨人，宁可拂袖而去，也不愿接受他们羞辱性的垃圾——在他身上的某处也有一个空白点，一个涂抹掉的，一个割除的东西，虽然我连猜测的头绪都没有……甚至都不知道，说真的，我是在企图剖析这预感，还是在动用想像力记录我对另一个人的无知。
她一面啜泣一面拿起话筒给亚瑟打电话。他将一下子跳下床，直接从波士顿驾车赶来。不到三小时他就会抵达雅典娜。九点钟时亚瑟就在这儿了！但她拨的号码却是贴在电话机上的报警号。她并不想拨这个号，就像她不想发送那两封邮件一样。她心里只有一个纯人性的求救愿望。
我从没见过科尔曼比他对我说谎时表现得更加郑重其事了：“那家酒店——对。我们一定要去的。我们会去的。但还是让我们请你吧。内森，我们这么讲，”说着突然慌张起来，一把抓住福妮雅的手，用头冲音乐大棚的方向示意，说道，“我要福妮雅听听拉赫玛尼诺夫。”随即便不见了，这对情侣，“逃走了，”如同济慈所写，“逃入了暴风雨之中(1)。”
她说不出话来。
“马达马斯卡酒店，”我说，“露天吃。怎样？”
“喂？”另一端的人说，“喂？你是谁？”
与福妮雅恰恰相反，科尔曼形神合一，非常专注，或者看上去如此。毫无瑕疵地如此。我明白他不想带福妮雅到外面和我或者和别的任何人共进晚餐。
她几乎说不出口。在任何语言里的最困难的两个字。自己的名字。无可简约的，不可替代的。代表她的一切。代表她过去的一切。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两个字。
我注意到她右手中指戴着一枚戒指，宝石呈乳白色。一颗蛋白石。我断定是他给她的。
“谁？哪位教授？我听不懂你的话，教授。”
福妮雅不再留意我们说什么。她朝远处的树冠望去。树冠在风中摇摆，但她仔细观望，仿佛它们正在说话似的。我突然意识到她在某个方面缺少什么，我并不是指参与闲聊的能耐。我指的是什么，我会明确说明的，如果我能够的话。并非智力。并非镇定。并非礼貌或体面——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那玩意儿扯掉。并非深度——肤浅不是问题。并非内心——你看得出她内心世界相当丰富。并非神志——她神志清醒，而且，以一种微微胆怯又傲慢的方式，表现出她的痛苦所赋予她的优越感。然而，她肯定有一部分缺席。
“保安吗？”
“好主意。对。一起吃顿饭。”
“大声一点，教授。对，对，我们是校园保安。”
“我想你哩，”我对他说，“也许哪天晚上我可以请你们二位吃饭。”
“快来，”她请求说，又一次她哭了起来，“立刻来。出了可怕的事。”
她穿着褪色的牛仔裤，一双麂皮便鞋——跟科尔曼一样——另外，衬衫袖子卷起来，是件旧的领尖带纽扣的、浅色底上有深色方格图案的衬衫，我认出是他的。
“教授？你在哪里？教授，出了什么事？”
更接近我的高度，而不是他的。精瘦且清寡。从那对眼睛里几乎探不出任何信息。绝对沉默寡言的面孔。性感？零。无处可见。出了挤奶厅，撩人的一切都关闭了。她设法使自己成为甚至别人在场都无法看见的人。动物的技巧，无论是猎食者或被猎食者。
“巴顿。”她又说一次让他听明白，“巴顿121，”她告诉他，“鲁斯教授。”
“这是福妮雅·法利，”他对我说，然后对她说，“这是内森·祖克曼。你们两个在奶场见过的。”
“什么事？教授？”
“你的想法跟我的不谋而合。”
“可怕的事。”
“我想我看见你了。”科尔曼说，虽然我不相信，但还是想，有什么更好的说词能让她不感到别扭呢？让我不感到别扭。让他自己不感到别扭。脸面上没有任何别的痕迹，除了那随和的、精明强干的院长魅力，看不出丝毫被我的突然出现而惹恼的迹象。科尔曼说：“布朗夫曼真有两手。我正对福妮雅说，他至少让那架钢琴折了十年的寿。”
“你没事吧？出了什么事？什么事？有人在那儿吗？”
我站在草坪上伸懒腰，让我的脊背多接受几秒钟阳光的温暖，然后再回到座位上去聆听拉赫玛尼诺夫。突然看见他们走回来——显然，他们远离大棚仅仅是为了绕场地转转，也许科尔曼要带她领略一下南面的风景——现在他们回来听乐队公开排演压轴的《交响舞曲》。为了了解我所能了解到的东西，我当时决定朝他们迎过去，尽管他们依然显出一副他们的事务属于他们自己的样子。我向科尔曼挥着手，边挥边说：“嗨，真巧。科尔曼，你好。”我堵住他们的路。
“我在。”
从后面十英尺开外的地方，我看着他们随着脚步拖沓的人群慢慢地沿着通道的斜坡，朝着阳光普照的草坪向上走去。科尔曼再次平静地对福妮雅说些什么，他的手放在她的肩胛骨之间，手掌抵住她的脊柱，一路导领她，边解释着他此刻正在解释的她不知道的什么东西。一到外面，他们便开始横穿草坪，显然是向大门和远处作为停车场的泥土地走去，我没有设法跟上。当我无意中向大棚方向回过头去时，看见，里面，在舞台灯光下，八把美丽的低音提琴整齐地排成一行，是音乐家们出去稍事休息前将它们横卧在那里的。为什么这也让我想起我们大家的死亡，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一个横躺的乐器的坟场？它们难道不能让我愉快地想起一群鲸鱼吗？
“没事吧？”
排演中又有一个间歇，当福妮雅和科尔曼这次起身，走出大棚时，我也这么做了。我等他们走到我前面，不能肯定如何面对科尔曼或——因为似乎我对他并不比周围其他任何人更有用一些——究竟要不要面对他。然而我的确想念他。而且我究竟做了什么了？那种对朋友的思念浮上心头，正如我们初次见面时，又一次，因为科尔曼身上的一股磁力，一种我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法找到有效途径写明白的诱惑。
“有人闯进来过。”
随后，布朗夫曼出场了。布朗夫曼，这头雷龙！嘹亮先生！布朗夫曼上场演奏普罗科菲耶夫，如此的速度，如此的气势，一下子便将我的病态挥出圈外。他上半身突出地粗壮，一股天然的气势由一件汗衫所伪装，似乎直接从马戏团信步走进音乐棚，在马戏团里他是大力士，钢琴在他手里仿佛是对他洋洋自得的高干大膂力的一个滑稽挑战。叶菲姆·布朗夫曼看起来不像来弹钢琴的人，更像来搬钢琴的伙计。我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这样对付钢琴，这个壮实得犹如小酒桶似的、满面胡茬的俄国犹太佬。我想，他结束以后，琴肯定得扔掉了。他把琴压垮了。他不让那架钢琴隐瞒任何东西。不论里头有什么，统统都得跑出来，举着手出来。当一切都跑出来以后，一切都公之于众以后，连同最后的最后的脉动，他本人起身，扬长而去，身后留下我们的救赎。洋洋得意地一挥手，他就不见了，虽然他以不亚于普罗米修斯的力量随身带走了他点燃的火，我们的生命此刻却变成不灭之火。没有人会死去，没有人——没有，只要布朗夫曼有话要说！
“闯进哪里？”
当观众重新鱼贯而入时，我开始，以看动画片的方式，想像着致命的疾病，正不知不觉地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拼命地忙上忙下：想像血管在棒球帽下堵塞，恶性肿瘤在烫过的白头发下生长，器官失灵、萎缩、关闭，千万亿的杀手细胞鬼鬼祟祟地将整个观众群押往前方不可思议的灾难。我无法使自己停下来。巨大的什一税——死亡正扫荡着我们所有的人。乐队、观众、指挥、技师、燕子、鹪鹩——设想一下从现在到公元四千年，仅在坦格伍德一地的数目吧。然后再用它乘以一切，数字翻倍。永无尽头的湮灭。什么念头！哪个疯狂者的构想？然而今天却是个多么可爱的日子，天赐良辰，一个完美无缺的日子，地点是马萨诸塞的一个度假点，本身比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更无害又漂亮。
“我的办公室。”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吗？人人皆知……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在一连串事件的无序状态之下，在莫测的变换、灾祸、前后矛盾、界定人类生命的令人震惊的阴差阳错现象之下，潜伏着什么？无人得知，鲁斯教授。“人人皆知”是陈词滥调的援引，是经验庸俗化的开始，正是人们在使用陈词滥调时的那种庄重又富有权威感的腔调最令人难以容忍。我们所知道的是，若以非陈词滥调的方式加以表述，人人都一无所知。你不可能知道。你知道的事情你也并不知道。目的？动机？后果？意义？我们所不知的一切令人惊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自以为知的一切。
“什么时候？教授，什么时候？”
因为他们在乐队休息的间隙中并没有起立活动筋骨，或四下走动，又恰好一台钢琴正被推上舞台——为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做准备——我也就留在了座位上。在大棚里有股微微的寒意，更像秋凉，而不是夏日的凉爽，虽然阳光璀璨，普照着大草坪，温暖着那些喜欢既听音乐又待在外面玩耍的人，一个多数由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夫妇、抱着幼儿的母亲和已经从大篮子中取出午饭开始野餐的家庭组成的比较年轻的观众群体。前面三排，科尔曼，头微微地倾向福妮雅，对她说着什么，静悄悄地，严肃地，但说的是什么，当然，我无从知晓。
“我不知道。夜里。我不知道。”
我想，科尔曼是否事先就他想要她如何举止对她进行过辅导。我怀疑，即使他进行了辅导，她会不会听。我怀疑辅导是否有其必要。我不禁设想他为什么决定将她带到坦格伍德来。仅仅因为他要听音乐？因为他要她听，并且看到音乐家现场演奏？在阿芙罗狄忒的保护下，以皮格马利翁的形象，在坦格伍德的环境里，退休的古典文学教授是否正引领执拗的违规的福妮雅进入有品味的文明化的伽拉忒亚的生活？科尔曼是否开始教化她，影响她——开始将她从她的另类悲剧中拯救出来？坦格伍德是否是通往使得他们的越轨行为稍显正统的旅程的第一步？为什么如此之急切？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当他们所有的一切，一起所做的一切，都已经逐渐演进超脱了鬼鬼祟祟、赤裸裸的原始状态的时候？为什么要大费周章，为什么即使只是企图，以“夫妻”形象四处转悠来使这种结盟正常化或合法化？因为公开化只会消减激情的强度。是否，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想要什么？驯化现在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否至关重要，抑或他们在这儿出现并没有上述的含义？是否是他们所开的一个玩笑，一个设计来刺激别人的行为，一个蓄意的挑衅？他们是否正偷着乐，这两头性感的兽类，或仅仅坐在那儿听音乐而已？
“你没事吧？教授？鲁斯教授？你在那儿吗？巴顿大楼？你肯定吗？”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曲子是一首优美的双簧管和长笛吹奏的神话故事，它的甜美令观众陶醉，当乐队结束他们的第一轮演奏时，从年老的观众中再次爆发出充满孩童般激情的掌声。音乐家们的确揭示了我们生命中最年轻、最天真的思想，对于非现实、不可能实现的东西的根深蒂固的渴望。这或许是当我扭头朝我以前的朋友及其情人张望时的想法，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是我自科尔曼从我视线中消失以来所想像的那般古怪或落寞。他们完全不像举止无度的人，福妮雅尤其是，她轮廓鲜明的扬基五官令我想起一间有窗却无门的狭小屋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人正跟生活较劲或正发动攻击——或进行自卫。也许独自一人，在这不熟悉的环境中，福妮雅不会显得如此地从容，但有科尔曼陪伴左右，她与背景的融合不亚于他。他们并肩而坐，不像一对亡命之徒，倒像一对已经取得他们自己最高度浓缩的平静感的夫妻，对他们的存在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诱发何种感觉与幻想统统无动于衷，更不要提在伯克夏县了。
犹豫。努力想一想。我肯定吗？肯定吗？“绝对肯定。”她说，此刻啜泣已失去控制，“赶快，求你们！马上赶来，求你们！有人闯进我办公室！一团糟！可怕至极！恐怖之极！我的东西！有人闯入我的电脑！赶快！”
音乐家们，即将从一群似乎是无忧无虑的度假者转化为一台强大、流动的音乐机器，他们各自就座，开始调音。这时，这对情人——高挑、面孔瘦削、金发碧眼的女子和匀称、英俊、灰白头发、不如她高却比她老得多，但仍然以轻快的体操运动员的步伐行走的男子——正朝我前面三排远、离我右边二十英尺的两个空位走去。
“闯入？你知道是谁吗？你知道谁闯入了？是个学生吗？”
当我到那儿时，彩排前的节目刚刚结束。一位活泼的讲解员，穿着运动衬衫和卡其布裤子，站在空着的乐队椅子前，向观众介绍他们刚才听到的那些曲子——用录音带为他们播放的小段拉赫玛尼诺夫，并且声情并茂地讲解着《交响舞曲》的“神秘、韵律的品格”。在他讲完以后，观众开始鼓掌，这时有人从两侧出来，揭开定音鼓，开始在乐谱架上摆放活页乐谱。远远地在舞台的一侧，又出现两名抬着竖琴的舞台工人。随后音乐家出场，他们一边三三两两地信步过来，一边相互交谈，个个都跟那位讲解员一样为这场排练穿着休闲装——一组双簧管手穿着灰色带风帽的运动衫，两名大提琴手身着褪色的李维斯牛仔服，小提琴手，不分男女，穿的似乎一律是香蕉共和国品牌的外衣。指挥架上他的眼镜——客座指挥，瑟吉厄斯·柯米希奥纳，一位年事已高的罗马尼亚人，身着圆翻领套头衫，一头白发，脚穿蓝色帆布登山鞋——孩子般懂礼貌的观众又一次鼓掌，这时我看到科尔曼和福妮雅沿通道走过来，寻找两个紧挨在一起的位子。
“西尔克院长闯入，”她说，“赶快！”
思考着这种启程时，在我脑海里盘旋的是否仅仅是死亡？死亡以及我自己？死亡以及科尔曼？或者是否是死亡以及一群人，一群尚能如同夏令营度假者似的在乘坐大巴车来来去去之中觅得快乐，然而，作为肉体凡胎，又是一个由敏感的肌肉和温暖的红色鲜血构成的实体，只被一层最为稀薄、最为脆弱的生命与泯灭相隔离？
“教授——教授，你在那儿吗？鲁斯教授，西尔克院长死了。”
当我走向一个我所瞟见的单人空位时——靠近舞台的寥寥无几的空位之一，尚未被人丢件运动衫或夹克以示预留——我继续思索着我们正一道向着某个地方进发，并实际上已经抵达，而且已将一切都丢在了身后……突然之间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准备聆听波士顿交响乐团排练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已。音乐棚底下是夯实了的褐色泥土地面，再清楚不过地提醒你，你的椅子植根于结结实实的大地；在这所建筑的顶端歇息着鸟类，它们的鸣啭在乐队演奏间隙的沉重的静默中传入你的耳鼓，燕子和鹪鹩忙碌地从山脚下的树林里飞过来，然后又嗖的一声飞走，没有一只鸟胆敢如此飞离挪亚漂浮的方舟。我们距大西洋西岸约有三小时的车程，但我却不能摆脱那种双重感觉：既置身于我所在的地方，又已被推了出去，与其他的老年公民一起，驶往一个未知的神秘水域。
“我听说了，”她说，“我知道，很可怕。”然后她尖叫起来，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怖而尖叫，想到他最后所做的，针对她，针对她的事而尖叫——这以后，德芬妮的一天便成了马戏团。
或许是由于我竟然迈出门槛四下走动而产生的奇怪感觉，那种成为一名社会人（或装出有社交性的人）的瞬间经验，或许是由于我突发奇想，将听众中老年人当作启程者，或被逐者，正济济一堂地等待乘着音乐的翅膀从无可隐晦、一目了然的老年人圈地中飘逝。无论如何，在这个科尔曼生命中最后夏日的风和日丽的星期六，音乐棚的确使我不断联想起曾经一度伸进哈得孙河的敞开式码头，犹如早在远洋轮还停靠在曼哈顿时的那种宽大的钢结构码头，此刻似乎从水中被抬了出来，巨大无比的身躯向北延伸一百二十英里长，被毫发无损地安置在开阔的坦格伍德草坪上，一次在群山环绕的新英格兰的高大树木和辽阔草原之间的完美着陆。
西尔克院长和一个雅典娜学院的清洁女工一起死在车祸里的惊人消息刚刚传入学院的最后一间教室，关于德芬妮·鲁斯办公室遭劫，西尔克院长仅在致命事故前几小时企图利用电邮制作骗局的传言便开始扩散。大家正为这一切不知该不该相信时，突然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案发现场情况的故事从镇上传到校园里来，更使大家如堕五里雾中。尽管细节令人发指，故事却据称来自可靠的源头：发现尸体的州警察的兄弟。据他称，院长失去对车的控制乃是因为，坐在他旁边副驾驶座上的雅典娜女清洁工，在他驾驶的时候，正在满足着他的需求。这一点，警察可以在撞毁的车子被发现并打捞出河水时，从他凌乱的衣着和她身体的姿势以及在车里的部位推断出来。
好吧，谈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个八月的星期六，由于孤独，我驾车前往坦格伍德，去听次日音乐会节目的公开彩排。距离我将车停靠在他屋外的那一天已过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怀念科尔曼，怀念曾拥有一位密友的经历，于是我想加入那小小的星期六早晨的听众群。他们已经占据了为彩排搭建的音乐棚的四分之一坐席。其中有来度夏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系的访问学生，但多数是年长的观光客，戴着助听器的人，拿着望远镜的人，乘大巴到伯克夏做一日游，翻阅着《纽约时报》的人。
大多数教职员，特别是与科尔曼有过多年私交的教授，起初都不愿相信这个故事，而且对人们将它作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津津有味地抱着不放感到义愤填膺——侮辱的残酷性使他们不寒而栗。然而，随着这一天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更多的有关闯入的事实，尤其是更多的关于西尔克跟清洁女工不正当关系的细节也浮出水面——众多的人曾经看到他们俩鬼鬼祟祟地在一起——以致教师中的年长者也感到越来越难以“坚守”——如同当地报纸第二天在人情专栏中所称——“伤心欲绝的否认”。
事实上，他撰写《幽灵》书稿期间与我交往，的确冒了很大的被揭露的风险，一个愚蠢的风险，在几乎六十多年以后，原来，在他以白人身份参加海军以前，是东奥兰治中学黑人学生第一名，来自默顿街男孩俱乐部的，在泽西周边参加业余拳击赛的有色人孩子；在仲夏时分将我甩掉无论如何是有道理的，即使我无法想像其中的原因。
此时大家开始记起两年前没有人愿意相信他把两名黑人学生称做幽灵；大家记起他如何在羞辱中辞职后与原来的同事绝交，如何对在镇上偶遇他的任何人态度无礼乃至粗暴；大家记起他大肆张扬地表达对与雅典娜有关的每件事和每个人的厌恶的同时，据说也设法和自己的孩子割席断袍……唉，甚至那些在当天一开始拒绝任何流言蜚语，根本不相信科尔曼·西尔克的生活竟会落到如此骇人听闻下场的人，那些老前辈——不忍心相信一个像他那样享有崇高学术地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教师，一位活力四射并影响深远的院长，一个迷人、生命力蓬勃、在七十岁依然老当益壮的男子，四个长大成人、极其优秀的孩子的父亲，竟然会丢弃一切他曾珍视的东西，陡然滑进一个遭唾弃的乖戾的另类的充满丑闻的死亡——甚至那些人也不得不面对紧接着幽灵事件之后所发生的彻底逆转，这一逆转不仅将科尔曼·西尔克送上黄泉路，而且也造成——不可原谅地造成——福妮雅残酷的死亡，那个不幸的三十四岁不识字的女人，现在人人皆知，他在老年将她纳为情妇。
当然，当时我并不了解他身世的真相——这，我也是在葬礼上明确得知的，所以我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猜想我们在艾丽斯生前的若干年里从未谋面，他不希望与我交结，是因为我自己是在离东奥兰治不过几英里的地方长大的，是因为我对那地区不只是一般的熟悉，可能非常了解，或非常好奇，以致动手细究他在泽西的根系。倘若我原来曾经是奇斯纳医生业余拳击班上的纽瓦克犹太孩子中的一个？事实上我的确是，不过那是发生在四六和四七年的事，当时西尔基已不再协助医生教授像我这样的孩子正确的站姿、步伐和挥拳，而是拿军人补助金上了纽约大学。
(1)出自济慈诗《圣亚尼节前夕》。
当我的电话得不到回应时，我自以为是科尔曼希望和我断交。出了什么差错了，我想，友谊突然中断时，人人都会作如是想——特别是一个崭新的友谊——我应当负责，倘若不光是为了说过什么不谨慎的话或做过什么不恰当的事深深地惹恼或得罪了他，那么就是因为我本身以及我的职业的缘故了。记住，是科尔曼先来找我的，因为他不现实地希望说服我写那本说明学院如何杀死他妻子的书；允许同一位作者窥探他的私生活恐怕是他现在最不想要的事了。我不知道除了下列的结论，我还能做何解释：他对我隐瞒他和福妮雅生活中的细节，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让他感到比他继续对我吐露心声要明智得多。
(2)比尔·克林顿在政坛上的绰号。
倾听着从路那边飘来的音乐，我并不孤单。
(3)指罗伯特·莱克（Robert B. Reich，1946—），曾任克林顿第一届内阁劳工部长（1993—1997）。鲍伯（Bob）是罗伯特（Robert）的昵称，下同。
他们现在是谁？他们是自身可能的最单纯的版本。个体的精粹。凝聚成激情的一切痛苦。他们也许都不再为事态发展成这样而感到后悔。他们安全地置身于厌恶之中，根本无暇他顾。他们已冲出曾经堆积在他们头上的一切。生活中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们，生活中没有东西令他们激动，生活中没有东西犹如此刻的亲热那样消减他们对生活的恨。这两个根本不相似的人、如此不协调地在七十一岁和三十四岁上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谁？他们是被告诫远离的灾难。和着汤米·道尔西的乐队和年轻的辛纳屈温柔的低吟，他们两人赤条条地直接舞入一场横死。世上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画上句号：这就是他们的做法。现在已没有办法让他们及时停下脚步。无可挽回。
(4)指罗伯特·鲁宾（Robert Edward Rubin，1938—），曾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任美国财政部部长（1995—1999）。
然而，他正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并没外出。我知道他在，因为在两个多星期里打电话一直不见回音后，八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天黑后驱车过去查看过。只有一两盏灯亮着，但，果不其然，当我绕过科尔曼家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时，车熄了火，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面——车停靠在起伏不平的草坪尽头的柏油路面上，从装有黑色百叶窗的白色木板房开着的窗户里飘出阵阵舞曲，那将他带回斯蒂娜·帕森身边和战后萨利文街地下室的调频台周六晚间节目。他在里面，正和福妮雅一起，相互保护着对方，不受任何外人的侵扰——彼此，对对方而言，包容了整个世界。他们在里面跳舞，很可能光着身子，超越人世的苦难，置身于一个植根于世俗欲望的非世俗的天堂里，在那里他们的结合是一出他们倾注生命中所有的愤怒与失望的戏剧。我记得他告诉我福妮雅曾在他们共度的一个晚间的余晖中对他说的话，其间他们俩已经交换过无数的话。当时他对她说：“这不仅是性。”可她却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不对。你都把性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是性。本来就是。别假装是别的什么把它给搅混了。”
(5)指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曾是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87—2006），任期跨越6届美国总统。
那个七月以后我在科尔曼还活着时只再见过他一面。他自己从没有告诉过我他上学院以及后来在学生会给他儿子杰夫打电话的事。我得知他那天在校园里，是因为有人看见了他——无意间通过一间办公室的窗口，那人是他过去的同仁，赫伯特·基布尔，当基布尔在葬礼上的致词即将结束时，暗暗提到曾见过科尔曼缩回到北大楼背阴的墙壁后，明显是为了某种基布尔不得而知的原因，将自己躲藏起来。我得知电话的事，是因为杰夫·西尔克，他在葬礼结束以后跟我说话时提了一下，但足以使我明白电话的内容根本不在科尔曼的控制之中。我是直接从纳尔逊·普赖姆斯口里得知科尔曼曾在给杰夫打电话当天早些时候造访过律师事务所，而那次访谈，和电话一样，以科尔曼厌恶地大发雷霆结束。在那以后，普赖姆斯和杰夫·西尔克都再也没有和科尔曼说过话。科尔曼不回他们的电话，也不回我的电话——原来他什么人的电话都不回——之后似乎还关闭了答录机，因为过不多久当我试图与他联络时，铃声只顾一个劲地响个不停。
(6)原文为法语，复数女神（Grâces）和油脂球（grasses）的拼法很像。